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最近20多年来，历史记忆研究在俄罗斯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中苏联卫国战争成为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苏联时期，当局将苏联卫国战争塑造成为一场“英雄”的战争，决定了当今俄罗斯人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态度。在当前俄罗斯无法确立国家认同的背景下，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历史记忆成为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就二战的历史记忆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目的是要捍卫其“胜利者”和“解放者”的形象，但赢得这场“记忆之战”将非常艰难。

　　［关键词］苏联;俄罗斯;二战;卫国战争;历史记忆;认同;

　　［作者简介］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初期，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将记忆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二战之后，记忆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获得了广泛而深人的发展，出现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等专门研究。

　　记忆研究在俄罗斯开始兴起主要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盛行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20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苏联解体，为俄罗斯的记忆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素材。而俄罗斯学界在挖掘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剖析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也通过记忆研究，为俄罗斯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寻求理论支撑。进人21世纪，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历史尚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记忆之战”；历史记忆已经越出学术范畴，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一、塑造记忆：“创伤”与“英雄化” 

　　记忆与历史虽然紧密相关，但也存在着持续紧张的关系。历史关涉记忆，其目的是为了保存记忆，主要以书面文字的方式抗拒时间之流的磨蚀。历史之职责乃是追求真实和客观的过去，但是记忆，不论是

　　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更流于直接和主观，它所追求的，并不在于真实和客观的事　实和事件，而在于那些事实和事件背后所　赋予的意义。相对于历史的相对客观性而　言，历史记ｔ乙虽以历史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被塑造出来的。因此，历史与历史记忆　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历史立足于客观的“过去”，而历史记忆则根据目前的　理念、利益和需要，倾向于对“过去”进行　选择性的和有目的性的构建和叙述。

　　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学者特别重视历　史记忆的塑造性。他们通过对关于苏联卫　国战争历史记忆的分析，揭示苏联政府以　及后来的俄罗斯政府对苏联卫国战争意义　的构建，以及这种构建的目的及其对苏联/　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其中，对于“创伤”进　行“英雄化”的形塑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创伤”是历史记忆的一个关键因素，按照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的说法，创伤可以被称为“灾难性”的危机，找到表达这一危机的语言需要时间，有时甚至需要　跨代的时间。[1]二战之后，西德在头10年中“不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而是一个遗忘的共同体”[2]。对德国人来说，它的战败　国身份“不仅是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也是集体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溃”，它的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也是德国人自我认　同的深刻断裂。为了把断裂的历史认同衔接起来，德国花了三代人的时间。[3]

　　作为二战的胜利者，苏联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然与德国人“弥合创伤”的做法不同。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通过官方和全民对战争的“英雄化”，将悲剧性的战争体验从社会意识中“驱逐”出去。将战争历史中灾难、残酷甚至屈辱的一面，置换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完满形象，这样不仅与“过去”握手言欢，而且也充实和美化了“现在”，赋予“现在”以历史性意义，使“现在”更为稳定。这样，一个经过重塑的关于二战的全新历史记忆“不仅满足了上层，而且满足了社会底层”的心灵需求。[4]

　　普通人看待战争与看待自然灾害并无二致，它们意味着恐惧。这是没有经过“雕琢”和“重构”的大众的战争经验。如果从人们的原始体验出发，“苏联卫国战争”可以说是“伟大的”，接着就会是“血腥的”、“悲剧的”、“可怕的”、“残酷的”，很少会有“英勇的”或者“卑鄙的”表述。[5]但是，战争中那些阴暗的日常生活、持续的饥饿和穷困、身不由己的工作等等，这些普通人贫乏无味的经历作为“集体的无意识”都从集体记忆中抽离了。在战后第一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战争亲历者的个人体验还相当直接、鲜活，但是，它们与官方所展示的版本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对战争的艺术诠释，以及对宏大叙事的批评。但是，15年之后，未及拿起武器与敌人厮杀的一代（生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成长起来，大众的战争观念出现了一个急剧模板化的过程。一些精心挑选的“老兵”开始登场，关于战争的叙述出现了“抒情”的语调，各种国家仪式被推出，纪念性的日期被确定下来（比如，在1965年，将5月9日确定为胜利节），等等。这个过程将集体性的体验刻板化，加工出一些概括性的简单话语，作为官方对战争史实的表述；并且这种寓于大众文化的表述与相应的历史概念、民族文化以及道德评价勾连起来，共同构建了一个战争话语体系，将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纳入到一个封闭的观念平台。也正是在这个年代，开始出版多卷本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1941—1945）》（首卷于Ｉ960年出版），发行苏联元帅回忆录，很快满足了读者的胃口（直到80年代）。[6]

