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的不打仗：滨海边疆区的经济利害关系和民族关系

　　最近的研究表明，扎根于文化差异中的潜在敌意，民族集团的积极行动，历史先例，社会体制结构和政治体制结构，每个因素本身，或者这些因素产生的综合力量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导致有组织的民族之间的暴力。这些仅是构成民族冲突的结构—职能论的若干因素。

　　作出这种评价的原因是，上述理论以结构因素为基础。这些结构因素的作用就像大自然的力量，较好地解释了很多集体暴力产生的原因。1999年春季和秋季，我到过滨海边疆区的很多地方，那是中国移民做生意、工作和居住的 地方。我发现，俄罗斯公民和中国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带有和平性质。通过这些观察看到，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着合作，双方集团认识到经济需求和相互关系中的利益(如反对某一犯罪集团、反对欺诈行为)，也因为中国人不与斯拉夫人居住在一起，他们居住的地方小而分散。

　　通过这些观察还可以看到，大概是经济利害关系抑制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反华活动，特别是上层的反华活动。不但如此，经济利害关系在滨海边疆区的政治形势中是一个强大的因素，因为在这里，法治国家的因素和道德因素比较弱，还不能限制纯粹实利主义的行为方式。

　　在滨海边疆区的边境经济活动中形成了一些经营手段，这些手段以以下方式对民族合作中的经济利害关系产生影响。

　　1.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增加了地方预算、边疆区预算和联邦预算的税费收入。企业和商业活动激活了税费征收，增加了如下税费收入：税收和关税；签证和出入境文件办理手续费；客运和货运服务付费；房屋租赁费和使用费、环境保护税费；卫生检疫许可证手续费等官方规定的付费。联邦预算对地方提供的资金往往不能按时足额到位。而边疆区同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由于是现金交易而不断地 增长。

　　在滨海边疆区同中国的边境经济交往产生的正面效应表现在一系列指标上。在该区主要城市和边境区域，俄中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额和提供的服务额，1993年为40万美元，1996年增加到480万美元。虽然1998年下降到140万美元，但比1993年还是增加了2．5倍②。尽管这些生产数字很小，但这一时期的合资企业激活了边疆区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流转，在进行这类贸易的大多数城市和地区，其收入超过地方税务机关和俄罗斯联邦税务机关征收的税费收入③。这样的货币收入平衡在客观上加强了地方政府上层人物关心和支持同中国的经 济往来。来自贸易的收入比来自征税的收入越多，俄中合资企业向国家官员和地方政府支付的服务费就越多，自然，他们从中捞到的各种物质利益就越大。

　　甚至在具有多种经济部门的大城市，从俄中合资企业商业活动得到的收入也超过预算税收和其他税捐收入的总和(如1997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2．7倍、在纳霍德卡为7．2倍)。即便是在比较不发达和经济基础比较单调的地方，上述合资企业在某些年份也保障了销售额，这些销售额超过地方税收的若干个百分点④。

　　与此同时，滨海边疆区经济依赖中国劳动力的程度在总体上看是很低的，在1994—1997年期间，中国劳动力只占边疆区劳动力的0．9％一1％⑤。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移民大多数从业于建筑业和农业(主要是蔬菜种植)，也就是说，这些行业是俄罗斯工人不愿意干的行业。

　　因此，地方企业领导人、商人和官员有兴趣与中国移民合作。按滨海边疆区移民局局长的话说，俄罗斯的生产领导人雇佣中国劳动力出于以下3个主要原因：他们工作质量高、守纪律和有专业技术(特别是在建筑业和蔬菜种植业)。

　　199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中心的主要的和责任重大的建筑工地上，如该市主要广场上的苏维埃战士综合纪念馆的修复工程、大 学校舍的修建工程，据作者亲眼所见，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是作为另一个民族的中国人和朝鲜族人。按1996年和1997年的统计资料，边疆区来自中国工人的官方注册数据的变化基本符合农业生产变化(这两年是为进行本项研究能够搜集到必要资料的时期，选择这个时期不是本文作者可以决定的)。如，1996—1997年，滨海边疆区来自中国的移民—劳动力减少了18％，在这同一时期，蔬菜种植业生产相应地减少了21％⑥。

