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卫国战争爆发前苏联境内的德意志族人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在其所在地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上层对苏联德意志族人的不信任观念及德军进逼的紧张局势，使苏联境内的德意志族人成了第一个遭到集体强迁的民族，被强迁后又受到了二次迫害，被动员参加劳动军。卫国战争期间对德意志族的强迁严重伤害了德意志族的民族感情，造成了历史积怨，也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当然卫国战争中对德意志族人的前行迁移，也加速了各个苏联境内各个德意志族群体的接近进程。

　　关键词：苏联 民族问题 强迁德意志族人

　　作者简介：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苏联境内的德意志族人，在俄国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命运也常常因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因自己的民族属性而受到了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作为受惩罚的民族遭到了强迁。对苏联的德意志族人现象，俄罗斯学者在苏联接解体后开始研究[1] ，而我国学者对此研究不多，笔者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卫国战争前苏联境内德意志族人的状况

　　俄国的德意志族群体形成于1760年代，当时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奖励外国人到南方殖民，建立殖民地，耕种开发无人居住的土地。这样在下伏尔加河流域就出现了100多个德意志族人的居民点。稍后在乌克兰和库班、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在西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都出现了大量的德意志族人移民区。而在俄国的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和国家西部的其他一些地区更早的时候就有德意志族人居住。 在帝俄时期，德意志族人总共180万（占1.4%）。[2] 他们在俄国境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在广袤的俄罗斯帝国的各个部分几百年间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德意志族居民群体。它们接触和相互影响有限，而大多数根本没有接触。按居住地可以把帝俄境内的德意志族居民分成六个主要的群体：

　　波罗的海的德意志族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区域特点。极高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进入了俄国的权力高层和军事精英行列。除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个别代表外，与其他德意志族群体的相互影响或简单接触根本谈不上。 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德意志族人。可以有条件地把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走上了同化之路，丧失了民族认同，另一部分保留了基本的民族特征。这个群体的典型特点是巨大的流动性——不断地靠18到20世纪初从全欧洲、其中包括德意志邦国到来的外国人来补充。由于他们在首都城市的不同社会地位，无助于他们紧密的相互协作，教会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形成于19世纪初，由18世纪60年代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诏书来到伏尔加的形形色色的移民组成。他们集中居住，受国家的严格监控，丧失了与祖国的接触，导致了不仅与以前的祖国隔绝，而且也与俄国的其他德意志族居民群体隔绝。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的典型特点是18世纪中叶德意志邦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保存。

　　新俄罗斯（乌克兰）的德意志族人。在与土耳其的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按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创的良好传统迅速开发新土地，移民开始应邀从德国涌入。这股移民潮与来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的成分不同。来移民区的只是有经验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家庭、能出示自己的某些财产。第一波向伏尔加河流域移民浪潮之后50年间德意志各邦国发生的变化在移民的文化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实际上与其他移民群体没有接触。

　　外高加索的德意志族人。与新俄罗斯的德意志族人同时迁来的。他们是来自巴登—符腾堡清一色的施瓦本宗教民族群体。散居阻碍了他们直到20世纪初的社会分层。与伏尔加河和北高加索的德意志族居民的实际上没有接触。他们只与新俄罗斯在宗教民族方面相似的移民保持着联系。

　　沃伦的德意志族人。他们是俄国德意志族移民的最后一波。尽管这个地区的开发是在整个19世纪上半期进行的，但在60—80年代才具有大规模的特点。他们是该地区经济生活有影响的因素，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2/3的沃伦德意志族人来自波兰王国的普里维斯良斯克各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取向，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取向。他们与俄国其他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没有接触。

