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面临经济困局，追根溯源，“输入型增长”值得重点关注。这种增长模式对于拉动投资、促进内需、减少国债、增强抗风险能力等有其历史贡献，但却存在三大弊端：第一，不断挤压“自主型增长”的空间，使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第二，严重扭曲企业经营追逐利润的本原动机，导致俄罗斯经济有增长而无效率和竞争力；第三，将政府调控锁定为需求管理，严重忽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制度转型适时深化等供给管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俄罗斯只有痛定思痛，彻底更新政府的经济管理思路，根本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有可能走出经济困境。

　　【关键词】俄罗斯;输入型增长;经济困局;

　　【作者简介】程伟，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沈阳110036）

　　引言 

　　2014年，是俄罗斯继上一年经济表现明显欠佳之后，其形势更加严峻的一年。一方面，处于低位的GDP增速继续下滑，由2013年的1.3%降为0.6%；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稳定出现问题[1]，2009年以来，经过五年反危机措施，经济基本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2014年，通胀率重新突破两位数（2008年的通胀率为13.3%，2009～2013年的通胀率依次为8.8%、8.8%、6.1%、6.6%、6.5%[2]），为11.4%。如果说俄罗斯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下行态势是预料之中的话，那么，对于通胀高企以及卢布贬值、财政吃紧、外储锐减等宏观经济不稳定因素却是始料不及的。2015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喜忧参半，第一季度GDP为负增长2.2%，但CPI有所回落，为7.4%[3]。可以认为，俄罗斯经济的问题不再只是近几年来显现出的GDP增速的明显下降，而是开始面临增长与稳定的双重挑战。

　　如何审视2014年以来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成为俄罗斯举国上下热议的焦点。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马乌（В.Мау）撰文提到的三点[4]，集中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第一，2014年俄罗斯经济的困难局面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совмещение）与叠加（наложение）的结果，其中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对于经济滑坡，尤其对于出现卢布汇率大幅贬值、通胀高企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现象，无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尽管如此，外部因素的作用还是第二位的，它们不过是激化或者加重了本国经济的固有矛盾。也就是说，主要原因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自于内部，即源于经济增长方式自身的问题。第二，经济衰退与宏观经济不稳定并行显现，一方面表明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在加重，另一方面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难以抉择，因为有利于增长的举措未必有利于稳定，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目前俄罗斯关于应对经济困难局面的意见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经常是尖锐对立的。第三，因乌克兰危机诱发的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负面因素，客观上为促进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制度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不难看出，在经济困难的现状之下，俄罗斯人对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并不是不抱有希望的。

　　的确，要真正搞清楚当前俄罗斯经济困局的成因，必须眼睛向内，深度探究其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机理，尤其是随后所导致的日益加重的负面后果。只有以此为前提，才可能做到对症下药，研制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否则，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希望必将成为失望。

　　不久前俄罗斯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提出了“输入型增长”的概念，本文借助这一概念聚焦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对其当下的经济困局追根溯源。

　　一 输入型增长及其历史贡献 

　　库德林提出的“输入型增长”（Импортированный рост），基于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сверхдоходы）的形成、膨胀，以及由此迅速左右经济增长进程这一客观事实的描述。所谓“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事实上主要是石油额外收入，俄罗斯的天然气生产主要还是面向国内市场），是指以1999年的国际市场原油、天然气价格为基准计算出来的价格超出部分。2000～2013年俄罗斯获得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总计为2.1万亿美元，其中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的9年，即2000～2008年，所获得的该项收入为0.9万亿美元，占总计的43%，之后的5年，即2009～2013年，该收入为1.2万亿美元，占总计的57%。再来看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对GDP的占比：2000～2008年期间平均为9.4%，而2010～2013年期间的最低年份也高达12.5%，最高年份为14.5%，平均为13.5%左右，即危机后比危机前高出大约4个百分点。这两组数据共同表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与GDP的内在关联呈现出不断加大的态势（参见图1）。根据库德林的计算，危机前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57，危机后提升到0.93。可见，对于阐释或者解读俄罗斯的经济特征而言，“输入型增长”这一概念是成立的[5]。

　　图1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与GDP增长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2，2014，С.12.

