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俄罗斯4年归来,常被朋友问及留学感受,皆以“一言难尽”应之。言既难,何以下笔?感谢方言教授的建议,草成此文,否则日久天长,真担心那些萦绕在脑海中零零散散的感想不免会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被肢解的七零八碎,甚至淡忘。

我和莫斯科大学的亲密接触

　　2003年9月17日,我和其他19位公派留学人员一起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些人当中只我一人是去读副博士,其他人则或半年或一年做访问学者。所以,当他们知道我要在莫斯科学习生活4年时,不免同情地问我,“4年呀!你怎么熬?莫斯科可不比北京”。一个“熬” 字顷刻让我情绪大跌,我感觉即将迎接我的不是举世闻名的莫斯科大学,而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别难过,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莫斯科的时候会去看你的。”或许猜到我的心情,他们反过来安慰我。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确履行了当初对我许下的诺言,每到莫斯科开会或进行其他业务时,他们都去莫斯科大学找我,捎带些他们认为在莫斯科买不到的“国产”产品,更主要的是看看我这些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莫斯科位于东经37度55分,北纬55度63分,9月的白昼很长,所以当我们的飞机在当地时间19点左右到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2号国际机场的时候,天还很亮。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肯尼迪”、“戴高乐”、“希思罗”等机场一样响亮,但内部设施却不敢让人恭维。空间局促、灯光昏暗、人声嘈杂,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金属吊片体积庞大、装饰落后,根本无法与我们7个小时之前离开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相提并论。那天办理入境手续的是清一色的女边防军官。她们多佩带尉官军衔,个个相貌端庄,身段匀称,工作严肃认真,不言不语。遇到必须和外国人交流时,她们多使用肢体语言,即眼神、手势或头部动作。有些不懂俄语但会英语的乘客想用英语和她们交流时,她们均以俄语回复。真不明白,为何通行全球的英语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边检口这个俄罗斯最“涉外”的地方行不通呢?由于和我们一个飞机的乘客大多数不会讲俄语,所以在北京机场几秒钟就可以结束的一个入境手续在那里需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我们一行人中有些人曾在苏联时代来过莫斯科,据他们回忆,这里无论是机场大楼还是大楼里的海关、检疫、出入境等制度均与1991年前无异。如今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苏联遗风却不知为什么如此固执地保留下来。

　　走出机场,等候多时的使馆工作人员上前迎接我们。我们坐上一辆破旧的大巴车,向莫斯科大学进发了。几分钟前在机场办手续时 的烦琐和漫长让许多人直至坐上了汽车还愤愤不平。由此话题,大家开始纷纷述说自己知道的有关莫斯科的故事:“莫斯科物价特贵,一斤苹果比咱们一斤肉还贵”,“教授的工资才300多美元”,“莫斯科高校的住宿条件极差,好几个人一个房间,厕所和浴室都是公用的”。

　　“听说莫斯科大学教学特严,每年都有人自杀。”来自上海某高校的Y老师突然提高嗓门说。她无意中的话在多年之后,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大学的2007年夏天成了现实。来自中国南方一个小城市的某自费生因不堪学习压力和家长的责备从莫斯科大学的9楼纵身跃下,去追寻他梦寐以求的“自由”去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玩蹦极,我想像鸟儿一样自由”。只是他把蹦极的地方选在了莫斯科大学主楼。“你们知道吗,在莫斯科最好躲着点警察,他们专门找中国人茬,想尽办法敲钱”,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老教授好心地提醒我们。他已经是第五次来俄罗斯了,曾有两次亲自遇到被警察刁难的事情,好在他语言过关,不仅没被敲去一分钱,还很解气地骂了一通警察,而警察也拿他没辙。“你怎么骂的,他没打你?”马上有一年轻男老师好奇地问道。

　　“我用汉语骂的,他当然听不懂了。”哈哈哈……车厢里顿时一片笑声,我也笑了。其实关于俄罗斯警察的事我在国内也有所耳闻,只是没想到会如此恶劣,竟让我们的大学者也忘了自尊,操起“国骂”了。“快看,莫大!”有人惊呼道。随着众人目光,透过车窗,我看到远处山顶上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在浓厚的雾气中,灯光映衬下的莫斯科大学如同童话中的宫殿若隐若现。一切如梦幻般壮观、宏伟。几年之后的一天,大概是2005年夏天,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访问莫斯科时曾专门去莫斯科大学参观。看后他感慨到:“这栋大楼的设计即使再过500年,也不会过时。”