　　俄罗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几古德科夫认为，俄罗斯人民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完全是通过宣传手段构建并植入社会意识中的：“苏联官方的社会机制——学校、军队、大众传媒、宣传和意识形态系统——通过多年的努力将战争的胜利塑造成为整个苏联集体记忆中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斯大林时期战争版本以及整个苏联时代——也就是整个20世纪——历史版本的影响。对战争的这种解读是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和苏共中央群众鼓动宣传教育部所创造出来的。”[7]

　　因此，即使经历了苏联解体，对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历史记忆也依然保持在俄罗斯社会意识中。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1939年（1941年）至1945年的这场战争属于俄罗斯的历史；在俄罗斯公共话语体系中，它几乎从来没有被称为世界大战。“20世纪历史上这场残酷的战争在许多后苏联国家中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于我们来说，它永远是伟大的卫国战争。”[8]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在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免于被奴役而战。俄罗斯人民是在桿卫自己的生存权，捍卫自己的文化、语言和自由。俄罗斯为此付出了牺牲2700万人口的巨大代价。2003年，列瓦达中心进行了民意调查，在回答“您认为我们的历史中最值得自豪的是什么”的问题时，87%的受访者表示，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9]

　　但是，俄罗斯人对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历史记忆，未能抚平俄罗斯人当下的“创伤”。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后帝国综合征”与二战胜利者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盖达尔曾经指出，当今俄罗斯人的意识中渗透了后帝国的怀旧情绪当帝国已经解体，大国情结和帝国心态交织，使得昔日宗主国的民族意识要适应强国地位的丧失成为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10]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将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便是这种情绪的另一种表达。在与苏联解体相关的冷战结束这个问题上，俄罗斯至今一直不能解开“失败者”的心结。在联合国，美国常驻代表萨曼莎？鲍尔曾对俄罗斯常驻代表维塔利？丘尔金甩出这样的话：“你们是输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因此，俄罗斯认为，对于西方来说，当前所发生的一切是输家在造反；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恢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被破坏的公正。从这个角度亦可看出，为什么战争胜利者的形象与苏联解体的创伤紧密共存：“90年代我们失去了我们在40年代为之献出生命的国家。”可以说，卫国战争的胜利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最后支柱。[11]

　　二、记忆的政治：认同与历史记忆 

　　如同每个智力正常的个人都拥有记忆一样，每个社会也都拥有记忆，所有的社会都求助于集体记忆来增强凝聚力和激励人民，因此，集体记忆仍然是维系一种积极政治认同的基本手段，它将个人与社会连结起来，成为确立认同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其成功与否，将由集体凝聚力的形成及其为社会大众共享的广泛程度来判定。[12]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不论是地域、民族、宗教、国家，还是职业、经历、阶层，都可以构成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中，认同的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一直处于多种因素导致的认同困境之中，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与过去的断裂并没有在随后的社会大转型中得到弥合。比如，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并没有随着制度的转型而确定，这个早在19世纪就曾困扰俄国的重要问题今天仍旧在困扰着它。在2013年9月瓦尔代论坛上，认同成为中心议题。普京指出：“对于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来说，‘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谁？’越来越成为我们整个社会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远离了苏维埃 意识形态，重返过去已无可能。原教旨保守主义者将1917年的俄罗斯理想化，这种做法也脱离了现实；极端自由主义者亦是如此。很显然，如果不能在精神、文化和民族上自我定位，我们将无法前行。”[13]认同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与政治的焦点。因为“在现代性中，记忆是个人和集体认同的关键……我们就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14]，所以，目前俄罗斯几乎所有的认同都从“过去”挖掘资源，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价值支柱，是民族自我认同以及民族自尊的源泉， 正是价值和理念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决定了它经受历史考验的能力，也决定了其发展的潜力。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15]