　　2．边境地区的客货运输和商业活动给俄罗斯的地方企业家和私人提供了赚钱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雇佣劳动力的机会，增加了同中国人进行交往的价值，降低了争夺劳动位置的竞争力。构成这种行为动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滨海边疆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和购买力急剧下降，这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外部的)收入来源，购买比较便宜的商品。从1993年到1997年，滨海边疆区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工资降低了16％(按1991年的价格)，1998年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1991年的37％⑦。

　　边境贸易正好给滨海边疆区居民减轻某些经济困难的机会。这种机会已经被积极地利用了起来，如下事实说明了这一点：1992—1996年期间，居住在滨海边疆区的居民访问中国的人数(大多数是“倒爷”生意)比中国公民访问滨海边疆区的人数多出大概9倍⑧。几乎在滨海边疆区的所有城市里，都建有“中国”市场，在这里做生意的一半是俄罗斯人。这些市场正在继续扩大。本文作者做过计算，1999年5月，按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市场上的实际价格，市场价格平均大约为商店中商品价格的2／3。

　　3．地方政府的资金越多，它们支持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领域的能力就越大(这有助于在选举中赢得选民的选票)，包括维持“中国”市场上的卫生状况和保障安全(减少构成民族间紧张关系的社会经济潜力)。还有，在联邦预算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利用地方财政资金、在地方上取得的资金堵塞财政窟窿(包括军人工资)，加大对强力部门的影响力。而这些资金一般都来源于同中国商人做生意。

　　4．边境相互合作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这使国家公务人员产生获取个人好处的愿望。其方法是，将这些资金私有化，或者利用这些资金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让制定法律和决定的国家机构改动法律和决定，以法律“例外”的形式为获取公共财产披上合法外衣。通过行贿受贿得到好处最多的要算边防人员、海关机关工作人员、移民局的工作人员、派到“中国”市场上工作的警察以及税务机关、颁发许可证和制定商业规则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滨海边疆区边境地区的经济活动扩大了地方的税收基础，从经济上给当地居民以支持，让政界的上层和商界的上层有可能通过将得到的国家收入实行私有化而获取利益。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边疆区和俄罗斯远东，在政治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方面，限制反华动员的动机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考虑到俄罗斯(也包括滨海边疆区)当前的经济困难，应当说边境经济活动的收人是相当高的，这产生了为中国商人和企业家创造条件、使他们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巨大兴趣。

　　从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相当可能)来看，大部分居民没有把边境经济活动带来的好处看在眼里，而把整个中国移民视为地缘政治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政界上层就要考虑潜在选民的观点和情绪，注意采取限制移民和限制中国公民在本地区进行经济活动的措施。

　　在这种形势之下，政界上层的利益将产生分化。从中国公民的边境经济活动中获利较少的上层代表对采取反移民措施(依靠强力部门)最感兴趣。从中国公民的边境经济活动中获利较多的上层代表面临抉择境地：是根据社会舆论采取强硬反移民立场并以此取得最大的政治回报(即快速赢得政治分)合算呢，还是继续支持边境经济活动(也就是移民)以便不丢失重要的收入来源合算。至于说到社会舆论，重要问题之一是，当地居民对中国移民的态度是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移民的规模呢，还是取决于能否看清楚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合理解决移民抉择的办法之一是下述两方面的平衡战略：一方面是，适应斯拉夫人地缘政治担心，做政治上的象征性公开声明；另一方面是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民族政治动员的潜在催化器(如“俄罗斯民族统 一”)的活动，为中国投资者和商务人员改善经营条件。

　　合理解决移民抉择的另一个办法是“有限制”的积极化，也就是说，强化对中国移民的入境、流动和居住登记的监管并调节他们的商务活动。看来，采取如规定签证数量或鼓励驱逐出境的严厉措施是不足取的。但是，当上层人物获取经济利益的水平下降(特别是急剧下降)时，平衡战略和“有限制”的积极化以极大的可能退化为反华动员战略时，政治领袖对抑制民族动员的兴趣将会降低，而对移民和民族差异的政治化兴趣则要提高。