　　我这是第二次看到莫斯科大学,第一次是在2002年夏天。那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高等教育展,清华大学及国内其他60多所高校参加了这次活动。参观莫斯科大学是当时的日程之一。据校长讲,莫斯科大学有29个系, 180个专业和研究方向。在校学生为5万人,其中外国留学生有近5 000人。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科学家中有10多位获得过诺贝尔奖。当我们进入莫斯科大学主楼参观时,我发现在二楼墙上挂的世界名人像中有中国的祖冲之和李时珍,当时心情竟有些激动。

　　建于1755年1月12日的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的最高学府。其现在的主楼坐落于麻雀山上,位于大学生街和罗蒙诺索夫大街之间,是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建造的7座高层尖顶式建筑之一。主楼共39层,高达240米。由于它地势较高,所以在莫斯科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许多在莫斯科做生意的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初来莫斯科的时候,由于不熟悉方向,又不懂俄语,所以经常迷路。每当他们在城里转来转去忽然发现莫斯科大学主楼的时候,心情就会很激动。因为他们知道,看见莫斯科大学,就等于找到家了。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里,除了校长和副校长办公室及两个博物馆外,大多数房间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宿舍。据说,莫斯科大学主楼里有3万多间房间。对于那些不擅长记忆数字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记住的是关于 “一个活到80岁的人从生下来第一天开始一个房间住一天到死也没住完”的传说。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求贤若渴,派出大批青年学子赴苏联学习。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正是在这个主楼的大礼堂里对中国留学生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斗转星移,人间换新颜。那一代中国留学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从南京长江大桥等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到“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创新基地,哪儿最艰苦,哪儿最需要,哪儿就有留苏人员的身影。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他们参与铸造了共和国的辉煌,他们中许多人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泰山北斗,至今仍在发光发热。

　　“到了!”一声清脆的喊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来。往窗外一看,我们的车已驶近莫斯科大学主楼门口,塔楼上的大钟指针指向10点5分。刚一下车,瑟瑟的秋风卷着冰冷的雨滴迎面袭来。刚才在机场天气还好好的,怎么雨说下就下起来了,而且还如此的“不依不饶”。后来别人告诉我,莫斯科的天气就如同俄罗斯人的性格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常常是5分钟前还阳光灿烂,顷刻间就浓云密布。因为要把所有 行李一件件从车上搬下来,所以我们只好在雨中站着、等着。仅一会儿工夫,雨就湿润了我飘舞的长发,更透过衣服冻彻着全身每一寸肌肤。冷极了!我们在老留学生的帮助下拿着行李跌跌撞撞地朝楼里跑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没想到拥有如此壮观外景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内部是那么的简陋。大厅里的吊灯昏暗阴森、摇摇欲坠;地上的地毯由于常年未清洗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面目;墙上的墙皮一碰就往下掉。由于从国内出来时的身份是副教授,所以我和其他几个有教授头衔的人被分到条件好一些的D区。两个人住一个单元。

　　每个单元有两个房间,一人一间。厕所和浴室 两人公用。每层楼走廊的把口和尽头都有公共厨房。我们住的屋间很小,仅有5、6平方米,放着一张床,一个书柜,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

　　一个有三个灯泡的灯仅一个灯泡在亮着,更没有电视、冰箱这类现代化的东西了。我试着量了一下,我在房间的活动余地仅是从门到窗走5步,再从窗到门走5步。这个空间跟监狱小号差不多。床上放着事先准备好的床单、枕头和一条薄毛毯。由于当时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我们没法再去要被子,所以一晚上我就裹在薄毛毯下,外加从家里带来的羽绒服,但还是冻得瑟瑟发抖。瞪着眼睛看着窗外,听着外面不时传来野狗的叫声,我不禁想起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主题曲:一切不是一蹴而就,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是啊,既然我选择了留学这条路,我就要面对眼前的生活,更要学会享受孤独和寂寞,去完成生活所赋予我的使命。我不能允许压抑的情绪阻碍我追求梦想的脚步,更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理由停滞和退缩。

