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人民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联政府和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结果，也是世界一切正义力量向困境中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结果。战争期间，苏联囚犯这一特殊群体或参军入伍拿起武器跟敌人厮杀，或参加国防工程建设，或在工厂车间生产、制造武器弹药，或从事粮食生产、木材采伐、矿井作业，以其特殊的方式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关键词】苏联囚犯;二战;卫国战争;

　　【作者简介】吴少进，安徽滁州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中心副教授（滁州239012）；徐元宫，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国外理论动态》副主编（北京100032）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苏联人民终于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是苏联政府和人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英勇抗敌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一切正义力量向困境中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结果。

　　然而，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也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却一直鲜为人关注，他们就是战争时期的苏联在押囚犯。本文根据解密档案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对战争期间苏联在押囚犯参与战争的原因、效力祖国的方式和特点，以及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等进行梳理，以便世人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场战争。

　　一 战争时期苏联方面动用犯人参与战争的原因 

　　由于纳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蓄谋已久且作了精心准备，而苏联政府战前为了推迟这场战争的爆发一直刻意回避刺激纳粹德国而没有对这场战争进行相应的比较充分的准备，再加上战争爆发前苏联内部对军队的清洗和镇压等因素，因此，战争初期苏联遭受了惊人的惨败。这首先突出地反映在千千万万的苏联红军官兵被德军俘虏。1941年11月希特勒曾扬言：“我只要说出俘虏的人数，就足以大致说明这场战争的胜利。我们不到半年就俘虏了360万人。我不准任何英国笨蛋说什么这还没有得到证实。德国军事机构的统计一向是准确的。”[1]希特勒这里所说的“360万”数字尽管有些夸大，但是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苏联红军官兵被德军俘虏的人数确实惊人。据曾经担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其所著《胜利与悲剧》一书中的考证，“在战争的最初半年内，约300万人被俘，占整个战争期间我军全部被俘人数的65%”[2]。

　　很多苏军部队都出现了兵员严重短缺、告急现象。例如，1941年8月15日朱可夫和克鲁格洛夫在一封绝密加急电报中向斯大林汇报了预备队方面军兵员严重短缺、亟须补充兵员问题的情况：“斯大林同志：我们亲自检查了叶利尼亚地区的所有部队的情况。在第19、102、103、105、106、107、120师的所有部队里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员问题。平均每师有1 500～2 000人，每营只有40～100人。各级指挥机构的缺员尤为严重，一般是由中尉和少尉充任营的指挥员，由少尉和初级指挥人员充任连的指挥员。机枪手、迫击炮手和反坦克炮手严重短缺，补充总局未做任何部队补充工作。叶利尼亚地区的部队经受了真正的战斗考验；如果这些部队能够获得补充，哪怕是达到编制的75%～80%，就能成为突击部队”，“请命令补充总局优先给战斗在叶利尼亚的各部队补充下列人员和物资：（1）30 000名战士，其中包括1 000名重机枪手、500名迫击炮手；（2）5 000名初级指挥人员；（3）3 000名中级指挥人员；（4）100名高级指挥人员，其中包括15名团长；（5）300挺轻机枪和200挺重机枪，200门迫击炮，75门45毫米口径的火炮，50门供团属炮兵使用的火炮；（6）300公里电话线和50部电话机，主要供炮兵部队使用。”[3]诸如此类的告急密电汇集到莫斯科，可见情势十分危急！

　　苏联方面的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还在战争爆发之前，苏联红军就面临着武器装备奇缺的严峻问题。战争打响之前一个月，时任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和时任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向斯大林等人汇报说：“从红军奇缺的许多武器和技术兵器来看，工业执行供应计划的情况根本不能令人满意”。报告指出，1941年第一季度，弹药生产完成计划的百分比是：76毫米师属加农炮炮弹为62%，122毫米榴弹炮炮弹为62%，122毫米加农炮炮弹为74%，152毫米榴弹炮炮弹为32%，82毫米火箭炮炮弹为73%，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认为弹药生产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弹药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不力”[4]。

