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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颜色革命冲击下转型国家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
宋博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 2016年04月06日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以来,颜色革命逐渐成为冲击转型国家既有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而青年政治组织成为这一波政治冲击中的主要挑战型力量。颜色革命式的政治冲击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能成功挑战现政权,这是因为当事国家针对青年政治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因此,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成为遏制颜色革命局势恶化的关键因素。本文应用案例比较和过程分析的方法,选取三个典型国家作为比较案例(格鲁吉亚、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现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主要基于扩大参与或抑制动员两种逻辑。不同的治理逻辑导致国家遏制颜色革命冲击的结果大为不同。同时,随着转型国家自身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既有的有效治理逻辑也遭遇挑战。

  【关键词】青年政治组织;颜色革命;转型国家;政治参与;政治动员;

  【作者简介】宋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一 问题的提出和文献回顾 

  苏联解体以来,颜色革命一度成为转型国家面临的主要政治挑战。在70年代以来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浪潮逐渐蔓延的背景下,原苏东集团地域上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独立伊始便放弃了既有的苏式体制并确立了向西方政治经济体制靠扰的转型国家发展道路。民主转型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出现了转型不成功、民主体制反而崩溃的案例。具体到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挫折现象就是颜色革命[1]。原苏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政府在转型进程中政策应用失当又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导致转型进程中国家主导的认可度逐渐降低,社会大众因此对国家当局失去信心,民间期望与政府实践之间的鸿沟逐渐加大,民众进而期望能够通过政府更迭加快实现国家的发展。同时,西方国家与这些转型国家在转型速度和方向等方面分歧逐渐加深,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因国家利益不同而屡起摩擦,转而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期望通过政府更迭来“纠正”这些国家偏离西方期望的发展道路。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转型国家内部的反对派集合普通民众的民主诉求,屡屡采取非暴力手段向执政当局发起挑战,并最终实现了政权更迭,反对派得以上台执政。上述发生在原苏东地区的政治动荡过程普遍被认为是颜色革命的典型进程。

  原苏东国家是颜色革命政治冲击的重灾区(见表1)。苏联解体后独立的15个国家当中,仅有波罗的海三国没有受到颜色革命的冲击。2000年至2014年间,该地区几乎每隔1~2年就有一次颜色革命式的重大政治动荡,这些国家要么遭受颜色革命冲击(俄罗斯、白俄罗斯和除吉尔吉斯斯坦外的中亚国家),要么颜色革命在其境内已经取得成功(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给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抑制颜色革命的冲击,为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便成为这些转型国家的重要政治课题。

  学术界在梳理颜色革命生成机制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青年政治组织是颜色革命的重要推手。有学者在2000年塞尔维亚发生的颜色革命运动中,发现当地的青年政治组织“反击”(Отпор)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成为这场革命最积极的推动力量[2]。而具有一线处置经验的政府官员也承认治理青少年和民间组织是削弱颜色革命式政治冲击的关键所在[3]。围绕青年政治组织和颜色革命的关系,学者形成了几类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青年群体本身具有的认知特性和高参与度决定了青年政治组织在颜色革命进程中起更为决定性的作用[4]。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青年群体比其他大众群体更加依赖网络社会维度开展政治活动,青年组织天然的反传统性使得传统政治组织很容易成为其攻击的目标[5]。第二类学者从青年认知与国家转型关系角度出发,发现社会的剧烈变化和国家转型的不完善,造成了青年群体的认同危机[6],青年群体与国家价值观的背离构成了青年政治组织广泛参与颜色革命活动的动力[7]。第三类学者则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出发,发现推动俄罗斯颜色革命浪潮的过程当中,中产阶级的崛起和青年政治活动的加强具有相关性,这主要源于俄罗斯中产阶级产生的特殊性,其核心阶层相比西方其他民主国家更为年轻,且内部的年轻群体因为难以稳定保持中产阶级地位而更加焦虑[8]。因此它作为一个混合了职业背景、却对于现实社会颇多不满的“杂乱空间”,充分利用其掌握的先进通讯技术手段,发挥其独特的创新优势开始“构建”颜色革命[9]。第四类学者从国际社会规制的角度出发,发现原苏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冲击背后,是各个相邻国家的青年政治组织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10],当事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需求的漠视,增强了青年政治组织国际化的影响力[11]。还有一类学者把青年政治组织得以在颜色革命的背景下发展壮大归结为外部势力的扶持和培育[12],认为颜色革命是国际权力政治博弈的一种具象,而青年政治组织是这种博弈格局中的工具[13]。

