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而不结盟”是新时期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1]。2016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联合声明明确将“不具有结盟性质”作为界定两国关系性质的重要原则[2]，强调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推动“基于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3]。笔者认为，两国关系的这一战略定位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和两国的战略利益，是现阶段必须坚持的两国关系基本方针。

　　一　中俄需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现实。一定意义上讲，互为最大邻国意味着相互都是对方国家安全的“半边天”。中俄历史上曾有因睦邻友好而共同受益的成功经验，也有因相互对抗而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邻居不能选择，睦邻友好是邻国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战略认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确定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方针。

　　互为最大邻国还意味着两国拥有共同的周边地区，需要共同维护其安全稳定。中俄的共同周边东北亚与中亚地区是两国核心利益高度重合的地区。两国只有共同维护其安全稳定、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将其打造成为“睦邻友好带、安全稳定带和经济合作带”[4]，才能营造两国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周边安全环境。同时，中俄两国都致力于将上合组织建设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新兴力量集结平台，为此也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中俄共同周边还面临着阿富汗战乱不已、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泛起、朝鲜核危机升温和美国在半岛部署“萨德”、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等共同安全挑战，更加需要两国联手应对。

　　互为最大邻国同时意味着在地缘战略运筹上两国有条件、有必要互为战略纵深、战略依托。中国是濒海陆国，具有陆海兼备的独特地缘战略优势。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同时经略陆上与海洋。为“建设海洋强国”[5]，中国需要构建稳定可靠的陆上战略纵深，有着4300公里共同边界、睦邻友好的大国俄罗斯显然是无可替代的战略选择。俄罗斯要应对西部战略方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威胁，同样需要将睦邻友好的大国中国作为其战略后方。即使从“避免两线作战”这一基本军事规律考虑，中俄也必须做到背靠背、互为安全依托。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转向东方”可望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构成“再平衡”，形成“战略对冲”，中国进入中亚则可望予俄以强有力的地缘战略支撑。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新兴大国，两国需要联手构建体现新兴国家权益的新型国际秩序。中俄作为新兴大国，各自与西方大国相比，在价值观、发展道路、战略任务等方面更加相近，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方面更是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诉求。同样因为都是新兴大国，两国在今后几十年里的根本性国家任务都是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复兴，为此都迫切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格局，需要构建体现新兴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两国在联合国及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都能够一拍即合的重要原因。

　　中国与俄罗斯还同为美国战略遏制的主要对象，两国需要联手应对霸权体系的打压和围堵。作为两个最大的非西方大国，中俄都坚持基于本国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价值观，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政治社会制度，因而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视为“异类”。加之中俄都是历史性大国，块头太大、潜力太大，因而都为美国霸权体系所不容，都被美国定位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必须打压遏制的“主要战略对手”。美国拉帮结伙、强化冷战军事机器，不断针对中俄挑动事端、制造危机，在中国和俄罗斯家门口“生乱生战”，企图恶化中俄两国的国际环境、阻断中俄两国的和平崛起。近几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遭遇，俄罗斯在西部战略方向上的困境，都与美国维护霸权的非理性行为直接相关。还有一个对侵略罪行不思悔改的日本，试图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改变二战战胜国所确立的东亚秩序，谋求东亚霸权，其行径甚至比美国还要放肆，还要极端。日本傍定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矛头虽然直指中国，但无疑也对俄罗斯构成战略威胁。面对这种相似的战略挑战，中俄必须在应对霸权遏制上相互借助，在维护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球治理和战略稳定均负有大国责任。当今世界处在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6]。“准多极时代”的基本特点是: 美国霸权日趋衰落，但是“相对霸权”仍将长时间存在，为了维护“百年世界领导权”[7]，必然竭力打压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的国家ꎻ世界各力量中心加速凝聚，但是其发展前景及相互关系很不确定，任何力量中心都难以独自抑制美国维护霸权的挣扎ꎻ 围绕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斗争错综复杂，能够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形成，世界容易形成混乱无序的局面。要确保“准多极世界”稳定有序，中俄两大国必须加强战略协作，联手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与俄罗斯不仅具有相似的战略处境、相近的战略利益，而且有着广泛相通的战略理念。不论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上，在维护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问题上，在反对动辄武力相向及滥施制裁问题上，还是在倡导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在维护政治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自主选择问题上，中俄都有着十分相近的主张。这种相似性、相近性、相通性，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独一无二，从而为两国进行广泛战略协作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上述分析清楚表明，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且不断予以深化，不仅是基于地缘关系的正确选择，而且是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履行大国责任的必行之举。两个拥有深厚战略智慧的大国，没有理由不充分利用这种巨大潜力，携手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振兴。

