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学与政治学理论研究中最主要的议题。对该议题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国家主义”、“市民社会主义”以及强调国家与社会“融合”的理论认识模式。在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否还有其他模式？ 本文考察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的活动表明，该时期在传统“志愿性组织”继续存在的同时，为了完成新政权的战略任务，苏联官方倡导群众创造了一种国家主导的崭新的组织形式：“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构成了“国家主义+市民社会主义”二元并存的结构模式。这种二元结构有别于传统理论认识的模式，但是其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客观性与条件。本文认为，“帮助政权性组织”并非苏联所特有，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捷克等东欧国家、甚至在当代美国都有类似性质的组织活动，且产生着“帮助政权”的作用。应如何定义这类社会组织？定义其活动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苏联;国家与社会;志愿性组织;帮助政权

　　【作者简介】黄立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10006）

　　“国家”与“社会”是人类社会组织和秩序的两种基本形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的两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认识和理论，经过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酝酿发展和中世纪的转型，文艺复兴的推动及西方国家政治的具体实践，在近代逐渐发展成熟，形成自马基雅维利始，经布丹、霍布斯，再到黑格尔的“国家主义”以及由洛克、亚当·斯密、潘恩、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坚持的“市民社会主义”两种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打破了国家与社会对立二分的视角，运用托克维尔以来的融合途径观点来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融合的理论认识模式[1]。

　　那么，在实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否还有其他的模式？本文尝试分析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的类型、活动与影响，为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案例与视角。

　　一 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发展概貌 

　　社会组织亦称非政府组织（NGO），是具有组织性、 私有性、 非营利性、 自治性 、自愿性五个特点的团体[2]。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921年3月～1924年5月，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俄国时期志愿性组织恢复活动与新志愿性组织迅速涌现。

　　18世纪下半叶，俄国产生第一批志愿性协会（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20世纪初叶，据不完全统计，俄国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10万个左右。十月革命以后，经过苏维埃政权的清理行动，大部分旧俄国的社会组织被解散、关闭或停止活动。1921年3月，为了恢复在国内战争时期濒于崩溃的经济，列宁启动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宽松相伴随，文化、出版行业政策亦有所松动。在这一背景下，十月革命后部分被注销或自动停止活动的旧俄志愿性组织恢复了活动。同时，社会各阶层企望发挥自主性解决职业、行业、社会、生活等各领域问题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自下而上地成立了一些以职业发展、群体利益为宗旨的志愿性组织，还出现了以实现国家方针为宗旨的新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是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Общества содейств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的前身。

　　启动新经济政策之初，亦出现了知识分子利用社会组织进行反苏活动的现象。为了维护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安全，1922年8月3日，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ВЦИК）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CHK РСФСР）通过《关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协会与联盟建立和注册的程序与对其进行监督的程序》（О порядк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обществ и союзов,не преследующих цели извлечения прибыли,и о порядке надзора над ними）的决议，规定遵守宪法与法律是社会组织准予登记的准绳，同时规定由内务部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登记[3]。该法令对社会组织登记条件未附加其他意识形态要求，给予其宽松的政治环境，奠定了苏联社会组织发展 “黄金时代”[4]的法律基础。决议颁布后，社会组织大量涌现。1922年年底最早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仅有49个注册的社会组织[5]。而到1924年7月，注册社会组织增加到545个，增加了10倍多[6]。

　　1924年5月～1928年年底，苏联社会组织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社会组织发展增速，在国家支持下，帮助政权型组织的发展超过志愿性组织的发展。1924年以后，经济大体上恢复，新经济政策开始收缩。同时，由于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一些威胁新政权政治安全的社会组织浮出水面。为了掌控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活动，1924年5月23～31日召开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定，首次明确指出党组织要成为社会组织思想和政治的领导[7]。该决议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转折点，根据这一精神，1925年2月1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通过了另一个标志性文件——《关于志愿性群众组织》（О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массов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的决议，提出派遣党的领导干部到社会组织、支持帮助政权型组织发展，限制志愿性组织发展的方针。此后，开始出现帮助政权型组织迅速增长的局面。统计数据显示，帮助政权组织占全部社会组织的比例，1924年大体上是0，1925年是3.4%， 而1928年增长到40%；与此相对照的是，志愿性组织占全部社会组织比例，1924年大体是100%，1925年为96.6%，1928年下降到60%[8]。