　　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中度过了我在莫斯科大学的第一个难忘的寒冷之夜。时光流逝,2007年9月,在4年的留学生活已接近尾声,即将离开热心的俄罗斯老师和朋友,离开迷人的莫斯科时,我竟觉得有些不舍,“好梦留人睡”。但睁开眼睛,我看见了东方的一缕霞光,我知道,那是祖国期盼的眼睛。

我爱莫斯科的雪

　　俄罗斯好像没有秋天。昨天还是秋高气爽,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枕着一个轻柔松软的初雪的早晨。

　　出国之前,一提莫斯科,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也不是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和美术画廊,而是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和飘飘雪花堆积的洁白世界。可能是从小生长在北方的缘故吧,我对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爱雪的洁白、纯净,更爱雪的冰冷、沉寂。我喜欢欣赏漫天飘飞的雪花。它悄然无声地飘落,却能使污浊的世界变得清澄无暇。

　　置身在银装素裹的城市中,沉淀在眼底的尘埃 不知不觉中已销声匿迹,心也会变得平静、清澈。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北方冬天的大雪自然也就见不到了。

　　来莫斯科后发现,这儿的雪与家乡不同。家乡的雪是那种凛冽狂风席卷下的北方烟雪,干冷、生硬,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与疼痛。莫斯科的雪不然,湿润的气候让雪也变得温润,大片的雪花随风飘落,偶有几片顽皮地钻入怀里,带给你的是清凉和滋润。不过,偶尔也会下一场如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般的雪,卷在风里毫不客气地向你的脸贴过来,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如果你没有用帽子或围巾把自己“武装”起来,脸上很快就会挂上一层“冰帘子”,冷倒不是特冷,就是不太美观。记得2005年冬天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来莫斯科参加莫斯科大学250周年校庆,随后我们一行四人去圣彼得堡访问,在当地就遇到了这样的雪。可能是我脸上的惨状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他提醒我说:“高欣,用手绢擦你的脸。”

　　莫斯科有四大怪。其中之一是“姑娘的腿儿冻不坏”,是说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这里的姑娘也都穿裙子,不怕冻。俄罗斯姑娘很漂亮,除天生的自然条件外,就是她们都很会打扮。即便在冬天她们也不愿意遮盖自己的美丽,上身裹得严严实实,下身却只穿薄薄的丝袜套一条裙子。走在寒风里摇曳生姿,美丽“冻人”。外国人不得不佩服她们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勇气和决心。都说俄罗斯妇女患关节炎的特多,估计这和她们冬天爱穿裙子也有一定关系。

　　莫斯科的冬天很长,不下雪的时候却很少。我们每天的课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回到北京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冬天的早晨再也不用起大早,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着去上课,也不用胆战心惊地望着地面的冰块迟迟不敢落足。俄罗斯朋友告诉过我一个诀窍:如果你感觉要摔跤,你就就势倒地,千万不要硬拧着劲,这样会伤到腰或脚。2007年冬天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朋友D就是这样伤到脚的,好几天都不能走路。估计,我要早告诉他这个窍门,他就不会崴到脚了。不过,我曾照朋友的说法,就势在冰面上摔过一跤,那个疼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俄罗斯有一个节日叫送冬节。据说中古世纪时,人们认为春日降临是太阳神雅利拉战胜严寒和黑夜的结果,因此每年的2月底3月初,在寒冬将尽以前,俄罗斯人要举行迎春送冬仪式,用煎烤得色泽金黄的圆形小薄饼(太阳、幸福和富足的象征)祭祀太阳,祈祷来年获得丰收。遗憾的是留学4年当中,由于学习紧张,我从没有亲临送冬节的现场。2008年3月初我随代表团再次故地重游,恰巧赶上这个节日。晚上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老D、老G一起驾车来到红场。早上听新闻说,那里有集市。等我们到了那里,才发现只不过是在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后面围了一块地,里边摆放了近30~40个卖东西的摊位,中央搭了个舞台,有歌舞表演。可能是由于天色已晚,里边的人不多。守在外边的警察倒不少,对每个进场的人来回盘查,连我放在包里的眼镜盒也被打开了。那天我穿了件黑色羽绒服,别是把我当成恐怖分子了。见摊位上有卖节日小薄饼的,且明码标价: 100卢布1个。本已吃过饭的我们还是决定买3个巴掌大小的薄饼尝尝。当老G把500卢布给售货员后,她却只找回110卢布。