　　这种行为动机的逻辑表明，在滨海边疆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行贿受贿虽然在最近的将来能够成为抑制民族政治动员的一个因素，但在比较远的未来，也可能成为民族政治关系急剧变化和突然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滨海边疆区的各个区和市随着来自中国的移民集团(主要是作为外来民族的中国人和朝鲜族人)的水平超过平均水平(例如乌苏里斯克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伴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反华动员升级的巨大危险。

　　由此看来，评价滨海边疆区国家行政官员通过潜在私有化获得收入的规模，对于确定抑制还是鼓励民族政治动员所产生的政治利害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应当指出，研究后苏联的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在整体上达成一个共识，即官员们的营私舞弊和寡头政治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如此，按华盛顿州大学经济学教授J．托尔敦的说法，后苏联的俄罗斯的营私舞弊和寡头政治以及演化成为所谓的“制度险区”，已经转变成为“制度规范”。“这些制度规范将高成本的交易负担加在经济上”，并“有可能凌驾于其他制度规则之上”⑨。

　　经济坠人这些险区，政治决策人便可以有能力不再改变游戏规则或者破坏这些游戏规则的变更，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监管权力”在减少威胁。这符合滨海边疆区的实际情况⑩。

　　在这种形势之下，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将缩短已经通过的决定的执行时效(降低对长期计划的 兴趣)，并表现出对营私舞弊兴趣的加强①。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物质利益对上层人物政治取向的影响要比政治上的象征性利益产生的影响大得多②。

　　滨海边疆区的普通老百姓在日常交往中都承认，在监管边境经济活动的官员中受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对此并没有系统具体的资料。1999年冬季对100名中国移民的抽样调查间接地验证了滨海边疆区公民的看法。例如，对“为了安全，您把钱交给谁?”这个提问，来自中国的62％的被询问者回答说，“交给当官的”；80％的人回答说，“交给警察”；55％的人说，交给“边防人员”；60％的人回答说，“交给交通管理人员”。换句话说，不交“保证安全”的钱，大多数中国公民在滨海边疆区从事商业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对“哪些政府措施影响您的商业活动?”这一问题，65％的中国移民回答说是“很高的进口税率”，86％的人回答说是“对中国移民的严格监管”，73％的人回答是“禁止在街上做生意”，23％的人回答是“签证监管”，17％的人回答是“罚款”③。

　　有些事实表明，当涉及捞取个人经济好处时，官员们往往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商业周 刊《金角》于1999年4月报道，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了13个“中国”市场和两个商业批发基地，这些市场和基地有效工作，但不合法。在同一篇文章中援引消息来源的估计说，30个中国家庭出售了同一个食品批发基地的蔬菜和水果，价值高达40万一50万美元，不进行税务登记也不交税。乌苏里斯克市由于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的市预算收入增加了1倍。当地海关管理机关担心失去自己的收入，停止了市卫生检疫部门对存放在海关批发仓库中来自中国商品的质量检查④。按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地区经济关系委员会外贸局局长奥 利佳·普罗斯库利亚科娃的统计，边境地区“倒爷”的贸易额比滨海边疆区与中国的官方贸易额高1倍⑤。

　　199l—1998年滨海边疆区的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公众对中国人的看法

　　在对待同中国的边境贸易问题上，是支持还是反对，经济利益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滨海边疆区的上层和基本居民群众之间，在支持还是反对的性质和程度上，在各个城市和地区，各不相同。与此同时，政府上层人土具有现实的发财机会，对于广大的居民群众，优先的问题是在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能够活下来。就个人而言，上层人士比较敏感的，是边境经济活动为个人发财致富带来机会的增多与减少，广大居民较为关心的，是整个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不太注意边境贸易所带来的收入水平的起伏。

