［内容提要］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决定性影响。苏联的每次改革 都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体制的效率，但各个时期改革的目标不同，效果不同，结果也不同。 从冒进的赫鲁晓夫到保守的勃列日涅夫，再到过渡性的安德罗波夫，最终，戈尔巴乔夫的激 进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

　　［关键词］ 苏联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它的解体和它的诞生一样，对世界历史进程有着较大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影响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学习、效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

　　苏联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几次改革。在苏联解体1/4个世纪的时候，回顾苏联改革历程，对于理解苏联解体无疑是有益的。

　　一、赫鲁晓夫——“冒失的”改革者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留下了一份令后人争论不休的政治遗产。如果从1924年列宁逝世算起，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30年里，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或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有时是高压的政治统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全国统一的意识形态。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如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动员式经济的条件下，在战后恢复时期以及在需要动员举国力量发展某种产业时，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明显的。苏联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军工综合体以及能源综合体都是在这种体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体制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1)经济决策缺乏民主，容易被唯意志论左右;(2)经济过程缺乏激励机制，忽视劳动者的物质利益;(3)忽视市场调节作用，否认商品货币关系;(4)容易产生行业利益集团等。

　　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在政治上开始纠正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批判斯大林的高压政治。这种政治纠偏行为是从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开始的。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或俄罗斯史学界所说的“大镇压”运动，几乎使家家都有被迫害者，人人自危。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内部会议上作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犯下大量罪行、背离“列宁的领导原则”。秘密报告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在苏联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但总体上，1956年6月30日以“秘密报告”为基础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被党内和社会大多数人接受了。从此，苏联开始了“赫鲁晓夫时代”。在政治领域，赫鲁晓夫时代是以“解冻”而闻名的。

　　在经济领域，赫鲁晓夫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农业及国民经济管理。

　　农业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物质刺激原则，使农业生产单位的收益与实际生产成果挂钩。正是由于缺乏物质利益原则，苏联农业生产不断下降。赫鲁晓夫对1953年以前的农业状况有一个评价:“1940年粮食收购量为22．25亿普特，而1953年仅为19．5亿普特，也就是减少了3．75亿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和实际工资的提高，谷物产品的消费量逐年增多……无论是粮食谷物，还是谷物饲料作物，出口需求量都在增加，但是由于粮食不足，1954年的出口量只好定为1．9亿普特(312万吨)，当时的出口需求量为2．93亿普特(480万吨)。”[2]

　　赫鲁晓夫认为，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1)集体农庄庄员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之间缺少物质上的利害联系，收购价格低;(2)违反了将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压制个人副业，对副业征收高额税;(3)农业生产计划高度集中，据说，集体农庄每年要完成一万项指标。

　　赫鲁晓夫在改善农业物质刺激原则方面作了尝试。在集体农庄里，人们开始掌握经济核算、成本、利润、工资等一些经济学概念。集体农庄在制定计划方面的经营自主权在扩大。1956年，集体农庄获得了更改章程的权利，而以前各种章程完全是上面制定的。此外，针对各家各户宅旁园地的税收大大减少，宅旁园地产品义务交售的制度被取消。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集体农庄庄员的生产积极性。

　　赫鲁晓夫另一项重要的农业改革措施是开垦荒地。开垦荒地是赫鲁晓夫时期最值得记忆的史实。最初几年，总共派出30多万名志愿者参加垦荒，基本上是年轻人。五年间，第一批垦荒者开垦了4200多万公顷土地。开垦荒地运动使粮食生产有很大增长。但是这项措施在苏联历史上存在很大争议。由于主观意志论的原因，开垦荒地运动发展到后来，在实施过程中不尊重客观规律。开荒环节经常急切而草率，使原本很高的土地肥力迅速降低;且由于谷物生产区距离消费区越来越远，加剧了本来就很尖锐的道路和交通问题。

