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战后东欧诸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沿袭苏联模式，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却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诉求背道而驰。这无疑引发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质疑。其中，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分别就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历史理论以及劳动解放理论在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遭遇的实际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他们认为，对劳动主体的革命诉求与经济规律间张力的忽视，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历史目的论进而引发民主缺失的主要诱因。而对无产阶级的笼统定位，又进一步扭曲了共产主义的最终指向。当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诉求被制度化为执政党的施政蓝图时，它便停留在抽象的政治维度，且作为超历史的存在，与个体全面性的实现相抵牾。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任务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真正关系，在去制度化的激进哲学语境下，重提长期遭到压制的人道主义。

　　【关键词】　布达佩斯学派;无产阶级;唯物史观;激进需要;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　温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讲师。

　　20世纪末叶，东欧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人道主义内涵被僵化的政治体制长期压制的负面结果，然而，高度集权带来的政治不民主，只是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解的表观因素，其内在症结毋宁是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苏联模式)强行推广后，被制度化的激进革命诉求与现实的政治环境相脱节的恶果，它在阉割马克思主义批判特质的同时，进一步把人类全面性的解放矮化为纯粹的政治革命，这就在庸俗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前提下，使马克思主义本身蜕变成维护专制政体的意识形态，从而丧失了它所固有的积极意义[1]。

　　对此，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学者围绕生产范式、阶级理论以及唯物史观等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指出，东欧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陷入集权专制的困境，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它刻意回避马克思生产范式理论中劳动主体与经济规律之间存在的张力，将人类解放片面视作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这就把个体的多样性需要再度囿于以“物”为尺度的资本主义视域下，从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性内涵。其次，被经济决定论庸俗化的唯物史观，一旦成为执政党获得政权合法性的直接依据，就蜕变成“用自然的辩护来服务于当时条件下僵化的制度形式”[2]的意识形态。进而，在巩固现有秩序的同时，营造出关于共产主义未来图景的乌托邦。再次，历史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必然会忽视革命主体的具体特征。出于政治革命的需要，后者往往被笼统地冠以无产阶级的称谓，且不加区分地与权力挂钩。于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幌子下，滋生出官僚体系与盲目的社会实验并存的政治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狭隘的政治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真的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而人民又是否真的支持他们，这些都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衡量标准。”[3]当激进哲学的未来愿景成为国家政策的既定目标，其动态性与具体性就被固化为抽象的革命群体(即无产阶级)亟待完成的社会任务，很快成为官僚阶层进行社会实验的政治口号，并作为消除异见的手段。因此，东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根源于执政党对马克思激进革命理论的错误定位，而之后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毋宁是前者被完全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一　被刻意曲解的革命动机与生产范式内在张力的隐退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奠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批判性反思，作为“一个以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显现的方式为目的的关于物质生产的范式特征的预设”[4]，它旨在实现生产范式的全面变革，并以此获得人类解放的可靠途径，其表现形式，是以克服异化为前提的劳动解放理论。

　　然而，马克思对生产范式理论的阐述因时代不同而各有侧重，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之后社会主义实践标准选择的两难。反映在东欧诸国，突出地表现为对生产范式理论中经济规律的过分倚重。它们直接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等价于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人使这些人道主义的任务和目标附属于经济效益，并且机械地使后者与生活水准的提升等同。这种观点的普及得到了……意识形态态度的支持，而这些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有时不能有效地出现，人们归咎于经济落后。”[5]不可否认，“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6]东欧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以此为标准，反复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把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理论简化为纯粹的经济学规律，它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上必然引发两方面的消极后果:

　　其一，作为社会主义政权一以贯之的经济政策，以提高社会总体财富量为出发点的生产力革命，势必遵循以“物”为尺度的实证法则。虽然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反复强调，“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7]但物质资料的积累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满足个体全面性需要的必要条件，反观当时东欧的社会状况，“不断增加的各种各样的物质需求……在生产领域却很难提供这种可能性……更大的物质利益几乎专门地要通过领导层内部提升才能获得。”[8]也就是说，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为个体全面性需要的满足提供保证。与之相反，“它保留了经济组织的各种行政机器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仍然是雇佣劳动，实际上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行政机构。”[9]作为与个人相对立的国家，后者凭借相应的政府职能对广大群众进行更为残酷且隐蔽的剥削。这突出地体现在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集权不断增强。为维护经济政策的持续运行，执政党不得不利用现有的经济成就与之前的社会状况进行对比，“继而用实证的社会学调查来加以补充，这些社会学调查……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统计学展示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进步。”[10]如此一来，国家在把经济规律制度化的同时，无疑牺牲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异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批判的核心内容。