　　统计资料显示，滨海边疆区在同中国的边境贸易中得到的整个经济效益，在1993—1996年呈增长趋势，而在1996—1998年，则呈下降趋势。在时间上，滨海边疆区经济效益下滑与国家机关的美元拨款减少相吻合。这些趋势同滨海边疆区的俄罗斯人对中国移民态度的影响相矛盾。一方面，在逻辑上可以预料，不管是在上层人士中间，还是在基本居民中间，都认为不可能指望依靠边境商务合作会改善边疆区经济。但期望的落空加重了对中国公民更为不友好的态度，在这一基础上激起了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们和集团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增强了社会公众对中国移民的敌意。

　　另一方面，同样的经济发展趋势可能导致社会公众要求加强改善中国公民在边疆区的经商条件，实行扩大居民参加边境经济交流的政策。可以预测，这些动机的矛盾性将会让政治上层人士倾向于实行“双层游戏”——采取政治上的象征性措施以防止滨海边疆区“中国化的蔓延”(为获取抑制居民消极情绪的分数)。与此同时，更为强劲地抑制极端的民族主义集团，继续加强国家调整边境的经济活动(为扩大国家和个人的收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社会舆论研究室从1991年起就滨海边疆区社会公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进行了社会调查，并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社会舆论进行了分析(见表)。对居民的调查按随机提问的方式，就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职业和居住地等项进行。表的右边表示的是滨海边疆区居民的公众舆论对各类“中国因素”观点的变化，即1991—1994年(边境贸易的经济效益增长时期)与1997—1998年(边境贸易经济效益和边境贸易活动的收缩时期)相比的变化。如果后者的询问平均统计数字比前者多出大约4％，那么，这个数字就算是比较大的变化。下列发展趋势值得注意。

　　1．几乎有一半的回答者仍然认为，由于中国在该地的扩张，俄罗斯将要丢掉在远东的疆土。在1998年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俄罗斯如何丢失滨海边疆区的这些领土?”这一问题的答复是，16％的人回答说，“通过两个国家的谈判”和“两国达成的协议”；12％的人认为是“强行夺取”。但有相当多的人回答说，这些领土将会通过中国公民“和平渗入”滨海边疆区而离开俄罗斯转归中国。在问卷中“和平”渗入的机制 定为在滨海边疆区“工作、做生意、旅游和结婚”⑥。

　　2．对“中国人出现在滨海边疆区”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回答说“无条件赞同”的人不超过5％。1998年与1994年相比，对中国人出现在滨海边疆IX"I临时从事建筑业和农业工作”持赞同态度的人减少了4％。在滨海边疆区居住的俄罗斯人很少有人愿意让其他民族集团的人在自己的领土上长期居住，只有很少数的人认为，可以把1937年以前朝鲜族人在滨海边疆区居住过的地方归还给原来住在那里的朝鲜族人(1997—1998年与1991—1994年相比，持反对意见的人数减少了，但难于回答的人数却增多 了，即支持朝鲜族的人数在下降)。

　　3．1998年与1994年相比，在被调查的社会集团中，大多数受过中等教育、专业技术教育且收人高的人(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以及新经济结构集团的人(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和军人认为，中国将潜在地占领滨海边疆区的领土。在国家职员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中，只有很少的人认为，滨海边疆区将划归中国。被访问者的低教育水平和较高收入，与他们反对中国人临时来到滨海边疆区是相关连的。结果对1993—1998年经济发展变化产生不同影响。

　　经济波动使基本居民群众经济利益减少，而对国家职员来说，边境贸易和边境商业为他们带 来了好处(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高学历，但名义收入为低水平或中等水平)。

　　4．从1994年到1998年，被询问者中，不赞成自己的亲属同中国人结婚的人数明显增加，达到13％，与此同时，认为同中国人结婚是个人私事的人数减少了22％。这些数据是滨海边疆区居民民族对抗性增强的极其重要的间接指标，滨海边疆区的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越来越强烈地把中国人看作是异己的另一个种族。这种把中国人看作“异己种族”的强烈认识也是对“安全抉择”和“监督承诺问题”产生综合影响的可能后果之一。

