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国家政权始终强调：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种社会结构，对“精英”一词讳莫如深，认为它违反了苏联社会倡导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苏联时期对于精英的研究也是被禁止的，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精英理论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相矛盾，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发展现实。然而，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很多学者都发现，正是苏联后期上层“党—国精英”[1]在改革苏维埃体制时的内部分化乃至分裂，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这种“来自上层的革命”[2]，在推动苏联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在苏联解体和后苏联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催生出了一批新的精英阶层。

苏联后期“党—国精英”的内部分化

　　苏联解体以来，俄国内外学者对苏联剧变乃至最终解体原因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例如，中国学者黄立茀在《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苏联社会的“两极性社会结构”概念，她认为，除了苏联僵化的管理体制外，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两极性社会结构”——管理集团和劳动集团在集权体制下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以及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集权体制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改变与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是引发苏联剧变的主因，也是联盟最终走向解体的诱因。“在旧体制瓦解的同时，旧政治精英群体消亡，政治边缘阶层彻底从旧体制的腹中挣出，新政权的精英阶层诞生。”[3]

　　1、“党—国精英”体制及其弊端

　　长期以来，苏联官方按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把苏联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集体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二阶一层”的划分方法并没有真正反映出苏联社会阶层的面貌。在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宪法规定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前提下，与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和管理的关系才应该是划分苏联社会阶层的最主要因素。如果按照后一种方法来划分，苏联社会明显可以分为两大集团（或阶层）：一是拥有职位—权力资源，能够支配、管理国家全部生产资料的管理集团；二是拥有知识、技能或体力资源，能够运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劳动集团。[4]

　　这两大集团在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数量，以及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管理集团在收入分配方面，除了工资等货币收入外，管理集团成员还享有与其领导职位相关的专门补贴、特供商品、专用别墅等其它物质来源，其子女也会享受到这种权力的荫护，在升学、工作等方面比劳动阶层的子女获得更多的机会。

　　苏联时期，这两大集团内部和两大集团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实行集中管理的，形成了上层政治精英社会流动渠道单一、干部职位终身制以及上层领导集团权力集中与相对封闭的特点。在整个苏联时期，列宁曾经倡导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苏维埃民主从没有实行过，赫鲁晓夫时期“反对个人崇拜”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直到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社会改革以前，以苏共为领导核心的集权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在管理集团内部，苏联实行的是一套高度官僚化、具有严格等级限制的干部管理制度。苏联的上层政治精英都是由苏共中央批准、任命并加以监督控制的，因此他们同时也是党的精英，即所谓的“党—国精英”。这些政治精英有着高度制度化的组织，它的人员组成完全由党的最高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其各级组织部门负责指定和任命。位于权力金字塔最高点的是大约由20—25人组成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它负责领导国家所有关键部门的职位，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确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针，规定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确定和任命国家最高职务。其他进入国家权力圈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所有最高国家职务的更换也都是由政治局内部决定的，民众丝毫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作为苏联社会特殊的挑选精英的渠道，根据不同时期的统计，全国大约有近40万人被列入“职位名录（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其中，由苏共中央书记处负责掌管的“职位名录”大约有14000—16000人，由苏共中央各部门负责掌管的“职位名录”最多时达到25万人，而最终有机会升入最高权力层的人数只有800—1800人左右，其余的人则归入苏共各级基层党组织——党的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市委会等机构的“职位名录”。[5]

　　被列入“职位名录”的人不仅在仕途上拥有了不断升迁的“通行证”，而且还享有着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与特权。为实现管理集团内的新陈代谢，苏共党内也设有专门为“权贵阶层”输送后备力量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共青团组织”，但是在整个苏联时期，任命制仍然是提拔干部的主要制度。

　　这种按照“职务名录”选拔干部的制度，致使苏共高级领导干部更新的速度极其缓慢。例如，在苏共二十七大当选的303名中央委员中，有142人任职超过了两届，最多任职甚至达到了7届。[6]另外，苏共组织部门对党和行政部门干部的总额也给予了严格控制，被上级任命进入干部队伍的人员比例只有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七。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造成了苏联干部队伍的严重老化，少数高级领导干部长期垄断着领导岗位，使年轻干部和众多有政治抱负和才能的社会下层精英得不到上升的空间和进入管理阶层的机会。

　　苏联的这种干部选拔制度尤其不利于知识分子进入到管理阶层。在苏共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下，任何与官方观点不同的人都会被当成异类，苏联知识分子崇尚思想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天性，常常使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被排斥在苏联政治生活之外，“许多有才能、有思想同时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底层”[7]，成为不被重视和不被重用的人，苏联上层政治精英单一的社会流动渠道和自上而下选拔干部的方式，也使很多知识分子因得不到基层领导的青睐而难以进入干部后备队伍。

　　这一庞大的管理集团构成了苏联社会一群高高在上、占有国家大量财富的“权贵阶层”，或称具有相同政治利益的 “政治阶级”。所有国家政策的制定几乎都出自这一“权贵阶层”，他们排斥了群众监督和罢免领导干部的机制，劳动阶层无法享有任何直接的政治权利。领导干部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在苏联管理集团上层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圈子，并在社会中培育出大量思想保守、有严重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的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

　　1980年代，苏联社会中充斥着保守和消极的社会情绪，管理集团和劳动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2、由干部任命制向选举制的转变