　　为应对1927年发生的粮食采购危机，1928年苏联向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大转变”。这一转变也影响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28年2月6日，中央执委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批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协会与联盟之条例》(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я об обществах и союзах,не преследующих целей извлечения прибыли)，颁布了社会组织新的注册条例，进一步贯彻党领导社会组织的精神，增加了社会组织准入的限制条件，缩小了社会组织注册的范围。1928年年底至1930年社会组织重新登记以后，国家主导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9]形成，绝大部分志愿性社会组织被注销，开始形成帮助政权社会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 国家与社会的两种关系：基于志愿性组织与帮助政权组织[10]案例的分析 

　　社会组织自治性的程度，是判断社会组织活动中社会与国家处于何种关系最主要的指标。它集中反映在，第一，组织创立自主性的程度:是依群众愿望自下而上成立，还是由国家某一部门倡议，自上而下创立;第二，领导人产生自主性的程度：是由组织成员选举产生，还是上级指派；第三，活动自主性的程度：是根据团体的意愿进行活动，还是接受国家某一部门的领导。如果从这些指标判断， 新经济政策时期志愿性组织与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自治性程度有根本的区别。

　　（一）志愿性社会组织自主性程度分析 

　　1.自下而上建立组织+选举产生领导 

　　新经济政策时期，志愿性社会组织遍及学术研究、文化教育、慈善、 国外侨民、兴趣等众多领域。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学术团体，涵盖了物理、化学、数学、工程、生物学、医学、历史学、文学等所有知识部门。这类组织的参加者主要是学者。数量第二多的，是创作团体，包括作家、画家、雕塑家、演员、音乐家、剧院与电影院活动家等组成的团体。第三多的是文化教育组织，由教授、教师等知识分子组成。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处于初创阶段，社会组织登记以及登记资料的保存等制度尚不完备，因此，志愿性团体创立、领导人产生方式的资料留存有限。好在保存下来一些沙俄时期建立、新经济政策时期尚存续的著名学术团体相关方面的文献，本文将运用这些史料说明志愿性组织在创立方面自主性的程度。

　　新经济政策时期尚进行活动的一个著名知识分子组织，是“俄罗斯古代文献和艺术协会”（Общество древне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 искусств）[11]。1877年，为了收集出版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著名的斯拉夫、俄罗斯手稿，在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П.П.维亚泽姆斯基大公的倡议下成立了协会。С.Д.舍列梅捷夫伯爵是协会的奠基者和活动赞助者之一，协会的活动均在他的宫邸举行。协会的活动还受到其他庇护学术和艺术的财主们的资助。初时，协会名为“古代文献爱好者协会”（Общество любителей древне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1917年，组织更名为 “俄罗斯古代文献和艺术协会”。协会成员均是俄罗斯科学、文化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包括莫斯科鲁缅采夫开放博物馆馆长В.А.达什科夫；莫斯科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Н.С.吉洪拉沃夫等文化精英。在1914 年前夕，协会有180名成员。

　　存续到1929年的“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与古迹协会”(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и и древносте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и МГУ)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另一著名俄国时期创立的学术团体。1804年，由著名历史学家创立了“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与古迹协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部分俄罗斯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以及古文献收藏家都参加了协会。历届协会的主席均由成员推举俄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史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担任。例如，俄国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С.М.索洛维约夫（1879)，俄国历史研究一代宗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В.О.克柳切夫斯基（1893～1905），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国著名历史学家М.К.柳巴夫斯基（ 1919～1929) 都曾担任过协会主席。协会1893年通过的新章程规定，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祖国史的资料以及对祖国史进行研究”。协会编辑出版了《札记与著作》（Записки и труды）、《俄罗斯纪念》（Русские достопамятности）等杂志，发表了数量巨大、丰富多样的历史文献以及关于俄国历史的研究成果。

