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开始“解冻”。为阻止这一趋势，苏联试图利用早在1967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对华国际”形成反华阵线。“对华国际”是协调苏东国家对华政策、扩大反华舆论阵地的组织，因此被学者们称为由苏共操纵的继共产国际及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之后的第三个国际。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东欧各国将改革和完善国内经济制度作为政府工作重心，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对华国际”不仅没有完成反华目标，反而成为东欧各国了解中国的平台。1986年，随着“对华国际”领导人罗满宁退休，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也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关键词】中国与东欧关系;“对华国际”;苏联因素;

　　【作者简介】马细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欧洲室主任。（北京100006）

　　中国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看法和评价基本没有分歧，但表述各有不同。依笔者之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欧关系可以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热情友好、冷淡冻结和全面合作。毫无疑问，在第一阶段，苏联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第三阶段，随着苏联解体，苏联因素逐渐消失。而在中国与东欧关系缓慢变暖、逐渐正常化的第二阶段，苏联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来部分东欧国家的解密档案，通过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中国问题国际委员会（简称“对华国际”Интеркит）的活动分析[1]，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解冻”和正常化过程中的苏联因素。

　　苏联主导成立“对华国际” 

　　早在20个世纪60年代末，当中苏关系尚处于交恶早期，苏联就开始拉拢东欧国家建立反华统一战线。1967年12月，依据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苏东各国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和毛主义”的国际委员会，即“对华国际”[2]，用以协调对华政策，扩大反华舆论阵地。

　　这个组织定期召集来自苏联和华约组织的盟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五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并不定期邀请其他盟友，如蒙古、越南、老挝和古巴的专家参加会议。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没有参与该组织。这个组织起初从讨论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发展到分析中国的经济、外交、文化等问题，从整个苏中关系扩大到整个苏东集团与中国的关系，直到1986年，共存在了将近20年。“对华国际”的活动由苏联共产党牢牢把控，成为攻击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工具。因此，有学者把“对华国际”称为由苏共操纵的继共产国际及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之后的第三个国际。

　　关于苏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成立“对华国际”，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这是苏联想和东欧有关部门的专家联合起来，以共同的力量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商讨对华方针政策，以期在反对中国和“毛主义”的政策和行动上协调一致，设想形成一条反华战线。“这些会议的目的是把苏联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强加给其盟友……使这些盟友与苏联的反华政策保持一致。通过党的渠道，苏联官员的一个小集团的结论被施加给新闻出版业和学术界，不仅是在苏联而且是跨越集团的整整一代人，他们确定了什么时候能够谈论中国，怎么谈论中国和谈论什么。”[3]

　　1969年1月，在东柏林第二次“对华国际”会议上，苏联授意东欧各国在外交部政治司设立中国问题处，以加强对华研究及为未来处理对华问题做准备[4]。1970年3月，第三次“对华国际”会议在华沙举行。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联络部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列克谢·鲁缅采夫（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科学协会副主席）和奥列格·拉赫马宁（即罗满宁，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正式走上前台，攻击中国对不同东欧国家的“区别对待政策”，企图破坏苏联与东欧党之间的团结，是“毛集团”别有用心的做法。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苏联的顽固反华立场表现犹豫，建议召集相关会议讨论同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关系问题[5]。1970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延续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宣布，匈牙利应“适当地回应中国的努力，发展我们的国家间的关系，但要牢记必须谨慎适度”，“采取措施的同时，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权衡苏中关系的情况。”[6]这也可以理解，匈牙利的各种对华举措还要在莫斯科核准的框架内实施。

　　1971年2月，在“对华国际”的索非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在发言中再次指责中国将东欧国家划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想“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在尝试打破反毛主义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称中国力图通过“罗马尼亚化”使东欧国家保持“中立化”，脱离苏联，通过“阿尔巴尼亚化”拉拢东欧国家，煽动“反苏”情绪[7]。

