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引发了大规模的俄国难民潮，成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及国际社会的突出问题。苏俄的召回政策与剥夺公民权的法令使得不愿回国的俄侨成为永久的流亡者。对于俄国侨民，英国采取了严格的入境限制，并极力摆脱对白卫军的责任；法国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俄侨入境，以填补本国的劳动力空缺；捷克斯洛伐克对俄侨给予了很大帮助，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南斯拉夫虽然大规模接纳了流亡白卫军，但迫于经济实力薄弱，俄侨在此难以维持生活；流亡保加利亚的白卫军则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国家围绕自身利益在不同时期对俄国侨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关键词】俄国难民;俄侨;难民政策;欧洲;

　　【作者简介】郝葵，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焦作454000）

　　引言 

　　难民问题是国际事务中最为复杂、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之一。难民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态度和立场，而这些态度和立场往往围绕一个核心——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引发的俄国难民潮成为20世纪规模最大、最早的一次难民潮，史称俄国侨民第一次浪潮（Первая волна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1]，数百万俄国人流亡国外，给欧洲和国际社会带来重大影响和冲击。

　　英、法等欧洲国家是最早介入俄国侨民浪潮的国家，又是最早把俄侨定性为难民的国家，它们在接纳俄侨的问题上根据各自利益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这些国家对俄国难民的政策也因此成为当代世界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进入21世纪后，难民问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近期的叙利亚难民潮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突出问题，受冲击最大的又是欧洲。因此，研究和剖析20世纪20年代欧洲相关国家对俄国难民的政策与态度，深刻认识难民问题的根源，积极应对难民问题引发的全球性挑战，应当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俄国难民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成果。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就有一些关于俄国侨民的著述。但是这些著述并非严格的学术性思考，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往往以抨击俄侨的反革命行径为内容，例如将俄国侨民直接解读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对手、敌人和叛国者。这类著述包括《为帝国主义分子效劳》[2]《白色病症：迷途的俄国侨民》[3]等等。与此同时，在俄侨界中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反映他们生活的资料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包括：俄侨的流亡过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流动情况，以及侨民中各种社团的建立、社会文化活动等，例如《布拉格的俄罗斯人1918～1928》[4]等。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从国外返回苏联的侨民所写的书。在这些书中，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验和观察出发，描绘了侨民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例如：《在小兄弟的国家里》[5]《让他们回国吧：弗兰格尔部在加利波利和保加利亚的生活》[6]等。30年代后，苏联国内基本鲜见关于俄国侨民的相关研究。直至60年代末，在“解冻”的影响下，侨民问题终于再次进入苏联学界的视野，在70至80年代涌现出一批成果，包括：《海外俄国反革命的灭亡》[7]《他乡的艾蒿》[8]等。苏联时期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什卡连科夫（Л.К.Шкаренков）的成果，主要包括专著《白侨的覆灭》（1986年版和1987年版）[9]以及70年代中后期发表在《历史问题》上的《白色侨民：反革命的覆灭》和《白侨的末日》[10]这两篇文章。与其他作品相比，什卡连科夫更加完整地描述了第一次浪潮中俄国侨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对俄国侨民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迎来了俄国侨民史研究的新阶段，各类研究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纳扎洛夫的《俄国侨民的使命》[11]，该书以知名俄侨作家布宁在1924年的一次演说的题目作为书名，突出了流亡海外的俄侨的使命感。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档案与俄侨界出版的相关文献，记述了俄侨困苦的流亡境遇，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俄侨的敬佩和对英国、法国等俄侨驻在国当局的不满。这类研究的特点是通过俄侨流亡生活的困苦而反衬出被研究对象的正面形象。这一时期，俄罗斯史学界虽然从研究方法和史料来源上逐渐趋于科学、严谨，但在观点上亦存在一定的倾向性，即刻意突出俄侨在海外流亡生活的艰难，将俄侨解读为一个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群体。

　　西方学者似乎比较偏爱俄罗斯极端主义或民族主义方面的研究，这类成果包括：《纳粹的俄国根源——白侨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1917～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利时的俄国通敌者：沃伊采霍夫斯基案件》[12]。美国知名学者沃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在其专著《黑色百人团：俄国极右势力的崛起》[13]中对俄侨极端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此外，也有一些俄侨文化史方面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如《流亡中的文化：德国的俄罗斯侨民，1884～1941》[14]是俄国军事侨民研究方面的一部概述性著作，该书记述了俄国军事侨民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境遇。《两战间隙期法国与美国的俄国难民》[15]一文着重对20世纪20～3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俄国难民状况进行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英国对俄国难民的政策》[16]一文研究了英国在处理俄国难民入境等问题上的政策与态度。

　　中国史学界对于俄国侨民问题的专题研究成果最早出现于1993年。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17]对上海的俄侨社会进行了全面研究，内容涉及上海俄侨社会的形成及其各个方面的活动，内容丰富且全面，同时提到了俄侨的法律地位等问题。此外，李兴耕等学者合著的《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8]对在华俄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20年代初俄国难民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政府对俄侨的管理方面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00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俄侨问题的研究逐渐呈现出专题化和交叉化倾向，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细致。值得一提的是张建华的专著《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19]。该著作以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为主题，其中对20世纪20～30年代俄侨知识分子的各种思想流派对该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书中对“积极主义”与“路标转换”的专论对于深入理解俄国侨民的思想状况有重要意义。张建华的最新研究成果《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俄国侨民及其社会生活》[20]，对北京俄侨的难民身份、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中俄关系变化对俄侨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总体来看，俄罗斯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都突出了俄侨的政治色彩，不同的是苏联时期对俄侨持负面的看法，而苏联解体后对俄侨主要持正面的看法。在俄语语境中，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后流亡海外的俄国人指称为“侨民”（эмигранты 或者эмиграция）。这一称呼意味着他们侨居海外不是为了躲避战乱，过平静的生活，而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在苏联时期，这种政治目的被认为是蓄意推翻苏维埃政权；而在新俄罗斯时期，这种政治目的则被视为建设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新俄罗斯。在西方学界的视角下，俄侨被视为一个难民群体。在西方的研究成果中，最常使用的对俄侨的称呼并非“侨民”（emigre），而是“俄国人”（Russian）[21]。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俄侨问题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对俄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遭遇等方面，研究成果丰富且细致，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是，关于相关国家和民族对待俄侨政策与态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是本文致力于挖掘和研究的地方。

