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发端于是否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表面上是各派政治力量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歧，但实质上代表着冷战后不同价值观在乌克兰的一次剧烈冲突。本文认为，价值观是影响人们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乌克兰危机是价值观冲突的结果。导致价值观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社会主体利益分化是其社会基础；西方文明与传统斯拉夫文明认同差异是其文化基础；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与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竞争是其政治基础。乌克兰危机反映出构建核心价值观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外部大国正是利用乌克兰多元混乱的价值观矛盾，将危机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最终导致 国家政权更迭和族群分裂的悲惨下场。

　　[关键词]价值观冲突;乌克兰;政治危机;

　　[作者简介]张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博士。

　　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看法和态度，它表现为人们关于一系列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价值观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重大实 践难题，更是政治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基本理论课题。价值观念冲突其实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冲突，是不同价值观念及其体系之间的差异、排斥。实际上，冲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同其他任何冲突一样， 观念冲突最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与人们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

　　一、乌克兰危机是价值观冲突 

　　二战后，大量新兴独立民族国家出现，如何实现经济起飞、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核心问题。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概括了国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民主化与国情的深刻辩证关系，并要求建立可以确保实现国家发展理念的机制。发展道路既是经济现代化问题，更多意义上也是价值观取向问题，即以何种方式实行政治现代化。

　　冷战后，原苏联国家都选择了引进西方宪政民主主义，但共同的趋势并未消解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发展。苏联解体10 年以后，在乌克兰的周边形成了两种不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内部发展困境和外部诱惑相互叠加，迫使乌克兰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苏联的解体并未打破欧洲地缘政治环境分裂的格局，一端是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集团，另一端则是 俄罗斯。[3]虽然二者都奉行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但是在民主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却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独立的乌克兰依然处在欧盟和俄罗斯两大地缘政治集团中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欧盟在政治民主、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希望乌克兰能够在政治上倒向西方体系；俄罗斯则凭借资源优势跻身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列，不断以能源和市场为手段迫使乌克兰加入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一方面是乌克兰社会在自我摸索国家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周边大国也在竭力争取乌克兰向自己的模式靠拢。因此每一次乌克兰发生道路纷争时，都会演化成为俄欧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战。

　　乌克兰国家独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同价值观的多元化过程，在社会冲突的背后是价值观冲突问题。乌克兰在引进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之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也获得了传播。在经历了痛苦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轨之后，不同价值观的竞争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愈发紧张。

　　在乌克兰独立的最初10 年里，国内政治纷争不断，经济陷入自由落体式下滑，直到2000 年后，经济才逐渐走出衰退阴影，社会开始思考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价值观严重冲突，在独立后的20 余年间已经两次爆发。2004 年末乌克兰爆发了总统选举纠纷，代表西方价值观的候选人尤先科和代表传统斯拉夫价值观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其背后是乌克兰向何处去的国家发展道路危机， 是不同价值观斗争的危机。东、西部地区选民按照地理分界线被分割成两个部分。西乌克兰地区的选民支持尤先科的“欧洲一体化”政策，而东乌克兰地区的选民则倾向于与俄罗斯保持特殊的邻国关系。遗憾的是， 亲西方政党在“橙色革命”胜利后，并没有能够兑现选举前关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承诺，而是让国家再一次陷入腐败和内斗的丑闻之中，让打算成为“欧洲人”的西乌克兰人再一次失望。2014 年初，乌克兰再次爆发的政治危机同样也是两种价值观的斗争，导火索是乌克兰是否签署有关欧洲一体化的协定，不同地区和政治力量因此展开激烈博弈。

　　二、主体利益矛盾导致的价值观冲突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实质上反映的是不同主体的现实利益。从价值活动主客体来看，由于主体的利益等价值关系的改变，价值主体会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目标。在利益的驱使下，主体评价标准之间、判断事物的准则之间难以一致无争，使价值选择多种多样，实现价值的手段、过程和结果呈现出新的特色，创造价值的活动必然也是充满多 种目的、行为、观念、意志之间的冲撞和争斗。