　　1971年8月，勃列日涅夫明确指示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牵头成立“七国（即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和蒙古）兄弟党反对毛主义意识形态协调中心”，原因是中国已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亲华”和“反苏”的“巴尔干集团”，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经走得太远”，南斯拉夫正在步罗马尼亚“后尘”，而阿尔巴尼亚已经开始敌视苏联。1971年10月4日，日夫科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讲到中国的巴尔干政策时，称“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目标客观上与北约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也就是说，对北约来说，由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同中国组建一个集团，或者如西方报刊所说在反苏基础上成立一个‘地拉那—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北京轴心’，符合它削弱华约南翼的利益”[8]。

　　在“对华国际”随后轮流在华沙条约成员国举行的年会上，苏联代表团要求每年围绕一个问题或一个方面批驳中国的国内外政策，共提出如中国在联合国的政策、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对西欧的政策、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日益军事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地位、北京领导的经济政策等18个问题[9]。在1974年的对华国际莫斯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编印了统称《批判毛主义》的系列反华小册子，作为“内部参考”散发给各与会代表团[10]。苏共竭力在反华方面起示范作用。由此可见，“对华国际”的权力正在扩大，触角也越伸越长，苏联要求东欧盟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经济关系、宣传以及科研领域进一步协调行动，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也在增大。

　　1975年古巴代表团作为观察员第一次参加了对华国际乌兰巴托会议。苏联代表团要求与会国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破坏活动”，“揭露西欧和第三世界亲北京集团的活动”。同时，苏联要求东欧国家的安全部门协同克格勃，密切监视中国外交人员和公民在东欧地区的“破坏活动”。苏联代表团发言的语调近乎歇斯底里，称“中国的核武器是针对苏联所造的；毛泽东思想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会比毛泽东存在得更长久……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反共产主义的亚种……是反共产主义的第二条战线’”[11]。

　　可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仍然“控制着其卫星国与中国合作的所有领域：从经济到文化，到较敏感的科技合作，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军事合作和党内联络；甚至连每年的双边贸易协议及其进出口货物清单都要得到苏联的批准。”[12]但此时，中国对东欧国家的基本态度已发生变化。中方开始试图通过半官方的非正式交流渠道，增加中国与东欧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开展科技领域的合作，实施“小步走”策略。实际上，1970～1971年，中国已向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了大使。

　　从反华阵线到“知华”论坛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东欧国家都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或完善经济体制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围绕着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关注、学习和借鉴东欧国家改革经验和教训。同样，东欧国家也在考察和了解中国，并对苏联的对华政策产生疑虑，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和行动。部分东欧国家还突破了苏联的反华防线。“对华国际”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机器运转不灵，有的年份甚至没有举行例会。

　　1980年之后，东欧国家以驻华大使馆客人和以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形式来华访问的人员和团组不断增多。同时，中国派往东欧的代表团级别也在逐年提高。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波兰关系就开始缓解，1971年波兰为中波轮船公司成立2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波兰航运部长和中国交通部长实现互访[13]；在中苏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波兰始终没有关闭其在上海和广州的领事馆。20世纪80年代，中波关系出现改善迹象。1980年6月在波兰举行对华国际会议的前夕，苏联派出两名代表“帮助”起草会议材料和决议草案，以牵制波兰方面的消极抵制 [14]。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继续诬陷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在“全球建立反苏统一战线”，中国在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主义”。但这种论调遭到了匈牙利和民主德国代表团的质疑。会上，民主德国带头反对罗满宁关于毛泽东主义在毛去世后仍然不变的观点，并对会议最后文本提出了多处修改建议。民主德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冷静彻底地分析中国的局势以及正在那里发生的变化”，“我们在积极应对中国外交政策方面有哪些机遇？各兄弟党能否影响中国的国内发展？应该如何利用这一影响？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必须注意，我们至少要维持现在已经在减少的经互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比重。”[15]匈牙利代表团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与中国开展新的合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克服重要产品出口日益减少的困难”[16]。德国学者认为，“到1980年，民主德国领导集团已准备好要公然反抗苏联，并逐步推进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建立，这在筹备1980年波兰对华国际会议时已变得很明显了。从那年开始，东德有关批评中国的印刷品和音像产品，不论是已发行的还是正在生产的，都开始逐步收回、暂停或降格。”[17]

