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对北朝鲜最初的政策是希望与美国合作，通过建立国际托管和“联合政府”的形式，在朝鲜建立一个对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政府。随着美苏关系紧张和朝鲜政治局势的变化，苏联力图在北朝鲜整合政治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起统一的、实行对苏友好政策的政府。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中断而联合国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苏联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以实现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关键词】苏联占领政策;苏朝关系;苏美关系;朝鲜劳动党;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41）

　　朝鲜半岛最初并非各大国关注的地区，战后不久出现的美苏对抗局面及冷战在欧洲的爆发，迫使双方在亚洲也采取了相应的强硬立场，半岛分裂的结局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占领军开始扶植金日成建立朝鲜劳动党，并把北朝鲜建成苏联的卫星国。

　　关于苏联占领时期对北朝鲜的政策，以及此期北朝鲜内部政治和社会变动的情况，中国学术界关注较少。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有关这些问题的俄国档案已有大批面世。尽管都是原始文件，颇为分散零乱，但一些西方、韩国及俄国学者还是利用这些资料贡献了一批论著[1]。笔者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梳理新史料的基础上，拟从政权建构的角度，观察和论述苏联在北朝鲜的政策变化及权力转移的历史过程。

　　1943年，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宣告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以自由和独立[2]。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则确定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如何进行托管[3]。在波茨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为避免苏联单独占领朝鲜，应尽快要求实行托管，而在托管期间，至少要有一支象征性的美国军队驻在朝鲜[4]。会议期间，在得知原子弹试制成功的消息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总参谋长马歇尔都提出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登陆的问题[5]。但是，美国领导人在首脑会谈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把它作为具体的作战问题留给了军人。美、英、苏三国军事领导人确曾同意“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至于地面作战或占领区域，则没有进行任何讨论[6]。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150万大军对关东军突然大举进攻，无疑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进程，同时也把朝鲜问题提上了盟国讨论战后远东问题的议事日程。当大批苏军开始“涌进”朝鲜时，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军部队还在数百公里以外的冲绳[7]。从斯大林轻易同意了美国关于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占领区的提议可以看出，苏联希望把战时盟国合作关系保持下去，而对朝鲜半岛也没有单独占领的打算[8]。

　　早在1945年6月，苏联外交部为参加波茨坦会议准备的背景报告就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其中讲到：“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9]这个报告完全符合斯大林头脑中的安全观念，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基本目标。不过，由于美苏关系的变化，斯大林对朝鲜的具体政策也随之做出了调整[10]。大体说来，直到1950年以前，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46）：在对北朝鲜实行有效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托管的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对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政府——在斯大林心目中这当然是最佳方案。

　　第二阶段（1946～1947）：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起统一的、实行对苏友好政策的政府——这是在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第三阶段（1947～1949）：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中断而联合国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以实现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这是在冷战爆发后无可奈何的选择。

　　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朝鲜半岛从最初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变成了美苏争夺的角斗场，而北朝鲜则与东欧各国及蒙古国一样，最终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一 苏联在北朝鲜的“联合政府” 

　　苏联占领朝鲜的最初目的不是要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甚至在也没有分裂朝鲜半岛、单独占领朝鲜北方的意图。相反，斯大林只是希望未来在朝鲜建立的统一国家保持对苏友好，使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影响达到平衡。因此，刚刚到达北朝鲜的苏联占领军采取了“掠夺”方针。同苏联战后进入的所有被占领国家（包括中国东北）一样，苏军在朝鲜也实行了大规模收缴“战利品”的政策[11]。按照美国情报报告的说法，从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12]。

　　这种短期行为源于斯大林最初制定的战后苏联外交政策，其本质是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延续同盟关系，而实现双方合作的基本做法就是在共产党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无论其是否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均贯彻建立“联合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策，从而消除西方的危机感和恐惧感[13]。在北朝鲜，苏联的占领政策同样是建立起“联合政府”。关于这一点，斯大林1945年9月20日向占领朝鲜的远东第一方面军第25集团军发布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不要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联政府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帮助北朝鲜在广泛联合各抗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红军进入北朝鲜“不是为了在朝鲜实施苏联的制度，也不是为了获取朝鲜的领土”[14]。斯大林这样说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因为这是一道内部命令，10月12日发布的《驻朝鲜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官命令》，几乎重复了来自莫斯科的命令第4～6条的全部内容，却删去了本文所引的前两条[15]。

　　随着日本投降和苏军进占，各种地方自治机构在北朝鲜相继建立，并自行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在此基础上，由苏军占领当局认可，组建了临时权力机构，即人民委员会。曹晚植是在北朝鲜最早建立起地方自治机构的人物之一。曹晚植在日本统治时期就是著名的基督教活动家、民族主义者，甚至受到日本人的关注和信任[16]。就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即8月17日，62岁的曹晚植便拒绝了与日本人的合作，而在平壤成立了平安南道建国筹备委员会，并就任委员长。在其22名委员中，民族主义者占绝对多数。8月26日苏军全面进驻平壤，并设立了占领军司令部。29日，司令部召集各方人士开会，正式建立了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选举曹晚植为委员长，玄俊赫作为共产党员当选为副委员长，在32名委员中，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各占一半。据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梅克列尔中校回忆，他们当然知道曹晚植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知道他“在北朝鲜居民中的声望最高”[17]。与此同时，北朝鲜各道、府（市）、郡亦纷纷建立起临时权力机构，不过名称大多为人民委员会[18]。

　　10月8～10日在平壤召开了北方五道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讨论各道人民委员会合并、建立临时政权的问题。与会者170人，代表各种党派、社会人士和群众，第25集团军司令奇斯佳科夫上将到会讲话。会议决定将朝鲜北方现存的各种自治权力机构统一改为人民委员会，确定了各级委员会委员的人数以及选举程序[19]。此时，在苏联得到培养和信任的共产党人金日成刚刚回国，便立即被推上政治舞台。10月14日，在第25集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认真准备和组织的平壤群众性大会上，金日成在朝鲜公众面前第一次公开亮相，并与曹晚植同台发表演讲。不过，苏联占领军并没有立即把权力交给金日成，而是安排他担任苏联驻平壤军代表的助手（平壤卫戍副司令），他的战友则担任了北朝鲜各道、郡的相应职务[19]。作为在苏军支持和指导下的北朝鲜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即11月19日在平壤宣告成立的北方五道行政局，还是把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选为委员长。行政局委员会的30名成员都是朝鲜人，包括同等数额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20]。行政局下属各司干部总计154人（12月1日），按社会成分划分，农民33人、地主5人、商人15人、职员101人；按党派划分，共产党17人、共青团1人、民主党12人、无党派124人[21]。这的确是一个多党派“联合政府”的结构，为此苏联占领当局颇花费了一番心思。