　　一 俄国难民的形成 

　　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俄罗斯史学界称之为俄国侨民第一次浪潮。1920年11月，随着弗兰格尔领导的南俄武装力量撤出克里米亚半岛，白卫军彻底溃败，俄国内战宣告结束，大量俄国人流亡海外。有研究显示，1920年11月1日美国红十字会统计的数据是1 966 500人[22]。知名俄侨作家布宁在其题为《俄国侨民的使命》的演说中称俄侨数量在300万左右[23]。这些数字虽然有较大的差别，但都说明了俄侨数量的庞大。虽然后世对当时的俄国流亡者多使用“侨民”一词来称呼，但是最初的俄国侨民往往不被驻在国视为普通意义上的侨民或是移民，更多的是把他们视为难民。因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且包括大量前白卫军官兵甚至是整个建制的白卫军[24]，这一群体成为20世纪20年代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随着内战的结束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俄政府曾一度改变对侨民的态度，实施召回侨民的政策。1921年1月《消息报》刊发了苏俄战俘和难民事务中央疏散委员会主席艾杜克（А.Эйдук）的署名文章《需要许可》（Требует разрешения）。这篇文章成为苏俄官方召回侨民的重要标志。文章称：“内战结束，苏维埃政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得到巩固……对于那些身处国外，但是属于劳动人民，且真心希望回到祖国参与建设我们新生活的俄罗斯人，现在是时候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了……数以千计的人并非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敌人，只是出于各种偶然因素去了国外：他们中一部分人是被直接胁迫的，因为尤登尼奇在前线掳掠平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部分人是害怕被强制征兵；还有一部分人是由于受到白卫军的鼓动或者错误地相信了白卫军……他们不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真心渴望回到俄罗斯……当前，苏维埃俄罗斯正在进行经济建设，各个生产领域都需要人手，放宽对那些身处国外的劳动人民回国的政策，不仅仅是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行动，对于国家利益也是有益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应当研究该问题并批准其积极的方面……相关机构对那些持有相关签证合法回国的劳动人民不实施镇压。”[25]苏俄的召回政策，对那些身处海外且生活没有着落的俄国流亡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积极作用不言而喻。

　　召回政策吸引了大批俄侨回国。然而在召回政策实施不到一年后，苏俄又开始对那些不愿回国的俄侨展开新一轮攻势，使用法律手段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

　　1921年12月15日苏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联合颁布了《关于剥夺若干身处境外人员公民权的法令》（О лишении прав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некоторых категорий лиц，находящихся за границей）。该法令规定了几类身处境外的人员在该法令颁布后将失去俄国公民权利：

　　（1）截止1922年6月1日，在国外连续逗留五年以上且未获得苏联代表机构颁发的护照或者相关身份证件的人员；

　　备注：该期限不适用于那些未设立苏联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在这类国家中，上述期限在建立外交代表机构之后再行决定。

　　（2）1917年11月7日之后未获得苏联官方许可离开俄罗斯的人员；

　　（3）自愿加入反苏维埃政权的军队或者任何形式的反革命组织的人员；

　　（4）拥有选择俄国国籍的权利但是在选择权到期之前未使用该权利的人员；

　　（5）不属于（1）类，且未在（1）及其备注中规定的期限内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代表机构登记的身处国外的人员；

　　对属于（2）（3）类的人员可以在1922年6月1日前通过最近的代表机构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恢复公民权的申请[26]。

　　根据该项法令，美苏建交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发布了如下声明：

　　对原俄国国民：

　　在1917年11月7日前离开俄罗斯在美国连续居住的原俄国国民，以及1922年6月1日之前经苏联政府许可离境，但未登记为苏联公民的人员……可以向苏联大使馆或领事馆提出申请，认定为苏联公民。申请期限为六个月，即在1934年12月15日前。如果未在该期限内提出申请，上述人员将失去申请保留苏联公民身份的资格。

　　对前白卫军士兵和战俘：

　　前白卫军普通士兵和武装反叛苏联政府的普通参与者可以向大使馆或领事馆提交特赦申请。

　　对居住在美国的苏联公民：

　　居住在美国的苏联公民必须在以下规定期限内去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登记：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受国家机关、合作和社会组织委派出国的公民需在两周内提出申请，因私出国的公民需在三个月内提出申请[27]。

　　苏联政府将俄国侨民主要视为敌对势力。召回政策一方面能够弱化这股势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其转化为积极力量，投入国家建设之中。但苏俄当局只是为那些级别较低的基层官兵和普通平民开绿灯，对政界、学界精英中的不同政见者仍持坚决驱逐的态度，以至于出现了召回与驱逐同时上演的局面。1922年发生震惊世界的“哲学船事件”，苏俄政府将大批知识界精英集中驱逐出境。

　　剥夺公民权的法令实际上也是召回政策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这项“最后通牒”式的法令所导致的后果是产生了大批的无国籍者，俄侨因此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难民。

　　由于数量众多，俄国难民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此，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了处理俄国难民事务的专门机构——俄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Russian refugees），即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前身，由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担任专员。国联将“俄国人”定义为“所有来自俄国且不享有或不再享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保护的人员以及所有来自俄国且未获得其他国籍的人员”。自1922年起，国联开始给俄国难民发放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南森本人因在难民事务上所做的贡献而获得192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南森护照主要是为了给难民提供一种身份证明，保障国联赋予他们在法律上的权利以及便于他们进行国际旅行和获得工作许可证。