　　其二，被执政党奉为圭臬的经济规律，往往忽视甚至歪曲生产劳动之于个体解放的真正含义。一方面，正是由于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的绝对优先性，“激进动机的可能范围在原则上将被限定和还原为一种抽象的否定性，这是因为……这种‘动机’顶多可以称作指向反对资本主义的动机。但是这就造成了渴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动机和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目标的缺乏。”[11]换言之，劳动主体的革命动机只能表现为，对经济进步的片面欲求以及对之前私有制的抽象否定.它没有意识到，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伴随着国家机器的毁灭时，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不是一个没有压迫的联合体，而是一个真空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旧的、受传统束缚的所有可能的政治权力形式几乎都自动地被修复了。”[12]这既是革命诉求被经济决定论压制的结果，又是后者走向政治专制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生产劳动与国家财富紧密相连的同时，它与个体类本质的实现逐渐疏离。正如马克思所说，“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3]与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对劳动者的压榨，集中体现在它对自由时间实际缺乏的遮蔽。由于劳动本身仍然以“物”的尺度为衡量标准，尽管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的模式，但“经验证明，如果官方工作时间的减少随后不跟随着一个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的话，如果对真空的空闲时间的另外要求不能有利于发展其中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它就只是提供了一个自由增加的错觉。”[14]事实上，随着财富向国家的大量倾斜，真正用于满足个体多样性需要的资源将大幅度缩减。况且，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强加给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始终存在。从这点上来看，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类劳动非但无法实现个体的解放，它还会使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除经济剥削之外的政治压迫职能。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层面，正确理解革命诉求之于经济规律的作用。毫无疑问，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意味着同时接受(１)资本主义在再生产‘符合历史要求’的劳动力时遭遇了系统化的困难……(２)这些困难……以及技术资质的属性和内容方面的变化在直接生产者……中直接制造出激进愿望。”[15]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同时完成两个任务：即通过生产革命实现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并为满足个体的激进需要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因此，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只构成上述任务的前提。唯有对整个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最终完成真正的人类解放。由于“这种调整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16]，所以，社会关系的异化并非某种只在劳动水平上就可以铲除的东西，它取决于使社会关系发生总体性变革的激进需要[17]。后者在促使个体劳动人道化的同时，更意欲“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18]，从而为构建“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19]奠定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任务，是通过个体劳动的人道化，进而在社会层面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而生产力的提高与所有制关系的变更，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和操作手段。遗憾的是，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们在颠倒经济规律与劳动主体的关系之后，又以政治手段迫使革命的激进诉求依附于被物化的实证法则。于是，当劳动再度成为国家剥削个体的途径时，激发社会关系发生重组的激进需要，就成为维护当前制度的意识形态，进而被完全政治化。这就使“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及国家事务与个人事务的界限彻底消失。”[20]当个人成为国家的附庸，他的自我实现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等同于国家政权的不断强化。此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它只是以被抽象为国家的人类的自我实现，牺牲了大多数个人的自我实现，而其中“极少数人取得的科学与文化成就，是以许多人从事辛苦乏味的劳动为代价的。”[21]不难看出，一旦劳动主体激进的革命欲求被单向度的经济规律遮蔽，马克思生产范式理论的批判性内涵也就丧失了它对不合理制度的检视作用，而随后发生的政治体制僵化与官僚制集权，不过是其无法避免的外在表征罢了。

