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俄罗斯帝国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之下，俄国孤立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外交传统或者一项对外战略，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基础是坚持与欧洲迥异的独特发展道路。孤立主义并非使俄罗斯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相反它决定了俄罗斯参与并主导欧洲国际体系的执着追求，也决定了它与欧洲国际体系长久地处于对抗性的紧张之中。孤立主义的特殊条件和历史经验，尤其是苏联的历史经验，塑造了俄罗斯精英自给自足的“俄罗斯岛”心理，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进程无果而终，孤立主义情绪不断加强。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孤立主义是一条行不通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孤立主义;俄罗斯;意识形态;历史心理;“俄罗斯岛”;

　　【作者简介】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于长久以来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普京早已了然于胸。2002年5月28日，他在罗马参加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特别峰会时表示：“我国的问题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俄罗斯为一方，几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我们从与世界的对抗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对此一清二楚。俄罗斯正在重返文明国家的大家庭。”[1]对于普京这番真诚坦率的表白，时任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在多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觉得这是“一位俄罗斯领导人对多年失败的非同寻常的反思”[2]。

　　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使俄罗斯面临“孤立”和“自我孤立”的双重迫压。2014年11月23日，普京在接受塔斯社专访时表示：“我们深知‘铁幕'对我们的危害。一些历史时期内，某些国家试图自我封闭，远离世界，它们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走向衰落和崩溃。我们绝不会走上这条路，而且没人能在我们周围树起围墙。”[3] 普京在这里重提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孤立历史，至少说明，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情势下，历史的教训依然在给俄罗斯领导人发出警醒。

　　对俄罗斯来说，“孤立”与“自我孤立”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关涉政策、战略乃至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融入”西方世界的进程，但这种进程一开始就磕磕绊绊，始终不能顺畅地推进。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西方对俄罗斯一贯的猜疑，以及在冷战结束后继续施加的逼压之势，固然是重要的外部原因，但是俄罗斯本身所固有的孤立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反西方情绪，却是“融入”失败的内在根源，俄罗斯对外在压力的激烈回应始终都能从孤立主义倾向中找到原因。

　　孤立主义在俄罗斯自有其渊源，但它经常隐没在起伏的历史中，为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扩张所遮掩。这一印象与美国的孤立主义截然相反：美国早期的大规模扩张往往被其孤立主义政策所掩盖[4]。俄国的孤立主义隐而不彰，缘自于这样一种印象，即俄国从欧洲边陲的一个小公国不断膨胀，最终发展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种进取的态势似与“退缩”的孤立主义毫无相干。从表面上来看，孤立主义似乎是俄国式的“韬光养晦”，有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自嘲式的表示：“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聚力量。”[5] 但是从地理环境、历史宿缘以及民族心理来看，孤立主义在这个民族和国家身上有着深厚的基础。它所赋予俄国的，绝不仅仅是数个世纪以来与欧洲强国所进行的争夺；它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培植的精神基因，造成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长久隔膜和疏离。

　　一 扩张背景下的孤立主义 

　　俄国孤立主义（русский изоляционизм,Russian Isolationism）这一概念散见于各种学术著述特别是政论文章中，少有系统的论述。与这个主题相关且更为常见的探讨一般是在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1054年西方基督教会分裂后，自奉为正宗的东正教呈现出独特的气质，其弥赛亚意识在精神结构上使俄罗斯迥异于欧洲，对其后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外在行为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在19世纪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东西之争中，反对西化倾向、主张走“独特道路”的斯拉夫派被视为孤立主义的代言者。第三个方面即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意识形态使它外在于现行的国际体系，并且与之进行了数十年的对抗；苏联所构建经营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是在相对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下运行的。

　　普京执政的第二个任期中，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渐趋紧张，俄罗斯国内的反西方情绪日渐强烈，有关孤立主义问题的探讨虽时有出现，但大多是作为其他问题的子问题，特别是在俄欧关系、俄美关系以及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或战略方面有所涉及。2014年3月，随着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加强，有关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与俄“自我孤立”的政策性讨论开始增多。