　　1923年南森主导下的俄国难民遣返事务由于受到俄侨精英的反对以及与苏联当局在组织协调方面的障碍而终止。此时，南森护照已经广为俄侨所接受，那些不愿回国亦不愿加入他国国籍的俄侨也因此成了永久的流亡者。

　　二 英国对俄侨的限制政策 

　　英国是最早介入俄国内战的国家，也是陷得最深、走得最远的国家。然而，当俄国难民潮来临之时，英国在接纳难民的问题上又是态度最消极的国家。

　　1.限制难民入境的法律壁垒 

　　1905年英国通过了外国人法案（Aliens Act，1905）。该法案主要是为了限制外国人登陆英国。法案规定，只有在移民官员许可并在指定港口登陆的情况下，才可以进入英国境内。但是，如果移民者可以证明自己是受到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那么英国政府就不能以贫穷为由拒绝其入境。此项规定意味着对宗教或政治避难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上的认定。这也成为英国首部移民法案的一个突出特点，但这一点在后来的移民法规中没有得到延续。

　　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外国人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限制外国人法案（Aliens Restriction Act）的出台，目的是在战时或国家面临危险时对外国人加以限制。1919年12月英国又通过了该法案的修正案，没有对避难权作出法律认定。取而代之的是内政大臣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t）的一项承诺：任何正当的政治难民都将被允许进入英国，即便该法律中没有设置对此的特别条款。许多俄国皇室成员得以进入英国就是一个例子[28]。

　　1920年英国颁布的外国人法令（The Aliens Order of 1920）规定，如果没有移民官的许可，外国人不能在英国登陆，且只有在外国人能够维持自身及其家人的生活，并未被国务大臣禁止入境的情况下，才能发给他们入境许可。1920年的外国人法令规定外国人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进入英国；如果要进入英国工作则必须获得英国劳工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而工作许可证是非常难以获得的。

　　英国对待所有外国人入境的基本原则是申请人必须在经济上有能力维持自身和其家眷的生活。英国外交部官员埃姆里斯·埃文斯（Emrys Evans）曾于1921年7月声明：在英国，没有俄国难民是由公共财政供养的。外国人申请进入英国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内政部颁布指令称，在现存条件下外国人不能享有以工作为目的来英国的便利[29]。

　　在1905年的外国人法案之后，当时的英国移民法规中没有包含对政治难民庇护权利的法律认定。在1919年限制外国人法案修正案通过时，保障“正当的政治难民可以被允许入境”是合理的，即便法律未包含对此的特别条款。实际上，移民法规中对于政治难民特别条款的缺失本身就意味着这部分难民很容易被看作是普通难民。英国严格的入境条件，例如充分的经济来源证明、与在英国的人员或商务联系的证明，意味着英国政府在俄国难民入境的问题上使用了非常具有选择性的措施。因此，那些穷困的、在英国没有可靠人脉关系的俄国人，几乎完全不可能进入英国，至少通过官方渠道是不可能的[30]。

　　1905、1914以及1919年的法案总体上给予移民官非常大的权力来处理外国人的入境、就业和驱逐事务，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外国人的大量涌入。1920年法令中采用的工作许可证制度更是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外国人进入英国工作的限制。由此可见，英国的法制文明虽然看起来对政治难民非常宽容和友善，但是在涉及本国利益的问题上，原有的对政治难民庇护权利的法律条文不仅可以逐渐消失，甚至可以演变为法律壁垒。

　　十月革命之后，尽管英国政府积极支持白卫军试图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在对待俄国侨民入境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则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头几个月，英国驻俄代表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的入境申请[31]。时任英国内政大臣乔治·凯夫（George Cave）认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英国接纳任何国别的外国人大规模入境，他解释道，俄国难民数量非常多，而且他们不可能对英国产生经济价值。他称，如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广泛允许俄国难民入境，那么这个负担也应当由英国和法国均摊。他还承诺如果外交大臣同意的话，他会将此事立刻提交战时内阁。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赞同他的观点，认为：此时外国人不应该被允许进入英国避难，除非有特殊情况。1918年1月8日，英国内政部致函外交部称，外交大臣应当指导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不应给予申请进入英国的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便利，应留作特殊情况使用”。1919年初，英国外交大臣给阿尔汉格尔斯克英国领事的指令是：如果与英国政府无关的话，英国签证只能给那些名声毋庸置疑的商人[32]。

　　2.摆脱对流亡白卫军的责任 

　　英国的入境限制有效控制了俄国流亡者进入其境内。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英国政府对于想要入境的俄侨使用了选择性的标尺的话，他们在对待俄国白卫军的问题上似乎也采取了选择性的支持。

　　1920年春，英国政府承担了为一部分俄国难民提供帮助的责任。这部分人的数量有约1万人，主要是邓尼金的残部。在俄国内战中，邓尼金的部队一直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1919年3月，英国政府曾致函法国大使，称法国对待邓尼金将军的态度令人担忧，即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给予其全力的支持[33]。因此，1920年邓尼金战局失利时，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有责任保障邓尼金部一部分人员的安全。

　　1920年1月，驻守在南俄的英国当局代表未经过伦敦而自行向邓尼金承诺：英国将负责撤离俄国军官家属。这一举动使得英国政府没有选择，只能履行承诺[34]。此后，英国政府希望邓尼金的继承者弗兰格尔与布尔什维克和解，但是弗兰格尔执意继续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对抗，最终英国断绝了与弗兰格尔的关系。在1920年11月的克里米亚撤退中，英国政府拒绝提供帮助。法国的态度则不同，他们承认弗兰格尔政府是南俄事实上的政府，认为有责任帮助弗兰格尔撤离并收容难民。英国认为他们承担了邓尼金撤退的责任，所以弗兰格尔撤退就应该完全由法国负责。