  上述观点均对青年政治组织和颜色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这一地区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即使在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层较为相似、政治转型均不完善的前提下,颜色革命的冲击并非在每个国家均取得成功;对遭遇数次颜色革命冲击的同一国家进行纵向比较,还可以发现,青年政治组织的活跃程度并非与国际政治干涉和邻国青年政治组织援助成明显的相关关系。可见,前面的分析均在无意中忽略了转型国家自身的作用。作为国际政治领域传统的行为体,相比群体意识认知和社会阶层变化等被动性因素,国家具有面临挑战时的主动性,而且国家对内掌握内政治理工具,对外掌握外交政策工具,与外部势力相比显然是影响本国政治环境更重要的行为体。因此,本文认为,国家自身针对青年政治组织采取何种治理逻辑,是影响其抵御颜色革命政治冲击的重要变量。

  二 治理的目标和前提:青年政治组织缘起和颜色革命触发机制 

  原苏东地区的青年政治组织历史极为久远,有俄国学者甚至认为俄国几乎每隔25年就会有一股青年政治运动浪潮作为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前兆[14]。苏联解体后,原苏东国家的青年群体均经历了从依靠地下亚文化凝聚的团体整合蜕变为以政治诉求为主的青年政治组织的过程。以俄罗斯为例,在苏联解体前,俄罗斯除了官方的共青团组织外,基本没有青年政治组织的踪迹,但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当中,苏联涌现了大量亚文化的、反传统的青年群体,例如以摇滚、后现代艺术和体育为主的青年社团。从1990年至1996年,在苏联政治走向混乱和俄罗斯走向独立的过程中,这些亚文化社团逐渐整合为松散的青年政治团体。这一时期的青年政治团体非常弱小,不仅政治号召力很差(一般只有5~30人),而且主要的政治诉求只是为团体的小领导者争取到一定的选票或增强其在民主运动中的话语权。因此这一时期的青年政治组织更类似一种政治俱乐部或政治沙龙的形式。1996年前后,俄罗斯政府出台了多项鼓励青年政治组织发展的法律和规划,例如著名的“俄罗斯青年规划”(программа “Молодежь России”)便在此时得到批准,俄罗斯青年组织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此时的青年政治组织主要是并入主流政党麾下,例如“青年久加诺夫”“青年亚夫林斯基”运动等。但是从1996年至2003年间,这种党内附庸性质的青年政治组织没有任何“组织”的架构,甚至其名义运行时段也仅限于选战期间,它更像是单纯的政党拉票工具[15]。在2000~2001年之间,随着南联盟的政局动荡,西方的外部援助开始涉足原苏东地区;而随着民主派政党的不断失利和执政党的腐败加剧,该地区青年人的自主政治诉求也开始觉醒,青年政治组织在2004年前后才真正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组织开始走上舞台。

  在2000年的南斯拉夫联盟总统选举中,爆发了一场具备颜色革命雏形性质的政治冲击:反对派领导人不承认总统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在屡次冲击政权机关和占领政府大楼后,时任当选总统米洛舍维奇被迫辞职,反对派得以执政。自那以后每一场颜色革命中,青年政治组织均是最为活跃的政治行为体,并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成为颜色革命的中坚推动力量。学者们发现,两者在短时间内就达成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主要与颜色革命四个主要的触发步骤有关[16]:

  1.建立降低政府可信度和排斥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共识。主要受众对象就是青年群体,因为在转型国家当中,缺乏资源和经验的青年人本身最易成为社会转型的受害者,青年群体本身具有的对传统威权的叛逆心理与其受害地位的结合,很容易产生反对执政当局的共识。

  2.在选举节点采取抗议行动。仅从原苏联地区来看,截至目前爆发的颜色革命均与国家政权选举活动高度相关(见表1,只有最近的乌克兰“迈丹广场革命”是例外,它是因为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协定问题引起的)。颜色革命与选举活动高度相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转型国家本身选举存在诸多不规范甚至反民主的地方,极易成为反对派指责的议题;其次,2000年以后转型国家社会各界对于经济与改革政策等重大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反对派很难提出超越执政当局的长期施政纲领吸引选民,所以只能抓住选举程序和结果这个议题;最后,选举时期也是当地民众政治关注度最高的时期,反对派在这一时期作政治动员成本最低。

  3.推出政治口号并实施瘫痪当局执政能力的行动。只有占领执政当局的机关或交通要道,才能降低其管理效率和可信度,让更多的民众相信反对派对当局的指责的正确性。因此,“占领”是颜色革命开始阶段升级局势最有效的实际行动,是其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见表1)。为了实现“占领”的战术目标,反对派必须动员更多具备行动能力的年轻人加入到行动中,这是青年与其他群体相比最重要的优势。梳理反对派的政治口号或组织名称即可发现,大部分口号也是迎合了青年人反抗权威、不愿接受束缚的心理。