　　“怎么回事?不是100卢布一个吗?”我问到。

　　“100卢布是不加果酱的,你们要了果酱。”啊,我这才想起来,她的确问过我一句,是否要果酱。一小汤勺果酱30卢布,这小姑娘还真会做生意。

　　送冬节又叫谢肉节,因为节日过后是东正教的斋期,所以节日期间家家户户煎烤薄饼,抓紧吃荤。谢肉节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谢肉节起源于古老的农历。农民急切地盼望冬去春来,因此在斋戒前大张旗鼓地把冬天送走。

　　在送冬节期间,人们要举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化装游行、民间歌舞和游戏,其中乘三套车兜风是人们最喜爱的一个项目。把三匹马同时套在一辆雪车或雪橇上,套法特殊,状似一把打开的扇子,主马在中间驾辕,另两匹马一左一右。马披上彩带,雪橇或雪车上铺上厚毯子,装饰华丽。中间的马小跑,两边的马大步跑,铃铛清脆,马蹄得得。这就是著名的俄罗斯三套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俄罗斯歌曲《三套车》是一首悲伤、凄凉的歌,但今天在莫斯科送冬节上的三套车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常听朋友说,莫斯科的春天如何明媚,夏天如何清爽,秋景如何美不胜收,就是冬天让人有点讨厌,天总是阴沉沉的,还经常下雪,难得见太阳露出笑脸。可我想说,其实莫斯科的冬天也很可爱,只要你走进它、融入它,照样会收获一份温馨。

　　飘雪的日子里或秉烛夜读,或听听轻音乐,或者干脆在街头漫步,看行人匆匆走过身边,想象他或她有着怎样的故事和经历,都不失为一种乐趣。

　　飘雪的日子里,浑浊的大脑变得清晰,躁动的心变得沉静,而眼前的路尽管曲折却也不再模糊。在雪中,留下坚实的脚印,向着心中的梦想踏实前进。

　　下雪了,心情就是不一样!雪如鹅毛般飘舞,感觉也悠悠轻舞。创作的灵感也来了。

我对圣彼得堡的印象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但面积却只有莫斯科的3/5。不过,凡到过俄罗斯的人都承认圣彼得堡比莫斯科漂亮。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因为与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更具皇家风范。整个城市的布局恰到好处,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的诗句形容就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圣彼得堡“年龄”不大,与欧洲的一些城市比它只能算作是小兄弟, 2003年时它才刚满300岁。在这300年中,圣彼得堡曾三次易名。

　　彼得大帝最初将其取名为圣彼得堡,“堡”——burg,尤指骑士的城堡、堡垒、城寨,取自德文,表明他向西欧学习之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俄国参战反对德国,所以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grad俄语城市之意)。这个名字沿用到1924年列宁逝世。当时苏联人民为了纪念自己的领袖,将之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后,又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大多数中年以上的人对毛泽东的这句经典名言耳熟能详。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的确,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不仅帮助了全世界的无产者,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一炮是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巡洋舰上打响的,它越过万水千山,穿过林海雪原传到中国。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来圣彼得堡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个愿望就是看看永久停泊在涅瓦河边的这艘巡洋舰。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上9时40分,水手奥格涅夫和战友奉命开炮,向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起义军发出进攻冬宫的信号。起义成功后,列宁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广播室里向俄国人民发表了胜利演讲。亲临其地,亲睹其物,亲听其事,许多人,特别是老人都感慨万千。

　　据说,“阿芙乐尔”巡洋舰1904年到过中国东北,参加过日俄战争。诚然,日俄战争是日本天皇和俄国沙皇以中国人的生命和土地为代价的非正义战争。但是,原隶属于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在沙皇的指挥下到过中国这件事并未抹杀它在中国人心中的威望。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消失了,但为苏联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却依然岿然不动地停泊在碧波荡漾的涅瓦河上。