　　上述文件清晰地表明，战争初期，指挥员严重缺员，兵员严重匮乏，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是苏联方面决定动用在押犯人参与战争、效力祖国的主要而直接的原因。1941年7月12日和11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先后两次发布命令，提前释放因为旷工、犯有不太严重的失职和经济罪而被判刑的犯人，并将适龄犯人转送到苏联红军各部队中。

　　二 战争时期苏联犯人效力祖国的方式 

　　根据解密档案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来看，二战时期苏联犯人参与战争并效力祖国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参与撤离、搬迁重要工业企业 

　　战争初期，临近战线的监狱和劳改营被安排有组织地向后方地区撤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1944年8月17日呈交给贝利亚的关于战争期间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战争初期，劳改营里在押犯人总数为230万人”，“战争第一阶段，出现了将犯人从直接临近军事行动区的国土上后撤的必要性”，“劳改营的后撤基本上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劳改营管理总局制定了与转移工业相协调的后撤犯人计划，并预先考虑了人、物资和拆卸设备的运送问题”[5]。

　　苏联的重要企业并且特别是重要的军工企业的撤离、迁移是比较迅速而成功的，解密档案文件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41年8月18日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疏散工作的总结》指出：“83个最重要的企业已全部从白俄罗斯疏散。大型企业的设备、物资、人员全部疏散并已在苏联的其他城市恢复生产。这些企业包括：机床制造厂、戈梅利农机制造厂、眼镜厂、机车修理厂、胶合板厂。459莫吉廖夫航空工厂疏散到古比雪夫；运出400多台机床、全部金属、工具、电动机、电缆。熟练工人及工程技术人员全部撤离。奥尔沙亚麻联合企业、克里切夫水泥厂、船舶修理厂、铸管厂等也全部转移。此外，大量中小企业（酒精厂、亚麻加工厂、砖厂）、工业合作社的设备及物资也进行了疏散。”[6]

　　截至1942年1月，苏联方面就已经撤离、转移了1 523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1 360个国防工厂，并且所有这些企业很快就恢复了生产。仅在1941年苏联国防工业尽管迁移几千公里且时常遭受轰炸，但仍然生产了12 000架作战飞机、6 500辆坦克、近16 000门大炮和迫击炮[7]。苏联军工企业成功迁移并且很快恢复生产，堪称是一个奇迹，这些企业为苏联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苏联重要工业企业撤离、迁移过程中，苏联在押犯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参军入伍，拿起武器跟德军厮杀 

　　战争爆发后不久，迫于作战部队兵员匮乏的严酷现实，苏联最高决策层决定利用在押犯人补充兵员不足。1941年7月12日和11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先后两次发布命令，提前释放因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犯有不太严重的失职或经济罪而被判刑的犯人，并且将其中适龄犯人转送进苏联红军中。上文引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指出：“为了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劳改营管理总局释放了42万名犯人。遵照国防委员会的专门决定，在1942～1943年期间，从因犯罪行为不太严重而被判刑的犯人中，提前释放并转送到红军队伍中15.7万人。此外，按照劳改营管理总局规定的制度，服刑期满后从劳改营释放的适合队列勤务的犯人也被转送到红军部队中。卫国战争的整整3年内，被转送去补充红军的犯人有97.5万名。”[8]也就是说，在战争的前三年，共计有97.5万名犯人被转送红军部队，这个数字还不是整个战争期间被转送红军部队的犯人总数。

