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初期，欧洲局势的变化使斯大林开始偏重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定位苏联与资本主义大国的关系，试图加强苏法关系和建立苏法合作，防范和牵制德国未来可能进行的侵略扩张。1932年11月，法国和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在战争威胁增长的严峻形势下，苏联领导人确认集体安全是维护和确保本国安全的合适形式。1935年5月，苏法互助条约正式签订。但是，由于苏联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矛盾和差异，他们无法成为欧洲集体安全的真正同道者。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后，苏联认定西方国家试图祸水东引。由于希特勒把最后的侵略目标指向英法的盟国波兰从而使苏联在慕尼黑会议后逐渐处于一种能够左右局势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地位。1939年8月，苏联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议定书。这样，在欧洲即将爆发战争的紧要时刻，苏联从初始的集体安全转向最后的一国自保，完成祸水西推。斯大林做出这种选择的动机与苏联对外政策国家安全和世界革命的两大战略目标完全吻合。

　　【关键词】法西斯侵略扩张;集体安全;一国自保;斯大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作者简介】张盛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关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由谋求同西方国家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到最后转向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一直是二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虽然战争结束已经整整70年，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有关上述问题的争论却依然没有平息。

　　在苏联时期由官方出版的有关二战史和卫国战争史著作无一例外都是为苏联当年的这一行为辩护的。譬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前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任总编委主席的12卷本《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写道，“……苏联为了使欧洲国家免遭法西斯国家侵略和免遭世界大战已经竭尽所能。缔结相关的互助条约体系是苏联对外政策总计划的重要部分。只是英国和法国政府蓄意地和非常明确地拒绝集体挽救和平，他们顽固地试图挑动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迫使苏联政府违背自己的对外政策总计划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以便赢得时间”[1]。“……在1939年8月二十几日，由于莫斯科谈判被英法反动统治集团引入死胡同，苏联政府对德国建议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苏联政府同意与德国签订条约是被迫的，但却是当时局势下完全必要的步骤。……如果苏联继续拒绝德国的建议，他就可能会冒致命的风险。”[2]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2008年批准的专门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编写的12卷本《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俄罗斯官方对上述问题的最新观点。与苏联时期官方观点体系相比，该书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再以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以民族爱国主义的方法去考察当年的历史事件，因而它并不讳言先辈们当年行为的非道义因素，当然其主调仍然是赞扬的。2012年出版的该书第二卷《战争起源与爆发》在评价《苏德互不侵犯 条约》时写道：“虽然秘密议定书是当时的惯常做法，但是，该协定在道德伦理方面是很脆弱的。而且，道义和政治的对比关系，这是一个单独的和非常复杂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标准样式。此外，在国家生存处于险境的时候，不可违反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需要占了上风。”虽然语言晦涩和观点暧昧，但是透过作者这种弯弯绕的方式还是能够看到该书所要表达的如下观点：其一，签订秘密议定书是当时流行做法；其二，秘密议定书在道义上是有缺陷的；其三，秘密议定书属于道义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范畴，在当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四，国家生存高 于道德伦理。最后还是以国家利益赦免了秘密议定书的非道义性！

　　接着，该书大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苏联带来的巨大好处和收益：“这个条约在地缘政治上的好处是不容争议的：斯大林成功地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比西方民主国家能够给他的更多的东西。即使德国的威胁只是暂时地被削弱。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与反共产国际公约相悖的，它迫使日本放弃了对苏联的战争计划，这就暂时地消除了（苏联）两线作战的威胁。在苏联的西部边界出现了后来波罗的海国家、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与苏联合并的有利条件，更不用说 比萨拉比亚了。主要的战略好处与其说是在时间上——防止或者推迟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当时进攻尚未列入希特勒的作战计划），莫不如说是在空间上——用莫洛托夫的话说就是‘让德军远离’以前的苏联边界。苏联的地缘战略空间向前推进了约350千米，现在它确保了增加保卫国家所需要的防御深度的机会。……此外，出现了把德国侵略引向西方的希望，就《慕尼黑协定》对西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斯大林希望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一场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苏联对此可以袖手旁观。这里作者对斯大林深谋远虑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给人的感觉是斯大林为苏联挣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前面所说的道德瑕疵其实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普京总统也曾多次明确表达过他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2009年8月31日，普京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把《慕尼黑协定》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行对比：“毫无疑义，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谴责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引者注）。但是，须知一年前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同希特勒签订了众所周知的条约，破除了建立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统一战线的所有希望。”普京也承认苏德条约在道德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却更为强调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原因苏联所陷入的无奈困境：“今天我们懂得了，从道德角度看同纳粹政权任何形式的勾结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从实际结果看，它没有任何前景。可是，从当时历史背景看，由于西方国家拒绝了向他们提出的集体安全体系，苏联不仅单独面对德国，而且还面临两线作战的威胁——须知正是在1939年8月同日本人在哈桑湖的武装冲突在激烈地进行。”“当时苏联可能的西方盟国已经同德意志帝国签订了类似的互不侵犯协议并且不愿同苏联进行合作，后者将单独面对纳粹主义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这样情况下， 苏联外交认为拒绝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至少是不理智的。”[3]

　　但是，随着乌克兰危机造成的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普京似乎不愿再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非道义性。2015年5月10日，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普京强调，“苏联曾经做了很多努力以为共同抵抗德国纳粹主义创造条件，曾经多次尝试建立欧洲反法西斯集团。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尤其是，1938年在慕尼黑达成了移交捷克斯洛伐克某些地区的著名协定之后，一些政治家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当苏联意识到他正在单独面对希特勒德国的时候，他采取了旨在不允许发生直接冲突的措施，这就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就此而言，我赞成我们文化部长有关条约的意义就在于保障苏联安全的观点”[4]。

　　但是，在俄罗斯学者中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大有人在，他们揭露和强调了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含有避战、观战、趁势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等意图和动机，同时也指出了纳粹德国同苏联对外利益的相似性。

　　М.纳林斯基认为，同德国签订1939年互不侵犯条约就是为了解决势力范围问题。同时，“斯大林把希望寄托于发生将削弱两个交战国集团的 长期进行的武装冲突”[5]。

　　由С.斯卢奇编辑的有关二战的论文集强调了苏联签订条约时的扩张和避战动机：只是依靠有关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的约定，“克里姆林宫可以实现自己对边境一系列国家的对外扩张。一方面利用英国和法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利用希特勒的支持，斯大林决定在西面、西南面和西北面扩展边界，同时又置身于战争之外”[6]。

　　西方学者在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的观点也远非一致。大多数学者持揭露和批评立场，譬如，D.麦肯齐和M.柯伦在合著《俄国、苏联历史及其他》中认为：“斯大林显然把条约看作是一件外交杰作，它确保苏联免遭侵略，使苏联获得缓冲地带、分裂资本主义世界并使其相互斗殴，这样苏联就能成为欧洲的仲裁者。”[7]M.科特认为：“同德国的条约使斯大林赢得了重建被其大清洗所损害的军事实力所需要的时间，同时，可以使他等待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去相互殴斗和相互削弱。”[8]

　　但是也有对斯大林当时做法表示理解的，譬如，G.罗伯茨认为，“苏联政策的转变最早发生在1939年7月底，并在8月中旬开始获得真正的动力。此前的战术目标是确保同西方国家签订合适的协定。在1939年8月中旬之前，莫斯科的估 算仍然是反纳粹德国的联合而不是同希特勒的调和最适合苏联的安全。这种打算预示着要同英国和法国成功地进行三方联盟的谈判。当三方联盟谈判最终破裂时，斯大林才转而去同希特勒进行交易”[9]。

　　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周尚文等人的著作《苏联兴亡史》认为：“苏联是在战火逼近而同英法结盟又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出于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带有某种不得已的因素。”[10]青年学者陈晖专门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苏德关系，他在专著中评论苏德条约时一方面认为，西方有关该条约是“直接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性条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反苏的冷战思维的影响，或者是为西方的战略服务的”，另一方面他又大胆指出，“斯大林也对欧洲发生战争感兴趣，也就是说他非但不反对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反而热烈期待或加以推波助澜”[11]。

　　笔者曾经在2000年出版的《斯大林与冷战》一书中“斯大林体制与斯大林对外政策”序论里简要地论述过在30年代战争危机形势下苏联的选择及其结果。笔者指出：“就苏联而言，在30年代那种波谲云诡的复杂局势下，如何保障苏联的安全并在新的格局中占有牢固的地位确是一件颇费神思的事情。因为，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英国和法国，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德国，都是与之对立的力量。而且就军事实力来讲，苏联相对要弱一些。但是就现实而言，法西斯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侵略和进攻的锋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0年代初期苏联提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试图通过与英法联盟的方法来抵御当时威胁最大的法西斯德国，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由于苏联与西方长期的对立和敌视以及不同的对外利益，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和诚意，并且谁都不愿与咄咄逼人的德国迎面相撞。英法试图‘祸水东引’，苏联则想要‘祸水西推’。其结果在纵横捭阖的外交游戏中，英法的绥靖政策在1938年制造了一个试图填饱德国欲望的《慕尼黑协定》，而苏联所谓的‘集体安全’则顺势转变为‘一国自保’，于1939年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法西斯国家退避三舍的时候，只能是法西斯大行其道了。”[12]

　　本文将综合利用新旧文献史料，参考史学界已有成果，循着拙著《斯大林与冷战》提出的论题，考察和论述20世纪30年代苏联从试图构建欧洲集体安全到最后决定一国自保的历史过程。

　　一、苏联谋求欧洲集体安全的背景与意图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对外政策确立了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两大战略目标。世界革命战略源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他们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终将胜利，因此他们以推翻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为己任，并认为这是一项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相互支持的国际规模的革命事业。国家安全战略源于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其目标是要确保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堡垒”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强苏联的国际安全。按照上述目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他们在一战后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开始就是革命对象和反对目标。

　　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凡尔赛和约的设计者们（主要战胜国）按照旧时代的实力和强权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公正的和平结构。这一结构的重心和支撑点在欧洲，主导的核心力量是英国和法国。它压制了德国，排斥了苏联，剥夺了广大中小国家的应有地位，并且没有得到另一个处于上升势头的大国美国的有力支持。因此，这样一种和平结构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立的、矛盾的和不稳定的因素和成分。凡尔赛体系致命的弱点是它对德国的压制和苏俄的排斥。它使受到严厉处罚的德国和为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容的苏俄成了欧洲大陆的“弃儿”，从而也使他们成了凡尔赛体系的对立和破坏力量[13]。

　　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阻止西方建立反苏联盟和集团，动摇和打破凡尔赛体系所建立的以英法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样，战败的德国便成了苏联对抗英法等强权力量唯一可以倚重的盟友，苏德关系和苏德合作自然也就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正是出于对凡尔赛体系的共同憎恨，这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不相同的国家以拉巴洛条约为基础，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从1920年到1933年，苏联和德国的军事部门一直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1.在苏联建立兵工厂和试验基地，共同试制武器装备。许多德国的大公司和企业在政府的资助下，挂着合资企业和租让企业的招牌，在苏联设立了军事工业机构，试制《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飞机、坦克、重炮、弹药甚至化学武器。2.在苏联创办军校和训练中心，供德国培养军事专家和指挥员。如在苏联喀山建立坦克学校，在利波茨克建立航空学校。3.苏联红军的指挥员轮流到德国的军事院校学习。著名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等都曾到德国学习和研究军事理论、德军的组织管理和指挥训练等。4.相互观摩军事演习。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两国的军事合作基本结束[14]。

　　在和平主义思潮笼罩的西方，一心求和避战的英法等国政府惧怕布尔什维主义甚于纳粹主义，他们希望未来复活后的德国将扩张的锋芒指向东方和苏联，所以，他们对德国和苏联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1925年10月，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瑞士小城洛迦诺召开了有关欧洲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签署了《洛迦诺公约》，对凡尔赛体系进行了部分修正。按照公约规定，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承认由凡尔赛条约所确定的德国同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不可侵犯，并且承诺遵守凡尔赛条约有关莱茵非军事区的规定。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还承诺以仲裁或法律手段解决他们之间所有争端。英国和意大利充当条约的保证国[15]。该公约没有同时对德国与东欧国家的边界做出相同的保证，这显然不是无心的疏忽，实际就是暗示德国未来可以扩张的方向。西方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由此初现端倪。所以，《洛迦诺公约》引起了东欧国家和苏联的不安和惊恐。苏联认为，洛迦诺会议是“针对苏联所采取的一个步骤……公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帝国主义正在欧洲大陆进行特别的努力。在洛迦诺会议上已经着手建立由英国领导的针对苏维埃国家的国际联盟”[16]。