　　孤立主义概念需要在历史情境中加以具体分析。在探讨俄国孤立主义的时候，我们可以将美国的孤立主义作为一个参照，这是因为，在谈及孤立主义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美国的孤立主义。无论作为外交传统、对外战略还是外交政策，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外交史和外交思想史中都有着显著的位置。华盛顿著名的“告别演说”被认为是申明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内核：加强对外贸易关系的同时，避免政治上的联系，尤其避免卷入欧洲政治；无须与外界的任何部分订立永久的同盟以承担外部义务；利用远隔重洋的地理优势保持中立，根据国家利益选择和平和战争[6]。此后的门罗主义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孤立主义和与世隔绝的传统。但是，关于美国孤立主义的争论历来较大。例如，美国学者曾指出，将二战前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划分为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种歪曲；如果将孤立主义定义为不介入国外事务，那么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孤立主义，即使是定义为不介入欧洲政治事务，仍然是夸大事实[7]。对于美国孤立主义的内涵，美国学界有“政策说”、“原则说”、“观念说”和“态度说”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国学界主要倾向于前两种，在界定概念时强调它有别于东方式的闭关锁国政策、孤立主义外交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地域上的欧洲指向性[8]。

　　与美国孤立主义相比，俄国孤立主义更为复杂，其面相更为模糊。如果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帝国期间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俄国真正踏上欧洲政治舞台是在18世纪，在此之前的基辅罗斯远非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若干城市和地区组成的“贵族共和国”[9]。摆脱蒙古桎梏的莫斯科国家致力于“聚集国土”，其活动主要还是在基辅罗斯的历史版图范围内，以及向东方向的扩张。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俄罗斯开始进入欧洲国际体系，逐渐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而且奉行的是进取型、外向型、以武力为主要手段的扩张政策。因此，用以衡量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中的那些所谓不干涉、不结盟、对他国争端保持中立的标准根本不适合于揭示俄罗斯的孤立主义。十月革命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短暂地实行过“革命外交”，更多时候则是奉行所谓的“国际主义外交”以及权力政治，它虽然处于外界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之下，但还是积极努力地打破封锁。冷战期间，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僵硬对抗，苏联除了控制自己的阵营外，还积极地向第三世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苏联的扩张态势实际上超越了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此，分析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的框架显然不适用于苏联。

　　俄国孤立主义也有别于东方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中国和日本都长时期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本国与外国之间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高墙，严格限制与外界的经济、贸易、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联系，政治上更是如此。这是真正的与世隔绝，国家上下都不与外界接触，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更不明了世界大势。俄国也有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蒙古桎梏之下，基本上脱离了与欧洲的联系，俄国因此错过了欧洲所经历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彼得大帝之前或者15世纪之前的俄罗斯被一些史家如戈鲁宾斯基、米留科夫视为蒙昧世界[10]，被另外一些思想家视为“寂静”和“沉思”的时代[11]；他们试图从这数个世纪中寻找决定俄罗斯历史发展轨道的时刻，确定那些使俄罗斯偏离欧洲的因素。例如，格·费多托夫将俄罗斯不幸的根源归咎于选择“既无思想、也无诗意”的斯拉夫语作为教会语言，没有采用可与拉丁文并驾齐驱的希腊文，导致俄罗斯长期孤立自守，等它发现西方思想时可惜为时已晚[12]。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一旦进入国际体系，就立刻加快了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风雨浸润到俄国的上流社会。虽然彼得大帝时期一度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在大多数时期，俄罗斯帝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依然是活跃的。帝国的扩张主义政策与东方式的闭关锁国似乎根本无缘。

　　俄国的孤立主义主要在其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在这一点上它与美国的孤立主义有相通之处。早期移居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其使命“不是要将自己孤立于其他世界之外，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传播欧洲文明”[13]，因此在美洲的扩张是他们的“天定命运”。而在美国建国之时，汉密尔顿提出，“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摆脱“永远注定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的情况，从而为全人类作出榜样；如果美国“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14]。相对于美国的使命感而言，俄国的使命感更为久远。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俄国便自奉为“第三罗马”，是赓续正教的唯一使者。因此，“俄罗斯的思想界感到，俄罗斯是神选的，是富有神性的”，它“注定负有某种伟大的使命，是一个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特殊国家”[15]。丹尼列夫斯基以文明为历史研究单位，重新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把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俄罗斯文明界定为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独特文明体系，强调俄罗斯与欧洲的对立以及俄罗斯的政治独立性[16]，这为后来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和论争开启了大门。帝俄时期俄罗斯文化建立在东正教的基础上，苏联时期布尔什维克构建了新型的苏联文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几经彷徨，重新回归俄罗斯的传统。对本位文化的坚持，是俄罗斯执著于“特殊性”的基础。

　　俄罗斯自我意识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西方世界在精神气质上格格不入，论者常从俄罗斯的精神结构来分析其行为根源，而孤立主义也应该从这方面去探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捷夫在接受德国之声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倘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俄罗斯的政策，那就是孤立主义。并非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和心理上的。这与苏联时代的体现有所不同。当时，它采取的措施是主动兴建柏林墙，如今，俄罗斯人的做法令其他人想用墙把它围起来的地步。”[17]

