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党政治。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载体——政党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事务和进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政党制度、政党体系和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政党政治与乌克兰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

　　制度设计先天缺陷：非责任制的政党政治

　　乌克兰虽然实行多元化的政党制度，但在制度设计上却选择了“弱化”政党的政治体制。乌克兰独立20余年来，宪法几经修改，一直保持大总统、小议会和小政府的权力格局。乌克兰宪法独特之处在于，没有赋予议会多数政党的组阁权，它们只有同意权和倒阁权。由于独立之初议会中的政党发展水平较低，造成无党派议员在议会中占有相当的数量，使得政党对政府总理的影响被严重削弱。政府总理不一定来自议会中的多数党团，甚至是来自无党派的地方领导人。虽然由各主要党派组成的议会在制定法律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对总统决策难以形成必要牵制，也无法对政府组成产生直接影响。这种状况容易造成议会与政府之间的立场对立，导致议会经常行使倒阁权，进而严重影响乌克兰的稳定与发展。

　　在乌克兰，刻意弱化政党作用的宪法体制，使得乌克兰的政党政治长期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每次选举前政客们都不断地组建新的政治组织，因此也不断地产生新的政治联盟，由此导致选民对于政党的信任程度比较低，政党的生存期十分短暂。根据1996年宪法，乌克兰实行总统议会制的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人为地边缘化，议会中的多数党没有组阁权，总统拥有政府总理和主要部长的提名权，而议会只有批准权和倒阁权。这种没有组阁权的政党制度实际上将政党塑造成依附于政治精英的竞选工具，根本无法发挥集聚民意的政治职能。金融工业寡头和其他社会阶层影响国家政治的渠道由此蔓延到选举体制之外，严重损害了乌克兰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更滋生了寡头政治和街头政治。寡头集团绕开政党和合法选举制度，直接与政府领导人进行政策交涉的结果就是权力寻租，腐败由此深入乌克兰的政治肌体。处于政治社会边缘的政党和选民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意愿，很难影响政府决策，于是更多的人选择用街头政治的方式表达诉求。

　　政党和政党体制在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过程的制度化运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党众多且政党政治处于无序状态时，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真正承担起整合社会的责任，相反会大大加剧社会分裂的程度。在这一状态下，人们对政党会失去信任，各政党间的竞争极易越过政党制度的边界，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引发政党体制外的冲突或对抗，从而对政治体制本身造成威胁，诱发政治体制危机。

　　政党体系极化结构：政党政治的寡头化和民粹化

　　代议制民主通过选举来体现选民对国家制度的意愿，这是多数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奉行的政治体制。但是，各种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机会差别巨大，处于社会底层的居民越来越难以发挥政治影响力，反而是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工业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垄断越来越趋于强势。在这种畸形的所有权制度下，乌克兰特殊的私有化使得国家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于是政党的政治竞选经费提供无疑要依靠这些寡头。这些政治捐款当然不是无偿的，而是他们的政治投资，目的在于无论任何政党上台都能确保继续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由此整个乌克兰民主政治体系逐渐寡头化。控制着乌克兰国民经济大部分财富的寡头集团不仅资助主流政党的选举活动，还培养了大量的政治代理人，控制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员，进而直接影响着国家大政方针。在乌克兰，寡头精英政治的过度发展，直接导致中下层选民的政治边缘化，他们或者远离政治和投票，或者通过极端政治活动表达不满。

　　2013年末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起于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该协议要求乌克兰按照欧洲标准进行政治、外交和财政改革，涉及人权、安全和军控以及提高公共收费水平。双方不仅要互相放开国内制造业市场，还会逐步开放金融业和服务业市场，为此，乌克兰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作出了巨大调整。从长期看，此举有利于乌克兰改善国家治理质量，克服国内政治腐败和市场管理水平低下的弊病。但是，在短期内，对经济和外交具有较大的冲击力，不仅可能冲击乌克兰脆弱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且将遭致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由于俄乌在经济领域的依赖关系密切，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会严重影响乌克兰大企业的经济利益，乌克兰可能因此失去俄罗斯市场和廉价能源供给。为此，亚努科维奇政府从维护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向欧盟申请特殊援助无果之后，被迫放弃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而在野的亲西方政党则将此举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利用中下层选民的欧洲一体化期望，将政府决策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和民族矛盾，指责俄罗斯粗暴干涉乌克兰内政，指责亚努科维奇总统出卖国家利益。但当亲西方政党取得政权之后，他们同样请求欧盟暂缓实施联系国地位协定的经济协议。事实上，乌克兰经济根本没有准备好与欧盟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一体化，在短期内也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市场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

　　在西方政党政治斗争中，披着民族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更具迷惑性。因为一个政党只要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招牌，便很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而反对者往往顾忌被扣上卖国的大帽子，不得不保持沉默。当时的乌克兰政府，在管控民众非理性行为时十分谨慎，甚至不敢作为。反而是在野政党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无限制地向选民派发公共福利，并在处理国内政策问题上，将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上，无原则地批评执政党的政策。乌克兰政党政治的这种寡头化和民粹化，并不是民主政治在转型国家的水土不服，而是西方民主选举制的政党政治在乌克兰发生的退化。政党政治的寡头化和民粹化一般是相生相伴的，但在乌克兰政党体系中则严重分化了。于是，处于乌克兰政治光谱两端的政治力量很难达成共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政治文化复杂性：对抗的政治文化

　　由于乌克兰在历史、宗教和语言等问题的认同差异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居民大多讲俄语，信奉东正教，在经济上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文化情感上更加倾向于保守主义。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要讲乌克兰语，多信奉天主教，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对俄罗斯有着较强的敌意，而对欧洲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有着深厚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对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对外关系上产生强烈影响。

　　乌克兰政党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亲西方政党长期以来坚持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坚决反对与俄罗斯进行经济一体化，主张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对外政策。而亲俄罗斯的政党则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亲俄罗斯的政党并不反对欧洲一体化政策，但是希望通过留在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组织内，换取俄罗斯的优惠能源供给和市场准入条件。

　　不同经验和历史背景下的人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而不同的政治文化分布构成直接影响着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极端分布的时候，公民行为往往具有极端化对立倾向，这样的社会往往是最不稳定的。相反，政治文化一致性分布的社会，社会成员在参与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低。由于目前的乌克兰国内政治文化处于转型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文化外在的表现都处于混乱状态。一个分散和游离状态的、具有不同亚文化社群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的社会，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这些政治亚文化的存在，往往会被某些具有特殊目的的行为体或政治力量所利用，用来挑起各种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以从中渔利，严重时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乃至国家的分裂。

　　政党政治发展水平低下，既是乌克兰政治转型波折的原因之一，也是西方民主制度在转型国家失败实践的后果。对乌克兰而言，要提高国家在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效率，只有建立起负责任的政党制度，才能培育起政党与社会的紧密关系，发挥政党集聚民意、输送政治精英和选举参政的职能。只有提升政党政治在国家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在制度上和实践中更好地保障国家权力与社会大众的有效通联和稳定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