  4.议会内外的反对派实现合流并控制权力机构。这是颜色革命成功,即政权更迭的关键所在。颜色革命获得西方支持的前提是其非暴力特性和维护民主体制的合法性,无论反对派在街头抗议中如何占优势,都无法采取暴力夺取政权的形式确立自己的胜利。因此,街头反对派需要通过某种途径与议会内部的反对派实现合流,最终控制转型国家的议会,实现颜色革命成果的合法化。实际上,所有最终成功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都是最终在这一步骤上取得了成功。主要实现途径是街头反对派占领议会大楼,驱赶支持政府的议会党团。

  表1 原苏联国家颜色革命冲击一览表 

爆发国家
触发革命的

 

相关选举

时间
主要反对派
议会是否

 

遭受反对派

非正常控制#

结果
格鲁吉亚

 

“玫瑰革命”

议会选举
2003年
Кмара(意为“受够了”)*
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逃亡,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政府上台。
乌克兰

 

“橙色革命”

总统选举
2004年
Пора(意为“是时候”)*
亚努科维奇赢得选举却遭反对派翻盘,亲西方的尤先科政府上台。
吉尔吉斯斯坦

 

“郁金香革命”

议会选举
2005年
族群反对派
总统阿卡耶夫逃亡,巴基耶夫上台。
白俄罗斯

 

“浅蓝色革命”

总统选举
2006年
白鹤*,青年阵线*,野牛*
反对派领导人被逮捕,颜色革命被镇压。
亚美尼亚
总统选举
2008年
前总统彼得罗相
并未形成较大事件
摩尔多瓦

 

“推特革命”

议会选举
2009年
自由派和亲罗马尼亚派
虽然反对派冲击了总统府和议会大楼,但是当局控制住了形势。
吉尔吉斯斯坦

 

第二次“郁金香革命”

总统选举
2010年
族群反对派
虽然这场革命与总统选举相隔大约半年的时间,但实质依然是巴基耶夫第二次当选后并未遏制反对派抗议选举结果的形势。
俄罗斯

 

“白丝带革命”

议会选举

 

总统选举

2011~2012年
РосПил*
时间跨越议会和总统两场选举,抗议时长和人数为其独立以来少有,但最终控制局势。
乌克兰

 

欧洲“迈丹革命”

一体化问题
2013~2014年
三大反对党
反对派策动了议会政变,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反对派成功掌握政权。

  *为青年政治组织或青年运动名称

  #非正常控制是指反对派并非通过选举合法席位途径实现控制议会的目标,或者在争取议会席位的过程中采取了非法手段。因此,青年政治组织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而且主要是应用在颜色革命冲击背景下:只有在颜色革命冲击下,青年政治组织才会以一种现实政治组织的形态出现,与触发颜色革命的机制相结合,给予该国政治稳定重大挑战。那么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否一样?哪一种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地规制青年政治组织?

  三 两种治理方式——抑制动员和扩大参与 

  对于转型国家执政当局来说,治理国内青年政治组织,使其不成为助推颜色革命恶化蔓延的关键力量,主要存在两种治理方式:抑制动员和扩大参与。

  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两个恰好相反的政治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主要的行为体是政治组织和群众,政治动员主要指政治组织凝聚动员群众参与到其政治活动中的过程,政治参与则主要指群众主动参与到政治组织,通过其影响国家政治进程以寻求实现自身诉求和保障自己利益的过程[17]。青年政治组织与传统政党相比,在这两个过程中都具有明显优势。

  青年政治组织的政治动员能力远强于传统政党。首先,青年政治组织的组织结构更适合当代年轻人追求不受权威束缚的集体活动偏好。大部分青年政治组织的管理结构都接近网络化或扁平化,很少保持一个长期固定的领导核心。以俄罗斯的青年政治组织为例,亲政府的“纳什”(Наши)最高层只有一个常设的7人政治委员会,并未明确设立最高的领导者。而反政府的“防御”组织(Оборона)在联邦层面不设领导机关,各个地区分部保持一种平等协调的关系,总部只有若干事务协调人员。其次,青年政治组织的动员方式也远比传统政党丰富多彩,俄乌等国青年组织的机关官网均很粗糙或没有官网,也没有自己控制的媒体(如报纸、电台等),但是几乎所有的青年组织都把社交网络平台作为其发布活动信息和扩大影响力的主要阵地,在各个主流社交网络平台上(如В Контакте,Twitter,Facebook等)青年政治组织的官方账号总是最活跃的。这些青年组织除了组织传统的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外,还举办环保、关爱老幼弱势群体、艺术展览、娱乐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满足了年轻人追求时尚新奇的心理。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青年政治组织比传统政党具备更多的灵活性优势。首先,无论本质上属于亲政府还是反政府立场,青年政治组织一般不会像传统政党那样明确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确立为政纲,而是将保障维护青少年权益、扩大青少年参政议政途径和为国家社会培养合格优秀的青年人才作为其纲领的主要目标。这种中性化的纲领更易吸引各个阶层的青年参与。其次,与很多传统政党附属的青年组织相比,独立的青年组织刻意淡化其与主流政党的关系,免去了青年参与其活动可能会被传统政党绑定的后顾之忧。