　　为了激励犯人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1941年12月17日发布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第358号命令：《关于授权方面军和舰队军事委员会撤销在同德国侵略者战斗中立功的军人的前科》。这道命令的发布，振奋了原先的犯人们的士气。然而，最初各部队对这一命令的落实和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例如，1942年1月4日，西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旅级政委别利亚科夫在《西方面军政治部给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中汇报了西方面军对第358号命令的落实和执行情况：1941年“12月20日，方面军各部队已经收到国防人民委员第358号命令，通过个人谈话已经传达到犯有前科的现役军人”，“第5集团军政治处和军事检察机关到部队检查了国防人民委员第358号命令的执行情况。检查表明，兵团指挥部和政治机关没有认识到该命令的政治意义，开始几天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贯彻命令的措施。没有人对犯有前科的现役军人的事情感兴趣。”其他部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切尔内绍夫同志指挥的兵团（第16集团军）有49名军人犯有前科，但是没有一个人被取消前科。第20集团军部队中也是这种状况”。但是，在各政治处和军事检察机关过问了之后，第358号命令的落实和执行情况有了好转，“这个问题开始细抓了，部队、分队指挥员和政委、连政治指导员开始研究犯有前科的现役军人的战斗工作，对于那些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人，已经提出申请撤销他们的前科，比如：第82步兵师撤销了5人的前科，第19步兵师撤销了4人的前科，第50步兵师撤销了5人的前科，第146步兵师撤销了4人的前科。第1突击集团军部队撤销了3人的前科，第49集团军撤销了2人的前科，第33集团军撤销了14人的前科。”在身份比较特殊的囚犯军人中，有人因为立了战功不仅被所属部队申请撤销他的前科，而且还被申请给予政府奖励，比如，上述报告指出：“第10空降兵部队战士萨梅尔哈诺夫曾被判处8年刑期，他在夺取莫斯科沃居民点的战斗中表现异常英勇。萨梅尔哈诺夫同志悄悄接近并突然闯入敌人战壕，打伤一名上等兵并缴获了他的武器，抓获了两名机枪手并把他们押回了部队。萨梅尔哈诺夫已被呈请授予政府奖励，同时申请撤销他的前科。”[9]

　　3.在苏联国防工程中服劳役 

　　战争期间，苏联犯人们还参与了苏联国防工程建设。1941年12月13日，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沙胡林给斯大林呈交的一份绝密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最近，位于古比雪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别济米扬斯基劳改营相继释放了近3万名犯有轻微罪（旷工、迟到等）、正在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的犯人。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有专门技能的工人：车工、钳工、电工、装配工、建筑人员以及具有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需的其他专业技能的人员。根据杰缅季耶夫同志从古比雪夫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来看，大部分有专门技能的获释者——18 000人——已经作为预备役军人移交国防人民委员部，其中近9 000人应征入伍，其余9 000人组成军事工作队，然后移交各企业。为了保证第1、18、28工厂有足够的人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对计划起决定作用的几个在建项目，我请求从获释者中选出15 000～18 000名有专门技能的人分配给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古比雪夫市的建筑工程和所属各工厂。附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阿·沙胡林”[10]

　　上文引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也证实了战争期间苏联犯人参与苏联国防工程建设的情况：“战争年代，依靠从监狱中调进和劳改营之间调拨犯人的方式，往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筑工程……输送了200多万人，其中：铁路建筑工程——44.8万人，工业建筑工程——31万人，林业劳动改造营——32万人，冶金和采矿工业——17.1万人。机场和公路建筑工程——26.8万人。与此同时，劳改营管理总局从犯人中查明了4万名专家和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工程师、技术员、金属工人、铁路员工、煤炭工人——并将他们送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筑工程。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了完成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关于保障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的最重要建筑工程劳动力的命令上。这些建筑工程是：古比雪夫市的航空工厂，下塔吉尔、车里雅宾斯克、阿克纠宾斯克和外高加索的冶金联合企业，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吉达联合企业，博戈尔斯洛夫斯基制铝厂，北伯朝拉铁路干线建筑工程，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铁路建筑工程，共青团城—苏维埃港铁路建筑工程，古比雪夫炼油厂”，“在新建筑工程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劳改营是在一系列渺无人迹和无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成立的，这就要求劳改营管理总局进行十分紧张的工作”，“劳改营管理总局给防御地区的建筑工程输送了20万名犯人。此外，根据统帅部的要求，向国家腹地后撤的犯人也参加了国防施工”[11]。

　　上述档案文件表明，苏联犯人们不仅参加了苏联国防工程建设，而且往往是在渺无人迹、无任何设施的条件下开始建设的，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开展工程的困难程度。