　　总体上，赫鲁晓夫农业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比较显著的效果，1953—1958年五年间，农业生产增长了34%，[3]苏联集体经济从未有过这样的发展速度。

　　赫鲁晓夫时期，还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试验。主要内容是把以部门为主体的管理改为区域性管理，即从垂直管理转向横向管理。部门管理是一种集中化管理形式。这种体制的缺点是决策过于集中，忽视企业的自主性，对于一个部门来说，尤其对远离莫斯科的企业的管理非常困难。赫鲁晓夫希望通过扩大地方在管理中的权限来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落实这个改革设想的具体措施是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他希望借助这种方式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消除个别地区的部门壁垒，当时全苏联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都设立自己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俄罗斯70个、哈萨克斯坦9个、乌克兰11个、乌兹别克斯坦4个，其余各共和国各1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组建。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受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双重领导。国民经济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力，主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长期和短期生产计划，制定企业专业化计划、生产协作计划、经济行政区内部及同其他州和共和国相互供应原料和半成品计划;编制和实行物资技术供应计划”[4]。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评价赫鲁晓夫这些改革措施时指出，这些措施的确部分地改善了个别地区的经济状况。但是，实施过程中，在加强某些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同时，又往往破坏了另一些地区之间的联系。结果导致改革不过是官僚机构的改组而已。总之，面对苏联这样领土辽阔、资源丰富、地区差异巨大的庞大经济体，用一刀切的办法进行改革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后人对赫鲁晓夫经济改革也是颇多微词。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人民的住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大多数家庭从公共住房，即几家合住的房子搬入单独住宅。著名的“赫鲁晓夫式住宅”今天看起来虽然简陋些，但是在当时却是巨大的成就。最值得夸耀的是科技领域的成绩。以载人航天为标志的苏联科技发展成就令世界赞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变化，文学艺术得到发展。但是到赫鲁晓夫后期，他的个人唯意志论以及专断行为导致国家发展中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赫鲁晓夫最终下台，在历史上留下关于自己的颇多争议。赫鲁晓夫以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以自己搞个人崇拜结束，以批评斯大林独断专行开始，以自己的独断专行结束;他曾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口号，比如宣布1980年前“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等。

　　但是，人们对赫鲁晓夫停止了大镇压还是持感激之情的，甚至他下台的形式也与以往有巨大差别。正如他被罢免后对家人说的:“也许，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用一般表决的方式撤换我，如果是斯大林的话，就会下令把所有的人都逮捕。”[5]

　　二、勃列日涅夫——从改革者到守摊者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解除职务。列·伊·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掌管克里姆林宫。他在位的18年里，苏联社会和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演说中，勃列日涅夫首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宣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的重要性，再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从此，发达社会主义概念被肯定下来，成为苏联理论界研究的中心，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内容十分广泛、庞大的理论体系。

　　1977年，勃列日涅夫进一步阐述说，“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这个社会的宗旨是“依靠强大的先进工业，依靠大规模的高度机械化农业，把越来越充分地满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赫鲁晓夫关于到1980年“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冒进政策。

　　苏联经济体制所表现出的低效率问题，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了并始终在探索提高效率的办法。勃列日涅夫时期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在苏联被称为“柯西金改革”，而在西方则被称为“利别尔曼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采取市场调控的办法管理经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广泛利用物质刺激原则等。1962—1964年展开了一场关于经济问题的全民大讨论。改革的最初思路体现在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和国立哈尔科夫大学教授Е．Г．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和他给苏共中央写的《关于完善计划和工业企业工作的物质刺激》的报告。利别尔曼在自己的文章和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得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人的支持。利别尔曼的文章在媒体上掀起一场全国大讨论并促进了一系列经济实验的开展，这些实验验证了其所提出的建议的效果。

　　这场改革是苏共中央领导的，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发布的，包括:

　　1965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关于改善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定;

　　1965年10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定》;

　　1965年10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社会主义国有生产企业条例》;

