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研究室主办的“中东欧、俄罗斯、中亚向何处去？”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本所的专家学者、外交部官员以及《世界知识》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黑龙江大学《俄罗斯学刊》编辑部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编辑共计40余人参加研讨会。会议得到俄欧亚所领导的大力支持。所长李永全充分肯定会议的重要性，他指出，2012年普京再次上台后，世界出现了一个苏联解体后的逆向进程。乌克兰危机会长期持续，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中东欧地区发生剧变与苏联密切相关，如今中东欧、中亚向何处去依旧与俄罗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仅要深化这些转型国家的国别研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还要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供可行性建议。中东欧、俄罗斯、中亚、乌克兰研究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任务艰巨，需要群策群力。

　　研讨会上，与会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围绕中东欧转型与欧洲一体化、俄罗斯、中亚和乌克兰转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

　　一 中东欧转型与欧洲一体化 

　　中东欧转型与欧洲一体化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核心议题。俄欧亚所东欧室朱晓中研究员以转型十问开启对该议题的讨论：第一，中东欧国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欧洲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中东欧国家基本问题和欧洲基本问题的关系及其特质究竟又是什么？第二，现阶段中东欧国家和欧洲特有的问题各是什么？中东欧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与欧洲的问题相关联？第三，转型26年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怎样的政治经济体制？第四，欧洲一体化模式下中东欧国家的发展为何会出现差异性？与1989年之前相比，如今的中东欧16国除拥有共同的历史遗产外，还有哪些相似性？是否还能大而化之地以“中东欧”作为整体加以研究？第五，中东欧、俄罗斯、中亚转型国家是否已经发展成“正常化”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场合下还可以用“转型”一词？第六，与1989年前相比，中东欧、俄罗斯、中亚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塑造了它们当今的地位？中东欧国家与美国、欧盟的关系对我们与欧盟、美国打交道又有何影响？第七，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老欧洲对此持有何种看法？老欧洲的看法对欧盟的发展意味着什么？第八，未来的中东欧研究应该怎么做？是否应该从区域性、国别性研究发展到学科性研究？第九，如何认识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第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将怎样发展？

　　中东欧国家经历26年转型，大多已经加入欧盟，但转型进程是否结束仍有待讨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马细谱研究员认为，欧盟遇到的问题是需要改变，中东欧国家遇到的问题则是需要发展。中东欧国家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宗教势力扩张和汹涌不息的难民潮。欧盟应该反思，东扩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东扩动机是否纯正？是为了帮助中东欧国家发展，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中东欧国家也需要反思。起初入盟是为了靠欧盟帮助致富，但现实却没那么简单，令民众不满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导致很多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中东欧在剧变之后，都以“回归欧洲”作为转型目标。因此，中东欧转型必需放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考察与讨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认为欧洲一体化存在悖论，一方面，欧洲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和存在的差异性对西欧有利，欧盟再分配体系是一体化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欧盟内部因不平衡和差异而产生矛盾，尤其是涉及到利益分配的时候。中东欧转型有10年左右的顺利期，大背景是欧洲在同期也发展顺利。现在这种因冷战结束得来的红利没有了，欧洲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欧洲内部有经济危机后遗症，治理出现问题，分离、分化的趋势显现，令人怀疑欧洲一体化是否可逆。其次，欧洲内部权力经历再平衡的过程。另外，还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问题。欧洲需要改变以西欧为中心的单核安全体系，构建欧盟与俄罗斯的双核安全体系。崔洪建认为欧洲一体化基本是以西欧为主的视角，转型基本是以中东欧为主的视角。要从两个视角看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中东欧国家加入西欧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在当时是别无选择之举，其中有得也有失。近些年，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一些困难，中东欧地区也出现了逆一体化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贾瑞霞博士从名义趋同和实际趋同两方面讨论中东欧国家的趋同现象。在她看来，名义趋同主要是指统计数据上的趋同。根据欧洲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自2004年以来，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和欧元区平均水平。虽然2009年以来中东欧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但到2013年已基本恢复，发展速度依旧高于欧元区。与名义趋同相比，实际趋同的效果不明显。新老成员国的差异依然很大，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中东欧国家存在欧洲怀疑论。