　　“意义”决定了历史记忆的构建方式和目的。“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人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与现代的观念能够共存的原因。”[16]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战争对于民族的历史记忆具有决定性影响，俄罗斯民族是在与外族的频繁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的建立是与战争伴生的，帝国的版图也是通过战争得以扩大的。例如，在彼得大帝执政的35年中，只有两年处于和平状态。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统计，从1055年至1462年共有245起关于外族入侵事件的文献记载材料；同时代军事史专家苏霍金统计，在14-19世纪的525年中，有329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17]战争意味着严峻的环境和死亡，也意味着英勇、团结和功勋，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77%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品质只有在大转折时期、战争及大考验年代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而不是在平静、安逸的时代。[18]对于这种观念的形成，一方面，俄罗斯的战争历史为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另一方面，对二战历史记忆的数十年塑造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因此，“胜利”或者“卫国战争”成为俄罗斯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卫国战争是苏联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对它的认同直接牵涉到对待原苏联的态度问题。在当今俄罗斯，苏联时期令人自豪的遗产，如革命、建设新社会、成为“新人”、工业化的伟大成就、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都在不断地经受磨蚀；不论是帝国的文化遗产，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象征，都在急剧地被磨去光环。在这种背景下，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性分量自然地在增长。但是，在乏善可陈的今天，“卫国战争的胜利就像是岩石风化之后立于沙漠中的石柱”[19]。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不愿回到共产主义制度的普京，也想要回到国力强大的苏联，试图在无法确立新认同的情况下将苏联的标志用作应急的替代。2000年，普京上台不久，就重新启用了苏联时期的标志，以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国歌，用红旗作为俄军的军旗。第二年，他在《关于国家标志问题的声明》中不断发问：“在苏联时期我国拥有的一切就不值得我们回忆了吗？……我们把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时期以来俄国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置于何地？　1945年春天的伟大胜利又该怎么解释？……红旗是我国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旗帜。”[20]

　　卫国战争作为胜利者的记忆存在着体制性含义，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就曾指出，“记忆的社会框架”决定着个体的记忆，所以历史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其目的是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就苏联/俄罗斯的情形而言，对于战争记忆的塑造契合了其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传统。战争的形象需要通过一个整体的“我们”来体现，个体的“我”是不重要的；这个整体的内部不需要沟通，它要求的是齐整，是相似性。因此，个体只有融人这个整体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来。在这种“驯化”的过程中，结构性的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对于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并无好处，它抑制了个体的能动性，并且将个别领袖的作用神化了。事实上，近几年来，对于二战期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评价不断走高，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是“暴君”或“独裁者”，而是因为他是卫国战争胜利者的化身。从1998年到2003年，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由19%上升到53%；对于“如果斯大林今天还活着并且参选俄罗斯总统的话，您会支持他吗？”这个问题，26%—27%的人表示支持。[21]

　　西方学者比较了苏联/俄罗斯与西方对于战争的记忆，认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集体认同塑造的内容以及所体现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不同。西欧国家对于战争的记忆传递并强化了反法西斯过程中所体现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而苏联则是另一番景象，苏联对战争的记忆首先突出的是苏联人民的英勇精神，是对苏联国力强大以及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领袖——斯大林的赞颂，而不是为自由而战。换言之，苏联/俄罗斯对战争的记忆并没有承载反法西斯斗争和过程中所蕴含的民主价值，而是承载了传统的民族价值，这些价值被编织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逐渐构成了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骨架。在这种记忆结构中，其他任何记忆都被压制和边缘化。[22]