　　1967年4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改进国民经济贷款和核算的措施以及提高贷款在生产中的刺激作用的决定》;

　　1967年4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有农业企业转入完全的经济核算制的决定》;

　　各行业主管部门都通过了将所属企业转入新的计划和经济刺激机制的决定。[6]

　　总体看，改革措施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撤销区域经济管理和计划机关，即1957年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企业成为主要经济单位;恢复行业工业管理体系，恢复全苏的、加盟共和国的、共和国的部委和部门;第二，削减命令性计划指标，由30项指标减少到9项;第三，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企业可以自主确定产品种类，利用自有资金投资生产，供销之间确立长期的合同关系;第四，赋予生产综合效率指标即利润和盈利以特殊意义，企业也可以利用利润形成各种基金——生产发展基金、物质刺激基金、社会文化基金、住宅建设基金等;第五，价格体系改革，实行批发价格以保证企业的盈利，同时实行长期有效的产品计划成本标准。

　　在农业领域，产品的采购价格提高50%—100%，超计划的收成按照优惠价格收购，降低农机设备和配件的价格，减低农民的所得税。

　　在苏联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期间，主要改革措施都得到具体实施。到1967年秋天，有5500个企业，占工业产值的1/3，其利润的45%都按照新制度运转。到1969年4月，3.2万个企业，占工业产值的77%，开始按照新制度运转。整个八五期间经济增长记录不断被打破。1966—1979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增长6．1%。一批大的经济项目得到落实，如统一电力系统、自动化管理系统、民用汽车制造业等。住宅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依靠企业资金社会文化事业也发展起来。工业生产规模增加50%。总共建设近1900个大型企业，包括陶里亚蒂的伏尔加汽车厂。[7]

　　因此，第八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历史上被称为“黄金五年计划”!

　　但是，这场改革没有进行到底，反而半途而废了。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由于出现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尤其是不敢触及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体制问题，“柯西金改革”没有解决苏联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这一实质性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日益暴露。究其原因:第一，理论上不能突破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的作用的传统认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还组织了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探索的批判，阻碍了对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探索。第二，“新经济体制”下仍然没有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有些企业并没有正确使用新机制带来的机会，甚至滥用改革提供的机会。加之政治体制内部各种势力相互争斗，改革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力，最终不得不中断经济体制改革。

　　勃列日涅夫后期，老人政治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希望改革、不希望变化，使历史上形成的问题不断发酵。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体制缺乏活力，缺乏创新能力，观念陈旧，既得利益集团不思进取。虽然经济结构问题因国际能源市场行情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潜伏着危机。出现所谓的“停滞”，正是苏联体制缺乏效率的具体体现。

　　勃列日涅夫走了，他为苏联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沉重的遗产。迄今为止，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矛盾的。有人怀念他，有人却把他当作马戏团小丑一样评论[8]……但是，他平静的去世却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三、安德罗波夫——神秘的改革家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在1982年11月12日召开非常全会。全会经过讨论，确定前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尤·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生于苏联斯塔夫罗波尔省纳古特斯科耶的一个普通家庭，参加过卫国战争;1962年起任中央书记;1967年至1982年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此前，他担任过驻外大使，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情况非常熟悉。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期间，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采取了严厉的监控措施。他也以反腐败而著称。

　　安德罗波夫比任何人都了解国内局势，无论是政治局势还是经济和社会局势，也了解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处境。他想改变这种状况，想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必要的改革。

　　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总书记不久，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问题》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要完善苏联民主制度必须摆脱官僚主义束缚，避免形式主义;根除一切禁锢劳动人民创造性和首创精神的东西。他还指出，为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就要探索新形式和新方法来发扬民主、扩大劳动者在生产和整个社会政治实践中当家作主的权利和作用。安德罗波夫对社会发展阶段提出了新的观点，指出苏联处于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这实际上是在“纠正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定位。