　　20世纪20年代，还新建立了四组科学协会，主要有：（1）物理—技术和数学协会；（2）化学—工艺学和生物学协会；（3）大量的医学协会；（4）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团体[12]。

　　这些组织均是职业圈子中的人士为相互交流、推动行业进步和个人职业发展自下而上成立的，领导人亦由组织成员选举产生。例如，1924年建立的“莫斯科与列宁莫斯科省医生学术协会”（Науч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рачей Москвы 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имени В.И.Ленииа），是当时尝试将唯物主义运用于治疗和医学研究的最大的志愿性医学科学团体。协会选举了十月革命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医生 В.Г.奥布赫担任主席。协会从1924年11月3日开始活动，至1927年时有443个成员，其成员均为著名教授。1924年10月31日，成立了另一个莫斯科医生唯物主义者学会——“莫斯科国立大学唯物主义者医生协会”(Общество врачей мателиалистов при МГУ)。协会成员选举莫斯科第一国立大学医学系教授С.Г.列维特担任主席[13]。1924年由宇宙学家建立了“星际通讯研究协会”（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межпланетных сообщений）。协会选举科学家科拉马罗夫（Г.К.Крамаров）担任主席[14]。

　　2.活动领域：职业进步、群体利益诉求、慈善互助、兴趣发展 

　　新经济政策时期，志愿性社会组织在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上亦表现出自治性。这首先表现在组织宗旨上，该类群众性团体仅追求组织所处行业的进步与个人的发展，或群体的利益与兴趣；其次是在活动方式上，带有鲜明的职业、群体的特征。例如，“莫斯科与列宁莫斯科省医生学术协会”的章程完全围绕着医学而规定，协会的目的是联合医生，在列宁主义基础上集体研究社会疾病与预防问题，促进正确地安排与社会任务相适应的医学教育和卫生教育。协会的机构也是依医学学科分支而设置：主要有医院部、预防部、心理卫生部、生物与生理学部。协会的活动仅仅围绕着行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例如，医院部进行了同社会疾病（结核病、吸毒、性病）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了生产和日常生活对工人，包括妇女健康的影响。协会的活动逐渐取得了行业进步和个人职业发展双赢的效果：由于医院部与很多莫斯科的医院以及学术研究机关共同举行会议，一方面，推动了协会解决卫生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协会成员大范围地结识了临床医生和科学研究机关的同事，扩大了医学界的人脉关系[15]。另一个医学组织“莫斯科国立大学唯物主义者医生协会”(Общество врачей мателиалистов при МГУ)亦表现出紧紧围绕职业需求展开活动的特点。协会的主席С.Г.列维特教授提出，协会的基本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医学问题，以及同“生机论”（витализм，反动的唯心论生物学说[16]）作斗争。小组每年开展多次研讨活动，先后于1925年年底和1927年推出两本《医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论文集。小组的其他活动也围绕着医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展开：从1924年年底至1927年的两年中，协会组织了关于进化论、结构与遗传性、病理学中的机械论、生机论和辩证法以及各种心理疾病问题41场报告。协会作为群众性团体，在职业圈子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7年1月以后，协会在哈尔科夫、沃罗涅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城市也建立了唯物主义者医生小组[17]。

　　推动文化教育是知识分子志愿性组织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

　　通过慈善与互助，对伤残士兵、生病的红军战士和由于自然灾害致病的人群、流浪者等弱势群体进行救助[18]，是当时志愿性组织活动的另一重要领域。

　　外国侨民维权也是志愿性组织活动的领域。沙俄曾向国土东西两翼扩张兼并，建立了多民族帝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继承了沙俄多民族的历史遗产。 在俄国的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朝鲜人、茨冈人等外国侨民自下而上创立了20多个国外侨民组织，以满足群体交流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