　　在1920和1921年间，英国一直在努力摆脱自己对俄国难民的责任。1920年英国与塞尔维亚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接收英国管辖下的俄国难民。但是只有那些在弗兰格尔部溃败之前安置在列姆诺斯岛和普林西比岛上的俄国难民可以被转移走。法国政府说服塞尔维亚政府接收一部分弗兰格尔撤退时的俄国难民。而英国也一直努力试图与塞尔维亚政府达成协议接收难民，但是没有成功。1922年初英国与苏联政府的一项关于特赦和遣返难民的协议也没有获得成功。1921年8月国联成立了俄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英国随即希望与该机构达成相关协议，解决其所担负的俄国难民管理问题。1922年5月，英国政府说服了高级专员，由俄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负责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塞尔维亚的4 600名俄国难民的生活安置问题，为此英国政府支付了15万英镑。这些难民后来在专员的努力下多数被安置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地[35]。

　　英国在俄国内战中支持白卫军，但他们在对俄国难民进入英国国境的问题上设置严格的条件。对于流亡的白卫军，英国则尽力摆脱对他们的责任，将他们推给国联或其他国家。此外，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积极同苏俄发展贸易，并签订了贸易协定。英国的这些政策引起了俄侨的强烈不满，尤其是一些流亡的白卫军将领，他们认为反苏斗争是一项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业，而俄国白卫军在这项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牺牲。英国的做法在他们眼中无异于背叛。而在一些信奉仇俄阴谋论者看来，西方对俄国内战的支持完全是一场以反俄为目的的阴谋。

　　三 法国对俄侨入境的宽容政策及对俄难民事务的管理 

　　法国是武装干涉俄国内战的积极参与者，又直接指挥了克里米亚撤退，接纳了大批俄国流亡者。粗略计算，从1921年至1935年间法国俄侨的数量在20万左右[36]。安置俄侨体现了法国人的智慧。

　　1.宽容的入境政策 

　　一战中法国损失了百分之十的壮年男性，还有很多伤残。因此，法国的战后重建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大量工农业企业开始招募外国劳工。俄国难民在他们眼中成为一支不可多得的劳动大军。南森报告指出：“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名有能力且愿意以工农业或者手工业工人身份工作的俄国难民都能在法国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人员流向——俄国人从德国、奥地利、巴尔干国家，甚至从苏俄本土流向法国。”[37]1925年1月，法国著名社会党人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领导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国联的协助下共安置了6万俄国难民就业，约5万人以劳动合同的形式通过法国工农业部的代理机构进入法国。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的索菲亚、爱沙尼亚的里加和波兰的华沙，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了招募中心，招募俄侨作为劳工赴法国工作。合同保障了劳工的工资待遇和相关利益，如意外保险等，条件等同于法国本土工人。法国农业部协助安置了2 000名佃农，大部分是具有农耕经验的哥萨克[38]。

　　虽然法国有不少工作机会，但急需劳动力的行业主要是重工业、矿山、各种工厂和建筑项目[39]。这些行业所提供的岗位都是一些条件艰苦的底层工作，且多在法国的偏远地区，远离俄侨聚集的巴黎。政府对外国劳工的控制也非常严格，对工人的工资、工作地点和工种有决定权。未经许可，工人不得擅自改变工作岗位和居住地点。绝大多数劳动合同仅适用于单身男性，且常常是10至20人一组一同前往。用工的企业常常为这些单身的俄国劳工建造集体宿舍，床位从50个至600个不等[40]。

　　此时，法国军队也急需扩充兵源，这也促使法国对年轻的俄侨尤其欢迎。德国当时的人口数量几乎是法国的两倍，且在两战间隔期快速增长。法国的逻辑是法德终有一战，如果俄侨能站在法国一边总比站在对手一边好。那些不认同苏联政权的俄国人在法国受到了欢迎，法国希望他们视法国为新的祖国并为捍卫法国而做出贡献。对于法国军方来说，俄侨中的年轻人成为其潜在的重要兵源。

　　法国的一个机构曾安排几百名俄国孤儿来到法国并安置到普通居民家庭中，而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农民家庭。政府还对难民子女和这些孤儿提供教育援助。法国国民议会在1923年投票通过了一项45万法郎约合25万美元的助学金项目，资助200名难民学生。俄国难民的子女还被法国的公立学校接纳，与法国儿童享受平等待遇[41]。

　　2.对俄国难民事务的管理 

　　法国政府在难民问题上与国联紧密合作，尤其是南森领导的难民事务专员署。南森驻巴黎的代表一直与法国外交部的俄国处（Russian department of the French Foreign Ministry）协同工作，处理难民事务。法国司法机关对南森的代表在认证难民文件方面给予认可。在法律纠纷中，南森派驻法国的代表被赋予了代理俄侨出面进行调解的权力。总之，南森驻法国的代表实际上成了维护俄国难民利益的领事官员。

