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对日宣战后俘获了数十万日本战俘，并将其中大部分人移送到苏联各地从事重体力劳动。1946年年底苏联开始集中遣返日本战俘归国，经历前期集中遣返与后期集中遣返两个阶段，直到1956年苏日建交时才最终完毕。对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集中遣返归国过程的历史考察，是了解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苏日关系发展与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形势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集中遣返;日本战俘;总司令部;红十字会;建交谈判;

　　【作者简介】赵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7）

　　一 导言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通过了敦促日本早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9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回家乡，有和平生产与生活的机会[1]。该规定确立了战争结束后将海外地区日本战俘全部予以遣返归国的原则。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很快便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北部、桦太与千岛地区俘获了大量日本战俘[2]。1945年8月1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等人给远东方面军总司令А.М.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要求就地设立战俘营关押日本战俘，并且没有将其移送到苏联领土的打算[3]。但仅在几天之后，苏联国防委员会在8月23日出台了9898号决议，准备强制征用50万日本战俘到各地作劳工，其中绝大多数人将被安置在西伯利亚地区从事伐木、采矿等重体力劳动[4]。1945年9月起，日本战俘（另包括少量苏军占领地区被征用的日籍非军事人员，如满蒙开拓团中的适龄男子、伪满洲国中的日本官吏、朝鲜总督府与桦太岛南部地区的官吏、警察人员、铁路公司雇员等）陆续被移送到苏联，到1946年4月结束[6]。对于具体移送人数，日俄两国学界存有争议，但基本围绕50～60万人波动[7]。至于苏联为何急剧转变立场，强制扣押日本战俘从事劳动利用，有学者认为大致上是基于外交、政治与经济三方面原因综合考量的结果，另外对其进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造与灌输反美思想也是苏联扣留战俘的重要因素[8]。

　　战俘移送到各地后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6年3月改名为苏联内务部）所属的战俘与被拘留者管理总局（ГУПВИ）管辖[9]。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务省调查所得数据，关押日本战俘的战俘营以西伯利亚为中心，东起堪察加半岛的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西至黑海附近，北起北极圈内的诺里尔斯克，南到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10]。另外，日方根据归国战俘回忆资料统计，在整个苏联地区关押有日本战俘的战俘营约有1 200～1 300个[11]。而据苏联方面的资料，集中关押日本战俘的大型战俘营有217个，小型战俘营则达到了2 112个，另有派驻到各地国民经济部门的劳动大队392个，专门的战俘医院178个[12]。

　　日本方面，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日本陆军省与海军省相继被改造为日本军人复员与接收机构，专门从事国内军人复员与海外日本战俘接收回国工作[13]。1948年，专门从事战俘接收的机构被撤销，在苏联、中国尚未被遣返归国战俘的接收工作由专门从事接收、安置海外日本移民的厚生省援护机构来一并解决[14]。

　　日本战俘进入苏联后，日方即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苏联就遣返问题进行交涉。1946年年底苏联开始集中遣返日本战俘。1950年4月22日，苏联通过塔斯社（ТАСС）宣布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遣返完毕[15]。实际上，在苏联地区仍有不少被判刑而监禁的日本战俘，这些战俘的归国问题在苏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予以解决。因此学界通常以1950年4月为界，将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归国过程分为前期集中遣返与后期集中遣返两个阶段。此外，在这两个阶段中，日本战俘遣返归国的交涉主体不同：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正式投降书后其部分内政与外交权力被移交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以下简称总司令部），故前期集中遣返阶段由美国及总司令部出面与苏联交涉来解决。1952年4月28日，联合国《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为完全主权国家，因此后期集中遣返阶段战俘归国问题由苏日直接交涉解决。

　　以上叙述即为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来龙去脉。目前学界对该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战俘遣返过程尚无深入研究，因此笔者拟结合俄文与日文资料，对该问题进行学术梳理。

　　二 前期集中遣返从 

　　1945年年底到1946年年初，总司令部就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遣返问题曾与苏方多次进行交涉，但未能达成协议[16]。1946年5月28日，总司令部代表与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再次就遣返问题进行谈判[17]。在此期间，苏联开始着手其管辖地域日本人遣返事宜，并在9月26日的内部报告中确认可从10月开始进行遣返[18]。1946年12月19日，解决苏联管辖地区日本人遣返与日本本土朝鲜人归国问题的《美苏协定》，由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К.Н.杰列维扬科（К.Н.Деревянко）与总司令部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缔结。根据该协定，从苏联的纳霍德卡港与霍尔姆斯克港、朝鲜元山港与咸兴港、中国大连港等地开始，每月合计遣返5万日本人（包括战俘与平民）归国[19]。从《美苏协定》缔结到次年1月6日，共从苏联发出遣返船4艘，有1万多名日本战俘归国，后因冬季结冰期来临苏联暂停遣返工作[20]。

