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母亲”作为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象征意义，并且具有寻求政治认同、整合意识形态等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在战争、革命、政权更替等历史事件中更加凸显，因此，“俄罗斯母亲”被广泛用于俄罗斯的战时宣传，其形象和意义也根据特定的社会和政治需要被相应调整和重新建构。同时，“俄罗斯母亲”与俄罗斯妇女有着自然的联系，俄罗斯妇女是“俄罗斯母亲”的载体，而“俄罗斯母亲”可以被看作是俄罗斯妇女被提升到民族/国家高度的抽象符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战争中没有女性》再次引发关注，战争与妇女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关键词】俄罗斯母亲;象征符号;战争;妇女;

　　【作者简介】王海媚，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3级研究生。

　　导言 

　　“俄罗斯母亲”（Матушка Россия[1]）形象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可追溯到古斯拉夫人的多神教文化。它最早代表的是俄罗斯孕育谷物的“大地母亲”，其后该形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自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俄罗斯母亲”的民族性特征不断加强，逐渐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物之一。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母亲”不仅仅是一个象征符号，它与普通的俄罗斯妇女有着双重联系。一方面，俄罗斯妇女是“俄罗斯母亲”的载体，“妇女不仅担负着作为民族母亲的重担，她们的身体也常常被用来标志民族的边界、传承民族文化。”[2]另一方面，俄罗斯妇女的生育功能使其成为家庭、民族和国家的孕育者，使她们从个人母亲上升到祖国母亲，也就是“俄罗斯母亲”。“社会精英……重视妇女的生育功能，将其从维系父权家族的延续提高到维系民族、国家兴亡的高度，于是‘母亲'这一尊称也上升到‘民族母亲'‘祖国母亲'……与民族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3]具有多重形象和多重含义的“俄罗斯母亲”引发了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俄罗斯母亲”形象影响着俄罗斯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同时也是外部世界了解俄罗斯的有效通道。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有不少学者对“俄罗斯母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梳理“俄罗斯母亲”形象的发展过程，论证“俄罗斯母亲”的象征意义。

　　俄罗斯伊万诺夫国立大学人种和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里亚博夫教授的《“俄罗斯母亲”：俄罗斯20世纪的民族主义、性别和战争》[4]《“俄罗斯母亲”：形象演变史》[5]等书籍和文章都分析了“俄罗斯母亲”形象的演变过程。他将“俄罗斯母亲”形象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介绍了每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俄罗斯母亲”形象。还有其他两位俄罗斯学者在名为《“告别母亲”：1920～1980年间电影艺术中的祖国母亲形象》[6]《1941～1945年间苏联电影中的“俄罗斯母亲”》[7]的文章中，通过电影艺术的视角，分别对特定历史时期“俄罗斯母亲”在电影中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对于象征俄罗斯民族/国家的“俄罗斯母亲”，美国文艺学家、俄语语言文学家丹尼尔·兰科-拉费里埃在《俄罗斯灵魂的奴隶：精神受虐狂和苦难崇拜》[8]一书中指出，“俄罗斯母亲”形象具有“母主”[9]（матрифокальность，英文为matrifocality）的重要属性，那就是其国民具有帮助和守卫国家的意愿。美国历史学家乔安娜·哈布斯（Joanna Hubbs）在《俄罗斯母亲：俄罗斯文化中的女性神话》[10]一书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俄罗斯母亲”形象，能够有效地激发俄罗斯人民保护祖国母亲的强烈责任感。里亚博夫教授在《“俄罗斯母亲”：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性别形象》[11]和《“俄罗斯母亲”：俄罗斯20世纪的民族主义、性别和战争》书中对“俄罗斯母亲”的多重象征意义进行了清晰和系统的定位，他认为“俄罗斯母亲”守卫着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边界——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古老的、神秘的、阴性的俄罗斯与现代化的、开明的、阳性的西方世界，“我者”与“他者”，正义者与侵略者之间的边界。

　　近30年来，俄罗斯和西方学者通过历史哲学、民族主义、社会性别等不同视角，对“俄罗斯母亲”形象的发展变化及其象征意义进行了梳理和探讨，但是目前对该形象的研究仍存在不足，比如俄罗斯和西方学者没有充分提及“俄罗斯母亲”产生的宗教背景。我国学者对于“俄罗斯母亲”的研究相对较少，仅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12]《俄罗斯东正教的本土化特征》[13]等文中稍有涉及。因此，本文试图将“俄罗斯母亲”引入国内视野，通过总结和分析“俄罗斯母亲”形象的建构、战争中的“俄罗斯母亲”形象和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妇女三部分内容，厘清“俄罗斯母亲”形象产生的宗教渊源和大致发展脉络、探求“俄罗斯母亲”形象在战争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形象和意义，并梳理该形象的真实载体——俄罗斯妇女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一 “俄罗斯母亲”形象的建构 