  显然,转型国家如何控制青年政治组织上述两个能力,就成为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关键。针对现有青年组织,任何一个执政当局都希望能够尽量增强亲政府青年组织的动员能力,并削弱反政府一方的政治动员能力;同时,执政当局也会寻求扩大一定的政治参与,让青年对参与反政府的活动失去兴趣,或者扩大更多青年以外的阶层进入到政治参与当中,削弱青年政治组织的整体影响力。将上述治理路径进行归纳,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存在两种治理方式:抑制动员和扩大参与,下面通过案例分析检验转型国家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两种治理逻辑的效果和使用条件。

  四 案例比较和过程分析 

  本文拟采取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选择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俄罗斯三个国家,因为这三个国家同属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可以排除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转型环境等干扰变量。同时本文也不选择中亚国家作为案例,因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所谓颜色革命与民族或族群冲突高度相关,其青年组织也与宗教组织联系密切。而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国内的民族分布与政治组织呈现明显的非相关性,而2014年之前的乌克兰国内政局虽然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和民族矛盾,但是主流政党和青年政治组织均具备全国性,亲政府和反政府的争议焦点围绕与俄罗斯还是欧盟开展一体化展开,与民族问题关联并不密切。在上述案例中,本文还将应用过程分析的方法,针对同一个国家出现的不同的颜色革命冲击结果,去分析时间因素驱使下国家治理方式是否发生演进,这种演进是否真正适应了政治挑战。

  (一)“玫瑰革命”前夕的格鲁吉亚(2000~2003):缺乏抑制动员和扩展参与的意愿 

  2000年谢瓦尔德纳泽成功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选举,仅仅4年后,在其总统任期尚余一年的背景下,格鲁吉亚因议会选举舞弊事件爆发了激烈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最终导致谢氏在2003年11月下台。在这场被称为“玫瑰革命”的颜色革命风暴中,克马拉(Кмара,意为“受够了”)青年政治组织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谢氏政权倒台的当夜,首都第比利斯爆发了10万人的庆祝游行,绝大部分为该组织所动员。而在长达一年的抗议活动中,该组织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的反对派,并在占领议会大厦的最终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青年政治组织得以推动“玫瑰革命”成功,与这一阶段的格鲁吉亚当局缺乏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明确意愿有直接关系。谢氏政权极其缺乏抑制青年政治组织动员的意愿。首先,当时的格鲁吉亚政府没有主管青年事务的部门,更缺乏发展青年事业的政治纲领,因此很难对青年政治组织产生关注。其次,谢瓦尔德纳泽本人虽然曾经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安全部门首脑,但是其主要倚靠的助手、时任格安全部部长的努克扎尔·萨扎亚突然自杀,导致格安全系统与谢本人之间产生隔阂,自此之后谢“便失去了对国内态势的感知能力”[18]。最后,当时的谢氏政权自认为是独联体地区构建民主社会最规范的国家,格美关系和格欧关系发展态势也不错,格还成功推动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合作协议的签署,因此当局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会支持自己,主动放弃了对所有反对派的抑制策略,任由反对派主导媒体对谢氏政权展开长达一年的抨击。

  同时,格政府也缺乏扩展政治参与的意愿。谢氏政权在2000年上台时属于多党派联合执政性质,但是短短两年间,因为多个政治经济议题的分歧以及腐败问题的严重,执政联盟中的多个党派纷纷退出执政联盟(例如日瓦尼领导的影响最大的“国民运动”),甚至谢自己的基本支持盘——“为了新的格鲁吉亚”也近乎分崩离析,只剩阿扎尔自治区的阿巴希泽和首都的一些官僚还支持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谢氏政权依然拒绝与任何反对派进行对话、开展谈判或者开放政府职务以赢得反对派支持。在不听取任何青年诉求的前提下,格政府对克马拉等反政府青年组织强行打压,引起舆论强烈不满。

  恰在这一时期,缺乏格政府关注的青年政治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原本立场中立的首都大学生组织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开展了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培训,迅速转向反政府立场。而“克马拉”则得到索罗斯的巨额资金援助,从原本名不见经传迅速转变为格影响力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显然,在格鲁吉亚案例中,政府对青年政治组织治理的缺位是导致颜色革命局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因素。