　　俄国孤立主义源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但有着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政治上，俄罗斯自成体系，绝对主义传统影响深厚；当绝对主义在欧洲国家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而俄国却将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俄罗斯既没有依附于其他国家，也很少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即使是深具历史影响的法国大革命，俄罗斯也有足够的免疫力，并且在19世纪上半叶作为君主制国家成为欧洲正统秩序的维护者。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以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傲然于世。其次，俄罗斯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丰富的资源使其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自我维持。自给自足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较为常见，虽然俄罗斯经济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落后，却可以自成体系。这种情况在苏联时期尤为突出，对外经济联系主要局限在经互会这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

　　二 从“俄国特殊论”到“新保守主义” 

　　俄罗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民族和国家。它首先意味着意识形态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是除武力外整合这个帝国的核心手段。俄罗斯哲学家巴纳林在考察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心理时曾指出，“欧亚大陆上俄罗斯民族动力最初的源头”就是将“异质性的民族社会文化熔炼成‘思想'”，“俄罗斯民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含义，而是一个用‘思想'联接和组织起来的整体。‘思想'的陷落——不管是东正教思想还是共产主义思想——都会使这个超民族体分裂和肢解。”[18] 因此，当新俄罗斯以宪法的形式摒弃国家意识形态时，就注定了它在不久后会重新走上寻找新意识形态之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俄罗斯对“民族思想”的探求便是这种回归。其次，意识形态是俄罗斯成为俄罗斯，从而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核心元素。不论是“第三罗马”理论、乌瓦洛夫“三原则”，还是共产主义思想，都是这个意识形态链上的一环，它们都是俄罗斯的灵魂所在，体现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质，展示了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特殊”之处。正如莱格沃尔德所言，俄罗斯像美国一样，“始终代表了一种信念”；因此他将“特殊论”作为贯穿沙俄帝国、苏联和新俄罗斯这三个俄罗斯的主线[19]。

　　“俄罗斯特殊论”是19世纪中期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进行论战时的中心主题。它既是一个关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也是一个表明价值取向的问题。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独特的文明和价值观，而且俄国的文化和价值代表着更高层次的文明。因此，俄国应该坚守自己的文明，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在论战中涉及俄国特殊论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历史中对俄国独特的发展轨迹进行追溯，试图从历史中寻找依据，为国家的现实与未来发展之路提供参照。对于俄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与西欧国家一致，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论争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这一方面是由于观点不同的双方，其史观有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尽管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分歧，但都认为俄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历史[20]。俄国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契切林认为，国家是俄国历史的动力，国家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是由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俄国历史与西欧截然不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律原则，而俄国则是权力原则。契切林的思想不仅影响到当时与后来的历史学家，如卡维林、格拉诺夫斯基、波戈金、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米留科夫等，也影响了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哲学家。

　　“俄国特殊论”的实质在于，既然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同于西方，那么它就应该遵循自己的独特道路，完全可以独自经营，不必仰仗西方的历史经验。这种论调在后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中，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帝国，在国内外多重危机逼临时摇摇欲坠，其发展方向令人关注。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已经在构想未来可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并未成型。1894年恩格斯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21]，认为俄国的社会发展可能经历世界历史的一般途径，即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由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可能经历特殊途径，即以农民公社为有利条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俄国社会发展究竟会如何选择，他不敢断然下结论，认为经历一般途径和特殊途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本是一种普世理论，但在俄罗斯这里触及了“特殊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俄国的社会现实，预言俄国可能首先爆发革命并取得成功。列宁的“一国革命论”落实了马恩的预言，证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是可以成功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继续推进革命，以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火花燎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在改变外部世界的抱负严重受挫之后，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收缩阵线，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打造根据地，为以后继续改变世界奠定基础。这样，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实现的问题。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影响至为巨大。虽然苏联在历经七十年的风雨后轰然崩塌，但当初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独自经营，不仅得以生存，而且获得了辉煌成就。普京当政后虽然对苏联时期人民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持批判态度，但是苏联时期的成功经验使得他对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深具信心。与帝俄时期截然不同，苏联不仅在政治上骄然独立，经济上也自成体系。这段国家建设的历史既在当时予人以强烈印象，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20世纪30年代，当西方国家身历经济危机、深陷萧条境地时，在苏联这个封闭政治经济体中，重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改造正在突飞猛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与西方恰成对比，一枝独秀式地呈现出繁荣景象。西方一些具有雄厚影响力的社会经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结果“计划”一词成为西方政界最为时髦的名词[22]。二战之后，苏联这个孤独的大国已经越出了当初它所固守的阵线，在东欧地区打造出自己的广阔阵地。在一段时间里，苏联的发展态势依然迅猛。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美国，无论是苏联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朋友都预计苏联的经济成就将会超过西方。伊萨克·多伊奇在1960年写道：“斯大林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铁幕”，本来是“使苏联人民免受西方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冲击的”，然而资本主义已日暮途穷，在10年内苏联集团将生产“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并且将与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23]。

