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保罗要塞内的监狱大致分成三部分——佐托夫棱堡监狱、“秘密囚楼”和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位于要塞西北角的佐托夫棱堡是彼得一世为纪念自己的老师、御前议事厅首脑、贵族杜马秘书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佐托夫(1644～1718年)而命名的,佐托夫棱堡竣工后不久便在这里建起了要塞内的第一处牢房(由此被称为佐托夫棱堡监狱)。牢内各囚室的墙面是紧邻涅瓦河水的要塞围墙,流动的涅瓦河水不仅使逃跑绝无可能,也使囚室内冷若冰窖。囚室的房顶呈拱形,罩有铁网的小窗玻璃上涂满白漆,在唯一的出口处安装着包着厚铁皮的沉重木门。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成员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被关押在这里的情景:“在囚室的铁床上铺有肮脏发亮的破布褥子,墙上挂着重达23俄磅(约9. 24千克)的惩罚犯人用的镣铐。”囚禁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别利亚耶夫(1803～1887年)的囚室中的床面由2块狭窄的长条铁板铺成,这2块铁板不仅薄厚不一,而且中间还留有很大的缝隙;被褥和枕头是塞满稻草的粗麻包,室内没有椅子,小桌子固定在墙上;墙角放着散发出难闻气味的马桶;室内空间极其狭小,长6步,宽4步。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大批被捕者被押往佐托夫棱堡监狱囚禁,使已有囚室的数量严重不足。于是,沙皇政府决定将位于要塞冠堡里的卫戍部队普通士兵居住的、用圆木搭建的窄小营房改建成监狱牢房。也就是说,佐托夫棱堡监狱扩大了,生存条件却越来越差。曾在这里遭到关押的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成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巴萨尔金(1799～1861年)在其回忆录里记录了这里的状况:“这些囚室的共同特点是昏暗、狭小、潮湿而阴冷,潮湿而发霉的墙面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狭小而昏暗的空间使人根本无法活动肢体和分辨室内状况。”十二月党人、南方和北方协会成员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甘格布洛夫(1801～1876年)也在回忆录中写到:“低矮的房顶上挂满蜘蛛网,蟑螂在墙面和房顶上爬来爬去……”

　　进入19世纪40年代,彼得保罗要塞监狱迎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成员。囚犯变了,可监狱状况丝毫未变:囚室内仍旧点油灯照明,向囚犯供应的伙食极差,数月不允许犯人洗澡,污垢像树皮一样扒在犯人的皮肤上。最让犯人感到恐惧的是这里的单独关押制度,它对犯人精神的摧残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给人造成的恐惧感是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得知的。

　　彼得保罗要塞内的三角堡从1733年起开始兴建,这是要塞内的三角形筑城工事,位置在棱堡之间、壕沟前面,用以配置火器,掩护要塞城墙免遭攻击。工事完工后,为纪念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该工事被命名为阿列克谢三角堡。沙皇保罗一世执政时期,这里开始兴建要塞内的第二处监狱。1796年监狱建筑完工后取名“秘密囚楼”。在这里关押过的犯人有: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成员、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派分子以及“谢苗诺夫团”的2名军士和10名列兵。他们中的十二月党人主要有救国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幸福协会和北方协会成员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亚库什金(1793～1857年),诗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多耶夫斯基(1802～1839年),北方协会成员别斯图热夫4兄弟,北方协会领导人之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特鲁别茨科伊(1790～1860年)上校,幸福协会和北方协会成员伊万·伊万诺维奇·普辛(1798～1859年),诗人孔德拉季·费奥多罗维奇·雷列耶夫(1795～1826年),南方协会会长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彼斯捷尔(1793～1826年)上校和南方协会领导人之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1796～1826年)中校等。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于1849年遭到当局镇压, 13名重要成员遭到逮捕并被关押在“秘密囚楼”的牢房里。他们中有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试图为百姓出版廉价书籍的亚历山大·潘捷列伊莫诺维奇·巴拉索格洛(1813～19世纪80年代),诗人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1816～1869年)和作家费利克斯-埃马努伊尔·古斯加诺维奇·托利(1823～1867年)。著名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也因涉嫌此案遭到逮捕,在这里被关押了8个月。

