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士兵在经历激烈的战争体验之后，其社会心态和心路历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宿命论的战斗者心态、积极的反抗心态以及要求和平的心态，这种变化使士兵在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进程中，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对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士兵;社会心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人类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战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一直都是西欧各参战国的重头戏，但是对俄罗斯而言，一战却成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战争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紧随其后的是长达四年的革命与内战，20世纪40年代又发生了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苏联时代的历史书写中，这些才是重大的考验，它们遮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排挤到社会意识与历史记忆的边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历史学界不再把一战视作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注脚，将其作为独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单独的研究，出版了大量专著。这些著作仍然保持了传统宏大叙事的风格，自上而下地从政治、经济、外交等视角来研究一战中的俄罗斯，同时对于一战中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帝国对边疆的管理与变动也有涉及。[1]此外，俄国不少的军事历史学家也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一战中的芸芸大众—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道德、犯罪和心理进行研究。[2]国内对于一战中的俄国士兵研究极少，多数是在有关1917年俄国革命史或者苏联通史著作中一笔带过，笔者曾与赵士国教授对一战中东线俄德士兵的联欢所有涉猎。[3]但是这些研究尚未触及俄军士兵在一战中的心态转变。事实上，士兵作为战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饱受战争的折磨，而他们的心态，亦是这一大变动时刻最直接的反映。因此，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士兵的心态，可以深层次地检视战争对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影响。

一、“我们还活着，这是短暂的，而死则是常态”——宿命论的战斗者心态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参战士兵的社会心态，首先有必要考量俄国军队的构成。战前，俄罗斯军队的人数是142.3万。此后随着全国动员令的发布，到1914年底，俄国军队总人数超过650万。从1914年7月18日到1917年3月1日，俄罗斯政府一共进行了　19次动员。到1917年6月1日之前，俄罗斯军队一共动员了　1579.8万人，其中有1280万人来自农村，占军队总人数的80%。工人的总人数为40一2万，占军队总人数的3%—3.5%。[4]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队主要是由农夫构成。因此，俄国士兵的心态是与俄罗斯农民的特征紧密相关的，前线士兵中仍大量保持了农民的行为与思考方式，随着后期的动员越发明显。为了分析俄国士兵在战争中心态的转变，我们有必要考量它的原点—农民的心态，它是由农民的生活环境和劳动特性所决定的。

　　俄国农民的知识、习惯和社会心态主要源自村社的培育。村社作为农民日常生活之地，塑造了农民的世界观，即对周边世界—社会与自然的观念，养成农民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对公正和平均主义的追求等。村社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活共同体，为社区内部的农民提供行为准则和规范，并为其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村社既是农民的保护者，又是其获得知识和经验的训练之地，它塑造了农民的心灵和价值。[5]农民的心态和观念源自村社这个小共同体中的体验和熏陶，他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这个封闭世界中的一员。农民观念中最本源的情感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依恋，这种情感与当地的自然景观、耕作方式息息相通，是源自村社世界中“大地一母亲”这一神圣意蕴的外在显露。俄罗斯的农夫们面对广袤无垠的土地和不可预测之灾祸，滋生出强烈的无力感，顺从自然和神秘力量，形成了宿命论的处世态度，认为自己的境遇皆由上帝所决定，自己无力掌控，故 而形成听天由命的处世态度。[6]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后，俄国农村的资本主义亦快速发展，它虽然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方式，并且受到来自西欧的个性解放等观念冲击，但现代化仍难以渗透村社世界培育出来的农民的心灵深处。

　　一战爆发后，不少研究俄国农民的学者都指出，俄国农民的心态仍保留了前现代社会的特征，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是建立在传统的宿命论基础之上的，战争如同自然灾害一样，不可避免。[6]因此，农夫们随波逐流，被强制动员起来，进人征兵站。恰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所描述的：“他们四人一排，列队齐步行进奔赴前线。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几乎都带着步枪。他们穿着农民的靴子，步态踉跄， 走得很沉重，他们昂着头，挥着手，胡子拉碴，脸呈砖红色，穿着肮脏的束腰带的军便服，把卷起的军大衣背在肩上，腰上别着工兵铲，靴筒上别着巨大的勺子。大地在他们的脚步下颤抖。一队又一队英勇的、忧伤的、漠然的脸面向西方，走向未知的、不知为了什么的战斗……[7]所有这些因为战争而远离家乡的人们，都进人了一个对自己来说的新角色，身处一个经常有生命危险的环境，需要完成不寻常的、需要杀戮的任务。他们不再是耕作的农夫，而是手持武器的战士。

　　军事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普通公民手持武器的时候，他的心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的处世态度、自我评价、对待周围世界的态度都会改变。战争使人形成一种特殊的个性类型、一种特别的心理类型—战斗者心态。[8]这是人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下的心理，也可以视作在生与死之间的临界状态。现代战争是对战士身体与心灵的一种残酷历练，他们积极对抗极端的、与生活因素完全相悖的行为，保持信念与决心、最终完成他面临的战斗任务。同时，它也是对峙双方的士兵不同目的、动机、信仰、心情、信念、思想的激烈斗争。