　　30年代是充满经济政治危机并且最终由危机走向战争的年代。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的演变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右翼集团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形势下，利用本国经济困难，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力图通过对外扩张和侵略的方法来摆脱困境。结果，意大利和日本的右翼势力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德国魏玛共和国政府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沉重打击下更加软弱无力，而希特勒的纳粹党打出消除《凡尔赛和约》不公的旗号，同时又许诺改善经济和消除失业，因而大获民心，在1932年国会选举中成为最大的党派。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总理，标志着纳粹政权在德国正式建立。

　　当纳粹德国在中欧崛起时，两边的西欧和东欧地区国家本能地感觉到对自己安全的威胁，西方国家担心纳粹德国以武力摧毁凡尔赛体系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苏联则忧虑一个扩张性的德国首先向苏联东欧方向强取“阳光下的地盘”。这样，西方国家和苏联联合起来防范和抑制德国可能的侵略便成了双方不得不考虑的一种选择。

　　西方国家内部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对纳粹德国威胁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与德国直接对峙的法国对德国的重新崛起极为敏感和担忧。无论是法国本身还是法国的东欧盟国——小协约国，都因地理位置可能首当其冲成为纳粹德国的攻击目标和对象。地处欧洲大陆之外的海上强国英国并无最先遭到进攻之虞。此外，英国传统上对欧洲大陆奉行平衡政策，不希望出现一强独霸大陆的局面。一个既受凡尔赛体系约束而又不太弱于法国从而能够平抑法国的大陆地位并且能够抵御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德国，那正是英国所乐见和期盼的。至于与欧洲一洋之隔的美国，一战后受国内 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束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对欧洲大陆的政治事务基本上漠不关心。西方国家很清楚纳粹德国的出现对文明世界将构成的严重威胁，但具体而言，也只有与德国毗邻并担忧其报复的法国最为忐忑不安。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西方国家与苏联的接近与合作首先是由法国和苏联开始的。英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常常消极旁观，而且一旦法苏接近在他看来走得太快时，每每发挥一种减缓和阻止的作用。

　　3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样也促使斯大林重新审视和考虑苏联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和优先方向。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苏联对外情报构 所获得的有关德国国内事态发展特别是纳粹党的对外方针的情报已经令斯大林感到担忧。从这些情报中可以看出，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国家都是德国想要侵略的地区。反对党纳粹党正在试图夺取政权并将对苏联安全构成最大威胁[17]。1931年，由苏联间谍传回的有关纳粹上层的情报表明，“如果希特勒执政，我国同德国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8]。也就是说，在希特勒上台前，苏联已经了解德国对东欧和苏联的侵略意图。

　　很清楚，对于苏联来说，20年代苏德关系的优先方向必须修改，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历史上俄 国同法国的那种传统关系。如果苏法关系得到改善，那么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前景和效果将是相当可观的。其一，借助法国的力量，可以有力地抑制德国今后向东欧苏联方向扩张的倾向；其二，借助于苏法关系，可以同诸如波兰和罗马尼亚等法国的盟国改善关系，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保障体系；其三，借助法国的影响，在时机成熟时加入国联，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包围，摆脱外交孤立，增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样，30年代初期，斯大林已经开始偏重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重新定位苏联与资本主义大国的 关系，试图加强苏法关系和建立苏法合作，防范和牵制德国未来可能进行的侵略扩张，其重点仍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1931年7月，苏法谈判在巴黎开始。1932年11月，苏联和法国在巴黎签署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根据条约，苏联和法国承诺在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不参加敌视对方的同盟。在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或集团进攻时，另一方不给侵略者以援助。双方同意放弃贸易领域中的歧视行为[19]。在苏法谈判前后，苏联分别同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开始并完成了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

　　苏法签约后不久，两国互换武官，加强两国军界的联系。苏法接近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注意和德国的不安。1933年3月，苏联间谍从英国向红军侦探局发回的报告谈到了这一点：“伦敦的波兰人……竭力在报刊上鼓噪在欧洲建立了旧的俄法协约，其中还包括波兰，等等。”报告还确认：“……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非常害怕他们所称的‘苏法接近’，并努力打探，这种接近将走多远。”[20]

　　同年秋天，法国外长邦库尔在先后同苏联驻法国大使和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谈话时强调，对于苏联和法国来说有必要考虑对法西斯德国日益增强的侵略采取反措施。对此他建议签订一个双边互助条约以对1932年《法苏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补充。苏联对法国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同时认为应当在全欧范围的基础上解决安全问题[21]。这应当是苏联同法国有关建立欧洲集体安全计划的直接缘起。

　　但是，在苏法改善关系的同时，苏联并不想牺牲苏德关系，尽管苏联已经了解德国对东欧和苏联的侵略意图，因为其一，从总体上说，苏联对包括法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大国仍持敌视和不信任态度，由此对于苏法关系的改善能否持久和达到什么程度，苏联完全没有把握。其二，既然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鼓励德国向东并让其同布尔什维主义相斗的绥靖思想，苏德关系对苏联同西 方国家关系当然仍具有重要的牵制作用。其三，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的外部敌人的排列顺序中，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大国英国和法国始终都是最大敌人，即便在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同英法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这种观念也不会改变。同样道理，憎恨凡尔赛体系的德国是苏联的天然盟友，虽然纳粹德国取代了魏玛德国并且不遗余力地大肆反苏，在斯大林看来，其至少在观念上仍是潜在的盟友。1933年10月，德国因为其军备要求在裁军大会上没有得到满足示威性地退出了国联。10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联共（布） 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密电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鉴于德国退出国联致使形势发生变化，我们认为有关克列斯廷斯基（副外交人民委员——引者注）访问柏林问题应当没有意义了。”[22]但是，斯大林在当天的复电中却尖锐地表示了他的异议：“不明白，为何有关克列斯廷斯基访问的问题就应当没有意义了。国联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何我们应当为了被侮辱的国联而去反对侮辱了国联的德国呢？”[23]

　　德国退出国联的举动是对和平的公然挑战，因此，就连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认为对德国的这种行为应该有些反对性 表示才好。但是，斯大林却有他自己的独特看法。在斯大林看来，国联就是体现旧的国际秩序的凡尔赛体系的化身和象征，而凡尔赛体系是由英法等西方大国创立的。因此，在他眼里，国联与英法是等量齐观的，或者说，国联就是英法。循着斯大林电文中所暴露的这一思路，可以找到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可以说，斯大林在回电中的寥寥数言，对于理解斯大林在后来谋求集体安全的整个过程中轻慢西方同时却执着追求苏德合作，甚至对于理解斯大林最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玄妙动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微妙的事实还有，1933年8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同年11月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会议的议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军事危险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在1934年9月召开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24]。但是，最后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亦即著名的共产国际七大）被拖延了将近一年的时间。1935年7—8月，也就是《苏法互助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才召开了共产国际七大并通过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纲领。显然，这种拖延无法用技术原因予以解释，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不愿同德国关系彻底破裂的迟疑和彷徨的态度[25]。

　　1933年12月，李维诺夫在苏联中央执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一面痛惜苏德关系变得无法辩论了，另一面则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希望同德国保持像同其他国家一样的最好的关系……我们方面没有向西方和东方以及其他方向进行扩张的意图。我们对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敌视，我们对德国的领土和德国的权利没有任何图谋，我们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鼓励其他国家有这种图谋。我们希望德国也能对我们讲同样的话，并且不要有与之矛盾的事情发生……”[26]

　　接着，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报告中更是为苏德关系的日后改善留下了深远的伏笔。第一，斯大林否定因为德国建立了 法西斯主义制度苏联由过去面向德国转而倒向了法国和波兰并且成了《凡尔赛和约》的拥护者。他说：“某些德国政治家……认为，苏联的方向现在是面向法国和波兰，从《凡尔赛和约》的反对者变成了它的拥护者，这种转变是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主义制度。这是不正确的。”按照斯大林说法，认为苏联对《凡尔赛和约》的态度发生改变和苏联的方向发生改变都是“臆造”。他强调，苏联以前没有面向过德国，就如现在没有面向波兰和法国一样，“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面向苏联，只能是面向苏联”。第二，斯大林不认为法西斯主义会成为苏德关系改善的障碍。他说：“当然，我们绝不会赞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制度。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譬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制度并未妨碍苏联同它建立起最良好的关系。”斯大林认为，问题在于德国的政策改变了。与德皇时期侵占乌克兰和进攻列宁格勒相似的现在的新政策压倒了反映在已知的苏德条约里的旧政策（实际就是苏德合作的政策——引者注）[27]。斯大林的讲话向德国传递的信号是清楚的：法西斯主义制度不构成两国关系的障碍；构成以往两国合作基础的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共同目标仍然存在；苏联没有倒向法国（和西方）； 只要德国回归以前的对苏政策，恶化的苏德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善。

　　后面的事实还将证明，无论苏德关系怎样恶化，也无论德国的反苏行动多么猖獗，苏联方面从未放弃改善苏德关系的愿望。

　　二、苏联走向欧洲集体安全的艰难之路 

　　30年代初中期，国际形势风紧云急，德意日侵略扩张活动日益猖狂和肆无忌惮。在战争威胁增长的严峻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审视苏联的安全问题，确认集体安全是维护和确保本国安全的合适形式。但是，由于苏联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矛盾和差异，他们无法成为欧洲集体安全的真正同道者。 所以，苏联并不会放松对西方国家的敌意和戒备，也不会放弃同侵略国家保持关系的努力。实际上，集体安全对于苏联来说，无非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联合同样受到威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防御和抵制那些图谋侵略扩张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以此来维护和加强苏联的安全。这既决定了苏联同西方国家建立集体安全的艰难曲折，也预示着在谋求集体安全的过程中苏联同西方一样都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各说各话和自行其是。

　　欧洲集体安全之路是从苏法合作开始的。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联后，苏联驻法国全权 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同法国外长邦库尔就两国签订互助条约的可能性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法国方面坚持在国联范围内签订两国条约。当时，法国外交部审议了各种可能性：签订法苏双边互助条约，苏联承担1925年莱茵保障公约义务，以苏联的担保交换法国对苏德义务的担保——《东方洛迦诺》。

　　11月底，苏联领导人同意讨论苏联加入国联和签订法苏互助条约的问题。12月11日，李维诺夫在致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的电文中强调：“……我们坚决奉行同法国接近的方针。”[28]12月15日，李维诺夫就同法国的贸易 谈判致函联共（布）中央。他在信中认为，签订该约对苏联有积极的政治影响[29]。12月17日，政治局批准了在法国建议基础上制定的、经重新审议的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的条件[30]。贸易问题的解决为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廓清了道路。

　　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如下重要决定：“为答复邦库尔向多夫加列夫斯基同志发出如下指示：1.苏联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国联。2.苏联不反对在国联范围内缔结防止德国侵略的区域性相互保护条约。3.苏联同意参加有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参加的或其中某些国家参加但一 定必须有法国和波兰参加的这种条约。4.有关明确未来互保条约义务的谈判可以按照发起者法国所提出的条约草案开始。5.不论互保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如何，条约的参加国都必须相互给予外交和道义援助，并且在发生条约没有规定的军事进攻的时候，尽可能相互给予物质援助，还要以相应的方式对自己的报刊施加影响。6.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时苏联才将加入国联：（1）苏联对规定必须执行的仲裁审理的国联章程第12和13条持有严重异议[31]。但是为了迎合法国的建议，苏联撤回这些异议，如果允许苏联在加入国联时做出如下保留的话：只有就苏联加入国联后所发生的……争端所做出的仲裁，对于苏联来说才具有约束性。（2）废除允许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第12条第1款第2部分，以此按照《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援引该条[32]。（3）废除给予对异国领土进行委任管理权力的第22条，废除该条时不坚持追溯性，即不坚持废除现行的委任制。（4）在第23条中加入国联所有成员国必须实行种族和民族平等款项。（5）苏联将坚持恢复同国联其他成员国的正常关系[33]，或者必要时坚持在国联章程中加入或由国联会议实行下列规定：所有国联成员国都应恢复彼此间相互承认的正常外交关系。”[34]

　　12月28日，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向法国外长提交了经政治局批准的苏联方面有关苏联加入国联和同法国共同缔结区域性互保公约的建议。随后他向莫斯科报告了法国方面所做出的反应：“邦库尔最后对我说，他把我的通报看作是苏联政府所表达的重要意图并把它当作我们方面考虑法国政府建议的重大步骤予以欢迎。”[35]

　　苏联和法国开始谈判签订区域性互助条约可以被看作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开端。这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复杂过程，首先是苏联和法国在谈判中互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其次是英国从中作梗，再次是德国暗中破坏，最后是有关小国不听摆布。