　　二　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元首提出将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并不意味着两国结成军事同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俄应当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也就是说，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应是结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关系中肩并肩、在共同发展中手拉手。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战略研究界均有部分学者主张两国尽快结成军事同盟，甚至认为结盟是中俄关系的最佳选择，早结盟比晚结盟好。其主要论据是: 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中俄只有结盟才能有效反制ꎻ 美国实力强大仍在拉帮结伙，中俄处于弱势绝不应单打独斗ꎻ 中俄历史上都搞过结盟，两国应当充分利用历史经验ꎻ 结盟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中俄结盟并不意味着重开冷战。

　　应当承认，中俄结盟的推动者大多都是深化两国关系的热心人，其对国际形势严峻性的评估基本准确，主张结盟的出发点也值得肯定。但是，从现实条件及可能影响看，目前中俄尚不宜走向军事结盟。

　　一方面，中俄结盟缺少必要的现实条件。中俄均未面临来自强敌的大规模战争威胁，均缺少强烈的结盟意愿。中俄要结成军事同盟，均须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局部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并且要为对方不合本国理念与利益的行为“背书”，关键时刻还必须承担军事义务，而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难以做到。鉴于中苏三次结盟的历史教训，中俄结盟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必须确保相互平等，为此需要促俄抛弃大国主义、主导权追求、势力范围思维，而目前尚无现实可能。中俄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俄结盟与此目标存在矛盾，事实上也不存在中俄共组一极的可能性。俄对中国经济实力超越俄一时难以适应，担心成为中国的“小伙伴”“原材料附庸国”，亦是其与中国结盟的心理障碍。俄已拥有由其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中俄结盟后如何处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也是不易解决的难题。两国民意对于缔结军事同盟关系仍然存在某些疑虑，特别是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西方势力的抵制，两国都有大量工作要做。说到底，结盟思维不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中俄均不存在缔结军事同盟的紧迫战略需要。

　　另一方面，中俄结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中俄结成军事同盟，即使再拉上几个中小国家，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也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中俄同盟作为弱势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将会陷入更大的战略困境。中俄结盟必然引起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弹，很可能过早地引发与美国的全面对抗甚至新的冷战，严重恶化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存在打乱两国崛起进程的巨大危险。中俄结盟还关系到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不排除引起上合组织分化、导致对中俄均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上合组织偏离既定发展方向的可能。而且，中国与少数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不利于构建更加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至于未来中俄会否走向军事结盟，则主要取决于两国面临的战略威胁，特别是军事威胁程度的变化及两国关系的深化。从理论上讲，“结盟”还是“不结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是因时因势而适时调整的策略运用。中俄现在不结盟，不等于不为将来必要时结盟创造条件。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会迂腐到面对可能伤筋动骨的安全威胁还非要坚持“不结盟”的地步。但愿霸权国家及其他敌对势力不要把中俄逼到非结盟不可的境地。中俄结盟对于它们无疑是最大的噩梦。

　　必须指出，“不结盟”不等于“不结伴”。“结伴而不结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走出的一条“新路”，体现着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等“新型国际关系理念”[8]。高举“结伴而不结盟”大旗，有利于顺应时代潮流、团结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于抵制霸权国家的冷战思维，争取战略主动。而且“结伴”有着巨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有利于两国对国际关系进行纵横捭阖的战略运筹。正是在此方针指导下，中俄关系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以“伙伴关系”作为中心词。中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都把构建广泛的“伙伴关系”体系作为战略目标。

　　中国和俄罗斯所结成的伙伴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全面”意味着两国合作在各领域、各层面展开。“战略”意味着两国合作具有战略内涵、战略价值。“协作”一词则系俄军军语“协同动作”，内涵是“按照目标、任务、地点、时间和遂行任务的方法实施的协调一致的行动”[9]，其要求远高于“合作”。目前看，中俄关系尚未达到这一水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仍存巨大提升空间。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完全有可能形成“准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的基本内涵是: “不承担军事义务的战略联盟”，“彼此视对方为亲密盟友”的伙伴关系(普京语)[10]；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协作，构成利益与共、责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准同盟关系”类似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实践的“统一阵线”。在“准同盟关系”框架内，中俄将在应对遏制围堵上背靠背、肩并肩，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ꎻ 以中俄为核心，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打造集结新兴力量的“战略协作平台”，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推进新型国际秩序的“紧密朋友圈”。

