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葵，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所研究员。(邮编：100007)

　　原苏共中央机关资深指导员列昂·奥尼科夫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从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看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垮台的》的著作，论述了斯大林模式的苏共的特征及其垮台的原因。奥尼科夫生于1924年，毕业午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从1952年起在苏共爱沙尼亚共和国党中央机关工作，从1960年至1991年苏共垮台之日为止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他长期在苏共中央宜传部做指导员，他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认为，苏共宜传工作干部长期做的是徒劳而无效的工作，苏联从20年代中开始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后一次飞跃是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阐述和论证，当斯大林提出“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之时起，后来赫鲁晓夫又鼓吹“建设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宜扬“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僵化和死亡了，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停止了发展，就不成其为科学。奥尼科夫根据他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长期观察，对苏共的党建和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问题，曾向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届苏共中央总书记写了不少报告，提出改进意见，但他的建议均未被领导重视。现把他在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摘编如下，以供研究苏共党建问题教训时作参考。

　　一、苏联是先有苏共的垮台，后有苏联的解体，而苏共本身则是由党内的种种弊病把自己毁掉的。

　　经历过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9年2月革命和10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考验，有着1900万党员和40万基础组织的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瓦解于顷刻之间，毫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的一大悖理现象。从苏共的党建和党的工作原则的角度来剖析，苏共是由党内的种种弊病给毁掉的。这就是：党内包括党机关内部完全缺乏民主；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所属工作机关垄断了全部权 力，不受任何监督；党内实行高度保密制度，党的工作缺乏透明度等等弊病，1900万党员完全被剥夺了自主性、自动性、自我管理精神和自我表达的可能，广大党员长期只能驯服地执行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命令。斯大林把党变成了对国家与人民进行个人权力统治的政治工具，斯大林的后继者，直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如此，苏共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己丧失了它的主要的东西—自己党员的主动性，其实质就是普通党员毫无权利可言，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都已经疏远和漠不关心，这是苏共于1991年遭禁止时没有一个党员挺身而起出来维护苏共的根本原因。

　　二、斯大林在20年代后把苏共从列宁时期的一个民主的政党变成了推行他的社会模式的“圣剑骑士团”。

　　苏共党建的历史有前后两个阶段。列宁时期的苏共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列宁时期苏共是一个重视党员权利的民主的政党，斯大林改变了列宁的建党原则。斯大林曾说“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斯大林确实把苏共变成了“圣剑骑士团”那样的组织，从30年代开始直到]991年苏共的最后垮台，苏共实际上已不成其为政党。其特征是：

　　1、广大党员被剥夺了权利，始终处于无权状态，党内少数领导人和他们掌握的党的机关垄断了党内一切大权。

　　列宁提出的党建的主要原则之一是：“……党的一切工作都由毫无任何例外地具有平等权利的全体党员直接地或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列宁强调党员的平等权利，因为权利问题是任何民主制的核心问题，哪里没有明确规定的并有保证的权利，哪里就没有民主。1903年俄共党章第10条规定，“任何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的声明完整地送给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报刊编辑部，或党的代表大会。”

　　列宁时期，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具有以下明确的有保证的权利：

　　——有权得到他作为其成员的党的当选机关及从属于它的执行机关(常委会)及其办事机关的一切信息；

　　——有权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暂时中止下属机关(常委会)的决定，直到再次讨论决定；

　　——不受阻碍地在报纸上发表任何观点或发表致党员群众的信；

　　——要求下属执行机关(常委会)报告工作，并对其工作作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

　　列宁时期，不仅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员，而且普通党员群众都有明确的、有保证的权利。例如，中央委员如自己认为需要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有发言权；中央委员如不同意组织局或书记处(重要性仅次于政治局的党的机关)的决定可以提出意见，甚至可以在最终 作出决定前中止该决定的执行。所有中央委员都能收到未经党中央办公厅删节的政治局会议的会议速记记录。政治局会议的速记记录也下发给党的所有州委和省委。中央以下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也都享有这些类似的权利。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决定下一次全会的日期、议程和报告人。举行乡一级党委会议时，普通党员可出席并有发言权。1928年前，在莫斯科，任何一个党员只要出示党证，不需办人门证件即可进人老广场上的党中央大楼。