　　首先，乌克兰寡头阶层内部的利益分歧是导致价值观分化的经济基础。乌克兰独立以后，按照“华盛顿共识”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消灭了计划经济，形成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寡头阶层，以及数量庞大的贫困化社会阶层。

　　乌寡头兴起于库奇马总统大力推行私有化的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在一片混乱中，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成为瓜分盛宴，获益者往往是那些接近经济资源的人，如：工矿企业管理层、经济管理高级干部。短短的几年间，乌就出现了一个超级富豪阶层，被称作“寡头”。寡头们先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资源，数以千计的工矿企业成为他们的猎物；紧接着，他们又逐渐控制国家政治机器。寡头们在政治体系中培养代理人，甚至干脆自己进入政府，成为议员和高级官员。可以说，在乌克兰，大商人和官员的界限非常模糊，他们常常是同一个人。这是一个特殊的政商阶层———大多数政治家是大商业的代理人，在议会和政府层面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寡头自己也成为政治家。在这个政治和商业高度结合的社会体系中，乌克兰大致可以划分出几个大的寡头集团或者派系，如顿涅茨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以及基辅集团。他们来自不同的产业区，拥有各自的政治基础，除了在维护现有格局这一点上有共识，彼此充满了竞争。[4]

　　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在形式上建立了西方模式的宪政政府。而每个寡头集团则通过建立自己的政党、推举政治代理人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例如，基辅集团创建了“我们的乌克兰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乌克兰民主改革联盟”；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组建了“祖国党”和“人民阵线党”；顿涅茨克集团则创建了“地区党”，成员就包括时任州长后来成为总理和总统的亚努科维奇。寡头集团还操纵着全国的媒体系统，主要的报纸、电视台等传媒机构都由他们控股。在这个后苏维埃时代的民主国家里，每个寡头集团都有足够的能力资助并影响政治。

　　来自东部地区的顿涅茨克集团的主要商业活动在冶金和能源领域。这里包括乌克兰最大的寡头阿赫梅托夫和菲尔塔什，他们的经营活动涉及金融、冶金、能源和商业多个领域，特别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和市场。保持与俄罗斯的特殊政治和经济关系，是该集团寡头的生存基础。因此，由他们支持的地区党在对俄关系和俄语地位等议题上持积极政策。而来自中西部的寡头集团则较为积极地支持欧洲一体化，反对与俄罗斯保持过于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其次，新生代乌克兰人与寡头集团的利益矛盾是价值观矛盾爆发的社会基础。这里提及的“新乌克兰人”并非一个地域性、民族性的政治概念，而是特指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乌克兰人。他们具有全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对社会现状不满。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改变国家，认同欧洲政治民主。[5]

　　乌克兰独立以后，国家放开了对公民在政治领域的控制。西方民主价值观通过选举、大众媒体不断影响到新生的乌克兰人。伴随着西方政治制度的建立，西方文化在原苏联地区广泛传播。西方的电视电影、摇滚音乐和文化交流让新生的乌克兰人认识到了不同的世界，更增强对美国和欧盟社会的憧憬。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许多年轻人选择了出国打工。在苏联解体的最初10 年，乌克兰劳工主要选择去俄罗斯就业，每年在那里的短期劳工约150 万人。进入21 世纪后，随着欧盟东扩和签证制度便利化，大量的乌克兰劳动力开始涌向欧盟国家。选择去华沙和柏林学习就业已经成为乌克兰大学生的潮流。人员交流的增多增强了新乌克兰人对欧盟民主制度的向往。与当权的政治家和垄断国家经济的寡头不同， 新生代的乌克兰人更在意欧洲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自由权利。