　　苏联犯人还被调拨给其他人民委员部去服劳役，上述报告指出：“现在，遵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正将劳改营犯人中的劳动力拨给其他人民委员部的640个企业和建筑工程，而战前只将犯人调拨给350个企业”，“按照工种划分，专门劳改所的犯人在建筑工程上使用的有34%，直接在生产中（车间里）使用的有25%，从事矿山采矿作业的有11%，干其他工种（采伐木材和装卸工作）的有30%。”[12]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战争期间，苏联千千万万的在押犯人，其中包括不少专家型犯人还参与了苏联原子弹工程建设。尽管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949年8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州试验场试爆成功，并没有对苏联赢得卫国战争胜利作出直接的贡献，但是苏联原子弹制造过程中凝聚了苏联犯人的体力、智力和心血！

　　4.在军工企业生产武器弹药 

　　上文引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于1944年8月17日呈交给贝利亚的关于战争期间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调拨给其他人民委员部的犯人中，“22.5万名调拨给最重要企业和建筑工程”，在这“22.5万名”犯人中，“调拨给弹药和武器装备工业3.9万人”，“航空和坦克工业2万人”，“在工厂做工的犯人参加坦克、飞机、弹药、武器装备的生产。例如，在迫击炮人民委员部711厂，有2 000名犯人用在铸造车间铸造120毫米迫击炮弹；在弹药人民委员部第179联合企业，有1 500名犯人在工厂车间制造炮弹、地雷和其他弹药；在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基洛夫厂的锻造和铸造车间，有2 000名犯人在生产坦克”[13]。

　　除了上述被调拨给其他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工厂参加坦克、飞机、弹药、武器装备的生产之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下属的工业劳改所也基本从事武器弹药和装备的生产。上述报告指出：“如果说，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劳改所的主要产品平时是日用必需品的话，那么，从战争一开始，劳改营管理总局就在自己的企业里组织完成前线需要的订货，将所有工业劳改所的生产都转移到了为红军制造弹药、专门包装、军服和其他用品上了。”[14]

　　犯人们的生产条件是比较差的，因为“劳改营管理总局制造弹药是在工业劳改所生产床、小五金件、小勺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小型半手工业基础上开始的”，“机床设备有限，工具数量缺乏，生产技艺低劣、工程技术人员不足”[15]，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武器弹药的生产，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5.专家型犯人为苏联赢得战争胜利提供智力支持 

　　战争期间，专家型犯人为苏联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监牢或者劳改营里利用其专业和智力设计、发明新式武器装备及从事工程建设上。上文引述的纳德谢金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就反映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劳改营管理总局从犯人中查明了4万名专家和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工程师、技术员、金属工人、铁路员工、煤炭工人——并将他们送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筑工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吉达联合企业、乌赫塔油田、北伯朝拉铁路干线和其他许多建筑工程，所有开采和操作作业都是由犯人中的专家和有专业技能的工人进行的”[16]。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特殊技术局，1941年该局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将近500名专家犯人被集中到该处设计、制造飞机、发动机、军舰、大炮等军事技术装备，这些专家犯人被分配到各个军工厂和科研院所去从事自己的设计、研究、制造工作。

　　三 苏联犯人参与卫国战争的特点 

　　相对于其他参与卫国战争的苏联主体而言，苏联犯人参与卫国战争自然有其自身的特点。

　　1.强制性 

　　战争时期苏联犯人参与卫国战争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战争的爆发，刑期已满而应当获释的犯人被停止释放，继续被羁押在劳改营中服劳役。1941年6月22日，也就是纳粹德国侵苏战争打响的那一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最高检察院联合下达指示：暂停释放刑期已满的犯人。1942年4月29日，又对这一指示作了补充。上文引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指出：“1941年6月22日，由于战争的原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和最高检察长发布训令，暂时停止释放因为叛国和搞间谍、恐怖、破坏活动而被判罪的犯人”，“后来，这一训令进行了补充”，“拥有与苏联交战的国家的国籍的人”、“反苏政党的党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因为反革命罪而被判罪的人”，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公民和从比萨拉比亚（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前）迁来的人”，将被关押到战争结束。根据解密档案文件来看，共计有17 000名犯人被停止释放，而被强制羁押在劳改营中继续服劳役[17]。苏联政府之所以要将本已获释的犯人继续留在劳改营里，原因只有一个——战争时期劳改营需要极为充裕的劳动力为战争提供服务。