　　5．1998年，1／5被询问的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大批少数民族(问卷中列举了朝鲜族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伏尔加河日耳曼人)被强制驱逐，是当时领导人英明的表现，持这种观点的人比1991年增加了1倍。换句话说，在1994—1998年期间，潜伏的民族对抗增加了，与此同时，支持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比例增加了。

　　6．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人典型品质的认识有了发展，它反映了滨海边疆区民族间潜在敌意的增长。从1992—1998年，在被询问的俄罗斯人中，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人诚实、有礼貌、负责任。尽管1998年在被询问的人中有大量的人把热爱劳动、有进取心归结为中国人的品质，但也有很多人指出中国人的如下特点：侵略性和狡猾。认识其他民族集团禀赋的这种趋势符合“经济相对贫困”发展态势影响下的民族冲突升级的逻辑⑦。

　　结论：某些政治推论和建议

　　1．对20世纪90年代滨海边疆区社会舆论的调查表明，该区正在加强对自己安全程度的关心，这助长了对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民族差距的认识，增强了对在滨海边疆区经商的中国公民商业进攻性的认识。从社会舆论中的这些发展趋势可以得出如下并非迂腐的结论：在滨海边疆区，如果仍然没有能够降低“安全抉择”效应的解决多方争议和冲突的国际机构或机制，不管是消极的人口发展趋势，还是积极的经济发展趋势，都会助长民族间敌对情绪的增长，助长反华(潜在的反俄)动员的增长。

　　2．与此同时，尽管滨海边疆区的主要政治活动家使用民族主义辞藻，但他们仍然有可观的经济利益来制止反华积极性。事情的另外一面，即不好的一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认识到同中国的边境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减少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考虑到如建立“图曼干”自由经济区(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这类多方合作项目的严重形势，越来越关心 通过民族问题(特别是车臣战争背景)升级来提高政治威望——因中国移民而建立地缘政治威胁联盟和人口威胁联盟的可能性就会增强。

　　1996年以后的经济发展趋势(如合资企业的贸易规模、投资规模和收入等指标)说明，在整体上，边疆区抑制反华动员的物质利益在减少。作者对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采访、对社会舆论的调查资料都说明，他们都在重新评价“中国化”的现实威胁。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远东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对于同中国移民的结合、在多种文化的相互宽容、协调和合作方面准备不足。与此同时，在滨海边疆区和整个远 东，长期的人口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决定着中国移民逐渐增长的必要性。

　　3．俄罗斯政府能够作出重大贡献来改变该区的条件，以便减少在“安全抉择”框架内认识中国移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让远东居民和上层在其工作中改进同中国的合作条件，在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移民过程的框架范围之内，为在边疆区的中国移民建立更为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具体步骤之一可以像俄罗斯同美国合作那样，合作建立和发展这样一些机构，如多方面、多民族组成的机构，以便研究制定边境合作项目，解决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问题。

　　从这一观点出发，发展现有机构如美国西海岸与俄罗斯远东合作组是有意义的，该组织是在戈尔一切尔诺梅尔金双方委员会框架范围之内建立的。它像是多方合作的催化剂，继续研究在俄罗斯、中国、朝鲜、韩国和日本的结合处设立跨国经济项目的工作。重要的是不要丢失已经得到的经验，在俄罗斯和美国新总统上任的时候维持这个组织的法律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吸收中国、朝鲜、韩国和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商界人士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是有益的。与此同时，可以并行开展如下工作：直接或者通过同欧佩克成员国政府谈判，提高它们在发展该地区的作用，鼓励联邦权力机关和地区权力机关以及商人研究制定多方发展经济项目的建议，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实施产品分割协议法和发展基础设施。吸收它们参加这些项目和机构，也能够减少中国商人对“短平快”获利战略的强烈关注程度，减少俄罗斯远东自然资源和固定资产的拍卖。

　　4．俄罗斯政府可以加强同美国等国的合作，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通过联合国国际开发署(制定了“图曼干”项目)，提高它们在降低滨海边疆区和俄罗斯远东民族紧张程度方面的经济关注力度。俄罗斯政府同其他参加国一 起让这个组织提高对本文所研究的人口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滨海边疆区政治上层人士在这两个问题上增加了对“图曼干”项目的消极认识。