　　1934年5月，法国新任外长巴尔都提出了以法苏合作为核心建立地区性互助公约的建议。其一是，缔结有苏联、德国、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的互助公约——《东方公约》。法国充当《东方公约》的保证国，而苏联则成为1925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的保证国。其二是，法苏签订承诺相互援助义务的互助公约。巴尔都建议是想通过多边条约把德国纳入东欧的国际体系来规范和制约德国，同时又以法苏互助条约赋予苏联充当新的欧洲平衡的重要角色。从苏联的角度看，巴尔都的建议 既提供了苏联与德国和欧洲国家缓和关系可能的同时也不失为遏止德国的新方案，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的重要时刻承认了苏联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所以，巴尔都建议总体上得到苏联的积极评价和响应。

　　但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都力图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方案和观点并且都试图掌握谈判的主动权。法国竭力要在实现法苏接近的同时继续维护《洛迦诺公约》体系的有效性，苏联则不愿让人感觉他非要苏法接近与合作不可。在准备签订苏法条约时，政治局多次要求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波将金“不要朝前跑，不要以此给人产生似乎我们比 法国人更需要条约的幻觉。我们没有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软弱”[36]。

　　在原则上同意法国的草案后，苏联方面也准备提出自己的修正案。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提出签订一个对侵略者实行制裁的普遍性公约的建议。政治局给李维诺夫的指示说：“我们认为除了地区互助公约外，还可以提出反对和平破坏者并且仅规定进行经济、金融和外交的直到断绝关系的制裁的普遍性公约。我们认为，不论是参加这样的公约还是发起这种运动都不会与地区性公约相矛盾。”[37]按照政治局的指示，5月29日，李维诺夫在国联裁军大会发言 时再次提及苏联方面的有关侵略定义的建议，并表示有可能提出“有关对和平破坏者或《凯洛格公约》破坏者的某种制裁的建议”。他认为，法国提出的单个的地区性互助公约还可作为对普遍性公约的补充[38]。但是，苏联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此时，英国也对地区性公约问题发表了意见。英国不希望因法苏接近而在欧洲出现法苏同盟与德国的对抗，特别是由法国依靠同苏联的联盟主宰欧洲大陆的局面。英国的着眼点是建立法苏德三国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巴尔都6月访问伦敦时，英国方面明确希望把拟议中的《东方公约》中法国和苏联的相互保障扩大到德国。法国为了获得英国的支持接受了英国的建议并于7月13日向苏联方面做了通报[39]。

　　李维诺夫在致斯大林的信函中就英国对《东方公约》和苏法接近的立场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对策。首先李维诺夫承认，法国外长巴尔都对英国的访问产生了“没有料到的结果”，因为英国同意“进一步加强”拟议中的《东方公约》和《洛迦诺公约》之间的联系。但是，他预料英国“试图阻止签订法苏保障条约”。李维诺夫认为，英国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相信德国和波兰将否定《东方公约》。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法国采取的一些恫吓的方法”对英国也产生了影响，“法 国毫无顾忌地说，如果公约不能实现，他将同苏联缔结军事同盟”。不管如何，李维诺夫赞成签订苏法德三国条约[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二天（7月14日）就决定：“同意与法国和德国签订对东方地区性公约做出保障的三国条约。”[41]随后，李维诺夫致电苏联驻法国临时代办罗申伯格：“立即转告巴尔都或莱赛（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引者注），我们不反对把德国也包括进保障条约中，以便使法国和苏联的保障扩大到德国。”[42]

　　虽然英国提出以法苏德三国条约的形式让德国加入《东方公约》并且苏联也同意签订这样的条约，但是，实际上苏联早已通过秘密情报了解德国对此所持的否定立场。6月底，德国外长牛赖特在同前沙俄外交官鲍特金谈话时非常坦率地阐明了对《东方公约》的立场。他说，德国“当然不接受它，因为同意接受就等于是让德国听任巴黎和莫斯科摆弄”[43]。

　　由于实施《东方公约》问题与国联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就突出了苏联加入国联的迫切性。9月18日，苏联加入国联，并且获得了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席位。苏联在国联成立十多年后终于加入了这个一直被他咒骂为反苏工具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可以说这是法苏接近的直接结果，也是走向集体安全的重要一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苏联正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沿。

　　但是，有关缔结区域性互助公约的问题则陷入了困境。德国政府先是拖延回答，而后又在9月明确拒绝《东方公约》的建议。它表示，德国只准备讨论有关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和协商条约而不是多边互助条约。而波兰外长贝克在9月22日在日内瓦同李维诺夫谈话时已经声明，波兰“参加一个没有德国的公约与波德条约是不合拍的”[44]。在德国和波兰拒绝参加后，苏联对区域性互助公约的热情大为减退。9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不要急于去 做没有德国和波兰参加的公约的发起者……现在李维诺夫同志必须仅限于试探法国人和其他人的意图。”[45]

　　受德国和波兰否定态度的压力和影响，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也都对互助公约建议持消极回避立场。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坚持要求对自己的安全提供国际保障。这样，签订拟议中的区域性互助公约实际上变成了法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要求，这就极大地减弱了所谓的集体安全范围及其有效性。而同年10月9日《东方公约》的最热情支持者、法国外长巴尔都在马赛遇刺，更是沉重地打击了《东方公约》的创意。继任外长赖伐尔的外交理念与巴尔都差别甚大。10月19日，苏联驻法国临时代办罗申伯格向莫斯科报告说，虽然赖伐尔表示他将继续执行巴尔都的政策，但他同时还说“将尽力同德国达成协定，因为没有法德协定欧洲的和平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同德国的协定只有依靠同莫斯科的协定才有可能的话，他就准备走这条路”[46]。

　　苏联对法国新任外长强烈的亲德倾向甚为忧虑。10月12日，法国驻苏联大使阿尔方报告说，李维诺夫担心法国的政策会“对苏联不利”[47]。10月19日，李维诺夫在当天回答罗申伯格的电文中不无忧虑地表示，赖伐尔的言论表明法国准备达成法德苏三方安排。他还认为，赖伐尔试图利用同苏联的接近，“只是为了达到吓唬德国的目的以便从德国那里获得更多的让步；换言之，法国只是在玩弄我们”[48]。

　　为了牵制和阻止法德接近，苏联决定进一步加强苏法联系。11月2日，政治局在讨论苏法关系时做出了三项决定：“1.认为可以签订没有德国和波兰参加的公约，如果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只要法国同意的话。2.我们不要主动去提任何有关德国军备合法化的建议。如果法国方面准备同意德国军备合法化的要求，那就建议法国坚持让德国参加东方互助公约。3.向法国提出有关 苏联和法国双方承担未经事先相互通报不同德国签订任何政治条约以及相互通报同德国的任何政治谈判的协定。”[49]

　　12月5日，李维诺夫和赖伐尔在日内瓦签订一项苏法议定书。按照议定书的规定，苏联和法国政府承诺，不进行任何有关签订可能损害《东方公约》筹备和签订的条约的谈判，并且相互通报有关类似的建议[50]。几天后，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该项议定书。此时，谈判已经不是沿着多边性区域互助公约方向前进，而是逐渐地演变成苏联同法国、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双边条约了。

　　但是，另一方面，法国却又竭力贬低法苏议定书的意义。法国外交官们在向其他国家政府通报该项议定书时，竟称其为“旨在安抚李维诺夫的暂时事项”[51]。赖伐尔还在法国议会宣布：“法国政府绝不会做任何让德国认为我们想要执行一项孤立德国的政策的事情。国际范围内的法德接近是和平的有效保证。”[52]这自然引起苏联对法国意图和苏法合作的严重怀疑。

　　1935年1月28日，莫洛托夫在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以隐晦的语言暗示苏法关系不值得信赖：“如果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清楚的和稳定的话，那么对于某些国家来说要谈相同的事情却是不可能的——在那里，由于各种影 响，政府发生了变更，权力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转到了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手里。譬如，谁都清楚地知道，现在某些国家的政策中发生了一些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正在讨论的重要变化和Z字形变故。”[53]

　　由于苏联和法国的互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加上英国的制约和德国的破坏以及其他有关小国的疑虑和担忧，《东方公约》的谈判进程遇到了重大障碍。

　　3月下旬，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和掌玺大臣艾登前往柏林，以试探在《凡尔赛和约》框架内同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3月25日，希特勒在同他们谈话时明确表示，他“不想保障德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之间现存边界的不可侵犯”。为了获得英国的支持，希特勒巧妙地打出苏联牌。他说，他所有的计划都同未来与苏联进行战争有关[54]。

　　访问结束后，艾登又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以弄清苏联对东欧事态发展的态度。3月29日，斯大林在同艾登的谈话中坚持主张签订《东方公约》并说明公约的重要性。他对艾登说：

　　“你告诉李维诺夫，德国反对东方互助公约。它只是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如何让如此轻易地违犯国际条约的德国政府保证遵守互不侵犯条约？没有什么保证。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同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为了确保和平，我们需 要真正的保证，而东方互助公约就是唯一的这种保证。”

　　斯大林举例说：“在这间屋子里有六个人，想象一下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互助公约，譬如，可以想象一下，迈斯基同志（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想要进攻我们，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所有的人将联合起来以打败迈斯基同志……这同东欧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55]

　　艾登结束莫斯科之行后，又接着访问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对多边公约采取的立场刚好相反：波兰坚决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赞成。按照波兰外长贝克的话说，在同艾登的会谈中，他已经给了《东方公约》以“毁 灭性打击”[56]。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德国和波兰都拒绝参加《东方公约》。在这种情况下，3月29日,苏联政府建议缔结苏联、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互助条约[57]。

　　经过一番争论后，5月2日，《苏法互助条约》正式签订。根据条约第二条规定：“如果苏联或法国按照国际盟约第七节第15条规定行事并且两国都具有真诚的和平意图，但仍受到一个欧洲国家的无端进攻，法国和苏联将相互立即提供援助和支持。”[58]条约所附的两项议定书则说明，互助条约“无论如何都不影响苏联和法国之前对第三国政府所承担的现存条约义务”[59]。条约虽然明确规定了双方的义务，但是却附上了妨碍实施义务的烦琐的限制性条件，譬如，规定要同国联和其他《洛迦诺公约》成员国进行协商，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必须取决于法国提供类似援助。条约的宗旨虽然是在安全方面实行互助，但是却没有相应的军事协定予以配套。两个星期后，5月16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签订了互助条约，其内容与苏法条约基本相同。但是，在条约所附的议定书里又规定：“他们间的互助义务只是在具备本条约所规定的下列条件时才能生效：法国向遭到进攻的一方提供援助。”[60]也就是说，只有在法苏条约生效时苏捷条约才能被激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捷条约实际上只是苏法条约的副产品而已。

　　由于法国政府和法国社会舆论中的强烈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情绪，苏法条约在签字后拖延了9个月才于1936年2月28日得到批准。即便如此，法国社会仍对法苏条约的得失争论不休。贝克元帅说：“我们在把手伸给莫斯科的同时，我们也就把手伸给了共产主义……我们让共产主义成了一些可以接受的理论，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对此感到后悔。”[61]

　　苏联方面同样也没有高估《苏法互助条约》。李维诺夫提醒说：“不应在战争爆发后的实际军事援助方面对条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的安全完全掌握在红军手里。条约对于我们来说主要具有政治意义，它缩小了既同德国又同波兰和日本进行战争的可能。”[62]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苏联在同法国接近的同时也不想恶化同德国的关系。1935年5月5日，经向斯大林建议并得到他批准，李维诺夫为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坎杰拉基制定了一份将向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宣读的指示。这份指示从时间上说刚好是在《苏法互助条约》签订后三天发出的，它不仅向德国方面表白了苏联同德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而且还保证苏法条约不会损害德国。指示是以第一人称（坎杰拉基）方式起草的，全文如下：

　　“秘密。1935年5月5日。我已把您（沙赫特——引者注）同我谈话的内容转达给我国对外政策的领导同志，因此，我想向您介绍一下我从同他们谈话中获得的印象。我没有发现他们中有任何人对德国和德国的利益怀有任何极端的敌视。他们都确信，最近两年来同德国双边关系所发生的变化绝非苏联方面的主动行动引起的。苏联政府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别国的内部制度也决定不了苏联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所以，苏联政府准备仍将同德国发展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苏联政府非常珍惜的经济关系。遗憾的是，德国非常权威的人士对苏联发出的某些威胁不能不使苏联政府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我们试图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保证，但没有成功。由此才签订了《苏法互助条约》，以便届时双方都能进行自卫。我们的援助仅限于法国领土。由于德国无意进攻法国，所以条约也就不可能伤害德国。众所周知，条约没有涉及中欧问题和其他德国可能感兴趣但对苏联没有直接损害的问题。我的同志们认为，所签订的（苏法）条约不仅不会妨碍而且相反可能有助于同德国建立更稳定和更合适的关系。我国政府一直准备认真研究和讨论有关扩大经济关系的建议。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签订一个关于协商、互不侵犯和不帮助侵略者的东方区域性公约。德国政府好像已对英国人表示同意参加这个公约，所以，如果公约真的得以实现的话，那无疑将为极大地改善苏德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创造条件。”[63]