　　苏联时期，孤立主义以苏联自动脱离西方国际体系为起点，最终通过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冷战得到加固。冷战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争锋，但在某些论者的笔下，苏联的社会主义早已植入了俄罗斯传统思想的骨髓，社会主义的皮相之下仍然是“第三罗马”的本质。因此，从苏联的历史经验来看，俄国孤立主义的特色不在于它拒绝与外界的政治和经济联系，遗世独立，而在于它以自己的理念改造整个世界，当这种努力不能付诸实施时，它就在“自己的”地盘上独行其是地打造“独特发展道路”，并且以此与西方世界相抗衡。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试图彻底地回归传统，退缩到米尔和村社的世界中，——他们是历史的理想主义者。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者是一群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企望在帝国崩溃之后重建一个“欧亚帝国”，历史只是他们论证现实、构建政治宏图的工具。但是，不论是斯拉夫主义者，还是欧亚主义者，他们的“规划”都只是一种理想。只有在布尔什维克执掌了政权后，欧亚主义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才得以实质性的实现。作为共产主义的一项革命性理念，颠覆现行的国际体系、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同始终是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在没有力量改变现状时，与现行国际体系对抗的孤立主义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苏联之后的新俄罗斯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大转型，这意味着俄当局摒弃了“俄罗斯特殊论”，以西方价值观为普世的旨归，竭力融入西方世界。但是苏联解体赋予俄罗斯社会的，不仅是对社会动荡、灾难的“历史记忆”，而且还有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所施加的精神创伤。这种记忆和创伤随着普京的上台，加快了传统的回归，使俄罗斯重新从传统中寻找托身之处。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一样，普京着力塑造的意识形态，其功能不外乎两个方面：对内整合俄罗斯社会，确立国家认同；对外回应指责和挑战。在普京执政的十余年里，其意识形态以纲领宣传的形式依次呈现为“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新保守主义”。“俄罗斯新思想”以《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为依托，可以说是普京向刚刚经历了转型动荡的俄罗斯人所做的“传统启蒙”，意在重新唤醒俄罗斯人的爱国和强国情感，因此爱国主义成为普京所有意识形态的基础。“主权民主”的提出意在回应外界对俄罗斯国内专制趋势不断得到加强的批评，同时也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在俄罗斯爆发的可能性。而“新保守主义”的提出，则是在2011～2012年普京参选新一届总统职位并引发大量俄罗斯街头示威抗议的背景之下，因此它是为了回应广大民众要求系统性改革的要求，同时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新俄罗斯独立以来一直没有确立的认同问题。“新保守主义”重申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传统价值的作用，并且以“精英国有化”的口号，一方面满足民众的期待，一方面加强对精英的控制；同时试图通过欧亚联盟的构建，确立“俄罗斯世界”的边界。

　　就其意识形态纲领内容来看，“新保守主义”是对此前的“新思想”和“主权民主”的综合，并无多少新鲜的内容，但是它越来越反映俄罗斯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在因苏联解体而缺失国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俄罗斯构建新的国家认同，除了诉诸传统的正面树立外，更多的是通过塑造对立面来确认。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新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其否定性”，即否定西方现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模式，“正面的倡导性主张却模糊不清”[24]。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曾说，俄罗斯除了诉诸民族情感外，提不出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东西[25]。而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类似的话则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并没有令人振奋的思想和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可以提供。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上帝施与他们的，就是地理。”[26] 事实上，由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培植的反西方主义一直是普京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且与传统的反西方主义相比，在基调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反西方主义更多的是从文明的意义上而言，宣示西方文明已经腐朽，开始衰落，而俄罗斯则是生命力旺盛的文明，它将取西方文明而代之；那么当代反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强烈，敌我观念相当浓厚。而且当代的反西方主义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逐渐进入政策层面。在“近邻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后，随着最高领导人激烈讲话的发表、意识形态语言的确立、媒体的全力传播、青年组织“纳什”的创建，反西方主义如火如荼地扩展开来。2007年普京的慕尼黑讲话将这一次反西方主义推向高潮。