　　战争向人提出一系列与人的自卫本能相悖的要求，激发他们去完成违背天生的情感的行动。在 战斗环境中经历过性命之忧的人同时也意识到，应该克服自己的软弱，不能向周围的人暴露。俄国士兵们，既受制于传统的村社所培育的宿命论心理，同时又历经战争的残酷，需要克服恐惧，最终在前线形成了宿命论的战斗者心态。这种宿命论的战斗者心态主要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命运若保护他们，他们不会被杀死；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他们在战场上早晚都要死掉。[9]

　　第一种观点主要以贵族出身从军的Ａ.Ｈ.日格林斯基准尉为代表，他在1916年写给姨妈的家信中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将战争中的死亡与日常生活相比较，只要不过分地去关注“你会怎样死的问题”，你就不会害怕和恐惧。“到处都有死亡，但没有那个地方会隐藏死亡，因为我们最终都要死。而我现在想：‘我不会死，不会死，而只有死亡不会有，才不会死亡’……为什么我要去想死亡的事呢！”作者在信的末尾，一再叮嘱自己的姨妈：“让我听从内心深处的召唤，听从真理的招呼，让我们彼此理解对方。请您再一次告诉我的母亲，不要生活在恐惧当中……”[10]

　　Г.Ｈ.切莫达诺夫大尉的感受则代表了第二种观点，他描述了　1916年12月行军进人北方战线里加战场的情景。“无须自欺欺人，每一个看似平静的士兵的脸上都写着恐惧二字’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死神的恐怖。”作者亦亲身体验到了人在恐惧心理氛围下身体机能的急剧变化，“快速的血液循环让人头昏脑胀。死神不可避免的接近。”“所有人都知道在战斗中我们的损失高达百分之八十，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没有生存的希望。所有人，凡是四肢健全的人，都默默地抗议暴力，抗议自我毁灭。”[11]

　　士兵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进一步分析俄国士兵的三个特征。一是在没有长官的情况下，他们爱发牢骚和骂人，喜欢自吹自擂，脾气暴躁，抓住任何小事嘲笑对方，甚至是斗殴，这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士兵在前线生活的枯燥和心理承受的重压。二是在有长官的情况下，士兵们则显得安静、温驯，甚至对话都结巴；不假思索地同意对方的观点，忠实地执行命令；对长官献媚和赞誉，巴结上司。三是在工作和战斗中，他是一个英雄，可以平静地面对死亡。苦难时刻不会离开自己的同志，他勇敢而高傲地面对死亡。[12]Г.Ｈ.切莫达诺夫上校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了俄国士兵的道德品格和精神状态，认为“军队心理是民族精神的复制品＂。强调指出“俄国士兵喜欢低声吟唱，“用歌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哪怕是短暂的小憩和最为困苦的艰难时刻。他们在歌声中寻找娱乐、安慰和勇气。这是俄罗斯军队孕育于本民族之中的特色：工人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歌唱，农夫们在广阔的原野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悲鸣”。[13]从本质上来讲，萨莫伊洛夫和切莫达诺夫所描述的俄国士兵心理反映了俄罗斯农夫数百年来所具有的特质，穿灰衣的农夫们是俄罗斯民族最为强大的生命力。俄罗斯农民创建和巩固了自己的习俗、观念和价值乃至俄罗斯传统中的道德准则。

　　事实上，宿命论战斗者心态不仅是俄罗斯士兵所具有，也是所有交战国士兵都具有的。“　士兵在战斗开始之后的处世哲学中形成了一种宿命论心理，并且在士兵的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士兵们普遍相信，在一场战斗中幸存下来，是上帝的庇佑；但是无法安慰自己，会在另一场战斗中作为胜者生存。瞬间的生与死，极端的战争体验，让士兵们相信一个简单的法则：我们还活着，这是短暂的，而死则是常态。”[14]几乎每一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留下一些书面证据（日记、书信、回忆录）的人都有这样的“宿命论”处世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它用这样的话表达：“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什么都不依附于我。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

　　相对于和平时期，战争必然使人形成另一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是前线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学会了杀人，每天看着其他人死去，而且本身也可能死亡的士兵来说，人类生命的价值降低了。死亡的情形已经不能引起恐慌与厌恶，而是冷漠。这种“感觉的迟钝”是对在长期紧张环境中的神经反应系统的保护。Г.Ｈ.切莫达诺夫对此进行了观察：“我们走过了一片令人伤心的地方。到处都是最恐怖的死亡情景。但是没有厌恶、没有恐惧、没有对死亡一般的尊重。”整个人充满了自私的想法：“你还活着”。[15]军医Л.Ｈ.沃伊托洛夫斯基在1915年初写给亲人的书信中也指出，“战争早已让我们失去在后方所具有的人的品格。我们不断地贬低人的身份和尊严，只留下动物的本能”。[16]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创建了一种特有的“带枪的人”的群体，他们是被生活和家园所抛弃的人群，漠视人类的痛苦和死亡，对暴力和掠夺熟视无睹，失去了尊严，也不再对他人抱有尊重，并倾向于用枪（暴力）来解决问题，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因子。