　　法国政府于1925年给予所谓的“俄国办公室”（Offices russes）以官方地位。该机构是由一战前的俄国外交办公室（Russian diplomatic office）演变而来，而且还维持着原班人马。该机构设在巴黎的中央办公室（The Central Office），其功能相当于原来的俄国使馆，继续由马克拉科夫（В.А.Маклаков）担任领导。马克拉科夫是帝俄最后一届国家杜马的重要成员，1917年临时政府任命其为俄国驻法国大使，派驻巴黎。1924年10月法国与苏联建交，苏联大使进驻原俄国大使馆。根据苏联政府1921年颁布的《关于剥夺若干身处境外人员公民权的法令》，大量俄侨沦为与苏联官方没有任何关系的无国籍人士。法国政府因此而不得不设法处理这些成千上万的无国籍人士的领事事务。这些俄侨不愿意加入法国国籍，他们依旧忠于自己已经不复存在的祖国。他们的各种证件都是用俄文书写的，大多数法国官员因此而无法鉴定俄侨的身份文件，不能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前任俄国外交人员就成了法国政府与俄国侨民之间最理想的中介。由马克拉科夫领导的位于巴黎的中央办公室，以及在马赛和尼斯的俄国办公室都发挥着原俄国领事馆的功能，处理各种难民的民事问题，验证签名和翻译，出具证明、文件，核实与难民相关的各种信息。马克拉科夫的机构在政治事务中保持中立，因此获得法国官方的广泛认可。马克拉科夫本人因受到法国官方和俄侨的信任而一直在俄国办公室工作，直至去世[42]。

　　法国政府虽然对俄侨敞开大门，但是当大萧条来临之时，俄侨随即成为政府限制的对象。1935年，法国劳工部停止签发新的工作许可证，延期申请往往被退后数月甚至彻底取消。为了保留工作岗位给本国公民，俄国难民逐渐成为被驱逐的对象。法国以前的友好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法国出现大萧条的时间较晚，但是在30年代法国政府发布的针对俄侨的驱逐令逐渐增多。一些小的违规行为就可能导致被驱逐，例如“流浪或者缺钱、失业；延迟提交相关文件或者延迟为他们的身份证缴纳税款；未得到许可而私自工作”[43]。“未得到许可而私自工作”是最常使用的一个驱逐理由。1934～1935年南森办公室在法国共为1 596名俄国人代理调解驱逐令问题；当时有4 000多个针对俄国人的驱逐令[44]。

　　3.对流亡白卫军的身份认定 

　　俄国内战中，法国积极参与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对白卫军给予很大支持。内战结束后，大批白卫军与平民一同开始了流亡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份仍然是俄国军人，只是短暂的撤离，很快就会返回祖国并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此时，法国对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直接将他们的身份认定为难民。法国作战部给法国驻波兰的军事代表团的一份电报，记述了政府的态度，电文说：“1.布尔什维克10日和11日发动总攻。弗兰格尔的抵抗随即停止，南俄政府完全垮台。2.克里米亚撤退于11月10日开始…… 3.所有撤离人员，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从此均被视为难民。法国政府拒绝任何将弗兰格尔的部队调遣至其他有军事行动的地区的想法。”[45] 弗兰格尔的部队从克里米亚撤出时得到了法国的全力支持，整个撤离行动如同一次有序的大规模转移，以至于弗兰格尔领导的俄罗斯军（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撤至土耳其后仍然保留着完整的建制和有效的指挥系统。然而，这些官兵的身份此时已经被法国当局认定为难民，这就意味着部队要被解散，指挥官将失去对部队官兵的指挥权。因此，白卫军指挥层对难民身份的认定是非常不满的。1920年11月30日，协约国代表通知弗兰格尔不再承认南俄政府。同年12月，负责管理加利波利（Gelibolu/Галлиполи）[46]俄军营地的法军指挥官托马森约第一军指挥官会面。第一军指挥官库捷波夫因病未参加会面，由第一步兵师师长维特科夫斯基（В.К.Витковский）代而参加。在会谈中，托马森解释道：俄罗斯军已经非比从前，该军的官兵已经被认为是难民身份了；弗兰格尔将军也不再是总指挥官了，而是难民。在加利波利已经没有军队长官，也没有俄国军队，所有的难民都要服从他——托马森中校的指挥。托马森还要求俄军交出武器，遭到拒绝。由此，俄军进入了高度战备状态，以备不时之需。负责营地安保的塞内加尔人也采取了预防措施，用铁丝网把自己的地盘围了起来。最终，法国人考虑到俄军的实力，取消了最后通牒，事件就此平息，俄军的武器装备得以保留[47]实际上，法国政府解散白卫军主要是从安全与稳定角度出发的，但同时也为认可苏维埃政权预留了空间。

　　四 捷克斯洛伐克对俄侨的人道主义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是对俄国难民最具人道主义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对俄国难民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了特殊优待。1921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启动了一项对俄侨的国家文教援助计划——援助俄罗斯行动（Русская акция помощи）。由政府出资为符合条件的俄罗斯年轻人提供免费就学的机会，并且为俄籍专家学者提供教学科研类的就业岗位。为此，该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捷克斯洛伐克俄籍大学生教育保障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ус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ЧСР）[48]。政府除了给俄籍学生助学金之外还提供住宿和服装，学费全免。1921年8月，一位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记录当时大学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状况：“我住进大学生宿舍已经两天了……现在我不再是流浪汉了，而是一名资产阶级了。我现在有了财产：床、桌子……捷克政府愿意收容2 000名难民大学生留在捷克斯洛伐克。”[49]至1921年年底，布拉格共有约5 000名俄罗斯和乌克兰学生。这些年轻学子全部寄宿在学校，政府给每人都配发了全套的衣物，甚至还包括电车票以及教材资料等。此外，每人每月可获得50克朗的零用钱。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们获得了免费就学的机会。住在布拉格的大学生们被分配至查理大学、布拉格高等工程学校、布拉格矿业学院，还有一些被分配到了布尔诺大学、普日布拉姆的矿业学院和布拉迪斯拉发大学。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仅支持俄侨进入该国的大学学习，还支持俄侨自行开办高等教育机构，布拉格由此出现了多所由俄侨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这些俄侨大学还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多数经过选拔入学的俄籍学生都能够享受到助学金，这成为俄籍学生能够专心就学的主要客观条件。同时，这些俄侨高校也可招收自费生，学费非常低廉。除了政府资助之外，有些学校还受到了俄侨商界的资助。在俄罗斯法学系（Рус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俄侨建立的一所法律专业高等学校），所有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都要接受专门的检查和监督。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教育部批准，该系还可以招收不享受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助学金的学生，对这部分学生的收费标准是听课半年收费60克朗，而当时的布拉格市民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600克朗。20年代末人均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800～1 000克朗，当时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为每月150～200克朗（食宿免费），知识分子的劳动收入为每月900～1 200克朗[50]。1922年1月俄罗斯海外学术组织联合会（Союз русски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за границей）开办的商业会计课程班，在成立之初共有60名学生，其中50人享受政府助学金。1924年底该课程班改组为一所两年制的商科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由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资助，每月用于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学生的助学金、场地租赁费共计35 000克朗。1925年春学校因停止拨款而关闭。共有37名享受政府助学金的学员（21男，16女）和4名旁听生完成了学业[51]。农业合作社课程班（Кооперативные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курсы）以及改组后的俄罗斯农业合作社学院（Рус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同时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俄侨合作社组织的资助。1921年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资助占15.4%，俄侨合作社的资助占84.6%，1923年则分别变为85.1%和14.9%，资助面达到100%。1921年课程班有学员57人，1922年增至105人，1923年增至195人[52]。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容许前白卫军官兵成规模地入境。最初，政府提出让弗兰格尔部队的100名士兵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参加文教援助计划。1921年10月，弗兰格尔部第一陆军中的100人离开加利波利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之后更多的人接踵而至。1923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有3 245名俄罗斯学生。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在保加利亚的俄罗斯军开始分散时非法入境的俄国军官。