　　涅瓦河浩荡西来,在即将汇入芬兰湾时被瓦西里岛截为两条支流,小些的叫小涅瓦河,大的叫大涅瓦河。傍着一水三分之地,矗立着一组宏伟的宫殿,它就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寝宫,也叫冬宫。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把冬宫的一部分房子腾出来专门收藏艺术珍品,并为珍藏这些东西的地方取了个动听的法文名字,叫艾尔米塔什,意为“幽静之地”,即进行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幽会的楼阁。

　　今天这个名称已经名不副实,但却约定俗成地沿袭下来。今天的艾尔米塔什是俄罗斯国家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时至今日,其馆内收藏的达·芬奇的《带花的圣母》、拉菲尔的《科涅斯塔比勒圣母》以及伦勃朗的《取下十字架》、《浪子回头》等画作还依然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

　　对中国人来说,艾尔米塔什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陌生,而它的另一个名字——冬宫则如雷贯耳。可能还是因为“十月革命情结”吧。

　　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士兵和水兵就是在这里逮捕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员。回国后,应学生要求,我在学校开了一门俄罗斯社会文化选修课。在讲到十月革命这段历史时,曾为学生放过一部旧片《列宁在十月》。当看到起义战士喊着“乌拉”在琳琅满目的油画、雕塑、瓷器、珠宝之间追赶敌人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真怕他们闪光的枪刺和冒着硝烟的枪口会碰倒那些艺术品。那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呀!

　　都说没有到过圣彼得堡就不算真正去过俄罗斯。在俄留学的4年中我也不止六七次去过圣彼得堡,但其中大多数是陪国内代表团访问。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可谓是走马观花。但就是如此浮光掠影,这个城市也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圣彼得堡地处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涅瓦河口,特点是三多:河多、桥多、岛多。全市有大小河渠93条,岛屿100多个,桥梁300多座,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散落在全城的250所博物馆、20座剧院、80家艺术长廊使它成为研究欧洲和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音乐和绘画的典范。每次来圣彼得堡,无论时间长短,我总喜欢到位于涅瓦河与枫丹卡河交汇处的夏园走走。尤其是秋天,脚踏满地瑟瑟作响的黄叶,眼前是在束束阳光下飞旋的落叶,周围是静静站立着的亚历山大、恺撒、奥古斯特和阿波罗及众神之像,简直就像漫步在油画长廊里。站在涅瓦大街一角放眼望去,秋日灿烂的阳光下,伊萨基辅大教堂巨大的金色穹顶和彼得保罗教堂直刺天空的尖顶骄傲地突出在城市的天际轮廓线上。这难道不是一幅最色彩明快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景画卷吗?

　　每每和朋友逛莫斯科文化公园旁边的油画市场,我总是看不上那里的油画,也许因为圣彼得堡那幅天然创造出来的画卷已经在我心中先入为主了。2005年夏天,我们在圣彼得堡访问时恰逢一年一度的白夜现象。记得代表团中的几个年轻人等团长休息后,约我一起打车到涅瓦河边看开桥。其壮观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凌晨3点当我们准备回宾馆时,天空还像是傍晚7点左右的样子。街上依然有三三两两的游人或散步,或依偎着坐在河边。

　　这就是我对圣彼得堡的印象,这个具有独特魅力,既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城市的俄罗斯“北方之都”。

我在莫斯科的一天

　　在莫斯科留学的4年里,前3年的每一天都可以按照国内学校里常写的命题作文格式,就算一天吃吃睡睡,感悟不多,也能写出一篇有头有尾的“流水账”。

　　今天有4节课。前两节课是国际时事,后两节课是古俄语。下午1点见导师,然后去列宁图书馆,晚上7点去经济学院教汉语。

　　国际时事课类似于国内大学的报刊阅读,只不过在这里还有电视、电影等内容。由于今天是例行见导师日,所以头天晚上都在紧赶慢赶地忙着读她上星期指定的书,以便她问起什么我能回答上来。所以电视新闻忘了看,老师发的几份报纸也是前几天大概翻了翻。上课之前,我就想好了向老师解释为什么准备不充分的借口。没想到,刚上课不到5分钟,我就发现自己居然是最长进的一个。只有我算勤勤恳恳地看了发的报纸,其他同学都手一摊、肩一耸,直白地说根本没看,好像完全忘记了她们来上课的目的是什么。坐在我旁边的韩国女孩悄悄靠近我说:“天呀,我最讨厌她检查作业,把我们当小学生似的。”另一日本同学干脆直接跟老师说:“我昨天可能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到现在还不舒服,所以您今天最好别提问我。”看着她们这样,我忽然觉得自己形象好高大,至少我有强烈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愿望。