二、“皇帝统治俄罗斯的时间不多了”——反抗的心态

　　任何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都要依赖国民和军队所具有的道德、精神品质。人民和军队要有相信自己有优越于敌人的心理和信念。他们有积极高昂的情绪、必胜的信心等。因此，在战争的准备过程中，要利用各种手段提升士兵的士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政府竭力煽动大众的爱国主义情绪。“1914年秋季，大多数的德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都坚信，他们的国家遭到敌人的攻击，他们的国家是无辜的遭受侵略的受害者。”[17]旦是，这样的文字只是抽象而笼统地描述了城市居民所具有的狂热情绪，并不能普遍反映社会下层的心声。

　　特别是对俄罗斯帝国而言，当时军队的下层和社会居民当中，绝大多数由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组成，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此等在媒体和社会上所突起的爱国旋风。显然，类似的豪言壮语既没有渗入农民的头脑，也没有抵达其心灵。农民不仅难以理解“大俄罗斯的荣誉”，也对斯拉夫人与德国人、奥匈人之间的关系缺乏具体的认知。诚如勃鲁西诺夫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记载，俄罗斯军队不仅在军事装备上比敌人差，“而且士兵对战争的理解和准备更差。它显得非常消极……大众在心理上完全没有做好对欧洲战争的准备”。此外，他还描述了士兵对战争的原因和目的表现出完全的误解。即使是战争完全发动之后，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战争何以会落到自己头上。士兵们既无法理解为何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是自己的敌人，亦缺乏祖国俄罗斯的概念，“他知道他自己所在的县’或许是省，他知道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而这些就是他对自己祖国的全部了解”。[18]农夫们带着自己的乡村印记、土地气息和对家乡的思念应征入伍’进人前线，而他们多数人对欧洲政治、对这场战争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对敌人有怨恨，因为士兵不清楚，何以需要承受战争的伤亡，德国人究竟对我们又有什么危险？”[19]

　　事实上，农民参与战争唯一的发自内心的动机，则是来自他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对土地的需求。中央黑土地带许多省份的农民在1914年就谣传，当战争结束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会将西伯利亚和其他新征服地区的土地平分给农民，作为对他们参加战争的奖励。坦波夫省的秘密警察在给上级的报告中直接写道：“正是农民获取更多土地的愿望和动机促使他们加人这场战争。”[20]战争的过程中，许多军官在与前线士兵的交谈中，往往会发现士兵们难以理解“为何需要攻占那些不能耕种的沼泽地，何以需要对那些林木稀疏的悬崖峭壁发动正面进攻？保护陌生的、泥泞不堪、难以通行的罗马尼亚和加利西亚的土地意义何在？”“这些土地并不适宜耕种。”[21]因此，对士兵而言，他们在付诸巨大的牺牲之后所夺来的是泥泞不可耕种之地，心存怨气，并且难以理解战争的目的。作战时刻，农民往往会迟疑不决，难以贯彻和执行命令。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一战的战争烈度和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了　19世纪的“有限战争”。与传统的战争不同，新式武器的使用，子弹横飞、大炮巨大的爆炸声，双方阵地前沿遍布的铁丝网等，这一切都撕裂了农民出身的士兵传统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极端的情感体验。“不人道的战争”，这一体验伴随参战士兵的始终。一个俄军少尉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战争是疯狂、死亡和破坏，它可以真正理解为人类一种疯狂的、从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毁灭行为。”[22]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烈度不仅对前线士兵和军官的精神和体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对物质的需求与军队的供给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俄罗斯经历了　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的一波工业快速发展时期，但其国民收人总值和人均值仍然无法与其他交战的欧洲列强相媲美。俄罗斯的工业体系也难以满足一战时对军备与武器的需求，国家无法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早在1914年12月，北方战线最高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将军在与来访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古契科夫的会谈中，多次谈到军队的粮食不够，士兵们在挨饿。“许多人没有靴子，他们的腿被冻伤。一个步兵旅三个月来都没有得到配套的军备，在和德国人的战斗中，阵地右翼1.4万名士兵没有步枪。”[23]1915年初，军事部长Ｂ.Ａ.苏霍姆林诺夫在呈递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指出“到1914年年底，和平时期储备的各种物资就难以供应军队的需求”。“军队需要300万支步枪，而俄国的兵工厂只制造了大约84.2万支，仅仅能满足军队的三分之一。”[24]这一报告已经反映俄军储备的战备物资以及俄国的军工制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求，也反映军备物资和武器匮乏这一技术性的要素导致俄国前线士兵作战缺乏物资保障。较之德国军队，俄军不得不依靠大量的人力资源来弥补武器技术性因素落后所造成的差距，故而落得一个“炮灰供应商”的别名。