　　普京2008年卸任总统一职，梅德韦杰夫成为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其自由主义者形象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反西方主义运动的锋芒。俄美关系的“重启”、青年组织“纳什”活动的停止、“全面现代化”纲领的推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给予西方的配合，基本上中止了俄罗斯的反西方运动。但是，2011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后民众抗议政府活动的发生，使得俄政府认定西方势力是反对派的幕后支持者，新一轮反西方运动重新展开。从俄罗斯驱逐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新的非政府组织法、以《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强烈回应美国出台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精英国有化、取消海外避税区等情况来看，俄采取了与西方进行僵硬政治对抗的政策，“为从国际社会抽身创造了条件”；而2013年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尤其是2014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成为“催化剂”，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竖起了围墙[27]。“无论乌克兰事态如何发展，建立在不平等（俄罗斯只是充当帮手）和彼此客套基础之上的战略伙伴模式已无法恢复”[28]。虽然普京和其他领导人一再强调，俄罗斯不会“自我孤立”，外界也无法“孤立”俄罗斯，但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伊·尼古拉耶夫在《俄罗斯岛》一文中总结说：俄罗斯处于孤立状态；俄罗斯正在积极地自我孤立；俄罗斯当局奉行的对外政策导致孤立与自我孤立，引发经济危机和衰退[29]。

　　从“俄国特殊论”到“新保守主义”，其中都孕育着孤立主义的种子，而且只要条件适宜，它就会萌芽成长。基辛格说，俄罗斯“一旦遭遇挫败，则愤愤不平、怨天尤人”[30]。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每当经历挫败之时，其孤立主义倾向就越发明显。西里尔·布莱克认为，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对外交往史，就是一部它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历史[31]。其实，也包含了从中心滑落到边缘的历史，包括戈尔恰科夫所说的“养精蓄锐”的孤立主义历史。

　　三 “俄罗斯岛”：孤立主义的心理隐喻 

　　在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原因中，自身的不安全感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这种不安全感历来为从政治家到学者的各种论者所述及。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者，欧亚大陆在历史上曾经是游牧民族的驰骋之地，异族的入侵，尤其是蒙古桎梏给俄罗斯民族心理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二者，俄罗斯民族立基的东欧平原地理结构单一，缺乏天然障碍，为外来入侵者提供了自然的便利。基于这种不安全感的心理，扩张到“自然的疆界”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一种俄罗斯式的悖论[32]在此依然可以展开，即在俄罗斯的极化心理结构中，与不安全感相对应，安全感也是一极。同不安全感一样，安全感的心理首先也来自地理：辽阔无垠的领土使俄国拥有战略纵深，弥补了缺少障碍、易受攻击的缺陷。这种地理上的优势使得“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33]，这种优势通过历次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了验证。即使是最强大的外敌，这个巨大的空间也会使其产生迷茫和无力感；希特勒在进攻苏联的前夕曾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34] 虽然俄罗斯的安全环境远逊于置身大洋之间、令欧洲强国鞭长莫及的美国，但是相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它的侧翼大国位置使它进可攻，退可守，从而拥有主动的地位。这也是数百年来欧洲对俄罗斯虽然轻蔑但又忌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辽阔的国土赋予俄罗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依然可以保证俄罗斯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模式通过斯拉夫派的想象和构建，镌刻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并且在后世不断得到强化。

　　如果说不安全感是俄国扩张主义的心理动因，那么安全感则可以说是俄国孤立主义的精神支柱。在俄罗斯的历史轨迹中，扩张主义和孤立主义交互为用，在与此相应的心理结构中，不安全感和安全感则相互交织。这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具有强烈隐喻意义的“俄罗斯岛”中得到了精致的表达。