　　这份言辞恳切的指示明明白白地显示了苏联欲与德国接近的真诚愿望，和盘托出了苏联与法国签约的真实想法。

　　当30年代中后期法西斯国家在欧洲采取公开的侵略扩张行动后，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更暴露出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苏联完全根据自己利益和行事方式采取了独特的策略和立场。1935年9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0月7日，国联行政院确认意大利为侵略者，通过了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和金融制裁特别是禁止向意大利出口军事物资的决定。苏联虽然表面上也谴责意大利侵略，但是暗地里却另有想法和做法。

　　斯大林并不认为意埃冲突的实质就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而是把它视为有利于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矛盾和冲突。“由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冲突”，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允许苏联向意大利出口粮食和其他产品”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却批评外交人民委员部“不理解国际形势”。他认为，“与其说这是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冲突，不如说是意大利和法国为一方同英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斯大林认为旧的协约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两种协约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协约，英国和德国的协约”。斯大林告诉政治局：“他们相互间打斗得愈厉害，对于苏联就愈有好处。为了使他们打斗起来，我们可以向二者都出售粮食……让他们相互打斗的时间尽可能长些，但不要让一方很快就获得胜利，这对我们是有利的。”[64]除了不愿对意进行制裁外，苏联还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请求持消极冷漠态度。1935年12月，埃塞俄比亚请求苏联派遣军事教官和提供武器。政治局的回答是：“我们自己也不够。”[65]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开始时苏联接受法国有关不干涉西班牙内部事务的建议，但是，后来苏联政府认为西班牙叛军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大量援助，所以也积极地向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人员和武器方面的援助。最后，西班牙内战加深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敌视和猜疑。英国坚信西班牙人民阵线背后有莫斯科的影子，西班牙内战反映了欧洲存在着革命的危险。当时的法国左翼政府基本上对西班牙内战持中立态度。

　　三、苏联对《慕尼黑协定》的愤怒及其对策 

　　对于苏联来说，《慕尼黑协定》不过是清楚 地证实了西方国家早就酝酿的以出卖小国利益的方式把德国侵略祸水引向东方和苏联的阴谋而已。英法等国撇开苏联独自在慕尼黑会议上安排欧洲事务的方式也使苏联产生了早晚要对他们进行历史惩罚的复仇心理。为了应对英法的绥靖政策，苏联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与德国接近和改善关系的机会。

　　其实，苏联领导人很早就掌握了英国和德国在有关修改《凡尔赛和约》问题上达成妥协的情报资料。1935年3月25—26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访问柏林并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伦敦情报站从安插在英国外交部的间谍那里得到了西蒙同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伦敦准备让希特勒去摧毁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便推动他向东侵略，从而避免同德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66]也就是说，从那时起，苏联有关西方在希特勒上台后力图推动德国去与布尔什维主义冲突的怀疑就通过情报系统获得了确认。

　　1937年1月，受雇于苏联驻伦敦情报站的“剑桥五人帮”间谍集团成员菲尔比，奉命去西班牙搜集情报。“从苏联侦探从法西斯巢穴中发回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德国今后的扩张对象。”[67]

　　11月19日，英国上院主席哈里法克斯在柏林 同希特勒就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哈里法克斯代表英国首相、外长和英国政府表示，要尽可能确定两国的立场并为和平而进行合作。他表示，虽然在纳粹制度下有许多事情引起了英国社会舆论的不满，但是不能无视希特勒为了把共产主义赶出德国和阻止它向西方传播而所做的事情。他认为，如果能够增进理解，那么英法德意四国就能进行任何谈判。而如果四国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就能为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希特勒的回答是：四国要达成表面上的一致并没有特别的困难，但这种一致必须考虑现实，哪怕是不愉快的现实。德国必须承认波兰这一现 实。西方则应当承认德国为一个大国的现实。西方必须放弃凡尔赛思维并且承认世界不能永远保持“现状”[68]。

　　1938年3月10日，正在伦敦的里宾特洛甫在同英国政府领导人会谈后写道：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力争达成没有苏联参加的欧洲四国的谅解”[69]。张伯伦的亲密顾问威尔逊在同里宾特洛甫谈话时强调，“现在应当把俄国完全撇在一边”[70]。而希特勒本人在国会讲话时早就已经明白表示：“我们不寻求同唯一的一个国家建立关系，我们也不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是苏联。”[71]

　　3月12日，当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变成现实时，西方国家的反应果然是软弱无力。3月12日晚上，新任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指示英国驻德国大使亨德森就德国干涉奥地利内部事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国会主席戈林在接见英国大使时向他保证，德军是应奥地利政府邀请进入的。一俟秩序恢复，进入奥地利的军队就将撤出[72]。英国接受了德国的解释，并在当天告诉法国，英国政府不认为有必要在国联提出德国入侵奥地利的问题。

　　苏联早就掌握英德接近的动向和英国推动德国向东的意图，他当然不会简单地把吞并奥地利看作是希特勒合并德国人居住地区的孤立事件，因为德国所垂涎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危在旦夕，倘若继奥地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再沦陷于德国，那么，德国离苏联边界就真的近了。3月17日，苏联政府照会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谴责纳粹德国在中欧的侵略行为，认为这对一些欧洲国家构成了危险。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表示：“现在的国际形势向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提出了他们对欧洲各国人民（不仅是欧洲）今后命运的责任问题。”[73]李维诺夫建议立即召开会议以便同其他大国讨论在国联或国联范围之外采取局势发展所需要的实际措施。他警告说：“明天或许就晚了……”他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应当“对集体挽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立场”[74]。

　　3月24日，英国政府否定了苏联3月17日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认为它是“建立集团和破坏欧洲和平前景的严重意图”[75]。

　　3月25日，《真理报》愤怒地点名抨击英国的绥靖行为，谴责法西斯侵略的猖獗是张伯伦政治方针直接的结果。“他所奉行的同侵略者公开勾结和拒绝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使战争贩子有了行动自由。”[76]

　　德国占领奥地利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支配地位，开辟了通往东南欧的战略通道，使欧洲面临着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实际威胁。而从地理位置上讲，首当其冲的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他现在已经直接处于德军的枪口之下。而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拿下，接下来德国无疑将一路向东，直接威胁东欧和苏联。

　　4月，联共（布）中央讨论了有关防止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77]。4月23日，捷驻苏联公使费林格报告布拉格，他从此时正在莫斯科的苏联驻捷全权代表亚历克山德罗夫斯基那里得到了苏联通过决定的消息并被要求转达给捷政府：“如果接到请求的话，苏联准备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起采取措施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苏联拥有这么做的所有必需的手段。陆军和空军的状况允许这么做。”费林格还被告知，苏联准备“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讨论保障后者安全免受可能侵略的问题”[78]。

　　但是，苏联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已经得知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英法将让步和捷将屈服的立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巴黎情报站长尼古拉耶维奇从巴黎向中心报告说，法国将向希特勒做进一步的让步，要让他分解捷克斯洛伐克。该情报站还了解德国和法国在反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接近的危险性以及法军军官中亲德派的活动[79]。内务人民委员部布拉格情报站长米哈伊洛维奇定期向中心通报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特别是捷总统贝奈斯的投降政策和西方国家的政策[80]。

　　隐藏在英国外交部并能接触到首相文件的“剑桥五人帮”成员麦克雷恩向苏联报告了英国的投降计划。英国想把希特勒的侵略引向东方以作为确保英帝国安全的代价[81]。

　　苏联驻柏林情报站长巴尔巴罗夫也经常向中心发回有关德国外交部同英国和法国外交部谈判的情况。“从情报中可以看出，伦敦和巴黎更关心同共产主义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和抵制法西斯侵略。”

　　实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苏联所掌握情报的准确性。西方国家确实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同德国达成交易。正如德国所预料的那样，英国政府的立场是：“暗示捷克人和法国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妥协。”[82]法国外长庞纳也表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当清楚，“法国不会因苏台德问题打仗”[83]。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尔逊在访问布拉格时劝告贝奈斯不要指望美国的援助，让他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并且废除同苏联的联盟[84]。

　　9月19日，英法大使向捷递交了等同于最后通牒的建议。建议要求捷把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而英法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国际保证，但是条件是“废除与相互军事义务和共同保证反对无端 侵略有关的现在条约”[85]。

　　绝望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只好去向苏联求助。当天，9月19日，捷总统贝奈斯就召见苏联驻捷全权代表亚历克山德罗夫斯基，向他通报了英法的建议。贝奈斯请求苏联政府尽快对下列问题给予答复：1.苏联是否按照1935年苏捷条约提供即刻的有效的援助，如果法国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也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的话。2.苏联是否作为国联成员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贝奈斯请求实施国联章程第十六和十七条的话[86]。

　　9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对贝奈斯总统两项询问给予肯定回答并同时将此立场 通知法国政府[87]。当天，苏联全权代表亚历克山德罗夫斯基在电话中向贝奈斯总统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

　　英法当然不会允许捷非议和破坏他们同德国的交易——以牺牲捷的利益力争同德国达成欧洲问题的总的协议，更不能容忍捷通过谋求苏联援助来挣脱英法的束缚和控制。在英法的重压下，捷被迫屈服。捷克外长克劳夫特答复英法公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原则上同意英法两国的“建议”[88]。

　　9月29—30日，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9月30日深夜，四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按协定规定，自10月1日至10日，苏台德及其他德国人占多数的地区转交给德国。在协定的附件中，英国和法国重申了他们在9月19日提出的保障捷新边界不受无端侵略的建议，而德国和意大利则表示，待捷境内匈牙利和波兰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后，他们也向捷提供保证[89]。

　　同一天，发表了英德声明。两国在声明中宣称，“英德关系对于两国和欧洲具有头等意义”。两国认为，“昨天晚上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表达了我们两国人民永不彼此作战的象征性的愿望”。两国还表示，“协商是讨论所有涉及我们两国其他问题的通常方法”，“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的分歧，以此促进对欧洲和平的保障”[90]。12月6日，法国同德国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双方表示要建立和平与睦邻关系[91]。

　　毫无疑问，苏联对《慕尼黑协定》充满了愤怒和仇视。因为在苏联看来，第一，《慕尼黑协定》完全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针对苏联的邪恶勾结。就如1933年7月英法德意筹划和签订四国条约时一样，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再次把苏联排除于欧洲大国俱乐部之外，私下以损害苏联利益的方法调整欧洲格局这样重大的问题。这里，显然已经出现了苏联最为担忧的资本主义统一阵线的问题。第二，《慕尼黑协定》的结果是把纳粹德国推向 了苏联的国门旁边，极大地恶化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是西方国家实现其让纳粹德国向东进军并最终同布尔什维主义发生冲突的罪恶阴谋的一个决定性步骤。所以，《慕尼黑协定》在苏联眼里是英法绥靖政策发展的一个顶峰。苏联外交官和苏联报刊对慕尼黑事件进行了激烈谴责和猛烈抨击。

　　现在，对于苏联来说就是如何回击西方国家的慕尼黑阴谋。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寻求苏德关系的改善，对此苏联是有不少把握和信心的，因为他已经准确地看到了《慕尼黑协定》后德国侵略扩张的方向所在。

　　斯大林早在慕尼黑会议前就已经做出了德国 将首先向西方发动进攻的估计。斯大林在修改图哈切夫斯基的“现今德国的军事计划”一文的手稿时，删去了从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所作的引文：有关有意识地放弃德国人永远“向欧洲南部和西部”运动并转向在东方夺取领土的政策。在“希特勒麻痹法国……”一处，在“希特勒的帝国主义计划不仅具有反苏锋芒”另一句话里，斯大林做了如下补充：“这一锋芒是掩盖在西方（比利时和法国）和南方（波兹南、捷克斯洛伐克和合并奥地利）实行复仇计划的一个合适的幌子。”[92]