　　其次，由于兵员匮乏，1941年7月12日和11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先后两次发布命令，提前释放因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犯有不太严重的失职或经济罪而被判刑的犯人，这些被提前释放的犯人被直接转送进红军各部队中。卫国战争的头3年，被从劳改营直接转送去补充红军各部队的犯人有97.5万名。

　　第三，犯人被强制日复一日、不辞辛苦地劳动。上文引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明确指出了战争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全部业务工作和生产管理业务的方针”是“维持犯人的身体状况并对他们进行充分的劳动使用”[18]，为此，实行了战时工作制度，设备满负荷运转，劳动纪律大大强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干劲。劳改营里开始实行军事化警卫制度，看守人员在犯人拒绝上工时可以动用武器。不少犯人为了抗拒劳动而自残、逃跑甚至起义。在1941～1944年3年时间里共有13 254名犯人因为怠工、抗拒劳动、伤残肢体而受到惩处[19]。1940～1941年逃跑犯人的年比例为0.37%，1942年这一比例增加到0.47%，1943年在强化了军事化警卫制度、稍稍改善了犯人们的生存条件之后，这一比例也仍然保持在0.22%[20]。

　　2.歧视性 

　　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对犯人的使用存在着鲜明的歧视性，这种歧视性主要表现在用犯人组建惩戒部队，并且将惩戒部队放在最危险的战场上。亚·索尔仁尼琴在其《古拉格群岛》一书中述及惩戒部队时这样描述道：“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也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21]这里将犯人所遭受的歧视刻画得淋漓尽致。

　　1942年7月28日苏联发布了第227号命令，该命令指出：必须“无条件地消除退却的情绪”，为此，“在方面军中成立1～3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营（每营800人），派中级和高级指挥员及相应的政工人员前去任职”，“在集团军内成立5～10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连（每个连150～200人）……把他们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使他们有可能用鲜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22]。1942年8月1日斯大林签署了一份命令，该命令指出：“为了使那些曾经长时间待在敌占区而又没有参加游击队的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能够手持武器证明自己对祖国的忠诚，我命令：在今年8月25日之前成立由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营中的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组成的强击步兵营”，该命令接着列举了关押突围出来的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一个个特种营的名称：柳别尔齐、波多利斯克、梁赞、卡拉奇、科特卢班、斯大林格勒、别洛卡利特瓦、格奥尔吉耶夫斯克、乌戈利内、洪拉尔……确定每个强击步兵营的人数为929人，“这些营要用在前线最活跃的地段”[23]。

　　上述特种营的犯人被安排到“惩戒连”、“惩戒营”里，并且被“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和“前线最活跃的地段”，以便“他们有可能用鲜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实际上，只要进入惩戒部队，也就意味着只能“用鲜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了，除了置生死于度外、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之外，这些犯人别无选择，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是选择了死亡。

　　3.非人道性 

　　战争时期，苏联政府使用犯人为战争服务，在对犯人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非人道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顾犯人的体能和承受能力，逼迫犯人超负荷劳作。与战前时期相比，苏联犯人的劳动强度更大了，通常超负荷劳作。比如，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劳改营有一座工厂，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上夜班的时候，总机械师办公室主任施克林尼克在各个车间来回巡视，他像大猩猩似地弯着腰，只要发现谁打瞌睡、脑袋冲了个盹儿、用手捂了捂眼睛——马上抄起钢坯、手钳、废铁朝他猛扔过去”[24]。