　　1999年，正当亚洲金融危机基本过去、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开始走高的时候，俄罗斯政府颁布文件，决定对出口石油、天然气征收关税，其税率与出口价格直接挂钩。普京主政后，又于2002年1月启动了开采税改革（1992～2001年期间俄罗斯实行的矿物利用强制支付和矿物、原料基础再生产收费，是完全与国际市场价格行情脱钩的），新出台并立即付诸实施的“矿产开采税”（Налог на добычу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НДПИ），其税收标准也是与国际市场价格直接挂钩的。这两项举措，尤其是后者，使得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所获得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70%左右），被直接地纳入到了国家预算之中。也就是说，俄罗斯政府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的主要掌控者，也便是输入型增长模式作用后果的责任主体。客观地看，俄罗斯政府主导下的输入型增长模式无可厚非，有其历史贡献的一面。

　　其一，拉动了投资需求。输入型增长对于拉动投资需求起到的积极作用，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前表现得比较明显，而且这并不是仅指石油、天然气等原料部门因受到产品价格持续攀升的激励而积极主动地去扩大投资，还表现为，在国家拥有了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这一日益丰厚的财源背景之下，俄罗斯政府大幅度地降低了非原料部门的税收标准，使其骤然间增加了利润所得，进而也成为促进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有资料显示，2000～2008年期间，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多保持了两位数的水平，年均为13%，2007年达到峰值，为23.8%[6]。还需提及的是，在企业以自有资金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企业投资中源于外部的银行信贷资金也呈现出迅速增加的态势：2000～2008年，俄罗斯银行部门对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贷款额度增长了11.3倍，对GDP的占比从10%跃升至41%[7]。

　　其二，促进了内需的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内需不断扩大，集中表现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断走高，危机前的2000～2008年为66%，危机后的2009～2013年不降反升，为70%[8]。俄罗斯的内需较大，消费对于GDP的占比较高，事实上恰是与输入型增长模式密切相关，按照库德林给出的数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每上涨1%，俄罗斯的内需就提高0.22%。其主要的关联机制在于，一是政府将已进入国家预算体系中的部分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用于购买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公共服务，以及用于发展其他社会事业，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起到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作用；二是，留在生产者手中的、占总额3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在政府参与指导下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工资增长[9]。正是源于这一重要因素，普京治下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直至2013年就从未间断过[10]，这就更加直观地反映出输入型增长对于促进内需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其三，减轻了国家的债务负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法律继承国承担起了全部外债。普京主政伊始的2000年，俄罗斯的公共外债总计为1 610亿美元。自从有了稳定且不断增加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以后，普京政府动用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偿还外债，到他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的2008年，外债余额大幅降至410亿美元。再从俄罗斯外债对GDP的占比看，2000年的这一指标接近100%，而从2005年起一直到现在，该项指标始终保持在15%以下，使其成为当今世界对外负债水平较低的国家（目前美欧等西方国家公共债务对GDP的占比低的也接近100%，日本最高，超过200%）。

　　其四，增强了宏观经济的抗风险能力。2003年年底，普京精英集团采纳合理化建议，正式建立起“稳定基金”（Стаб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фонд），其来源是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关税的一部分、石油的矿产开采税（НДПИ）的一部分，以及上一年度联邦政府财政盈余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建立稳定基金的宗旨，就是在外部市场行情发生不利变化，尤其是在出现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之下，及时地用于补充政府支出的财源，以及相机制宜地增加货币的投放，以缓解经济波动，确保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当下乌克兰危机引致的西方经济制裁，均足以证明稳定基金所起到的“救驾”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倘若没有稳定基金这一预案，那么，俄罗斯的经济乃至社会后果则不堪设想。