　　二　被过度强化的历史目的与唯物史观实践内涵的消逝 

　　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无法跳出历史目的论的窠臼。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对经济规律的偏执，很容易造成对历史哲学宏大叙事的盲目推崇。一方面，正是依托经济学范畴的实证性，执政党从“关于‘现在’的严格决定论的诠释引发了关于‘未来’的历史终点论的诠释。”[22]他们认为，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晚会发生的事情。至于其存在样态，完全可以从当下的经济现状中获得具体的描述。因此，当经济规律成为把握历史进程的唯一参考标准，且能够规划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关系时，人类解放“作为过去结果的当下和未来……在开端时就必须已经在那里了。”[23]另一方面，既然挑战现存社会关系系统的激进需要，只有在关于经济规律的实证科学的意义上才能获得依据[24]，那么，从当前的社会状态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飞跃，就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后者作为经济发展的终点，被视为激进需要获得满足的“自由王国”。正是基于以上论据，东欧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在所谓“唯物史观”的外衣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但它们恰恰忽视了抽象的历史规律与具体的人类实践之间存在着无法随意调和的张力。

　　首先，历史规律不是经济法则单向度的自发演绎，其发展动向由特定环境中具体的人类实践所决定。对此，马克思专门指出，在历史当中“真正‘积累’起来的，不是作为死的物质，而是作为活的东西……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度，”这是形成历史规律“出发点的真正前提，而且这个前提是一定发展进程的结果。”[25]由此可见，历史反映的不是“物”，而是凝结于“物”之上的个体劳动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26]换言之，历史规律的动态性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自觉改造作用。因此，历史规律既是对当前人类生存样态揭示，又是从个体实践的广泛性出发对当下的批判。毫无疑问，“只有通过获取和内化先前发展的一些对象化成果，人类生活才能成为可能。”但由于历史性的实践蕴涵了“选择标准”的不连续性变化，所以“进步从来不能从经验性的历史连续性中直接‘读出来’”[27]。故而，历史规律毋宁是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然而，经济决定论无法正视人类历史所特有的不连续性，它把历史解读为物质积累的自然过程。当既定的历史目标(即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实践的终点时，个体激进的革命诉求也就蜕变为超历史的乌托邦。于是，“为了实现这唯一的目标，工人阶级必须牺牲一切:把庄严宣布为了人民利益要摧毁资本主义的人推上权力的宝座。”[28]后者当然是东欧社会主义执政党。它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历史的物质内容趋于“自然化”之后，又将具体的社会形态视为历史目的的环节，从而使其“现象化”[29]。此时，革命的激进诉求无异于经济规律向民众做出的承诺。它不再彰显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转而成为与人类实践漠不相关甚至彼此对立的强制性力量。投射在现实层面，就是国家机关对民众自主选择能力的政治性压制。不难看出，无视个体实践的历史规律，从本质上来说，不啻为非历史的意识形态。

　　其次，历史规律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它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前提毋宁是，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0]后者既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又构成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历史规律不只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从广义上来说，它是对社会总体交往模式的历时态把握。至于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以及“激进的有意识的社会转变的可能性，归根结底立足于直接生产者的需求。”[31]而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又决定了个体实践的复杂性，这就使历史的发展趋势呈现出许多可能性。根据具体的情境和不同的需要，在可能性之间做出相应的选择，正是人类自由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历史规律之于人类个体，更多地体现为导向作用而非纯粹的决定性。

　　但是，东欧的社会主义执政党割裂了历史进程与人类实践的内在关联。当历史规律成为漠视个体选择的外在强制力时，抽象的历史哲学将产生两方面消极影响。其一，“历史哲学从非历史的观点历史地反思历史存在，它并不将其自身的标准应用于自身。”[32]这就把历史逻辑与历史目的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在取消历史的现实内容之后，进一步将其抽象化为超然于人类实践，且对之进行最终评判的形而上学。它的具象化，就是宣称代表人民普遍利益的专制政府。因此，历史规律的形而上学化，意味着历史本身的异化和对历史进行选择的意识形态化。其二，在单向度的历史哲学看来，“仅仅存在着一种通向自由的可能道路，而其他所有道路都通向非自由”。如此一来，随着个体选择可能性的消失，“自由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被毁灭了”[33]。从理论层面来看，这毋宁是历史逻辑的一元性对人类日常生活多样性的否定。通过这种历史必然性，个体对社会道路的能动选择被强行排除。而他们对所谓社会主义的接受，则带有相当大的历史顺从[34]。无独有偶，笃信历史决定论的执政党，在政治实践领域自然无法接纳任何异见。平等的协商不复存在，为普通工人提供的自我实现空间也化为乌有，它转而以专制的政治形式，使直接民主退步为积极分子的控制[35]。