　　从上述案例看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志愿性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下述几点上：

　　第一，并非上级授意，而是某一行业或群体人士基于志愿而创立组织；第二，从群体内部选举产生的组织领导人，全部是出自本行业或本群体、具有特定职业色彩或群体色彩的精英人物；第三，其组织成员大多是本行业、本群体人士或圈子里兴趣相投的人士，组织的人数不多（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志愿性组织的人数大多在数百人，最多达到数千人）[19]；第四，组织的活动围绕着职业与群体自主进行。总之， 志愿性社会组织的成员以极大的热情创立组织、投入活动，在推动学科、行业、职业发展，慈善互助，维护群体权益，发展个人兴趣爱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自主性程度分析 

　　国家倡导建立组织、指派领导人、帮助实施国家战略是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的突出特点。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Общества содейств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是十月革命以后产生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组织建立方式、领导人产生方式、组织宗旨、活动领域诸方面，与志愿性组织皆有根本的不同。由于这些组织的创建有强烈的国家战略针对性，我们将这些组织建立的背景与组织成立方式、领导人产生方式、活动诸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1.社会领域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和疫病造成父母死亡，家庭解体和亲族离散，出现了大量孤儿与流浪儿。有资料显示，1922年全国流浪儿达700万。国家对救助流浪儿童的工作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支持。1921年创立了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улучшению жизни детей）和儿童社会检查机关（Д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инспекция）。与志愿性组织是群众自下而上成立不同，1923年，在列宁夫人、国家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克鲁普斯卡娅的倡议下，建立了“‘儿童之友'协会”。与志愿性组织自主活动不同，协会的活动接受全俄中央执委会儿童委员会（ Деткомиссии при ВЦИК）的领导[20]。与志愿性协会依职业分支设置组织机构不同，协会依行政层级设置机构；与志愿性协会成员皆是职业或特定群体圈子内的工作人员，组织成员人数大多为数百至数千人不等。 1924年，协会在俄联邦32个省建立了儿童之友协会，在城市企业、机关和大学中都设有协会的基层组织，有31万个成员在活动 [21]。1927年，在俄联邦该协会基层组织发展到6 815个[22]， 到1926年前夕，加入协会救助儿童的组织成员超过100万人[23]。与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主要在行业内不同，该协会在全国各地救助流浪儿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普及教育领域 

　　1923年建立的“扫除文盲协会”(Общество“Долой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ь”)，是该领域最著名的帮助政权类群众性组织。 20世纪初，俄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近80%的人口是不识字的文盲。为在如此落后的国家完成建设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任，扫除文盲、提高居民文化教育水平，具有战胜资本主义的战略意义。基于这一战略考虑，1919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颁发了扫除文盲的命令，规定 8～50岁的全体居民都有用俄文或本民族文字学习的义务。为了贯彻扫除文盲的命令，1923年建立了“扫除文盲协会”。国家高度重视协会的工作，党指派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М.И.加里宁担任协会主席。协会的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在苏联成年居民中消除文盲和基本不识字的现象[24]， 国家补贴是协会主要的物质来源。在国家的支持下，1924～1925年，协会成立了1.2万个扫盲点，向农村派发了400万本识字课本[25]。1930年，协会人数达到300万人，建有20万个基层支部。协会在存续期间（1923～1936年），对500万文盲和基本不识字的居民进行了教学工作[26]， 在帮助摘掉“文盲国家”帽子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3.意识形态领域 