　　第二，从精神上威胁、折磨犯人。比如，为苏联赢得卫国战争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航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因为“从事间谍勾当和敌对破坏活动”、“组织并领导了‘俄罗斯法西斯党'”而于1937年10月21日被捕入狱，实际上这些罪名都是捏造的，他根本不曾犯过这些罪行，可是，却被关押在监牢里戴“罪”立功。记录在档案卷宗中的“罪行”这把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悬在“犯人”的脑袋上，提醒“犯人”要竭尽全力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实在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讹诈行径。一直到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这一历史“污点”还仍然在困扰着图波列夫院士及其家人的生活。

　　第三，因为疾病、饥饿、过度劳累以及看守人员的虐待，数十万犯人死于劳改营。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其《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引用了这样一段文字来详细描述战争时期苏联一座劳改营里犯人死亡和被枪毙的情况：“我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的伊尔别伊斯科耶区的阿古尔村长大的……在半年时间里，不仅在阿古尔，而且在原始森林中的其他村庄——凯斯、蓬切特、下萨哈尔、上萨哈尔、索洛马特克……都出现了劳改营。铁网高墙内，简易棚、岗楼和警犬依稀可见。居民们很快便发现：那些疲惫不堪的人总是一队接着一队不断地向这里走来（这里距离铁路100多公里）……后来人们才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村外到处都是长长的壕沟，而且越来越多，夜里常有人用平板大车或雪橇拉来一些盖着帆布的尸体扔到沟里。许多人是在劳改营里受折磨而死的。森林里常常枪毙人。当时住在阿古尔的鲍里斯·弗兰采维奇·克列休克（他的当铁匠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都被枪毙了）讲过：他曾同邻居家的几个小男孩去‘采松球'（采松子），突然，不远处响起啪啪的枪声，‘就像有人在撕一块很大的粗麻布……'我们向响枪的地方跑去，看到灌木丛后面有几个背枪的人正在把被打死的‘囚犯'往坑里拖，被打死的大约有20人……我们急忙从那里跑开了……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人用手死死地抓住地上的枯草，看起来，他当时还没被打死……”[25]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1944年8月17日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劳改营犯人“月平均死亡率1942年为2.1%”，而战争初期“劳改营里在押犯人总数为230万人”，“3年中被转送去补充红军的人有97.5万名”，而被转送去补充红军主要是在战争初期根据1941年7月12日和同年11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两次命令进行的，因此大约可以把97.5万名犯人看做基本上是在1941年转送去补充红军的，这样一来，1942年犯人总数大约为130万人，130万人乘以“月平均死亡率2.1%”，再乘以12个月，所得出的数字应为30多万人，也就是说，仅1942年就有30万左右的犯人死亡。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1944年8月17日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并没有1941～1944年3年期间死于劳改营的犯人总数，只是指出战争初期“劳改营里在押犯人总数为230万人”，“3年战争中，又进来180万名被判刑的人”，“到1944年7月1日，犯人人数减少到了120万人”，“有290万名犯人离开了劳改营”。问题在于，“离开了劳改营”的“290万名犯人”都到哪里去了，报告中除了强调“卫国战争的整整3年内，被转送去补充红军的人有97.5万名”之外，其余的190万名犯人的去处和下落没有交代。很显然，这没有注明去处和下落的190万名犯人，包括了在劳改营中因为饥饿、疾病、过度劳累以及看守人员的虐待而死亡的犯人人数，也包括了因为在劳改营中组织和参与逃跑或起义而被枪毙的犯人人数，这在上述报告中也有所体现：“1941～1944年间，在劳改营中破获并肃清了603个起义组织和团伙，有4 640人是这些组织和团伙的积极参加者”，“被破获的起义组织和团伙的所有参加者都受到了惩罚。一些最严重的起义组织是经过侦探破获的并且经过战斗而被镇压的”[26]。这里既补充解释了上述190万名犯人的可能去处和下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犯人境遇的非人程度及其与劳改营管理方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

　　四 苏联囚犯为苏联赢得卫国战争胜利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具体说来，战争时期苏联犯人为苏联赢得卫国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及时补充了苏联红军兵员的不足 