　　捷克斯洛伐克在安置俄侨的问题上花费了大笔资金。国家财政拨款从1921年的1 000万捷克克朗增至并超过1926年的3亿克朗，这期间克朗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汇率（100捷克克朗相当于1美元）[53]。有研究人员认为，该国用于资助俄侨的费用总计达到5亿克朗[54]。援助俄罗斯行动开始后，至少有25 000名俄国侨民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美好时光。这十年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20世纪初俄罗斯文艺复兴（"Ренессанс"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的十年[55]。

　　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对俄侨如此慷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Томаш Масари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情有独钟，并与当时的俄罗斯哲学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在个人情感上非常希望保护俄罗斯文化。其次，捷克斯洛伐克刚刚建国不久，急需各类人才投入国家建设，而俄侨中的大量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第三，2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最长也撑不过10年，这些俄籍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后可以回到俄罗斯，“成为建设新的欧洲式的民主国家制度的种子”[56]。捷克斯洛伐克希望在未来看到一个同是斯拉夫民族的强大睦邻为自己提供庇护，从而震慑野心勃勃的德国。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慕尼黑协定签署后不久，希特勒便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慷慨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投资。

　　五 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态度 

　　1.南斯拉夫对俄侨友好而无力 

　　总体来说，南斯拉夫[57]是对俄侨最友好的欧洲国家。南斯拉夫政府从其年度国家预算中向俄罗斯侨民提供了大量资金，为俄侨中的病患者和失业者提供援助，进行就业培训，帮助找工作，同时资助俄国侨民学校。以弗兰格尔的流亡白卫军为例，从克里米亚撤至土耳其后，弗兰格尔的部队受英法驻土耳其军管当局控制，并由法国提供给养。但是法国政府此时已经将白卫军认定为难民，并执意要将其解散。为了保留部队，弗兰格尔决定将其部队转移至巴尔干半岛。从1921年4、5月间开始至同年夏，转至南斯拉夫的俄军数量为2.2万人。在被编入骑兵和步兵部队的哥萨克中，有约5 000人被派去驻守边疆，工程技术部队用于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1921年秋天，弗兰格尔部的第一陆军、顿河集团军、库班集团军基本上全体转移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1922年2月12日在保加利亚有弗兰格尔的部队约2万人[58]。

　　尽管贝尔格莱德对俄侨态度友好，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驻南斯拉夫的俄国军人。曾在南斯拉夫边境服兵役的5 000名俄国军人生活状况非常困难。1922年5月的一份报告指出，通货膨胀导致工资缩水，部队很少能够买得起肉。他们的家庭生活陷入贫困中，没有足够的药品，士气下降[59]。1922年11月南斯拉夫政府对边境守卫工作的主管部门进行了调整，新的主管部门把俄国军人的岗位数量减少到1 700人。这意味着3 300名俄国军人立刻失去工作。自1923年春，南斯拉夫政府提供了大约2 000个工作岗位给骑兵师，建设从克拉列沃（Краево）至拉什卡（Рашка）的公路，而这个项目的部分资金是由弗兰格尔进行补贴的，直到1925年1月。还有一部分俄国军人则获得了在斯洛文尼亚建设铁路的工作。1924年，在南斯拉夫的公路建设项目上共有约4 000名俄国军人在工作。俄国军人们为了能够聚在一起，往往会尽可能地去寻找团体的工作合同。顿河警卫营在边境服役结束后接着从事林业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工资并不足以支付食宿，且往往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工作。在塞尔维亚南部城市弗拉涅（Врае/Вране）建设公路的库班师一直工作到1925年。在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尼什（Ниш）附近建设铁路的俄国军人后来得到了建设铁路和采矿的大型工程合同。此前曾在边境服役的库班卫队团也在伐木工厂找到了工作，顿河警卫营、捷列克团后来也加入到这里。这些合同使库班哥萨克部得以聚在一起，到1927年他们仍然以自己的部队为单位一起工作。事实上，库班警卫营和捷列克团一直住在部队营房里并保持了完好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直至二战。库班师的其他成员甚至在整个30年代都维持着原来的建制，集体生活工作。1933年，该师的一部分军人在指挥官兹波洛夫斯基（Зборовский）将军的指挥下，开始在多瑙河沿岸建设堤坝。实际上，从1924年底开始，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作机会就逐渐开始减少。南斯拉夫财政部门把政府为俄国军人的提供的工作岗位职数从1 700个减少到800个[60]。