  (二)橙色革命前夕的乌克兰(2003~2005):抑制动员未成功,扩展参与缺乏意愿 

  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在颜色革命成功后向乌克兰派出了很多街头抗议专家,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乌克兰也建立了反政府青年组织——“博拉”(Пора),它在“橙色革命”风暴中宣称自己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临时组织。实际上该组织的架构一点都不“临时”,其主要领导成员共同工作的经历可以追溯到1990年迫使时任总理维塔利·马索尔(Виталий Масол)下台的抗议活动。而骨干成员来自2000~2002年间“无库奇马的乌克兰”青年抗议运动,可见其抗议执政当局的历史传统和斗争经验均非常丰富。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3月,即橙色革命的酝酿阶段,而在反对派基本掌控大局的2005年12月又低调地自行解散,因为它发现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青年政治组织在颜色革命成功后极易陷入政治纷争,削弱其骨干成员的政治影响力。“博拉”组织成立伊始就以监督选举为主要的政治动员诉求,2004年年初先是针对一场市长选举展开抗议活动,然后就迅速在媒体的协助下开始全国范围的反政府运动。

  政府虽然有抑制青年政治组织政治动员的行动,但是基本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当时的乌国安全系统不愿意把自己的行政资源完全押到冲突对立的任何一方去,而是选择了行政中立。整个“橙色革命”期间,负责控制街头抗议的主力警察部队来自亚努科维奇自己的票仓——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金雕”特种部队。更重要的是,政府只选择采取简单镇压的方式,而“博拉”组织政治动员的核心诉求是质疑选举制度,政府并没有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设计任何解决方案。与抑制动员相比,当时的乌克兰政府连采取扩展政治参与的意愿都没有。这是因为,当时库奇马政府的主要政治任务是遏制以共产党为主的左翼反对派。左翼反对派当时掌握大部分合法注册的青年政治组织,是可以与亲西方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抗衡的有生力量,乌克兰当局却出于意识形态的担忧不愿意给予这些组织成长发展的空间,所以在“橙色革命”风暴中没有一个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可以挤压反政府青年组织的政治空间。

  (三)颜色革命威胁下的俄罗斯(2004~2008):抑制动员和扩展参与均取得成功 

  几乎在乌克兰遭受“橙色革命”冲击的同时,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青年政治组织也开始给予俄罗斯反对派以技术支持。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俄罗斯国内青年政治组织较为强大,在俄罗斯独立后基本可以分为亲西方的右翼青年组织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青年组织,而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周边国家的相继成功迅速重构了俄罗斯国内的反政府组织。2005年年初,一个新的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防御”(Оборона)诞生了。它整合了极右翼、亲西方自由派和民主派(例如“亚博卢”集团、团结党、“公正俄罗斯”等)等政治主张的青年政治骨干,并获得了俄罗斯右翼政党的支持。同时,为跳出俄罗斯当时日渐衰弱的左右对峙格局,该组织刻意淡化自身的亲西方和右翼色彩,例如特地给该组织赋予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名称——“防御”,以适应当时俄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增强的趋势。同时,它的组织架构又是充分适应颜色革命运动特色的:实施网络化管理,在联邦层面不设领导机关,各个地区分部保持绝对的自主性,进行具体组织活动由各地区的协调委员会或协调专员负责,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地方力量。并对突发政治事件进行快速反应。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该组织同乌克兰“博拉”一样,将政治诉求目标限定于反对政府管制(独裁)、反对腐败、保护公民权益和环境四大中性议题上,将其组织的政治活动与这些当时俄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议题予以有效结合。

  该组织成立后很快就成为推动颜色革命冲击的主要力量。成立伊始,它就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受够了普京”的抗议活动,此后又多次组织街头抗议和其他政治活动。2006~2007年该组织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这两年中该组织几乎每个月都组织抗议活动,抗议的目标除了俄罗斯执政当局和议会选举外,还延伸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和俄对格鲁吉亚的制裁等领域。2007年3月它与跨党派的反对派运动“另一个俄罗斯”(Другая Россия)合作,组织了震撼全俄的“异议行军”抗议运动。