　　西伯利亚、奥伦堡和北高加索的德意志族移民点19世纪末开始建立，是上述群体的派生移民区，在1917年前没有形成统一、独特的共同性，借用的是原生移民区的文化和传统。

　　就宗教信仰来看，俄国境内的德意志族人路德派教徒最多，也有一些天主教徒和一部分接受了东正教的东正教徒。此外还有门诺派教徒。门诺派教徒是特殊的民族宗教群体。他们最初迁移到新俄罗斯和伏尔加河流域，而后分别迁入奥伦堡草原、西伯利亚和中亚。他们完全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性。他们来自荷兰并与天主教徒和路德派教徒有很深的宗教矛盾。[3]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俄国境内德意志族人命运不祥转折点的开端。不信任、诽谤、按民族特征的歧视浪潮落在德意志族人的头上。这一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政府人士。国家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反对国内“德国的恶势力”：禁止德意志族人的各种社会组织、德语报刊、中学的德语教学、公开用德语交谈等。1914年底，所有的德意志族人居民点都改成了俄罗斯名字。比如，叶卡捷琳涅施塔特改称叶卡捷琳诺格勒，济赫里贝格改称谢尔波戈里耶，布柳缅菲尔德改称茨韦托奇诺耶等。1915年2月和12月尼古拉二世皇帝签署了一系列法令，剥夺了居住在国家西部省的德意志族人地产和土地使用权。这些法律也打算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中推广。伏尔加河流域的所有德意志族人都应迁移到西伯利亚。迁移本打算从1917年春天开始，但二月革命妨碍了该迁移的落实。当时在萨拉托夫没有像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一些其他城市那样发生对德意志族人的迫害。1914年和1915年市杜马以自己的多数否决了省长和部分关于萨拉托夫一条主街——德意志大街的改名建议。1917年2月23日，作为对政府有关废除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地产决议的回答，萨拉托夫和波克罗夫斯克市杜马、交易委员会和地方自治局做出了联合决议，决议中说：“生活在我们当中的德意志族移民也像我们一样是俄罗斯公民。在我们边区移民是不可取代的农业雇主。我们必须坚决明确地声明，剥夺德意志族人的土地无论对移民者本身还是对整个边疆区都是毁灭性的措施。它对俄国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措施。”[4]

　　一战期间俄国对德意志族人的歧视政策导致了1917年春德意志族人卷入了以前移民根本没有的政治生活。从1917年春天起，萨拉托夫出现了德意志族人的自治运动（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党），为首的是有影响的萨拉托夫德意志族人（企业主、教师、工程师、神职人员）等，其目标就是废除对德意志族人的歧视措施，为正常生活和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条件，当时还没有提出与建立区域自治紧密相关的任何政治任务。当时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传播导致了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建立。这是个把俄国不同社会主义政党的信徒联合在了一起的相当松散、影响不大的组织。与当地布尔什维克合作的萨拉托夫德意志族社会主义者最为活跃。[5]

　　十月革命后， 1918年10月19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按民族自决的原则通过法令成立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自治州（也即劳动公社），由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的四个县组成。这样，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有了自己的自治国家组织。1922年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自治州的面积扩大。1924年1月6日，在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该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特别指出：“代表大会提请斗争的德意志无产阶级关注我们的小自治体，这再次显示了遭到本国资本和欧洲资本践踏的德国的民主自由和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民族的真正自由之间的差别。”因此，建立德意志自治共和国是要提高苏维埃政权在境外的威望及在道义上支持德国无产阶级，为其指明斗争“方向”。[6]
由于德意志族人殷实的农户较多，如伏尔加河两岸地区近4/5农户都属于殷实农户，所以内战时期德意志族人的地区也就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粮食产地之一。而且德意志族村庄和俄罗斯族村庄的交粮标准是不一样的。1920年秋作为德意志族自治州成员的巴利采尔斯基县的弗兰克德意志人村要向国家上缴93000普特粮食，而相邻的萨拉托夫省阿特卡尔斯克县的亚历山大罗夫卡村3000普特。两个村庄各5000人，有可耕地各约5500俄亩。拜德克移民区获得的粮食上缴摊派任务为200000普特粮食，而萨拉托夫省的整个卡梅申县也上缴这么多。在国内战争期间，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自治州运出了3700万普特的粮食。[7] 1925年新经济政策的初步结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中体现了出来。市场因素开始渗入经济，各种合作制形式得到了推广，各种商品货币关系体制逐渐健全。就农业恢复的速度来看，共和国明显超过了自己的邻居。比如，1926年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播种面积与1923年相比增长了70.2%,而当时的萨拉托夫省增长了16.4%,而全国总体增长了13.1%。到1929年前夕，共和国的农业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共和国工业的恢复速度不如全国的水平，但略高于萨拉托夫省的恢复速度。[8] 高度的合作化是20世纪头三十年德意志族农村经济发展的典型特点。早在1917年前夕，各种不同的合作社形式对德意志族农户的覆盖面就从30%达到了100%。到1920年代末重又达到了这一水平。德意志族农村合作化的主要形式有：信贷、育种、种子繁育、土壤改良、机器合营、奶油制作合作社。德意志族农民是西北阿尔泰高品质奶油的主要生产者。这里有9家奶油合作社，1929年有2816人在那里就业。他们生产的80%的奶油销往西伯利亚之外（莫斯科、列宁格勒），50%运出的奶油出口英国和德国。[9] 1920年代末，一个德意志族农户生产的商品额为422卢布以上（而其他农户平均为271卢布），生产的商品粮达到了80%。[10]