　　“俄罗斯母亲”形象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宗教渊源，它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大地崇拜和圣母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罗斯的多神教文化中，古斯拉夫人对大地有着强烈的依赖，从而产生了大地崇拜。在斯拉夫宗教神话中，大地不仅仅是自然属性——哺育者的化身，同时也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化身。在俄罗斯人眼中，大地与母亲这两个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早在多神教时期，就有了“大地母亲”的说法。多神教文化中存在另一种崇拜——广泛的女性崇拜。罗斯受洗之后，多神教的广泛女性崇拜融合了基督教文化的女性本源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东正教中的圣母崇拜。在这一时期，圣母玛利亚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圣像崇拜对象之一，圣母被看作是爱和智慧的化身，是连接人与神的中介，是人类的庇护者。在东正教本土化过程中，对于大地和圣母的崇拜之情慢慢交融，俄罗斯大地与圣母建立了相互联系。正如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大地母亲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成了圣母。俄罗斯是孕育神祇的国家。”[14]这种交融的崇拜之情激发了俄罗斯人对于“俄罗斯母亲”的膜拜以及一种自我牺牲的救赎情结。

　　“俄罗斯母亲”形象从最初神圣的“大地母亲”发展到现在的“民族母亲”“祖国母亲”，经历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根据里亚博夫教授的观点，其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中世纪时期、帝国时期、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这四个主要阶段。下面笔者按照这种划分方法，对每个阶段中“俄罗斯母亲”的形象和传播方式进行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一）中世纪时期（9世纪～17世纪初） 

　　如前所述，最早的“俄罗斯母亲”作为被人们崇拜的“大地母亲”，以神灵的身份出现。根据《斯拉夫神话》[15]一书的记载，罗斯受洗后存在一个基督教和多神教并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大地母亲”与天火神斯瓦罗格（Сварог）、太阳神达日博格（Дажьбог）一起被列为仅次于雷神庇隆（Перун）和畜神维列斯（Велес）的高级神灵。

　　到了16世纪，“俄罗斯母亲”已经不仅仅是古罗斯多神教中大地崇拜的象征符号。在俄罗斯政论家、翻译家、作家格列克和政治家、军事统帅和作家库尔布斯基的影响下，“俄罗斯母亲”的形象以“神圣罗斯”或“神圣的俄罗斯大地母亲”的形式出现。16世纪末，莫斯科公国开始被称作“神圣罗斯”，这是对“第三罗马”思想的补充和发展。格列克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首先使用了“神圣罗斯”这一说法[16]，库尔布斯基也在作品中多次提到“神圣罗斯”，并把“神圣罗斯”与母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在《莫斯科大公传》中这样描写伊凡雷帝的追随者：“在这片大地上出现了凶恶的阴险刻薄之徒，神圣的俄罗斯大地孕育和抚养了他们，他们却把自己母亲的子宫钻破。”[17]这一时期，“俄罗斯母亲”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口头文学）中，没有发展出可视化形象。

　　（二）帝国时期（17世纪初～20世纪初） 

　　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俄罗斯母亲”的民族/国家象征意义不断增强，被看作俄罗斯人民热爱和膜拜的“祖国母亲”，又被看作沙皇合法统治下的俄罗斯“民族母亲”。同时，圣母崇拜依旧在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共出现了四位女沙皇，其中最有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被建议接受参议院授予她“祖国母亲”称号。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尊敬，不仅源于她的政绩，同样源于人民对女性、对圣母的崇拜。”[18]