　　自1981年起，中国先后三次以长期无息贷款方式或低息贷款方式向波兰提供猪肉和其他商品[18]，以帮助因发生团结工会事件而遭遇内外困难的波兰。1983年中波关系走向正常化，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得到恢复和发展，签订了一系列协定。波方认为，1980年和1981年中国“一贯和坚定地反对了苏联野蛮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并拒绝支持苏联两次可能采取的武装干涉”[19]。

　　中国与匈牙利的关系也逐步恢复。1984年，中匈两国实现了副总理级别的互访。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两国领导人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也进行了一系列互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70年中国和南斯拉夫重新互派大使，关系迅速改善。1977年8月底和9月初南斯拉夫联邦总统铁托第一次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两党关系得到恢复。1978年8月华国锋主席回访南斯拉夫以及1978年5月和8月齐奥塞斯库和华国锋的互访，“一方面激怒了苏联，另一方面也使罗的对苏立场更为坚定”[20]，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他东欧国家的密切关注”[21]。

　　苏联对这种发展趋势感到担忧，继续在“对华国际”会议上向东欧盟友施压，竭力阻止他们在对华关系方面“走得太快”。1980年3月4日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和走向严重不安，并警告东欧国家要“高度警惕”中国的“区别对待”政策。会上称中国将社会主义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朝鲜；第二类是越南、老挝、古巴和蒙古；第三类是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22]。针对这种情况，苏共中央书记处向驻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大使发去“210/4 指示”，要求“抵制北京的分裂主义活动……远离他们的阴谋”[23]。该指示还告诫苏联驻社会主义各国大使，要施加影响，尽量限制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科技和经济合作，尤其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合作意图。紧接着，苏共中央又发密电到东欧“各兄弟党”，称对中国的“蛊惑煽动性论调”，即各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双边关系正常化将“有助于苏中关系正常化”，必须予以揭露和批驳，要对中国领导人提高“政治免疫力”，不要违背各党已经确立的“官方立场”而“另搞一套”[24]。

　　1980年5月，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发表长篇演讲，称“苏联领导注意到中国的政治变化和改革”，中国在推行“反苏的、霸权主义的侵略方针”，中国正在“军事化”。中共通过“分化瓦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25]。他的发言得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三国领导人的附和，却受到齐奥塞斯库的批判。齐奥塞斯库在发言中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对罗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双边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6]。

　　“对华国际”解散与中国—东欧关系新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对东欧国家的认识和政策进行调整，使双边国家关系出现转折。中国官方在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宣告：“中国人民对东欧其他各国人民也怀有友好的感情。我们关心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我们相信，通过共同的努力，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是可以继续改善的。”[27]这表达了中国向苏联和东欧实行开放政策的愿望。

　　1982年前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松动。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中，虽顽固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但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建议苏中举行磋商和采取步骤改善关系[28]。东欧国家立即注意到苏联领导人的动向，大都转载了这个讲话的内容。3月26日，中国也通过外交部破例举行了一个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和媒体传递了这个微妙信息，表示中国“注意”到了这个讲话，但更“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29]。同年10月，中苏双方副部长级代表开始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并形成定期机制。苏联三位主要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病逝，中方派出了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级政府特使赴苏参加葬礼，开展“葬礼外交”。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苏联的困境，东欧国家的代表在“对华国际”会议上越来越与苏联代表团唱反调。1982～1985年，“对华国际”先后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举行了例会。尽管苏联继续对中国坚持意识形态立场和对抗政策，但它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1982年5月在索非亚召开的对华国际会议上，民主德国代表布鲁诺·马洛夫强调有必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形势”，东欧各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应该采取“更加建设性的步骤”。他指出，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总书记昂纳克的指示，这也是前不久德国统一社会党国际联络部代表“私访”北京得出的结论。接着，匈牙利代表伊什特万·瓦尔佳说，东欧国家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国家关系。苏联代表罗满宁在总结发言时拒绝上面两位发言者的建议，坚持说要采取“共同行动”，不要落入北京的反苏圈套，要同中国与美国、北约国家和日本联合“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作斗争”，要同中国对东欧国家的“区别对待”和“小步走”政策作斗争[30]。