　　到20年代末，斯大林使所有的党员—从政治局委员到普通党员，都失去了这些权利。从3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在苏共党内掌权的实际上是只占党员总数0.3%的人。以80年代苏共党员情况来说，当时1900万党员大致可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数最多的普通党员，约1870万人；第二部分是各级选举出来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从区委员会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约43万9千人；第三部分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及党的机关干部，共8万6千人；第四部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候补委员(27大后为477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32人)和党中央机关干部(共1363人，1990年l月1日的人数)，这一层总共为1812人。苏共党内形成的权力分配情况是：占党员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员会的委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实际上也是无权的，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就把常委会与全会的关系头足倒置，全会(领导机关)只起开会举手通过常委会的决定的作用；剩下0.3%的党员才是真正有权的。地方党委会虽也有极大权力，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只在自己主管地区内，二是只在中央指示的范围内。所以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3O~32人)和党中央组织部和总务部(相当于办公厅)的主要领导人(15~20人)。

　　2、党内的严格保密制度成了党的机关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

　　列宁时期，苏共的党内事务具有很大的透明度。1919~1922年，当时党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中都有关于党的工作需要公开的规定。党中央要求所有党组织在召开州和省的党代会和全会时，只要讨论的问题不需保密，应允许普通党员列席；党中央每年要向各省委发6次工作通报；党中央还出版《中央通讯》下发，内容包括党中央的工作报告、党中央各部的工作报告、党的生活中重要问题综述、各种统计材料等。省一级党委也要向自己的下级通报自己的工作。

　　当时苏共对党的保密范围有公开明确的规定，在公开文件中列出了需要保密的范围，指 明有关国防、黄金储备、货币发行、同外国的关系等秘密情报属保密项目。当时地方党组织的文件上从不盖“密件”图章，在只供党员阅读的材料上则盖“只限党员阅读”的章子。

　　斯大林随着宣扬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强调党的保密，逐渐使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苏共的保密制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当时的总务部部长契尔年科弄得更加精细，几乎达到了神经过敏般的程度。如1980年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的“苏共中央机关处理机密文件的指示”中竟有12章97条规定之多。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这套保密制度 一直执行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垮台为止。

　　苏共党内长期执行的几乎达到荒谬程度的保密制度和存在的保密气氛，使下面的广大党员根本不可能对党的执行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并为一长制的机关行政命令体制大开绿灯。

　　3、党的机关包揽了国家管理职能。

　　苏联党国不分、党政不分的制度是斯大林在1934年苏共17大上确定，并在1939年的18大加以定型的。斯大林在镇压了苏共17大选出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后确定了这种制度，从这时起苏共就变成了党—国家，也就是变成了斯大林所追求的那种“圣剑骑士团”(按：中世纪德意志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叫圣剑骑士团)，他自己成了骑士团的首领，他的一切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意志在地方上的贯彻者。这时苏共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的政党实际上已被消灭，而变成了一个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国一体的政治集权组织。

　　苏共17大决议中规定，要“改组联共(布)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部，取消现有的职能部，代之以完整的生产行业部。要像中央农村部那样，由各生产行业部把该行业的整个工作都集中起来，包括党的组织工作、干部的分配与培训、群众宣传工作、生产宣传、监督有关的苏维埃经济机关和党组织贯彻党的决议的情况。” 苏共就是这样包揽了国家的管理职能的。1921年苏共10大时，苏共中央只有5个部，而且没有一个部是直接主管国家管理、国防、经济等问题的。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根据苏共17大的决定，苏共中央于1934年在党中央机关中设立了许多生产行业部，这些部门实际上把社会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事务全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凌驾于所有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之上。苏共中央机关在1934年第一次设立了工业、交通、计划一贸易一财政、政治行政等部，州委一级机关则建立了工业一交通与苏维埃一财贸部。30年代前，苏共中央并不向国家机关发命令和指示。苏共17大后，苏联开始了党的机关指挥一切，为所欲为的状况。到30年代末，苏共中央的干部管理机构中设有42个部门与系统的党组织干部处，把从国防、经济、文教、文艺、群众团体到群众图书馆、儿童文学和音乐等部门都包括在内，几乎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

　　20年代，在苏联的国家职能被党的机关吞食以前，苏联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能，不需要事事都同党中央机关商量。如1921年的10大与1922年的n大之间的一年中，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讨论的问题的比重为：内政一1.8%，外交政策一3.1%，经济一4.5%，工会工作一1.6%，苏维埃建设一9.7%，共产国际一0.9%，党的建设一63.6%，其他一14.8%。党的问题在全部讨论的问题中占到2/3。这说明当时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和党中央机关主要抓党的事务，并不包揽国家职能。

　　4、苏共机关的人员编制不断扩大。

　　1919年党的8大前，党中央机关编制为30名干部；1922年n大时为56名；1923年12大时为62名。1921年10大时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共有干部17人。60多年后，到1987年，苏共党中央机关干部达到1800人，戈尔巴乔夫时最后一次精简后仍有1303人。