　　虽然俄军在1914年冬季攻人东普鲁士，但是当俄国军队进人德国之后，后勤保障越发困难。1915年的夏季战役中，由于前线部队普遍缺乏武器，大量士兵不得不手无寸铁走上前线面对德国人的炮火，最终导致俄罗斯军队遭到重大失败：俄军损失了　240万士兵，其中将近100万人被俘。此外俄罗斯损失了　15%的领土和30%的工业。[25]俄国军事历史学家戈洛文教授毫不隐晦地指出，俄国军队在1915年的夏季战役中武器匮乏的事实，部分士兵只能捡起死去的同胞的武器，军队极度疲惫和处于毫无希望之中。邓尼金亦用悲怆的笔调描述了当年加利西亚战役的惨烈：“这是俄国军队的巨大悲剧。没有枪支，没有弹药，经过数日的浴血奋战，我们仍然不得不撤退。……第四步兵师经历了11天的激烈战斗；11天一直处于德国重炮的轰炸之中。我们却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26]加利西亚战役造成了俄国士兵和指挥官的心理恐慌，并且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即与德国人作战，俄国人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驻俄国军队的盟军使团委员会代表、英国将领诺克斯亦深刻地观察到这一心理态势在军队的发展。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前线许多指挥员相信，德国的军事技术具有绝对的优势……许多士兵主动被俘和逃避兵役，即使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实际效果很小……士兵们普遍厌战，不愿意继续在战壕中待下去。”[27]前线俄国士兵亦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俄国熊无法泅渡“德意志海洋”。许多士兵依据自己与德国人作战的日常生活经验产生了如下印象：混凝土战壕、自来水厂、壁炉、钢琴、游泳池等。德意志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措施远远好过俄罗斯，借助于这些个人的生活体验，士兵在更大程度上了解了德国人的火力优势。

　　除此之外，来自亲人的家信也让士兵们倍感担忧，家信中诉说的是崩溃的农业经济、饥荒、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明斯克军事审査委员会在1916年12月报告中指出，士兵们的家信抱怨日常生活中百物腾贵，甚至无法得到基本需求之物品。信中充斥着疲倦、冷漠以及对后方政府和权势阶层的不满。大本营总参谋长Ｍ.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写给军事委员会主席斯特摩尔的信中，再三叮嘱他要注意高昂的物价影响了士兵的情绪。[28]

　　在经历1915—1916年几次大的战役溃败之后，前线的士兵们亦开始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寻找答案：为什么杀死一个敌人需要牺牲几个俄罗斯士兵？为什么他们的家人、妇女和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谁之罪？又当怎么办？面对军队作战的不断失败，士兵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军官中出现了骗子、叛徒和间谍。士兵的信中也描述了他们指挥官的腐败和疏忽的图景。[29]玩忽职守、贪图财物和自以为是，向敌人出售自己可鄙的灵魂，这样的观点在士兵的意识中开始扎根，士兵们得出结论，如果需要清洗军队，那么就需要自上而下’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清除最高总司令尼古拉二世本人，因为“皇帝是骗子和小偷。”[30]“卑劣的沙皇形象”同时还与“圣愚”拉斯普京以及德籍皇后亚历山大？费德洛夫娜联系在一起。一个士兵在自制的明信片中写道：“拉斯普京欺骗了尼古拉二世和皇后……皇帝统治俄罗斯的余下时间不多了！”[31]甚至军队的骨干军官都厌倦了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战争的方式也是自我毁灭性的。”[32]结束战争的最好方式是反抗，结束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对最高政权和皇帝的反抗心理在军队中从个体迅速地蔓延到群体，形成共同的心态，具有同质化的特征，并且容易受到各种暗示的影响，如同火星，一点即燃。[33]

　　到1916年底，作战部队和后方卫戍部队的士兵们不想再继续服役，也不想将战争继续下去，纷纷采取不同的对策，来反抗战争与最高政权。

　　一是逃避兵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参加过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老军人开始抗议，他们不愿意继续战争，也拒绝去征兵站报名。在整个喀山军区，1914年8月就有22700名适龄青年无正当理由逃避兵役。除此之外，还有173809名青年声称自己患病，占军区14个县中招募总人数的28.4%。[34]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俄罗斯中央黑土区大约有150万逃兵，差不多每一个团中有一千余逃兵。[35]美国历史学家派普斯也指出，一战时期俄国士兵的逃兵人数是同时期德国、法国和英国的12－15倍。[36]逃兵们游荡在城市和乡村，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也没有谋生的手段，而且还受到军法追究。这些都是政权极为不安的因素，为革命或是叛乱埋下伏笔。