　　5．为积极建立和巩固远东的多方机构和论坛，进行了研究工作，确定了多方跨国机构在降低“安全抉择”效应中的作用。另外，有许多步骤要做，但不必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就可以做。这些步骤开始得越早，俄罗斯避免代价更高的步骤概率就越高，即便是在久远的未来，在20世纪90年代在该地区出现的不稳定的人口发展趋势、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政治发展趋势再度死灰复燃。

俄罗斯居民对住在滨海边疆区的中国移民的态度(％)

	1991年	1992年	1994年	1997年	1998年	1997-1998年与1991-1994年之差
询问题目	N=1010	N=1200	N=869	N=620	N=522
1．中国扩张／丢失领土的可能性
是			45		47	2
否			26		23	-3
难于回答			26		28	2
2．对中国人出现在滨海边疆区的态度
我无条件赞同			5		4	-1
我支持临时在建筑业、农业工作			53		49	-4
我不赞同			53		38	5
难于回答			6		6	0
3．对同中国公民结婚的态度
可以			1		2	1
我不赞成			33		46	13
结婚是个人的事			58		36	-22
难于回答			4		9	5
4．可否将1937年以前朝鲜族人住的地方划归原来住在这里的朝鲜族人
是	9			5	7	-3
否	67			60	56	-9
难于回答	22			34	35	12.5
5．强行驱逐少数民族(朝鲜族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伏尔加河日耳曼人)
非法的独断专行	65			56	61	-6.5
领导人的英明表现	10			18	20	9
难于回答	25			25	18	-3.5
6．中国人最突出的品质
热爱劳动		50		83	70	26.5
侵略性		5		20	27	18.5
自私自利		5		5	7	1
有进取心		17		34	33	16.5
慷慨				1	1
负责任				8	5
善于理财				13	16
诚实				4	4
有礼貌				7	4
狡猾				40	43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符拉迪沃斯托克91、94、97、98年秋季社会调查综合报告》。表中N为被询问并作答的人数。

　　(原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2000年第12期。立 木译)(责任编辑：周恒云)

　　 ① 米·阿列克谢耶夫系美国圣迭戈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

　　②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滨海边疆区国家统计局：质询答疑》，1999年5月28日第19—39期。

　　③ 同上。

　　④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滨海边疆区国家统计局：质询答疑》，1999年5月28日第19—39期。

　　⑤ 同上。

　　⑥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滨海边疆区国家统计局：滨海边疆区城市和地区的社会领域》，符拉迪沃斯托克1998年版，第80—81页。

　　⑦ 同上。

　　⑧ 维·拉林；《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协作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98年版，第113页。

　　⑨ 见J．托尔敦：《俄罗斯的改革失败了吗?》，《国家亚洲研究局文件》，1999年版；P．基尔科：《俄罗斯的州：对地方自治的独裁改革》，纽约1998年版。文中分析了滨海边疆区在政治寡头可能停止或者消极改变经济改革时的情景。

　　⑩ A.阿斯郎德：《俄罗斯的崩溃》，《外国事务》，1999年9—10月，第64—77页。

　　① E．汉森·斯逖芬：《打破后共产主义俄罗斯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对俄罗斯安全的新探索计划》，《政治备忘录》1999年第40期。

　　② M．利普斯特·西莫尔：《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纽约1963年版；比耐特·兰斯：《政治见解和政治环境：对公众舆论和政治意识的调查》，纽约1975年版。

　　③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滨海边疆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外国移民：中国商人的调查问卷》，符拉迪沃斯托克1999年版，第5—6页。

　　④ （俄）《金角》周刊1999年4月1日。

　　⑤ 同上，1999年3月2日。

　　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 所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1998年秋季社会调查〉，第2页。

　　⑦L．爱德华W：《国际冲突的变化》；纽约1986年版；D．莱克D．罗斯查尔斯：《种族冲突的蔓延：担心传播升级》，普林斯顿1998年版：M．布克曼：《巴尔干的经济下滑和民族主义》，纽约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