　　和其他课比起来,古俄语课对我来说是苦得没话说。我们班共有6个学生,两个韩国人,两个日本人,一个希腊人,一个中国人(就是本人了)。除我之外,她们都是从硕士开始就在莫斯科大学学习语言学专业,她们那时就学过古俄语,而且学了两年。博士阶段还要开这门 课,时间为一年,然后参加副博士资格考试。

　　俄罗斯副博士答辩之前必须通过三门国家级博士考试。专业不同,考的科目也不同。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必须通过古俄语、专业俄语和哲学考试。只有考试全部通过者才被批准参加答辩。古俄语相当于中国的古文。试想古文对外国学生的难度,就不难想象古俄语对我的难度。对于其他同学,这门课如同复习一样,只有对我像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让我头疼不已。每星期我最不愿意过的就是星期四,因为这天有古俄语课。每次下课铃声一响,其他同学立即作鸟兽散,而我总是抱着一堆问题问老师。好在老师的敬业精神很感人,她很愿意倾其所知。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今天照常这样,下课后,同学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老师。等我把该问的问题都问完了,一看表,已经快1点了。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每次总是麻烦你。真不好意思,在你的课上我最差。”“不,一个月前这是事实,但现在不是了,你已经不是最差的了。我为你骄傲,你为所有学生做出榜样……”她还在一个劲地说着什么,但我已经听不见了,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帘。

　　转年6月我参加的第一门考试就是古俄语,结果是5分。成绩一出来,也顾不得有其他同学在场,我又一次哭了。虽然我平时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看悲情电视或电影时总能哭得跟泪人似的,但为一门功课哭两次,还是平生第一次。情绪稍缓后我立即跑下楼买了一大束鲜花,然后去办公室找柳德米拉老师。还没容我把感谢的话说完,她就打断我说:“不要感谢我,你要好好感谢自己。是你自己用付出的劳动换来今天的成绩,为学生解答问题是我做老师应该做的。”然后,她破天荒地一年当中唯一一次答应和我一起共进午餐,说好我请她,但最后她还是坚持付了自己的那一份钱。

　　话说回来,下了课,问完问题我就急急忙忙朝导师办公室跑去。说跑一点不夸张,因为她办公的地方离我上课的教学楼有一站地远,不跑就要迟到。她最不高兴学生迟到。等我气喘吁吁地走进导师办公室,她正在桌前收拾东西,见我进来,也没让我坐,就说:“我马上要开会,下星期这时间见。这是这星期给你列的书单,有问题打电话。”说完,也不理会等在门口准备见她的下属(她是教研室主任)就头不抬眼不睁地夺门而去。她走了,我才感觉累了,坐下,拿起导师给我的书单,天呀!又是10多本书,要了命了!

　　吃完饭,回宿舍拿了手提电脑就坐地铁去图书馆。平时图书馆根本没几个人,这几天可能是因为要期末考试了,平时冷冷清清的阅览大厅一下子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多人。我找 了半天,才在角落里发现一个空闲座位。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写论文。对面有一对情侣在窃窃私语,仿佛老鼠偷吃粮食的声音,我停下来,看了他们一眼。等他们不说了,再继续写。写着写着,一阵倦意泛了上来,于是推开电脑,便趴下睡着了。一觉醒来,看表,不好, 6点半了,来不及讲汉语课了!赶紧给经济学院打电话,告知今天课讲不了了,星期天再补。

　　晚上,在回学校的路上感觉特别难受,我预感可能要生病。第二天,果真因病未去上课。

　　(责任编辑:农雪梅)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俄语语言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