　　18世纪前后，“俄罗斯母亲”作为“祖国母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俄罗斯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和诗人罗曼诺索夫曾与一位享乐主义诗人阿纳克里翁互邀以写诗的方式歌颂爱情，在诗中阿纳克里翁假想了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为他心爱的美人绘制画像。罗曼诺索夫在回复中这样写道：“现在我来效仿你，挑选一位（出色的）写生艺术家，愿他能够尽力描绘我所深爱的母亲……”[19]这里的“深爱的母亲”，就是他所热爱的祖国俄罗斯[20]。这一时期，“俄罗斯母亲”在雕塑和绘画作品中发展出可视化形象，以“祖国母亲”，“俄罗斯民族/祖国”等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海军大厦的巨型浮雕《俄罗斯海军学校》中，浮雕的正中央是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俄罗斯母亲”是一个坐在沙皇右边的月桂树下，头戴王冠，手握权杖的女性形象。在祭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逝世的画作《哭泣的俄罗斯》中，“俄罗斯母亲”手持剑与盾牌，为去世的沙皇悲伤哭泣。19世纪末，“俄罗斯母亲”的形象更加多样，通过雕塑、市徽、纪念币等形式被广泛传播。

　　（三）苏联时期（20世纪初～1991年） 

　　苏联时期，“俄罗斯母亲”继续以“祖国母亲”的身份出现在文学、影视和音乐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在女英雄卓娅和她的妈妈、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战士们身上看到“俄罗斯母亲”的身影。苏联经历的战争促进了“俄罗斯母亲”形象的发展，该时期这一形象被广泛用于军事动员和政治宣传。苏联艺术家托伊泽的宣传画《祖国母亲在召唤》中的那位左手向上高举，右手拿着军事动员书、面容庄严的女性，是“俄罗斯母亲”最为熟知的形象之一。“俄罗斯母亲”的女性形象也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比如在《祖国母亲在召唤》中“俄罗斯母亲”不再是头戴桂冠、手持剑与盾牌、身着民族服饰的模样，而是更贴近这一时期生活中普通的母亲形象。《祖国母亲在召唤》《为了祖国母亲》、《您好，祖国母亲！》等许多以“俄罗斯母亲”为主要形象的军事宣传画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激发了苏联人民保卫祖国的斗志，“俄罗斯母亲”作为“祖国母亲”的形象深入人心。曾有一位战士在诗中这样写道：“我发誓保卫祖国永不停歇，我将成为你当之无愧的儿子，战士的母亲——我的祖国。我发誓在所有的战斗中给你坚实的保护，不让任何敌人伤害你，战士的母亲——我的祖国。”[21]

　　卫国战争开始后，“俄罗斯母亲”逐渐超越了俄罗斯原有的民族边界，成为各加盟国共同的“苏联母亲”。冷战时期，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共修建了20多座以“祖国母亲”为形象的巨型雕塑。其中最著名一座名为《祖国母亲在召唤》，坐落于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岗上，雕塑高约87米，重量超过8 000吨，其主体为左手水平伸展、右手高举利剑的“祖国母亲”，这是全世界最高的雕塑之一，也是目前没有宗教色彩的最高雕塑。这座巨型雕像充分表现出苏联人民在祖国母亲的强大感召下，奋不顾身英勇卫国的精神和信念。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时期，在东柏林的特雷普托公园和海德施霍泽人民公园以及西班牙马德里都曾修建过“祖国母亲”雕像，在当时它们被看作是苏联的象征。

　　（四）后苏联时期（1991年至今） 

　　苏联解体后，所有苏联的象征物都被解构和弱化，“俄罗斯母亲”也不例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90年代，托伊泽的作品《祖国母亲在召唤》被改造成左手高举洗衣液、右手拿着汰渍牌商标的宣传广告。尽管如此，“俄罗斯母亲”仍然保留了其象征俄罗斯民族/祖国的寓意，在俄罗斯人眼中，“俄罗斯母亲”是俄罗斯民族的母亲，甚至是整个东斯拉夫民族的母亲（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种观点影响到俄罗斯人看待外部世界的眼光。比如，针对克里米亚的问题，在俄罗斯就流行过“让克里米亚返回‘俄罗斯母亲'的子宫”的说法，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06年专门讨论了这个议题[22]。

　　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母亲”形象依然出现在文学、艺术和流行音乐等作品中。俄罗斯著名流行歌手、2014年俄联邦功勋艺术家获得者茉莉花（艺名，原名为С.Л.Манахимова）曾演唱过名为《俄罗斯母亲》的歌曲：“俄罗斯母亲……我低下头，把我的心全部交与你……时光匆匆流逝，我为你而祈祷，用我的快乐和悲伤，我的俄罗斯母亲。”[23]我们可以在这首歌曲中充分感受到歌唱家对于祖国母亲的热爱。

