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俄关系史上具有一系列纪念意义的一年：它是两国在冷战后探索建立新型关系20年，是两国提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5年，是两国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0年。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订十年来，尽管两国内部发生了各种变化、尽管国际局势和两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有了一些改变，中俄关系在“条约”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稳步和健康地向前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一

　　1,多年来的经验证明，不断加深的政治互信、良好的政治沟通管道是中俄关系持续发展重要的动力源。其中，两国高层密切交往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两国建立起来的多重制度化合作框架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1年6月，在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领导人回顾总结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双边关系的发展经验，对未来深化合作的方向和途径做出了规划，为未来十年经贸合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目标，即要使双边贸易额到2015年增加至1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期间，两国发表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十年来，双方对国际问题发表的第三份联合声明。它清楚地表明了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共识，强调两国了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责任，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现实国际问题的办法。

　　2011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中俄总理第16次定期会晤时，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共同提出，要根据两国关系未来10年发展战略规划，采取更多切实有效措施，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协商解决重大问题，努力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2，加强人文合作，不断夯实民间敌对基础是近年来两国关系一个新的亮点。2010年在俄罗斯举办的“汉语年”活动期间，双方举办了多场形式多样的人文活动：从汉语教学研讨会到评选孔子学院优秀教师和优秀教材；从全俄大中学生汉语比赛到全俄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从武术和太极拳比赛到俄汉语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从组建俄汉语教师学会到成立俄汉语教师之家；从组织200名俄中小学校长访华到开通网络孔子学院；从组办中俄大学生联欢节到合办中国电影周、中国文化周、中国音乐周以及各种形式的中国音乐会等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加。到2010年，俄罗斯境内约有100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大学生、研究生人数过万。12所孔子学院、2所孔子课堂和1所广播孔子课堂分布在全俄重要城市和地区。同时，来华访问、旅游人数也连续大规模增长。俄罗斯已经成为访华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并稳居前三名。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11年俄罗斯来华人数同比增长7%，为254万人次。

　　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面临新的调整和变化。中俄两国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在国际和地区等多边事务中保持着密切协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格局；在加强国际军控、防扩散、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等。

　　201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周年，双方共同规划了未来合作方向。2011年6月15日，在阿斯塔纳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理事会成立十周年会议上，俄罗斯和中国再一次重申了两国计划在中国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2011年-2012年）继续加强合作，进一步巩固上合组织在保障中亚的稳定和安全，以及巩固地区国家间合作的作用。

　　2011年，中俄经贸经贸合作已经摆脱金融海啸之后的阴影，再次发力增长。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1年，我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总值为79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7%，较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高出20.2个百分点。俄罗斯成为我国第八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俄出口389.1亿美元，增长31.4%，较同期我国外贸出口增速高出11.1个百分点；自俄进口403.4亿美元，增长55.6%，较同期我国外贸进口增速高出30.7个百分点；贸易差额由上年的顺差36.9亿美元转为逆差14.3亿美元。

　　多年来，能源合一直是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2010年9月，历经十多年的中俄目前最大的双边项目“泰舍特—大庆”原油管道终于竣工，并于2011年开始向中国输送原油。这条管道的建成投运，推动了两国贸易规模的增加，有利于两国原油贸易多元化，巩固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

　　2009年中俄双方就天然气输送路线图达成了一致。从2010年起，两国为落实协议进行了密切的商谈。

　　面对金融危机后的新形势，中俄双方在继续努力扩大一般货物贸易量的同时，着手尝试在有关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搭建新的平台，希望以此推动两国经济合作上一个新台阶。依据两国元首最近两年签署的联合声明，双方计划在石油上下游、煤炭、天然气、核电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投资合作是带动中俄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进一步加深两国经济依存度的必然选择。2010年，中国对俄罗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94亿美元，同比增长43.8%。这些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林业、贸易、轻纺、家电、通信、建筑、服务等领域。同期，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3497万美元，同比增长9.3%。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自2010年秋俄罗斯启动新一轮“私有化”后，中方认为，这是扩大对俄投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企业和投行、投资基金等投资机构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为促进双边贸易、满足经济主体降低汇兑成本的需要，双方还决定扩大两国经贸交往中卢布与人民币的使用范围。2010年11月和12月，卢布和人民币先后在对方国家金融市场挂牌交易。2011年6月，两国央行签订了新的双边本币结算协定。协定签订后，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了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协定规定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用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和卢布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两国的贸易结算币种，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双方经贸、金融合作的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还将加速两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并使之将在区域性货币结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二

　　自从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国际上就一直有一种“担心”，即中俄协作会走向“反美同盟”，而在两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士希望中俄（加上其他一些国家）组成“反美统一战线”。这些认识显然是有许多问题的。