　　二是在前线与敌军联欢。联欢（6ｐａＴａＨＨ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士兵的反战形式，它是在敌对双方士兵们拒绝执行军事行动命令的基础之上的友好行为。俄国士兵与敌人联欢的最早记录是在1914年圣诞节。1915年秋季已观察到许多步兵师的士兵在前沿阵地联欢的事例。1916年4月的复活节，东方战线上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和德奥士兵们停止射击，走出战壕联欢。士兵们彼此交换香烟、面包等物品。据统计，西线和北方战线大约有十个团的士兵参加了联欢活动。联欢活动的盛行，它逐步瓦解了俄国军队的纪律，并在此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的手段。[37]三是出现大量的不再服从军官和政府的现象，尤以后方的卫戌部队为甚。卫戍部队的士兵大部分是从前线返回的四十多岁的老兵。他们浴血奋战，经历各种战争的创伤，对前线的巨大伤亡以及后方妻儿所遭受的贫困倍感不满。因此，对1916年之后俄罗斯出现的大量因为饥饿而导致的骚乱事件持中立态度，不愿意镇压那些劫掠商店和面包的人群。当年5月奥伦堡出现的饥饿骚乱中，哥萨克部队第一次拒绝服从命令，此后这一行动扩散，全年共发生9起类似事件。[38]除此之外，卫戍部队的士兵们开始与各种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1916年10月17日维堡区的工人罢工活动与驻守当地的181团士兵反战活动相结合，政府调动大量的部队，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数百名士兵被打死，罢工活动被平息，此事件如同1917年2月革命的“彩排”。

　　1917年初，人们对持续三年的战争感到厌倦，日渐高昂的物价、凋敝的工厂和荒废的土地引起大众的不满。哪怕是支持战争的立宪民主党人，也认为战争拖延下去，对俄国社会和有产阶级不利，要求尽快“击败德国和奥匈帝国，一举成功”。彼得格勒保卫厅密探局在给内政部长的密报中指出：“国家处于灾难的边缘，日益逼近的大众愤怒会摧毁帝国……俄国处在重大变革的前夜”。[39]军队对战争也感到极度的疲惫不堪，士兵们认识到，恰恰是因为尼古拉二世的无能，导致他们在前线作战的失败和巨大伤亡，后方的父老妻儿在挨饿。士兵们的不满情绪达到顶峰，反抗情绪如同暗流蔓延军队。后方卫戍部队的士兵们更容易感受到革命风潮，并且在社会主义者的鼓动之下，加人起义者的行列。2月的工人示威中，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没有效忠政府，而是与工人站在一起’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支持革命，关键时刻站在了人民的一方。著名历史学家、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ＩＩ.Ｈ.米留科夫特别指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主要驱动力是彼得格勒和其他地区的卫戍部队”，[40]士兵的反抗在革命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尽快赋予和平，让我们从前线离开”——要求和平的心态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对那些奋战在前线的普通士兵而言，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则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由立宪民主党主导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和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主导的彼得格勒士兵 代表苏维埃都认为，革命之后，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为沙皇而战，而是为保护二月革命的成果而战，希望继续驱使前线士兵作战。因此，在后方的舆论中，革命护国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前线部分年轻的接受过教育的军官和士兵们也被革命的情绪所感染，被革命胜利所陶醉。П.Ｈ.克拉斯诺夫将军写道：“军队的军官们大多满意不流血的革命的发生，临时政府正在走向立宪会议。”[41]他们也接受了护国主义口号，在“战斗到最后的胜利”的旗帜下积极捍卫民主和自己的幸福。但是，这 些都是一时激情迸发，而不是在日常生活历练中所形成的信仰，它具有短暂性和实效性。

　　事实上，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错估了形势，他们没有意识到，大部分民众对战争不满，继续战争的政策不符合人们的意愿。特别是军队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的“第一号命令”之后开始了解体的过程。“第一号命令”的本意是使“俄国军队民主化”，并且驾驭日益失控的首都卫戍部队。但是这一过程给军队的纪律以及士兵和军官之间的信任带来沉重打击，士兵不再尊重和敬畏军官。[42]与此伴随的是一切权威的崩溃，士兵们“原先受到环境、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野蛮的原始本能释放出 来”并“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有产者的仇恨到处泛滥”，[43]出现了大量的犯罪行为和报复军官以及政府官员的事件。手持武器的工人和士兵开始无所顾忌地施暴，根据统计资料，二月革命期间彼得格勒有1433人死于暴力，喀玻施塔得有超过120名军官被杀死，赫尔辛福斯海军基地的舰队司令涅比宁海军上将亦被士兵私自处死。[44]

　　前线更多的历经三年残酷战争的士兵们希望在革命胜利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与家人生活在一起。西线第五集团军梁赞步兵团士兵在写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陈情书中呼吁，“别再让我们在这龌龊肮脏的战壕中闲逛！别再让我们年迈的父母伤心，而他们正死于饥饿”，“和平将巩固我们的自由”。[45]“和平”这个口号对许多士兵而言是极具影响力的，它意味着结束战争，摆脱残酷的军事纪律，改善自己的食品和衣物，返回自己的家庭。恰如当时的观察者所记载，对广大的前线士兵而言，和平意味着回家，面包意味着可以返回家乡“劫掠”地主的土地，自由则意味着劳动自由，不受剥削。[46]士兵们多数希望返回农村’过一种简单、公正、平等的村社生活。