　　二 战争中的“俄罗斯母亲”形象 

　　如前所述，“俄罗斯母亲”是俄罗斯民族/国家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而这样的象征符号都具有提供社会记忆、寻求政治认同和整合意识形态等社会功能。根据中国学者马敏的研究，“与人们共享社会事实、历史事件有助于增强人们的集体意识，维持本民族代际之间一种精神和情感的延续；政治认同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可以有效解决人们的归属感问题；正确地整合意识形态有助于在一国之内树立规范，稳定秩序，鼓舞士气等等。”[24]在战争中，“俄罗斯母亲”兼具了上述各项社会功能，这一形象被用来强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民族的同一性，证明俄罗斯参战的正义性，巩固国内政治和统治秩序，激发人民爱国热情，最大限度动员人民参战等等。多重的功能催生了多重形象和意义，而多样化的“俄罗斯母亲”形象在不同的语境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概括来说，“俄罗斯母亲”在战争中的形象可以分为下列三种。

　　（一）象征俄罗斯民族/祖国的“俄罗斯母亲” 

　　“俄罗斯母亲”是大地崇拜和圣母崇拜的融合物，因此它可以被看作领土完整、神圣、和平的象征，对俄罗斯领土的侵占和分裂被视为对和平和正义的践踏。因此，“俄罗斯母亲”的形象被广泛用于战时宣传，用以激发人民保卫祖国、守护民族荣誉的强烈责任感，同时强化俄罗斯在战争中的正义者身份和道德优势。

　　在纪念博罗金诺战争的纪念币“民兵”中，“俄罗斯母亲”被塑造为授予“俄罗斯儿子们”战剑的“祖国母亲”形象，号召他们奋起反抗法国的侵略。日俄战争期间，在绘画作品《正义与力量的信念》中，日本被画作神情鬼祟、蹑手蹑脚、赤裸上身的武士形象，“俄罗斯母亲”则被绘制成一位头戴皇冠、端坐于双头鹰之上，右手高举和平鸽的女性形象。尽管日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作者仍然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来证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版画《协约》中，高大圣洁、象征信念的“俄罗斯母亲”位于作品的正中，她左手持盾牌，右手高举东正教十字架，与象征爱的法国“玛丽安娜”和象征希望的英国“不列颠尼亚”一同号召将士们为正义和解放人类而战。卫国战争胜利后，俄罗斯人民仍然通过“俄罗斯母亲”的形象来纪念伟大祖国的胜利。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市，有一座以“母亲”命名的卫国战争纪念广场，“在俄罗斯人民心中，母亲就是祖国，祖国就是母亲，在祖国母亲纪念碑前献花成为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举行婚礼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25]

　　“俄罗斯母亲”形象还被用来强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由于俄罗斯是传统的父权制国家，其运行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关系体系，“俄罗斯母亲”作为女性，自然成为俄罗斯男性的统治对象。“在帝国时期，‘俄罗斯母亲'曾被喻为‘沙皇父亲'的‘圣婚妻子'，如此一来，沙皇便被赋予了统治俄罗斯的权力。”[26]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母亲”也同样被称作斯大林的“圣婚妻子”。这种比喻强化了男性统治者的权力，但是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弱化了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力，国家的干涉进入到家庭中，这使得“爸爸”不再是完全的男性，而在斯大林、国家的统治下被女性化了。“这个时期曾出现过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精神，它要求普通男性群体向国家交出统治女性的权力。为实现对女性的完全统治，国家/家长必须赶走男人/竞争者并剥夺其对女性在法律和经济上的合法权力。”[27]

　　（二）象征受难者的“俄罗斯母亲” 

　　在战争中，“俄罗斯母亲”经常被塑造为受难的、被侮辱的、需要保护的母亲。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在宣传画《俄罗斯》中“俄罗斯母亲”的身体被铁链禁锢，被匕首刺伤，全身鲜血淋漓，痛苦不堪。卫国战争期间，在宣传画《红军战士救救我们！》中，“俄罗斯母亲”怀抱儿童，面对的是沾满鲜血的法西斯刺刀。在俄罗斯经历的无数次战争中，“俄罗斯母亲”的受难者形象屡见不鲜。