　　在实际工作中，安德罗波夫抓了两件大事:劳动纪律和改革试验。

　　抓劳动纪律成为当时苏联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当时甚至动用了强力部门的力量。比如在列宁格勒，民警在工作时间检查电影院、大商场以及其他人员聚集场所，检查身份证件，核实是否在工作时间外出游荡。有些单位领导也到商店抽查，看自己的员工是否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当局针对劳动纪律涣散的情况，连续颁发了几个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文件。劳动纪律涣散问题需要动用警力维持，这说明，依靠宣传教育已经不能解决人们的劳动态度问题，需要激励机制。

　　抓劳动纪律取得了一些成效。1983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增长6%，全年国民收入增长3.1%，工业生产总值增长4%。但是，安德罗波夫明白，仅仅依靠加强劳动纪律所获得的效果是暂时的，必须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管理办法。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还在反腐败领域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对党和国家机关也进行了一些清理，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领导者。

　　在经济领域，改革是从一些实验开始的。1983年6月通过了《劳动集体法》，规定企业、机关和组织的劳动集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根据苏联宪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行使广泛的权利。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在作出涉及有关企业、机关和组织的决议时，应该考虑劳动集体的意见和建议。[9]这个法律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这个法律，劳动集体成员可以参加讨论计划，参与制定集体合同，确定了企业劳动报酬基金的使用原则。1983年7月14日，政府又通过了《关于扩大工业生产企业在计划和经营活动中的权力以及加强它们对工作结果的责任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企业领导者在使用各种基金(首先是企业发展基金和科技基金)方面的权限，强化工资与实现产品总量的关系。1983年8月18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在国民经济中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的决定》。决定规定企业产品要经过质量检验，不合格产品将不被收购，明确了“加速战略(1985—1986)”。计划在1985—1986年大规模实施生产现代化。

　　这些文件确定了安德罗波夫改革的大致方向和内容，因此后来有学者说，戈尔巴乔夫是在继承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这种说法未必准确，因为安德罗波夫是在尝试着推进改革，并没有完整的改革计划。

　　1983年秋，安德罗波夫健康状况恶化，他的许多设想和构想没能实现。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享年69岁。他的改革构想和措施没有能够实现和取得预期效果。

　　四、戈尔巴乔夫——苏联制度的掘墓人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年迈体弱的康·契尔年科成为苏联和苏共领导人。72岁的契尔年科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没有独立掌管过一个部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过渡人物，恐怕连他自己都很清楚这一点。他在领导国家一年零五天后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

　　1982—1985年的四年时间里，莫斯科红场上接连举行了三次葬礼，全新的年轻化的领导人出现已经是众望所归。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内唯一年轻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和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年54岁。

　　戈尔巴乔夫走过了苏联官员最典型的从政之路。从共青团干部到党的工作者，从基层到中央，从抓农业到抓意识形态。

　　值得指出的是，在集中决策的体制下，决策过程越集中，个人的作用就越大。与此同时，个人的作用不仅受性格的影响，也受周围人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改革经历了从社会主义框架内的经济改革到放任市场和无政府主义，从针对官僚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从公开性到民族分裂，最后导致国家解体。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改革构想和措施。他的主要思路是在对内政策方面，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在对外政策方面，缓和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本文重点谈内政方面的改革。

　　重工业、能源和军工综合体是苏联经济的基础。这个经济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结构，也表现为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思维习惯和领导作风。因此构成了苏联经济体制的特点:动员型经济，结构畸形，效率低下，经济运转依靠行政命令和无微不至的计划。

　　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延续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想改革经济体制。1986—198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几个重要的经济改革法律和文件:《个体劳动法》、《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关于在新的经营条件下完善对外经济活动的补充措施的决定》。这些文件所规定的改革措施实施的结果不理想，不仅经济没有出现预想的增长，效率没有提高，而且出现相反的效果，经济下滑，经济生活中出现混乱，甚至开始出现危机迹象。对此，俄罗斯学术界的传统解释认为，这主要是亚美尼亚大地震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耗费大量财政资源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措施之所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主要是社会上出现了阻碍机制。他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作的《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中指出:“实际上……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机制，阻碍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种阻碍机制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民主设施运行中有许多缺陷，在于一些政治和理论原则过时了，不符合现实需求，在于保守的管理机制。”他认为，关键是旧体制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进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和特点可以归纳为:(1)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改变经济结构;(2)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3)让苏联共产党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些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取得相反的效果。

　　那么，苏联国家经济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问题在哪儿?