　　在充分肯定输入型增长方式历史贡献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在其作用之下俄罗斯经济的隐患以及逐渐酿成的严重后果。这便是本文接下来要重点分析和讨论的问题。

　　二 输入型增长弊端之一：挤压自主增长 

　　2000～2008年是俄罗斯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段，GDP年均6.9%的增速，比同期中全球经济4.3%的平均增速高出2.6个百分点。按照库德林的估算，因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因素，这一时期GDP实现了年均3%～3.5%的增长，即GDP年均6.9%增速中的将近一半来自于此；另外的一半多，即3.5%～4%的GDP增速，来自于与“输入型增长”相对应的“自主型增长”（Собственный рост）。看上去，这一时段俄罗斯在有利的世界市场行情之下既发挥出了自身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实现了本国经济再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了本国物质生产能力的恢复与发展。

　　危机后的2009～2013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对其GDP增长的相关系数由危机前的0.57升至0.93，这意味着，输入型增长的贡献几乎是包打天下了，而自主型增长的贡献被挤压得所剩无几。出现这种情况，很容易被直观地想象为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量剧增的结果。其实不尽然。表1数据显示：2009～2013年期间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始终没有增加，而且后3年是连续减少的，总体上是小幅下降；石油制品的出口量有3年是增加的，但增幅不大，有2年基本持平，总体上是小幅上扬；二者加总后，由于后者的升幅略高于前者的降幅，总体上呈现小幅增加的基本态势。天然气出口量的变动趋势与之雷同。

　　表1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出口量 

　　（石油单位：亿吨；天然气单位：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2014年《俄罗斯数据》。

　　自主型增长贡献的骤降主要源于石油价格因素。前文曾提及，世界金融危机前的9年，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为0.9万亿美元，之后的5年，该项收入为1.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危机前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年均数额为1 000亿美元，而危机后，陡增至2 400亿美元。不难看出，尽管危机后以实物表示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出口量只是小幅上扬，但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因素使得俄罗斯所实现的贸易利得的增加却是巨大的[11]。然而，在严重挤压自主型增长作用空间的条件下，输入型增长的红利越大，意味着经济增长中的潜在风险也就越大。

　　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俄罗斯输入型增长对于自主型增长的挤压不只是相对的，即自主型增长的发育极大地落后于输入型增长的膨胀，而且很有可能还是绝对的，即自主型增长停滞不前，甚至萎缩或者倒退。来看两项指标：一是投资。2009～2013年的5年中，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有2年是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仅为1%，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自主型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佐证之一。二是进出口。2000～2008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的平均值为60.9%，而2009～2013年的这一平均值上升为71.2%，提高了10个百分点；2000～2008年俄罗斯机器、设备及运输工具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41.7%，而2009～2013年上升为46.9%，提高了5个百分点[12]。自主型增长的停滞乃至萎缩，致使俄罗斯可供出口的产品选择余地愈来愈小，进而必然加大对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出口的依赖；在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下降的条件之下，增加机器、设备等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数量，又成为俄罗斯的另一项无奈之举。

　　历史上的苏联，高举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旗走上了经济发展之路。无论是从当时的国情看，还是从斯大林的相关理论阐释看，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重大的战略抉择，有其毋庸置疑的合理成分。问题的要害是，在实践过程中“优先”变成了“片面”，重工业一枝独秀，农业、轻工业极其落后，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贯穿于苏联存亡的始终。可以认为，今日俄罗斯犯下了与昔日苏联极具相似性的错误。苏联在重工业的发展上没有把握好“度”，“优先”变成了“片面”。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如果是“适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的出口，那么显然是可取的。然而，输入型增长严重挤压自主型增长的现实却遗憾地表明，这种依赖已经远远不是“适度”，而是“过度”，甚至几乎到了“完全”之地步。