　　独立20 多年来，乌克兰不仅存在着东西部的地区差异，而且也逐渐与周边邻国拉开差距，从而导致居民在心理层面的感受发生了较大变化。东西部地区的认同差异也源自特殊的经济布局。乌克兰经济布局以第聂伯河为界划分为东西部，东部地区是工业基地，西部则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东部占经济总量的2/3，成为国家经济的顶梁柱；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空心化而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劳动力被迫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向俄罗斯、波兰和德国。进入21 世纪后，劳工流向欧盟国家的趋势更加明显。目前，在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乌克兰劳工已经超过120 万人。可以说，西部地区不仅在文化上亲近欧洲，在经济上更是离不开欧洲。西乌克兰人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希望通过“欧洲一体化” 更加便利地获得在欧盟就业的机会。

　　巨大的经济反差强化了“新乌克兰人”怀抱“欧洲梦”。独立20 余年来，乌克兰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令民众失望。不仅政治上一直陷入腐败和党派纷争之中，经济发展也更是糟糕。官方数据显示，2012 年的实际GDP 仅相当于1990 年的69.5%，得益于人口减少，人均实际GDP 才仅相当于1990 年的81.1%。而与原来水平相仿的邻国波兰相比更是天壤之 别，GDP 仅为其1/4。巨大的发展反差坚定了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的信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幻想通过加入欧盟直接过上好日子。在2013 年底的政治骚乱中，年轻人已经成为示威人群的主力群体之一，否则无法解释反对派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原因。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2013 年11 月的民调显示，18～29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高达50.8%，而全国平均值为39.7%。[6]

　　乌社会转型已经23 年，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乌克兰人至少有1,000 万，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人群。无论是来自外巴尔喀什山脉的西乌克兰人，还是来自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东南部乌克兰人，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符号———21 世纪的年轻人。进入21 世纪以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西方文化和媒体迅速全球化，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乌克兰人，他们更多地接触到了不同文明和价值观，有着不同于父辈的民族文化粘度。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新生乌克兰的价值观符号，他们有着表达自主政治意愿的荷尔蒙。以往的乌政治危机更多意义上是地域性的文化冲突，是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竞争，是不同寡头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占位之争。而此次发生在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却是新乌克兰对于国家命运和自身梦想的价值观抗争。

　　三、文化认同差异导致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念是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从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看，价值观念是主体价值活动和在一定风俗习惯、一定文化氛围下积淀而成的关于价值取向、价值信念、价值标准、价值规范的稳定的观念模式。而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由于各个民族的特点迥异，使得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道路上产生了多样性，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

　　乌克兰社会基于不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差异形成了差异性较大的文化认同。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要以乌克兰族为主，他们在历史上 对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的统治具有较大的敌意，在文化上具有强烈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抵触俄罗斯文化和语言，倾向于欧洲文化。[7]而乌克兰东部地区以讲俄语的居民为主，他们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沙俄和苏联治下，在宗教、文化上更加亲近于俄罗斯，与其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尽管东部居民也支持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反对割裂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联系，希望赋予俄语第二官方语言地位。

　　由于乌克兰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不同的历史文化认知，他们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解和选择。2013 年末，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和欧盟自贸区协议之后，遭到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政党和选民的强烈不满。价值观差异在欧洲一体化问题刺激下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矛盾，乌克兰因此陷入国家危机和内战漩涡。

　　乌克兰身处欧洲大陆和俄罗斯之间，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自然不可避免。乌克兰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十分短暂。历史上的乌克兰一直被周边大国分而治之：西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和沃伦地区曾长期被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统治，而东部地区则长期处于沙皇俄国的控制之 下。波兰在统治西部地区时期强行推行天主教，压制乌克兰人的东正教信仰；沙皇俄国则在东部地区奉行俄罗斯化政策，打压乌民族文化和语言。两种不同的文化政策导致乌民族文化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 西部地区虽然保留了乌克兰语，但是在文化上逐渐波兰化。东部地区的乌克兰则被沙皇俄国视为“小俄罗斯”，处于社会上层的东乌克兰人完全放弃了乌克兰语，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19 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乌克兰人。果戈理作为乌克兰贵族从小接受俄语教育，他的著作也都是用俄语写成的。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获得了国家主权独立，但是从民族文化认同角度看却仍处于东西部分裂状态。国家主体认同的缺失是造成乌克兰社会数次政治危机的文化根源。不同的政党把国家认同差异作为选举中动员选民的工具，一次又一次地把乌克兰社会撕裂成东西两个部分。2013 年末，乌克兰爆发的“欧洲一体化”政治危机，再次深刻折射出其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乌克兰作为“夹缝国家”无从选择的悲剧色彩在这场危机中再一次被放大。