　　在“秘密囚楼”中被关押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现代人》杂志撰稿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鲁切夫(1836～1912年)在回忆自己狱中的生活时写道:“早晨8点左右,走廊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牢门被轻轻推开,门口站着手提牢房钥匙的司务长、穿戴考究的上士和2名列兵。上士端来洗脸水,我洗漱完毕后1名列兵将脸盆端走,另1名列兵将地上的水擦干,随后,司务长送上由一杯茶和一个小白面包组成的早饭。午饭只吃过2样食物,切成片的肉和汤或粥。晚上再送一次茶。卫兵在走廊里很少巡逻,也不得单独进入犯人的囚室。”奥布鲁切夫向监狱长提出看书的要求,开始只送来了一本《圣经》,在经过多次交涉后又提供了其他一些书籍,但内容绝不涉及现实问题。

　　俄国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也因揭露沙皇的改革骗局而遭到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这里。在“秘密囚楼”的牢房里他拒绝放风,不向沙皇政府低头。

　　他坚持斗争,创作出了经典名著《怎么办》。从1862年7月7日到1864年5月20日,充满激情的创作活动伴随着狱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度过了难熬的678个不眠之夜。

　　在1882～1884年期间,“秘密囚楼”中曾囚禁过俄国历史上最大的革命民粹派组织“民意党”成员。例如,“民意党”重要成员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伊洛夫(1855～1884年)、“民意党”执委会委员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弗罗连科(1848～1938年)、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巴兰尼科夫(1858～1883年)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科洛德克维奇(1849～1884年)等13人在“二十人审判案”[1]中被判入狱,就服刑于“秘密囚楼”。“秘密囚楼”的牢房有专门的囚服,由没有挂钩与扣子的粗麻内衣、外套和裤子组成。犯人被带到监狱后立刻被换上囚服,狱吏将换好囚服的犯人带到囚室,让犯人平躺在床上并给犯人盖上肮脏的被子,随后轻手轻脚地退出门外并将牢门轻轻关上,只把寂静留给犯人。囚室中湿滑的墙面上遍布着厚厚的霉层,小铁桌子同样固定在墙上,桌上只有一杯水,水杯上刻着阿列克谢三角堡的俄文缩写字母。昏暗的油灯映照着墙角的马桶,营造出一种阴冷的气氛。囚室外空旷寂静,听不到走廊里士兵的脚步声(巡逻的士兵穿的都是软底鞋)。囚犯既不能与巡逻士兵交谈,更不许与外界通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沙皇同意才可将犯人的信件带出狱外。民族志学家和民俗学家、出版过俄罗斯民歌集、童话集和谜语集的革命者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胡佳科夫(1842～1876年)从1865年起成为彼得堡伊舒廷小组[2]领导人。1866年4月4日,伊舒廷小组成员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卡拉科佐夫(1840～1866年)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招致当局对该组织的镇压,胡佳科夫也因此被捕,囚禁在“秘密囚楼”的牢房中。在谈到这里的犯人伙食时,胡佳科夫写道:“这里提供的伙食就连野狗都不会羡慕。”

　　恶劣的生活条件、与世隔绝般的囚禁方式、单调枯燥的监狱生活(不允许从事任何体力与脑力劳动)——沙皇政府希望以此将革命者的精神彻底摧毁。

　　“秘密囚楼”到1884年停止使用,狱中的犯人被转入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继续服刑。

　　1895年,“秘密囚楼”的整座建筑物被拆除,在原址建起了沙俄陆军档案馆,后成为列宁格勒军区机关报《保卫祖国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办公地。

　　进入19世纪60年代,社会局势更加动荡,要塞内牢房的数量又一次无法满足沙皇政府关押社会进步人士的需要。要塞司令科尔萨科夫将军向沙皇政府工程总局提出申请,计划先将特鲁别茨科伊棱堡内的建筑物改建为临时牢房,然后再兴建新的监狱。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1831～1891年)大公的支持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科尔萨科夫将军的方案,并责成工程总局尽快实施。

　　1870年,新的监狱大楼在特鲁别茨科伊棱堡内开始动工。这是一座2层的五角形建筑,虽然整座建筑物的高度略高于棱堡的围墙,但由于距离棱堡围墙尚有4. 5米的距离,因此,在棱堡的外部看不到这座监狱大楼。1872年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一经投入使用,立刻成为沙皇政府关押政治犯的专门监狱。十月革命胜利后,彼得保罗要塞回到人民手中,成为苏联著名的历史博物馆,到今天它仍在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而特鲁别茨科伊监狱大楼则是要塞内的主要景点之一。