　　也是在慕尼黑会议之前，1938年6月下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列宁格勒的一次讲话中坦言欧洲局势威胁的是小国和西方国家而不是苏联。他在讲话中对苏联有关采取集体措施捍卫和平的呼吁“未被人倾听”感到非常遗憾，并表示“苏联政府至少对今后的事态发展没有责任”。他接着说：“但是必须指出，苏联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他不会硬要谁来做伙伴和盟友，他只是同意集体合作（掌声），因为局势并非对他来说是特殊的，而首先是对一些小国，其次是对那些对战后国际秩序负有责任的国家来说，才是特殊的。”他指出，侵略者曾经并将继续寻找那些软弱的对手，“可是我们没有理由对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边界感到特别担忧”[93]。

　　形势发展印证了苏联方面的预测和判断。同年10月24日，里宾特洛甫提出了让波兰心悸的要求：波兰把但泽自由市交给德国，允许德国建筑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穿越“波兰走廊”的公路和铁路；波兰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德国方面则准备延长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25年并保证现行的德波边界[94]。英国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德国可能侵略西方国家的动态。1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指出，根据侦探的情报，德国“打算瓦解英帝国，并尽可能地建立德国人对世界的统治”。1939年1月28日，哈里法克斯手头又掌握了新的情报：希特勒“把进攻西方国家问题看作是接下来在东方采取行动的先行步骤”[95]。

　　在确定向西进军的战略后，对于德国来说当然也就产生了同苏联恢复和发展关系的要求，而苏联肯定也不会无视这样的良机。还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德国就已经表现出对恢复德苏经济关系的兴趣。1938年7月6日，德外交部秘书魏茨泽克在苏联新任驻德国全权代表梅列卡洛夫拜访德国外交部时问道，他（梅列卡洛夫）是否“对扩大苏联和德国的经济联系有某些具体的计划和建议？”梅列卡洛夫回答说，苏联方面“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阻止扩大我们同德国的经济关系”[96]。

　　12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允许外贸人民委员部将1938年3月1日签订的《苏德贸易支付协定》延长至1939年，建议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处就此同德国帝国经济部交换信函。”[97]两国经济协定在12月19日被宣布延长。22日，德国提出恢复在3月中断的关于提供200万马克贷款的谈判[98]。正如德国驻苏联使馆参赞所说，苏联希望得到德国的贷款，而德国则对“苏联的原料资源非常感兴趣”[99]。其实，就苏联方面来说，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苏联希望得到贷款，而是经济谈判提供了斯大林一直渴望的同德国接近和改善关系的契机。

　　1939年1月10日，苏联全权代表梅列卡洛夫会见德国外交部经济政治司司长维尔，向他转达了苏联方面同意恢复谈判的答复并建议立即进行谈判。梅列卡洛夫要求把谈判移到莫斯科进行。他说，苏联政府认为这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双方真诚希望恢复相互的经济联系[100]。

　　1月12日，在德国外交部举办的新年招待会上，向来嫉“苏”如仇的希特勒竟然出乎意料地同苏联大使梅列卡洛夫“亲切”交谈起来，从而引起了外交界和社会舆论对其含义的诸多联想和猜测。

　　1月20日，德国通知苏联，德国外交部经济政治司东欧处处长施努雷将于1月30日抵达莫斯科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101]。第二天，1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启动苏德接近与合作的重要决定：“责成米高扬、Л.М.卡冈诺维奇、М.М.卡冈诺维奇、捷沃相、谢尔盖耶夫、瓦尼科夫和利沃夫[102]同志在1939年1月24日提交可以用德国贷款定购的绝对需要的机床和其他种类设备的单子。”[103]文件虽然没有具体说明“绝对需要的”机床和其他设备是什么，但是，从被责成负责定购工作的人大多系军事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和他们接着所拟定的订货单以及后来由斯大林亲手拟定的采购单子来看，所需购买的物品主要是军事用品。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准备通过与德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军事工业领域的互通有无来拉动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并改善和提高苏联的国防能力。

　　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讲话时没有像以往那样抨击苏联[104]。3月8日，希特勒向德国各界代表会议阐述了他的全球侵略扩张计划。他把犹太人、民主和“国际列强”列为德国人民的敌人，号召予以“全部消灭”。按照希特勒的排序，最先的牺牲者应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占领这些国家就将预先决定巴尔干国家的命运。然后，“德国将同自己的宿敌法国彻底清算”，而“被民主削弱的”英国也将崩溃。最后，在统一欧洲并且利用英国和法国在美洲的领地作为基地后，“我们将同在美国的‘犹太人美元巨头’进行彻底的清算”[105]。西方民主国家全部上了希特勒的“黑名单”，但是，如同他在1月30日的国会讲话一样，就是没有提到苏联。

　　两天后，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所做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苏联对3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的看法和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斯大林的通篇讲话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重新划分世界和殖民地铺底，对侵略国家的“侵略”相对地轻描淡写，只是泛泛地予以谴责，几乎闻不出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气味，而对非侵略国家的不干涉和“纵容”却浓墨重彩，不仅追根究底指出他们害怕革命，而且还语词犀利地推导出“不干涉政策意味着纵容侵略和发动战争从而使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西方国家成了“让别人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这无异于把挑起战争的罪责加诸英国和法国。这里引人注目的就是，斯大林除了指责西方国家推动德国向东并挑动德国和苏联冲突，还预言他们的“政治游戏”将遭到失败，并且声明苏联不会为人“火中取栗”。

　　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在给柏林的报告中以欣慰的笔调写道：“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的讥 讽和批判相当尖锐地是指向英国而不是所谓‘侵略国家’，特别不是指向德国。”[106]

　　与苏德关系开始升温形成反差的是，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则继续处于低迷的状态。3月20日，还是在联共（布）党代表大会的日子里，李维诺夫就是否同意法国贸易代表团来访之事请示斯大林。他在致斯大林的信函中写道：“庞纳（法国外长——引者注）问苏里茨（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引者注），我们是否认为有军工代表参加的法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是有益的？我认为，我们同法国的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解决，我们在这方面对法国没有什么需要。庞纳可 能是想以贸易代表团的旗号派人来进行政治试探。我认为，我们完全不应让法国施展这种诡计。无论如何，我请求给予指示，应当如何答复庞纳。”[107]当天，联共（布）政治局就做出了“认为代表团来访是不合适的”的决定[108]。没有多久，从1934年起苏联出版的法语杂志《莫斯科》（JournaldeMoscou）宣布停刊。3月下旬，英国外贸大臣哈德逊访问了苏联，但他此行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按照李维诺夫的说法，访问的结果是“消极的”[109]。

　　斯大林在十八大讲话中对西方的严厉谴责，法国贸易代表团访苏被婉拒，英国外贸大臣访苏未果，这一切实际上似乎显示出苏联同德国关系和苏联同西方国家关系朝着两种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四、莫斯科最终情定柏林 

　　希特勒把下一步的侵略目标指向英法的盟国波兰使得局势逐渐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挥戈波兰的德国必须同苏联交易以摆脱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抵抗德国的西方需要求助苏联以进行有效的反击，甚至吓退对手。苏联如何选择必将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选择西方将有可能正式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牵手德国则肯定彻底埋葬凡尔赛体系。

　　3月14日，也就是在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讲话四天后，希特勒就撕毁了让英法寄予希望的《慕尼黑协定》。在纳粹德国的介入和压力下，斯洛伐克被迫宣布独立。3月15日，德军侵入捷克，建立了听命于德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这样，纳粹德国的铁蹄践踏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3月21日，德国在占领布拉格差不多一星期时，再次就“波兰走廊”问题向波兰提出要求。

　　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在希特勒侵略扩张的强行推动下，欧洲大陆开始一步一步地滑向战争的边缘。出乎西方国家意料的是，德军锋芒所向并不是西方所期待的苏联，而是西方的东欧 盟国。

　　对于苏联来说，西方和德国将会竞相前来讨好，从而使苏联在慕尼黑会议后逐渐处于一种能够左右局势发展的“快乐的第三方”的极其有利的地位。难怪苏联驻巴黎全权代表苏里茨在给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的信函中不无得意地指出：“在法国社会舆论中无可争议的大多数都赞成同我们签订条约和进行密切合作。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议会各委员会里（那里经常讨论条约和谈判进程），没有任何一个有影响的代表，没有哪个大的政党是反对同我们签订新的‘广泛的’条约的……使所有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事情当然是感受 到了法国面临战争的军事危险并且希望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站在自己的一边。”[110]

　　法国驻苏联大使在给法国外交部的电文中指出，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相对孤立已经结束。现在莫斯科认为自己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并将竭力利用复杂的局势为自己谋利[111]。

　　两场平行的会谈很快就开始了。一边是苏英法三国关于互助的探讨。4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在同苏联全权代表迈斯基谈话时问：“在德国进攻罗马尼亚时，苏联可以向罗提供何种形式的援助？”[112]4月14日，哈里法克斯又通过迈斯基建议苏联政府发表对波兰和罗马尼亚进行保证的宣言。迈斯基表示，苏联不会对罗马尼亚命运漠不关心，他准备参加对罗马尼亚的援助。同时，迈斯基反问，英国政府如何考虑英国和其他有关大国援助罗马尼亚的形式[113]。但是，哈里法克斯只是欢迎苏联准备援助罗马尼亚，没有回答苏联代表的反问。同一天，法国外长庞纳向苏联全权代表苏里茨提出了扩大双方在1935年《法苏互助条约》中义务的建议[114]。

　　4月17日，李维诺夫向英国大使西茨提出了苏联有关苏英法三国互助的建议。其要点是：“1.英国、法国和苏联签订一个为期5—10年的条约，相互承诺在欧洲发生对任何一个缔约国侵略的时候立即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任何援助的义务。2.英国、法国和苏联承诺，在发生对位于波罗的海地区和黑海地区并同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侵略的时候，向这些国家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任何援助。3.英国、法国和苏联承诺在短期内讨论并确定为执行第一和第二条规定给予所有这些国家军事援助的规模和形式问题。”此外，建议还要求，有关互助的政治条约和军事条约应同时签订；战时禁止同侵略者签订单独和约；废除波兰和罗马尼亚1921年的针对苏联的条约[115]。

　　从苏联的草案中可以看出苏联对三国合作的要求是：一是三国互助，二是三国对所有苏联的 邻国提供安全保证，三是援助的形式包括军事援助。其重点实际上就是在苏联的西北部周边构筑一条得到大国保证的抵御未来侵略的可靠安全带，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与英法的建议相比，他强调了援助的相互性和具体形式并且把自己的西北部邻国全部纳入大国保障的安全体系内。

　　几乎就在英法会谈的同时，另一边，德国同苏联相互试探和接近的过程也平行地展开了。时间也是4月17日，它与李维诺夫向英法提交苏联互助条约方案的时间刚好吻合。这是两国自同年2月贸易贷款谈判停止后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的首次重要会谈，谈话的起因是德国占领捷 克斯洛伐克后导致苏联在捷“司科达”兵工厂原有订货合同的中断，也就是说双方是为如何解决苏联在“司科达”的合同问题而举行此次会谈的。但是，双方都有借此话题试探和摸清对方对目前时局看法和对两国关系怀有何种意图的愿望。所以，双方代表只就“司科达”合同问题进行了简短的意见交换，然后，他们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与两国关系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116]。在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的重要时刻，苏德两国代表借“司科达”合同问题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广泛地交换意见和相互探询，有利于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并为进一步的接触和联系创造基础。正是在这次试探性谈话的基础上，苏德两国开始了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试探和接近。

　　与此同时，苏联与英法两国的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4月21日，哈里法克斯在同波兰大使拉契斯基谈话时说，“苏联的建议虽然是认真的，但是他与英国政府准备接受的相距太远”[117]。5月8日，英国再次建议苏联承担援助英法的义务，如果他们在执行对波兰和罗马尼亚义务时卷入战争的话[118]。5月11日，苏联《消息报》在社论中对英国的建议进行了批驳，指责英法政府试图使谈判背离相互平等的义务。社论强调，英国政府在自己的建议中回避了法英苏互助条约的问题，他认为，在他们卷入战争时，苏联政府应当立即援助英法，同时却不提，如果苏联在执行自己对某些与之交界的东欧国家的义务时卷入战争的话，根据相互性原则他应当得到的援助[119]。

　　根据英国的建议，从6月15日起，英法苏三国有关互助问题的谈判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在第一次会议上，英法方面向苏联提出的英国新草案基本上重复了他们以前的建议。新的补充建议主要是英国提出的两点：第一，三国的互助不应针对获得保证的国家也不应针对保证国，第二，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获得保证应当是自愿的。而苏联方面则在第二天（6月16日）再次要求英法实行相互性原则，对波罗的海国家进行保证，或者就签订简单的不保证第三国的三国条约[120]。也就是说，苏联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如果不对波罗的海国家进行保证，那就干脆也不对其他国家做出保证。这就意味着，如果法国和英国在德国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时因履行自己的义务对德国宣战的话，苏联实际上将处于中立状态。所以，苏联的建议当然不被英国和法国接受，因为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让苏联在德国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时自动参战。