　　当时的根本问题是财政体制和消费市场的失衡。苏联国家内部通行的是特殊的财政政策，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在生产领域推行的是非现金货币(或称为虚拟货币)，货币的数量取决于跨行业平衡状况，由相互结算系统处理。实际上，苏联不存在金融资本和信贷利息(货币是不进行买卖的)。在消费市场，流通的是通常的货币，这部分货币是居民以工资、退休金等形式获得的。这部分货币的数量是严格按照实际商品和服务的总量调节的。这种财政体制运行的条件是严格禁止两个成分的混合，即严格禁止将非现金货币转变为现金货币。第二，卢布不可兑换原则。苏联的价格水平和规模与世界市场完全不同，因此卢布只能在国内通行，是类似票据之类的东西，居民凭这个票据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商品。因此，现金货币部分对外部世界是禁止的、封闭的，手段就是国家实行对外贸易垄断。

　　但是，1987年通过的《国营企业法》打破了对非现金货币的限制，允许二者转换。与此同时，从1987年1月1日起，苏联20个部委和70家大型企业获得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权利。一年后，苏联取消了对外贸易部，成立了对外经济联系部。新部门的主要业务是“为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合作社和其他单位进行注册登记”。1990年地方苏维埃也获得外贸权。于是，外贸企业和公司大量涌现，外贸秩序开始出现混乱。

　　根据《合作社法》，许多企业和地方苏维埃成立了出口商品的合作社，导致国内市场商品数量锐减。由于国内、国外实行完全不同的价格制度，许多商品的赢利率高得离谱，有时甚至达到1卢布获利50美元，因此有关企业的产品往往没出厂就被全部抢购一空。有些产品，如铝制器皿，变成废金属原料出售。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利润是按照下列原则分配的，以1985年为例，企业利润的58%上缴国家预算，38%留给自己，其中15%用于经济刺激基金(发奖金、补贴等)。1990年，企业利润分配发生变化，上缴国家预算45%，企业留成43%，其中40%用于经济刺激基金。这样一来，预算收入大幅度减少，职工收入增加1．7倍，而用于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几乎为零。[10]

　　此外，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和确定产品种类。其后果可以从下面的资料看出:1988年10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有关问题时，中央有关部门介绍说:“由于企业追求生产零售价格高的新商品，导致一些有需求的、但是价格低廉的商品停止生产，转而生产价格较高的产品，以便保证用价值衡量的生产规模的增长……这必然导致以实物表现的商品生产的缩减……有些企业，实物商品生产缩减20%—25%以上……”[11]

　　据苏联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按照合同价格销售商品的利润比平时的利润高两倍，比成本高60%。比如，丝绸的利润是81%，床单的利润是97%，袜子的利润高达104%。

　　经济改革既没有使经济效益提高，也没有使商品数量增加，更没有使管理体制得到改善。一切都按照原来的体制运转。

　　但是，改革措施引起的后果是改革设计者没有想到的，而且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依然沉迷于群众的赞誉并抱怨所谓的“阻碍机制”。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领导者显然低估了改变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复杂程度，认为只要按照过去的做法，下一道命令，事业就可以展开了。