　　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有一整套严格的监狱制度。运送犯人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特制的全封闭轿式马车, 1名宪兵军官和犯人坐在后排, 2名宪兵军士坐在前排。马车进入要塞后,首先驶抵要塞司令办公室,由押送军官拿到已经办好的关押文件后,马车再向监狱大楼前进。抵达监狱大楼后, 3名宪兵押送犯人进入楼内的第一个房间——警卫室。随着军官的一声口令,在警卫室值班的哨兵一律将脸转向墙壁,为的是无法看到犯人。这时,彼得堡卫戍部队的士兵登上马车,代替宪兵将停在门口的马车押送出要塞。宪兵则继续押送犯人穿过警卫室进入接待室,与早已等候在此的监狱长见面。

　　接待室内已预先为犯人准备了一套由粗麻布衬衣和裤子、大衣呢外套和木底棉鞋组成的囚服,在外套的后背上缝着一块标志苦役犯的黄布。“民意党”人П.С.波利瓦诺夫在回忆自己这段经历时写道:“进入接待室后,我身边围满了陪审军士和宪兵。3名宪兵开始给我换衣服, 1名宪兵首先摘下我的帽子,把它交给第2名宪兵,第2名宪兵又把帽子递给第3名宪兵,一眨眼的工夫我的帽子就在接待室里消失了。摘我帽子的宪兵这时抓住我大衣的左手袖子,第2名宪兵抓住另一只袖子,两人合力从我背后将大衣扯下,此时,第3名宪兵已经单膝跪地在扒我的皮鞋了。不到2分钟, 3个人就把我扒得像个初生的婴儿一样一丝不挂,动作的熟练以及配合的默契令人震惊。脱光我的衣服后,宪兵把手搭上我的肩膀,把我按到椅子上坐好, 1名宪兵用手指和梳子把我的头发打乱,另1名宪兵把头凑近我的耳朵,第3名宪兵掰开我的脚趾,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和脚趾里是否藏有违禁品。然后, 1名宪兵将我的头挟在腋下,另外2名宪兵抓住我的双臂进行旋转,把我的身体从里到外查了个遍。”

　　在确认犯人身上无任何违禁品之后,宪兵给犯人穿上囚服,监狱长开始向犯人宣读监狱规定。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亚历山大·西多罗维奇·沙波瓦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中对接待室里的场景有专门的记述。书中写到,监狱长故作姿态地举起右手,开始向犯人宣读监狱规定:“这里是要塞监狱,你们是囚犯,在这里不许大声说话、喧哗、敲物体、吹口哨、唱歌、涂抹墙壁,不许在图书馆提供的图书上写字。违反上述规定者将受到取消读书、停止与前来探监人员见面、停止与亲人通信、停止放风的处罚,如果这些还不够,你们仍旧继续违反监狱规定,我们将把你们关入禁闭室,或以穿拘束衣和戴镣铐等手段进行惩罚。”

　　监狱长宣读完监狱规定后,宪兵将犯人押出接待室,进入监狱内部连接每个囚室的狭长走廊里。走廊的一侧有朝向监狱院子的、装有毛玻璃的窗户,另一侧是一间挨一间的牢房。

　　用“民意党”人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菲格涅尔[3]的话来说,每扇牢门就好像一座竖立起来的灵柩。牢门的中部开有给犯人递食物的小 窗,小窗的上面有一条监视缝,专供监视犯人行为之用,这条缝隙被犯人称为“犹大缝”。