　　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进行得艰难而又缓慢。6月16日，莫洛托夫在向苏联驻英国和法国全权代表介绍谈判初期的情况时已经显露出对谈判的成功不抱希望。他写道，英法所提的建议“使苏联处于一种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受侮辱的地位……我们认为，英国人和法国人想要同我们签订一项于他们有利、于我们不利的条约，也就是说，他们不想接受符合相互性和义务平等原则的条约”[121]。

　　7月1日，英国和法国同意把三国的保证扩大到波罗的海国家，但只是在发生对波罗的海国家直接侵略时才对他们进行保证，如果发生间接侵略，英国只同意进行磋商[122]。这又引起了双方有关 直接侵略和间接侵略定义的争论[123]。

　　7月10日，哈里法克斯在政府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谈判将不会出现大的进展”[124]。第二天，7月11日，英国决定拒绝苏联关于同时签订政治和军事条约以及关于间接侵略的建议[125]。

　　与苏英法三国谈判步履蹒跚形成对比的是，正在同时进行的苏德对话的势头却逐渐强劲起来。7月26日，德国外交部经济政治司东欧处处长施努雷对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阿斯塔霍夫说，他是代表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讲话的。他表白，德国对于实行对苏关系正常化和改善是认真的。当阿斯塔霍夫问是否真是如此时，施努雷言辞非常诚 恳地说：“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证明？我们准备表明就任何问题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并提供任何保证。”施努雷还表示，德国已经放弃对乌克兰的任何企图，准备以相同的方法处理波罗的海国家问题。阿斯塔霍夫答应他将把会谈情况向国内报告，但是，他吃不准莫斯科是否会认真地对待如此新奇的想法[126]。

　　7月27日，阿斯塔霍夫向莫斯科报告了此次会谈的情况：“德国准备就双方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同我们进行讨论并达成谅解，提供我们想从他们得到的所有安全保证。甚至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问题上，也很容易达成协定，就 像对乌克兰一样（德国将放弃他）。对我所提出的有关他在多大程度上确信他的话反映了高层的心情和意愿的问题，施努雷说，他是直接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讲话的……德国准备让我们从友好到敌对做一个任意选择，我们当然没有给施努雷任何希望，仅限于一般的说法并答应向你们报告会谈情况。”[127]

　　7月29日，莫洛托夫在给阿斯塔霍夫的电文中同意与德国进行政治谈判。他说：“随着经济关系的改善，苏联和德国的政治关系当然可以改善。总的来说，施努雷在这方面讲的是对的。但是，德国人要具体说明政治关系如何改善。直到最近，德国人一直在咒骂苏联，德方没有想要对同苏联 的政治关系做任何改善，并且拒绝参加任何有苏联代表参加的会议。如果德国人现在真诚地改变方针并且真的想同苏联改善政治关系，那么他们就必须说明这种改善具体来说是什么东西。不久前，我同舒伦堡会见时他也说要改善关系，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这里事情完全取决于德国人。我们当然欢迎两国政治关系的任何改善。”[128]这样，到1939年7月底，改善苏德政治关系的大门打开了。

　　与此同时，在三角关系另一端，英法和苏联也开始就互助条约谈判核心和关键的军事问题进 行谈判。虽然英法两国一直对军事条约不屑一顾，但是基于制约苏德接近的考虑和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最终同意进行军事条约谈判。7月25日，英法就举行军事谈判事宜通知了苏联[129]。

　　斯大林一直密切关注着英法苏谈判和德苏接触性谈判的进程和变化。对于斯大林来说，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进入了他所期盼的阶段：一边是，7月25日，英法同意进行军事条约谈判；另一边是，7月26日，德国准备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这样，现在已经到了在两场谈判中进行最后选择的时候了。所以，苏联方面于7月29日同意与德国进行政治谈判在时机上与英法同意与苏联进行军事谈判是相联系的。在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即将开始的情况下，必须让苏德政治谈判提上日程，以便让两场谈判同步进行，最后根据苏联的利益做出选择。

　　8月，西方—苏联—德国三方的角斗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在正式的军事谈判展开之前，英法和苏联都制订了各自的谈判计划，包括代表团的人选和谈判立场等。

　　8月3日，能够接触英国政府机密文件的“剑桥五人帮”成员之一的伯吉斯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英军参谋长们都坚定地相信赢得对德战争并不困难，所以，英国政府不需要同苏联签订防御条约。他援引英国外交大臣私人秘书威尔逊的 话说：“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同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签订真正的条约，我们可以不要同俄国签订条约。”[130]这一情报得到了苏联对外侦探机构其他来源的情报证实。

　　8月7日，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记下了斯大林的下列宝贵指示：“1.双方同意谈判是秘密进行的。2.首先说明自己拥有同英法军事代表团进行签订军事条约谈判的全权，然后询问英法代表团领导人，他们是否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同苏联签订军事条约的全权。3.如果他们没有签订军事条约的全权，那就表示惊讶，两手一摊并且‘恭敬地’问道，他们的政府为了什么目的派他们来苏联。4.如果他们回答他们是来进行谈判和准备签订军事条约的，那就问他们，他们是否有未来盟国亦即法英苏等国反对欧洲侵略集团的某种防御计划。5.如果他们没有已形成某些方案的具体的反侵略防御计划——这是可疑的，那就问他们，英国人和法国人打算以哪些问题和何种防御计划为基础来同苏联军事代表团进行谈判。6.如果法国人和英国人仍都坚持要进行谈判，那就使谈判转入讨论某些重要的问题，主要是有关我军通过维尔诺走廊和加里西亚以及通过罗马尼亚的问题。7.如果知道不允许我军自由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那就声明，缺少这项条件签订条约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苏军不能自由通过上述领土，任何方案的反侵略防御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不能参加事先就注定失败的行动。8.对于法国和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参观国防工厂、研究所、部队和军事院校的请求，就对他们说，在林德贝格飞行员于1938年访问苏联后，苏联政府已经禁止外国人参观国防企业和部队。当我们的盟友来时才有例外。”[131]

　　概括起来，在斯大林的指示中向英法提出了两个条件和一项要求，即：拥有谈判的全权和共同的防御计划以及允许苏军通过波兰领土。这些条件和要求都点到了英法两国的死穴。其中最后 一项要求早在慕尼黑危机时就曾被波兰坚决拒绝过，这是英法不想也无法满足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另一场谈判中，德国已经准备在东欧满足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8月2日，里宾特洛甫在同阿斯塔霍夫谈话时进一步敞开大门地说：“我们认为，从黑海到波罗的海，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矛盾。就所有的问题达成协定是可能的；如果苏联政府赞成这些前提，我们可以更具体地交换意见。”[132]

　　第二天，8月3日，舒伦堡根据里宾特洛甫指示同莫洛托夫举行了会谈。舒伦堡陈述了德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强调德国和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没有政治矛盾，保证德国也没有违背苏联在波兰利益的计划。舒伦堡建议分三个阶段改善两国关系：1.缔结经济协定；2.改善报刊关系；3.发展文化和科学合作。由此为改善政治关系奠定基础。莫洛托夫对此当然表示欢迎。他肯定地说，“苏联政府积极看待德国政府改善关系的愿望”[133]。

　　也是在这一天，8月7日，斯大林得到报告，德国将在8月25日后的任何一天开始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134]。急欲执行进攻波兰计划的希特勒此时已经无法忍受苏联故意控制谈判节奏的折腾，只得被迫在东欧的政治领土问题上向苏联做出明确的让步，使苏联获得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从而 确保苏联在德国侵略波兰时保持中立。

　　8月8日，阿斯塔霍夫向莫斯科报告说，“德国人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准备宣布自己（至少在政治上）对波罗的海国家（除立陶宛外）、比萨拉比亚和俄属波兰（做些有利德国的变动）的命运不感兴趣，放弃对乌克兰的愿望”[135]。至此，苏联终于等到了德国将在东欧政治领土问题上向他做出重大让步的明确而具体的表示。

　　8月12日，苏联全权代表处通知德国外交部，苏联政府同意阶段性讨论经济和德方提出的其他问题。当天，阿斯塔霍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我们同英法军事代表所进行的谈判显然 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论证和做出广泛的许诺，以阻止可能的军事条约。我认为，为此他们现在准备发表声明和做出姿态，而这些在半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放弃波罗的海地区、比萨拉比亚和波兰东部（更不用说乌克兰）——这在现在是最起码的，无须长久讨论，德国人就会这么做，而这只是为了让我们答应不干涉（他们同）波兰的冲突。”[136]

　　也是在同一天，8月12日，英法苏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会议。8月13日，法国代表团团长杜芒克将军和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将军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一份三国军事条约草案以供谈判讨论。在英法的草案里，没有规定任何各方共同采取抵制德国在欧洲侵略行动的义务，只是强调，各方以自己的力量同德国进行战斗[137]。

　　8月14日，在英法苏军事谈判中，按照斯大林8月7日的指示，苏联方面把苏军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作为一项置顶的要求提了出来。伏罗希洛夫阐述了苏联政府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观点：“苏联军事代表团坚持认为，在我们最终就将成为我们会议成果的文件达成协议之前，应预先解决苏军通过波兰（北部和南部）和罗马尼亚领土问题。”[138]

　　8月17日，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发表声明，“不解决它（苏联代表团——引者注）提出的问题，他是不能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向自己的政府提出某些具体建议的”。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谈判中止直到8月21日，等待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答复[139]。这样，在三国军事谈判开始约一星期后，谈判实际上已经进入死胡同。

　　8月20日，波兰外长贝克对法国大使诺埃里表示：“我们同苏联没有军事条约。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条约。”同一天，波军总参谋长斯塔赫维奇告诉英国驻波兰武官，“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意苏军驻扎在波兰”[140]。

　　此时，苏法英三国谈判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8月21日11时，英法苏谈判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这时，斯大林得到电话通报：“英法苏谈判最后一次会议开始了。继续进行谈判正在变得没有意义……”[141]

　　正当苏联同英法的会谈陷入绝境的时候，从德国那边却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当天15时，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转交了希特勒给“斯大林先生”的电文。希特勒在电文中“真诚欢迎”签订苏德新的贸易条约，称它是“德苏关系更新的第一阶段”。希特勒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其补充议定书。他建议斯大林在星期二（8月22日）或最晚在星期三（8月23日）接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17时，斯大林在复电中表示，苏联政府同意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前来莫斯科[142]。

　　8月22日晚上，杜芒克将军会见伏罗希洛夫。杜芒克说，他收到了达拉弟政府有关华沙对苏联所提问题给予积极答复的通知。他还被授权签订军事条约，军事条约将规定红军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当伏罗希洛夫问英国政府是否得到此类授权时，他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伏罗希洛夫还表示，他没有掌握有关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实际立场的情报。接着，伏罗希洛夫强调：“在收到所有的正式文件前，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今后工作。”[143]这实际上意味着军事谈判结束了，从而也标志着有关签订英法苏互助条约的莫斯科谈判以失败而告终。

　　8月23日中午，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随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持续了整个下午。8月24日深夜2时30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议定书[144]。

　　条约主要的内容是：双方承诺：相互间不采取任何暴力、侵略和进攻行动，无论是单独还是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这样的行动；在缔约一方遭到进攻时，不支持发动进攻的第三国；双方承诺定期进行协商，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相互通报；不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缔约另一方的国家集团；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或冲突。条约的有效期为十年，签字后立即生效。秘密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1.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界线。2.在波兰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的界线将大致沿着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来划分。3.关于东南欧，苏联强调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德国声明对该地区完全没有政治兴趣[145]。按照秘密议定书，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以东的波兰、比萨拉比亚都成了苏 联的利益范围。

　　苏德条约签订一星期后，8月31日早晨，希特勒签署了第一号命令，确定在1939年9月1日早晨4时45分进攻波兰。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对斯大林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彻底摆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俨然成为左右资本主义两大集团争斗的“第三力量”和改变欧洲地缘政治走向的新兴大国。从前沙皇俄国疆域里独立出去的周边小国又将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一战后因俄国瓦解而失去的地缘政治利益第一次得到恢复。更为重要的是，苏德条约实现了斯大林多年来通过苏德接近保障苏联安 全并推动资本主义两大集团相互厮打的夙愿。