　　1985年3月11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被推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的社会停滞，苏联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979—1982年间，有40%的工业产品品种降低了产量，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的实际收入的增长停止了。”[8]1985年4月，上任仅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经济加速战略”，希望在继续保持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利用科技成果加速经济发展。但由于这种改革方式仍然是在指令性计划体制框架下进行的，没有触及到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因而难以起到提高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作用，实行了两年多的“加速战略”并没有取得实效。1987年6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进行根本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苏联社会长期形成的经济利益分配方式，即将中央对经济的部分管理权下放到企业等生产部门。苏联管理集团的经济垄断权力开始被打破了。根据1987年7月通过的《国营企业法》，中央与地方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的管理权被大幅消减，截止到1988年11月1日，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的部委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被精简了近42.2%。[9]下方权力的改革触动了管理集团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和各种形式的抵制，“庞大的党—国家机关……像一道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10]。苏联社会庞大官僚体制的惰性使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改革的出路首先在于调整干部队伍。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他希望通过改变干部任命制度、实行竞争性的差额选举的方式，给予基层干部，尤其是拥护改革的干部进入政治上层的机会，排挤和孤立中央机关中的保守势力，以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改革。

　　实际上，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从1985年的4月全会，到1986年的苏共27大，戈尔巴乔夫相继在苏联社会提出了实行公开性、民主化和舆论多元化的原则，社会意识逐渐活跃起来，也激活了苏联国内的不同声音。1986年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的经济主体出现多元化趋势，这不仅打破了单一国有经济对人们的束缚，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思想意识的多元化。知识阶层首当其冲，出现了一批改革的宣传者，他们通过创办“地下出版物”、成立辩论俱乐部和“非正式组织”，激烈批判苏联体制的弊端，在民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放弃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经过几年的宣传、争论之后，苏联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由非主流话语提升为主流话语。“在1989—1990年间，任何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开始在知识界消失。”[11]所有这些社会变化，客观上都为戈尔巴乔夫1988年全面推行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

　　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改革的问题，苏联社会形成了支持改革的主流改革派与激进改革派、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以及主张在原有体制内实行部分改良的传统派。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在当选总书记一年内，戈尔巴乔夫就更换了61.6%的政治局委员，并开始在党内积极寻找和任命自己的支持者。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任命原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自此叶利钦正式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圈，并逐渐成为了党内激进改革的主要代表。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最具有颠覆性的改革行动，是提出了将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转移到苏维埃，将国家的代表机构变为了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引入了公开竞争和差额选举的干部任用制度。根据会议决议，组建了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全部国家权力，其成员全部由差额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它由权力平等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按照不同的选举程序组成。1988年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部苏联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公开选举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说到选举的意义，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最高领导层的改革者已经悬空了，像赫鲁晓夫时期一样。我们更应该吸引人民参加，从底层获取支持。我们决定通过自由选举来这样做……通过从社会组织中推出代表，我们成功地在代表大会中注入了所谓的不安定分子，‘酵母’。”[12]

　　1989年3月，按照新颁布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通过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2250名人民代表（地区选区、民族选区和社会组织各选出750名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和预备党员占了87%，知识分子在全体代表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占到了27.4%，而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代表的人数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另外，在所有当选的代表中，有88.1%的代表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3]。1989年5月，召开了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五年。代表大会上，从人民代表中又选举出了542人组成最高苏维埃，其中联盟院和民族院各271人，作为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则全部由公职人员组成，受最高苏维埃主席领导。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国家元首，并且实际成为行政权的核心，负责处理内政外交一切国家大事。这样，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身兼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双重身份。

　　随后，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也相继举行了各自的地方苏维埃选举。1989年10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选举法》。与《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相比，《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法》对代表的产生方式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例如，它明确规定：所有代表全部由选民推荐、选举产生，不再专门从社会组织中选举部分代表。这样，那些“党—国精英”和权贵阶层将再也不能通过苏共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渠道进入政权机关，他们也必须要经过选民提名，而后参加竞选的方式当选。1990年5月，俄罗斯选出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068名，其中900名代表是在全联邦境内按人口数量划分的选区中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其余168名代表则是根据不同的代表名额在联邦各主体内选举产生，其中共和国各选出4名代表，自治州各选出2名代表，自治专区各选出1名代表，边疆区、州和两个直辖市共选出84名代表。人民代表大会每1年举行一次例行会议。在这次选举中，来自“权贵阶层”的代表明显减少，在上一届最高苏维埃成员中，只有67人在这次选举中重新当选。当选代表中知识分子占了很大比例，受过高等教育的达到了93%，222位代表拥有学位，其中律师80名、经济学家47名、记者50名、工程师423名、医生97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43岁。[14]

　　与改革苏维埃同步，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高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对此，戈尔巴乔夫解释道：“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苏共27大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经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15]1988年9月苏共中央决定，由于年事已高，宣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葛罗米柯等5位政治局委员退休；1989年4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撤换了74名中央委员和24名候补中央委员，将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消减了22%。[16]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苏联历史性的转折点。它根本改变了苏联的政治体制，抛弃了苏共“以党代政”与“议行合一”的政治传统，实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与“党政分开”。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个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17]同时，按照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从党内任命制过渡到了全民差额选举制，改变了苏联政治精英的生成方式。虽然苏联时期领导干部的产生往往也是通过选举产生，但那种可控的选举往往只是形式上的，并没有真正民主选举的实际内容。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领导干部必须经过公开选举的方式产生，因而从源头上杜绝了苏共党内长期形成的干部终身制，依靠“职位名录”自上而下选拔干部的方式也被自下而上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所代替。