　　还在苏军到达之前，各种政党和社会团体就在北朝鲜纷纷出现，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社会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以及青年团、工会、农会等，其中比较活跃、影响比较大的是共产主义组织。从苏联占领军的历次报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一情况心里是非常清楚的[22]。不过，根据莫斯科的政策，在北朝鲜既然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就一定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因此关键是要扶植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党。考虑到现有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苏倾向，占领军需要新建一个党[23]。北朝鲜民主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苏联当局了解的情况是：朝鲜民主党总部在汉城，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十分反动，但影响最大，党员众多[24]。于是，民主党成为首选目标。10月19～21日，在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的协助下，北朝鲜民主党筹备委员会讨论并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宣言草案。11月3日，召开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宣言，并选举曹晚植任委员长。大概是对曹晚植还不放心，刚刚回国的昔日金日成在苏联营地的亲密战友崔庸健被选为副委员长。党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民主人民共和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首先是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为工业、农业、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奋斗[25]。北朝鲜民主党的确是在苏联的主导和帮助下建立的。据说，苏军司令部最初建议曹晚植建党遭拒绝，便请金日成和崔庸健轮番出面游说[26]。曹晚植在代表大会发言时也提到，是“金日成主张成立民主党”[27]。此外，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朝鲜民主党的俄文党章，翻译者便是金日成[28]。这或许也可以说明，金日成参与了民主党的建党工作。

　　但无论如何，对占领地区初期的有效管理实际上还要靠占领军本身，这一点在南方和北方都一样，区别只是美国在南方采取的是取缔自治机构、建立军政府的直接管理方式，而苏联在北方采取的是改造自治机构、建立民政局的间接管理方式[29]。

　　苏联占领军在北朝鲜建立的军事管制机构最初是卫戍司令部。苏军到达伊始，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便颁布了在各地组建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根据命令，先后建立了98个卫戍司令部，其中6个道级、7个市（府）级、85个郡级。除了警卫排，道级司令部包括军事代表及其助手，定编22人，郡级司令部6人，市（府）级司令部视情况而定。郡以下未设军管机构，但通过85个郡级卫戍司令部以及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朝鲜地方团体或组织，苏军的控制已经涵盖了所有城市和乡村[30]。10月18日，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发了军事代表简明手册，规定了卫戍司令部的任务和责任[31]。总体看，卫戍司令部的主要任务还是维持地方治安，清点和保管日军的武器和物资，至于如何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生活，组建朝鲜的行政机构，就远非这些军人所能够胜任的了。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管理民政事务的问题是1945年10月初提出的。奇斯佳科夫上将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特别机构来负责朝鲜的内政事务，并向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帅提出了正式建议。梅列茨科夫批准了这个建议，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上将则挑选罗曼年科少将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32]。10月17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向莫洛托夫报告了梅列茨科夫关于建立北朝鲜民政局的建议[33]。到年底，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正式下令在驻朝鲜苏军司令部设立负责民政事务的专职副司令，并领导一个由50名军官组成的民政管理机构——民政局，下设政治顾问部、工业部、财政部、收购贸易部、土地林业部、医疗卫生部、司法监察部以及对警察进行监督和领导的部门。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依然任命罗曼年科担任此职。直到1947年5月，根据副国防人民委员布尔加宁的命令，正式将这一机构命名为苏联驻北朝鲜民政管理局，负责北朝鲜一切与民政有关的事务，任命集团军军事委员列别杰夫为局长，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伊格纳季耶夫为政治副局长。1946年2月以后，民政局的所有苏联干部均成为北朝鲜临时政权机构五道行政局及下属各司的顾问，同时负责苏军在各地军事代表处的工作[34]。

　　不过，这还只是朝鲜北方的临时政权机构。苏联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尽快与美国共同在朝鲜半岛建立起一个苏联可以信得过的统一政府。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托管制。

　　托管制最早是美国提出来的，目的是对法西斯国家战败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进行过渡性控制，以免因持续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引起国际冲突。苏联开始认为托管不过是殖民地宗主国为掩盖及维护殖民权益行径而构想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制，但很快就意识到，从国家利益层面来看，对过去的殖民地或轴心国统治地区实行国际托管制，是苏联在这些地区扩大影响力乃至控制力的可乘之机，所以应采取积极参与和合作的立场[35]。俄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至少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托管政策已经成为苏联处理朝鲜问题时考虑的首选方案，并被认为是抵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和加强苏联在东北亚地位的有效手段。苏军占领朝鲜北部地区以后，1945年9月，外交部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报告开列了远东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应实行托管的地方，另一份报告则明确提出，“盟军对朝鲜领土的军事占领期结束后，朝鲜必须置于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四大国的共同托管之下”；“对朝鲜实行托管的目的必须有助于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恢复独立，有助于推动朝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6款逐渐地朝独立方向发展”[36]。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通过由美苏主导的托管制。

　　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讨论的结果应该令斯大林感到满意。在苏方建议基础上形成的会议公报指出，为解决朝鲜问题，应由美苏占领军司令部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同朝鲜各民主政党和社会组织协商，准备成立临时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应送苏、中、英、美四国政府考虑，最后由苏美两国政府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经过以五年为限的四大国托管时期，建立独立的朝鲜政府。会议还责成美苏占领军司令部共同制定方案，“以期建立行政及经济事务上之经常联系”[37]。于是，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四国托管原则，实际上变成了美苏两国的责任。然而，莫斯科会议关于托管的安排在整个朝鲜引起了强烈反对。

　　激烈的反抗首先在南方爆发。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纷纷发表抗议声明或文章，还举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甚至出现了“反托管委员会”等机构。左翼政党开始也反对莫斯科会议的决定，但在1946年1月3日，显然是收到了来自北方的指示，共产党及其附属团体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托管制。为了分化反抗力量，稳定社会秩序，争取朝鲜人的支持，美军占领当局在1946年2月成立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民主议院”，并挑选李承晚为议长。由于被任命参加议院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分子，一些主要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拒绝在那里工作[38]。