  俄罗斯政府也注意到青年政治组织在推动颜色革命局势恶化方面的特殊作用,它吸取了乌克兰的教训,在青年政治组织治理方面取得了成功。在抑制反政府青年组织政治动员方面,除了动用法律手段和强力部门予以限制和取缔等传统手段外,俄政府还把资金控制作为治理的重点。俄罗斯税务部门多次对“防御”等组织的资金来往情况进行检查,并限制其接受国外资助。对于部分无法厘清恶意与否的资助款项,俄政府还采取控制其落地账户的形式予以监控。俄政府也注重积极通过扩展其他青年政治组织的政治参与来挤压反对派生存的空间。在乌克兰遭受“橙色革命”冲击的2004年11月,俄政府迅速着手整合已有的左翼和民族主义青年政治组织,构建全新的反颜色革命组织——“纳什”。该组织是在俄总统办公厅的主导下,通过改造既有的青年组织“共同前进”(Идушие вместе)而来。该组织更像是对反政府青年组织的“逆向仿制”:它的组织架构也不采取传统青年政治组织的科层制,而采取一个集群化的体系,即内部按功能不同分为不同的项目独立实施,如以街头抗议为主的“钢铁”(Сталь),以青年交流为主的“谢里格尔”(Селигер)论坛,以培训和职业发展为主的“新教育”(Нов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等。虽然该组织的全国层面的5人联合领导小组中有2人来自亲政府的政党和机构[19],但是组织本身的政党派系色彩却被刻意淡化了,主要突出的是年轻化的吸引力,组织的主要领导骨干都是70后和80后。“纳什”组织设定其主要使命是建立爱国主义的新秩序,因此也把民族主义视为其政治号召力的源泉。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的治理基本取得了成功,2007年以后,以“纳什”组织为首的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它的首次重大政治行动是2007年12月俄罗斯议会选举,正是“纳什”组织的大规模造势活动,才保障了“统一俄罗斯”党从反政府派手中赢得了青年阶层的选票,巩固了政权党的地位。在选举期间其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也压倒了反政府的抗议示威,使得反对派复制颜色革命模式的企图遭到了挫折。2008年以后,俄罗斯的反政府青年运动组织很难有力量再单独开展抗议活动,逐步回归到传统反对派政党的控制之下。

  (四)“白丝带革命”威胁下的俄罗斯(2010~2013):抑制动员的失败和扩展参与的成功 

  2009年,俄前内务部官员阿·德莫夫斯基(Алексей Дымовский)创建了“白丝带运动”,旨在提高执法部门的透明度。但是这一运动很快扩展为一个新的反政府运动——“反腐败运动”。这一运动伴随着2011年年底议会选战的白热化而蜕变为激烈的反政府抗议运动,直至2013年年底方才平息。这一时期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选举和民生等传统焦点问题逐渐被移出社会关注的重心,而腐败问题则成为焦点。社会焦点问题的转移重新构建了政府与反政府对峙的格局。

  反政府的青年组织在这一时期几乎全面瓦解,“防御”等组织在2011年均毫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网络的发展使得网络反对派成为反政府的主流力量。俄罗斯知名博客作家纳瓦利内(А.А.Навальный)建立了以反腐败为核心的РосПил网站,该网站与另外几个主张公民权益的网站共同构成俄罗斯新一轮抗议运动的主体。由于网络反腐运动的影响逐渐增大,2011年俄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反腐败为主要诉求的抗议运动,并将白丝带引入其中成为其象征标志。这一过程中虽然参与主体依然是年轻人,但是有组织架构的青年政治组织几乎消失了踪影,青年人的动员是依赖网络结合热点的社会议题完成的。直到2013年,“防御”等前反政府组织的骨干成员才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地区性政治组织“春天”(Весна),但是依然无法重新掌握青年抗议运动的主动权。

  亲政府的青年组织虽然在2008年就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街头”的优势已经失去了意义。首先,作为挤压反对派政治空间的工具,亲政府组织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主打街头对抗的派别“钢铁”迅速失去年轻人的青睐,被迫成为首先解散的亲政府青年组织。而余下的青年组织则发生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消极变化:组织的官僚化,活动吸引力大幅下降,青年运动意识形态的极端民族主义化。这三个趋势是相互影响生成的。由于整个青年运动缺乏竞争的压力,其组织系统逐渐官僚化;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开始将参加“纳什”组织作为获得公务员职位的途径;而为了抵消这种变化,很多青年组织只能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思想,使得整个组织开始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极右思潮的影响。

  正是看到“纳什”等组织不仅无法继续适应其历史使命,而且有演化为不受控制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危险,俄政府开始调整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政策。首先对亲政府的青年政治组织进行升级换代,以“纳什”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政治组织迅速被低调解散,其骨干成员调入政权党系统中的青年党务机构和政府青年工作机构。一批较为年轻的“纳什”骨干成员则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更为开放和轻型架构的青年组织“网络”(Сеть),该组织与“纳什”相比,强调自己不再定位于青年政治组织,而是与青年开展对话的中介途径。其主要的动员力放置在关爱家庭、保护环境和维护传统等非政治性议题方面。它的主要活动也不再是传统青年组织的游行示威抗议等,而是着力于组织各种涂鸦、娱乐活动和艺术品鉴。其次俄政府通过扩大政治参与性,提高传统政党对于青年人的吸引力,削弱网络反政府运动的动员能力。俄罗斯政府在这一阶段再次放开了地方选举的民主程序,并重点加大了对于青年人参与投票的宣传工作。由于反对派在正式选举中缺乏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参与投票的年轻人反而成为政权党的支持者。但是,俄政府在抑制反对派动员方面却遭到了失败,与五年前的“橙色革命”冲击相比,这一次的反对派的主体来自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收入水平的新兴中产阶级。反对派很少获得国外的资金支持,而国内的资金募集一般通过网络捐助的形式进行,俄罗斯政府实施的资金管控无法在抑制反对派动员方面起到作用。