　　4月16日最高总司令Ｍ.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给临时政府军事部长Ａ.古奇科夫的信中指出，军队的状况日益恶化，正在走向瓦解。主要有以下表现：1.临阵逃脱和开小差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北方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在4月1日到7日的一周时间内有7688名士兵临阵逃脱；西南战线和罗马尼亚战线则有347名士兵临阵逃脱，显而易见，这一数目事实上严重缩水。2.军纪日益涣散，各种违纪非法活动使军队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边缘。3.军官和上级权威下降，无论如何都难以恢复。军官们处于士兵委员会的监控之下，没有任何可能从根本上恢复军官和士兵之间的信任，二者之间反目成仇现象越发严重。4.和平主义在军队中日益发展起来。士兵们在日常谈话中不经意间流露的观念往往是既不愿意发动军事进攻，而且对积极防御的军事准备都持否定的态度。[47]显而易见，军队已经厌倦战争，俄国军队中传统的为“沙皇、信仰和祖国”作战的信条已经失效，士兵陷人到茫然不知“为谁而战”的格局。

　　5月在明斯克召开的俄罗斯帝国陆海军军官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认识到，俄国军队中和平主义盛行，并特别指出：“军队中的士气完全衰落。士兵的核心意愿是要求获得和平……军事纪律不复存在。”[48]军官联盟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仍然要求重建军队纪律，重振军队士气，并且主张在前 线部队中那些未受革命风潮感染的部队中组建突击部队。临时政府亦认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是将军队从分裂中拯救出来，维持纪律、秩序和执行力。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恢复军队的军纪，5月11日签订了《士兵权利宣言》，[49]对士兵的权利范围作出明确的规范。但是士兵们将政府这一举动视作对2—3月革命中他们所获得权利的侵犯。

　　随着前线6月进攻的发动，军队和临时联合政府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后方的卫戍部队担心派往前线，那些潜藏在士兵心底有关战争的恐怖影像逐步浮现。对战争的恐惧让他们胸中燃烧仇恨，憎恶军官乃至最高政权—临时政府。前线的士兵们也自觉地抗议战争，拒绝进攻，甚至与敌军进行 大规模的联欢。前线士兵的集会中，往往会发出“打倒战争！杀死资本家！不要进攻！”的反战口号。[50]反战过程中，不少士兵主张“用刺刀杀死德国人，用枪托对付内部的敌人”，[51]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暴力事件，他们殴打和杀死军官，甚至在前线爆发骚乱。不仅如此，由于前线军队在6月的攻势中失败，激怒了那些憧憬革命浪漫主义和民主的军官们，他们对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领袖产生了厌倦，对临时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寻求威权政治，希望在强有力的军人领导之下，重建俄国社会的秩序，保障军队的供给，结束前线和后方的混乱。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务会议中，他们振臂高呼，主张建立军人专政，对俄国实行军管，并且成为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的潜在支持者。

　　9月，在消除“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之后，军队暂时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克伦斯基主政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成立特别调査委员会，对参与叛乱的军官进行调查，撤销了一大批军官的职位。另一方面，克伦斯基政府再次试图采取特别措施恢复军队的纪律和秩序，让士兵继续留在前线。但是这一举动反而让前线那些意图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获得和平的士兵们心生僧恨，并且与日益激进的普通民众的情绪结合起来。士兵们普遍认为正是处于后方的资产阶级要把战争延续到最后，是他们唆使指挥官让自己留在寒冷又缺乏食物的前线。他们在书信中将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比喻为“水蛭”和“吸血鬼”，[52]提出“如果政府不愿意倾听那些来自战壕中虚弱、疲惫不堪的声音以及拒绝与敌人的和平谈判，士兵们会亲自解决这个问题”，[53]“……请尽快赋予和平，让我们从前线离开”。[54]对广大士兵而言，他们侥幸从伤寒、饥饿、寒冷以及敌人的炮火中生存下来，不愿意继续驻守在寒冷荒凉的战壕，迫切希望在秋季结束战争，返回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