　　在战争初期前线溃败、兵员严重匮乏的情况下，1941年7月12日和11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先后两次发布命令，提前释放因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犯有不太严重的失职或经济罪而被判刑的犯人，并且将其中适合入伍年龄的犯人转送进苏联红军中。战争头3年，共有97.5万名犯人被转送充实红军各部队。上文引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于1944年8月17日呈交给贝利亚的关于战争期间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许多原来的犯人在卫国战争前线表现了临危不惧和英勇献身的精神，为此被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原犯人马特洛索夫、布列乌索夫、奥茨塔夫诺夫、谢尔然托夫、叶菲莫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受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的通令表扬。”这里所说的“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是指于1942年9月从乌法劳改营转入红军的犯人马特洛索夫，在1943年2月23日对德军作战中，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碉堡的枪眼的英雄行为。正是因为百万左右的犯人及时充实到红军各部队，红军才补充了抵抗并最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2.提供了武器弹药供应 

　　在整个战争时期，除了被调拨给其他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工厂去参加坦克、飞机、弹药、武器装备的生产之外，犯人们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下属的企业里生产武器弹药。上文引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纳德谢金呈交给贝利亚的报告指出：“3年战争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企业制造的各类弹药总量为7 070万计算单位，即是计划的104%，其中：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弹——2 550万发，手榴弹和导火管——3 580万个，防步兵地雷——920万颗，航空炸弹——10万枚。按照固定价格计算，全部弹药产量合12.5亿卢布。82毫米和120毫米杀伤爆破迫击炮弹的生产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全苏联占第二位。”[27]在生产、制造武器弹药的同时，苏联犯人们还生产、制造了“炮弹带2 250吨、迫击炮弹药箱7万个、迫击炮驮2 400万个，防毒面罩170万个”，此外，“遵照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劳改营管理总局从1942年下半年起，在20个企业中组织了给红军缝制军服的工作。1942～1944年，精制布料6 700万米，用这些布料缝制军服2 200万件”[28]。正是因为犯人们超计划地完成了武器弹药的生产任务，在前线作战的苏联红军才有了充分的武器弹药供应保障。

　　3.设计发明了一系列新式武器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特殊技术局，1941年该局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将近500名专家犯人被集中到该处设计、制造飞机、发动机、军舰、大炮等军事技术装备，这些专家犯人被分配到各个军工厂和科研院所去从事自己的设计、研究、制造工作。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是火箭发明家，最先将人送上了太空。1938年他因为“参与了反苏恐怖破坏活动”而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10年监禁，后来他被移送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殊技术局，从事发动机的设计工作。1944年7月27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文，科罗廖夫被提前释放。A.H.图波列夫是一位著名的航空设计师，1937年10月21日因为“从事间谍勾当和敌对破坏活动”，“组织并领导了‘俄罗斯法西斯党'”，他和航空设计师B.M.佩特利亚科夫被逮捕入狱。1940年5月，图波列夫被判处15年监禁，监禁期间，图波列夫也被转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技术局工作。1941年6月战争打响之后他被疏散到鄂木斯克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第166工厂搞设计工作，正是在失去自由的监禁期间他设计出了在当时比较先进并且后来为苏联赢得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图—2轰炸机，1941年7月图—2轰炸机成功问世，1942年3月开始成批生产，截至1952年共计生产了2 649架，其中，仅鄂木斯克的第166工厂在1942年就生产了81架，莫斯科第23联合企业在1943～1949年生产了1 994架。1942年夏天，第132轰炸航空兵团最先配备了图—2轰炸机。图—2轰炸机在对德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给敌人以重创。除了图—2轰炸机之外，图波列夫设计的ТБ—1、ТБ—3、ТБ—7等型号重型远程轰炸机，СБ型中型中程轰炸机，МТБ—2型轰炸机，以及Р—6型侦察机和Г—4、Г—5等型号鱼雷艇都为苏联赢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鉴于图波列夫的杰出贡献，1941年7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议，将其提前释放。1943年图波列夫回到莫斯科，被任命为第156工厂的总设计师和负责人之一，正是在这里建成了图波列夫特别设计局的主要基地，1944年8月19日他被任命为少将工程师。