　　整座监狱楼内共有单人牢房69间。牢房内的天花板呈拱形,水泥地面,窗户紧邻天花板,透过窗户只能射进微弱的阳光。昏暗的牢房内配有一张木桌子和凳子,铺着2块铁板的铁床和被褥。牢门的两侧分别摆放着洗脸盆和马桶。照明用的煤油灯彻夜不息。19世纪70年代初在此坐牢的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地理和地质学家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革命家的札记》中详细记述了牢房里的状况:“极度的阴暗潮湿,如此湿滑的墙壁仿佛每天有人在泼水一样。为了抵御潮气对身体的侵蚀,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点燃炉火烘烤湿气,似乎燥热比阴湿更容易忍受。”两年的牢狱生活严重摧毁了克鲁泡特金的健康,到囚禁后期他甚至无法爬上二楼。极度的阴湿环境使监狱当局不得不将牢房里的木家具换成铁家具并固定在地板上。1896年被当局逮捕的革命民粹派分子、民意社成员玛丽亚·费多谢耶夫娜·韦特罗娃(1870～1897年)因无法忍受牢狱生活的折磨,在1897年用牢房里的煤油灯自焚而死。这之后,监狱当局撤掉了煤油灯,改用蜡烛照明。从1904年开始电灯进入牢房,安装在小铁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木制马桶也被换成了抽水马桶,陶瓷水池取代了洗脸盆。囚犯们想尽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有人用食物把鸽子吸引到窗前,抓住鸽子后再把写好的字条系在鸽子腿上,试图与外界取得联系。这一举动很快被发现,监狱当局于1907年在窗户的外部加装了遮挡鸽子的铁网。

　　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严酷的狱规使越狱绝无可能,在要塞监狱关押犯人的200年里从没发生过一起犯人越狱事件。监狱当局企图借助严酷的狱规、恶劣的生存条件彻底摧毁革命者的精神与肉体,但真正令人无法忍受的是监狱中时刻保持的死一般的寂静。沙波瓦洛夫在回忆录中对监狱内的寂静也有专门的描写:“这种持久的寂静只在灵柩里存在。宪兵在走廊里轻手轻脚地巡逻,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不经意间双脚的马刺和挂在腰间的钥匙会擦出轻微的金属撞击声,这些声响对于牢房里的囚禁者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偶尔也会传来一声宪兵插门的声音,但立刻就被四周的静寂淹没。走廊里巡逻的宪兵时常会在牢门前停住脚步,把耳朵贴到牢门上窃听里面的动静,听到的只有急速的脚步声;透过门上的监视缝观察犯人的举动,看到的是这个犯人正从牢房的一角快步走向另一角,就好像鸟笼里的鸟儿上蹿下跳,笼中的困兽焦虑不安地逡巡徘徊。” 灵柩中才有的寂静、恶劣的生存环境、枯燥单调的生活内容既折磨人的精神,也摧残人的肉体,最终把人的精力彻底耗尽。“民意党”人С.马丁诺夫斯基因涉嫌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80年在“十六人审判案”[4]中被当局判处先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服苦役7个月,后流放西伯利亚。在即将动身前往流放地之际,马丁诺夫斯基在监狱里和“十六人审判案”中被判处囚禁的同志们一一告别。看到他们时,马丁诺夫斯基惊呆了:只过了短短7个月,同志们全都萎靡不振、意志消沉、外表严重脱形,成了一群废人。特别是年轻的Я.季霍米罗夫,在法庭受审时还是那么健壮,这时已变成一具半瘫痪的僵尸:他被人从牢房里拖出,脸色灰暗、眼窝深陷、牙齿全部掉光,四肢骨瘦如柴,上面布满蓝黑色斑点。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革命者也没有放弃希望。别斯图热夫四兄弟中的老二米哈伊尔和老三尼古拉在“秘密囚楼”的牢房里发明了一套联络方法。他们把全部俄语字母按顺序排成6行5列,犯人在各自的牢房里用手敲打墙壁,先敲行数,再敲列数,行列的交叉处就是双方需要的字母。该方法简单实用,很快在犯人中间传播开来,但不久被监狱当局发觉。敲墙的人一天的伙食量减半,被罚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睡觉,隔壁的犯人也被调往其他牢房。

　　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大楼(以下简称监狱大楼)的一层和二层各有一个禁闭室,面积只是普通牢房的1/3,里面只有铁床和铁桌,冬季几乎不供暖,每天的伙食只提供水和面包。