　　与士兵的心态与情绪接近，最容易获得大众认可的则是布尔什维克，它被视作沙皇政权崩溃之后最好的替代品。布尔什维克也努力从这些下层革命士兵的情感和意识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寻求他们的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打出“和平”、“土地”和“自由”等旗帜，进而迅速获得了军队士兵的拥护。对广大士兵而言，临时政府是一个好战的政府，从成立之初就与战争、后方的经济混乱、失序等联系在一起。它既缺乏权威，又无力解决士兵们的现实需求，广大的士兵对临时政府持失望与冷漠的态度。事实上，临时政府军事部长Ａ.Ｈ维尔霍夫斯基少将在分析9月军队的情势时，特别指出军队中有三种主要力量：第一种是军队的中高级指挥官阶层，但是他们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让士兵们失去对其信任；第二种是军队中的军事委员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以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党员，他们能站在国家的立场审视局势，但是远离广大的士兵，也逐步失去了对士兵的影响力；第三种力量则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对大众提出了一系列最为普通和清晰的口号：和平、面包和土地。人民厌倦战争，急切地希望获得和平，坚信布尔什维克的承诺。[55]

　　与此同时，来自前线大量的军事电报也描述了军队中“士兵不惜任何代价渴求和平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带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士兵人数增加”，难以避免士兵起义的发展态势。在10月1日到15日的半个月时间内，就发生了　107起拒绝执行军事命令的事件，反对指挥官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军事委员会事件亦达93起，另有1390起临阵逃脱事件。[56]由于临时政府迟迟没有解决战争问题，导致士兵的不满持续发酵扩散，进一步壮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社会基础，最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综上，俄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变动中，其社会心态和心路历程的转变有自身的逻辑。当数以万计的农夫们从乡村汇聚到前线作战，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村社所培育的行为习惯以及世界观，前线的军营生活又锻造了他们新的处世态度，渐而在战争初期形成了战斗者的宿命论心态。此后随着俄国军队在前线的一系列军事失败以及家属深受后方混乱的经济、高昂的物价所累，士兵们在体验了绝望、愤懑、不满等情感之后，形成了反抗的心态。最终在1917年俄国二月彼得格勒工人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卫戌部队的士兵们不再忠于政府，而是与工人一起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

　　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迟迟没有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反而继续战争，以“拯救祖国和革命”的名义呼吁前线军人继续忍耐。布尔什维克党深刻地洞察到士兵要求和平的情绪和心态，并积极地对他们进行宣传和鼓动。1917年秋季，布尔什维克的声望达到顶峰，甚至连临时政府的军事部长Ａ.Ｈ.维尔霍夫斯基在10月19日临时政府的军事会议上也承认：“在彼得格勒没有任何一双手会来捍卫临时政府，从前线开回的军列上的士兵，他们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57]事实上，这也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夺取政权的基础。此后前线和后方的卫戍部队士兵自觉做出选择，帮助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作者周国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2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解体过程的俄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14zdb06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Шацилло К.Ф. От Портсмутского мира к Перов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Генералы и полити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Уткин А.И.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М., 2002; Бахтурина А.Ю.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1917 гг.) М., 2004; Павлов А.Ю.Скованные одной церь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ее союзников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1917 гг.). СПб., 2008; Олейников А.В. Россия и союзники в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1914-1918 гг. Астрахань, 2009; Шапилло В.К. Последняя война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М., 2010; Базанов С.Н. За честь и величие россии. -Забытая война. М., 2011.

　　[2]Сенявская Е.С.Человек на войне. Истор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сква, 1997; Психология войны в ХХ ве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России. РОССПЭН, М. ; 1999; Противники России в войнах ХХ века. Эволюция "образа врага"в сознании армии и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ПЭН, М. ; 2006; Булдаков В.П. Красная смута природа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силия. РОССПЭН, М. ; 2010; Козлов С. Звуки войны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фронтовы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 1914-1918 гг.)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жегодник, 2005-2006.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М., 2007.С. 171-196; Асташов А.Б. Влйна как культурный шок: анализ психо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Русской апмии в Перв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жегодник, 2002. Предмет, задач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М., 2002. С.268-281; Поршнева О.Сю ментальный облик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солдат апмии в услоовиях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 - февраль 1917 гг.)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жегодних, 2002. Предмет, задаы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М., 2002.С.252-267.

　　[3]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周国长，赵士国：《一战期间东线俄国士兵和德奥士兵联欢现象探析—基于俄国档案的解读》，《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4]Поршнева О.С. ментальный облик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солдат армии в условних пре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 – февраль 1917 гг.)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жегодник, 2002ж Предмет. задачи, персрективы нразвития. М., 2002. С.257.

　　[5]Милов Л.В. природно-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и менталитет рус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 Менталитет и агра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ХIХ-ХХ вв.):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о. М.: РОСПЭН, 1996. С.45-46.

　　[6]Кабытов П.С., Казлов В.А., Литвак Б.Г. П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этапы духов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Мысль, 1998, с.76.

　　[7]Рид Джон. Вдоль Фронта. //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епортажи, очер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89. С.384.

　　[8]Сенявская Е.С. Человек на войне. Историко-психологт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1997. С.11-12.

　　[9]Самойлов Д. Люди одного варианта. Из военных записок. // Аврора. 1990.№ 2.С.50.

　　[10]ЦДНА при МГИАИ. ф. 118. Оп.1.Ед.хо.12.Л.34-38. 引自: Сенявская Е.С.Человек на войне. Истор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1997. С.110-112.

