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波兰局势急剧恶化，政局出现不稳，而波兰党和国家似乎对此束手无策，这都出乎莫斯科最初的预料。但苏联领导人的反应还不太迟钝。为了更及时了解和掌控波兰局势，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0年9月26日通过了关于加强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干部力量的决议。这显然是与“苏斯洛夫特别小组”的工作相配合的。10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整顿苏联境内的波兰定期出版物的决定》，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该机构有权取缔任何报纸和杂志，如果这些刊物被书报检查员认为“政治上有害”，就会被禁止零售，包括《人民论坛报》和其他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刊物。一个月后，又通过了《关于苏波之间人员往来问题的决定》，对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做出了种种限制。波兰科学和文化工作者要到苏联，首先要得到苏联驻波大使馆和苏共中央下属机关的认可，他们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态度是判别此人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这些措施都是在对波兰的“敌对因素”实行“隔离”，要保护苏联社会不被“传染”。按照主管此事的安德罗波夫的看法：“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战胜者和战败者。应当考虑的是如何能使波兰的局势长期稳定下来，但此举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在国外的干涉行动完全终止。”[1]

　　如果苏联不想像1968年对付“布拉格之春”那样行事，而波兰局势又在继续恶化，那就只有一种选择：说服波兰领导人实行军事管制。这个意见在10月2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首先给波兰的局势定了调子：“在波兰，现在的反革命的确十分嚣张”，“可能，已确实需要实行军事管制”。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支持勃列日涅夫：“如果不实行军管，事情会糟糕、更糟糕”；而波兰的“北方集团军是我们培训的，已做好充分地战斗准备”。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认为在波兰实行紧急状态，“是拯救革命成果的一项措施”，但他的意见不是“马上试试紧急状态”，要等一段时间。他强调：“我们不能丢掉波兰。苏联在同希特勒分子的战斗中解放了波兰，牺牲了60万官兵，我们不能容忍反革命。”这个意见可能是与会者共同的看法。[2]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向前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卡尼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平科夫斯基当面传告了苏联对波兰问题的看法：

　　“一切情况都表明，波兰的危机完全没有过去，波兰统一工人党处于与阶级敌人的不能妥协的对抗中，在那些敌人中反社会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可以看出，他们有着进一步的罢工计划，为的是摧毁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工人阶级的联系，对党进行民主化，确立自身的政治地位并夺取政权。这个反革命计划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成立独立工会，然后是掌握媒体、使军队和警察保持中立、召开国会并进行所谓的自由选举。

　　“反对派们认为，他们行动的时机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事件进程的转折，当敌人把党逼到死胡同里的时候，就不再继续等待，而是在反革命头子的领导下发起进攻。

　　“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无处可退。波兰领导人们拥有能够击退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在党内和人民的健康力量的支持下，调动军队、警察和安全机关等国家机器。不能再拖延对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采取行动了。要知道臭名昭著的反共分子，比如库洛恩和米赫尼克，从来没有停止过加害波兰统一工人党成员和背叛国家制度的尝试，而瓦文萨则毫无障碍地在国内各处肆意行动、开会、召集各方代表进行密谋。

　　“在现代条件下，掌握媒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在电视和广播里，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反对派已经不满足从前的做法了，他们尝试着，要让独立工会拥有自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宣传渠道。而这有使政府输掉意识形态斗争的危险。
“对群众的政治工作要合理进行，尤其是现在，反社会主义力量的活动对其造成了严重阻碍。敌对势力需要这种局面，以便从共产党手中夺取政权，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应当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特别是反对派向人民政权提出直接要求的情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应对这种情况的计划？很明显，党既要准备好和平手段，也要准备好非和平手段进行斗争。”[3]

　　勃列日涅夫在会谈中传达出两个明确的信息：第一，波兰的局势仍然严峻，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第二，波兰领导人不能再退让了，必须要使用强硬手段向反革命发起进攻。勃列日涅夫直接点出了强硬的手段就是“调动军队、警察和安全机关等国家机器”，即准备好用“非和平手段进行斗争”。据勃列日涅夫向政治局汇报与波兰领导人会谈情况时说，卡尼亚“对如何对待非常情况表示了一定的保留”，波兰党和政府有对付非常情况的计划，他们知道该逮捕什么人和如何使用军队，但“从全局来看他们还未准备走这一步”。[4]