　　乌克兰从属于沙皇俄国比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长，而在沙皇俄国，乌克兰史形同禁学，研究所谓“南俄历史”无偏见的学者，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全都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和坚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的沙皇当局的怀疑和迫害。苏联继承沙皇俄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将它改为“统一而牢不可破的联盟”，以“俄罗斯救星论”和“美化大俄沙文主义”，推行史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方针。自20 世纪20 年代末起，苏联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开展了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依靠政治高压建立了官方的乌克兰史学。乌克兰史学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义者”。这类意识形态的整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反复进行，许多乌克兰史学家受到谴责，罪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政策在苏联史学界一直延续到20 世纪80 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乌克兰独立标志着苏联官方修正史的终结，但乌克兰史学政治化的后果异常严重，至今影响尚存。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教育体系迅速“去俄罗斯化”。乌克兰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注重突出乌克兰本国历史的教授，特别是在“颜色革命”之后， 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对于20 世纪的几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修订。在新中学历史课本大量详细介绍20 世纪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迫害和镇压、乌克兰民族起义军以及持不同政见运动反抗共产党统治、乌克兰大饥荒的 情况等。这使独立之后进入学校学习的乌克兰人对于本国历史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历史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语言和历史教育对于“新乌克兰”的价值观塑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与那些受教育于苏联时期的退休金领取者记忆中的国家认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新旧两种历史文化记忆自然带来不同的价值观。

　　在尤先科时代，当政者竭力要求人民严格以民族身份、“历史”和“语言”等符号去划分自己，强迫社会进行价值观认同的再确认，令人们笃信乌克兰人为了从其他民族或者政权中独立而进行着战斗。尤先科总统在2010 年卸任前授予乌克兰有争议的著名历史人物班斯捷潘·班杰拉[8] “乌克兰英雄”称号，也是引发东西部选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把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西部认为斯捷潘·班杰拉是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亚努科维奇就表示，尤先科应是整个乌克兰的总统，而不应是乌克兰一个地区的总统。尤先科的举动无助统一，将进一步造成乌克兰分裂。重新研究这些历史不仅让今天俄乌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而且也在乌克兰社会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在其后的亚努科维奇时代，当政者则使用经济手段和苏联记忆来强化选民的价值观属性。2012 年6 月，在乌克兰执政党——地区党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的法案》，赋予俄语在地区官方语言地位，此举引发反对党的大规模抗议。同样在亚努科维奇执政后期，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了14 项双边合作协议。普京宣布向乌提供150 亿美元贷款，并下调对乌供应的天然气价格。[10]

　　应该看到，现代民主国家的多元价值观共存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不一定导致冲突。但乌克兰确实是个例外，当政客将价值观分歧作为其争夺政权和维护执政合法性的工具时，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认同的价值 观矛盾便有可能爆发社会冲突。

　　四、意识形态矛盾造成的价值观冲突 

　　冷战结束后，原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纷纷修改宪法，宣布放弃意识形态垄断模式，实行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政策。在美国和欧盟（当时的欧共体）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鼓动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独立的乌克兰也迅速进行了国家政治经济转型，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转型药方，建立了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乌克兰的政治经济转型并不顺利，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不仅没有挽救国家经济，反而使居民生活一落千丈。三权 分立、多党制和普选制也未能造就廉洁高效的民主政府，腐败、动荡和低能成为乌克兰政治的代名词。国家获得独立虽然已经23 年，但是乌克兰社会一直没有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分裂和竞争的状态，在政客和政党操纵下，国家政治生活一直处于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导致国家重建和转型过程波折不断。