　　五、从集体安全到一国自保的选择符合苏联对外政策两大战略目标 

　　20世纪30年代苏联从集体安全转向一国自保是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历史故事，有可能制止战争的机会就这样溜走了。从苏联或者斯大林的角度讲，导致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几十年来，中外二战史和苏联史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非常透彻的研究，他们所谈到的基本因素可以罗列如下：躲避战火，袖手旁观，利用矛盾，挑动互斗，扩张领土，借机革命，建立势力范围等。当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把这 些相关的因素综合起来并找到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是一项值得继续努力的学术任务。笔者主要从苏联对外政策的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两大战略目标的角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世界革命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时候其着眼点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序幕。1919年3月列宁建立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共产国际，目标就是要推动和促进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形式的革命运动，打破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建立世界性的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都是列宁时期世界革命的生动范例。同时，列宁同样也高度重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战尚未结束，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绞杀的实际危险。为了保住苏维埃政权，列宁把国家安全置于首位，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1918年3月苏俄同德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所以，列宁时期已经确立了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的两大战略目标。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的两大战略目标。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和看法，其主要的特征是把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和战争画上等号。斯大林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做了非常典型的分析和概括。斯大林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预防或消灭经济危机”。“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146]“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入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147]。

　　另一方面，斯大林在2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斯大林看来，即使没有西方革命这一外来援助，苏联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148]。同时，斯大林又认为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149]。

　　这样，维护苏联安全便成为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然，世界革命战略并未放弃，但它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世界革命必须符合并且促进苏联的安 全利益。以后的实践证明，保障苏联“一国安全”和推行“世界革命”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增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安全，则有利于推行世界革命。在具体实施时，既有轻重缓急之分，又可双管齐下，一切以苏联安全利益为最高准则。如果世界革命战略妨碍苏联安全利益，那它就必须暂时搁置。总之，斯大林时期，世界革命战略已经重新定位，成为苏联安全的附属物，并且主要由共产国际去推动和实施世界革命[150]。

　　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世界革命战略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只是在于：列宁时期，世界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疾风暴雨式的，它被认为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胜利，因而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采取“直接进攻”的策略。斯大林时期，世界革命不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目标，而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寻找和利用矛盾、观察和等待进攻机会的迂回策略。新的史料证明，在斯大林执政并且掌管共产国际的整个时期，隐蔽的世界革命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列宁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侧重于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危急时期维护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斯大林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着眼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维护和确保苏联安全，它要求拒战争于苏联国门之外，建立一种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一国安全，而不是普遍安全。苏联一国安全被置于最高地位，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社会主义的祖国。“外部的世界是战还是和，对它来说无关紧要。战争孕育和引起革命，革命产生苏联模式的政权，似乎更加符合‘世界革命’的逻辑。相反，歌舞升平的太平世界倒是不利于宣传和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151]

　　1939年斯大林做出由集体安全转向一国自保选择的动机完全可以在苏联对外政策的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的两大战略目标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解读。他的这一选择符合上述两大目标，是苏联对外政策题中应有之义。

　　从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看，这种选择符合国家安全的需要。首先，通过苏德条约，苏联成功地躲避至少暂时躲避了战火的侵袭，保障了本国安全。其次，通过苏德条约，苏联收复了昔日的沙俄旧地，扩大了苏联的疆域，获得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由于这方面的内容学界已经有许多论述并且共识点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从世界革命战略的目标看，这种选择符合世界革命的要求。第一，可以在新获土地上并且对周边国家实行苏维埃化和建立苏联模式制度。按 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规定，波兰东部将归属苏联。战争爆发后一星期，1939年9月7日，斯大林在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说：“现在，波兰是一个压迫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等的法西斯国家。在目前条件下，消灭这个国家就意味着少一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波兰崩溃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扩展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去，这有什么不好呢。”[152]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即将开始的对波兰的进军既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收复沙俄“失地”的首次重要举动，同时也是继1920年苏波战争之后再次对波兰实现苏维埃化的良机。

　　对于即将开始的对波兰进军的任务，红军指挥员们得到的解释是非常简明易懂的：“地主波兰应当成为苏维埃波兰。”[153]9月16日，红军指挥员在一份指示中指出：在波兰，遭到民族压迫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已经起来同自己的世敌波兰地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苏联人民不能对波兰劳动者的革命解放斗争漠不关心……第3军的战士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有幸最先去向正在同地主和资本家斗争的波兰人民提供军事援助。工农红军部队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由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党培育的革命解放者进入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土地的”[154]。

　　9月17日，苏联红军以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理由，进入波兰，占领了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之后，苏联就开始对占领地区进行革命改造。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苏维埃化的纲领。规定要在利沃夫和比亚韦斯托克召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大会，应当：1.确定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2.解决有关现有政权的性质问题，也就是这个政权是苏维埃的还是资产阶级的；3.解决有关加入苏联的问题，也就是西乌克兰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西白俄罗斯成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4.解决有关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问题[155]。10月22日，举行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大会选举。10月27－29日，两地的人民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并请求加入苏联。11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满足了他们的请求。

　　占领波兰东部并最终使之合并于苏联是二战开始后苏联国家安全与世界革命战略的第一个成果。之后，苏联西北部的其他邻国也相继成了这种战略的对象。根据苏德条约秘密议定书规定，波罗的海国家（除立陶宛部分外）将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1939年10月25日，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谈话时说：“我们认为，在（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的）互助条约中我们找到了一种可以使我们把一些国家纳入苏联影响范围的方式。但是，为此我们必须克制——严格遵守他们的国内制度和独立。我们不会去对他们实行苏维埃化。他们自己这么做的时候将会到来的。”[156]斯大林相信，在苏联与这些国家互助条约的作用下，特别是在苏军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领土的有利条件下，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必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苏联的武力威慑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很快就屈服了。1939年9—10月，苏联相继同上述三国签订了互助条约，其中的内容都规定三国要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1940年6月15—16日深夜，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杰卡诺佐夫宣布，苏联决定向波罗的海三国派遣三个代表小组，以为红军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界”创造条件。他还说：“如果拉脱维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工人希望他们的新政府是‘苏维埃的’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同志说，他将不反对这些要求。”[157]

　　几天之内，在苏联向波罗的海三国派遣的特别代表的指导和监督下，三国成立了新政府。随 后开始准备进行新立法机关的选举，自然是左派力量获得大胜。新议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要求”加入苏联。1940年8月3—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决议[158]。事情的最后结果正如斯大林所准确预测的那样，“他们自己这么做的时候将会到来的”。

　　芬兰是苏联西北部边界的另一个重要邻国，也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所规定的苏联势力范围的对象。对于曾经是旧俄属土的芬兰，联共（布）中央党内不少人都存在着让芬兰人和卡累利阿人统一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里的愿望。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苏联西北部苏芬边 界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因为列宁格勒距离边界只有30多千米。

　　1939年11月苏芬有关领土交换的谈判中断后，苏联即着手准备对芬兰使用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同对波兰的进军一样，即将对芬兰采取的军事行动也被看作是正义的革命行动。由列宁格勒军区司令梅列茨科夫和军事委员会成员日丹诺夫签署的早期作战命令表明，即将进行的作战远远超出了保卫列宁格勒和苏联边界安全的范围。命令中所讲的不仅是“要跨过边界和消灭芬兰军队”的军事目标，而且还确立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即，“把芬兰人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 解放出来。在接下来的苏联宣传中，特别是在军队的动员中，有关“保障列宁格勒安全”的主题似乎已完全被红军在芬兰的“解放使命”所压倒[159]。

　　11月30日，苏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巴伦支海的整个苏芬边界对芬兰军队采取了行动，苏芬战争开始了。12月1日，据苏联报刊报道，在红军占领的芬兰城市泰里约基成立了芬兰民主共和国人民政府，其领导人是共产国际书记库西宁[160]。

　　对于苏德条约秘密议定书所规定划归苏联的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也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革命的措施和方法。1940年6月，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发出了在比萨拉比亚战役期间政治工 作的指示：“红军的任务是：使比萨拉比亚回归我们的祖国，把我们的同胞兄弟和公民从大地主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红军要在自己的旗帜下给遭到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劳动人民带来自由。工人将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失业者将获得工作，雇农、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将得到罗马尼亚地主的土地，赋税将减轻并将暂时完全取消。对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摩尔达维亚人实行‘罗马尼亚化’的野蛮制度将被废除。比萨拉比亚居民将能够建设自己的按形式是民族的、按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比萨拉比亚将成为我们南部和西南 部边界的苏维埃前哨……要向罗马尼亚士兵解释同苏联进行战争是非正义的和没有希望的，解释红军的任务。揭露前线军官以及后方的资本家、地主、官吏和警察的专横。要宣传苏联工人和农民的幸福快乐的生活。要解释苏联工人和农民是怎样管理没有资本家和地主的国家的。把它与罗马尼亚工人和农民无权地位进行对照。要揭示沙皇俄国（他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和苏联（他是被解放民族的兄弟联盟）之间的原则区别……”[161]

　　正如斯大林所说：“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162]

　　第二，战争的爆发将为期望已久的世界革命提供机会和舞台，世界革命战略可以不加掩饰地公开实施。1939年9月7日，世界大战爆发一星期后，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就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坚决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把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已经没有意义了。”斯大林认为：“战争引起了根本转变。以前提出的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奴役者的处境。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就产生了消灭奴役制的问题。”[163]

　　在《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上刊登的经斯大林修改过的文章中，季米特洛夫提出要“把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的问题提上日程”[164]。9月27日，共产国际在电文中明示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不是一场民主对法西斯的战争，这是一场无论从法国还是从德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关于法西斯的问题今天已退居第二位，反对造成这场战争原因的资本主义和反对所有国家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65]。9月29日，共产国际在电文中告诉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资本主义的支柱不是同苏联签订条约的法西斯德国，而是拥有巨大殖民帝国的反动的反苏的英国。现在提上议程的不是与法西斯而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现在不适用了。”[166]

　　总之，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战争就是革命的良机。就如一战产生苏俄那样，二战将会产生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事实果然也是如此。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利用红军出境追击法西斯军队和驻扎在东欧国家的机会，在那里扶植亲苏政权，并使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后东欧国家悉数被苏维埃化，这恰恰就是世界革命的内容和要求。说到底，还是因为战争创造了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机会和条件。在东欧国家， 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世界革命要求是相吻合的。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顽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西方资本主义的观念和意识。同时，斯大林也是一名灵活多变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增进国家利益的一切机会。正是因为他集坚定的革命家和灵活的政治家的特征于一身，他才能在30年代风云变幻和错综复杂的乱局中审时度势，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两大集团的矛盾，在其相互争斗和厮杀中实现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的两大目标。所以，简单地说，30年代斯大林由 集体安全转向一国自保的动机就是世界革命与苏联安全。笔者深信，把握斯大林上述选择同苏联对外政策战略目标的内在联系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斯大林选择的道义性问题以及苏联与二战起源的关系问题。

　　注释： 

　　[1]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 В 12 т. Том 2. Накануне войны. М.，Воениздат，1974，C.277.

　　[2]Там же. C.282 - 283.

　　[3]Путин В.В.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овод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ретензий или основа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2009，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4814/

　　[4]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прессы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встречи с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канцлером Германии Ангелой Меркель，10 мая 2015 года，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49455

　　[5]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 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 （1939-1947 годы），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8，№ 3.

　　[6]Случ C.З.（отв.ред. и сост.），СССР，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1. Дискуссии，комментарии，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Наука，2007，C.19.

　　[7]David MacKenzie and Michael W.Curran，A History of 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Beyond，4th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 p.677.

　　[8]Michael Kort，The Soviet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SSR，3d ed.，Armonk，New York，London，England，1993，p.205.

　　[9]G.Robert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uss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road to war，1933-1941，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95，p.63-64.

　　[10]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2—453 页。

　　[11]陈晖 ：《1939—1941 年的苏德战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0 - 241 页。

　　[12]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第34—35 页。

　　[13]同上，第33—34 页。

　　[14]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8—39 页（注35）。

　　[15]См.: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Т.2，М.，Наука，1985，C.153-154.

　　[16]РГАСПИ，Ф. 81，Оп. 3，Д.254，Л.153，Л.Н.Нежинский，В интересая народа или вопреки им?Совет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17-1933 годах，М.，Наука，2004，C.175-176.

　　[17]Карпов В. Внешняя разведка и .Мюнхенский сговор.，в Диалог，2000，№ 6.

　　[18]Карпов В. Внешняя разведка и .Мюнхенский сговор.，в Диалог，2000，C.53.

　　[19]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T. 1 5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69，C.636-642.

　　[20]РГВА，Ф.91833987，Оп.3，Д.457，Л.101，А.C.Орлов，Cталин: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ойны，М.，Изд-во Эксмо，2003，C.43.