　　“战斗的无神论者联盟”（Союз воинствующих безбожников）是该领域最著名的帮助政权组织。古罗斯原来信奉多神教，为了统一社会思想，公元988年古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并强迫臣民皈依东正教。从此以后，俄罗斯形成政教合一的体制，东正教成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都以东正教信仰为标准”[27]。改造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让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占领人心，成为苏维埃政权首要的战略任务之一。为此，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截断了宗教对教育影响的渠道。为了进一步清除宗教的影响，1922年12月21日，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担任主编的周报《无神论者》（Безбожник)出版。1925年4月， 建立了统一的全联盟反对宗教协会“无神论者联盟”（Союз безбожников）。国家指派《无神论者》报纸主编、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担任联盟主席。该协会接受党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 。1928年，会员总数还只有12.3万人[28]。1929年该组织改名为“战斗的无神论者联盟”（Союз воинствующих безбожников）,建立了覆盖全国工厂、集体农庄、中学的基层组织网络。协会主要的工作之一，是以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发行无神论定期报纸、刊物，如《反对宗教信仰者》（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ик）、《无神论者》（Безбожники）等[29]。联盟还承担着培养神论思想宣传干部的教学工作。无神论基层组织的数量1940年达到96 000个，成员达到300万人[30]。

　　4.国防领域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由于工业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国防安全没有保障。斯大林执政以后，将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强大的国防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军事和军工领域建立了重要的群众性团体，在普及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苏联航空和化学工业之友协会联盟”（Союз общества друзей авиационной и хим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ССР—АВИАХИМ） 成立。由于建设国防是国家重中之重，中央指派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А.И.李可夫担任协会主席。该协会是全国性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在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学校、居民点广泛建立小组和宣传点，宣传防化知识，在会员中募集会费，为制造飞机进行筹款等[31]。1925年秋协会成员达到300万人，其中工人占47%，农民占16%，职员占29%，红军占4%，其他占4%[32]。1928年联盟已经在全国各个地区建立了共和国的和地区的委员会。

　　除上述组织以外，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有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Н.И.布哈林担任主席的“战斗的唯物主义协会”；由教育部长А.В.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主席的“革命剧作家联盟”；由政治局委员Я.Э.鲁祖塔克担任主席的“全联盟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等帮助政权组织。这些组织在各自活动的领域，为帮助实现国家方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 与志愿性组织创立的动机是谋求某一群体的利益、发展等不同，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是为完成苏维埃国家在国防、意识形态、教育、社会等重要领域的紧迫任务而建立；与志愿性组织领导人是由组织选举产生，由本行业、本群体内的精英人物担任不同，帮助政权组织的领导人由党的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组织领导人担任党或行政要职，却未必拥有相关的职业或群体特征；与志愿性组织的宗旨围绕着完成群体性事务，组织成员自主进行活动不同，帮助政权组织的宗旨是帮助执行国家某一领域的战略，并接受国家某一部门的领导；在组织结构上，志愿性组织一般依职业分支设置，而帮助政权组织一般分布在国家各个行政层级上；从组织成员构成及组织人数上， 与志愿性组织一般是职业或群体圈子内数百人或数千人的小团体不同，帮助政权组织以国家某一领域为大平台， 具有鲜明的跨行业、跨地区、人数众多的特点。

　　上述志愿性组织与帮助政权组织诸种不同的特征，表明两类组织运转的轴心不同：前者是群体诉求，后者是国家的战略任务，因此，国家对二者的关系也不同：政府放手让志愿性小团体自主活动，仅以宪法为准绳进行约束——志愿性组织的活动呈现出“社会中心主义”的性质。帮助政权组织则不然。这类组织的活动涉及的是国家战略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国家干预组织从建立到活动的每一个重要的步骤，表现出鲜明的国家主导性——“国家中心主义”性质。概言之，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志愿性组织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的特征，帮助政权组织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

　　三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 

　　活动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活动为视角考察，苏联国家与社会呈现怎样的关系？

　　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尽管难以呈现苏联社会组织的全貌，但是可以看到其概貌。

　　第一，苏联社会组织发展的两个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与传统理论不同，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二元并存的结构模式。本文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志愿性组织占绝对优势，大致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由于该阶段短暂（1年9个月）[33]，不能代表20年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貌。在社会组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虽然帮助政权组织迅速发展，但是其组织数量仅占总量的40%，还有60%是志愿性组织——两类社会组织大致平分秋色。换言之，无论哪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不能涵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貌， 因此，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二元并存的结构模式。由于第二个阶段的时间（4年7个月）较第一阶段更长，可以认为，这一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更具有代表性。

