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于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但在美国和英国获得成功之后，却逐渐演变为向全球推广的“华盛顿共识”。从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实践看，在25年之中，先后遭遇了转型衰退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其根本原因在于快速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完全自由化等模式并不适合中东欧国家。深刻总结其中诸多经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 王志远(198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周亚静(1989—)，女，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项目编号: 14CGJ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入盟对东欧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影响”(项目编号: 11JJD810023)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一些理论流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其秉持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理念，但又不尽相同，因此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简称新自由主义)。这些理论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被美、英等发达国家广泛采纳，随后被冠以“华盛顿共识”的名义，向拉美、中东欧、原苏联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广，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绩效。为了更加清楚地探讨该理论的本质与影响，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推广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判断。

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与理论定位

　　自由主义本意是指秉持古典经济学观点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但需要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所带 来的缺陷，即充当资本主义“守夜人”角色，而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秉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观点认为，政府职权和范围应当最小化，甚至是全盘私有化。

　　古典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在那句著名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话语中可以充分体现出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若论古典经济学创始者，则当属亚当·斯密，他从人的经济理性着手，创立了市场机制理论，由此系统论证了市场机制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联。“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受亚当·斯密所开创的思想启发，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将其拓展，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理论雏形，但他在表述中仍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2]虽然古典经济学家秉持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理论基础，但却无法解释等价交换与利润来源之间的矛盾——既然商品之间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那么为什么资本可以获得利润?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原理，并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进行区分，从而开创了剩余价值理论，系统阐释了古典经济学无法克服的逻辑难题。马克思高度认同古典经济学先驱所做出的贡献，并指出，“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3]结束的判定依据在于是否依据劳动价值论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学说被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其标志性学说产生于1930年，萨伊提出引起诸多争议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理论。[4]按照马克思的界定，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开始出现分水岭，前者研究资本主义世界所蕴含的发展趋势与内在矛盾，而后者更加注重如何能够将市场机制理论更加完善和具体。

　　西方学者为了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理论基础，开始提出各种假设并加以推理，论证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均衡方面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和奥地利的门格尔，在同一时期提出边际分析方法，这场被称之为“边际革命”的经济学基础创新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1871年杰文斯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1874年瓦尔拉撰写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虽然仍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实际上却已经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此后，马歇尔作为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体系奠基人，在1890年出版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开始正式使用“经济学”一词。[5]经过庇古等西方学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共 同构建起以市场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尽管在理论分析和数学模型中，市场理论都无懈可击，但此时的经济学仍然承认“市场失灵”，即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垄断等，需要政府适当干预。自此，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在政策措施方面强调依靠市场机制，实行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这可谓早期自由主义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大萧条面前，西方经济学百余年构筑起的理论大厦，在现实面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缺乏对经济危机的合理解释，也不能提出恰当的对策，从而陷入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其通过将货币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指出“市场理论”的固有缺陷，即无法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进而提倡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6]该学派观点不仅被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所采纳，还使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赤字财政政策在摆脱危机中的作用，更是空前地开创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理论体系。

　　与微观经济学漫长的学科发展史不同，宏观经济学发展至今也没有百年历史，仍然处于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截然相反的争论始终存在于宏观经济学之中，凯恩斯主义和反凯恩斯主义展开了多年论战。为宏观经济学论战打破僵局的仍然是经济发展现实。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困局，凯恩斯主义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显得捉襟见肘，如果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无疑会继续恶化通货膨胀，而如果采取紧缩政策，则无益于挽救经济衰退。

　　自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逐渐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诸多主要流派，其中包括现代货币主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这些学派之间虽存在分析方法、政策含义等方面的区别，但几乎一致赞同“市场万能理论”，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多负面作用。在自由化方面，则要求政府不应当采取扩张或紧缩经济政策，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水平。在微观领域，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市场机制，认为政府不仅很难公平高效地弥补市场缺陷，更容易造成诸多低效率和腐败，因此政府应当尽量地退出市场干预和管制。也正是出于对市场机制近乎完美的认可，因此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化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这种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观点的理论体系，所描述的市场机制功能空前强大，其覆盖范围已经超出了马歇尔等人创立的微观经济学，并且反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其核心思想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中对于“自由放任、市场万能”的论述，秉持和推广市场原教旨主义，故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球推广