　　博罗金诺黑面包的发明者图奇科娃是战争中受难的“俄罗斯母亲”的真人实例。图奇科娃是出生于莫斯科的女贵族，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之前，她和图奇科夫将军刚刚结为夫妻。但是，战争打破了生活的宁静，在著名的博罗金诺战役中，图奇科夫将军胸部中弹光荣牺牲。由于战争十分惨烈，尸横遍野，无法辨认，几近崩溃的图奇科娃独自在废墟中不停寻找，终于通过戒指辨认出丈夫，并将尸体搬运回家安葬。1839年，在悼念博罗金诺战争阵亡者的一次活动中，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接见并安慰了悲伤的图奇科娃，他说：“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铸铁的纪念碑，给您建立的是精神的丰碑。”[28]1840年，为了祭奠在博罗金诺村牺牲的10万俄军，图奇科娃作为博罗金诺救世主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带领修女们把从博罗金诺战场上采来的草籽加入到面包中，由此发明了俄罗斯著名的博罗金诺黑面包。

　　“俄罗斯母亲”受难者的形象有利于激发“俄罗斯儿子们”的英勇斗志和男子汉气概，使他们为了保卫民族、母亲和妻女走上战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范若兰教授所说，“在民族主义政治动员中，祖国母亲更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动员口号，激励男人们走向战场。”[29]俄罗斯著名将领苏沃洛夫曾在《制胜的科学》一书中喊出“为母亲而战”的口号，他写道：“要为圣母殿而死，为母亲、为最光辉之殿堂而死！……谁活下来，荣誉和光荣就属于谁！”[30]如前所述，卫国战争期间，有很多苏联士兵写下誓死保卫“祖国母亲”的诗句。

　　（三）象征保护者的“俄罗斯母亲” 

　　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在他们眼中俄罗斯是圣母，是世人的拯救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宣传画《俄罗斯与她的士兵》中“俄罗斯母亲”身穿俄罗斯民族服饰，左手托着象征王权的金球，右手持剑，是一个坚强的、无所不能的女性形象。同时期另一幅宣传画《俄罗斯为真理而战》中，“俄罗斯母亲”身形高大、头戴钢盔身穿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持剑，脚踏象征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已经被制服的双头龙，双头龙旁边是渺小的被击败的敌军士兵，这层示了强大的“俄罗斯母亲”必胜的信念。在前文提到的宣传画《红军战士救救我们》中也不难发现，“俄罗斯母亲”面对敌人的刺刀依然在奋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耸立在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岗上的巨幅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同样向人展示着一种不可战胜的、英勇的形象。

　　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也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勇敢顽强的“俄罗斯母亲”形象——丽达·奥夏宁娜。他这样写道：“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她就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失魂落魄……她一向冷静而理智，但当时对她表现出的那种镇静是很容易解释的：丽达在五月就把阿利克送回娘家去了，所以她才可能去救护别人的孩子。”[31]为了救护别人的孩子，丽达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走上战场，成为一名高射机枪手；在丈夫牺牲后，她毅然决定守卫丈夫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时候，为了保护战友，丽达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瓦西里耶夫的笔下，丽达既是一名战争中的受害者，又是一位英勇无私的保护者。

　　三 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妇女 

　　如前所述，俄罗斯妇女是俄罗斯民族母亲的载体，她们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由于俄罗斯妇女关乎俄罗斯民族延续、国家兴亡，她们被提升到民族母亲的高度。以卫国战争为例，战争爆发之后，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各参战国几乎投入全部有生力量，苏联妇女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战争中去。据统计，在卫国战争中，约有100万苏联妇女走上战场，“除了走上战场，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代替上前线的男子维持战时工业。”[32]苏联妇女作为民族的孕育者，为俄罗斯民族提供了充足的有生力量，她们生育、抚养、教育了苏联儿女，并将他们送上战场。1944年正值卫国战争最紧张的时刻，苏联政府特别设立了苏联母亲勋章，包括母亲奖章、光荣母亲勋章和英雄母亲勋章三类，根据孕育子女的数量和成长情况来奖励苏联妇女为民族/国家做出的贡献。下面通过前线妇女和后方妇女两个角度来分析和总结苏联妇女在卫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一）前线妇女 

　　在卫国战争中，苏联妇女勇敢地走上前线，她们当中有飞行员、狙击手、坦克手、游击队员、医护人员、通讯员和后勤人员等，这些参战的苏联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俄罗斯的统计数据，“在卫国战争参战的约100万苏联妇女中，共有女军官8万余名，有146位苏联妇女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或者获得光荣勋章。在70万名战地医护人员中，女医生比例达到42%，女性护理和勤务人员比例超过80%，在全苏11.6万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的医务人员中，有4万名医务人员为女性；在52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医务人员中，有15名医务人员为女性。”[33]