　　1988—1989年的民主选举将一部分对改革抱有抵触情绪的保守派从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清除了出去，同时也打破了苏共组织对干部任用上的垄断，为苏联社会新的政治精英，使一些属于“社会底层”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例如，坦波夫州聚合物化学品科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党外人士В·В·达维杜里阿尼被选为了坦波夫苏联人民代表；梁赞州的党外工人Н·В·马罗特科夫、苏联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物理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Н·Н·恩格维尔（Н.Н. Энгвер）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都成了跨地区代表团的成员。[18]那些曾经被“权贵阶层”视为不受欢迎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思想的代表”——А·萨哈罗夫、Д·利哈乔夫、Р·麦德韦杰夫等人，在这次选举中也当选了人民代表，进入到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与此相对，在参选的党员干部中，大约有20%落选，许多以前重要部门的苏共领导干部也纷纷落选，其中包括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莫斯科市市长等。[19]

　　在竞选苏联人民代表的活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们积极协助民主派在群众中进行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宣传，不仅在民众中充当了“思想领袖”的角色，也成为了苏联体制内的激烈批评者。在一些大中城市的选举中，民主派候选人凭借着他们更接近平民的竞选策略，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而苏共领导人却错误地估计了竞选形势，对竞选活动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更没有组织有针对性的竞选宣传，在对传媒的争夺中显得十分被动，以致苏共推选的候选人在很多地区都输给了民主派候选人。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绘了当时的情形，他写到：“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很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20]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选举实践的确达到了“让人民参与政治”的目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许多反对苏共的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如叶利钦、加﹒波波夫、阿﹒索布恰克等，都在这次选举中获胜，顺利当选为人民代表。应该说，他们的当选一方面为苏联政治体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但另一方面也对1991年苏联体制的终结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党—国精英”的内部分化

　　苏维埃体制的改革和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将国家权力的重心从苏共党内转移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一权力转换中，苏共内部的派别分化也开始了。应该说，这一结果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初衷，他实行政治改革的目的也绝非是要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架构，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失误，使得苏联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和社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中央不仅逐渐失去了对国家局势的控制，也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社会民主化的步伐。

　　在人民代表选举之前，苏共党内的激进民主派已经开始了组建政治联盟的进程。1988年春，几个著名的非官方民主派俱乐部联合成立了“跨俱乐部党团”，该党团中有50多个苏共党员，其领导人是后来担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的丘拜斯。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民主派代表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联合向苏共中央争取权力，1989年7月29日，由400多名来自各地区的人民代表联名发起并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被推举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这些组织可以认为是具有党内派别性质的政治组织，它们与苏联改革初期出现的“非政府组织”不同，“跨俱乐部党团”和“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大多具有“苏共反对派”和“苏共党员”的双重身份，他们不肯退出苏共，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还很弱小，还需要利用苏共的舞台争取苏共党员和群众的支持。”[21]

　　第一次人代会后，在“跨地区议员团”的鼓动下，激进民主派联合其他非正式组织，利用舆论宣传和街头政治广泛开展活动，攻击党内的“保守派”，提出“放弃一党制、允许多党制、苏共中央应该取消苏联宪法中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第6条”等政治要求。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等决议，决定删去1977年制定的苏联宪法第6条，宣布苏共和其他政党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组织通过被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及其他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决议还宣布实行总统制，将党和国家的职权分开，使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22]

　　取消宪法第六条后，民主派们开始组建政党，实现向苏共夺权的政治目标。新成立的政党大多与社会主义选择相对立，主张多党制和建设法治国家。1990年3月，为了组织和参与在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进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民主派在跨地区议员团的基础上，组建了“民主俄罗斯”统一联盟。该联盟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尤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苏维埃选举中，反对派代表占到了当选代表的60%—90%，“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加﹒波波夫当选为莫斯科市的苏维埃主席。

　　1989—1990年选举活动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奠定了叶利钦在民众中的领袖地位。早在1987年10月，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展缓慢，受到了中央全会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企图破坏中央的团结”，1988年2月宣布解除叶利钦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此前他的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也被撤销了。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但这反而为叶利钦带来了很多社会支持者，一时间成为了最受群众欢迎的政治家。不久，叶利钦参加了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并顺利当选。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由于他的个人影响力，叶利钦被推举为“跨地区议员团”[23]的领导人之一。这期间，作为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叶利钦的个人威望迅速提高。在1990年5月举行的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中，叶利钦被看成是激进民主派的领袖，受到了很多选民的推崇。选举结果，叶利钦当选新一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举行了全民公决，宣布在俄罗斯实行总统制。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在第一轮投票中以57.3%的选票胜出，当选第一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民选总统，在与联盟中央以及后来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政治交锋中，叶利钦正是以一个全民总统的形象为自己赢得了主动，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除了叶利钦本人，1990年举行的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也使一批俄罗斯的地方政治新人第一次进入到国家权力体系，如列宁格勒当选市长索布恰克等。其中，很多人日后被叶利钦吸收到政府部门担任职务。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派往联邦主体的总统代表中，有30%的人曾在1990年第一次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24]

　　民主派在苏维埃选举中的胜利，极大的撼动了苏共和联盟中央的权威和在苏联民众中的威信。1989年以后，苏共党员的数量不断减少。1990年7月12日，在苏共第二十八大上，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带头宣布退出苏共。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以及苏共党内反对派“民主纲领派”的领导人也随之宣布退出苏共。民主派们的退党行动对苏共中央来说如同雪上加霜，苏共二十八大后，苏联国内掀起了一股退党狂潮。