　　列宁时期，党的乡委有1名干部，区委3人，县委9人，3类省委14人、2类省委19人，1类省委44人。当时，在党的工作中曾大量使用“编外”干部，他们具有与在职干部同样的权利。当时苏共把吸收广大党员和“编外”干部参加党的工作看作是党的重要组织原则之一，因为党是社会组织，它的全部工作应靠编内和编外干部队伍一起来完成，吸收“编外”干部参加党的工作有利于防止党的机关的膨胀，提高党员的觉悟和积极性。

　　十月革命后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中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委进行组织工作。在20年代，莫斯科党的基层组织中有16%的党员经常参加区委和市委的工作。

　　广泛吸收编外力量参加工作的原则也体现在党中央的工作中。当时党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曾广泛吸收各级党委委员参加工作。如1927年政治局有90个由编外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或委员会，1928年有70个，1929年有110个。这些工作组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或中央委员领导。

　　在30年代，随着个人迷信的发展，苏共党内这种编外工作组或委员会完全消失了，也不再重视吸收和鼓励党员参加社会工作的意义了。在苏共机关包揽全部国家管理职能后，普通党员和各级党委的大多数委员(即各级党领导机关的成员)就不再直接参与党的工作了。17大通过的党章中虽然仍规定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普通党员)有帮助区委和市委进行日常组织工作的任务，但这一条并未得到执行。赫鲁晓夫时，苏共22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党的市委和区委设编外指导员”，22大通过的党纲指出“党……在组织党内生活方面应作出社会自我管理的榜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章和党纲中也保留了这些似乎是符合民主精神的规定，但因为一般党员和编外指导员根本不具有实际权利，所以这些规定都形同虚设，一切仍都由党的机关决定。

　　在干部的选拔上，列宁时期注重干部的实际素质、才能和政治立场，在斯大林时期干部的选拔原则和程序都发生了变化，干部选拔工作越来越形式主义化，越来越看重规定干部必须填写的详细表格中的材料，尤其是干部的社会关系和国外关系等，干部提交的保密保证书，以及国家保安总局和内务部对干部的审查材料。

　　5、用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代替集体原则。

　　列宁时期党是坚持集体原则的，当时党中央委员会的表决是公开的，参与表决者的立场全党都知道。这保证了领导机构成员的高度责任感。如1918年2月17日晚俄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对德和约问题上的表决情况就是一个明显例子。(见附表)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后取消了党的集体原则，完全搞一言堂。从此以后，总书记个人和他下属的党中央机关就决定一切，集体领导成了空话。勃列日涅夫搞掉赫鲁晓夫后，表面上恢复了集体领导原则，实际上并未真正恢复。勃列日涅夫时的集体领导呈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强调集体负责，实际上是谁也不负责；二是为了照顾意见一致，常常议而不决，拖延对重要问题的决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状况，实际上等于是每个政治局委员都有某种“否决权”；三是强调分头负责，在政治局内每个委员都忌讳过间别的委员主管的事，形成了“独立王国”和“独立领地”。

　　列宁时期，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由代表大会选举的，从属于党代表大会，不从属于党中央。当时政治局会议记录要送中纪委；中纪委代表列席政治局会议；党中央和中纪委出现意见分歧时，开党中央和中纪委的联席会议解决。下级党委和纪委的关系也是如此。

　　斯大林取消了中纪委的独立地位，在苏共17大上苏共中央纪委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纪委成了从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不过当时还保持了中纪委对地方纪委的垂直领导。到勃列日涅夫时，苏共取消了中纪委对地方纪委的垂直领导。从此，苏共各级纪委完全从属于各级党委，实际上是从属于各级第一书记，纪委就起不了多大监督作用。这种监督机构从属于受监督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

　　在20年代，苏共曾严厉谴责党的干部的“委任制”，重视干部的选举制。以1927年莫斯科几个区的干部产生情况为例，该年莫斯科哈莫夫尼捷斯克区选出的106名基层组织书记中上级推荐的仅5人，索科利尼契斯克区的143人中上级推荐的为n人，莫斯克沃列茨克区的277人中上级推荐的为15人。可是从30年代起苏共党内选举制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实际上完全实行内定的“委任制”。

　　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党机关变成了官僚化的机关，它拥有影响问题的决定、干部的任免、建立某些人的形象等的巨大能量。为一长制领导服务的党机关掌握了各种行政命令和管理职能，党机关对全党和全国的管理变成了制度。