　　应当明确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6]毋庸置疑，它构成人类激进需要的全部物质内容。历史规律的真正必然性，“不是指它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为了真正解决给定的历史形态的内在危机，为了超越它的基本社会矛盾，只能对现存的社会关系进行一种确定的彻底的变革和替换。”[37]也就是说，历史的必然性只能体现在不断扬弃现状的个体实践当中。作为连接当下与未来的纽带，人类实践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张力“在激进运动与激进乌托邦之间”[38]获得和解，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历史的进步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39]。因此，唯物史观不是没有自由的实证规律，凡是将其还原为经济决定论的做法，只能导致专制集权的暴政和人道主义的失落。

　　三　被抽象定位的无产阶级与革命主体自身性质的误读 

　　按照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体现的历史规律，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革命是无产阶级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但为东欧社会主义政党所秉承的经济决定论，却以极为空洞的形式，对无产阶级的实践特性与社会定位进行了抽象化的理解。由于片面强调历史规律的外在强制性，加之个体的多元诉求被长期忽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往往与既定的政治目标和特殊的经济利益相挂钩。从而，被简化为指向某种历史乌托邦的虚假共同体[40]。在这样的语境中，构成该群体的个人将不再具有历史的现实性，转而以超历史的身份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从纯粹的经济规律出发，对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解，必然引发双重悖论。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基于以下前提，即“确实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瓦解时之时，资本主义才会达到其最终的危机。然而，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本身是主要的生产力，矛盾激化的关键环节正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无产阶级——和他采取的反对现存生产关系的革命态度与立场。”[41]从中不难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产生的条件，与促使这些条件得以出现的前提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循环论证：当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原因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危机时，革命本身却成为引起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革命意识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将无产阶级的激进诉求强行纳入经济规律的链条，只能使其退回到以“物”为尺度的经济自发性当中，从而贬低它所承载的历史使命。

　　这种做法导源于东欧社会主义执政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定位。它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框架，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超越，就有可能不被确立。……为了做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在未来同样的事情将会发生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承诺，这种概念化是需要的。”[42]事实上，无产阶级革命之于资本主义的终结，绝非静态的未来愿景对当前不合理制度即将发生变革的空洞承诺。其动机也不为狭义的经济需要所能涵盖，在更高的层面上，它毋宁是一种人道主义追求。只要异化存在，无法被满足的激进需要就必然引发变革社会关系的革命。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被超越，这些需要才能被满足。”[43]由此可见，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纯粹视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耦合的社会运动，无疑削弱了它所表征的人类学意义。从相反的方向来看，这也说明了，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对自身体制弊病的讳疾忌医态度。它们不愿承认因集权专制导致的社会异化，也就无法容忍无产阶级的激进需要实际上从未获得实现的论断。故而，在它们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只存在于历史过去时当中，且是目前早已完成的过渡性运动。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处境来看，无产阶级的状况“并没有恶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促使阶级的总体……成为激进主义。……对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成员来说，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更人性化的物质条件，贫困的消除，变为‘资产阶级’(即私人)的可能性。”[44]显然，该现象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问题，毫无疑问，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针对所有制关系进行的政治革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从广义的人类学维度来看，物质生产力的提高还不足以把彻底的新结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变成现实[45]。因为，“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所要求的心理上的革命，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财富和福利的纯粹‘爆炸’。它们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的革命。”[46]换言之，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追求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不如说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现状的能动变革。因此，革命的初衷不能只停留在“物”的层面，它更要改变个体之于“物”的异化关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47]。

　　鉴于此，对无产阶级而言，最大的风险莫过于阶级成员耽于物质利益的诱惑，从而丧失了自身的阶级特性。东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当工人阶级坚决地反对其他阶级时……个体利益和阶级利益总是相符的。然而，当这一过程的实现变得具体化时，协调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就变得不可能了。”[48]此时，纯粹的物质需要与阶级的激进需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之前高度统一的阶级成员，也随之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工人官僚开始出现，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显出端倪。为无产阶级成员“所追随的不是关于普遍合理化的权威方案和规划，而是被卷入到利益集团的社团主义之中”[49]。造成该现象的深层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体制的缺陷，它更是对无产阶级激进诉求的曲解。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工人在这里之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50]这说明，激进需要的保持是抵御异化侵袭的根本保障。只要对物的占有要求在需要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就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特性中解放出来，而所谓的生产力革命也只不过是在为维持和培育这种特性服务[51]。