　　“苏联英雄”拉斯科娃是苏联第一位女性飞行领航员，她曾两次乘“祖国”号飞机，以领航员身份参加了远程不着陆飞行。在第二次远程飞行中拉斯科娃被迫跳伞至西伯利亚大森林，并在森林中独自度过了10个昼夜，因此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42年，苏联政府组建了三个完全由苏联妇女组成的航空战斗团，分别是第46近卫夜间轻型轰炸机团、第125近卫昼间轰炸机团和第586防空歼航团。这三个女子航空战斗团立下了辉煌的战功，第46近卫夜间轻型轰炸机团共出动3 672次，投弹数千吨，曾参加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并在柏林上空对敌人实施最后打击，由于战斗力强，第46近卫夜间轻型轰炸机团被德军称为“夜间女巫”，该团共有23人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2人获得红旗勋章；第125近卫昼间轰炸机团经历了从斯大林格勒到东普鲁士整个战斗历程；第586防空歼航团在奥地利迎来了战争的胜利[34]。除此之外，苏联还设立了女子志愿军独立步兵旅、后备女子独立步兵团、女子海军独立连等女子部队，这些部队在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专门训练和培养优秀的女指挥官和女狙击手，苏联开办了梁赞步兵学校、中央女子狙击学校等女子军事学校。据统计，截至1943年初，梁赞步兵学校培养出女指挥官千余名，中央女子狙击学校共培养出1 061名狙击手，407名射击教官，其毕业生共歼灭德军11 280人[35]。沙妮娜是中央女子狙击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也是卫国战争中首批苏联女狙击手之一。沙妮娜曾参加维尔纽斯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在参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共消灭敌军59人，被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报纸称为“东普鲁士的隐形杀手”。在1945年1月的东普鲁士战役期间，为掩护受伤的友军炮兵部队指挥官，沙妮娜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1岁。她生前荣获三级光荣勋章、二级光荣勋章和勇敢勋章各一枚。

　　（二）后方妇女 

　　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妇女积极参与后方防御工作。在列宁格列被围困期间，苏联妇女和儿童修建了城中大部分防御工事，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为解困赢得了时间。为了支撑国家的运转，苏联妇女大量地补充到苏联农业、重工业、通信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她们填补了上前线的男性遗留下的空缺，保证了全国的民用物资和军用物资供给。与战前相比，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全国的女性劳动者数量及所占比例增长迅速。在此过程中，苏联妇女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她们迅速走上管理岗位，成为技术骨干，为国家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苏联妇女不仅支撑着战时工业和农业，由于战争导致男性数量锐减，她们还是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参与者。根据俄罗斯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雷巴科夫斯基的统计，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男性约为1 400～1 500万人，约是女性的3.5倍，经历卫国战争之后，苏联男性人口比例由1940年的47%降至1946年的43%，女性比例增至57%[36]。由此可见，苏联的战后重建任务更多地落在了苏联妇女的身上。

　　2015年年初，在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俄罗斯妇女联盟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举办了见面会和文艺汇演等多种活动，以纪念“俄罗斯母亲”在战争前线和后方以及在战后重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活动的参与者一致认为，具有忘我精神和辉煌战绩的苏联妇女应该被载入人类史册。她们在战争年代经历了太多考验，与苏联男性同样担负着生产、战斗和战后重建的任务。作为祖国和首都的保卫者，作为孕育英雄儿女的母亲，她们的功绩在今天仍被世人铭记和尊敬。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有朝一日，俄语中的‘功勋'这个词在世界上通行起来，那么其中就有战时苏联妇女的一份功劳。是她们肩负起后方的重担，是她们保护了下一代，是她们和男人一道为祖国而战。”[37]

　　结语 

　　“俄罗斯母亲”源于“大地母亲”，代表的是古斯拉夫人对于孕育生灵的大地的崇拜和广泛的女性崇拜，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俄罗斯母亲”的民族性特征逐步加强。在当今社会，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主要象征物之一，“俄罗斯母亲”已成为西方和俄罗斯本国学者研究俄罗斯的重要切入点。俄罗斯经历的数次战争是“俄罗斯母亲”形象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由于军事动员和政治宣传的需要，“俄罗斯母亲”形象被用于区分敌我、证明俄罗斯参战的正义性、激发俄罗斯人民保护祖国母亲的强烈责任感并赋予他们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俄罗斯母亲”同时还是俄罗斯妇女的化身，现实中的俄罗斯妇女作为民族的孕育者和抚养者，为战争中的俄罗斯孕育了充足的有生力量。同“俄罗斯儿子们”一样，俄罗斯妇女勇敢地参与战争，她们或是走上前线英勇杀敌，或是留守后方维持工业和农业生产，为俄罗斯的胜利和战后重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注：感谢导师李英桃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匿名审读专家对本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1]也可写作Мать-Россия或Матушка Русь.