　　学者们还从个案出发探讨中东欧国家转型及其遇到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苗华寿研究员认为波兰的经济发展不是中东欧国家中最快的，但较为稳定，原因在于政治局势比较稳定，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较好的环境，并且波兰从欧盟得到了巨大的支持。2015年对于波兰而言是关键年，总统和议会选举都将在2015年举行。他比较认可波兰现政府的执政能力。至于中波关系，波兰是“16＋1”合作的发起国之一，如何使波兰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今后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匈牙利以其不同寻常的发展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周东耀研究员认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有法律专业背景，善于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政治斗争，通过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逐渐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进而提出对中东欧转型的总体看法，指出，中东欧转型变化巨大，改变了世界格局，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中东欧国家政治体制不成熟，转型进程比想象的要曲折复杂，经济发展也没有经受住金融危机的考验。其次，中东欧国家贫富差距大，百姓对生活水平不满。第三，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热情有所下降，欧盟目前暂时无法解决内部分离的趋势。

　　徐刚博士认为欧尔班之所以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一是实现了连续执政和第三次掌权；二是欧尔班通过对议会的控制，批准通过了大量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对于匈牙利将走向何处，未来发展如何，徐刚博士认为，一方面，由于欧尔班挽救了匈牙利经济，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同时他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政治资源，短期内匈牙利政坛不会出现变动；另一方面，欧尔班政权并非强人政治，匈牙利仍然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框架内发展，依然受到欧盟的约束，不会自绝于欧盟。匈牙利出现的新民粹主义是民主巩固进程中的现象，并非民主的倒退。

　　黄立茀研究员通过比较俄罗斯与匈牙利对待历史态度的异同，认为两国转型的起点和方向一致，两国都出现了强人和强党的现象，都对社会主义历史进行了重新评价，都动用了行政手段重新书写历史，都与西方关系紧张。普京和欧尔班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之处有三点，普京侧重全民族统一，利用历史凝聚社会，欧尔班则只是为了一党之利，利用历史打击反对党；普京尊重历史，欧尔班则歪曲历史；普京采取国家与社会互动、全民讨论的方式评价历史，欧尔班则是一味压制。对比这两种对待历史的态度，黄立茀研究员认为历史对于转型有重要意义。历史是政治变化的风向标、社会的粘合剂和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如何利用历史关系重大。尊重历史，不歪曲历史，加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才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王洪起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两篇论巴尔干问题的国外学者文章。阿尔巴尼亚智库的一篇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后，巴尔干正面临着俄罗斯对该地区的渗透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影响。马其顿学者的一篇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使巴尔干面临新冷战和新冲突，现在出现了两种巴尔干：亲俄的多瑙河巴尔干（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共和国）和亲美的亚得里亚海巴尔干（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王洪起研究员继而指出，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受大阿尔巴尼亚思潮的影响很大。未来不论哪个政党上台，马其顿与中国的关系都不会改变。但马其顿的政治、安全风险是长期的，对中欧陆海快线建设会造成不利影响。巴尔干国家是欧盟和北约的潜在候选国，是美国、欧盟、土耳其和俄罗斯相互博弈的地区，中国应关注其发展进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博士以保加利亚为例，探讨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新民粹主义问题。他认为，2013年之前，保加利亚很少出现游行示威对政府施压从而影响政局的现象。由于政局不稳，执政的欧洲发展公民党因民众抗议下台。2014年提前举行议会大选，欧洲发展公民党再度上台。土耳其族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党虽在议会中占有稳定席位，但获得的舆论评价却越来越差，未来很难与其他政党合作。欧洲发展公民党是新民粹主义政党，领袖魅力较大，政党本身没有向规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欧洲发展公民党上台后，其空想的措施和空洞的口号没有改变。而社会党因腐败和落实社会福利效果差而失去民心，很难说是否会长期衰落。保加利亚政党政治处于动荡期，政治连贯性差，不确定性较以往增加，这也给中国与保加利亚合作带来一定的风险。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李锐副研究员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学者对波兰向何处去的看法。波兰学者认为，波兰转型的目标很明确，即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波兰应向北约寻求安全保障，不应与俄罗斯为敌。从政治转型的角度来看，波兰的政治结构在当时已经趋于稳定。