　　但是，正如普京所指出的，重返苏联已经绝无可能；启用苏联时期的标志固然能对加强俄罗斯当前的认同有所贡献，但是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前所述，虽然二战的历史记忆被“英雄化”地重塑，战争中的其他元素被“驱逐”出中心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边缘化的记忆就会 彻底消失。权力固然拥有垄断和塑造中心记忆的资源，但是，被边缘化的记忆仍然通过保存自己的记忆进行抗争。作为当前认同的中心资源，卫国战争胜利的“英雄化”形象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经历了　“公开化”时期的被质疑以及遭受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攻击之后，对于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愈来愈显示出多元化趋势，其中，边缘记忆与中心记忆的抗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留存于全社会对战争的认知中，今天更是如此。—方面，它指向胜利；另一方面，它指向胜利的代价。当局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对战争尤其是对胜利的记忆，强化现实的意识 形态基础；但是，在苏联时期，即便是在书报检查制度相当严酷的条件下，边缘记忆也几乎成了非斯大林化以及批评现实制度的重要动因。在1965年，5月9日被确立为官方节日，实际上包含了胜利以及为胜　利付出惨重代价的记忆。

　　三、“记忆之战”：争夺正义 

　　近些年来，尤其是自2000年普京执政　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二战问题展开了“记忆之战”。这场“记忆之战”的童心，不在于探究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或“真相”，而在于对历史事实的解读以及对其蕴含意义的阐发。谁的记忆更有权利得到展示和尊重，并不是诉诸“事实”或“真相”就能解决的问题。“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对于争夺塑造人们记忆的主导权，对于如何塑造历史记忆，有着积极而明确的自觉。”[23]虽然“记忆之战”是由二战历史引发的，但是它已经超越了历史的范畴，进人了国际政治层面。尤其是在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被西方世界孤立的背景下，“记忆之战”不仅涉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且关系到国际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捍卫历史的“真相”，意在“争夺正义”，以历史来解释现在，以历史的正义为当前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但是，普京以及俄罗斯政府多年来对历史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颇费心思恰恰有力地说明了要赢得这场“记忆之战”或许要比打贏卫国战争更为艰难。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悠久而厚重历史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揿的民族。列宁曾将沙皇帝国称作“各民族的大监狱”，但是，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在经历了　70年的风雨之后难以为继。苏联时期精心构造的历史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原则下溃不成军。某种程度上来说，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过程，实际上是卸载历史包袱的过程，但是，俄罗斯的历史包楸并没有完全卸下来，不仅如此，近年来俄罗斯似乎将已经卸下的包楸又重新背负了起来。

　　毋庸置疑，苏联卫国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人民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对卫国战争进行了“英雄化”和“神圣化”的记忆塑造，苏联的“胜利者”形象自不待言，苏联作为欧洲“解放者”和“拯救者”的角色也被牢固树立起来。但是，自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以来，大批历史档案被解密，大量“历史污点”被暴露出来，许多历史“空白点”被迅速填补，再加上各种传播手段的 合力作用，昔日构建的完满的战争形象被不断地消解。结果，苏联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不断遭到质疑，俄罗斯与邻国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比如，二战初期瓜分波兰以及卡廷事件在波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宿怨中已经成为不解之结；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因为于1940年被并人苏联，至今仍耿耿于怀，一直要求俄罗斯政府为此道歉。

　　目前，在这场“记忆之战”中，俄罗斯要捍卫的是战争“胜利者”的形象、欧洲“解放者”和“拯救者”的历史角色，以及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与此相关，俄罗斯还要维护当年苏联政府对二战的既有评价，而 不允许对苏联在二战中的角色、作用和地位有所质疑和指责。

　　与去苏联化、去斯大林化的观点不同，俄罗斯当局以及一些正统的学者认为，关于二战的历史记忆之战是在当代地缘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全面开启的，因此，它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且是地缘利益及其他利益之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历史大转折，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决定了“记忆之战”必然会展开。首先，在包　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原“社会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完成了“复辟”，意识形态被完全颠倒了过来。其次，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体系已经崩解：冷战的“胜利者”获取　了明显的利益；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诞生于苏联废墟之上的新国家正在确认　并争取自己的地缘利益；而作为苏联继承　者的俄罗斯身处新的地缘现实中，面临来自冷战“胜利者”和原同盟者的共同压力。与此同时，为了巩固冷战之后所获取　的优势，冷战“胜利者”和历史“修正派”开始对二战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和评价。俄罗斯认为修正派”在所谓的厘清二战史实的幌子下及其对历史的阐释过程中采用了双重标准，比如，西方对《慕尼黑条约》纵容希特勒修改国际准则、在欧洲进行侵　略扩张的责任闭口不提，但是却把苏联政府为了自保而与德国人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妖魔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又如，立陶宛和波兰谴责《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要求俄罗斯政府道歉，事实上，它们在二战中“劣迹斑斑”，并非清白之身。立陶宛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扩大了领土，并为此欢欣鼓舞，还举行了庆祝活动。而波兰在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的同时，却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领土要求，最后攫取了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然而，它却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波　罗的海沿岸三国在20世纪30年代亲近德国，战后60周年又重操法西斯话语，因此它们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俄罗斯。