　　冷战后中俄关系迅速发展、战略协作不断深入当然与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有关，如何互为依托、共同应对新挑战也是推动两国合作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因为这些外部因素推动两国“越走越近”、因为这些“外力”促使两国需以结盟方式寻求突破，那就即不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又不清楚两国合作的基本性质，还给应对挑战指了条错误的道路。 中俄关系的发展是由两国根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和逻辑。从1985年中苏关系解冻、到1989年关系正常化，再到1992年实现顺利衔接，以及此后连上三个台阶，直至今日两国合作顺利的发展，其出发点都是两国吸取了历史教训，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努力营造稳定、和睦周边的政策使然。也就是说，中俄关系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两个相邻大国做“好邻居”这一“简单”的需要，其他的外部因素只是“辅助动力”。两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长达20年对立、对抗的历史，同样可以从反面来证明这一点：彼时两国何曾未有同时面临另一阵营的压力和威胁？最近20多年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中俄合作的总体进展从没有因为双方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所以说，“反西方”从来不是中俄合作的起点和核心。

　　明确两国关系的性质、行为规范是保持中俄两国长久友谊和关系发展的前提。自1992年两国就不断强调双边关系的公开透明性，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视为两国新型关系的基础和相互协调和互利合作的指南。2001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把“三不”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三不”原则既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两国关系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最近十多年里得到了积极的印证。“不结盟”是中国外交最核心的原则之一，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前提。纵观历史，曾经和今天依然活动的形形色色的联盟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带有与“假想敌”对抗的因素，持续40多年的以集团对抗为标志的冷战更是人类不久前的记忆。中国若想避免陷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参与任何同盟是唯一的选择。“结盟”往往意味着一些主权的让渡和被削弱，这显然也不符合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同样，中俄关系保持“不结盟”的状态也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结盟”也同时意味着会出现一个“核心”、一个“头”。那么在所谓的“中俄联盟”中谁来担当这个“领导”呢？两个差异非常大的大国如果出现看法不完全一致时，可能出现一方迁就另一方、一方服从另一方的状况吗？ 从这些年的实践看，“不结盟”丝毫也没有妨碍中俄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密切磋商与协作。同时，在一些问题的具体处理方式上，在不伤害对方切身利益、不破坏两国总体合作的前提下，两国又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保持了灵活度和自主选择的可能。“独立自主”的外交更有助于双方以更坦诚、更“轻松”的心态来进行合作。因此，“结盟”完全违背了中俄两国合作的宗旨、不符合两国都认可的合作性质。 经过20年的努力，中俄两国的合作涉及到了国家关系的各个领域。其中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交往，也包括一般民众参与的民间交往；既包括务实互利的经济合作，也包括深化相互信任社会基础的人文交流。；既包括安全、外交等“高级政治”问题的协作，也有环保、流行病防疫等“低级政治”的合作，而国际和地区合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把中俄合作理解为或归结为某种“反西方同盟”，无疑缩窄了两国合作的空间。而在这个“同盟”中，两国其他方面的合作是不是要服务于那个“反西方”中心目标呢？两国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务实合作是不是也要“经济让位于政治”呢？可见，所谓的“同盟”关系实质上会有损于两国切身利益，无助于两国合作持久深入地进行。 与“不结盟”紧密相关的就是“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这个原则所表述的并非“安抚”性的“外交辞令”，而是对两国战略协作的规范，也是处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关系的规范。

　　的确，中俄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无论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方面，还是在缓解战略挤压方面，两国都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同时，两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也有一定的战略共识。两国都认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中俄两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然而，不能就此认为，中俄国际合作就是以反对西方为主旨，两国在所有问题上都会以反对西方为出发点。中俄国际合作完全不同于冷战期间两大集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式的“零和游戏”。比如反对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的合作显然不是出于挑战西方。即使是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多极化发展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西方”。 中国和俄罗斯与西方在双边关系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战略性的矛盾，斗争当然也就成为这两对关系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中俄两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合作的一面。多年来，中国一直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指导原则；而争取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是俄罗斯一直努力的方向。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更强调与西方国家合作的一面、也更希望合作成为各自对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还需要看到，尽管“防范”基调未改，但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努力避免美中、美俄关系发生冷战对抗式的逆转。事实上，在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各种非传统性安全威胁、建立互利经济关系等许多方面，中俄两国都与西方国家开展了有内容、有成效的合作。既然“反西方”从未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外交战略和对西方政策的基调，主张“中俄结盟反击西方”的论调又以什么为依据呢？ 事实上，由于中俄两国所处地缘环境不同、面临的任务和威胁不同，两国在对西方关系中需处理的具体问题、具体政策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幻想中俄在反制美国等西方集团的遏制、挤压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不仅完全不现实，而且，任何走向联合“反美”的企图对于两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会背离两国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的目标，也很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新的麻烦，甚至破坏目前已日畛成熟的合作关系。 中俄关系发展已经稳定在一定的轨道上，在两国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认知，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两国对内对外的战略也决定了，相互间的战略需求没有改变，两国相互借重推进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自2000年以来，包括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普京以及俄政权主要人物都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参与者，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对两国关系非常熟悉、对两国合作的各方面都非常了解。因此，虽然中俄两国在2012年都会有领导人更替，但两国关系的进程完全具有稳定的预期，两国的合作仍将继续推进。事实上，回顾过去20年就可以发现，两国关系从没有因为领导人的变化而出现波折，当然也不会因此而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未来十年，是国际格局启动重新组合的时期，也是中俄两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虽然两国不存在严重的放弃、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也不能认为，中俄关系已经成熟到“自动”行驶了。两国仍然应该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两国合作，要从国家总体外交的全局规划中俄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