　　在新自由主义内部存在诸多流派，若论对现实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凯恩斯所提出的凯恩斯经济政策获得美国政府认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多年之后，美国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以及最优货币供应量理论，迅速传播到英国，并被撒切尔夫人奉为执政纲领。不仅在宏观经济方面秉持自由放任、减少政府宏观经济刺激，还要求政府近乎完全退出市场干预，并实行全盘私有化政策。很快，现代货币主义思想也得到美国里根政府的认可，其提倡“小政府、大市场”的执政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里根经济学”。此后，新自由主义获得了空前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效仿，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观念迅速推广。

　　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占据主流，但并非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推动因素，因为在此期间恰逢以信息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繁荣时代。当时，美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低失业态势，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将这种新型发展模式定义为“新经济”。在信息和电子技术推动下，不仅美国硅谷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世界各国也纷纷将信息化作为主要经济发展战略。信息技术不仅作为重要战略产业支撑经济发展，还明显降低了交易费用，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新经济”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金融经济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迅速壮大，投资活动愈发活跃，带动全球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发展。美国是“新经济”时代的创始者，自然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华尔街投资活动遍布全球，各种金融资产以及金融衍生产品频繁交易。在投资活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培育和积累了金融风险，但经济繁荣掩盖了各种风险。事实上，诸多吹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繁荣，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经济”，而并非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即模糊了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加之持续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倍受质疑。美国不仅重新启动了诸多金融监管条例，更是史无前例地连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拯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从全球化角度看，美国一边颂扬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断强调自由贸易和金融创新，一边却通过控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实现其主导世界经济的战略意图。毫无疑问，越是松散自由的国际经济环境，越是弱化政府干预、强化市场机制的世界，就越是容易受美国的指挥和操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推广，也为美国维护全球霸权提供了宽松环境和充分条件，这与美国全球化战略不谋而合。同样秉持该观点的“霸权稳定论”更是认为美国可以依靠其世界影响力构建各种国际规则，并提供世界各国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进而发挥稳定国际格局的功能，从而维护世界经济发展，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7]这种观点具有非常明显的美国本位主义特征，因此遭到批判和质疑。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世界市场: “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8]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霸权稳定论”无非是在塑造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可以凭借中心地位获得诸多利益，而外围国家则容易长期陷入贫困。

　　不仅在经济领域，美国对外全球控制战略与国内新自由主义存在矛盾，在国际格局方面同样没有放松干涉和控制。针对当时的“两极格局”，一边是美国发展太空竞赛拖住苏联，另一边英国等欧洲盟友也采取遏制苏东阵营发展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功能与作用开始出现异化，美国将其贴上“华盛顿共识”的标签后，极力向拉美、苏东国家推广实施，其目的无非是创造“强市场、弱政府”的全球化体系，以巩固和提升美国的全球霸权。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借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强烈愿望，“协助”中东欧国家启动“快速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完全自由化”等激进转型措施，却使得经济转型陷入长达十年的“衰退陷阱”。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东欧国家，甚至在独联体国家也同样出现，可见“华盛顿共识”并非良药。2003年，在26个原苏东地区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GDP超过了1990年的水平。[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东欧再次以集团化模式出现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这种集中爆发的特征，显然不能与单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而应当对中东欧国家转型模式进行反思。有匈牙利学者针对新自由主义作出如此评价: “经济转型使中东欧国家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产出下滑、失业率激增、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不适合中东欧国家转型，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些问题愈发暴露出来。”[10]中东欧国家转型已经整整25年，虽然不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全盘否定转型，但必须看到，现有成绩的取得，应当是“回归欧洲”所带来的收获，而并非新自由主义的成就。这种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条件的经济转型模式，既是当初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也是集团化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根本原因。当前，关于中东欧经济转型的诸多争论 和疑问仍然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究竟给中东欧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为此，有必要在中东欧转型25年之际，从经济转型实践进行深入总结，以客观评价新自由主义的弊端。

三、中东欧转型“三化”与新自由主义“三化”