　　总之，30年代后苏共就失去了政党的特征：绝对保密制代替了工作的透明度；机关的绝对权力代替了党员群众的社会主动性；一长制代替了党内民主和集体原则；委任制化替了选举制；监督机构服从于受监督者的体制取代了独立的监督制；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丧失了权力，其执行机关及其工作机构却享有了全部权力；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制代替了20年代广泛实行的党内的广泛讨论。

　　斯大林按照上述特征建立的党已不是列宁时期建立的那种党，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同马克思与恩格斯设想的，以及列宁在他生命的晚期所苦苦思考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由于 斯大林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所以他得以使苏联大多数党员和人民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党就是苏共应有的模式，他建立的社会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斯大林精心地掩盖了苏共党建上的列宁时期这段历史，致使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代共产党人都不清楚列宁时期党的生活情况。这是因为斯大林已把当时参与党的建设的、和与斯大林具有不同观点的老一代党的领导干部几乎都从肉体上消灭了，早期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两茬干部也都遭到了镇压，后来党中央机关干部中已没有1936年前人党的党员。再就是斯大林把列宁时期党内的大量文件都 作为“特别档案”封存起来了，使新一代党的干部根本无法接触这些档案。同时他又向全党极力灌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使全党以为斯大林提出的党的建设和工作原则就是列宁主张的原则。

　　斯大林的政治才能突出地表现在他组织官僚机关的管理和推行严格的一长制上。他所建立的制度的实质就是国家的权力脱离人民，党的权力脱离广大党员，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更正确他说集中于机关的上层领导手中。斯大林精巧地利用了沙俄的许多统治方法、原则和精神。沙俄继承了拜占庭的集权于皇帝一人手中的军事官僚集权制。斯大林很了解拜占庭的历史。在斯大林制度中，绝对权力属于第一把手和从属于他的具有极大权力的机关，国 家与社会的统治权力和决定下属个人命运的权力都操在他们手中。

　　斯大林建立的这种制度或模式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一些迫切需要，如提供免费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基本社会保障和保证高速经济发展等。不过这些成就是靠以下三个条件取得的。一是高度集权和行政命令体制的暂时优势；二是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和对农民的非经济的强制；三是数百万囚犯和劳改犯(二战后还有战俘)的强制劳动。这种制度不能自我完善，它需要经常用注人恐怖感和对内外敌人威胁的 惊恐感才能加以推动，并要不断地对群众意识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操纵。从科学角度看，这种制度本身缺乏平衡，需要靠高度集权和行政命令才能把社会框在一起，一旦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失灵，这个社会就容易“散架”。

　　1953~1964年，赫鲁晓夫想改变这个制度，但他没有任何改革的理念，只触及了这个制度的某些表层问题。

　　1964~1985年，勃列日涅夫又退了回去，悄悄地恢复了斯大林的模式。

　　戈尔巴乔夫也想改革斯大林遗留下来的制度，但是没有明确的改革战略和构想，所以改得杂乱无章，以失败告终。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许多人力图抹煞或歪曲列宁时期苏共的经验。在审判 苏共案的俄罗斯宪法法院法庭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代表举出许多事实说明苏共不是政党，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机器，这一点符合实际。但叶利钦的代表又说苏共在十月革命后就是这样一种组织，这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在30年代把苏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机器。

　　三、戈尔巴乔夫发动了苏联的改革，却忽视苏共本身尤其是党机关的改革，这是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于1958年上台后进行改革，这是改革苏共的一个良机。改革苏共就是实现苏共的民主化，恢复列宁的党建原则。但戈尔巴乔夫始终不重视并完全不抓苏共本身尤其是 党机关的改革和民主化。在他执政时期，苏共中央机关和各级党机关仍一直按照在斯大林模式下制定的党的工作条例和规定在工作，机关上层领导继续掌握大权，党内选举出来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继续处于无权状态。机关上层领导出于惯性和自身利益，口头上拥护改革，实际上阻碍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苏共的民主化大大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广大党员继续被排除在党的工作之外，没有实际权利。僵化的苏共己起不了政治先锋队的作用，结果不能不在社会上已经沸腾起来的民主化和其他思潮下被群众抛弃。戈尔巴乔夫的致 命错误在于：

