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将“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作为一个“学科”，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因为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成形的理论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还是一个研究对象，而我们搞学科建设的目的是建立俄罗斯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综合研究体系。在以往的研究中，俄罗斯政治处于核心位置，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往往服从于政治研究。“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看似平等均衡的排列，实际上是头重脚轻的格局。关注社会问题主要是为了论证政治基础是否稳固，关注社会舆论是选举政治研究的组成部分，社会始终被认为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领域 ；关注文化问题是为了寻找所谓“治国理念”、政治思想、国民性的根源，从而论证俄罗斯政治的独特性或者普遍性。这是一种以单一学科（政治学）为视角的研究取向，在这种视角下，俄罗斯往往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党体制下的俄罗斯”、“联邦制下的俄罗斯”，虽然这些是国别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尤其对于集权主义特征显著的俄罗斯），但是在单一学科视角下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广阔世界被忽视。目前，纵观国际以及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多学科、交叉学科是发展趋势。真正地让“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在多学科的视角下均衡地发展，还需引入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和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

　　当代俄罗斯，在经历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轨之后，社会也处于大转型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人际结合方式的变迁，从集体主义时代的垂直结构向人际横向结合的网络化结构转变，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之外生成“第三领域”（公民社会）。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与人的社会联结拓展到虚拟空间。在这个无限扩大的社会领域，其运作机制、资本流动、个人实践与政治领域是完全不同的，未来将会呈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态势。面对日益扩展的社会领域，依靠政府来“治理社会”的政治思维在将来也许将成为一个神话。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流动方式的转变。在社会场域，个人由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同占据了不同的位置，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以及互动模式。以往我们过多地关注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但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社会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日渐增多的诉求会让俄罗斯政治生态泛起涟漪，2012 年总统选举后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可见一斑。广大的社会底层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社会底层民众也有“弱者的武器”，这种与国家政权的对抗思维与行动从帝俄时代、苏联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另外，俄罗斯面临着“现代性的后果”，信任缺失、风险升高、社会失范，一些新的社会问题逐渐生成。如果我们把视角调整到社会领域，我们眼前会是一个别样的俄罗斯。如果我们把俄罗斯的转型放到社会学的语境下讨论，我们对俄罗斯会有更为微观的把握。社会学分支众多，其中，有关注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学，还有以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活动为视角的经济社会学，此外还有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教育社会学……诸多社会议题都可以在社会学的脉络下讨论。同时，转型中的俄罗斯所呈现出的诸多社会议题都是全新的，这也为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多元的文化主体和宗教信仰主体。如果将俄罗斯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来看待，就会有把俄罗斯简单化的风险，而将人类学引入俄罗斯研究中将会克服这种危险。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倡导文化多元、文化自觉，关注少数族群的利益，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具有多元的文化主体和民族主体的俄罗斯必定是一个文化交融、和而不同、异彩纷呈的俄罗斯。而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再反观当今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问题乃至后苏联空间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通过研究者长期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对研究对象有深入了解，人类学者不仅熟悉异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更要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价值理念和心灵世界，通过小社区民族志的书写来呈现大社会的风貌，倡导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书写异文化的方式会构成对研究对象国的深刻理解。这种以小博大、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方法可以为国别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增添新的研究方法，在西欧和北美的国别研究谱系中，人类学者都担当了重要角色。人类学关注异文化，强调“他者的视野”，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本文化的问题，对俄罗斯的人类学研究要体现中国意识。中俄两国在近代以来有着相似的历程，同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苏联解体前同为社会主义体制，现在又共同面临着转型（改革）的问题，俄罗斯是中国最具借鉴意义的“他者”。俄罗斯目前还是中国人类学者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在这片天地，以俄罗斯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大有可为。

　　（作者简介：马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室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