　　众所周知，中东欧转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欧洲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虽然从字面上理解，似乎这几个概念处于同一个层级，但事实上欧洲化位于统领地位，属于中东欧转型的目标层面，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与之相比，则处于从属地位。中东欧国家之所以在转型初期全体接受“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其背后有着“脱俄返欧”强烈愿望的驱使，正是由于“欧洲化”目标的引导，经济政治转型才呈现出整齐划一的板块化模式。如果将中东欧转型比喻为一辆奔跑的马车，那么“欧洲化”无疑是跑在最前面的头马，统领转型方向，而“市场化”和“民主化”则是两个轮子，决定着转型的路线和轨迹。

　　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在于，既然存在着中东欧国家板块式漂移，集体回归欧洲，其转型道路背后必然有具有一致性的判断和选择。首先，中东欧国家在苏联控制下，非但没有获得更高水平的国家安全保障，反而屡次遭遇苏联武装干涉，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转型，必然是脱离苏联、面向欧洲。例如，匈牙利曾经因1956年“十月事件”遭遇苏联军事行动，导致众多人员伤亡，但在1989年转型伊始，就宣布该事件性质为人民起义，并将10月23日定为匈牙利国庆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曾经遭遇苏联武装介入，1989年同样是从扭转“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评价着手，宣布彻底放弃苏联模式。其次，多年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使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不仅需要欧洲的援助，更需要具有活力的经济转型，因而融入欧洲自然被广大中东欧国家寄予厚望。而当时的欧共体，同样也需要接纳经济体制符合其要求的中东欧国家。例如，1990年欧共体为波兰和匈牙利提供“法尔计划”时，除了规定援助措施外，还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诸多要求。最后，当时的欧共体(欧盟)为了实现对整个欧洲地区的控制，客观上要求将中东欧国家整体纳入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中来，从而彻底告别美苏争霸下所造成的欧洲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因此，伴随着中东欧转型、欧盟东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顺利实现了东扩，极大地压缩了俄罗斯战略空间。

　　显然，在这种“欧洲化”目标引导下，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说直接决定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步调与节奏。最为明显的例证当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两国虽然错过了2004年欧盟大规模东扩，而且国内诸多经济指标无法达到欧盟要求，但在美国的要求和建议下，上述两国仍然于2007年加入欧盟。因此，在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道路上，美国通过欧盟(欧共体)所提出的政治经济转型建议，必然会被全盘接受和采纳，而无论这种经济理念是否适合各国具体国情，新自由主义由此开始迅速推广。美国基于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由于在华盛顿获得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便披上了“华盛顿共识”这样一件华丽的外衣。

　　自此，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任务，已经不单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般简单，而是被冠以快速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和完全自由化，这“三化”所要求的经济转型路径就是著名的“休克疗法”，即所谓的激进式经济转型方案。然而，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这些看似美妙的经济蓝图，其中所蕴含的深意绝非简单易行。首先，快速市场化不仅要求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原本积累在经济中的过剩货币瞬间爆发出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称之为“短缺经济”，即这些货币是由于商品短缺所形成的强制储蓄。当计划价格放开后，过剩的货币迅速涌入商品市场，导致中东欧国家纷纷踏入通货膨胀陷阱。更为严重的是，原本以为物价一次性上涨后，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能够消化过量货币，但现实是经济衰退更加强化了通货膨胀预期，中东欧国家由此开始了近十年的转型衰退。其次，全盘私有化不仅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是制造了收入分配不公平，严重影响了居民就业、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等。显然，中东欧国家在民营经济没有快速发展之前，就大规模地对国有企业实行股权私有化或直接变卖，非但没有塑造出合格的市场主体，反而使经济体系陷入瘫痪。最后，完全自由化要求政府彻底放弃干预经济，导致陷入市场体系的混乱始终无法调整和恢复，部分国家频繁的政党更迭更是造成政出多门、朝令夕改，除了确保市场去向转型不发生逆转、回归欧洲步伐不发生停止外，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能力已经降到极低的水平。

　　可见，包装着“共识”外衣的新自由主义并不适合中东欧经济转型的具体国情和客观现实，然而在“欧洲化”驱使下，中东欧国家事实上处于被裹挟状态，纷纷接受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导致经济陷入灾难式衰退之中。