　　就政治方面而言，十月革命后苏联境内的德意志族人不愿意接受新的政治思潮。比如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在1920年代上半期生活着86759名德意志族人，其中只有214人入了党，215人加入了共青团，182人加入了少先队。该地区只有6%的德意志族居民参加了农民委员会的工作。[11]这在党的决议中也能看出，比如，1924年1月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俄共（布）州委全会在专门会议上不得不指出德意志族农民与俄国农民相比“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更差。全会确定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在德意志族农民当中的“政治工作”的措施。[12]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也引起了苏联境内德意志族的不满。1930年初德意志族农民的骚动波及了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十几个村庄。在一些情况下，骚动变成了起义，一时间竟推翻了有些村庄的苏维埃政权。除了公开的不满外，还有隐蔽的反抗形式——1929—1930年的离开苏联的外迁运动。当时仅斯拉夫哥罗德民族专区，外迁者8214人，占德意志族居民的25.6%，其中29%是殷实农民，56.4%是中农，14.6%是贫农和雇农。在奥仑堡区，1523人外迁，占该地区德意志族居民的11%，其中20%是殷实的富农户，贫农占44.8%，中农占35.2%。[13]

苏德战争后苏联境内德意志族人命运的变化

　　苏联领导层对苏联境内德意志族人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苏联的德意志族侨民是“间谍和颠覆破坏活动的根据地”的观念早在1920年代中期就在苏联形成了。苏联特工部门认为：“数百万德意志族居民”就情绪而言“是民族主义和亲法西斯主义的”，是“共产主义和苏联制度”的敌人和“德国情报机关的土壤”。它们预先提醒国家领导人，“在边境地区、大的工业地区和‘高效’农业区德意志族人集中居住这个因素”“一旦发生战争是特别危险的”。1933年德国的纳粹党上台后，苏联领导人更倾向于认为，苏联的德意志族人是“第五纵队”，一定会“在军事行动开始时表现出来”。从1934年开始，在当年开始的“反法西斯”运动的框架内展开了对苏联德意志族人民族文化的强大攻势——他们的很多传统和习俗、直到民歌的演奏都被禁止和取缔。除了指控“传播法西斯影响和培植民族主义信仰外”，苏联的德意志族人还被认为试图在工业企业和铁路组织破坏活动。1937年实际上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因所制造的“地下民族主义法西斯组织”案件而被镇压。在乌克兰当局宣布共和国发生了“各个民族的破坏活动”，暗指德意志族人。1936—1937年为了“清空”边境地带，德意志族和波兰族的农户被迁出了乌克兰的西部地区。[14]1938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要求把德意志族清除出国防工业企业和“清除出”军事学校。[15]1937—1939年撤消了绝大多数的德意志族民族区和村苏维埃（与其他民族的类似民族区域构成体一起）。开始公开宣布“苏联所有的德意志族人都是间谍”。[16]

　　在1939年《苏德互补侵犯条约》签订后，停止了反德宣传，但反德行动仍在继续。1939—1940年，以“志愿—强制的方式”把并入苏联的边境地区的一部分德意志族居民驱逐到德国，其中包括来自西乌克兰的8.6万人和来自摩尔达维亚的12.4万人。”1940年6月2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从摩尔曼斯克市和摩尔曼斯克州迁走外族公民》的命令，也包括德意志族人，1941年5月撤消了万诺夫斯克德意志族民族地区（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17]

　　苏德战争爆发之初，苏联领导人试图利用德意志族自治共和国和它的德意志族居民作为对德国的“阶级兄弟”和德国占领军的士兵施压的工具。1941年7—8月，德意志族共和国的几乎所有的成年居民都被拉入了强大的反宣传运动：公民应当积极地展示自己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向德国及德军中的相应社会阶层和群体发出呼吁以激起他们的亲苏和反法西斯情绪。他们的呼吁书中讲述苏联德意志族人殷实、文明和幸福的生活，呼吁德国的不同居民阶层“掉转枪口”对准希特勒及其同伙，转到苏联一方。[18]但是这种宣传并没有产生效果。