　　三 输入型增长弊端之二：扭曲经营动机 

　　增长与效率，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课题。有增长未必就一定有效率。是否有效率，固然取决于许多因素，但首先取决于生产经营者的动机。俄罗斯输入型增长的另一个问题恰是出在这里。

　　普京总统执政伊始，与自己的前任叶利钦大规模迅速私有化的做法背道而驰，决定立即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行业、企业收归国有。于是，一大批国有公司以及准国有公司（Кваз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即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运而生，石油、天然气等矿产企业，自然成为普京主政下俄罗斯国有化首当其冲的对象。这一重大举措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设想一下，如果石油天然气行业或者企业不是国有的，那么，它们势必就被少数私人寡头所控制，俄罗斯政府就难以掌控和支配输入型增长的红利，也就不可能做到拉动投资、促进内需、减少国债、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等，甚至还极有可能产生诸多其他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因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而闻名于世。他从描述计划经济中的“短缺”现象入手，先是将造成短缺经济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归结为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即企业不是必须用自己的收入补偿自己的支出，不承担倒闭或者破产的风险，当然也很少拥有对自己生产经营所得收益的支配权。之后，他揭示出造成短缺经济的深层次因素在于“父爱主义”，即国家对企业予以绝对的保护，为其提供几乎所需的一切并承担经济风险，与此同时，国家对企业实行家长式管理，事无巨细地干预企业事务。这样一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是围绕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转，既无内在动力，也无外在压力，预算约束形同虚设，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本原动机被扭曲得荡然无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俄罗斯业已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新形势下，随着工业领域国有以及准国有企业的大量涌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父爱主义”死灰复燃，只是涵盖的范围不再是无所不包，可称之为“工业父爱主义”（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партенализм）。

　　我们对输入型增长的分析表明，俄罗斯的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显然是新形势下企业经营动机遭受严重扭曲的典型案例。如前所述，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的70%被国家拿走，公司对余下的30%也不能自主支配，这种情形之下，公司对利润或者效率的诉求根本无从谈起。至于石油天然气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主要源于政府的意志或主张，而非源于企业本身的利益动机。可以认为，今日俄罗斯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国有以及准国有公司，事实上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或者中间商的角色。这就决定了，以国有企业为重要引擎的俄罗斯经济可以有增长，但因企业经营动机的严重扭曲而必然导致效率的缺失。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有增长、无效率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俄罗斯的国有经济中，在其非国有经济领域同样也是随处可见，而这又与输入型增长有着内在的关联。首先来看国家采购。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拥有丰厚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的背景下，国家采购发展迅速。在国家采购的供货者当中，非国有企业事实上不是少数，其中的相当部分不过是以国有企业生产链条中下线的身份出现的。由于是为国家供货而不是直接面对市场消费者，加之国家采购的行政监督薄弱与低效，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动机同样被严重扭曲，即不是去努力地改善经营，提高效率，而是经常以讨价还价乃至贿赂等各种手段人为地抬高生产成本，进而以签约理想的产品定价来实现谋利。

　　再来看自主型增长。俄罗斯的输入型增长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内需的扩大进而又促进了自主型增长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前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俄罗斯内需扩大激励之下的自主型增长，追逐的主要是生产规模的扩张，而不是产品质量以及整体经营效率的提高。2003～2008年，俄罗斯非贸易部门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6%，比GDP的增速还高。但同期中，贸易部门产出的年均增速却不及前者的一半，仅为4.2%，甚至低于4.8%的世界平均水平[13]。这又从自主型增长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俄罗斯经济确有增长，但无效率。