　　禁闭室远离走廊和普通牢房,里面昏暗、阴冷,门窗紧闭,一般不给犯人点灯,将犯人完全置于黑暗当中。在牢房内敲墙、唱歌等严重违反监狱规定的犯人将被罚关禁闭,期限为1～6天。沙波瓦洛夫是这样描写禁闭室的:“我被推进禁闭室,牢门在我的身后重重地关上,四周立刻漆黑一片。刺骨的寒冷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浑身开始发抖,像疟疾病人一样打起了摆子。要是身穿皮袄、头戴皮帽、脚穿毡靴坐在这里还能坚持,可我只穿着秋裤和薄外套。为了不被冻僵,我开始飞快地踱步,向前、向后地用脚丈量起地面的面积,但黑暗很快使我失去了方向感,额头不时撞上墙壁,疼得我眼冒金星。伫立片刻后我略微调整了一下方向,重新开始踱步,这一次脚又重重地踢到铁床上。一股剧痛使我一下子摔倒了,着地的脸部立刻感到地面像冰一样寒冷。我像碰上火苗一样立刻跳了起来,沉思片刻后我突然懂了,这里根本不能行走。我试着在铁床上躺了躺,但遍布床面的铆钉圆头给人一种躺在核桃上的感觉,硌得我又一次从床上跳了起来,铁器的冰冷刺骨胜过水泥和砖。我只能不停地在原地踏步,渐渐地神志开始模糊,幻觉开始出现……3天后,牢门被打开,我步履蹒跚地挪出禁闭室,刚来到明亮的走廊,我就因睡眠严重不足、身体过度虚弱、精神极度紧张而晕倒在宪兵的怀里。”

　　结核病和精神病是犯人中最常见的疾病,狱医对此也束手无策,因为囚禁是犯人患病的根源。

　　负责看守监狱的士兵有宪兵、哨兵和陪审军士。哨兵来自彼得堡卫戍部队的不同团队,职责是昼夜站岗。陪审军士大多由在军队中服役多年的退役军士组成,他们与监狱里的宪兵彼此监视,在进入犯人的牢房和押解犯人放风时互相监督。

　　监狱的院子是犯人放风的地方,院子里有花坛,生长着树木和丁香。监狱当局煞费苦心地经营园艺,为的是在精神与感官上给犯人造成巨大的反差。监狱规定,犯人隔天放风1次,每次10～30分钟。勒柏辛斯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在我被关押期间,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候大概就是在院子里放风了。穿着自己的衣服在院子里沿着用石头铺成的小路散步,脑海中幻想着正常生活的场景。牢房那昏暗的一幕在视野里短暂地消失。眺望天空,虽然朦胧模糊,但那是真正的、能够自由翱翔的天空……”

　　革命民粹派分子伊波利特·尼基季奇·梅什金(1848～1885年)崇尚冒险。1875年他只身前往位于雅库茨克州的维柳伊政治犯流放地,试图把自1872年起在那里服苦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解救出来。他穿了一身宪兵军官的制服,向当地的县警察局局长出示了一份伪造的第三厅[5]的命令,内容是要县警察局局长将车尔尼雪夫斯基交给梅什金押往布拉戈维申斯克。县警察局局长对梅什金这种绕开雅库茨克州州长直接向他发布命令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于是建议梅什金带上2名宪兵前往雅库茨克,将第三厅的命令直接下达给州长本人。梅什金明白该计划已经失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摆脱2名宪兵的控制。在路上,梅什金开枪打死了1名宪兵,另1名却逃脱了。梅什金因此遭到逮捕,于1876～1878年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随后,在1877年10月18日～1878年1月23日的“一百九十三人审判案”[6]中,梅什金被判服苦役10年。这期间,他相继在诺沃别尔格罗德、姆岑斯克、伊尔库茨克等西伯利亚东部最恐怖的监狱中服刑。1883年,梅什金第二次被押到彼得保罗要塞,囚禁在“秘密囚楼”的牢房里,而隔壁的牢房里则关押着革命民粹派分子、“土地和自由社”创建人之一米哈伊尔·罗季奥诺维奇·波波夫[7]。在回忆梅什金在狱中的生活时,波波夫写道:“梅什金熟知监狱规定,很快便与同志们建立起了联系。他把宗教书籍中的空页撕掉,在上面写字,利用在院子里放风的机会把纸条放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他组织大家在规定的时间大声呼喊,为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与监狱当局进行不懈的斗争。”1884年8月,梅什金被押往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 1885年1月26日在那里遇害。