　　二 俄罗斯、中亚、乌克兰转型 

　　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乌克兰曾与中东欧国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几乎同时开始体制转型，对它们的转型进行对比，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地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思维方式与治理模式依旧停留在19世纪，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浪潮，俄罗斯在加速衰落，无法与美国抗衡，目前看不到能有效制止俄罗斯加速衰落的政治力量和根本机制。未来俄罗斯政治风险巨大，2016年杜马选举和2018年总统大选都有可能引起政局波动。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高际香副研究员分析了俄罗斯的人口情况。她指出，俄罗斯人口近年来持续缩减，性别结构失衡加剧，老龄化严重，预期寿命缩短，人口主要聚居在13个大城市，东正教人口在减少，穆斯林人数呈上升趋势。未来俄罗斯人口情况不容乐观，对经济发展、地缘安全、远东开发和民族关系都有不利影响。

　　俄欧亚所中亚研究室杨进副研究员梳理了中亚国家转型的轨迹。在他看来，中亚国家转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把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转型导向。目前，中亚国家转型进入新阶段。一方面，“威权主义”政治特征加强；另一方面，各国普遍启动了权力重新分配的政治改革，总统的部分权力被分配给议会和政府，三权分立的特征加强。总体来看，中亚国家民主改革不可逆转，民主巩固进程不可逆转，“威权主义”政治日趋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逆转。

　　乌克兰危机至今尚未解决，未来局势仍不明朗，转型之路步履维艰。俄欧亚所苏联史研究室主任刘显忠研究员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待乌克兰危机。他认为，现在乌克兰存在几大地区，不仅有地理或经济上的差别，而且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乌克兰当局应当正视乌克兰是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既支持乌克兰语，也支持俄语，发展乌克兰文化，提升影响力；而不应以排斥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方式来进行乌克兰化。

　　乌克兰研究室张弘副研究员从转型的角度分析了乌克兰危机称其为转型失败的案例。乌克兰的植入式民主十分脆弱，又因为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无法融入西方，民主化的进程并不顺畅。同时，乌克兰转型缺乏外部约束，还遇到了俄罗斯的重重阻挠。由于大型国家、中型国家与小型国家的转型存在差异，欧盟无法消化和承受乌克兰这种体量的国家，乌克兰加入欧洲一体化只能是一种口号和美好的愿望。此外乌克兰经济转型的质量不高，也给政治转型造成了压力。

　　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变化，中国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处理好与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的关系，是新形势下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中国提出的“16+1合作”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平台，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前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中罗友好协会副会长王铁山指出，“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都要有实际项目支撑才能得到中东欧国家的支持。以罗马尼亚为例，很多大项目尚未开工即已停滞。一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企业支持力度不够；二是，由于中国企业仍然习惯于过去的合作模式，希望外国政府为合作项目提供担保，这样的担保实际上很难获得。此外，当合作项目与欧盟和美国利益相冲突时，就会遇到阻力。他认为，罗马尼亚政治转型尚未成熟，体制不稳定，中国亟需解决如何把罗马尼亚实际情况与“16+1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相结合的问题，继续与罗马尼亚加强合作。

　　外交部参赞严宇清谈到自己多年与中东欧各国交往的体会。她发现，中东欧国家政党在对转型进行重新反思，它们原来是纵向对比，与自己的过去比较，现在更多的是横向对比，特别是与中国比较，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入。她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16+1合作”如何推进、如何平衡是当前一个重要的议题。她还指出，乌克兰危机使中东欧再次成为焦点地区，但俄罗斯无法恢复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

　　崔洪建研究员也谈到，因中东欧国家的差异性，“16+1合作”基本上是双边合作。我们要多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内政、法律和未来走向，寻求更高质量的合作。在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处理好与欧盟的关系。

　　本次研讨会在一天时间里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力图回答中东欧、俄罗斯、中亚、乌克兰向何处去、乃至欧洲向何处去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的答案远非一次研讨会便能形成定论，但本次研讨会为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与会者搭建了讨论的平台。我们相信，观点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将在不远的将来结出丰硕的成果。

　　（责任编辑 胡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