　　“岛”具有安全与风险并存的双重隐喻意义。岛首先因为与其他大陆远隔，遗世独立，安然自处，因此也就意味着风雨不侵，不受外来干扰。美国位于美洲大陆，远离矛盾重重、纷争不断的欧洲，其安全优越的地理位置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虽然俄罗斯不能与美国相比，它置身于“最具权力潜质”的欧亚大陆，更确切地说是麦金德所谓的“心脏地带”，但它一直是欧洲的“边缘”，由于蒙古人的统治而与欧洲疏离，直到18世纪才正式踏上欧洲的政治舞台。这种疏离感在俄罗斯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那里尤其沉痛：“如果我们没有从白令海峡一直绵延至奥德河，人们也许就不会注意到我们。”[35] 恰达耶夫所指的主要是精神上相对于欧洲的边缘化，它连同地理上的边缘化，使俄罗斯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介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大陆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家、地缘政治学家齐姆布尔斯基（В.Л.Цымбурский）超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框架，提出了“俄罗斯岛”（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的构想[36]。在他看来，俄罗斯帝国三个世纪的历史是对俄罗斯文明真正认同的歪曲。俄罗斯18世纪的文明选择决定了此后的帝国政治，那种“劫持欧洲”，即俄罗斯将自己视为欧洲一部分的认知，既是虚假的，又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不断地以政治和武力等方式涉入欧洲，但同时又在远离欧洲[37]。在20世纪末，俄罗斯似乎意识到不能有效地维持“帝国统治”，它自动地卸下了控制“缓冲区”的重负，退缩至17世纪莫斯科国家的边界。因此，俄罗斯不再是一个欧洲强国，它离开了勃列日涅夫首提的所谓“欧洲大厦”；俄罗斯不再控制所谓欧亚世界或“心脏地带”的空间，也就意味着不再是欧亚强国和大陆帝国。帝国的崩溃正是由于深刻的孤立主义追求的结果。他认为，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其实是一个“岛”，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由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等具有中间认同的地带将其与西方、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等隔离开来；今天的俄罗斯不完全处于亚洲和欧洲之间，它是一个面向太平洋和北冰洋、四周都是“缓冲区”的大平台。这些“缓冲区”有时偏向俄罗斯，有时倒向其他的文明中心。因此齐姆布尔斯基主张以“俄罗斯岛”为指向，重构帝国崩溃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他指斥自由主义派向往的“自由帝国”和欧亚主义者梦想的“欧亚帝国”皆为虚幻，都是将俄罗斯引入歧途的乌托邦，认为应该回到“俄罗斯岛”，回到“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автаркия）[38]，即以俄罗斯族及其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空间。对于他来说，在后苏联“虚幻的”“帝国”中折射出来的，与其说是对大国实力的追怀，不如说是面对无上帝世界、世俗化世界和合理世界的恐惧[39]。

　　齐姆布尔斯基从来没有受到俄罗斯当局的青睐，也没有被反对派，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爱国派，引为同人。但是他被誉为“俄罗斯的列奥·斯特劳斯”，提出了俄罗斯对外思维的新模式，创立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派[40]。“俄罗斯岛”模式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孤立主义的历史心理，“俄罗斯岛”一词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流行[41]，成为这个孤独大国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俄罗斯上层精英，包括齐姆布尔斯基所批判的自由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同样展示其孤立主义心理，而苏联时期的历史经验则为其提供了某种支撑，“安全岛”论及其生发的“机会论”，以及“大突击战略”便是其体现。

　　“安全岛”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至俄罗斯前，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提出来的。2007年底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已经在世界上蔓延，俄罗斯的上层精英在判断，它是否会冲击俄罗斯并带来严重影响，但是基本上都持正面的看法。在2008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库德林表示，尽管俄罗斯未必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但俄罗斯是稳定的“安全岛”（остров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是国际投资者的理想去处[42]。在6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宣称，将莫斯科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的计划即将推出，卢布将成为地区性的储备货币之一[43]。其后不久，普京总理也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会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机会[44]。一时间，“机会论”在俄罗斯甚嚣尘上，政府高官如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副总理茹科夫等在危机初期都有此类表示。2008年10月，当“乌拉尔”牌石油价格由7月份创纪录的每桶139美元急跌至89美元时，俄政府仍然充斥着一派乐观情绪，继续协调被库德林称为“幻想”的所谓“普京计划”[45]。

　　面对即将蔓延至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俄精英圈中唯有盖达尔作出了准确的判断。2008年1月，他接连撰文分析美国经济衰退与资本市场上能源价格的关系，并指出俄罗斯可能面临的巨大冲击[46]。盖达尔的判断是基于他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曾指出，苏联经济表面上是封闭的，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尤其是石油和粮食开始依赖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47]。因此，当时的苏联已经不是30年代的苏联，2008年的俄罗斯更不是安全孤岛。可以说，孤立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当代俄罗斯早已不复存在。