　　在苏联管制的朝鲜北方，情况自然要好得多。1946年1月6日共产党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表示拥护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不过，反抗的声音和行动也频繁出现，而最让当局感到忧虑的是以曹晚植为首的民主党的立场。曹晚植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签署联合宣言支持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建议，并要求发表广播讲话，甚至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对居民中出现的骚乱将不负任何责任。在1月4日举行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曹晚植在发言中号召拒绝接受苏联和美国司令部的决定。第二天讨论关于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决议时，曹晚植明确表示，只要他还在委员长的职位上，赞成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决议就不可能做出。结果，曹晚植及其他三名人民委员会民主党委员被迫辞职[39]。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罗曼年科在会前曾单独找曹晚植谈话，希望他出面支持托管制，并允诺推荐他担任未来政府大总统，而让金日成担任主管军队的民族保卫相（一说是首相）[40]。什特科夫后来回忆说：“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彻底与曹晚植算了账。”[41]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曹晚植不仅从政治舞台上，而且在朝鲜社会中消失了[42]。2月24日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解散了原中央委员会。缺席会议的曹晚植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出党，当选为民主党新委员长的是崔庸健[43]。

　　曹晚植被抛弃和民主党的改组，预示着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北朝鲜已经很难再继续推行。面对复杂而动荡的政治形势，苏军占领当局不得不全面倚重朝鲜共产党人。

　　二 整合朝鲜的共产主义组织 

　　在后来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朝鲜劳动党当中，就其出身而言存在着很多派别，除了从苏联回国的“游击队派”和从中国回来的“延安派”以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国内派”——日本统治时期在朝鲜北方坚持抗日斗争的革命者，代表人物有玄俊赫、金镕范、朴正爱、张时雨、朱宁河、李周渊、朴金喆等；“南方派”（又称南劳党派）——日本统治时期在朝鲜南方开展抗日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代表人物有朴宪永、李英、许宪、李承烨、洪命熹等；“莫斯科派”（又称苏联派）——主要是日本投降后从苏联回国的朝鲜革命者（多数保留了苏联国籍），代表人物有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义琓、金承化、朴永彬、南日、方学世、林隐等[44]。朝鲜共产党一向派别林立，派争不断，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此早有领教。如果说过去莫斯科帮助朝共实现统一力所不及，那么现在对朝鲜各派革命力量进行整合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和条件。

　　苏联占领当局最早看重的是朴宪永。朴宪永1921年组织朝鲜共青团，同年加入朝鲜共产党，两次被捕入狱；1928～1930年在莫斯科列宁国际学校学习；1931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是朝鲜事务“三人小组”的成员；1932年被派往上海负责朝鲜共产党重建工作；1939～1945年回到朝鲜领导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后，朴宪永于8月18日在汉城召集地下党员小组会议，组建恢复朝鲜共产党的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8月20日通过决议，认为“朝鲜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应实行“渐进性民主”，而当前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以领导正在出现的革命运动。但同样是地下党出身的李英反对这一决议。李英主张在朝鲜应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号召工人、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45年9月11日朝鲜共产党开会，选举朴宪永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李英则另起炉灶，组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即“长安派”），并宣布自己为总书记。不久，李英又亲自跑到平壤，向苏联当局汇报。显然，李英的主张违背了苏联的既定方针。什特科夫在谈话中指出了李英的错误，并责令他回到南方后停止分裂活动[45]。

　　以朴宪永为首的朝鲜共产党影响日益扩大，也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认可。1945年12月16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决议，命令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向朝鲜共产党中央调拨1 500万日元，作为1946年的活动经费[46]。但在公开的活动中，苏联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似乎平壤试图在美国占领区也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在美国占领军及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共中央曾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地开展活动，但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效的干预，反而要求他们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并解释说“只有通过对朝鲜国际地位达成合适的谅解才能产生正确的战略路线”，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是没有矛盾的”。尽管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南朝鲜遭到强烈反抗，而共产党的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也极为有利，但来自朝鲜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及苏联在南朝鲜的任何宣传鼓动工作[47]。由于担心美苏之间矛盾的加剧，苏联后来不得不把整合共产党组织的中心转移到北方。

　　当时，几乎所有的朝鲜人都不会想到三八线会成为永久的分割线。坐镇汉城的朝鲜共产党中央，一方面需要来自平壤的支持，一方面也在北方积极开展了建党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北朝鲜各地的共产党员也纷纷出来活动，总计2 124人，但他们“各自为政”，与汉城的中央也没有联系[48]。朴宪永最初选中的合作对象是在北方共产主义运动中颇具声望的玄俊赫，并帮助他在平壤建立了朝共平安南道委员会[49]。但是玄俊赫在1945年9月3日，即他担任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第五天遭到暗杀[50]。接替玄俊赫的是金镕范，苏军司令部对其经历了如指掌，认为可以接受。金镕范1925年在苏联接受政治培训后被派往满洲工作，1927～1931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之后又被派回满洲。1939年金镕范回到朝鲜开展地下工作，与他同行的是假扮为妻子（后来与其结婚）的白春娥，即60年代成为朝鲜劳动党核心人物的朴正爱[51]。1945年10月1日在平壤召开了有朝鲜共产党各道领导人出席的会议，讨论朝共的统一行动问题。会议决定，在以朴宪永为首的朝共中央下面建立一个组织局，具体领导在北朝鲜的共产党各级组织[52]。这一安排说明，苏联最初的设想也是以汉城为中心在整个朝鲜半岛开展工作。但就在这时，金日成回到了朝鲜。

　　1945年9月5日，金日成率八十八旅朝鲜工作团成员离开北野营。原计划经满洲回国，9月9日到达牡丹江。后因交通问题改道哈巴罗夫斯克乘船[53]。至于金日成回到朝鲜的具体时间，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他们乘苏联军舰9月19日到达元山，22日到达平壤[54]。但据多份俄国档案记载，金日成等人乘坐的普加乔夫号船是10月初到达元山的[55]。但无论如何，10月10日朝鲜报纸已经刊登署名文章，说“令反动分子畏惧的金日成”已经回到祖国！[56]10月7～8日在平壤再次召集了各道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会议仍然决定支持在汉城的中央委员会，并在近期召开代表会议，以建立北方领导机构[57]。据韩国的资料，会议期间朴宪永也秘密来到平壤，在罗曼年科的主持下与金日成会面，讨论南北朝共组织的关系和联系问题。据说，金日成主张将朝共中央迁至已经解放的平壤，罗曼年科支持这一主张，劝朴宪永来平壤工作。但朴宪永坚持汉城是朝鲜的政治中心，朝共中央应该留在那里。会谈最后达成协议，朝共中央作为领导机构仍在汉城，在平壤设立北朝鲜分局[58]。