　　除了梅什金以外,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的俄国19世纪70～80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还有:“到民间去”口号的倡议者之一、奔萨和萨拉托夫革命小组的组织者德米特里·米哈依洛维奇·罗加乔夫(1851～1884年),“到民间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民粹派各省革命小组的组织者谢尔盖·菲利波维奇·科瓦利克(1846～1926年),“莫斯科人”小组[8]的组织者之一、在“五十人审判案”[9]中发表革命演说的索菲娅·伊拉里奥诺夫娜·巴尔金娜(1852～1883年),彼得堡最早的工人小组组织者之一谢尔盖·西利奇·西涅古布(1851～1907年)等人。被关押过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有:“土地和自由社”创始人之一马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松(1850/51～1919年),“土地和自由社”和“民意党”的组织者之一、执委会委员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依洛夫(1855～1884年)等人。米哈依洛夫于1880年被当局逮捕, 1881年1月10～1882年3月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1882年,米哈依洛夫在“二十人审判案”中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苦役。判决后,米哈依洛夫被转到“秘密囚楼”的牢房服刑, 1884年死于狱中。

　　曾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革命民粹派分子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雅鲍夫(1851～1881年)于1881年3月4～25日在监狱大楼的7号牢房服刑。热里雅鲍夫是“民意党”军事、工人和大学生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认为必须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并数次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定于1881年3月1日的行刺沙皇行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准备指挥这次行动,但2月27日却遭到逮捕。3月2日,当他得知行动获得成功的消息后万分高兴,立刻向检察长递交声明,宣布自己与3月1日事件有关,如果不是在这之前遭到逮捕,他定会亲手将亚历山大二世置于死地。3月4日,他被押往彼得保罗要塞,囚禁于监狱大楼内的7号牢房。在随后对他的审判中,热里雅鲍夫试图陈述“民意党”的行动纲领,展示革命者的功绩。虽然他的发言数次被法庭打断,可他还是猛烈抨击了以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法庭最终判处热里雅鲍夫绞刑,于1881年4月3日在谢苗诺夫广场(今少先队员广场)执行。与热里雅鲍夫同时遇害的还有“民意党”执委会委员索菲娅·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年)、季莫费·米哈依洛夫、尼古拉·基巴利契奇和投出第一颗炸弹但在审讯时变节的尼古拉·雷萨科夫。

　　在被逮捕的“民意党”执委会委员中有俄国著名革命家、学者和诗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1854～1946年)。1880年年初,莫罗佐夫侨居国外,在伦敦他拜访了马克思并准备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后在俄国出版。他的举动引起了沙皇政权的注意。

　　1881年年初,莫罗佐夫刚返回祖国便遭逮捕,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大楼的9号牢房里。

　　1882年,莫罗佐夫在“二十人审判案”中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判决后,莫罗佐夫又被投入“秘密囚楼”的牢房,1884年被押往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服刑,直到1905年革命爆发才得以出狱。

　　波兰革命家路德维希·瓦伦斯基(1856～1889年)是波兰工人的第一个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党的创建人。1883年,瓦伦斯基被沙皇政府逮捕并被判处16年苦役。这期间,他曾于1886年6月16～28日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11号牢房服刑,1889年死于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

　　俄国女革命家季娜伊达·帕夫洛夫娜·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1869～1948年)因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沙皇政权逮捕, 1896年9月7日～11月28日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监狱17号牢房,后被流放。

　　十月革命胜利后,她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克鲁普斯卡娅的助手。

　　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彼得·阿纳尼耶维奇·克拉西科夫(1870～1939年)早年因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普列汉诺夫交往密切而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并于1894年4月14日～10月31日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21号牢房。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曾出任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

　　革命民粹派分子格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洛帕京(1845～1918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资本论》俄文本的第一个译者。他一生中多次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与逮捕。1884年他逃离流放地后开始着手恢复“民意党”组织。1887年,洛帕京在“二十一人审判案”[10]中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苦役,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监狱。

　　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因参与“到民间去”运动并加入“柴可夫派”[11]小组而遭到逮捕,于1874年3月27日～1875年12月20日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39号牢房坐牢。