　　此外，还有一些囚犯专家因为表现突出而被释放，1944年2月贝利亚曾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份绝密报告：“1942年至1943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所看押的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十六厂完成了以下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工作：（1）根据格卢什科提出的设计方案，研制出使飞机加快速度的I型远程侦察机液体喷气发动机样机。（2）根据多勃罗沃利斯基提出的设计方案，在联结M—105型系列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出МБ—100型起飞功率为2 200马力和МБ—102型起飞功率为2 425马力的大型号飞机发动机……鉴于上述工作的重要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撤销表现特别突出的在押专家的刑事处分并予以释放是适宜的……请指示。”这份报告的后面附了一份35名犯人的名单：阿尔季舍夫斯基（判刑10年）、别加什（10年）、别列日诺伊（25年）、博德尼亚（20年）、布拉金（10年）、维特卡（10年）、弗拉基米罗夫（10年）、沃尔弗（10年）、格卢什科（10年），等等[29]。

　　无疑，上述专家犯人的设计、发明和创造，为苏联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提供其他方面的物质供应 

　　战争时期，苏联犯人们还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其他方面的物质支持，比如，在农业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拥有414个农业单位，其中：3个农业劳改营（卡拉干达、西伯利亚、中贝利斯克），96个农业劳改所和315个副业生产单位。劳改营管理总局农业单位的耕地总面积为44.1万公顷。战争年代，播种面积增加了一半，与1941年的25万公顷相比，1944年达到了38万公顷。其中，土豆和蔬菜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一倍。”在林业方面，“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采伐木材劳改营在战前5年间没有完成采伐木材的任务，在战争年代完成任务额达到了107%，采伐并运出木材700万立方米，其中300万立方米为细木用材。除了保障自己制造专门包装、弹药、农产品装桶和劳改营建筑工程用桶板的木材外，遵照国防委员会和政府的决定，劳改营管理总局还为修复第聂伯河和刻赤的桥梁以及国防工厂提供了6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工业企业在3年战争期间生产的商品量按照出厂价格计算为36.51亿卢布，农产品为11.88亿卢布，因给其他人民委员部拨出劳动力收入25.7亿卢布，从判处劳改的犯人身上追缴9.7亿卢布，加上其他收入共计106.68亿卢布。每年上缴国家收入的款数不断增加，与1940年的4.46亿卢布相比，1943年达到了10.29亿卢布，即提高了1.2倍”[30]。

　　五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苏联犯人这一特殊群体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了战争，并且以其体力、脑力乃至生命为祖国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正是在包括苏联犯人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苏联政府和人民才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第二，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时，二战时期苏联犯人参与战争的方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揭示了苏联犯人的个人命运的悲剧性，也彰显了苏联政权及其体制的特点和缺陷。正是这种特点和缺陷决定了二战时期苏联犯人的悲剧命运，同时也最终注定了苏联政权自身的命运结局。

　　注释： 

　　[1]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6目录，第24卷宗，第8页。转引自：〔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2]〔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第257页。

　　[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7页。

　　[4]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67全宗，第12001目录，第141卷宗，第48～53页。转引自：〔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第75页。

　　[5]《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6]《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38页。

　　[7]〔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第191～192页。

　　[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327页。

　　[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10]《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395～396页。

　　[11]《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328～329页。

　　[12]同上，第330页。

　　[1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330～331页。

　　[14]同上，第349页。

　　[15]同上，第348、349页。

　　[16]同上，第329页。

　　[17]同上，第348～349页。

　　[1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322页。

　　[19]同上，第348页。

　　[20]同上，第341页。

　　[21]〔苏〕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22]〔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第326页。

　　[23]同上，第328页。

　　[24]〔苏〕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第122页。

　　[25]转引自：〔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第615～616页。

　　[26]《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344页。

　　[27]《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349页。

　　[28]同上，第354页。

　　[29]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65卷宗，第Ⅱ页，第384～385页。转引自：〔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第479页。

　　[30]《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359页。

1. 　　（责任编辑：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