　　1945年10月13日，朝鲜共产党在平壤召开会议，与会代表69人。会议决定成立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后称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隶属于汉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金镕范为第一书记，吴琪燮（1932年从苏联毕业回国，朴宪永的亲密朋友）为第二书记，委员还有金日成、张时雨、郑达宪、金策等，总计16人。金日成只担任秘书。但什特科夫在11月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特意指出，北朝鲜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是金日成，他也是未来朝鲜政府领导人最合适的人选[59]。不久，到12月17日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时，金日成便当选为第一书记。金镕范降为第二书记，同时将延安派的领袖人物武亭选为第三书记（兼干部处处长）[60]。共产党的力量也在北方迅速扩大，截至1946年1月1日，在北朝鲜的共产党已拥有6个道级委员会、80个郡级委员会和1 360个基层党组织[61]。党员也从1945年11月的6 000人猛增到1946年2月的3万人[62]。半年后更激增到27.6万人[63]。毫无疑问，此时苏联整合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重心已经从汉城转向平壤。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封信，是1945年11月1日朴宪永写给金日成的。在信中，朴宪永希望北方帮助办一个干部培训班，再提供办刊及印刷经费135万元、日常开支100万元，还需要无线电台和手枪[64]。这大概可以说明朴宪永在南方力不从心而不得不依赖北方的困境。看来，共产党工作的中心向平壤转移是迟早的事情。据韩国学者考察，关于朝鲜共产党北方机构的名称，直到1946年1月29日正式使用的还是“朝共北朝鲜分局”，而到4月19日则开始改为“北朝鲜共产党”[65]。其意图显然是要突出平壤在整个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但此时在北朝鲜的共产主义组织并非只有朝鲜共产党一家，与其并存且影响较大的就是延安派干部组织的朝鲜新人民党。

　　金枓奉等延安派干部1945年12月回国后，很快就沿用旧名成立了以金枓奉为主席的朝鲜独立同盟会，由于名声在外，刚一成立便有万众追随[66]。不久金枓奉便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人民党，继续担任委员长，崔昌益和韩斌为副委员长。该党1946年2月15日正式注册时，党员即有1.1万人，半年后就猛增到9万多人[67]。苏联人对这支队伍评价不低：金枓奉是“朝鲜一位著名的大政治活动家”，“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威望，对苏联情况熟悉”；崔昌益是一位“有威望的优秀干部”；韩斌“通晓俄语、知识面很广”（但立场有些动摇）[68]。与共产党一样，新人民党拥护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积极参与北朝鲜临时政权的建设，支持苏联在北方所实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69]。但令苏军司令部担忧的是，新人民党与共产党有分庭抗礼的迹象[70]。据报道，北朝鲜“开会时到处都挂着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和金枓奉的照片”[71]。不过不同的地方也有区别：在平壤和其他主要城市，“金日成万岁”的标语多一些，而在黄海道和平安道，较多的则是“金枓奉万岁”或“武亭将军万岁”的传单[72]。

　　此外，还有一股力量，即苏联派，他们虽然没有成立任何党派或组织，但素质较高、人数不少，且都担任重要工作。这一派来源于战后从苏联回国的朝鲜移民。由于担心日本人的进攻，斯大林在1936～1938年将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全部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1939年人口普查表明，苏联的朝鲜族人总计约18万人，其中大部分（约17万人）被驱逐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73]。苏联占领朝鲜以后，急需大量懂朝鲜语的干部、专家及翻译人员，于是便大批启用在中亚的朝鲜族干部。1945年9～11月有128名苏联籍朝鲜人来到北朝鲜，都被派到部队工作[74]。还有材料说，仅1945年11月，苏军总政治部一次就从中亚地区党、苏维埃和教育工作领导岗位上选拔了127名苏联籍朝鲜干部，派往北朝鲜担任军事、民政干部或翻译[75]。至1946年8月前，这批干部至少已有200多人[76]。

　　个人出身、革命经历、教育背景甚至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几拨共产党人在一个时间走到一起，这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北朝鲜内部的政治状况迫切需要苏联占领当局对革命力量进行整合。与此同时，外部的压力也在增大。

　　按照莫斯科会议的规定，美苏联合委员会1946年3月20日在汉城徳寿宫召开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成立朝鲜临时政府。苏方要求不与任何反对托管制和莫斯科会议的人商议建立朝鲜政府的问题，而美方则坚持不能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第一轮会谈举行了24次，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一致。5月8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77]。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双方都开始单独在各自占领区筹划和组织未来朝鲜政府的基础，以利于加强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地位。不过，在1947年美苏联合委员会停止工作之前，双方都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整个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这种外部状况就更需要苏联尽快把北朝鲜的政治力量统一起来。于是，一个新的政党应运而生，这就是朝鲜劳动党。

　　列别杰夫在1946年5月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控制未来的选举，保证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必须加强共产党的力量[78]。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的一步，正如伊格纳季耶夫的调查报告所说，就是把“新人民党与共产党联合为北朝鲜劳动党”，“这一联合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其结果无疑将“加快建立朝鲜临时民主国家”[79]。7月28～29日，北朝鲜共产党和朝鲜新人民党在平壤举行两党扩大委员会会议，决定实行合并，建立北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在联席会议上做了关于两党合并的报告[80]。合并建议是新人民党提出的，但列别杰夫报告说，“自上而下共产党员都是主动发起者、组织者和鼓动者”[81]。8月28日在平壤召开了有801名代表参加的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纲、党章及告全体党员和朝鲜人民书。在31日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金枓奉当选委员长，金日成和许嘉谊当选副委员长。在13名常委中，除了金日成、金策、金一等游击队派，还包括延安派的金枓奉、崔昌益、朴一禹，国内派的朴正爱、朱宁河，以及苏联派的许嘉谊、朴昌玉、奇石福、金烈等人。按照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报告的说法，让金枓奉当委员长，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金日成已经担任了几个月前成立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报告还介绍说，“金日成既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也是一个精力充沛、有政治素养的领导者；在国内享有巨大威望和名声；被人们称作朝鲜人民的领袖”[82]。

　　应该说，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占领当局对朝鲜共产党人的整合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始为未来朝鲜统一、独立政府选举作政治准备。然而，朝鲜半岛的局面此时却发生了重大改变。