　　乌克兰存在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和思想竞争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最终成为引发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文化因素。由于乌克兰正 处于政治转型期，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各种不同的政治认知、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价值观外在的表现都处于混乱状态中，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统率着全体社会成员行为的一致性。意识形态矛盾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社会经济状态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不同种类的意识形态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功能，大致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为现行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进行辩解的“统治型”意识形态；另一种则是批判现有制度与秩序、鼓动重建更为合理的新秩序， 并动员进行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革命型”意识形态。而这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在乌克兰都表现得尤为突出。

　　综上所述，从价值观看导致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为：

　　一是主流价值观缺失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多元价值观并存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它表明整个社会的开放、政治的清明，同时也表明人们行为选择的自主自由程度和选择的丰富性多样性。社会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现代化过程, 因此它应该是有序的、渐进的和可控制的。关键在于，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 如果缺乏一种主导价值观, 人们在不同价值观导向下的行为选择将会变成一种“ 无主题变奏”, 呈现出一派无序与混乱。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就是主流价值观缺失下的政治行为失范，是不同价值观对抗竞争的一种极端情况。

　　二是外部压力是导致乌克兰的价值观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由于定期选举制度的存在，使得选民可能通过选举表达对不同价值观的好恶。只要这些价值观不是对抗性的竞争，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导致国家分裂和社会革命。由于乌克兰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关系紧张，双方将乌克兰的价值观竞争视为两种价值观体系的竞争，因此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往往采取“零和游戏”的方式。西方集团希望 把乌克兰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目的在于消除原苏联地区出现的逆民主化潮流。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国家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按照三权分立、自由选举原则建立了国家政治体系，但是在实践中却多流于形式，形成了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说：“乌克兰危机是一场价值观冲突。”[11]最终，外部大国因素将乌克兰的价值观冲突催化成为国家危机和内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版，第434 页。

　　[2]“观念”研究涉及所有社会科学的领域。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数据检索，篇名中包含“观念”的为76,158 篇。以“观念”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就有6,454 篇。

　　[3]2013 年9 月3 日，普京在接受美联社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联合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信奉“保守主义”。他说“自己是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实用主义者”。此后， 他在当年底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演讲、2013 年发表的国情咨文、年度记者招待会等一系列谈话数次强调了自己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倾向。转引自：吴恩远：《普京威权统治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载《人民论坛》，2014 年18 期。

　　[4]张弘：《寡头与乌克兰危机》，载《世界知识》，2014 年第8 期。

　　[5]按照2001 年的乌克兰国家人口统计数据，出生于20 世纪80 代以后的新乌克兰人在具有投票权人口中的占34%，详见乌克兰国家人口统计数据：http://www.ukrcensus.gov.ua/。

　　[6]数据来源：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http://www.kiis.com.ua/lang=rus&cat=reports&id=204&page=1&t=3。

　　[7]张弘：《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 年第1 期。

　　[8] 斯捷潘·班杰拉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二战前曾因参与谋杀波兰政府高官，被波兰方面抓捕入狱。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被释放，并随即聚集起一支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德军入侵苏联后，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依附纳粹攻击苏军。不过，试图依靠德国恢复乌克兰独立的斯捷潘· 班杰拉在希特勒那里并不吃香。1941 年德军进攻苏联战役打响后不久，斯捷潘·班杰拉就被软禁起来，后来又被送到集中营。但是由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党卫军加西利亚师仍然为纳粹效力，并参与了1944 年镇压华沙起义的行动。1959 年10 月15 日，斯捷潘·班杰拉在慕尼黑寓所外被苏联克格勃击毙。

　　[10]据俄罗斯学者估计，仅天然气降价一项，乌克兰每年获得能源进口优惠就达30 亿—40 亿美元。俄对乌输出天然气价格的大幅度下调，足以支撑乌两年的财政支出。详见《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150 亿贷款缓乌债务压力》，载《环球日报》, http://world.huanqiu.com/regions/2013-12/4676986.html。

　　[11]Clinton walks a 'fine line' on Putin by Tom Cohen, CNN, http://www.cnn.com/2014/03/19/politics/clinton-rus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