　　随着苏共党内派别的分化和苏共组织上的分裂，苏共中央已经失去了权威性。1991年7月20日，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后不久，叶利钦即签署了一项关于俄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总统令，“禁止政党在其成员工作的地方拥有基层组织、禁止在工作期间进行政党宣传、禁止在向国家机构提交的官方文件中对政党和运动成员作指示。” [25] “非党化”命令生效后，俄罗斯大批基层党组织自行解体，苏共组织也趋向瓦解。

　　苏共权力的衰落，直接威胁到了苏维埃联盟内部的稳定。成立于192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依靠苏共（党）的权威来维系的、名义上的联盟国家[26]，“是党而不是国家起着维持该体系的粘合剂的作用。”[27]苏共组织上的分裂，给各加盟共和国摆脱苏联体制的控制、争取独立地位提供了条件。到1990年底，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包括俄罗斯在内有13个共和国相继发表了各自的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主权高于联盟主权；1991年上半年，波罗的海地区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开始与苏联政府谈判，希望与联盟中央建立一种更加松散的联邦关系。

　　正在这时，苏共党内的强硬派发动了“8·19”政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苏联解体的步伐。政变失败后，叶利钦以“对未遂政变负有责任”为由，于1991年8月25日颁布了“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财产”的总统令，宣布在俄罗斯境内取缔苏联共产党、“暂时中止俄共的机构和组织活动”[28]，并“将苏共和俄共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收归国家所有”，同时还暂停了《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一些苏共党报的出版和发行。[29]显然，叶利钦想用这种强制手段首先在组织上取缔共产党，使它丧失生存的土壤，继而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

　　“8·19”政变后，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先提出了脱离苏联的请求。五天之后，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一个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的过渡政府，承认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紧随其后，纷纷宣布自己的独立地位。至此，苏联戈尔巴乔夫希望以新的原则组建新联盟的幻想也破灭了，苏联最终走向解体。

社会转型与精英的多元化

　　随着庞大苏联集权体系的突然崩塌，成为独立国家的俄罗斯，也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社会转型之路。“所有革命都证明，推翻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比建立一种新秩序来得容易”。[30]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俄罗斯的民主派们在与苏联上层领导集团的权力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引领社会进行政治变革与经济转型的时机，但苏联70年形成的官僚体制的惰性和无所不包，也使新政权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取缔”和“废除”的方式彻底摧毁旧体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权力体系。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很大程度直接反映在社会精英阶层的变化上。在苏联剧变乃至解体以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中，随着多党制和宪政制度的确立，苏联社会“管理集团——劳动集团”的二元结构被彻底打破。1989年苏联社会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使一些苏联时期属于劳动集团的“非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持不同政见者——被选入了国家权力部门，苏共中央也因而失去了对精英生成的垄断。

　　按照其社会功能划分，当代俄罗斯精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治精英，包括地方精英（在某种意义上，后者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精英类型）；二是经济精英；三是文化精英。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实现了从苏共向苏维埃、苏维埃再向总统权力的二次转移，俄罗斯精英也随之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形成了精英队伍的多样化，以及彼此相对独立与相互渗透的特点。以下我们将对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各类精英的发展状况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和描述。

　　1、政治精英

　　如前所述，俄罗斯社会转型选择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模式，它的主导力量来自俄罗斯的上层政治精英，因而他们的政治选择与自身的结构特征，对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到1991年12月苏联宣布解体这段时间，是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转变时期。8月政变之后，叶利钦在俄罗斯国内的“领袖地位”进一步确立，他在民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利用联盟政府无力控制国内局势的时机，叶利钦和他的盟友趁势将大部分苏联政府部门和政治组织重组为俄罗斯联邦的实体。例如，1991年8月22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将苏联境内的所有企业的控制权转交给俄罗斯政府所属，同时还通过其他行政手段，促使苏联的一些政府部门(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俄罗斯政府来控制。[31]在这一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叶利钦并没有大规模地更换苏联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僚，而是允许他们自愿留任。即使针对苏联政府中强力部门的高级将领和工作人员，叶利钦采取的也是一种比较缓和的“同化”政策，尽量避免因高压手段而造成这些政府机关的混乱。与此相对，苏联各部委的大多数官僚们也都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转而为叶利钦的新政府服务。这种“精英更替”过程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后，形成了叶利钦当政时期精英队伍中非常典型的所谓“新瓶装旧酒”现象。1996年，即叶利钦第一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对俄罗斯各类精英的人员构成情况做过一次详细调查。根据这一调查结果提供的资料显示，叶利钦时期75％以上的政治精英、82.3%的地方精英、61％的商业精英，都来自苏联时期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见下表）

来自原苏联上级任命工作人员的俄罗斯当代精英（％）

	总统周围	政党领袖	地方精英	政府	实业精英
总计	75.0	57.1	82.3	74.3	61.0
其中：来自党的	21.2	65.0	17	0	43.1
来自共青团的	0	5.0	1.8	0	37.7
来自苏维埃的	63.6	25.0	78.6	26.9	3.3
来自经济方面的	9.1	5.0	0	42.3	37.7
其 他	6.1	10.0	0	30.8	8.2