　　与“安全岛”和“机会论”相较，以动员模式为核心的“大突击战略”更具有浓重的苏联色彩，显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思维仍然真切地扎根在当代俄罗斯的政界、知识界以及社会中。2012年9月成立的“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48]显示了孤立主义在俄罗斯精英中的顽强存在。这个俱乐部集聚了政界和知识界的二十多位“强国派”、“爱国派”人士，以传统的“爱国主义”为旗帜，以反自由主义为底色，以团结社会上的“红”、“白”保守力量为己任，以影响高层决策、实施自己的方案为目标。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方案具有强烈的“斯大林化”色彩。2012年10月，俱乐部推出了第一份关于“大突击战略”的报告[49]，认为苏联崩溃后俄罗斯已错失历史机遇，落后于自由主义西方，俄罗斯的千年文明已经处于存亡之秋，因此需要重操动员模式，实现大突击式发展，集中资源维护主权，保全民族。报告认为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突击式发展在当代俄罗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突击战略不仅要在经济上实行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模式，而且在政治上要加强精英的纯洁性，严防外部力量的干涉和内部“第五纵队”的破坏，利用帝俄和苏联的传统弥补各种力量的价值观差异，整合俄罗斯社会。这些保守精英从普京的政策性变化中看到了突击式发展的影子，认为2012年5月的总统令是突击式发展的开端。由于俱乐部主席是《明日报》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所以批评者将俱乐部的理念称为“普罗汉诺夫主义”，比喻为表皮是粉色、内里是红色的“小洋萝卜”[50]。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理念荒诞不经，但是草拟这份报告的人在俄罗斯较有影响力，除了像杜金、杰利亚金这样的学者外，还有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俄强硬派的副总理罗戈津也支持并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可以看出，这个俱乐部代表了俄罗斯一批精英的思想。

　　“安全岛论”和“机会论”是相对乐观的孤立主义，而“大突击理论”则是相对悲观的孤立主义。前者基于安全感，后者则基于传统的不安全感。但是，它们的共同之点在于，苏联时期孤立主义的历史经验为其提供了心理支点。尽管苏联已经是一个逐渐远去的帝国，但是拆除帝国的心理结构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普京当政后大量启用苏联时期的政治符号，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后帝国综合征”普遍存在的俄罗斯社会；而俄罗斯社会对苏联的心理亲近感妨碍了深刻的反思。齐姆布尔斯基曾说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建立的“民主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遗产回收公司”[51]。

　　结语 

　　几经轮回之后，俄罗斯重新面临选择。这些选择其实都与孤立主义相关。

　　其一，是传统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新版本，是融入主义、孤立主义还是半融入主义。融入主义意味着彻底的西化，以西方的价值理念为归依。这条路始终不通，往往以骤风暴雨的激进方式开始，最后归于消停；俄罗斯强大深厚的传统是其致命的牵制性力量。纯粹的孤立主义也并非俄罗斯的夙愿，不论其内在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性格，还是外在的国际环境以及时代的发展潮流，都不允许俄罗斯彻底走上孤立主义之路。半融入主义是一条理想化的道路，即坚持俄罗斯本民族的传统，同时吸收适合于俄罗斯发展的西方观念和制度。但矛盾之处在于，俄罗斯本民族的传统与西方价值并不兼容，曾经风行的“第三条道路”在俄罗斯也只是口号而已。

　　其二，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苏联作为一个帝国虽已解体而且处于转型之中，但帝国之后的状态并不容易加以确定；俄罗斯学者认为帝国之后再无帝国，于是发明了“后帝国”这一概念[52]。民族国家是理想的方向，但帝国仍然是一个诱惑。对于俄罗斯这种庞大复杂的国家，“后帝国”的时间跨度无人知晓，其终点也未可知[53]。面对这种不确定的前景，一些俄罗斯人认为，帝国道路是与孤立主义相对而言的：孤立主义拒绝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帝国则相反；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温和的、实用的孤立主义”最为相宜[54]。

　　其三，是不计成本地谋求大国地位，还是成为一个普通而繁荣的国家[55]。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俄罗斯“只能做大国”。内化于俄罗斯民族的“强国主义”以及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大国地位，无法使其放下身段；辐射自己的能力、影响世界的进程，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大国”，显然不能孤独自守，拒斥全球化，毕竟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任何自外于这个进程的行为相当于自绝于这个世界。

　　俄国孤立主义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历史展示了它成功的经验，最终也显露了其失败的教训。俄罗斯最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俄罗斯真的像亨廷顿所说，注定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56]？

　　注：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并进行了相应修改，文责自负。

　　注释： 

　　[1]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а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в ходе совместной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НАТО Дж.Робертсоном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Италии С.Берлускони. http://2002.kremlin.ru/events/556.html

　　[2]〔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强人治国：普京传》，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3]Интервью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у агентству ТАСС.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7054

　　[4]〔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1～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一版），第45页。

　　[6]〔美〕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325页。

　　[7]〔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8]陈立军、国红梅：《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新论》，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9]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вех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М.:РОССПЭН,2006.С.75.