　　前来莫斯科的波兰领导人最为关注的不是采用非和平手段平息事态的建议，而是经济援助。卡尼亚等人表示，波兰被大量的债务束缚住了手脚，“波兰的经济直接依靠西方”，一切从西方的进口都要靠贷款，波兰国内局势稍一紧张，就会给西方国家拒绝延期偿还贷款提供借口，这样，“波兰就会屈服”。[5] 苏联领导人没有让波兰失望，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表示，要加快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帮助波兰人渡过难关。很快，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80年11月11日决议，向波兰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偿还欠款；提供19亿美元用于购买谷物和食品；延期偿付向苏联借贷的款项28亿美元。[6] 同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还致信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建议各国与苏联一起对波兰实施经济援助。在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意后，11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与各兄弟国家一起向波兰提供无偿经济援助的决议》，即缩减对上述国家石油供应并把节省下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所得的46.5亿美元，无偿提供给波兰。 [7] 当然，这些国家既然为了波兰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也就意味着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干预波兰问题。

　　到1981年初，苏联或者华沙条约参加国是否已经制定并准备好了军事干涉波兰的计划？美国情报机构根据看来也是这样推测的，因为美国领导人在1980年12月7日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就是这么判断的。美国人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就在1980年12月8日，在与波兰接壤的地区举行了华沙条约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联盟—80”。虽然演习于12月21日正式结束，但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却口头命令华沙条约联合武装力量司令B?库利科夫元帅继续完成辅助的军事演习任务。这都很自然地使人们把军事演习与波兰的局势和苏联对波兰局势的看法联系在一起。

　　1981年1月13—2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对外政治宣部负责人Л?扎米亚京率领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波兰。扎米亚京是政治局波兰问题小组的成员，也是一位坚定地与各种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斗士。在访问波兰期间，他与阿尔希波夫大使谈话，并与驻华沙的克格勃负责人一起在苏联大使馆接待“波兰朋友”。

　　在1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扎米亚京对波兰局势做了说明。他首先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有所加强，信心正在增加，但所面临的考验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高潮。在他看来，“波兰局势的复杂性在于：进行活动的不仅有应该坚决与之斗争的敌人，而且在于：党在过去的错误的压力下失去了于人民真正的创造性的联系。工阶阶级有很多理由表示不满。”至于团结工会，“实际上是一个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家公开为敌的政党”，“这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目前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主要力量”。目前波兰紧张局势的加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反革命势力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要窃取政权”。扎米亚京还谈到波兰青年和大众信息工具。据他得到数字，大约有13%的青年人加入了同情团结工会的独立青年团，“年轻人中不断进行争论。这是高等学校中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结果。”而波兰大多数报纸“没有处在党的监督之下”，电视和广播方面的状况尤其不好。“意识形态上的侵蚀是党在群众中间教育工作削弱的结果，是在群众性信息工具中放弃这一工作的结果”。苏斯洛夫也认为，这是波兰朋友们的“最薄弱之处”。

　　葛罗米柯特别强调了要对团结工会提高警惕，“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不能缩小来自‘团结’工会方面的危险性”。他主张，“应该经常不断地向波兰领导人灌输这个思想。”可是，波兰朋友们给葛罗米柯的印象却是他们“不愿意采取非常措施，他们实际上无安全没有这种观念。”乌斯季诺夫也与葛罗米柯有同感，他从自己的消息渠道得到的印象是，“波兰目前还没有发生重大的转变”，他主张，“我们应该经常不断地给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经常不断地给他们鼓劲”。他计划在3月份在波兰举行军事演习，并且“应该多多少少地提高这次演习的规模，换句话说，也就是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苏斯洛夫也支持要给波兰领导人施加不要的压力。[8]