  (五)“欧洲迈丹革命”下的乌克兰(2010~2014):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新难题 

  2013年年底,新的“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定”能否签署关系到乌克兰未来是否坚持发展与欧盟一体化的道路,围绕这一问题乌克兰社会爆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最终反对派成功冲击议会大楼,亚努科维奇政府下台。这一系列迅速变化的政治事件也凸显了国家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新问题。

  2010年,亚努科维奇终于击败“橙色集团”当选总统。经历过“橙色革命”的亚努科维奇政府非常重视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工作,作为典型的亲俄派,亚氏政府也广泛参考了俄罗斯的治理经验。乌克兰政权党重新清理了自己的青年党务机构,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青年政治组织“青年地区运动”(Молодые регионы)。该组织在2010年改组后,在乌克兰迅速取得了广泛影响力,而反对派的青年组织则一直分散依附在各个反对派政党内部,无法与其抗衡。

  乌政府的政策变化并不能有效应对乌克兰政治的新变化。首先,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在2011年独立的反对派青年组织基本消失殆尽,其骨干力量均加入乌克兰的三大政党:“祖国党”(Батькившина),“打击党”(Удар),“自由党”(Свобода)。其中,“祖国党”和“自由党”均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年轻化改造,使其政党纲领更贴近乌克兰年轻人的诉求,“自由党”还建立了较为有效的青年党务机构。反对派的这一结构调整可以将自己的传统政党优势和青年街头力量结合起来,使抗议活动更为有效地推动。而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却担心让“青年地区运动”组织与政权党“地区党”充分结合会破坏其在青年群体的优势影响力,刻意寻求保持“青年地区运动”的政治独立性,使得2010~2013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该组织只操持了一些反对地方暴力犯罪和保护网络环境等不痛不痒的议题,在重大问题(特别是一体化议题)上主动放弃了话语权。此外,“青年地区运动”组织的优势地位使得亚氏政府出现了误判,认为可以赋予该组织更多的培养下一代执政精英的任务。因此该组织的领导层并不是由最富有经验的青年运动专家来担任,而是由一些寡头和政权高官的近亲来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组织的政治动员能力。

  乌政府对于亲政府青年组织的盲目乐观也影响了扩展参与的政策设计,实际上当时乌克兰所有亲政府的青年组织只在东部和南部地区控制了青年事务的话语权,而在西部地区,大量的反政府青年骨干力量蛰伏在乌克兰反对党、地方大学学生会和欧盟援助的青年非政府组织当中[20],亲政府的青年组织只是形式上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覆盖,乌克兰政府也没有意愿针对这一地区设计吸引青年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政策,而恰恰就是该地区的青年对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政策非常关心。该地区的青年既然无法得到有效的扩展参与途径以讨论乌克兰的欧盟政策,便被反对党派所吸收,成为各大反对党的中坚力量。

  结论 

  通过上述五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国家治理青年政治组织可以从两种方式着手——抑制反政府青年组织的政治动员和扩大支持自己的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

  1.从政策设计角度看,抑制动员又可以分为以执法机构为核心的传统型政策和以金融财政核查为核心的非传统政策。显然,非传统政策能够更好地帮助政府抑制反政府力量短时间内的扩张。

  2.扩大参与则可以在两个政策层面进行:构建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和扩大青年对政治的参与度。构建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可以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诸多难题:亲政府的青年政治组织可以组织对抗性的街头行动抑制反政府组织擅长的街头运动,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壮大发展使得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因缺乏吸引力而难以为继。但是,构建亲政府青年组织毕竟需要政权夯实一个范围较大的青年支持群体,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在短时间内,如果政府围绕青年关心的问题认真与青年展开沟通,制定有说服力的政纲,同时在青年群体中间扩大宣传,则也能削弱反对派对青年的影响力。

  上述案例说明,转型国家综合采取上述两种方式,并以坚强的实施意志作为政策设计的保障,则可以遏制颜色革命类型的政治冲击。

  而通过上述案例的过程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两个结论:

  虽然国家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方式遏制反对派的政治冲击,但是国家一直坚持这种逻辑并不能高枕无忧。2011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均明显地出现了独立青年政治组织衰落消失的现象,随之这两个国家培养亲政府青年组织的政策基本失效。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还是和它们的转型国家性质有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以西方民主制度为蓝本设计了本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实际执行中却陷入了漫长的转型过程。正是由于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生态先天发育不良,才给予其他政治实体更多的运动空间,青年政治组织便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些国家独立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威权政治的道路,民众空守完整的西方式政体,却无法像西方民众那样享有多元化的诉求渠道,于是善于组织街头运动、能够向政府有效施加压力的青年政治组织便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青睐,成为改变这些国家政治走向的核心力量。

  1.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纵使缓慢但不会停止。这些国家经过20多年的独立政治实践,逐渐培育出了较为成熟严密的政党体系,相比既缺乏完整政治纲领,受众面又限于单一的青年政治组织,传统型政党经过多年的历练完善了自己的动员能力,重新回到了政治生活的舞台中心,这也是为何大部分有影响力的青年政治组织在2011年以后纷纷重新回到传统政党内部,成为其青年党务的一部分。在这种政治生态变迁的前提下,国家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方式如果依然保持不变,则必然遭受失败。

  2.青年政治组织发展的另外一个趋势,则是更加向非传统领域靠近,发挥自己掌握信息技术的优势,演化为虚拟政治力量。2011年以后的俄罗斯反对派重构已经显示出这一趋势,而国家如何化解这种虚拟政治力量的挑战,尚需重构新的治理思路。

  青年政治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也面临着青年政治组织治理的课题。本文的研究说明,一个国家在制定治理政策时,既要根据现存政治生态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也要关注执行治理方式的政治背景变化,保持动态调整的主动性,才能实现国家政治生态的稳定发展。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并进行了相应修改,文责自负。

  注释: 

  [1]因为新闻媒体在报道发生此类革命时普遍用反对派所推崇的某种标志性颜色来指代,所以此类发生在原苏东地区的系列政治动荡被大众简称为“颜色革命”。

  [2]Джон Л.Техни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Оранжевые сети.От Белграда до Бишкека,M.:Алетейя,Санкт-Петебург,2008.С.30.

  [3]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把俄遏制颜色革命的解决之道归结为青少年、民间组织和共同价值观的重新构建,见Интервью Секретаря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П.Патрушева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й правде".http://www.scrf.gov.ru/

  [4]Stephen White & Ian McAllister:“Rethinking the ‘Coloured Revolutions'”,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ume 25,Issue 2-3,2009.

  [5]Ореховская Н.Е,Cущность и место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в ряду революций//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ысль,№2,2012.

  [6]Марков С.“Оранж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пример революци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XXI века//Под ред.Погребинский.М.Б.“Оранж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Украинская Версия,M.:Европа,Москва,2005.С.73.

  [7]Блинова М.С.Адаптация молодежи Юга России к условия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ющегося общества//Молодежь юга России:положение,проблемы,перспективыM.:СКНЦ ВШ,Ростов-на-Дону,2005.С.11-17.

  [8]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10 лет спустя,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Москва.2014.http://www.isras.ru/analytical_report_sredny_klass_10_let_spustya.html

  [9]Бондаренко С.В.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имволико-смысловы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й в рамках молодежной субкультуры мобиль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Молодежь юга России:положение,проблемы,перспективы M.:СКНЦ ВШ,Ростов-на-Дону,2005.С.36-38.

  [10]Нарочницкая Н.Ирония-великое оружие…//Оранжевые сети.От Белграда до Бишкека,M.:Алетейя,Санкт-Петебург,2008.С.199-200.

  [11]Николоз Метревели,Молодеж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Грузия.http://www. georgiamonitor.org/news/254/1308/

  [12]潘英明、徐红林:《非政府组织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载《文教资料》2007年1月号上旬刊。

  [13]罗英杰:《独联体国家青年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浅析——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例》,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4]Кожаринов М.,Кордонский М.Синтез молодежных движений //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4 апреля 2007 г.

  [15]Давыдов А.В.,Коряковцева О.А.Молодеж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движения в Ρ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PolitBook,№3,2014

  [16]俄罗斯学者一直高度关注颜色革命,他们对其主要触发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总结,主要见以下两本论文集:Оранжевые сети.От Белграда до Бишкека,Алетейя,Санкт-Петебург,2008;Оранж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Украинская Версия,Европа,Москва,2005.

  [17]〔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8]Алексей Мухранов,Эпох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http://www.travelgeorgia.ru/184

  [19]一般1人来自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1人来自俄罗斯国家青年事务委员会。

  [20]UNICEF Ukraine Country Office:“Youth Policy Review” Final Report.http://www. youthpolicy.org/,2015-03-26

  (责任编辑: 陆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