　　在1983年12月的对华国际布拉格会议上，“对华国际”终于由分歧产生分裂。波兰代表团完全赞同民主德国和匈牙利代表团在上届会议上的立场，并且主张东欧国家不仅要同中国发展国家关系，而且要恢复和加强党际关系。“对华国际”的1984年10月匈牙利会议几乎变成了一次争吵会。罗满宁依然顽固不化，离东欧国家的对华立场越来越远，只有越南代表团站在他一边[31]。

　　在1985年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罗满宁无视中苏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故意贬低1984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的访华成果，污蔑中国“勾结美帝国主义”，奉行“霸权主义反苏政策”。他在会上横蛮地煽动说：“苏共中央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反社会主义路线是长期存在的，并且（包括）与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合作。北京认为，一旦能削弱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它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大国强权和霸权主义的野心。”[32]

　　然而，这时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成功地建立和加强了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苏联为了一己之利，控制和主宰东欧国家的指挥棒已经失灵，莫斯科一手炮制的“对华国际”也不得不在莫斯科寿终正寝了。1986年，罗满宁退休，“对华国际”从此销声绝迹。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对华国际”作为过去时代的遗物，“东欧国家并不会想念对华国际。所有的苏联盟国都为中国的魅力攻势所折服，到了1987年，中国和东欧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正常”[33]。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东欧关系“破冰”变暖的过程中，苏联始终发挥的是消极、负面的作用，但此时，中国与东欧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不是苏联能够阻挡的了。

　　早在1982年11月的勃列日涅夫葬礼上，匈牙利党政最高领导人亚诺什·卡达尔就对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说：“我是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中国同志。”[34]此前，民主德国和波兰已经启动了与中国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进程。1985年10月齐奥塞斯库第四次正式访华，签署了1986～1990年中罗双边经济关系发展协定和长期贸易协定[35]。1986年5月南斯拉夫联邦总统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访问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两党关系。1986年秋天，民主德国和波兰带头与中国重新建立了党际关系。是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访华，与邓小平会晤，双方对中波两国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道路达成了相互理解，这被称为“一个目标，两条道路”[36]。正如波兰学者所说，“确实，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1986年9月对北京的高层访问，开始了结束中国同东欧，最后是中国同苏联紧张关系的进程”，“开辟了两党继续发展共产主义兄弟关系的新时期”[37]。

　　随后，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先后成功访问了中国。他们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力蒸蒸日上感到“震惊”，对双边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正常化和迅速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苏联在中国与东欧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扮演的掣肘角色相反，铁托、齐奥塞斯库等东欧国家领导人为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贡献[38]。但是，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途径莫斯科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在华会见和会谈的信息，特别是讲到留下深刻印象的情形时，戈尔巴乔夫表现得不屑一顾，甚至“对中国的政策和邓小平持保留态度”[39]。

　　1986年10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访华前夕就遭到戈尔巴乔夫的劝阻。昂纳克在莫斯科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想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出，胡耀邦总书记为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关系曾提出三条建议，即中国完全尊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尊重德国统一社会党与苏共的特殊关系；中国共产党尊重德国统一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未来关系的设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努力与苏共建立关系[40]。然而，据昂纳克回忆，“戈尔巴乔夫反对上述原则立场，因为中国人在发展党际关系方面把第三方（即苏共）也考虑进去了”[41]。

　　1987年5月11日保共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结束访问中国，顺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汇报他的访华印象。戈尔巴乔夫表示，“同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可能的”，但同时他又指出，“中国会加入什么样的同盟，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不得不令我们担忧；中国将放慢发展同苏联的政治关系，因为该国需要西方的技术。”日夫科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他介绍到中国把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可以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时，戈尔巴乔夫听得有点不耐烦，他说：“我们的大使馆报来的材料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下个世纪要成为最伟大国家的任务，您应该从这里谈起。”日夫科夫感到，戈尔巴乔夫对他赶在苏联人之前去访问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快。但日夫科夫访华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牵线搭桥。所以，他在同邓小平的会谈中曾主动就中苏关系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想坦率地说，需要找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42]