　　[11]Чемоданов Г.Н.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старой армии. М.-Л., 1926. С.49.

[12]Самойлов Д.Люди одного варианта. Из военных записок // Аврора. 1990.№ 2.С.50-51.

　　[13]Чемоданов Г.Н.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староф армии. М. -Л., 1926.С.83.

　　[14]Самойлов Д.Люди одного варианта. Из военных записок // Аврора. 1990.№ 2.С.76.

　　[15]Чемоданов Г.Н.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староф армии. М. -Л., 1926.С.63.

　　[16]Войтоловский Л.Н. Всходил кровавый Марс: По следам войны. М., 1998. С. 114.

[17]Семанов С.Н. Предисловие //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епортаж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89.С.8-9.

　　[18]брусилов А.А. 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1963.С. 81-83.

　　[19]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二卷（1）--往日叙事》，夏广智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20]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юль 1914 г. -февраль 1917 г.: Сб. Док. М., 1965.С. 46-47; 142-143; 151.

　　[21]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二卷（1）--往日叙事》，第130页；Степун Ф.А. Из писем прапорщика-артиллериста, Томск, 2000; 142-143; 151.[22]Базанов С.Н. Антивоенны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русском фронте в 1917 году глазам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осква., 2010. С.13.

[23]Гончаров в. л. 1917. Разложение армия. Москва., 2010.С.26.

　　[24]Во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 1900-1917.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4, С.543-547.

　　[25]Головин Н.Н. Военные усилия России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2001.С.207-311.

　　[26]Деникин А.И.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 (Том 1). Минск., 2002.С.30-31.

　　[27]Галин. В Войн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 2004.С.320-321.

　　[28]Астащов А.Б.рус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ин на фронтах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2.С.72-86.

　　[29]РГВИА: ф.7789. Оп.2.Д.28.Л.427; Ф.7891. Оп.2.Д.29.Л.367 об.

　　[30]Пирейко А.В. В тылу и на фронт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 Л., 1926.С.5.

　　[31]Стапцев В.И.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империи. Страницы минувшего: Очерки. М., 1991.С.129.

　　[32]索尔仁尼琴著：《红轮第二卷（1）-往日叙事》，第128页。

　　[33]Психология войны в ХХ ве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России 55-56.

　　[34]РГВИА. Ф.1720, оп. 3, д.233, л.95.

　　[35]Протасов Л.Г. Солдаты тыловых гарнизон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 в борьбе за победу Великого Октября М., 1979.С.93.

　　[36]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Ч.1.М.,1994.С.92.

　　[37]周国长，赵士国：《一战期间东线俄国士兵和德奥士兵联欢现象探析-基于俄国档案的解读》，《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38]Кирьянов Ю.В. Массовы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почве дороговизны в России (1914 - февраль 1917 г.)//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3.С.3-18.

　　[39]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канун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в жандармском освещении//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к.(17), 1926.С.3-5.

　　[40]Милюков П.Н.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39-40.

　　[41]Краснов П.Н.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фронте//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Берлин, 1921.Т.1.С.97.

　　[42]姚海：《俄国革命》，第167-168页。

　　[43]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44]姚海：《俄国革命》，第116-117页。

　　[45]Чаадаева О.Н. Солдатские письма 1917 года. М.1927, С.64;63.

　　[46]Данилов Ю.Н. На пути к крушению: очерки из последнего периода русской монархии. М.: Военидат, 1992.С.146-148; Чаалаева О.Н. Солдатские письма 1917 года. М.1927, С.44.

　　[47]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27 февраля - 24 гктября 1917 года: Сб.Док. М.: Наука, 1968.С.61-63.

　　[48]Милюков П.Н.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РОССПЭН, 2001.С.110-111.

　　[49]Революционна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мае-июне 1917 г. Июньская деманстра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59.С.237-239.

　　[50]Чаадаев О.Н. Солдатские письма 1917 года. М., 1927.С.92-93.

　　[51]Гончаров В.Л. 1917. Разложение армия. Москва., 2010.С.129.

　　[52]Базанов С.Н. Антивоенны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русском фронте в 1917 году глазам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осква., 2010. С.244-245.

　　[53]базанов С.Н. Антивоенны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русском фронте в 1917 году глазам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осква., 2010.С.245-246.

　　[54]Чаадаев О.Н. Солдатские письма 1917 года. М., 1927.С.132.

　　[55]Верховский А.И. Россия на Голгофе: Из походного дневника 1914-1918 гг. Пг., 1918.С.114-115.

　　[56]郭洁译：《十月革命前夕军队状况（临时政府军事委员会及作战部队指挥官的报告）》，《苏联历史问题一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周年专辑》87年第3期，第41、43，45＾6、47一8页。

　　[57]Верховский А.И.Россия на Голгофе: Из походного дневника 1914-1918 гг. Пг., 1918.С.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