　　第二，志愿性组织与帮助政权组织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这说明，该两类组织国家都需要，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元并存的结构模式，具有历史客观性。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在社会组织总量中居首的志愿性社会组织，其宗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具体的行业、具体的群体，尽管这类组织单个团体的成员人数不多，但是组织的总量多、社会覆盖面广，因而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慈善互助、国外侨民、兴趣发展等领域，在谋求行业与职业发展，维权，向群众普及知识，满足个人兴趣等方面，发挥了群众自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国家分担了管理的负担。

　　帮助政权型社会组织则不同，其宗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帮助实施国家战略方针，这类组织的总量虽然不及志愿性社会组织总量的一半，但是每个组织发动数百万之众加入组织参与活动，因而在国内影响广泛，在帮助完成国家大政方针的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情况说明，新经济政策时期两类社会组织并存具有客观性。就志愿性组织而言，其存在的客观性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首先，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尚未建立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作为该体制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亦尚未形成国家集权的制度与机制[34]，因而，党还未来得及限制志愿性组织的自主活动；其次，由于其组织宗旨并非国家层面的任务，而是局限于具体群体等方面的问题，国家放手民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可以取得双赢的效果：既减轻了国家管理的负担，又满足了民众自治的愿望；再次，志愿性组织存在和发展还有其历史基础：苏维埃社会主义是从俄国土地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它继承了沙皇俄国社会组织的两项历史遗产——数十个因符合新政权的要求、允许其存活下来的实体组织以及依照惯性运转的自主运行的组织活动形式。

　　帮助政权组织则不然。十月革命胜利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催生了该类组织的诞生。由于该类组织的宗旨是帮助实施国家战略方针，涉及国家层面，而非某一群体的事情，因而由国家运用行政资源创建组织、领导组织、运用经济资源支持组织活动，实属方便与必要。此外，帮助政权类社会组织形式得以迅速扩展，还以俄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该类组织与美国缘于“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质产生特有的对集权的反对”，使非政府组织特别发达[35]，相反，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形成了习惯于服从政权、依赖国家的传统文化，这是帮助政权型组织得以顺利产生，动辄发展到百万成员的历史文化基础。

　　第三，本文的探讨展示了异于传统概念的非政府组织形式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应如何界定它们，认识它们？应引起学界的重视[36]。

　　如上所述，自古希腊、罗马以后，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了“国家中心”、“社会中心” 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融合”的理论认识模式。但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表现出与上述三种模式不同的特征，形成了“社会中心+国家中心”的二元结构模式。这是特例，还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37]、东欧的捷克[38]等国，也有类似帮助政权类型的社会组织长期存在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据此，可以提出广义“帮助政权组织”的概念：在国家政治、经济资源支持下，为实现国家的意志而建立和运转的社会组织。因此，帮助政权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发展并非苏维埃国家所特有。其实，在民主制的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1959年3月成立了非政府组织“美国西藏难民救急委员会”，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中央情报局。 到1961年，它已经向印度流亡藏人提供了70.75万美元的现金和物资[39]。 此外，根据1983年11月美国国会《国务院授权法》拨款建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称,其在全世界超过90个国家或地区资助致力于民主的各种组织，包括支持中国“疆独”、“藏独”的组织[40]。尽管同苏联相比，中国、捷克、美国等国家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在本国社会组织中所占比重以及官方领导与支持的方式各异，但是，这些组织得到官方的有力支持，并服务于国家意志是确定的，如 “中苏友协”的活动是为了帮助新中国实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疆独、藏独，是为了借疆独、藏独力量遏制中国的发展。上述案例说明，具有官方色彩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并非某种社会制度或某种政体所特有，而是既定国家内部政治斗争或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尖锐的产物。国家运用政治、经济资源支持这些社会组织，旨在调动民间力量、延长国家的手臂，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该如何定义？其活动中表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如何定义？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相关的理论体系中应该占有什么位置？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注释： 

　　[1]石德生,李云：《“国家与社会”理论及其演进》,载《求索》2009年第10期；庞金友：《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美〕 莱斯特·M.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 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陈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и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1922г.30 августа, № 49,С.622.参见黄立茀：《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

　　[4]А.С.Сенявский, НЭП: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М.:РОССПЭН,2006г.,C.340.