　　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并明显超过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为后来中国与东欧国家开展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关于“对华国际”问题，学界关注较少。目前主要的学术成果包括：美国、俄罗斯及匈牙利学者詹姆斯·赫什伯格、谢尔盖·拉琴科、王俊逸、王大卫的《对华国际真相：揭开中苏关系最后阶段的史实》、美籍波裔学者玛格丽特·K·郭什卡的《1949～1986年中苏互动下的波中关系》、德国学者贝恩德·舍费尔的《对华国际时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参见《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李丹慧：《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

　　[2]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София，военно издателство，2012，C.167.

　　[3]詹姆斯·赫什伯格等：《对华国际真相：揭开中苏关系最后阶段的史实》，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

　　[4]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София，военно издателство，2012，C.200.

　　[5]同上。

　　[6]詹姆斯·赫什伯格等：《对华国际真相：揭开中苏关系最后阶段的史实》。

　　[7]《东德关于索非亚对华国际会议的报告（1971年2月24日）》，载詹姆斯·赫什伯格等人选编：《苏联集团国家有关中国和对华国际文件节选（1966～1987）》（文件十一），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

　　[8]保加利亚中央国家档案馆：ЦДА，ф.1-Б，оп.35，а .е.5400；ЦДА，ф.1-Б，оп.35，а .е .2499，10，21.

　　[9]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00，201，202.

　　[10]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22.

　　[11]詹姆斯·赫什伯格等：《对华国际真相：揭开中苏关系最后阶段的史实》。

　　[12]同上。

　　[13]高德平编著：《列国志·波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14]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22.

　　[15]《东德关于波兰对华国际会议的报告（1980年6月）》，载詹姆斯·赫什伯格等人选编：《苏联集团国家有关中国和对华国际文件节选（1966～1987）》（文件二十），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

　　[16]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00，220.

　　[17]恩德·舍费尔：《对华国际时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

　　[18]高德平编著：《列国志 波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19]中波基金会编：《肖邦故乡——波兰》（中文和波兰文对照），华沙：中波经济文化交流基金会出版，2011年，第173页。

　　[20]刘勇：《百年中罗关系史 1880～1980》，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21]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 C.224.

　　[22]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00，220.

　　[23]同上。

　　[24]保加利亚中央国家档案馆：ЦДА，ф.1-Б，оп.101，а.е.305，1-10.

　　[25]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21.

　　[26]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ДA，оп.36-П，а.е.252，94-316；ААН，КС PZPR，XI-A/596，k.171-291.

　　[27]《人民日报》，1983年6月24日。

　　[28]万成才：《苏联末日观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

　　[29]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页。

　　[30]保加利亚中央国家档案馆，ЦДА，Ф.1-Б，оп.8.

　　[31]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00，220，233，235.

　　[32]《波兰关于对华国际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985年2月，参见詹姆斯·赫什伯格等人选编：《苏联集团国家有关中国和对华国际文件节选（1966～1987）》（文件二十四），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第361页。

　　[33]詹姆斯·赫什伯格、谢尔盖·拉琴科、王俊逸、王大卫：《对华国际真相：揭开中苏关系最后阶段的史实》，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第31页。

　　[34]Йордан Баев，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C.200，220，233，235.

　　[35]刘勇：《百年中罗关系史 1880～1980》，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36]中波基金会编：《肖邦故乡——波兰》，第174页。

　　[37]玛格丽特·K·郭什卡：《1949～1986年中苏互动下的波中关系》，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2期，第89页。

　　[38]转引自约尔丹·巴耶夫：《另一场冷战——苏中冲突与东欧》，第240页。

　　[39]汉斯·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马细谱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40]同上，第40页。

　　[41]同上。

　　[42]《日夫科夫同邓小平的会见谈话和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参见保共中央档案馆1987年第303号绝密文件；又见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吴锡俊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392页。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