四、中东欧经济转型25年绩效评估

　　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中东欧国家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衰退后，陆续从筚路蓝缕中走出，进入新千年之后，部分国家成功实现了入盟目标。在2004年欧盟东扩中，属于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共有8国，南斯拉夫分裂后为13国)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5国，加上2007年入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2014年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已经有8个中东欧国家实现了“回归欧洲”的愿望。显然，从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以及顺利加入欧盟等方面看，经济转型绩效已经开始显现，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东欧国家再次陷入普 遍性的衰退和危机之中，不由得引发人们对经济转型模式的反省和深思。对于长达25年经济转型绩效，以及其与新自由主义的关联，仍然需要客观辨证地进行系统评估。

　　应当说，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出现在入盟的前后几年中，不仅市场经济体制获得欧盟认可，部分国家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也达到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功加入了欧元区。这段时间也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成功所释放出的“滞后红利”期，也是25年里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不能将此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给中东欧国家带来的“制度红利”，否则将会 误以为新自由主义仅仅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转型阵痛而已。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在于，中东欧国家在确定“欧洲化”目标后，获得了大量外国投资，产品出口也有所拓展，以此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不能将其与策动“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目标对于其经济市场化转型而言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作为回归欧洲所必须接受的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为这些转型国家从复苏走向增长做出贡献。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当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后，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就已经全部消退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就在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使人们逐渐淡忘新自由主义之时，一场从局部蔓延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金融危机，再次冲击了中东欧国家刚刚恢复的经济形势。从中东欧国家所显现出带有普遍性规律的问题看，经济深度融入欧洲俨然是一把“双刃剑”。西欧国家所提供的外商投资对于中东欧国家摆脱衰退、实现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大量外资进入银行领域，使得中东欧国家金融安全降至非常低的水平。中东欧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依据于“华盛顿共识”，在其关于经济转型的10条主要政策措施中，关于放松外资管制、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就有3条，这些建议无疑为西欧金融资本大肆进入中东欧金融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金融基本功能定位，西欧国家外资进入对于中东欧国家微观金融效率的提升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对于宏观金融安全而言，则无疑是埋在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一座高耸的“堰塞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最初并没有影响到中东欧国家经济，反而是与美国金融市场高度融合的西欧国家，纷纷陷入银行危机、债务违约等尴尬境地。然而，到了下半年，由于西欧金融资本开始撤资，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立即陷入危机 之中。显然，随着中东欧国家逐渐融入欧洲，横跨西欧、东欧的金融资本实质上成为了危机传导的主要链条。这需对中东欧经济转型再次进行深刻反思，单纯依靠外国资本，无法培育出既有效又安全的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当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和政府最小化结合在一起时，国家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就已经降到最低，相当于同时放弃了经济主权和金融安全。

　　至此，可以对中东欧经济转型25年绩效进行简单评估，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弊端。中东欧国家出于“欧洲化”目标所接 受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理念，实质上给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虽然在回归欧洲和加入欧盟的20多年中，西欧国家的援助和投资为中东欧经济从衰退走向增长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但是由于盲目地依据“华盛顿共识”的要求，过多实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策，使中东欧国家在国际金融冲击面前完全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直接冲击到国家金融安全而由此引发的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对于未来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继续深化，无疑非常重要。

五、结语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实践证明，25年前集体采纳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模式，其快速市场化、全盘 私有化和完全自由化等理念，并不适合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反而制造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依据渐进式改革模式历经十余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同样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方案，即保留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同时确保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金融体系改革更是本着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逐渐提高金融效率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开始进一步厘清，简政放权、下放审批等一系列措施，标志着市场在经济中所 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将更加突出。但是，中国向着市场化模式的大步迈进，并不等于将采取完全自由化，更不等于全盘私有化。当前，国家对经济所采取的必要调控和正当干预仍然非常必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等于完全自由放任，国有企业改革也并不等于全盘私有化。毕竟，中东欧国家因采纳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早已说明这些经济理念所蕴含的种种弊端，这些教训无疑给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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