　　 资料来源：【俄】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литы. // Новости.1996.1.10. 转引自：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俄罗斯的政治实践表明，原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包括苏共党内的“精英”（叶利钦本人就是苏联时期上层精英中的一员），在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消失，甚至也不可能消失，只不过是分解、分化了而已。在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由苏维埃时期政治精英转变而来的“新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仍然具有比其他任何阶层、集团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潜力。不言而喻，这些“精英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政党、党派斗争更强有力地左右着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32]

　　苏联解体后，新政权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叶利钦和他的政府希望从启动经济转型入手，重新改造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制度。然而，由于叶利钦政府推行的激进经济改革政策的失误，导致民主派精英内部在选择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直至造成了内部的分裂，形成了以总统和主张实行激进经济改革政策的政府为一方、以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中反对政府政策的多数党派为另一方的激烈对抗。与此同时，一些原民主派人士及其中间派同盟者由于在经济改革、对外政策、国内政治等问题上与掌握国家执行权力的民主派产生分歧，也开始与总统和政府疏远，并逐渐与议会中的左派、中派和民族主义势力接近，在议会内外结成反政府同盟。随着对抗的加剧，双方矛盾的焦点也由争论政府的经济政策，转移到“在俄罗斯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权力体制”方面，以致最终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宪法危机和政权危机。这一时期，前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和前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扮演了反对派领袖人物的角色。

　　1993年10月，总统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争斗最终以流血的方式宣布结束，总统一方获得了胜利。用武力解散了“阻碍改革”的旧议会后，叶利钦趁势向社会抛出了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新宪法草案，同时宣布在对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的同时举行新议会的直接选举。在12月12日的全民公决中，新宪法草案得到了58.4%参加投票选民的赞同，俄罗斯新的权力结构得以建立。宪法危机终于过去，叶利钦也摆脱了旧议会的掣肘，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确立了以强势总统制为标志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架构。同时，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国家最高权力必须通过选举产生、经全民选举产生的代表（议员）对政府政策有实施制约的权力；确立了定期的自由选举制度，赋予了每个公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取消了书刊检查制度；公民有获取政府和其他组织所控制的信息的权利等等。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俄罗斯政治体制完成了从苏联“极权制度”向宪政制度、从苏维埃制度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而选举制度和多党制的实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时期完全由苏共系统培养、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

　　“三权分立”是俄罗斯1993年宪法中最基本的宪法原则之一。按照这一宪法原则，俄罗斯形成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与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每个权力体系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组成方式和职权范围。与苏联时期政治精英只能沿着苏共搭建的“金字塔”向上流动不同，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上升的渠道和范围相对扩大了，形成了国家执行权力机构和代表权力机构平行的两条线，增加了政治精英水平流动的机会。在国家执行权力机构内部，除了总统本人，还包括总理、各部部长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顾问、总统高级助手、总统新闻秘书、总统派驻各联邦区的全权代表、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院长，宪法法院院长、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队司令等，他们也可以统称为政府官员。根据联邦法律，政府官员主要由总统负责任免或提名。为了增加办事效率、充分发挥总统职权，叶利钦和普京执政时期都倾向于在行政集团内部建立自己的“人事圈子”。例如，俄罗斯独立之初，叶利钦挑选了一大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私人助手，任命他们为“国家委员会顾问，这些人并不从属于政府，而是直接向叶利钦负责，因而他们也不能被人民代表大会罢免。[33]普京时期，他更是把这种总统“特权”发挥到了极致，在政府中任命了大批忠于自己的、被称为“强力集团”和“彼得堡帮”的官员；在国家立法权力机关内部，作为现行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包括俄共等反对党在内的各政党，可以通过议会选举进入国家代表机关，其主要成员则以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联邦会议的下院（国家杜马）议员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根据1993年俄罗斯宪法，国家杜马代表按照“混合式选举体制”经选举产生。[34]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一个社会各种政治力量活动的场所，议会成为了当代俄罗斯精英的重要来源。

　　叶利钦时期，按照俄罗斯宪法和议会选举法，俄罗斯的政党制度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发展时期：首先，政党的活动和作用被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政党活动的中心逐渐由发动“街头政治”转为定期参加各类选举。而定期的各类选举活动使政党的发展摆脱了混乱无序状态，公平竞争的选举规则也得到了政党的普遍认可。例如，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出现了以俄共为首的反对派与现政权之间的激烈斗争，双方势均力敌，但选举结束后，竞选失败的俄共领导人宣布尊重选民意志，承认而不是抵制选举结果；其次，从苏联后期开始建立起来的各类党派的政治主张更加鲜明——形成了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民主派、左派和民族主义政党，以及按照对国家发展方向不同选择而划分的“政权派”与“政府反对派”（包括左派、中派、右派和民族主义势力），各类政党以议会为舞台，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十月流血事件”后，由于激进变革而出现的社会庞大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或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党和组织，社会出现了否定叶利钦政权政策路线的倾向和怀旧情绪。加上政府在车臣问题上的久拖不决，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民主派”在取得武力胜利的同时也失去了大批民众的信任，俄共等左翼政党在1993年和1995年杜马选举中的连续获胜，也使一些来自旧苏维埃体制党团系统的人员通过这些政党直接进入了国家立法权力机关，占据了议会中的大量议席。据统计，这类人当时几乎达到了议员总数的40％左右，[35]这一时期他们成为了议会中反对叶利钦政权的主要力量。在叶利钦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议会长期被俄罗斯共产党等议会反对派所占据，政府和议会之间围绕着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的争斗此伏彼起。