　　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定位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出发，必须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间断性。一方面，阶级作为一个经验实体，它的意识“不能被其‘客观的’状况所决定，也就是说，不能被其在理论所指定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52]。否则，将使无产阶级针对人类全面解放的激进诉求，囿于单向度的经济决定论中，进而再度被狭隘的物质利益所钳制。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被视为动荡革命时期的一个短暂理想，且是社会力量组成中的一个特殊存在时，“无产阶级的神话要么被抛弃要么转化为一种伪善的、人为操控的意识形态”。这无疑使其蜕变为，对“拥有指引社会去拜物化过程之特权的唯一非拜物化的社会群体的鼓吹”[53]。而后者毋宁是一种精英崇拜。

　　不难看出，对无产阶级自身性质的误读，与经济决定论和庸俗的历史目的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无一例外地把实践主体内在的激进需要，附着于外部的强制力之上，而后者不外乎是与人类实践相对立的抽象存在。反映在理论层面，它们是个体无法违背的实证规律，投射于现实维度，则又表现为抹杀个性的国家与政治共同体。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凭借专制的国家政体，独立于日常生活的抽象规律，才获得压制人类自由的巨大力量。它最大的负面作用，恰好就是在“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54]的同时，使革命的激进诉求被彻底制度化。当个体沦为国家进步的直接手段，而屈从于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时，激进需要就卸下了批判的内核，转而成为巩固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奉行这一观点的东欧社会主义执政党无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诉求所表征的人类解放，实际上是以自由自觉地劳动为前提的个体全面性的达成。其中，“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55]。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就摆脱了物质性的经济或政治特性，转而以道德责任的确立为纽带。因此，为激进诉求所表征的社会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去政治化的人道主义运动。

　　通过布达佩斯学派对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诉求非但不能被现有的政治制度同化，它还必须游离于这种制度之外，成为批判甚至变革不合理机制的主要力量。唯如此，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免于僵化和集权，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可以想象，社会主义真正的危机不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攻击，而毋宁是自身不断革命的激进诉求，随着政权的建立而不复存在。

　　注释： 

　　[1]〔匈〕阿格妮丝•赫勒等：《卢卡奇再评价》，衣俊卿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2]〔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衣俊卿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3]〔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4]〔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李大强、李斌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5]〔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4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8]〔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06页。

　　[9]同上，第92页。

　　[10]〔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22页。

　　[11]〔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李大强、李斌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12]〔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杜红艳译，陈喜贵校，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14]〔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09页。

　　[15]〔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第14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

　　[17]〔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20]〔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第42页。

　　[21]〔英〕乔恩•厄尔斯特、〔挪〕卡尔•欧夫•摩尼：《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王镭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22]〔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第155页。

　　[23]〔匈〕阿格妮丝•赫勒：《历史理论》，李西祥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

　　[24]〔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第148-14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27]〔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李大强、李斌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5页。

　　[28]〔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乐启良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29]〔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第9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1]〔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第79页。

　　[32]〔匈〕阿格妮丝•赫勒：《历史理论》，李西祥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页。

　　[33]同上，第271页。

　　[34]〔匈〕阿格妮丝•赫勒：《卢卡奇再评价》，第98页。

　　[35]〔英〕乔恩•厄尔斯特、〔挪〕卡尔•欧夫•摩尼：《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王镭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37]〔匈〕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李斌玉、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38]〔匈〕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40]〔南〕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41]〔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杜红艳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42]〔匈〕阿格妮丝•赫勒：《历史理论》，第281页。

　　[43]〔匈〕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第123页。

　　[44]〔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第33页。

　　[45]〔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68页。

　　[46]〔南〕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48]〔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第73页。

　　[49]〔南〕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第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48页。

　　[51]〔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62～63页。

　　[52]〔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第63页。

　　[53]〔匈〕阿格妮丝•赫勒：《卢卡奇再评价》，第10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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