　　[10]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т.Ⅰ,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изд.2. М.,1901;Милюков П.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ч.Ⅲ,изд.2.СПб.,1903.

　　[11]〔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12]Федотов Г.П.Славянский ил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богослужении.http://azbyka.ru/tserkov/tserkovno-slavyanskiy/yazik-all.shtml

　　[13]〔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上），第10页。

　　[14]〔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页。

　　[15]Бердяев Н.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М.:ЭКСМО,2007.С.12.

　　[16]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08.

　　[17]Болгарский политолог Κрастев:О 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золяционизм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ноябрь 1,2014.http://www.szona.org.另参见Ivan Krastev & Stephen Holmes,“Russia's Aggressive Isolationism”,The American Interest,Volume 10,Number 3,2014.

　　[18]Панарин А.С.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ики.М.,1996.С.167－168.

　　[19]〔美〕罗伯特·莱格沃尔德：《三个俄罗斯：衰落、革命与复兴》，载〔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俄〕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版），第437～451页。

　　[22]〔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23]〔美〕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24]Witold Rodkiewicz and Jadwiga Rogoa,Potemkin Conservatism:an Ideological Tool of the Kremlin. http://aei.pitt.edu/61260/1/pw_48_potemkin_conservatism_net.pdf

　　[25]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Внутренняя империя // Журнал “Огонёк” №50 от 22.12.2014.

　　[26]〔美〕罗伯特·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192页。

　　[27]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Внутренняя империя.

　　[28]Там же.

　　[29]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Нарастание изоляции губительно для страны//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26980 от 4 декабря 2015.

　　[30]〔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1]〔美〕罗伯特·莱格沃尔德：《三个俄罗斯：衰落、革命与复兴》，第205页。

　　[32]这种所谓的悖论在别尔嘉耶夫的笔下得到了集中的论述，参见Бердяев Н.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С.14-28.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2卷，第18页。

　　[34]〔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35]〔俄〕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36]Вадим Цымбурский,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http://www.archipelag.ru/;“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vs “остов Россия”:Интервью Вадима Цымбурского Михаилу Ремизову-Россия больше не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ержава.http://www.archipelag.ru/

　　[37]Вадим Цымбурский,Циклы “похищения Европы”.http://www.archipelag.ru/

　　[38]Вадим Цымбурский,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http://www.archipelag.ru/;Тот же,“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за семь лет,или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од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http://www.archipelag.ru/

　　[39]Борис Межуев,“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время и место одной историософ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сперт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5 (19),2006.

　　[40]Егор Холмогоров,В поисках утраченного Царьграда:Цымбурский и Данилевский.http://sputnikipogrom.com/

　　[41]一些政论作品很轻易地接受了这个概念，如Владимир Большаков,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Эксмо,Алгоритм,2009;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Нарастание изоляции губительно для страны//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26980 от 4 декабря 2015.

　　[42]Кризис в Давосе: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 объяснил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бизнесу,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оказалась остров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4570,24 января 2008.

　　[43]Медведев пообещал превратить Москву в мировой финансовый центр.http://lenta.ru/news/2008/06/07/moscow/

　　[44]Россия не упустит свой шанс.http://www.ntv.ru/novosti/145530/

　　[45]Евгения Письменная,Система Кудрина:История ключевого экономиста путинской России.М.:Мани,Иванов и Фербер,2013.С.187.

　　[46]Гайдар Е.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нъюнктура и Росс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1,2008;Он же,Жесткая посадка:новый вызов для России //Ведомости 12 (2034),24.01.2008.

　　[47]〔俄〕叶·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48]其官方网站：http://www.dynacon.ru/

　　[49]Стратегия большого рывка (доклад Изборского клуба).http://www.dynacon.ru/content/articles/975/

　　[50]Мультатули П.В.Редиска наоборот: Куда ведёт 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 http://www.riss.ru

　　[51]Вадим Цымбурский,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http://www.archipelag.ru/

　　[52]〔俄〕德米特里·特列宁：《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韩凝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53]同上。

　　[54]Евгений Горбунов,Изоляционизм и имперский путь России.http://www.apn.ru/

　　[55]〔俄〕А.П.齐甘科夫等主编：《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冯玉军、徐向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5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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