　　三 斯大林把权力交给金日成 

　　尽管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美苏经过磋商于1947年5月恢复了联合委员会在汉城的工作，但在随后欧洲冷战爆发的情势下，双方已经不可能在建立朝鲜统一、独立的政府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在3个月的唇枪舌剑中，美苏代表关于参加谘商的朝鲜政党和团体名单的审核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政府认为在联合委员会已经无法解决问题，遂于8月26日提出将朝鲜问题移交中、美、苏、英四国会议讨论。遭到苏联拒绝后，美国在9月17日把问题提交给了第二届联合国大会。10月18日，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宣布，提议终止委员会的工作[83]。10月23日，莫洛托夫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朝鲜问题已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不宜再提出反对。苏联政府目前的主张是：美苏军队应于1948年初同时从朝鲜撤军，并邀请朝鲜南北双方代表参加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朝鲜问题[84]。尽管维辛斯基在联大抢先提出了议案，但政治委员会还是通过了修正后的美国议案。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在朝鲜全境进行访问、观察和协商，并监督国民议会选举；在朝鲜全国政府成立后，占领国“在可行的情况下尽早撤军”。苏联代表宣布不承认临时委员会，并拒绝参加该议案的表决[85]。美苏在朝鲜的关系迅速恶化：1948年5月，朝鲜北方完全停止了向南方供电，而苏联驻汉城的联络官则纷纷要求返回，因为缺乏人身安全和工作条件的基本保证，他们甚至无法与平壤取得联系[86]。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的分裂显然不可避免了。

　　果然，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在北朝鲜遇到了阻力，苏军司令部及北朝鲜领导人都拒绝与临时委员会的代表接触和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出面与苏联政府交涉，也吃了闭门羹。于是，临时委员会1948年2月决定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举并成立政府，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的。这个决定在南朝鲜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左翼分子强烈反对，由于担心北方效法而造成分裂局面，以金奎植为首的中间派和以金九为首的右派也都宣布抵制在南方的单独选举。只有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极右团体支持临时委员会的决定，而美国为了在朝鲜建立起防御苏联势力的屏障，也决定极力扶植李承晚单独执掌政权。7月20日，李承晚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大韩民国总统，8月15日新政府在汉城宣告成立，并被美国说成是“联合国大会决议所设想的朝鲜政府”[87]。

　　苏联对这一结果虽然不满，但并不感到意外。托管制在朝鲜受到强烈抵制，美苏联合委员会谈判举步维艰，已经预示了建立一个让美苏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统一的朝鲜政府希望渺茫。苏联占领军为影响未来选举而在北朝鲜进行的一切准备——1946年开始的经济改造和1947年完成的政治改造，实际上已经为在北方单独建立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前，苏联已经改变了在北朝鲜进行经济掠夺的做法，开始按照苏联的方式建立经济制度[88]。1946年2月9日，以金日成、金枓奉为首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89]。在苏联占领当局的指导下，新政权的首要和主要任务就是按照革命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造。3月5日临时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成立农会11 500个，农会委员8万余人。经过一年多的土改运动，共没收日本人和地主的土地约100万公顷，占全部出租土地面积的99%，还没收了350万公顷树林及0.7万公顷果园。72万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90]。1946年8月10日，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对工业、交通、通讯和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法令，开始对所有制进行国有化改造。为了保证国有经济成分的主导地位，苏军司令部向临时政权转交了北朝鲜境内日本留下的所有企业、银行及其他资产，1946年10月30日编制的移交证明书包括1 034个工业企业，其中81个重工业企业，407个轻工业企业，243个矿场，19个水电站，以及铁路、海运设施等等，按照战前价格计算总价值约44.31亿日元。进入国有企业的工人、职员和工程师共108 564人[91]。1947年10月21日又签署了移交日本遗留在北朝鲜的剩余资产的证明书，包括房舍、宾馆等33 247座，仓库、学校、医院等21 829所，按照1946年价格计算，总价值约10.73亿元[92]。在保证和鼓励私人商业的同时，国有和合作商业也获得了发展。到1947年5月1日，国有和合作商店已有948家，在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的比重从1946年的5%～7%提高到25%～30%。占领当局在报告中满意地指出，工业国有化为北朝鲜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创造了可能性[93]。1947年2月北朝鲜开始了历史上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12月又进行了货币改革，13名苏联专家帮助制定了各种经济计划。当年工业生产总值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44年）的49%，国营企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1946年的72.4%上升到83.2%。粮食总产量达206.7万吨，接近计划指标，超过了1944年的水平。到1949年，北朝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已达到90.7%，在零售商业流通总额中占56.5%。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46年增长了2.4倍，粮食已经基本达到自给[94]。1947年11月13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发言时自豪地提到在北朝鲜进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而美国在南朝鲜没有这样做[95]。至此，北朝鲜新政权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

　　在整顿社会政治力量（清理阶级队伍）方面，除了扫除异己的政治势力，重点是建立和扩充听从莫斯科号令的统一政党——劳动党。到1947年9月，北朝鲜劳动党党员已有68万人，1948年11月更增加到77.1万人[96]。在非共产主义的政党中，民主党已经过改造，而在农民中影响最大并拥有23万多党员的天道教青友党，也完全拥护苏联的政策[97]。在执政党队伍过大的过程中，建立北朝鲜单独政权的步伐不断加快。在1946年11月和1947年1月举行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选举中，金枓奉、金日成领导的劳动党和崔庸健领导的民主党在道、市、郡一级人民委员会所占比率为42.8%（无党派人士占50.1%），在里和面人民委员会所占比率分别为64.1%和67.48%。随后，在1947年2月召开北朝鲜人民会议，建立立法机关，金枓奉当选为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和金达铉（天道教青友党委员长）担任副委员长；建立行政机构，金日成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策和洪基畴（民主党副委员长）担任副委员长[98]。

　　扶植新政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培养干部，正如1946年10月31日滨海军区政治部一位处长在报告中所说，缺乏朝鲜当地干部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迫切需要对朝鲜国家干部进行培养和再培训，特别是在政治方面”。驻朝苏军和民政局应监督和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给予朝鲜干部“更大的独立和自主”[99]。通过大量培养朝鲜的干部和专家，苏联的各种制度慢慢移植到北朝鲜政权的肌体内。在原苏共中央档案馆藏有苏联专家为朝鲜起草的宪法和法规等大量文献，还有许多苏联帮助朝鲜培训干部、专家和技术工人，建立宣传机构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请示和建议报告[100]。为此，苏联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出版物和宣传品[101]。以经济管理为例，苏联为朝鲜的工业干部开设了专门培训班。仅在1946～1947年就有124名厂长到苏联接受培训，还有1 763名车间干部和技术员生产中直接得到培训[102]。再看大学教育，朝鲜的大学教师经常被派往苏联，学习和研究苏联的人民教育体制。仅1947年一次为期4个月的培训班，就有30名朝鲜大学教师在莫斯科学习。从1946年起便有大批北朝鲜青年开始前往苏联高校和技术学校学习。到1950年在苏联各大城市高等学校学习的朝鲜大学生和研究生有702人[103]。派遣专家也是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1948年2月18日，苏联高等教育部做出决议，在年内向朝鲜大学提供150万卢布的资金，以及实验设备、交通工具等，派遣31名教授（分23个专业）并配带11名翻译前往朝鲜大学工作[104]。由于培养了大批朝鲜当地干部，苏军逐步减少了对北朝鲜的直接管理，1946年2月，民政局总部下设20个部门，正式编制128人，到1947年5月减少到13个部门，78人[105]。