　　2000年普京执政后，吸取了叶利钦时期“府院之争”的教训，致力于打造一支在议会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权党”。他一方面推动议会通过了《俄罗斯政党法》，另一方面积极促成议会中亲政府的中派势力的联合，组建了“统一俄罗斯”党[36]。在普京的全力支持下，该党在2003年、2007年和2011年议会选举中连续三届占据了议会多数席位，已经取代了一贯持“现政权不妥协反对派”立场的俄共的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成为了议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

　　然而，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相比，俄罗斯政党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其一，俄罗斯的政党发育不足。除俄共外，其他绝大多数政党都不能称为群众性政党，它们或是以政权上层人物为代表的所谓“领袖党”，或是受到某些社会集团青睐的所谓“精英党”，或是有着明显极端倾向的“民族主义党”。这些政党不仅缺乏广泛群众基础，而且大多结构松散，组织性不强，政治纲领雷同，社会影响有限。其二，俄罗斯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限制。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总统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政党的作用仅限于参与选举和进行议会活动。虽然由各主要党派组成的国家杜马在制定法律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对总统的决策难以形成必要的牵制，也无法对政府的组成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普京时期，“政权党”长期占多数的议会已经越来越失去了监督政府的职能。

　　2、地方精英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所谓的“地方精英”。俄罗斯是一个联邦主体众多、类型复杂的联邦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俄罗斯转型时期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俄罗斯地方精英除具有政治精英的的一般特点外，他们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对维护联邦国家的统一举足轻重。一方面，按照新宪法，为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地方精英被赋予了独自解决本地区社会经济事务的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但另一方面，地方精英的独立性又促使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力，试图摆脱中央的控制。因此，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地方精英与联邦中央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存在。

　　为了在地区层面加强总统权威，叶利钦1991年设置了中央派驻地方的“总统代表”一职，负责监督和协调地方事务。因担心地方分立势力加剧，叶利钦也一直不愿放弃对地方长官的任免权。“十月事件”后，叶利钦以稳定局势为由，下令撤消了部分当选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同时委任了亲政府的新的行政长官。[37]从1993年底至1996年底，叶利钦利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尚未确立，趁机在各联邦主体内任命了一大批亲政府的人，其中很多都是苏联时期的一些旧精英，这些人在地方的影响力较大，且拥有深厚的行政资源，叶利钦希望他们将来能在以后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获胜。叶利钦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地方政权机关的不满，他们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质询，认为叶利钦违反了联邦宪法，但宪法法院却迟迟没有对这一质询做出裁决。从1994年起，各联邦主体的地方议会在1993年新宪法的基础上陆续颁布了自己的宪章，宪章中都对直接选举地方行政长官作出了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于1995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命令[38]，宣布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将于1996年12月举行。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完全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得到了充分保障，但同时地方行政长官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愿，自行其是的现象也时常出现，尤其在叶利钦执政后期表现得最为突出。据统计，截至1999年，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法律中，约有1/3违反了联邦法律[39]。

　　普京时期，为加强中央权威、建立统一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对地方权力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从“改革联邦结构”入手，按地域原则成立了七个联邦区并任命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负责管理；改组了联邦委员会，宣布联邦委员会成员将不再由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兼任，而改由各联邦主体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代表组成；2005年，普京发布总统令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普京时期，通过地方精英的严格控制和管理，将地方精英严格地纳入到了国家垂直权力体制，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总统和政府行政部门手中，但在稳定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同时，地方精英的自主性也相对减少。

　　2011—2012年议会和总统选举期间，为回应民众对选举不公与当下俄罗斯政治缺乏竞争的不满，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后，普京于2012年底宣布有条件地恢复了地方长官直选。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俄罗斯地方精英队伍也在不断变化。与叶利钦时期地方精英大多数仍是苏联时期的“旧官员”或带有较明显的政治色彩相比，普京当政以来的俄罗斯地方精英中来自商界人士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一些商界成功人士、企业家通过参加地方选举当选地方议员或地方行政官员的实例很多，最为著名的要数俄罗斯首富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从1999年开始涉足政坛，当年他当选楚科奇自治区杜马主席，由于他公开支持普京政府，受到普京的青睐和信任，2008年被普京任命为楚科奇自治区行政长官；2011年3月，阿布拉莫维奇在楚科奇自治区地方议会选举中第二次当选杜马主席。直到2013年，因普京颁布总统令，宣布不允许官员拥有海外账户及资产，阿布拉莫维奇辞去了楚科奇杜马主席一职，但他表示将会继续在该区投资，帮助当地发展经济。经济界、商界人士对俄罗斯地方政治影响力的增长也是普京时期地方精英与联邦中央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40]

　　3、经济精英

　　经济精英，或称“金融工业寡头”是俄罗斯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与政治精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紧密结合及其相互关系的此消彼长，形成了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既是社会转型最主要的受益者，也是俄罗斯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这两类精英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影响着俄罗斯政局的变化。