　　[2]李英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3]范若兰：《暴力冲突中的妇女》，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4]Рябов О.В.“Россия-Матушка”:Национализм,гендер и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Hannover,2007.

　　[5]Рябов О.В.“Родина-Мать”:история образа // Женщин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2006,№ 3.

　　[6]Филимонов В.“Прощание с Матерой”:Образ Родины-матери в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е 1920-1980-х годов // Историк и художник,2005,№ 3.

　　[7]Барабан Е.В.“Родина-мат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кино 1941-1945 годов // Границы:Альманах Центра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вГУ,Иваново,2008,С.37-70.

　　[8]Daniel Rancour-Laferriere，The Slave Soul of Russia：Moral Masochism and the Cult of Suffering，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1995.

　　[9]俄文为母主（matrifocality）是指在某些社会之中，妇女尤其是母亲占据一个中心位置，但这个术语并不必然意味由女性或母亲治理。参见〔法〕安·比尔基埃等：《家庭史》，袁树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0]〔美〕乔安娜·哈布斯：《俄罗斯母亲：俄罗斯文化中的女性神话》，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Рябов О.В.“Mother Russia”:гендерный аспект образа России в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ософии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4,№ 4.

　　[12]梁坤：《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3期。

　　[13]陈树林：《俄罗斯东正教的本土化特征》，载《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

　　[14]〔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5]Иванов В.В.и Топоров В.Н.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ифынаpодовмиpа”,М.,1982.

　　[16]Дмитриев М.В.“Святая Русь” и Русь как “Новый Израиль”,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конфессия,natio и прото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дискурсы в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ах X-XVII вв.Межсессионный семинар 2008.

　　[17]Курбский А.История о великом князе Московском //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 века,М.,1986.

　　[18]毛蓉：《浅谈东正教教义中的圣母崇拜》，载《信息科技》2012年第6期。

　　[19]Все стихи М.Ломоносова.http://rupoem.ru/lomonosov/all.aspx

　　[20]Анализ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Ломоносова “Разговор с Анакреоном”.http://www.sochinyalka.ru/2013/12/analiz-stihotvorenija-razgovor-s-anakreonom.html

　　[21]Михайлов А.А.Военн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ный час “Здравствуй,Солдат!”,Курганинск,2013.

　　[22]Рябов О.В.“Mother Russia”:гендерный аспект образа России в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ософии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4,№ 4.С.235.

　　[23]Жасмин-Россия матушка.http://www.minusy.ru/text/t:30943

　　[24]马敏：《政治象征/符号的文化功能浅析》，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5]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第四集32:43～33:55。

　　[26]Рябов О.В.“Родина-Мать”:история образа.// Женщин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2006,№ 3.С.33-46.

　　[27]Рябов О.В.“Россия-Матушка”:Национализм,гендер и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Hannover,2007.C.190-192.

　　[28]Васильевна С.Е.Духовный подвиг Маргариты Тучковой.http://nsportal.ru/shkola/istoriya/library/2013/08/03/dukhovnyy-podvig-margarity-tuchkovoy

　　[29]范若兰：《暴力冲突中的妇女》，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30]Суворов А.В.Наука побеждать (Часть II).

　　[31]〔俄〕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王金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32]李英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33]Роль женщин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цифры и факты http://armyman.info/istoriya/6742-rol-zhenschin-v-velikoy-otechestvennoy-voyne-cifry-i-fakty.html

　　[34]智鹰：《妇女顶起苏联卫国战争半边天》，载《北京青年报》2013年3月7日。

　　[35]Роль женщин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цифры и факты http://armyman.info/istoriya/6742-rol-zhenschin-v-velikoy-otechestvennoy-voyne-cifry-i-fakty.html

　　[36]Людские потери СССР и России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http://rybakovsky.ru/demografia4a16.html

　　[37]〔白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战争中没有女性》，吕宁思译，昆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