　　在苏联时期，尽管东西方进行着冷战，但是西方并没有对历史进行根本性篡改，“修正”历史的企图并不彰显。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对历史记忆的修　正开始升级，甚至对二战爆发的原因和战争的性质都提出了质疑，并且将苏联与纳粹德国、斯大林与希特勒、斯大林体制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在“修正”的幌子下，西方一些国家对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角 色和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其一，在战争起因问题上，苏联和德国负有同样的责任，苏德“第四次瓜分波兰”应当受到谴责，苏联应当为其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道歉。其二，对欧洲来说，苏联并不是“解放者”和“拯救者”，而是“新的奴役者”。其三，雅尔塔体系受到质疑。2002年1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曾放言：“独裁者任意划定的边界将会被抹掉，将会消失。不会再有慕尼黑，不会再有雅尔塔。”俄罗斯认为，西方是在以历史问题为借口，公开向俄罗斯施压。2005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作出决议，要求俄罗斯政府承认并谴责“苏联在1940—1991年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侵略和占领”。

　　针对西方的挑战，俄罗斯认为，二战中，苏联作为欧洲“解放者”和“拯救者”的角色身份不容置疑；苏联不仅使欧洲解脱了德国法西斯的奴役，而且拯救了西方的民主价值和制度。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提出的诉求，普京认为毫无依据，完全是赤裸裸的投机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国际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同时便于对这些国家中的俄语居民实施歧视性政策。俄罗斯认为，二战期间，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丘吉尔首相，都承认了苏联1941年的边界，也承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人苏联。至于二战结束前苏联军队强暴德国妇女这一问题，俄罗斯认为，战争期间加害于和平居民的事情是难以避免的，同盟国的军队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改变苏联红军的“解放者”角色。西方以及东欧一些国家歪曲历史记忆的目的，是为了将苏联“解放者”和　“拯救者”的形象从世人的二战记忆中抹杀掉。

　　在对西方“修正”二战历史记忆这一行径作出回应时，俄罗斯学者以德国为例说明这种“修正”的危害性。他们认为，虽然德国的政治领袖一直强调德国对战争的责任，但是，德国大众对二战的历史记忆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历史“修正”存在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民族的记忆往往只保留那些令人自豪的东西，它虽然也可以保留对悲剧的回忆，但只能是关于英雄式的悲剧的回忆。历史记忆排斥那些对民族所犯恶行的记忆，或者是将这些恶行无辜化。如果认为父辈是罪犯和恶棍的话，那将很难生活下去，因此往往将罪行和过错归咎于他人，或者指摘别人更坏的行为，以求得心灵的平衡和安慰。俄罗斯学者认为，在战后德国，那些对社会大众意识具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政治家、记者、学者、宣传人员等，大多是二战亲历者的后代，他们对于历史记忆的塑造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俄罗斯学者А.Г.兹德拉沃梅斯洛夫在德国进行了专门调查，描述并分析了德　国大众意识中这种自我保护性的“修正”机制：（1）在话语中竭力引入德国和苏联在发动战争方面的“同等责任”论以及同等的“残酷性”，以消解苏联方面的英勇功绩。（2）淡化并弱化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功绩，以有利于其他同盟国，并且将苏联视为一个“不合适的同盟者”。（3）突出苏联在战争过程中的“叛国通敌”行径和主题。（4）就战争结局进行争论：德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被“解放”了？尽管德国一些政治家宣称是获得了“解放”，但是德国的大众意识以及媒体还是倾向于“失败”的论调。不论是5月8日还是5月9日，都没有成为德国的节日。（5）将东德历史视为苏联的侵占史，并将其与希特勒的制度相提并论。柏林的“恐怖景观”常设展览直观地体现了这一诠释。（6）在德国大众意识中嵌入苏军经其高层授意对德国妇女进行大规模强暴的记忆烙印。（7）在承认对犹太人实施了大屠杀的同时，忽视对俄罗斯、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民族所犯下的暴行。[24]