　　反宣传的不成功，前线的失败，德军逼近伏尔加河以及传到莫斯科的有关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共和国一些居民有“反苏”、“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言论的消息，苏联领导层对德意志族人的认识，这些都决定了苏联的德意志族人最终变成了“不可靠分子”，遭遇被强迁的命运。 早在7月苏联领导人就做出把苏联的德意志族人从伏尔加河流域强迁到西伯利亚、中亚和乌拉尔的秘密决议。对德意志族人的迁移开始于1941年8月底。迁移是根据1941年8月1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哈萨克斯坦安置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的第№2060-935cc号决议、1941年8月2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把德意志族人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共和国、萨拉托夫州和斯大林格勒州迁往其他边疆区和州》的决议等进行的。1941年8月28日颁布的《关于迁移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开始了对德意志族人的集体迁移。当时规定已经嫁给其他民族成员的德意志族女人不应受到迁移，这一原则在后来的所有迁移中一直保留。如果家庭的某些成员暂时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他们进行登记，以便以后送到新的家庭居住地。对一家之主提出警告，他要对家中的所有被迁移人员负责：如果他们当中的什么人转入了非法状态，那么他及其家属就要按刑事程序受到镇压。允许被迁移的德意志族人随身携带个人财产、小型农业用具及日常用具，够一个月用的粮食——每个家庭总量达1吨。1941年9月7日撤消了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在迁移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的同时，又陆续做出了一些迁移散居在其他地区的德意志人的决议，从苏联欧俄部分其它近20个地区迁移德意志族人。

　　迁移德意志人的理由，按1941年8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迁移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的命令的说法，“根据军事部门获得的可靠资料，在伏尔加河地区居住的德意志居民中间有成千上万名破坏分子和间谍，他们按照德国的信号在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人居住的地区进行破坏。关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中间存在如此大量的破坏分子和间谍的情况，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德意志族人中的任何人都不向苏维埃政权通报，——因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在自己中间藏匿着苏联人民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19]

　　战争期间，被迁到特殊移民点的德意志族人为949829人，其中446480人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49206人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和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以及图拉州（包括1941年夏天从克里米亚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大约5万德意志族人）；79569人来自扎波罗热州、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和斯大林斯克州；46706人来自萨拉托夫州；46356人来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共和国；38288人来自罗斯托夫州；26245人来自斯大林格勒州；11000人来自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8787人来自古比雪夫州；8640人来自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7306人来自达吉斯坦及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5965人来自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5308人来自沃罗涅日州；3384人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3162人来自高尔基州；2233人来自克里米亚（不包括1941年夏天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人）；其余人来自其他各州。[20]德意志族人主要被迁到了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阿尔泰边疆区及哈萨克斯坦。

　　除了向特殊移民点迁移德意志族人外，战争期间还对工农红军中的德意志族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1942—1945年，按照特别指示通过紧急方式复员了军队中所有的德意志族现役军人——33516人（军官1609人，中士4922人，列兵27724人）。[21]

　　遭受迁移放逐的德意志族人主要被动员参加劳动军，年龄在15—55岁之间适于体力劳动的男性移民和年龄在16—45岁之间妇女（孕妇及有未满3岁孩子的妇女除外）都要参加劳动军。利用德意志族劳动力是根据1941年10月30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德意志族人从工业区迁入农业区》的指示、1942年1月10日《关于使用常住在州、边疆区、自治和加盟共和国的17—50岁应征年龄的德意志族移民的程序》的决议、1942年10月7日国防委员会的《关于额外调集德意志族人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决议进行的。战时对德意志族人共进行了四次动员，第一次从1942年1月10日到30日，共计动员了12万人（其中45000人被安排从事林木采伐，40000人从事铁路建设，35000人从事巴卡尔和博戈斯洛夫卡的工厂建设）；第二次——40000—45000人，而第三次动员了123500人，其中52700名妇女——德意志族妇女是根据石油人民委员部的摊派送来的，而德意志族男人（其中占多数的是15—16岁的半大孩子和51—55岁的男人）—送往托拉斯企业“车里亚宾斯克煤矿”和“卡拉干达煤矿”。第四次从1943年5月到9月共5300名男子和9800名妇女。在战争期间共有40多万人被动员参加了劳动军或劳动队，苏联的德意志族人在其中占了绝大多数，总数为31.66万人。[22]比如，1942年1月前夕，乌拉尔劳动军共约有29万战士，其中50%以上都是苏联的德意志族人和来自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人。[23]