　　不难看出，俄罗斯的输入型增长先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动机的扭曲，再以形形色色的传导机制将其负面后果外溢扩散到国民经济中的各类企业。既然企业追逐利润或者效率的本原动机被严重扭曲，它们对于创新发展的兴趣势必淡薄甚至丧失。这里，我们以2012年关于企业创新状况的两组对比数据为例。一是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西方发达国家最低的也接近30%，如日本为28.0%，英国为32.7%，法国为34.3%，意大利为40.4%，德国高达64.2%；东欧转型国家要低许多，但也都是双位数，如匈牙利为18.4%，保加利亚为17.7%，波兰为16.2%，罗马尼亚为14.3%；相比之下，俄罗斯极差，仅为9.1%。二是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总体水平：西方发达国家均在40%以上，如英国为44.2%，日本为48.5%，法国为53.5%，意大利为56.3%，仍是德国最高，为79.3%；东欧转型国家一般在30%上下，如保加利亚为27.1%，波兰为28.1%，罗马尼亚为30.8%，匈牙利为31.1%；相比之下，俄罗斯又是极差，仅为10.3%[14]。

　　有增长、无效率，这就是俄罗斯输入型增长演进过程的真实写照。无效率的增长不可能长期为继，这已被今日俄罗斯的经济困局所证明。有必要指出的另一点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有增长、无效率不过只意味经济的体量变大，却并不意味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升。真正有生命力的经济体，不在于它的体量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拥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新发展的能力。

　　四 输入型增长弊端之三：锁定需求管理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学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古典经济学中以“供给总是会创造出它自身的需求”为其核心要义的“萨伊定律”包括两点基本内涵：第一，均衡国民收入的水平主要是由经济中的总供给决定的；第二，市场经济制度会自动地使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所以，无须来自政府的任何调节或者干预。然而，凯恩斯主义彻底地颠覆了萨伊定律，它针锋相对地提出：第一，经济中的供给是不成问题的，实现均衡国民收入的关键在于有效总需求的水平；第二，只靠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必须再加上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疑早已在西方世界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可是，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管理学说似乎在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二者之间走了一条折中的路线，即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存在两种类型：一是需求管理，其主要实现方式是指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政府通过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的途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二是供给管理，指政府主要从要素、结构和制度的提供以及改进的层面助推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

　　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均衡国民收入主要决定因素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的政策主张，实际上源于它们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古典经济学整体上处于物品匮乏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它集中关注总供给水平对于实现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性作用。而凯恩斯经济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却是供给严重过剩的经济大萧条，由此，需求管理横空出世。按照这一逻辑线索，执政伊始的普京，面对叶利钦“产量下降”年代留下的物品极度匮乏的遗产，按理说，应该率领他的精英团队走供给管理之路。而事实却是相反，受输入型增长的诱导和牵制，需求管理成了俄罗斯政府的一直所爱。

　　普京总统刚刚接手俄罗斯的时候，政治领域的工作重点是整顿宪法秩序，恢复国家权威，维护和加强社会稳定。经济领域的工作重点是奠定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最紧迫的制度基础，如迅速出台了新的预算法、税收法、劳动法、土地法等等，还通过了“去官僚化”（дебюракратизация）等一些旨在强化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文件，试图为启动和促进供给管理创造必要的条件与环境。然而，很快生成的输入型增长模式，诱导普京精英集团改变了实施供给管理的初衷。

　　供给管理指向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供给管理的优点是质量高，缺点是见效慢。显而易见，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的大量且持续的涌现，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是供给管理所望尘莫及的。鉴于此，俄罗斯政府不再热衷于研制和实施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了集中财源和分配财源方面。有利的国际市场行情激励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出口的扩大，税制改革以及公司国有化等举措使得资源红利主要落入政府手中，政府对资源红利的分配极大地促进了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投资，这就是俄罗斯政府运用需求管理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脉络。

　　在普京的前两届总统任期中，由输入型增长诱发并锁定的需求管理取得了诸多实效，如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与福利的明显改善，宏观经济形势的愈加趋稳，政府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大为增强，等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庆幸的是，普京总统也还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他在2008年2月8日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尖锐地指出：“俄罗斯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就是效率极低”；原因在于“我们尚未摆脱惯性地依赖能源、原料这一发展版本”；“为了避免事情继续沿着这个版本滑下去，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要过渡到创新发展道路上去”；“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对国家管理提出全新的要求”[15]。可见，俄罗斯一度明显地出现了由政府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的迹象。