　　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菲格涅尔在1882年以后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民意党”执委会委员,开始恢复已遭破 坏的组织。1883年初遭到逮捕,于1883年2月16日～1884年10月12日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43号牢房坐牢。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被捕前是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的学生,酷爱动物学和化学,喜欢从事科学活动。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乌里扬诺夫是一个沉稳寡言的人,他时常表现出坚毅、严肃、刚强的性格,深受同学们的尊重。乌里扬诺夫认为,解决俄国的问题必须通过恐怖手段,只有通过恐怖手段才能制止政府的行动,为广大民众赢得政治上的自由。“民意党”内的“恐怖派”于1886年成立,乌里扬诺夫起草了行动纲领并成为该组 织的创建人之一。1887年年初,“恐怖派”开始筹备行刺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恐怖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彼得·雅科夫列维奇·舍维廖夫(1863～1887年)、“恐怖派”成员约瑟夫·杰缅季耶维奇·卢卡舍维奇(1863～1928年)和乌里扬诺夫一起承担起了领导这次暗杀行动的责任。原定3月1日进行的暗杀行动因组织者提前被捕而流产,当局立刻开始了对“恐怖派”成员的审讯工作。3月3日～5月5日,当局把乌里扬诺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大楼的47号牢房里。起初,对乌里扬诺夫的审讯收效甚微,不利于乌里扬诺夫的证据寥寥无几。宪兵们根本想不到面前的这个人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随着П.С.戈尔昆和М.Н.坎切尔等其他成员的被捕,乌里扬诺夫的身份开始暴露。他开始承认与这次行动有关,并尽一切可能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3月31日,警察局允许乌里扬诺夫的母亲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乌里扬诺娃探监,希望她能够对儿子的固执施加影响。但乌里扬诺夫拒绝了母亲的请求,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献身。随后,亚历山大三世核准了乌里扬诺夫和其他4位参与暗杀行动的同志的死刑判决。5月4日深夜, 5人被戴上镣铐,押往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 8日被处绞刑。

　　从19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走上俄国革命的舞台,彼得保罗要塞监狱的牢房里也开始出现他们的身影。沙波瓦洛夫最初参加了“民意党”工人小组的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开始远离“民意党”组织,并于1895年加入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沙波瓦洛夫因积极参加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行动被当局逮捕,于1896年6月24日～1897年2月19日被关押在监狱大楼的48号牢房里。在审讯沙波瓦洛夫的法庭上,法官曾威胁说:“以你的罪行我们可以判处你绞刑或至少20年苦役。”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恼羞成怒,命令监狱当局将沙波瓦洛夫关入监狱中的禁闭室,但仍然无法使沙波瓦洛夫屈服。1897年,沙皇政府将沙波瓦洛夫流放米努辛斯克县。沙波瓦洛夫在那里见到了列宁、克鲁普斯卡娅、林格尼克、格列布·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872～1959年)和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从此成了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斯塔尔(1872～1939年)于1903年11月25日～1904年5月8日在第49号牢房服刑。斯塔尔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运动,多次遭到当局逮捕。华沙棱堡监狱、明斯克女子监狱、莫斯科塔甘监狱、彼得堡的预审监狱和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尔文(1874～1955年)于1897年1月14日～3月在第51号牢房服刑。19世纪90年代初期,西尔文在彼得堡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来到彼得堡后,西尔文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1870～1926年)和彼得·库兹米奇·扎波罗热茨(1873～1905年)等人介绍给列宁。他们一起从事出版、发行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的工作。1897年年初,西尔文作为彼得堡“工 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核心成员被当局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十月革命胜利后,西尔文侨居英国,著有回忆录《党诞生时期的列宁》。

　　与列宁一起积极组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林格尼克(1873～1936年)于1896年年底因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而遭逮捕,于11月29日～1897年2月28日被关押在52号牢房,后流放西伯利亚。他利用《火星报》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成为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

　　俄国革命家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1863～1933年)因加入“民意党” 遭当局逮捕,于1894年4月21日～1895年1月31日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53号牢房服刑,后被转入其他监狱。1898年年底,他被流放奥里明斯,并逐渐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革命活动家勒柏辛斯基(1868～1944年)因宣传推广《火星报》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组委会委员,于1902年11月4日被当局逮捕, 11月20日～1903年2月20日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54号牢房服刑,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勒柏辛斯基成功逃往国外, 1905年返回俄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工作,积极参加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俄国革命运动的杰出代表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1873～1905年)因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遭到当局逮捕,于1897年3月21日～1898年12月29日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56号牢房。恶劣的牢狱生活没有摧毁鲍曼的革命斗志。在流放期间,鲍曼于1900年成功逃往国外。在国外,他结识了列宁,并成为《火星报》的代理人之一。莫斯科当局把鲍曼视为俄国最危险的革命者,甚至在向沙皇汇报情况时指出:哪里有鲍曼,哪里就会出现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列宁的《火星报》。