　　1、他过于相信作为党的总书记发号召、呼吁和进行劝说的作用，不懂得推行改革这样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有一个政治组织作为依靠，从来不重视苏共本身的改革。奥尼科夫说，他在1985年到1990年间曾向戈尔巴乔夫写过n个报告，分析了党内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十多个方面的问题，如党的公开性状况、党的各级选举产生的机构(党委员会)和各级执行机构(常委会)的作用、集体领导的状况、党员的自我管理水平和发挥党员和党委委员积极性问题、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党章的作用问题、影响党的改革进程的因素，等等。但戈尔 巴乔夫对他的报告和建议从未给予重视。戈尔巴乔夫沿用的仍是过去苏共的老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亲自主管的党中央两个最重要的部—总务部(相当于办公厅)和组织部仍一直按老规矩办事。在他当总书记的6年中，他没有召开过一次党中央机关的干部会议，他没有向党中央机关的干部讲过一次话。在这6年中，苏共中央召开过30次中央全会，大家在会上虽然多次指出了苏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但始终没有认真研究过如何改变党的老一套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如何使广大党员行使他们的权利，参与党的工作。

　　2、苏联在改革中实行民主化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除了不懂得在苏联搞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政治组织作为依靠外，还把民主化的次序颠倒了。苏联的改革中，首先应实现掌握大权的党机关的民主化，其次是全党的民主化，最后是社会的民主化。苏共的改革和民主化的实质就是要抛弃斯大林的党建模式，使广大党员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消除对党的政策的疏远心态，积极发挥主动精神，参与到党的工作中来，使苏共恢复它作为社会政治组织的本色。但戈尔巴乔夫把整个程序都颠倒了过来，把“马车置于马的前面”。1985年他上台时，手中掌握着十分巨大的权力，当时提出的改革号召也是受到群众拥护的，如果他有实现党的改革的明确概念，有可能使苏共革除斯大林的党建模式而得到复兴。但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制定党的改革的明确概念，甚至认为没有这种必要，他把改革党自身的概念同改革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总概念混为一谈。改革开始4年之后，在1989年6月苏共的一次全会上，他还激动地斥责下面的同志提出要中央拿出明确的改革概念是“长期养成的依赖思想的反映”。在实现苏共的改革时，必须同样用坚决的命令手段(只在开始时)，才能打破苏共几十年来确立起来的命令体制，实现党内的民主化。这是否定的否定。但戈尔巴乔夫幻想用社会的民主化来推动党内的民主化，在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确定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针，结果苏共交出了权力，而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的苏维埃不可能一下子就行使权力，于是就出现了权力的失控和整个局势的混乱。

　　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抓党机关的改革和民主化，在改革6年中苏共中央和各级党机关的体制和工作方法始终没有改变，党的机关，首先是起关键作用的中央总务部和组织部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一直采用各种方式在底下阻挠和破坏改革事业。戈尔巴乔夫更换了几茬中央委员和党内干部，但由于党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没有改变，人换了，但原来党机关的一 套机制依然未变。这时，党外的改革却在没有舵和风帆的情况下不断展开，越来越危险地震荡着整个国家、社会和人民，戈尔巴乔夫这个苏共总书记则继续沉酒于他的新思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已在自己的官僚化机体中僵化的苏共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因苏共推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而潜在的民族矛盾的爆发等问题固然也是促使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则是苏共领导机关的上层扼杀了党内的民主，使苏共广大党员长期不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造成了他们的消极被动和漠不关心，正是他们葬送了苏共。

　　附表

1918年2月17日晚俄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表决情况

	布哈林	洛莫夫	托洛 茨基	乌里 茨基	越飞	克列斯 京斯基	列宁	斯大林	斯维尔 德洛夫 斯克	索科里 尼科夫	斯米 尔加
1、赞成立即建议德国为签 定和约举行新的谈判	—	—	—	—	—	—	十	十	十	十	十
2、赞成革命战争。无人表 示赞成。	拒绝参 加投票	拒绝参 加投票			拒绝参 加投票
3、赞成在德方开始进攻时 给予一切抵抗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	十
4、赞成在德国未充分表现 要进攻前，在未看出德国 的进攻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前，暂缓恢复谈判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	—	—	—	—
5、如果我们在进攻后建议 和谈，我们是否要宣布恢 复战争状态	弃权	弃权	—	—	—	—	弃权	—	—	—	—
6、在一定条件下原则上是 否允许与帝国主义德国签 订和约	11人全体赞成可允许
7、如何答复最高指挥部。 赞成在我们撤退的情况下 进行抵抗并销毁对德国有 用的一切财产和军用物资	十	十	十	十	十	弃权	弃权	不参加 投票	弃权	弃权	弃权
8、如果我们遇到德国进攻 的事实，奥地利又不出现 革命高涨，我们是否签订 和约	弃权	弃权	十	弃权	—	弃权	十	十	十	十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