　　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是军队，尽管最初苏联的态度比较谨慎，但组建军队的筹备工作还是在苏美联合委员会第一轮会议破裂以后开展起来。根据俄国档案记载，1945年11月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就提出了建立军官学校的要求，但斯大林没有给予正面答复[106]。根据金日成1946年5月21日提出的要求，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请求允许在北朝鲜开设一所军官学校以培养指挥官，组建一支铁路警察部队以保护铁路，并组建一个公安师以保护边界。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些计划，并且允许向北朝鲜出售铁路护卫队、边防部队和军官学校所必需的武器[107]。1947年7～8月，北朝鲜又建起了一所海警学校，并在航空协会会员和政治学院航空部毕业生的基础上，组建了北朝鲜第一支常规空军部队。不过，金日成请求组建步兵师和坦克团的报告未获批准。在联合国接手朝鲜问题以后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1948年2月，虽然只有一个步兵师，但朝鲜人民军作为正规军正式宣告成立。到年底，北朝鲜武装部队共有1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警察旅和1个空军营[108]。

　　可以说，到1948年2月，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看，在北朝鲜已经具备了建立单独政府的一切必要条件。因此，美国扶植的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便宣告成立（金日成任政府总理），并在10月12日得到苏联政府的正式承认[109]。值得注意的是，朴宪永担任了内阁副总理。其实，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朴宪永便根据苏联的指示在南朝鲜开始着手与吕运亨领导的朝鲜人民党及白南云领导的南朝鲜新民党进行合并。经过一番努力，三党于1946年9月4日达成协议，并于11月23～24日建立了南朝鲜劳动党。由于美国军政府在6月7日颁布了对朴宪永的逮捕令，他同金日成一样，只能屈居副主席，却掌握着实权[110]。同时，朴宪永等人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北朝鲜遥控领导南劳党的工作[111]。朝鲜半岛分裂后，1949年6月南劳党正式并入了北劳党[112]。经过30年的争斗，朝鲜共产主义者最终统一到朝鲜劳动党旗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对于这样一个政府，苏联占领当局非常满意。如果说此前苏联对朝鲜的控制严密到极点：大使馆需要检查北朝鲜领导人所有公开讲演的内容，并决定所有主要军队干部的任命和晋升[113]，那么现在莫斯科可以放心了。1948年12月25日苏军撤退之前，列别杰夫提交了一份对43名朝鲜领导干部的鉴定报告。对几位主要领导人的评价都极高（按报告中的排列顺序）：金日成，“已经成长为一位卓越的朝鲜政治家”；朴宪永，“是一位卓越的朝鲜政治领导人”；金策，“政治能力很强，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崔庸健，“政治上可靠，忠实于人民民主事业”；崔昌益，“拥有丰富的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宣传鼓动工作经验”；朴一禹，“在朝鲜人民中享有威望”；金枓奉，“作为一位学者和革命家被朝鲜人民广为熟知，并享有很高威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人的鉴定中，都有一条对苏联的态度，而且大部分都是肯定或比较肯定的[114]。此外，通过在党和政府部门任职的大量苏籍朝鲜干部，莫斯科也可以加强对朝鲜政权的掌控。到1948年底，从苏联回国朝鲜族干部（大部分保留苏联国籍）已有560人，其中很多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115]。有学者统计，这一年“苏联派”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苏联籍朝鲜人占据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席位的四分之一，政治委员会席位的三分之一[116]。莫斯科对朝鲜影响之大，以至有些俄国的朝鲜学家认为，“金日成及北朝鲜等其他国家领导人唯苏联马首是瞻”[117]。

　　正因为认定朝鲜已经成为自己的卫星国，斯大林才主动提出从朝鲜撤军，并在1948年9月20日单方面宣布从朝鲜撤军，全部撤军于1949年1月1日前完成[118]。1949年3月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苏，并签订了苏朝经济文化协定[119]。与所有在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不同，苏朝之间没有签订具有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有人以此认为，“朝鲜从来都没有成为俄国特别关切的地区”[120]。其实不然。如果在朝鲜实现统一，且建立一个对苏友好而亲近的政府，莫斯科自然比较放心。但现在的分裂状况却使朝鲜半岛可能成为冷战的一个未来战场，苏联焉能不加倍关注。只是由于柏林危机刚刚过去，苏联的核心利益还在欧洲，而作为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斯大林已经满足于对北朝鲜的发展及其对苏联的忠诚，他不愿意为朝鲜的统一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在苏联力所不及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一场与西方集团之间更大的争端和冲突。

　　不幸的是朝鲜，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刚刚摆脱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又分别进入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恰在此时，与朝鲜半岛比邻的另一个大国发生了剧变。在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与北朝鲜沦为苏联卫星国完全同步，这无疑预示着，未来中朝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中苏关系和苏朝关系的影响。

　　〔本文系上海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

　　注释： 

　　[1]综合性研究成果有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Charles K.Armstrong，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1945-1950，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徐东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体制成立史：1945～1961年》，首尔：善仁出版社2005年版。从经济角度研究的有金圣甫：《南北韩经济结构的起源和发展：北韩农业体系的形成》（韩文），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2000年版；金錬铁：《北韩的产业化和经济路线》（韩文），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2001年版。从政治角度研究的有Andrei Lankov，“The Demise of Non-Communist Parties in North Korea（1945-1960）”，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ume 3，Issue 1，Winter 2001，pp.103-125；Ланьков А.Н.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совет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в КНДР（1945-1960）//Восток，2003，№ 1，C.104-119；金光云：《北韩政治史研究：建党、建国、建军的历史》（韩文），首尔：善仁出版社2003年版。从军事角度研究的有Ки Кван Со，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1945-1950）//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5，№ 6，C.134-142.

　　[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Washington，D.C.：GPO，1955，pp.770，977.