　　按一位研究者的说法，被强迁者获得了“特殊移民”的地位，要严格遵守为它们所确立的制度，服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移民管理局的指令，不经允许无权离开居住区，自行离开被视为逃跑，要追究刑事责任。被强迁的德意志族人处于特殊移民区，受到二次迫害——被强制动员参加劳动军，而劳动军中的条件与集中营无异。[24]

迁移德意志族人的后果

　　二战爆发后苏联当局对德意志族人的集体强制迁移，说明了苏联当局对本国德意志族人的不信任，它把苏联的德意志族人和德国的德意志族人混为一谈，不明白或不想明白俄国的德意志族人也是苏联公民和实际上也是原住民，他们与德国没有任何联系。迁移他们是为了要“预防犯罪”。这实际上也是苏联人缺少法律保护的标志，是行政命令体制肆意妄为的一个体现。

　　德意志族人中无疑会有投敌者，就像俄罗斯族人中也有很多投敌者一样。因某些人的投敌行为或为了预防德意志族人投敌而惩罚全体德意志族人的做法无疑是有问题的。用泽姆斯科夫的话说，“如果按这个论据，那么所有的俄罗斯族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都应当被放逐，因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部分代表都曾在弗拉索夫军队和其他类似的军团中服过役。甚至这样提问题的荒谬性都是非常明显的。”[25]

　　况且，当时很多德意志族人对苏联还是很忠诚的。比如尽管有从军队复员德意志族人的命令，但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通过隐藏自己的民族属性方式还是有不少人留在了前线，由于战斗功勋获得了最高奖章。德意志族人获得的勋章和奖章分别为15160人和14960人[26]。在德意志族人当中背叛者的百分比不比俄罗斯族人、乌克兰族人或立陶宛人多。[27]

　　这从当局居民对德意志族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境内的当地一些居民也意识了，苏联的德意志族人和德国的德意志族人是不同的人。人们把苏联的德意志族人称为“我们俄罗斯的德意志族人”，而关于德国的德意志族人则说：“是他们侵略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德意志族人”。当地居民在各种情况下还保护“自己的”德意志族人，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罪行”。对德意志族人的很多人道态度的表现都众所周知。如俄罗斯族邻居帮助德意志族人躲避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安置被强迁的德意志族人的很多地方没有表现出对他们的仇视。[28]德意志族青年积极要求上前线，在德意志族共和国居民当中积极募集国防基金，通过令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忘我精神进行收割。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德意志族对苏联的忠诚。而当局毫无分别地强行集体迁移德意志族人，无疑会伤害德意志族及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导致了历史积怨，对苏联民族关系领域的形势及德意志族人的态度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意志族人的集体强迁导致了后来德意志族人争取恢复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恢复自治建制的运动。苏联的德意志族人争取恢复自己的权利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苏联的德意志族人的头顶上长期悬挂着背叛者和叛徒的标记，直到1964年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对1941年8月28日通过的〈关于迁徙伏尔加河地区德意志人〉命令的修改》的命令，才拿掉了德意志族人身上的背叛者和叛徒的标记。在此之前，苏联的德意志族人遭受了潜在的歧视。在文化和语言的发展、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入党及提拔担任党的经济工作领导职务等方面，德意志族人都受到了限制。在苏军征兵时，一些精锐部队，如空降部队、边防军等部队就不接收德意志族青年。[29]但由于德意志族人被强迁后，德意志族人的地区已有其他民族迁入，很难恢复原有的建制。而准备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德意志族人自治州的问题又遭到了哈萨克斯坦的抵制。因此，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德意志族人的争取自治权利、争取恢复自治建制的活动都没有停止过，这也是苏联解体前民族关系复杂的重要因素之一。

　　苏联的德意志族人争取恢复自己的权利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苏联的德意志族人的头顶上长期悬挂着背叛者和叛徒的标记，直到1964年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对1941年8月28日通过的〈关于迁徙伏尔加河地区德意志人〉命令的修改》的命令，才拿掉了德意志族人身上的背叛者和叛徒的标记。在此之前，苏联的德意志族人遭受了潜在的歧视。在文化和语言的发展、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入党及提拔担任党的经济工作领导职务等方面，德意志族人都受到了限制。在苏军征兵时，一些精锐部队，如空降部队、边防军等部队就不接收德意志族青年。[30]