　　20世纪20～30年代的南斯拉夫政府一直持反苏反共但不反俄的立场，流亡在此的白卫军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尊重是其他地方不曾有的，但无奈的是该国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得多数俄侨不得不转往欧洲其他国家。

　　2.保加利亚俄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保加利亚在一战时期是德国的盟友，地方极右势力和拥护君主制的军官阶层，想要利用俄罗斯军打击保加利亚的左派力量和保加利亚农耕人民联盟政府（Болгарский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союз），而保加利亚左派积极反对俄国白卫军。俄罗斯军刚刚到达保加利亚时，当地民众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友好。但是当斯塔姆波利斯基政府掌权后，形势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俄侨回忆道：“保加利亚人总体上对我们是友善的，最初的时候我们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但是好景不长，极左的斯塔姆波利斯基政府上台后立刻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又建立了友好关系。”[61]弗兰格尔的部下维特科夫斯基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保加利亚民众大部分对我们的态度一直很好，只是当局使用各种指令在各地给我们造成十分困难的状况。”[62]另外，苏联时期的档案显示：“根据《纳伊条约》，保加利亚无权拥有包括警察在内超过6 500人的武装力量。1922年春，俄罗斯军被安置到保加利亚，给斯塔姆波利斯基政府造成了威胁。反对派企图利用俄罗斯军颠覆斯塔姆波利斯基政府。”[63]俄侨由此成为保加利亚国内两派政治斗争的工具。

　　结语 

　　虽然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规模的难民潮出自俄国，但这种状况并非俄罗斯一国一族造成的。众所周知，一次大战的硝烟，多国干涉的炮声，民粹主义的蔓延……这些化学药剂产生的剧烈反应集中在了俄国，使俄国成了突破口，它的大爆炸又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强烈震动。英、美、法、意、德、奥、日等国对俄国难民潮的形成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当难民潮形成后，不管是那些力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还是那些企图倒俄的国家与政治集团，都在重新谋划自己与苏俄的关系，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协约国利用大战结束之机，加紧对苏俄进行干涉……准备派12至15个师到俄国南部，并同在乌克兰的德军一起进攻莫斯科。”[64]乌克兰兵败后，协约国发现自己无力扼杀苏维埃政权，又改变策略，向白卫军提供资金与军事装备援助，企图利用白卫军的力量推翻苏维埃政权。当白卫军节节失利时，首先与苏俄开始贸易谈判的是英国。紧接着美国十分害怕俄国市场被英国夺去，急忙下令撤军；次年，美国共和党代表即开始就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事宜与苏俄讨价还价[65]。法国是直接组织白卫军克里米亚大撤退的国家，并接纳了大量俄国难民，随后也改变了对苏俄的态度。在保加利亚，俄侨直接被用来镇压该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俄国难民由此而成为一种政治筹码、大国博弈的工具，或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或被当作他国的兵源，或被卷入当地的政治斗争。捷克斯洛伐克是对待俄国难民最具人道主义的国家，但是慕尼黑会议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自身也成了筹码和工具。

　　难民问题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难民潮再次成为全球性的突出问题，成为和平发展这一世界主旋律的不和谐音符。战乱和贫困是继20世纪以来引发难民潮的两大推手。从20世纪初的苏俄，到21世纪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皆是因为西方干预而引发战乱，终使大批难民流亡国外。而那些干预他国内政的欧洲国家，再次重复着近百年前自食其果的苦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援助计划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使得生计没有着落的民众不得不进入欧洲求生，无疑为愈演愈烈的难民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经有能力改变难民潮引发的局面。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停止干预他国内政，担负起发达国家的责任，坚持走互利共赢、和平发展之路，才是解决当今世界矛盾的根本之策，难民潮的悲剧才会不再重演。

　　〔本文获河南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释： 

　　[1]20世纪共有四次大规模的俄侨浪潮。第一次浪潮（1918～1922），主要是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引发的大规模人员外流，数量一般被认为在150～300万人之间。第二次浪潮（1941～1944）主要是指在二战期间，离开苏联国境的人员以及逃避遣返回国的人员，即“不归者”（невозвращенцы）。有研究认为“不归者”的数量不多于50～70万人。第三次浪潮（1948～1989/1990）即冷战期间的移民，人数约50万。第四次浪潮（1990之后）是非政治因素的移民潮。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俄罗斯人为寻求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而移居国外。四次浪潮中，第一次浪潮的规模最大。详见：Полян П.М.Эмиграция:кто и когда в XX веке покидал Россию.Россия и ее регионы в XX веке:территория-расселение-миграции / Под ред.О.Глезер и П.Поляна.М.，ОГИ，2005 C.493-519.

　　[2]Алексеев Н.На службе у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М.，1923.

　　[3]Белов В.А.Белое похмелье: 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на распутии: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сихологии，настроений и бытовых условий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наше время.М.，1923.

　　[4]Постников С.П.Русские в Праге，1918-1928.Прага，1928.

　　[5]Калинин И.М.В стране братушек.М.，1923.

　　[6]Владимиров Л.Возвратите их на Родину! Жизнь врангелевцев в Галлиполи и Болгарии.М.，1924.

　　[7]Комин В.В.Кр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за рубежом.Калинин，1977.

　　[8]Афанасьев А.Л.Полынь в чужих полях.М.，1984.

　　[9]Шкаренков Л.К.Агония белой эмиграции.2-е изд.М.，1986; 3-е изд.М.，1987.

　　[10]Шкаренков Л.К.Бел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агони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76.№ 5.; Тот же，Конец белой эмиграции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79.№ 8.

　　[11]Назаров М.В.Миссия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Ставрополь，1992.