　　苏联时期，苏共集权政治体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是国家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部门也是由党的系统自上而下实行集中管理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首先就是从向企业放权、打破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改变中央集中的管理方式和社会资源分配制度。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的决议》，1988年又通过了企业法等相关文件，苏联形同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松动，原有的国有企业或机关迅速转型为私营企业，部委变成了“康采恩”，大量国有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而党—国精英中的一部分人在改革的幌子下，一跃成为了大型私营企业的经理、“康采恩”的总裁或者商业银行董事等。1989年以后，党—国精英转变成金融寡头和大企业主的现象越来越多。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实行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以及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出现了两类受益最大的人群：一类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利用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优惠政策迅速暴富的“新俄罗斯人”。这类人群具有比大多数老百姓更敏锐的嗅觉和极强的冒险精神，他们抓住私有化的时机，将苏联时期的“地下经济”、“灰色经济”一下子变成了新时期“正当的”合法企业和商业活动；另一类就是苏联时期那些在各级政府机关、经济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这些“旧”精英凭借他们所占有的地位、手中的权力以及原有的关系网，迅速将过去苏联时期他们对所掌握的国家和社会资产的支配权转化为所有权。据1992—1993年俄罗斯精英研究学者对俄罗斯100家最大的私有企业者的身份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属于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的占了62%。[41]然而，无论是暴发户，还是“旧”精英，他们都是充分利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优惠政策迅速、几乎是无偿地瓜分和占有了国有资产，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宰俄罗斯经济命脉的超大型财团，或称“金融工业集团”。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政府主要是以“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方式为这些金融工业集团提供了各种优惠，从而使他们得以发展壮大起来，并且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官僚资本”。经过这种“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金融工业集团从1993年的一家发展到1994年的7家、1995年的21家、1996年的37家、1997年的近60家。

　　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推进，经过这种“权力向资本的转化”和“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叶利钦执政后期，又出现了“资本向权力的转化”过程。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由于政绩不佳，叶利钦的支持率大大低于他的主要对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叶利钦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的形势十分严峻，这却为金融寡头们影响国家政权和直接参与国家决策过程提供了机会。总统竞选期间，俄罗斯部分重要的金融寡头联名发表了支持叶利钦的呼吁书，投入大量资金，并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为叶利钦进行竞选宣传。1996年6月俄罗斯总统选举后，竞选连任成功的叶利钦信守承诺，任命银行家波塔宁为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为金融寡头进入政府开了先例。随后，叶利钦又任命另一个俄罗斯商业巨头、大企业家别列佐夫斯基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负责处理经济问题。

　　叶利钦时期，经济精英（金融寡头）对国家政权的影响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金融寡头试图操纵国事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银行家们将莫斯科的官员、市政府玩于股掌之中；另一些银行家与地方官员打得火热；还有一些银行家，例如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投入所有资金创建强大的电视集团公司、印刷控股公司，其目的就是试图垄断大众传播媒介。”[42]

　　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爆发了严重的的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系统几近崩溃，私人商业银行的整个系统遭受沉重打击，金融寡头的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应有所下降，但他们并不想退出俄罗斯的政治中心。

　　作为叶利钦的接班人，2000年普京当选新一任总统。刚刚执政的普京政府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外棘手的问题和实现国家治理正常化的繁重任务，但对他执掌政权的最大障碍依然来自寡头们的干政。因而，削弱寡头势力，杜绝寡头干政就成为了普京上台后的首要任务之一。普京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首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清理了寡头们控制的媒体王国。

　　上任不久，普京即利用司法机关先后对“不听招呼”的寡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经济活动展开了刑事调查，并最终迫使二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普京又对试图干政的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提起诉讼，将其投入监狱，并追究该公司的逃税罪、拍卖了该公司的部分资产。通过这种强硬手段，普京不仅狠狠打击了那些敢于挑战政权的金融寡头、瓦解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明确宣告了寡头干政和寡头政治的终结，同时通过拍卖和提高征税的办法，实现了国家对更多资源的控制，恢复了国家的政治秩序，加强了国家政权的作用和影响，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的支持率也直线上升。

　　清理了“不听话”的寡头，但普京对待那些“听话”的、愿意与政府合作的经济精英却采取了相对灵活的策略，允许他们进入政府机构担任要职，如Р·阿布拉莫维奇就是其中一位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因而，目前俄罗斯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的关系表现为两重性，俄罗斯一些寡头或经济精英（不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一方面受控于政治权力，且已经被纳入到了国家的垂直权力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控制着国家经济的重要行业，且拥有对俄罗斯政府施加影响的实力，只不过这种影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获得一种彼此双赢的结果。

　　4、文化精英

　　俄罗斯的“文化精英”本意上与苏联时期作为“二阶一层”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致的，它是指那些受过较高教育并从事管理（或专业）工作的中高级管理（或专业）人员，以及从事各类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为方便起见，在这里我们把俄罗斯的“文化精英”看做是对俄罗斯“知识阶层”、“知识精英”或知识分子的统称。

　　众所周知，任何的“社会转型”不仅表现为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也反映出人们在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念上的转变。“社会转型之所以能够启动、进行和完成，是以旧的、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终结为必要前提条件的。”[43]社会转型也即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发展首先需要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它需要对先进思想观念的传播、先进政治理念的创建，同时还需要在民众中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俄罗斯国家历史发展史上，任何一次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革命性社会变革都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有直接关系。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具探索精神和叛逆精神的知识队伍之一，这也与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受极权主义统治、缺少民主有很大关系。无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同样起到了这样的重要作用。