　　[4]FRU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1945，Vol.II， Washington，D.C.：GPO，1960，p.631.

　　[5]FRUS，1945，Vol.7，The Far East， China，Washington D.C.：GPO，1969，pp.950-952，967；James F.Schnabel，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Policy and Direction，the First Year，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United States Army，1972，pp.6-7.

　　[6]Harry S.Truman，Memoirs by Harry S.Truman，Volume Two，Year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56，pp.316-317.据苏联资料记载，1945年8月5日划定了苏美两国海军的活动区域，其分界线规定为在日本海距大陆90～120海里，而在太平洋和白令海区域为距苏联海岸15～25海里。C.E.扎哈罗夫等：《红旗太平洋舰队》，廉正海译，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06页。

　　[7]1945年8月25日苏军在北朝鲜全境完成了对日军解除武装，第二天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日军向美军投降，而此时受降的霍奇将军及所部第24集团军还在琉球。Петухов В.И.У истоков борьбы за единства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Кореи，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C.9；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6页。

　　[8]关于三八线划分的详细讨论，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页。

　　[9]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30，оп.2，п.18，д.5，л.18-30，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Working Paper， №8，1993，pp.9-11.

　　[10]关于战后苏联外交政策演变的看法，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1]АВПРФ，ф.0102，оп.1，п.1，д.15，л.22-29.

　　[12]《情报综述·北朝鲜》第1期，1945年12月1日，第6页，转引自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Korea Observer，1992，Vol.23，No.4，p.525.

　　[13]关于“联合政府”政策及其在欧洲和中国的实施，详见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6期；《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14]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66，оп.178499，д.4，л.632-633，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С.145.

　　[15]关于这道命令公布的情况，参见列别杰夫关于苏联驻北朝鲜民政管理局的工作总结（政治部分），1948年12月，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6.

　　[16]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3，№1，C.133；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38-41，46-49.

　　[17]《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录》上卷（韩文），第56～57页；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09～110页。

　　[18]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01、104页；中央日报特别采访团（洪斗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录》上卷（韩文），首尔：中央日报社，1992年，第49-50页；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38-41、42-45；ф.32，оп.11306，д.692，л.49-52.朝鲜的行政区划分为道、府（市）、郡、面、里，大体相当于中国的省、专区、县、乡（镇）、村。

　　[19]ЦАМОРФ，ф.172，оп.614630，д.9，л.1-26；ф.32，оп.11306，д.581，л.585-592；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pp.538-539.

　　[19]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3.

　　[20]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3，150；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pp.538-539.

　　[21]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343253，д.9，л.168-170.

　　[22]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38-41，104；ф.32，оп.11306，д.692，л.49-52.

　　[23]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38-41；ф.Устатск，оп.343253，д.2，л.250-260.

　　[24]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2，л.21-26；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43，л.37-41.

　　[25]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2，л.21-26；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8，л.22；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43，л.129-130.

　　[26]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16～117页。

　　[27]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126-129.

　　[28]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131-132.

　　[29]关于美国对南朝鲜占领和管制情况的研究，参见B.C.Bonnie（ed.），Korea Under th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1945-1948，Westport，CT：Praeger，2002.

　　[30]关于卫戍司令部建立和工作情况详见：ЦАМОРФ，ф.66，оп.178499，д.4，л.541-543，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6；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4-5，39-40；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pp.527-528。

　　[31]ЦАМОРФ，ф.32，оп.11318，д.196，л.90-102.

　　[32]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pp.528-529.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个问题是9月提出的，见Петухов В.И.У истоков борьбы，C.17-19.

　　[33]АВПРФ，ф.0102，оп.1，п.1，д.5，л.7-8.

　　[34]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7-11.关于民政局的情况另参见：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pp.533-535；Петухов В.И.У истоков борьбы，C.17-19；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5-146.

　　[35]关于托管制形成过程的详细讨论，参见董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载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三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51～680页。

　　[36]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pp.9-11.

　　[37]《朝鲜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52，13～14页。

　　[38]F.C.Jones，H.Borton and B.R.Pearn，The Far East，1942-1946，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435-438;《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四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9～207页。

　　[39]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7，л.42.

　　[40]《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录》上卷，第62～63、193页。

　　[41]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50.

　　[42]有韩国研究者称，曹晚植于1946年1月5日被苏联警备部队秘密劫持，软禁在平壤的高丽宾馆，后转移到寺洞。1950年10月，当北朝鲜处于危急状况时，曹晚植被秘密杀害。康仁德编：《北韩全书》上卷（韩文），首尔：极东问题研究所，1974年，第255页；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25页。

　　[43]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72-73、89-94；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9，л.9-10.另参见：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50-151.

　　[44]苏联当局关于朝鲜各种政治力量情况分析，见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8，л.17-27.这里所列名单，参照了杨昭全《金日成传》（香港亚洲出版社2010年版，第996页）一书。笔者采访当事人及韩国学者时对名单进行了核实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在劳动党成立时玄俊赫、金镕范已经过世。

　　[45]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研究所编：《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六·二五战争报告书》第1编（俄文档案影印本），首尔，2001年6月，第25～27页；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8，л.18-19；ф.Устаск，оп.343254，д.23，л.6-10；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с.129-131.

　　[46]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840，л.2，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9.

　　[47]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47，л.19-21.参见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p.12.该中心及原苏共中央档案馆，1999年又改名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48]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42-45.

　　[49]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03页。

　　[50]关于暗杀的原因和凶手有不同的说法，目前尚难以确定。参见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0-131；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04页；康仁德编：《北韩全书》上卷，第256页。

　　[51]ЦАМОРФ，ф.32，оп.11306，д.692，л.30；ф.32，оп.11306，д.682，л.272-273；РГАСПИ，ф.17，оп.128，Ед.хр.47，л.19，转引自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1.另参见：Ланьков А.Н.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совет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Восток，2003，№ 1，C.106.

　　[52]РГАСПИ，ф.575，оп.1，д.29，л.24，转引自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1-132.

　　[53]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吉在俊、李相全：《帮助中国东北解放战争》，平壤：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

　　[54]见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八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408页。

　　[55]ЦАМОРФ，ф.32，оп.11306，д.604，л.283；ф.2，оп.12378，д.1，л.47;《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六·二五战争报告书》第1编，第21～24页。

　　[56]ЦАМОРФ，ф.32，оп.11306，д.604，л.283.

　　[57]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433847，д.1，л.42-45.共产党再次召开会议，很可能是因为金日成的到来。由此也可以推断，金日成回到朝鲜的日期应该在10月1日之后。

　　[58]《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录》上卷，第105页；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12～113页。

　　[59]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8，л.20；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2，л.21-26.参见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2.