　　中俄结成“准同盟关系”具有充分条件。经过多年共同努力，两国不仅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而且奠定了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的民意基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为两国发展“准同盟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中俄还是上合组织的两大“领头雁”、金砖国家的两大“主力军”，完全可以以上合组织作为“基础性平台”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以金砖国家作为“基础性力量”打造新兴国家集合体。有充分理由认为，只要两国在“战略协作”上下足功夫，采取更多、更具实质性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中俄关系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准同盟关系”。

　　三　进一步明确“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着力方向 

　　一是要确立更高的两国关系战略目标。为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逐步形成紧密协同的“准同盟关系”，当务之急是搞好两国关系的顶层设计，确立更加富有进取精神的战略目标。

　　从现实可能及两国战略需要考虑，宜将今后一个时期中俄关系的战略目标设定为: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ꎻ睦邻友好、共同维护周边安全稳定的“好邻居”；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相互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好伙伴”；中国经略海洋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稳定西部战略方向的战略后方；集结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建设上合组织的两大“主力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两大“领头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务实合作伙伴。

　　在上述战略目标中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在应对美国战略围堵、美日制造麻烦问题上形成互为犄角之势，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构建新型国际秩序问题上、集结新兴力量问题上共同发力，减轻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同时充分利用两国的互补优势，促进两国经济和国防实力快速增强。

　　二是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俄关系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障碍性因素，积极因素大于障碍性因素。对于这些障碍性因素，既不能看得过重，亦不能视而不见。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俄罗斯作为沙俄和苏联的继承者，在战略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在任何合作中对主导权的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合作理念、对国家欧洲属性的认同及对融入欧洲的执着、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等等，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可能不影响到高层的战略思维与战略运筹。

　　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史实。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曾经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并给予中国重要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苏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从俄罗斯方面讲，其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抗苏也很难完全释怀，对中国舆论场上不时出现的“收复历史领土”的声音非常警惕。这些历史恩怨不可能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构成深层次障碍。

　　战略互疑的存在。笔者10年前曾经撰文谈及俄罗斯对华战略思维，用了8个字来概括——看重、借重、怀疑、防范[11]。今日的俄罗斯，从高层精英到多数民众，对华心态可以说“更加看重、更希望借重，疑虑依然难消、防范依然存在”。虽然普京总统及越来越多的高层精英，出于战略大局考虑，努力淡化“中国威胁论”，但总体看俄对中国快速崛起的不适应、不放心仍然广泛存在。从中国看，部分民众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甚至“厌俄仇俄”情绪短时间内亦难以完全消除。

　　外交运筹上的非协调性。长时间以来，两国都把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甚至要求两国关系服从对美关系。俄罗斯知识精英中大西洋主义长时间占据上风，在俄独立建国初期更是左右了国家的外交取向，直至近年俄西交恶后才有所降温，欧亚主义渐成主流意识。在中国某些政府部门及国际问题专家中，“对美关系高于一切”的主张更是大行其道，直至今日仍然表现强势。此外，俄对中国扩大在中亚的经济政治影响感到担忧，因而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问题上时常采取消极姿态ꎻ 中国的某些企业在开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中也往往未能顾及俄罗斯的感受。

　　中俄关系中的上述障碍性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的挑战不可小视，两国都必须从战略高度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消除。

　　三是进一步强化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世界和平稳定负有重大国际责任。中俄均遭遇到霸权体系的遏制、打压，唯有联手反制方能赢得战略主动。中俄已多次宣示努力强化国际战略协作、相互维护核心利益，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两国最大限度地将这一宣示付诸行动。

　　当前中俄面临的急迫任务是: 以中俄战略协作为基础、以上合组织作为“基础性平台”，打造“新兴国家集合体”，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多边共治”，推动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恢复相对平衡；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的权威性，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ꎻ 努力推动建立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统一阵线； 以“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为基础，整合欧亚经济板块，构建“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在应对霸权国家破坏中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以及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