　　苏联时期，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劳动集团的一部分，处于社会的底层，绝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国家管理阶层之外。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改革运动，首先唤醒的是社会先进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民主天性，他们长期被压抑的对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的反叛情绪如火山般爆发，知识分子也成为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改革前，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对“党内系统”单一的政治精英上升渠道持批评态度。改革后，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的自由思想和民主天性得到了发挥，他们通过创办“地下刊物”，要求改变现行体制，在群众中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宣传鼓动的作用。许多著名学者，如后来当选为莫斯科市长的Г﹒波波夫，以及苏联科学院院士Н﹒彼得拉科夫等，曾是各种“非正式组织”的创始人，他们提出了对苏联社会进行民主改造的种种方案，参与了对《国营企业法》的讨论。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党政分开和竞争性差额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政治体制改革，知识分子获得了自下而上从政的社会渠道，拥有的知识技能也得到了发挥和肯定。在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一批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当选为人民代表，表明国家的政治资源开始从社会上层向下移动。叶利钦执政后的第一届政府成员（总理Е·盖达尔、副总理А·丘拜斯和А·绍欣等），大多是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出身，都拥有学术学位，以前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平均年龄在35—40岁之间。

　　这一时期，各类文化精英通过发表小说、文章和回忆录的方式，披露苏联历史中的“空白点”，尤其是关于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在苏联社会掀起了批判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的运动。深受俄罗斯民族“浪漫主义思维”的历史文化影响，一些对原有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不满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跃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激进改革派，他们有能力、有魄力且潜在能量巨大。1987—1988年，苏联颁布了“个体劳动法”和“合作社法”，第一批成立合作社和下海经商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中青年知识分子群体。[44]

　　然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有其固有的弱点：首先，虽然他们具有批判、探索和民主天性，但因他们的许多思想往往不切实际而容易脱离群众；其次，知识分子的清高、傲慢和自负，使他们好走极端，忽略发展阶段；再次，由于缺乏内部凝聚力，知识分子难以独自承担社会革命的重任，总是要附属于社会的某一或某些阶级才能发挥其推动社会革命性变革的作用。当着知识阶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陷入混乱和迷茫时，社会发展也就失去了思想指引，也会同时陷入混乱和迷茫。

　　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也是叶利钦全面私有化改革政策的牺牲者，整个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他们中的多数人沦入贫困，社会地位也随之降低，对政权的不满也使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派”内部发生了分化。[45]但是，当着俄共再度崛起并向政权发起强大挑战时，与生产者阶层不同的是，知识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又迅速集合在“民主”的旗号下，利用占据的文化和舆论工作岗位倾全力支持叶利钦。不论在反苏共的斗争中或是后来反俄共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阶层及其所引导的社会主流意识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注释：

　　[1]在苏联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苏共党内精英集团手中，这一精英集团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党内各部门、政府各部门和委员会的领导，还包括一些非党派人士和社会人士，他们负责制定所有的国家政策，通常人们将苏联党内掌握国家所有权力的这部分人称为：“党—国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大约有10万人，占苏联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 “来自上层的革命”这一术语在很多文献中都被使用过，它指的是由某个社会中的统治精英集团发动的而不是单独由某个领导人发动的革命。在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很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苏联后期来自苏共上层精英的“革命”后果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按照转型政治学中的精英选择理论，制度变迁中上层精英的行为对社会转型的进程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借用这一术语，以描述苏联后期社会变革的性质与过程。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可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4]同上，第18页。

　　[5]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ти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17.

　　[6]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6页。

　　[7]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ти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229.

　　[8] 【俄】экономика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No11, 1987.C.7-8.

　　[9] 转引自：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

　　[10]Горбачав.М.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ика 1.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сти》.1995.С.298.

　　[11]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2] Горбачев М.С. Реформы губит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4 апреля 1994 г.

　　[13]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0—691页。

　　[14]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 Захаров, 2005. С.115.

　　[15]【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述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

　　[16]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ти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 226.

　　[17]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述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18]Д.谢泽：《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

　　[19] 参见：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63页。

　　[20]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述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21] 同上，第472页。

　　[22]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山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6页。

　　[23] “跨地区议员团”是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组建的“纪念碑”俱乐部发展而来的。1990年，民主派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统一联盟。

　　[24]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 Захаров, 2005. С.134.

　　[25] 转引自：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43页。

　　[26] 在苏联存在的70年中，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并没有体现出联邦国家的分权特征，联盟中央拥有绝对的实权，并通过苏共党内的组织体系，对各加盟共和国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苏联是一个名义上的联邦制、事实上的单一制国家。 [27]【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28]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成立于1990年6月20日。它当时是为了改变70年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惟有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产党组织的现状而建立的。

　　[29]参见【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徐葵等译：《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244—245页。

　　[30]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31] 参见：【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4—145页。

　　[32]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33]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34] “混合式选举制”是指：俄罗斯国家杜马450名代表中的225名代表按单名制（全国划分为225个选区，1个选区选举1名代表）方式与多数代表制原则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另外225名代表则在全联邦范围内从参加竞选并获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中，根据其获得选票的多少按比例选出。2004年“混合式选举制”曾被普京宣布取消，改为议会代表全部按照“比例代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直到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为了回应国内反对派政党对议会选举不公正的指责，“混合式选举制”又被重新恢复。

　　[35]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 Захаров, 2005. С.151.

　　[36] 2002年4月“统一俄罗斯”党召开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正式宣告该党成立。

　　[37]参见：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38]【俄】《俄罗斯联邦立法汇编》，1995年，第39期。

　　[39]【俄】《国家与法》，1999年第4期，第11页。

　　[40]相关内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论述。

　　[41]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42]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43] 张建华著：《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

　　[44]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0—412页。

　　[45]【俄】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Новый опасный класс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 и закры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http://ashpi.livejournal.com/1470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