　　这次会议上可以明显感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波兰局势的评价仍然并不乐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波兰党的领导人的“作为”还不够，还必须给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乌斯季诺夫的计划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苏联领导集团依然没有放弃对波兰实行军事干涉的准备。 同时，扎米亚京提到的波兰大众传播媒介的不良影响以及波兰党对此的管控不力，也是理解苏联对波兰危机态度的一把钥匙。扎米亚京把这种不良影响提高到“意识形态上的侵蚀”的高度来认识，表面上是担心对波兰群众的影响，但其中也包含着另一种“隐忧”，即它会不会也“侵蚀”到苏联社会，如何阻止苏联不受影响。需要指出，在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中，来自东欧国家对苏联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苏联社会形成直接的“仿照”行动，即有可能导致苏联社会形成针对苏联党和国家机构的不满和反对。而是在苏联社会造成“连锁反应”，即借鉴别的国家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批评，对苏联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三是对苏联社会形成“误导”，即有可能对苏联党和国家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正确性产生质疑与误解，从而削弱苏共的威信和公信力。就当是情况看，扎米亚京和政治局的担忧更多还是落在后两方面。 早在1980年10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做出“关于有关整顿波兰出版物在苏联发行的一些措施”的决议，规定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应当加强对用波兰语和俄语在苏联发行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的内容进行检查。[9] 但据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局长П.К.罗曼诺夫报告，由于缺少懂波兰语的检查人员，对波兰寄往苏联各地的出版物检查进展有限。一个多月后，苏共中央批准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机关增加4名波兰语工作人员。[10] 差不多同时，扎米亚京也向苏共中央提交了有关监督波兰出版物措施的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政治家们担心的是什么。扎米亚京强调，波兰大众传媒上“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带有反社会主义、反苏性质”，而且“直接或者通过第三国寄往苏联的邮件，其中包括波兰的反苏材料的规模和数量都在扩大”。[11] 不难看出，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具有“反苏和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章和材料在波兰的泛滥已经是事实，除了督促波兰统一工人党严加管控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这样具有很强的“侵蚀”作用的材料是一定不能让其进入苏联的，对此，克里姆林宫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

　　12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关于限制波兰报刊的决议”。其中详细列出了停止零售和订阅的波兰报纸和杂志31种，应通过苏联报刊保密总局检查的波兰报刊26种；明确规定，除科技参考书外，从波兰发给苏联各地机构和公民的“所有书信、邮件都要进行检查”；[12] 苏联邮电部应重新预订1981年的波兰出版物。同时，苏联有关政府机构还应就苏联限制波兰出版物问题与波兰方面进行谈判。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惯例，驻华沙大使馆也接到指示，要他们面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苏联限制波兰出版物的情况，并“应特别强调这种限制的时间性”。 [13] 强调限制的时间性是一种外交语言或者策略的说法，这个时间是要根据波兰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大众传播的管控结果而定的。时间的长与短实际上是由波兰“决定”。不言而喻，这是施加压力的另一种方式。 除了加强报刊书籍检查外，苏联也对一切有可能传递波兰国内消息的渠道进行了清理和控制。1981年3月11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中止1981年度苏波间互换留学生的决议》。随后，3月31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实际上中止了与波兰的旅游活动往来。但是，这还没有结束。4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防止在苏联学习的波兰公民中出现有害行为的措施的决议》。根据与波兰驻苏联大使馆达成的协议，苏方有权将苏联高校中同情团结工会的波兰留学生开除并遣送回国。从1980年末开始，苏联对“自由欧洲”、“美国之音”和“BBC”的波兰语广播进行无线电干扰，根据与波兰政权的商议结果，干扰范围不止限于苏联境内，还扩大到了波兰。

　　到1981年初，苏联对波兰局势的变化给予了严重关注。克里姆林宫不仅直接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施加压力，派要员亲赴波兰了解情况和帮助“波兰朋友”，讨论和制定了应急计划，而且就波兰事件可能对苏联产生的影响也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可以看出，克里姆林宫还是希望依靠波兰党和政府自己的力量控制并平息局势，而不是首选采取“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干涉。但是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外部压力。为了帮助波兰党和政府，苏联给予波兰尽可能的资金和物质上的帮助，并且要求东欧其他国家一起做出一定的“牺牲”。

　　注释：

　　[1]罗伊?麦德维杰夫：《鲜为人知的安德罗波夫》

　　[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9—540,451页。

　　[3] В.И.Воронков События 1980-1981 гг. в Польше. Взгляд со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0/95.c.100.

　　[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0—551页。

　　[5] 同上，第550页。

　　[6]《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5—386页。

　　[7] 同上，第386页。В.И.Воронков: События 1980-1981 гг. в Польше. Взгляд со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0/95.c.101.

　　[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1-575页。

　　[9]该决议编号为Ст-2318с /4.10 октябрь 1980 г. 决议内容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46页。

　　[10] 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9页、第565页。

　　[11] 同上，第559页560页。

　　[12] 同上，第566-569页，第565-566页。

　　[13] 同上，第569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