　　[60]АВПРФ，ф.Упр.сов.гр-ской Адм.в Сев.Корее，оп.2，д.2，п.1，л.6，转引自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2；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43，л.129-130.

　　[61]РГАСПИ，ф.575，оп.1，д.29，л.21，转引自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0-131.

　　[62]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43，л.129-130；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2，л.21-26；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1.

　　[63]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40-52.

　　[64]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17，л.109-110.

　　[65]金昌顺：《北韩的理念》（韩文），首尔：北韩研究所，1998年，第379页。

　　[66]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43，л.129-130.

　　[67]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43，л.120-121；д.24，л.2；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74-75.崔昌益是从共产党转过来的，他在1945年12月当选为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六·二五战争报告书》第1编，第38～39页。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延安派出身的武亭似乎仍然留在共产党。

　　[68]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43，л.68-77.

　　[69]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С.133-134.

　　[70]АВПРФ，ф.Упр.сов.гр-ской Адм.в Сев.Корее，оп.2，д.7，п.2，л.6，转引自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С.135.

　　[71]1947年3月3日、5日《中央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第1236～1241页。

　　[72]金昌顺：《北韩的理念》，第264～265页。

　　[73]Бугай Н.Ф.и др.（ред.）Корейцы в Союзе ССР-России：ХХ-й век.，Истор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Москва：ИНСАН，2004，C.152-153，157-158.关于苏籍朝鲜人的迁移，还可参见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39.

　　[74]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55，л.5.，转引自Ланьков А.Н.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совет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C.108.

　　[75]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7，л.80-85.

　　[76]《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录》上卷，第178、182页。

　　[77]详见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0，л.18-38；Jones，Borton and Pearn，The Far East，1942-1946，pp.438-440;《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四分册，第209～211页。

　　[78]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7，л.80-85.

　　[79]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25，л.1-5.

　　[80]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6；金日成：《关于朝鲜劳动党的建设》第一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7年，第173～184页。

　　[81]АВПРФ，ф.480，оп.4，п.14，д.46，л.74-75.

　　[82]РГАСПИ，ф.575，оп.1，д.29，л.26-27，转引自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с.136；АВПРФ，ф.480，оп.4，п.14，д.46，л.74-75；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朝鲜革命资料》第二辑，1951年11月18日，第46～48页。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朝鲜劳动党历届中央全会概况》，1981年，未刊，第4页。俄国学者引用苏联文件与中联部引用《朝鲜中央年鉴（1950年）》提供的数字不同，这里的人数是依据俄国档案，而人名则是参照中联部的资料。

　　[83]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朝鲜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46～56页。

　　[84]АПРФ，ф.45，оп.1，д.346，л.7-9.

　　[85]《朝鲜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第66、76～78页；Peter Calvocoressi，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7-1948，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316-318.

　　[86]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8；ЦАМОРФ，ф.40，оп.178427，д.90，л.28-30.

　　[87]详见Calvocoressi，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7-1948，pp.318-324.

　　[88]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ред.）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 1945-1980，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C.16-18.

　　[89]ЦАМОРФ，ф.32，оп.11473，д.45，л.104-105.

　　[90]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9，л.18-20 ；д.24，л.32-33.

　　[91]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11-12；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ред.）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C.24-25，25-27.

　　[92]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ред.）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C.31-32.

　　[93]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9，л.33.

　　[94]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7，л.12，231；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50;《朝鲜劳动党历史教材》，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4年版，第201～208、230～236页，转引自杨人一、罗晋坤：《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概况》，载《学术研究丛刊》第5期，1979年3月13日，第1～14页。

　　[95]Правда，19 ноября 1947 г.

　　[96]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40-52、73-76.

　　[97]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9，л.11.

　　[98]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40-52，73-76.参见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第145～146页。

　　[99]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18，л.42-47.

　　[100]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19，参见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p.17.

　　[101]详细清单见列别杰夫关于苏联驻北朝鲜民政管理局的工作总结（政治部分），1948年12月，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313-317、322-341.

　　[102]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C.152.

　　[103]ЦАМОРФ，ф.142，оп.107494，д.3，л.51-52；ф.16，оп.31392，д.16，л.155-160，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52.

　　[104]苏联高等教育部关于向朝鲜提供教育援助的报告，1948年2月18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2004年，未刊，第98～105页。凡笔者收集的涉及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均汇编于此。因有些档案收集时未标明馆藏号，为查找方便，故标注此文件汇编的页码。

　　[105]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8，л.51-56；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л.7-11.

　　[106]ЦАМОРФ，ф.172，оп.614632，д.23，л.4-5，转引自Ки Кван Со，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1945-1950）//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5，№ 6，С.135.

　　[107]ЦАМОРФ，ф.379，оп.166654，д.1，л.12；АВПРФ，ф.06，оп.8，п.39，д.638，л.93-94，转引自Ки Кван Со,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С.136.

　　[108]ЦАМОРФ，ф.379，оп.166654，д.1，л.59-60、72，转引自Ки Кван Со,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С.137-139；ЦАМОРФ，ф.23，оп.173346，д.274，л.152；д.196，л.24、810，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54.

　　[109]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

　　[110]РГАСПИ，ф.575，оп.1，д.29，л.27-32，转引自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6-137;《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六·二五战争报告书》第1编，第27～28页。

　　[111]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17，л.23-27；Ванин Ю.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партии Кореи，C.137.

　　[112]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朝鲜劳动党历届中央全会概况》，第10～11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于1949年7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金日成同志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选举朴宪永和许嘉谊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113]Lankov，Crisis in North Korea， p.20.

　　[114]《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六·二五战争报告书》第1编，第21～102页。

　　[115]АПРФ，ф.3，оп.65，д.828，л.28；д.817，л.140-155；ЦАМОРФ，ф.487，оп.179343，д.58，л.98-101，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53.

　　[116]Ланьков А.Н.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совет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C.113.

　　[117]Ванин Ю.В.，Куликова Ф.И.，Пак В.К.，Тягай Г.Д.，Хан М.Ю.Коре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пецбюллетень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58.，М.，1965，C.120，转引自Шин В.А.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 столетия，Москва：Изд-во МГУ，1998，C.26.

　　[118]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ред.）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C.48-49，53-54.

　　[119]内容详见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ред.）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C.67-68.

　　[120]Ткаченко В.П.Коре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и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2000，C.17.

　　（责任编辑：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