　　迁移德意志族人也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德意志族人迁出的那些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地区的经济在短期内就崩溃、破产了。这一实际损失从来没有人算计过。但损失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后来由于迁移德意志族人的历史积怨，以及德意志族人争取恢复自治的建制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导致了很多德意志族人外迁。1951年到1999年从苏联及其继承者迁到联邦德国的有1886534名德意志族人，给德国额外带去了大约750亿马克（约合400亿美元）的红利。对德国是红利，对俄罗斯就是损失。[31]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意志族的集体迁移，加速了各个不同德意志族社会、宗教和区域群体的接近进程。前面已经说过，德意志族人在俄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在广袤的俄罗斯帝国的各个部分几百年间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德意志族居民群体。接触和相互影响有限，而大多数根本没有接触。原因就是存在社会、宗教和地域差别。在苏联时期，根据1939年的人口普查来看，全苏联德意志族人共1427222人。其中俄罗斯有862500人，乌克兰——392700人，哈萨克斯坦——92700人，阿塞拜疆——23100人，格鲁吉亚——20500人。在俄罗斯德意志族人集中在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366700人，鄂木斯克州——59800人，克里米亚——51300人，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即现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45700人名德意志族人，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45700人。[32]实际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德意志族人是在德意志族自治共和国之外分散居住的。这次强制迁移把苏联境内分散的德意志族人联合在了一起，有助于各个不同的德意志族群体的接近和融合。

（刊载于《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4期）

　　注释：

　　[1] 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主要有这样一些：Немцы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об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1998；Немцы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1652—1917. Москва, 2006；Герман А.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1918—1941гг.).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2,№4；Рогинский А.Б. и др.Наказанный народ.Реп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мцев. Москва, 1999；Синицын Ф.Л.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емцев(1937—1945 гг.).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1.

　　[2] Под ред. академика Яковлева А.Н. Россия в начале ⅩⅩ века. Москва,2002,с.89.当然也有学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罗斯帝国的德意志族居民为250万。见Немцы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1652—1917.Москва,2006,с.8.

[3] 详见Немцы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об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1998,с.206—207.

　　[4] Герман А.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1918—1941гг.).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2,№4.с.28.

　　[5] 同上，第29页。

　　[6] 同上，第32页。

　　[7] Герман А.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1918—1941гг.).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2,№4.с.30.

　　[8] 同上，第33页。

　　[9] Рогинский А.Б. и др.Наказанный народ.Реп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мцев. Москва, 1999, с.13.

　　[10]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3,№12,с.93.

　　[11] Рогинский А.Б. и др.Наказанный народ.Реп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мцев.Москва,1999,с.11.

　　[12] Герман А.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1918—1941гг.).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2,№4.с.34.

　　[13] Эмигра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немцев в конце 20-х годов. См.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3,№12,с.100.

　　[14]Синицын Ф.Л.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емцев(1937—1945 гг.).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1. с.105.

　　[15] ЦК ВКП（б）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Книга.2. 1933—1945.Москва,2009,с.396.

　　[16]Синицын Ф.Л.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емцев(1937—1945 гг.).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1. с.105.

　　[17]Синицын Ф.Л.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емцев(1937—1945 гг.).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1. с.106.

　　[18] 详见Герман А.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1918—1941гг.).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2,№4.с.41—42.

　　[19]Под общ.ред.акад.Яковлева А.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1928—1953. Москва, 2005,с.299.

　　[20]Земсков В.Н.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 Москва, 2005, с.94.按：这里说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和斯大林斯克州是现在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1938年6月3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顿涅茨克州被分成了斯大林斯克州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州中心分别为伏罗希洛夫格勒市和斯大林诺市。1961年斯大林斯克州改称顿涅茨克州，斯大林诺市改称顿涅茨克。 [21]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после ваших указаний проведено следующее…”Москва,2011,с.194.注：原文如此，括号中的几个数的和与总数不等。

　　[22]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Конец 1920-х—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950-х годов). Том.5.М. 2004. с.60—61.

　　[23] Россия в ⅩⅩ веке.Война 1941—1945 годов.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одходы. Москва,2005,с.107.

　　[24] Синицын Ф.Л.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емцев(1937—1945 гг.).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1. с.106.

　　[25]Земсков В.Н.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Москва,2005,с.107.

　　[26]Бугай Н.Ф.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ⅩⅩ—началоⅩⅪ века）. Москва, 2006, с.27.

　　[27]Синицын Ф.Л.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емцев(1937—1945 гг.).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1. с.111.
[28] 同上，第110页。

　　[29]Пыжиков А.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2002,с.189.

　　[30]Пыжиков А.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2002,с.189.

　　[31] Бердинских 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сылка народ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2005,с.309.

　　[32]Под общ.ред.акад.Яковлева А.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1928—1953. Москва, 2005,с.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