　　四是积极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和军事安全合作。应充分发挥两国关系的互补优势，打造多领域“战略合作联盟”，既促进共同发展，又为两国战略协作的深化夯实物质基础。可考虑通过协助俄“再工业化”、支持俄远东开发、推动“一带一盟”建设对接合作，实现两国发展战略的接轨互动。

　　军事安全合作在国家关系中最具战略性、标志性、带动性，对于增信释疑、深化战略协作、促进务实合作意义重大。建议两军确立“特殊友军关系”，增大军事战略方针、战略计划方面的相互透明度；加强战略预警、反导、太空和网络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开展作战理论和军事改革方面的经验交流；推动签署两国军事力量部署“背靠背”、军事活动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的专门协议，展开更多更具有实战意义的联合军演；在应对霸权国家军事挑衅问题上相互施以援手，在应对敌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问题上相互配合；着眼于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创新”，推动军事技术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争取两国高新武器装备制造取得重大突破。

　　五是切实加强涉及两国关系的舆论引导。基于对中俄互为抵御霸权压力、稳定周边形势、改善国际环境、维护战略利益极具分量的战略伙伴的战略认知，两国元首决定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恰在此时，两国舆论场上特别是网络空间却出现了“唱衰”中俄关系的不谐之音。在中国，一些人重提沙俄侵华历史，极力唤起人们对两国关系的负面记忆，强化两国民众的历史仇恨。他们对中俄间的任何重大合作举措都要进行曲解抹黑，甚至不惜造谣生事。在俄罗斯，除了“中国威胁论”花样翻新外，一些势力不断就中俄接近发出奇谈怪论，进行负面解读，甚至公然声称“俄罗斯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中国”，中国对俄“殖民计划正在以和平方式展开，并且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强加”[12]。两国舆论场上出现此等乱象，其原因首先与外部势力的挑拨有关。美日等国利用国际话语霸权，极力传播“中俄利益相悖论”，宣传俄罗斯“走向东方”迟　早会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预测中俄迟早要走向对抗。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拖着两国投靠美国、纳入美国体系，成为美国霸权的“仆从”。其次与两国国内亲西方势力坐大有关。在各种媒体上，一些被美国“洗了脑”的洋奴大成气候。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则是随着外部势力的调门起舞，其对中俄关系的诋毁几乎到了毫无理性可言的地步。某些人受西方学术理论的熏陶太深，总是用西方的价值观和学术框架观察两国关系、判断是非曲直，对中俄合作怎么看都不顺眼，于是得出两国的“国际观”出现错误的荒谬结论。更为普遍的原因是，相当多一些人不懂得国家战略利益何在，不了解中俄关系之于两国战略全局的重大价值，在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下表现出偏激狂躁情绪。两国国内不时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干扰源。

　　舆论氛围是外交运筹的民意基础。正确的舆论可以给外交运筹以有力配合，错误的舆论则可能导致对外交运筹的掣肘，进而可能引起对方的误解和反弹。加之网络化时代的舆论场能量放大、传播迅速，负面舆论对国家关系氛围的影响更为恶劣。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局考虑，两国必须促使各自舆论场为外交运筹提供“正能量”，绝对不能任由错误舆论畅行无阻。鉴此，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都必须下大力加强舆论引导、努力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综上所述，中俄关系在两国和平发展中均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战略价值，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两国有理性思考的爱国者，应当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迈上新高度，逐步形成“准同盟关系”，既为两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又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注释： 

　　[1]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2016年6月25日)，新华网，2016年6月26日。

　　[3]同上。

　　[4]多年来笔者多次建议将打造周边“三带”——睦邻友好带、安全稳定带、经济合作带——作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详见《王海运将军文集》第一卷《国际风云与中国外交»，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2012 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新华网，2012 年11月19日。

　　[6]“准多极时代”是笔者对当今世界格局的描述。详见《王海运将军文集》第一卷《国际风云与中国外交»，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5月28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凤凰卫视，2016年6月2日。

　　[8]王毅: 《中国外交不走传统大国路»，外交部网站，2014年12月24日。

　　[9]《简明军事百科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928页。

　　[10]《普京: 我们彼此视为亲密的盟友»，新华社，2016年6月28日。

　　[11] 王海运: 《俄罗斯矛盾看中国»，载《环球时报》2005年2月5日。

　　[12]〔俄〕赫拉姆奇欣: 《我们真正的威胁是中国而非美国»，《论据与事实》周刊网站，2011年2 月22日。

　　(责任编辑　胡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