　　1905年,俄国革命步入高潮期,迫于压力,沙皇政府发布“十月十七日宣言”[12]。10月18日,鲍曼组织了一场以赴塔甘监狱释放政治犯为目的的游行活动。他本人乘坐四轮轻便马车,与游行的人群一起列队前进。这时,一个被当局收买了的黑帮分子跳上马车,用铁管击中鲍曼的后脑……惨案就这样发生了。10月25日,列宁在《无产者报》上发表文章,纪念鲍曼的不幸逝世。

　　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巴甫洛夫团第4连队的19名士兵因调转枪口加入起义队伍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成为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沙皇专制制度的最后一批囚犯。

　　特鲁别茨科伊棱堡内的五角形监狱大楼历经风雨,本已破旧不堪。1959～1963年,要塞管理部门用4年时间对建筑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复工作:将走廊与囚室内墙壁的颜色恢复到1870年时的颜色,并按文献记载标出牢房的号码及被囚禁于此的人物介绍,使监狱大楼成为彼得保罗要塞内仅次于彼得保罗教堂的重要景点。

　　(责任编辑:农雪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1]“二十人审判案”指1882年2月9~15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对“民意党”人的审判案。该案涉及“民意党”执委会委员11人及情报员9人,他们被指控8次预谋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其中Н.Е.苏哈诺夫被判处死刑,А.Д.米哈伊洛夫、Н.А.莫罗佐夫等13人被判处终身苦役,其余人等被判处不同刑期的苦役。
[2]伊舒廷小组为1863~1866年莫斯科秘密革命组织,该组织的前身是土地与自由社,领导人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伊舒廷(1840~1879年)。
[3]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菲格涅尔(1852~1942年)为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作家、“民意党”执委会委员,参与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1882年后,她作为俄国国内唯一幸存下来的“民意党”执委会委员,曾试图恢复被警察破坏了的组织。1884年被判处终身苦役,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渡过了20年。1906~1915年流亡国外。著有回忆录《永不忘怀的劳动》(第1~2卷, 1964年)。
[4]“十六人审判案”为1880年10月25~30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对“民意党”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审判案,被控预谋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该案中,А.А.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和А.К.普列斯尼亚科夫被判处死刑,4人被判处终身苦役,其余人被判处不同刑期的苦役和流放。
[5]第三厅隶属俄国御前办公厅(1826~1880年),为政治监视与侦察机构,负责镇压农民和革命运动。其所辖的独立宪兵团为执行机构,第三厅厅长兼任团长职务。
[6]“一百九十三人审判案”为俄国19世纪7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审判案。在该案中,革命民粹派分子、“到民间去”运动的参加者被控建立旨在推翻现存制度的组织。
[7]米哈伊尔·罗季奥诺维奇·波波夫(1851~1909年)为“到民间去”运动的参加者、土地平分社成员。1879年开始与“民意党”人接近。1880年被判处终身苦役,直至1905年一直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服刑。著有《一个“土地和自由社”成员的札记》。
[8]“莫斯科人”小组为1874~1875年莫斯科知识分子和工人的革命民粹派组织。它试图建立全俄国的革命政党,在莫斯科、图拉、基辅、奥德萨等地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活动, 1875年秋遭破坏,小组成员被判有罪。
[9]“五十人审判案”为1877年2月21日~3月14日对“莫斯科人”小组成员(其中工人14人,妇女16人)的审判案。在该案中, 10人被判处不同刑期的苦役, 26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 11人被判处徒刑。
[10]“二十一人审判案”为1887年5月26日~6月5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对Г.А.洛帕京等人的审判案。在该案中,他们被指控参与“民意党”刺死宪兵中校苏杰伊金的活动。约有300人受到侦讯,其中5人被判处终身苦役,其余人被判处不同刑期的苦役和流放。
[11]“柴可夫派”为1869~1874年彼得堡革命民粹派,最初由纳坦松、亚历山德罗夫、柴可夫斯基等人组成,他们是“到民间去”运动的发起人。“柴可夫派”1871年同彼罗夫斯卡娅小组合并,在莫斯科、基辅等地有分组。
[12]“十月十七日宣言”为《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由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10月全俄政治罢工达到最高潮时签署,宣布赐予公民自由,答应成立国家杜马。这是专制制度对起义人民的被迫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