　　但不幸的是，2009年俄罗斯经济因遭遇世界金融危机打击而出现的大幅下滑，使其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的原有意图化为泡影。正如马乌所言，“为使经济尽快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俄罗斯延续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存活时间。”[16]随着新一轮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的大量涌入，俄罗斯政府又开始一如既往地关注于财源的集中和分配，然而，也开始纠结于投资、消费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每况愈下的拉动作用。

　　结语 

　　新世纪以来10余年的输入型增长，对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国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上”（普京语）功不可没。今日俄罗斯经济困局的成因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输入型增长绝对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源头因素。如此看待普京治下俄罗斯经济的经验与教训，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俄罗斯输入型增长暴露出来的三大弊端，并非平行而是递进的关系：自主型增长空间的萎缩意味着俄罗斯经济对不可控的输入型增长依赖的加重，出现不良后果自然只是时间问题；输入型增长大面积地扭曲企业追逐利润的本原动机，这种增长带不来效率和竞争力，必然使俄罗斯迟早出现的经济问题雪上加霜；俄罗斯政府严重忽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制度转型适时深化等供给管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味地热衷和依赖于需求管理，致使输入型增长的负面作用与影响日益加深加重。

　　反向审视输入型增长三大弊端的递进关系便可发现，今后俄罗斯能否走出经济困局的关键，首先在于能否彻底地更新政府的经济管理思路。继续在需求管理的框架内做文章、施对策已经无济于事，必须转向供给管理，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激励和保障微观经济主体求发展、重效率、提高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才能尽快摆脱对于传统发展版本的不适度依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事实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两种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前者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短期内国民收入的均衡增长，后者是做长线，即旨在实现国民收入长期而稳定的均衡增长。俄罗斯作为转型国家，市场发育不成熟，制度建设不完善，容易产生较大较强的经济波动，因此加强需求管理非常重要。问题在于，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的健康稳定增长，显然更为重要。顾此失彼，本末倒置，乃俄罗斯教训之要害。

　　注释： 

　　[1]2014年以前，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锐减。关于这一点，可详见拙文《冷静聚焦普京新政下的俄罗斯经济颓势》，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

　　[2]2008～2013年《俄罗斯统计年鉴》。

　　[3]俄罗斯经济发展部:"О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итогам 1 квартала 2015 года".

　　[4]Мау В.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2014 году:выход на новые рубеж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2015.

　　[5]本段中涉及的概念和数据来自：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2，2014.C.6，12.

　　[6]Мау В.В ожидании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оста: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 2013 году//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2014.С.9.

　　[7]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C.10.

　　[8]根据2004～2013年《俄罗斯统计年鉴》和《俄罗斯数字》计算得出。

　　[9]以2000年的实际工资水平为100计算，2012年增幅最高的部门是卫生和教育，分别为417和413；其次是农业和国家管理（包括强力）部门，分别为386和355；再次是加工业、建筑业和交通通讯业，分别为279、265和263；采掘业反而最低，为229。详见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8.

　　[10]就是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重创而GDP大幅下滑7.8%的2009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也还是增长了1.9%。2014年，这项指标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1%。

　　[11]根据俄罗斯新闻网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2000～2008年石油的国际市场均价为每桶48.3美元，2009～2013年为每桶96.5美元。

　　[12]根据2004～2014年《俄罗斯统计年鉴》和《俄罗斯数字》计算得出。

　　[13]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15.

　　[14]"Индикаторы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2014"，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Москва，2014，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С.444，446.

　　[15]《普京文集（2002～2008)》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0～689页。

　　[16]Мау В.В ожидании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оста: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 2013 году.С.4.

　　（责任编辑 张红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