　　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新旧体制的兼容问题。他没有认真研究改善新旧体制的关系，而是认为问题出在政治体制方面，问题在于苏维埃制度不民主，在于苏共本身。于是他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苏联和苏共政治改革的起点。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苏共以及苏联改革的方向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苏共地位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矛头是苏共在苏联的领导地位。根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改革的苏联苏维埃制度，人民代表将进行差额选举。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几乎是绝对差额，候选人不设名额限制。虽然选举结果仍然是苏共党员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但是在苏维埃内部和苏联社会上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他们只有250人左右，在人民代表大会2250名代表中占10%多一点，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苏共代表占绝大多数只不过是数量上的，苏共代表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信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苏共已经丧失了思想上的统一，而组织上的统一也只是形式而已。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苏联和苏共各种政治派别斗争的焦点是苏共的领导地位问题。当时争论的具体问题是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命运。所谓苏联宪法第六条，就是确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领导地位的有关条款。

　　1990年2月4日，反对派在莫斯科策划了20万人的抗议集会，集会的主要口号就是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内容是，“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共为人民而存在，为人民服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确定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确定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路线，领导苏联人民伟大的创造性活动，赋予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以计划性和科学性。所有党组织在苏联宪法框架内活动。”

　　在反对派发动取消宪法第六条集会的第二天，即1990年2月5日，苏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声明，必须设立总统制，同时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在苏联建立多党制。全会上，几乎所有发言的代表都否定戈尔巴乔夫关于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建议，但是，像以往会议一样，最后全体代表一致投票赞成戈尔巴乔夫的建议。

　　1990年3月12—15日，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倡议”，提出了“关于苏联宪法中关于苏联政治制度问题(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改和补充的苏联法律”草案。3月14日，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和补充”的法律。宪法第六条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入选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这是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取消不仅取消了苏共的法定执政地位，而且影响了整个国家政权的稳定、效率和国家统一，因为在苏联历史上，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政党，更主要的意义在于，苏共就是国家政权。取消执政70余年的苏共的领导地位，直至最后取消苏共，实际上就是取消国家政权。而在苏联，当时没有可以替代的管理机器，于是国家必然陷入无政府状态，陷入混乱。苏维埃联盟国家也是以共产党为核心建立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取消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的民族力量更加活跃，很快便从苏联国家的凝聚力量变为分裂力量，变为民族独立的活跃力量。这一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阵线的基本成员都是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精英，他们在剧变中成为民族独立先锋。此时，苏联的命运已经注定!虽然后来又发生“8·19”事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签署的停止苏联存在的“别洛韦日协定”，但是一切都是从苏共失去政权开始的。

　　戈尔巴乔夫从社会主义改革开始，到最后埋葬苏联社会主义，他想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最后却使国家经济崩溃;他想革新联盟国家，最后却使国家解体;他想把权力交给苏维埃，最后权力却落入寡头之手;他千方百计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最后却成为孤家寡人。

　　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人们有许许多多的看法和解读。实际上，笔者看来这根稻草应该是改革年代形成的利益集团。当利益集团掌握相当的资本，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或阶级时，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以及苏维埃国家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负担，是障碍，是威胁。

　　苏联解体1/4个世纪了。人们还在探索这个超级大国解体或顷刻间瓦解的原因。人们提的最多的问题是，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那么软弱，那么不堪一击?或许列宁的话可以部分解释这个问题。他说:“没有组织的群众不会有统一的意志……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12]但是，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进程中，不是一个人的背叛就能够解释一切——首先，背叛的不仅是一个人，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代俄罗斯精英大都是前苏共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者;其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个人的因素等。因此，研究20世纪末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仍是史学界的长期任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2][3][5]［俄］亚·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第93页，第152页。

　　[4]陆南泉《苏俄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4页。

　　[6][7][8]参见https://ru．wikipedia．org/wiki/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_реформа_1965_года。

　　[9]参见《Известия》，18/06/1983。

　　[10][11]参见http://anticomprador．ru－mif_ob_ehkonomicheskom_krizise_v_sssr．

　　[12]《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48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