　　[5]ГА РФ.Ф.Р-393.Оп.1с.Д.97.Л.10.

　　[6]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1929.№4.С.64.

　　[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2页。

　　[8]Власов Ю.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 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1929.№4.С.64.

　　[9]黄立茀：《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

　　[10]还有第三类，高度行政化的群众团体：并非行政机关，但是比帮助政权组织行政化程度更高。由于该类组织可归入帮助政权型组织，受篇幅限制，本文不予讨论。

　　[11]ЦГА РСФСР,Ф.2306,оп.1,Д.2243,лл.6-8.

　　[12]Коржихина Т.П.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ССР в 1917-1936 гг,М.:Б.И.,1981.С.45.

　　[13]Жукова Л.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ССР. М.:МГИАИ,1991.

　　[14]Коржихина Т.П.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ССР в 1917-1936 гг,М.:Б.И.,1981.С.47.

　　[15]Л.А.Жуко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ССР.

　　[16]刘泽荣主编《俄汉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5页。

　　[17]Жукова Л.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ССР.

　　[18]Барсуков М.И.Красный Крест и Красный Полумесяц СССР.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М.:Медгиз,1955.С.68.

　　[19]Вся Москва на 1926 год.Адресная и справочная кника.М.-Л.：Гос.изд.,1925.С.362-380.

　　[20]http://izhig.ru/badges/badge-the-friend-of-children.php

　　[21]Жуков Л.А.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а “Друг детей”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детской беспризорности в РСФСР (1923-1932)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ССР.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гос.ист.-арх.ин-т.,1985.С.76.

　　[22]Жуков Л.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ССР.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Наука,1985.С.78.

　　[23]Там же.

　　[24]Куманев В.А.Социализм и всенародная грамотность.Ликвидация массовой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и в СССР,М:Наука,1967.С.137.

　　[25]Петрикеев Д.И.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Ленинграде в 1917-1937гг.Л.: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89.С.24.

　　[26]http://bse.sci-lib.com/article031398.html

　　[27]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页。

　　[28]〔英〕伦纳德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页。

　　[29]http://ru.wikipedia.org/wiki/

　　[30]〔英〕伦纳德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第377页。

　　[31]http://aviafalerist.narod.ru/ussr/Osoaviaxim/Osoaviaxim.ht

　　[32]Авиахим，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е издание) Словник:А-Аколла，т.I (1926):А-Аколла,стлб.145-147.https://ru.wikisource.org/wiki/

　　[33]从1922年8月《注册程序》法令颁布后到1924年5月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之前，只有1年零9个月时间。

　　[34]1929年年底～1930年初形成苏共/国家主导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苏联形成“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参见黄立茀：《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转型》，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

[35]〔美〕 莱斯特·M.萨拉蒙等：《全球公

　　民社会 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 第226页。

　　[36]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主任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领衔，全球150位研究者和300多位顾问共同参与对全球42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研究的著述，是关于非政府组织实证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其中未见关于帮助政权类组织的研究。可见对帮助政权类组织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参见本文征引萨拉蒙等著的两本著作。

　　[37]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后， 成立了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任第一任会长， 1953年后由中宣部领导、在各行政级别地区设有分会的“中苏友协”。参见黄立茀：《20世纪中俄社会组织与中俄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38]社会主义时期，捷克所有社会组织的活动都接受“国家前线（the National Front）”的领导。参见〔美〕 莱斯特·M.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 非营利部门国际视界》，贾西津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39]骆威：《世界屋脊的秘密战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4年版，第336页。

　　[40]http://news.163.com/15/0730/06/AVOIF136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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