　　[12]Michael Kellogg，The Russian roots of Nazism-white émigrés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 Socialism，1917-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Wim Coudenys，“Russian Collaboration in Belgium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ase of Jurij L.Vojcehovskij”，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43，No.2/3，Apr.- Sep.，2002.

　　[13]Walter Laqueur，Black Hundred: The Rise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Russia，HarperPerennial，1994.

　　[14]Robert C.Williams，Culture in Exile: Russian Emigres in Germany，1884-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流亡的白俄军旅1920～1941》Paul Robinson，The White Russian Army in Exile 1920-1941.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5]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Vol.81，No.7，1991.

　　[16]Multanen Elina，“British policy towards Russian refuge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Russia，Vol.12，No.l，June 1999.

　　[17]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18]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19]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0]张建华：《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俄国侨民及其社会生活》，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2期。

　　[21]在英语语境中，Russian是一个贯彻始终的称谓，无论是沙俄时期、临时政府、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时期。

　　[22]Русский исход// Под ред.Е.М.Миронова.СПб.:Алетейя，2004，С.8.

　　[23]Бунин И.А.Миссия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Под серпом и молотом.Лондон（Канада）.1975.С.209-217.Цит.по: Назаров М.В.Миссия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С.3.

　　[24]纳扎洛夫在其《俄国侨民的使命》一书中提到：俄侨中有约四分之一是白卫军，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流亡海外……仅在弗兰格尔组织实施的克里米亚撤退中，就有约15万俄国军民流亡海外。详见Назаров М.В.Миссия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С.21.

　　[25]No.80.Стать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Эвакуа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пленных и беженцев А.В.Эйдука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к русским беженцам и их желанию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Родину.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29 января 1921г.，№ 18.//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миграция 20-40 год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1.Книга 1.//Под ред.И.И.Басик，М.，1998.С.319-321.

　　[26]Декрет ВЦИК，СНК РСФСР от 15.12.1921.http://www.libussr.ru/doc_ussr/ussr_1271.htm

　　[27]The Embassy of the U.S.S.R.“Announcements”，Washington Post，June 17，1934，p.B-5.

　　[28]Multanen Elina，“British policy towards Russian refuge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p.50.

　　[29]Ibid，pp.61-62.

　　[30]Ibid，pp.62-63.

　　[31]Ibid，p.53.

　　[32]Ibid.

　　[33]Ibid，p.63.

　　[34]Ibid.

　　[35]Ibid.，pp.64-65.

　　[36]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p.22.

　　[37]“Nansen Report”，Official Journal.Sept.4，1923.p.11. Quoted from 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p.18.

　　[38]Tatiana Schaufuss，“The White Russian Refugee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No.203，May 1939.p.49.Quoted from 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p.20.

　　[39]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p.23.

　　[40]Ibid，p.25.

　　[41]Ibid，p.23.

　　[42]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pp.23-24.

　　[43]Nansen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Refugees，Report of the Governing Body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th，1935，p.19.Quoted from 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p.20.

　　[44]Ibid，p.23，and Dorothy Thompson，Refugees; Anarchy or Organiza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38，p.39.Quoted from Hassell James.E.，“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p.20.

　　[45]No.59 Телеграмма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Франции в свою военную миссию в Польше об оставлении Врангелем Крыма и о решении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зять на себя заботу об эвакуации русских беженцев.ЦХИДК Ф.1703.Оп.1.Д.464.Л.392，993.Подлинник.Перевод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 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миграция 20-40 год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1.Книга 1.// Под ред.И.И.Басик，М.，1998.С.249-251.

　　[46]今土耳其盖利博卢的旧称。弗兰格尔部从克里米亚撤出后，一部分部队官兵被安置在此。

　　[47]Витковский В.К.В борьбе за Росси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1963.С.28-29.Rare Book Collection，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图书馆稀有馆藏图书）。

　　[48]Постников С.П.Русские в Праге，1918-1928.Прага.1928.С.69-70

　　[49]Федоров Г.Путешествие без сентиментов（Крым，Галлиполи，Стамбул）.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женца.Л.；М.，1926.С.161-162

　　[50]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Российские эмигранты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межвоенные годы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5.С.127

　　[51]Постников С.П.Русские в Праге，1918-1928.Прага.1928.С.95

　　[52]Там же.

　　[53]Алексеев Н.А.Из Царыграда в Прагу.Рус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 Пашуто В.Т.Рус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эмигранты в Европе.М.，1991.С.212

　　[54]Петр Щедровицкий，Русская Прага про историю.http://www.russ.ru/pole/Russkaya-Praga

　　[55]Там же.

　　[56]Алексеев Н.А.Из Царыграда в Прагу.Рус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Пашуто В.Т.Рус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эмигранты в Европе.С.212

　　[57]时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

　　[58]Россия в изгнании.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в за рубежом.//Под ред.Е.И.Пивовар.М: ИВИ РАН，1999.С.173，175.

　　[59]№275.Сводка о причинах разлож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ая контр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й службой генерала П.Н.Врангеля.ЦА ФСБ РФ Ф.2 Оп.2.Д.583.Л.26-27. Копия.// 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миграция 20-40 год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1.Книга 2.//Под ред.И.И.Басик，М.，1998.С.586-589.

　　[60]Paul Robinson，The White Russian Army in Exile 1920-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83-85.

　　[61]Каратеев М.Д.Белогвардейцы на Балкана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лого офицера.Буэнос-Айрес，1977.С.33.

　　[62]Витковский В.К.В борьбе за Росси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1963.С.50.

　　[63]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миграция 20-40 год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2.//Под ред.И.И.Басик，М.，2001.С.450.

　　[64]徐天新：《评“十四国武装干涉苏俄”及其他》，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

　　[65]详见邵鼎勋：《美日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苏维埃远东时期的矛盾和斗争》，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