　　不过，俄罗斯学者认为，历史记忆在传 递的过程中也会得到自然的“修正”，比如，在俄罗斯人关于“战争形象”的历史记忆中，“敌人的形象”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代际更替，俄罗斯年轻一代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将战争的罪责归咎于法西斯，而不是所有的德国人。即使是老一辈俄罗斯人，也能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他们所亲历的战争。2005年2月，在二战胜利60周年之际，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卫国战争老兵”问卷调查。在回答“战时苏联人民对德国人的情感态度”时，53%的受访老兵表示“仇恨德国法西斯分子”，24%的受访老兵表示“仇恨所有的德国人”；在回答“现在怎样看待昔日的敌人”时，58%的受访老兵表示“无所谓”，15%的受访者表示“仇恨”，17%的受访者表示“同情”　，9%的人表示“尊重”；在回答“俄罗斯人能否与德国人成为朋友”时，56%的受访老兵作了肯定的答复，13%的人持否定态度，31%的人认为“不好说”。[25]

　　对于这场关于二战的历史记忆之战，俄罗斯学者抱乐观的态度，认为尽管西方竭力改写二战历史和苏联卫国战争历史，但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即使历经千年，也仍然会使子孙后代充满自豪感，就像对于库里科沃、波尔塔瓦、博罗季诺等战役的历史记忆一样。

　　四、结语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安排了一系列重大庆祝活动，其中包括规模盛大的红场阅兵式。阅兵式彰显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在俄罗斯人民历史记忆中的地位，以及在今天俄罗斯民众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为消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以及向西方民主看齐，曾一度取消了红场阅兵活动，1991-1994年就没有举行阅兵庆祝活动。但是，后来随着俄罗斯社会各界要求恢复阅兵式的呼声越来越高，俄罗斯政府在199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又恢复举行了胜利日阅兵式；俄罗斯国家 杜马随后通过了《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中的胜利》的联邦法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重新恢复在各座英雄城市举行阅兵式的传统。卫国战争的胜利已经成为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它的象征作用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它能否成为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却是一个值得深甲的问题。

　　注释：

　　[1]［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48—149页。

　　[2][5][7][9][11][18][19][21][22]Габович М. (ред.) Память о войне 60 лет спустя. Россия, Германия, Увропа. –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5. С.173, с.88-100. с.241, с.137.

　　[3]［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94页。

　　[4][6]Дубин Б. “Кровавая” война и“великая”победа: О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 и передаче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1970-2000 –х годов // Г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2004, 5 (20).

　　[8]Брест. 21 тюня. Накаруне... http://www.rg.ru/a-gjns/arc_2001/0621/2.shtm.

　　[10]［俄］叶.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2]［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3]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л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года. http://kremlin.ru.

　　[14]Michael S. Roth, The Ironist's Cage: Memory, Trauma, and the Construe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miversity Press, 1995.pp.8-9.

　　[15]Сенявский А. С., Серявская Е. С. Память о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 Народ и война 1941-1945 гг. М., 2010. С.671.

　　[1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17]［俄］根.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20]《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3]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一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载《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4]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А. Г. Немцы о русских на пороге ново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Буседы в Германии: 22 экспертных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немецко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элиты о России – ее настоящем, прошдом и будущем –контент – анализ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М., РОССПЭН, 2003.с.516-517.

　　[25]Кузнецов В. Н., Иванов В. Н., Сергеев В. К. Юбилей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Материалы к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60 лет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 ИСПИ РАН, 2005. с.36-37, с.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