　　[21]О.Кен，А.Рупасов，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отношения СССР с западными го сударствами（конец 1 9 2 0 - х- - 1 9 3 0 - 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Документы.Опыт комментария，Ч.1: 1928-1934 гг.，СПб.，2000，C.105-106.

　　[22]Хлевнюк О.В. и др.（сост.），Сталин и Каганович. Переписка.1931-1936 гг.，М.，РОССПЭН，2001，C.388.

　　[23]Там же. C.388-389.

　　[24]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15，Л.15，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Европа: 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1923-1939，М.， РОССПЭН，2001，C.291-292.

　　[25]别洛乌索娃认为，“斯大林显然不急于采取某种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措施”。根据她的说法，政治局在8 月1 日还通过了另一项与德国有关的决定，即确定了同德国公司签订的有关为苏联建造潜水艇的条约草案。她认为，这些都是不想撕破所有关系的相互愿望的具体表现。См.: Белоусова З.C.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1933-1934 год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1999，№ 10，C.55.

　　[26]4-я сессия ЦИК Союза ССР 6-го созыва: Стеногр.отчет， 28 декабря 1933 г.--4 января 1934 г.，М.，1934，C.10-15，цит. по:Нежинский Л.Н. В интересая народа или вопреки им? C.298.

　　[27]Безыменский Л. Гитлер и Сталин перед схваткой，М.， Вече，2002，C.90-91.

　　[28]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 1 6 ，М. ， Политиздат，1970，C.736.

　　[29]Там же. C.756.

　　[30]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15，Л.154，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06. 苏法临时贸易条约于1934 年1 月14 日签订。

　　[31]按照国联章程规定，所有会员国在发生可能导致关系破裂的争端时都同意把争端送交仲裁审理或交付国联行政院审理（第12 条）。在许多情况下，国联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必须转交仲裁审理，特别是争端涉及某个条约的解释或者有关国际法问题（第13 条）。См.: Статут Лиги Наций，http://www.hist.msu.ru/Departments/ModernEuUS/INTREL/ SOURCES/Legnatust.htm

　　[32]关于禁止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于1928 年8 月27 日在巴黎由一些国家的代表签署。苏联在1928 年8 月31 日的答复邀请者的照会中表示准备加入该约。1929 年7 月24 日公约生效。

　　[33]当时还有一些国联成员国不承认苏联。所以，1933 年12 月6 日， 邦库尔通知巴黎：李维诺夫对一些尚未承认苏联的国联成员国的立场表示不满。

　　[34]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15，Л.154-155，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05-306.

　　[35]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16，C.773.

　　[36]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15，Л.5-6，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00.

　　[37]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16，Л.64，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11-312.

　　[38]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 1 7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71，C.357-359.

　　[39]Цит.по: 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13，Примечание 1.

　　[40]АВП РФ，ф.05，оп.14，п.98，д.101，л.66-67，цит.п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C.60-61.

　　[41]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16，Л.119，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13.

　　[42]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17，C.479.

　　[43]Чему свидетели мы были…Переписка бывших цар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 1939-1940.，Сб. Док.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Кн.1（1934-1937）， М.，1998，C.176.

　　[44]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17，C.606.

　　[45]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17 Л.17，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18.

　　[46]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17，C.647-648.

　　[47]H.D.Phlllips，Between the revolution and the West: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Maxim M. Litvinov，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 Westview Press，1992，p.148.

　　[48]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17，C.823， Примечания 275.

　　[49]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17 Л.75-76，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18-319.

　　[50]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17，C.725-726.

　　[51]Alliance against Hitler，p.212.

　　[52]Ibid.

　　[53]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 1 8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73，C.43.

　　[54]Бадак А.Н.и др.，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в 24 т.，т.23: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Минск，Литература，1997，C.126-127.

　　[55]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18，C.248-249.

　　[56]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Ser.C，vol.4，L.， 1962，p.134.

　　[57]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18，C.251.

　　[58]Там же. C.309.

　　[59]Там же. C.311.

　　[60]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C.336.

　　[61]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1900-1991，пер.с фр.，2-е изд.，М.，ИНФРА-М，Весь мир，2003，C.285.

　　[62]Сиполс В.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33- 1935，М.，1980，C.277.

　　[63]АПРФ，АП РФ，ф.3，оп.64，д.663，л.1-3，цит по: Л.А.Безыменский，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е договоры 1939 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тарые проблемы，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3，C.6-7.

　　[64]Сталин и Каганович. C.545

　　[65]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19，Л.13，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02-303. [66]Внешняя разведка и .Мюнхенский сговор.. C.53.

　　[67] Там же.C.56.

　　[68]Л.Безыменский，Гитлер и Сталин перед схваткой，М.， Вече，2002，C.144-145.

　　[69]Cталин: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ойны. C.119.

　　[70]Там же.

　　[71]Там же.C.118-119.

　　[72]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Third Series. Vol. 1，London，1949，pp.18-19.

　　[73]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 2 1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77，C.128.

　　[74]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Мюнхена，М.，1958，C.22.

　　[75]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C. 287-288.

　　[76]Правда，1938，25 марта.

　　[77]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Т.5， кн.1，1971，C.66.

　　[78]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мюнхенского сговора 1937-1939，М.， 1979，C.87.

　　[79]Внешняя разведка и .Мюнхенский сговор.. C.54.

　　[80]Там же. C.54.

　　[81]Там же. C.54-55. Там же. C.56.

　　[82]Цит.по: Cталин: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ойны. C.127-128.

　　[83]Там же. C.128.

　　[84]Там же.

　　[8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анун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81，C.170-171.

　　[86]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P，Т. 2 1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77，C.498-499.

　　[87]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24 Л.5-6，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C.363.

　　[88]后来英国前外交大臣霍尔认为，这是英国外交史上最无耻的一 项行动。（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Л. и др.，СССР в бобьбе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1933-1945，2-е изд.，М.，Наука，1986，C.62.）；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卡多根也承认：“我们粗暴地告诉他们，必须投降……” （Гитлер и Сталин перед схваткой，C.165.）

　　[89]Мировые войны ХХ века，Кн.4: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М.， Наука，2002，C.24-26.

　　[90]R.J.Overy，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2nd ed.， 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1998，p.113.

　　[91]Ibid.

　　[92]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90，№ 1，C.168，169.

　　[93]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равде，24 июня 1938.

　　[94]Год кризиса 1938-193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 2-х томах，Т.1，М.，Политиздат，1990，C.85-86.

　　[95]О.А.Ржешевский，1939 год: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М.，Мысль， 1990，C.214.

　　[96]Cталин: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ойны，C.155.

　　[97]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24 Л.65，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65.

　　[98]Наджафов Д.Г. СССР в послемюнхенской Европе. Октябрь 1938 г.-март 1939 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0，№ 2，C.81.

　　[99]Cталин: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ойны. C.156.

　　[100]СССР в послемюнхенской Европе，C.81; Год кризиса，Т.1， C.184-185.

　　[101]Мельтюхов М. Совет ско- польские войны:Во ен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1918-1939 гг.，М.，Вече，2001， C.178-179; Гитлер и Сталин перед схваткой. C.156.

　　[102]米高扬——外贸人民委员，Л.М. 卡冈诺维奇——交通人民委员， М.М. 卡冈诺维奇——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捷沃相——造船人民委员， 谢尔盖耶夫——弹药人民委员，瓦尼科夫——武器装备人民委员，利沃夫——机器制造人民委员。

　　[103]Безыменский Л.А.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е договоры 1939 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тарые проблемы，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 3，C.5.

　　[104]苏联《真理报》注意到 ：希特勒在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只字未提”苏联，而同时他却对英国和法国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并对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攻击”。（Правда，1939，1 февраля.）

　　[105]Год кризиса，Т.1，C.253-254.

　　[106]Горохов В.Н.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18- 1939，курс лекций，Изд-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4，C.279.

　　[107]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Т.22，в 2-х книгах，Кн.2， М.，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2，C.208-209.

　　[108]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24，л.120，Реш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C.370.

　　[109]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Т.22，Кн.2，C.524， Примечания 58.

　　[110]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Т.22，Кн1，C.538-539.

　　[111]Цит по:Челышев И.А. СССР - Франция: трудные годы，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9，http://www.auditorium. ru/books/729/ch1gl4-5.pdf

　　[112]СССР в борьбе за мир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ентябрь 1938 г.-август 1939 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71，C.324.

　　[113]Там же. C.331.

　　[114]Год кризиса，Т.1，C.380.

　　[115]Год кризиса，386-387.

　　[116]Год кризиса，Т.1，389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Т.22， Кн1，C.291-293.

　　[117]СССР в борьбе за мир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C.341.

　　[118]Там же. C.385.

　　[119]Известия，11 мая，1939.

　　[120]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31-36.

　　[121]СССР в борьбе за мир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C.453.

　　[122]Там же. C.476.

　　[123]7 月9 日，莫洛托夫又向英法大使转交了对条约的书面补充，其中给“间接侵略”下了一个极其复杂而含糊的完整定义：“间接侵略” 适用于这样的行动，即，上述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大国的武力威胁下或没有这种威胁的情况下同意这种行动：这种行动导致使用该国的领土和力量来侵略他或条约中的某一方，从而导致损害该国的独立或破坏他的中立。（СССР в борьбе за мир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C.486-487.）

　　[124]Цит по: К Истории заключ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23 августа 1939 г.”，в Нов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 6，C.12.

　　[125]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Third Series. Vol. 6，London，1953，p.335.

　　[126]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136-139.

　　[127]Горлов C.А.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диалог накануне пакта Молотова-Риббентропа. 1939，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 № 4，C.28.

　　[128]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 145.

　　[129]Там же. C.403-404，Примечания 148.

　　[130]伯吉斯此前在1939 年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时就曾经报告过， “（伦敦的）基本政策最后无论如何都是同德国一起反对苏联。”См.: Внешняя разведка и .Мюнхенский сговор.. C.55.

　　[13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Т.22，Кн.1，C.584.

　　[132]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158.

　　[133]Там же. C.159-163.

　　[134]Правда，1989，24 декабря.

　　[135]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178-180.

　　[136]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Т.22，Кн.1，C.596-597.

　　[137]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ануна Втон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М.， Политиздат，Т.2，1981，C.229-230.

　　[138]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59，№ 2，C.157.

　　[13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ануна Втон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Т.2， C.301，303.

　　[140]Цит по: Cталин: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ойны. C.188.

　　[141]М.М.Ильинский，Тайны спецсвязи Сталина 1930-1945 гг.， М.，Вече，2004，C.110.

　　[142]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302，303.

　　[143]Там же. C.307-311.

　　[144]条约的日期仍为8 月23 日，这样做是为了能够立即在苏联报刊上发表。

　　[145]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319-321. 8 月28 日，议定书的第2 条条款被修改为：“在波兰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的界线将大致沿着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来划分。”（Год кризиса，Т.2，C.335.）

　　[146]《斯大林全集》，第12 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第213—215 页。

　　[147]同上，第217—233 页。

　　[148]同上，第289 页。

　　[149]《斯大林全集》，第9 卷，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291 页。

　　[150]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27—29 页。

　　[151]同上，第24 页。

　　[152]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 Документы，М.，РОССПЭН，2004，С.780.

　　[153]С о в е т с ко - п о л ь с к и е в о й н ы : В о е н н о - п о л и т и ч е с ко 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1918-1939 гг.，С.293.

　　[154]Там же. С.292-293.

　　[155]С о в е т с ко - п о л ь с к и е в о й н ы : В о е н н о - п о л и т и ч е с ко 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1918-1939 гг.，С.381. [156]Гитлер и Сталин перед схваткой. С.314. [157]A.Read，D.Fisher，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London，1988，p.467.

　　[158]Седьмая сессия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1 августа-7 августа 1940 г.，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М.，1940，С.93-94， 98-100.

　　[159]Там же. С.158.

　　[160]Коминтерн и Филянция. 1919-1943: Документы，М.， Наука，2003，С.296.

　　[161]Мельтюхов М. И.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й поход Сталина: Бессараб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советско-румы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17-1940 гг.，М.，Яуза，Эксмо，2006，С.335-337.

　　[162]吉拉斯 ：《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9 页。

　　[163]Фирсов Ф.И. Архивы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1939-1941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2，№ 6， С.18-19.

　　[164]Смирнов В.П.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 Коминтерн，1939- 1941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 3，С.24.

　　[165]Фирсов Ф.И. Архивы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1939-1941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2，№ 6，С.22.

　　[166]Смирнов В.П.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 Коминтерн，1939- 1941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 3，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