　　1947年3月31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苏联暂停执行《美苏协定》一事，向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提出抗议后，从4月7日到12月5日，共有85艘（次）船搭载了176 851名日本战俘在舞鹤港登陆；从9月15日到12月1日有10艘（次）船只搭乘了19 184人在函馆港登陆[21]，其中有12 500余人是少佐以下军官[22]。12月2日，苏联驻日代表处通知总司令部，称12月到4月为苏联领海冬季结冰期，船只无法航行，因此日本战俘遣返工作暂停。同月16日，总司令部提出可向苏联派遣破冰船以继续进行日本战俘遣返任务，但苏方对此未作回应，因此1947年度日本战俘集中遣返工作结束。

　　针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遣返工作中止状况，1948年2月15日，日本救援同胞议员联盟就战俘归国问题，向苏联驻日代表处递交了战俘亲属的请愿明信片98万份，请求苏联尽快遣返所有在苏日本人。但这种利用社会舆论来促使苏方早日遣返战俘的活动收效并不明显，苏联仍按照自己的安排来遣返日本战俘。1948年4月12日，苏联内务部下达00374号命令，确定1948年度日本战俘遣返名额为17.5万人，其中将从西伯利亚各地日本战俘营中遣返129 138人，从各国民经济部门中遣返45 862人，上述人员从5月到10月每月遣返2.5万人，11月遣返剩余人员。此外，被判有罪的日本战俘与高级军官战俘不在遣返之列[23]。从5月6日到12月4日，共有87艘（次）船只登陆舞鹤港，日方共计接收了169 619人。但是，当年抵日人数与《美苏协定》中确定的苏联管辖地区每月遣返5万人的数额相去甚远，为此总司令部再次向驻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处提出抗议，并提出派遣破冰船请求，与此同时日本救援同胞议员联盟向苏方再次请愿。但12月8日，苏联代表处以气候恶劣与港口封冻为由，决定来年春天之前不再进行遣返工作[24]。

　　1949年3月，总司令部对驻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处提出宜尽早开启日本战俘集中遣返工作，并表示已做好每月接受16万人的准备工作。但5月20日，苏联塔斯社公布消息称：在苏联俘获的日本战俘中，7万余人在1945年由战地直接释放，从1945年12月到1949年5月已有418 166人被陆续遣返，从5月到11月则将遣返余下的95 000多人[25]。按照苏方安排，1949年度的日本战俘遣返工作从6月27日到12月2日进行。据日方统计数据，该年度共有87 403人归国。

　　1950年1月，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要求苏联就遣返人数进行解释，并声称苏联破坏了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9条及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权利的规定[26]。为此1950年度的日本战俘遣返工作，在当年史无前例的严寒气候中展开。纳霍德卡港从1月到4月发出4艘遣返船，共有7 547名日本战俘回国[27]。1950年3月5日，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向联共（布）中央提交报告称：苏联地区日本战俘已遣返完毕，目前仅余1 485名服刑战犯，可通过塔斯社告知日方这一情况[28]。4月22日，随着遣返船“信浓号”抵达舞鹤港，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发表消息：苏联本土地区日本俘虏已经遣返完毕，目前残留者仅为服刑中战犯1 487人及因病疗养者9人。但塔斯社所报道的数据与日方推算尚有30多万未归国者的数据相去甚远，因而激起了日本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29]。4月23日《每日新闻》、4月24日《读卖新闻》，接连发表社论追问30多万下落不明者的去向[30]。4月25日，日本政府针对塔斯社的报道向总司令部申诉，请求其向苏联施压，调查未归国者实际人数并尽快遣返剩余人员。对此，4月30日，日本国会专门通过决议，表示要全力争取滞苏人员回国。5月2日，针对苏联地区日本人遣返状况未尽事宜，日本国会再次通过决议，确定了三点努力方向：第一，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积极与苏联交涉，争取苏联控制地区（苏联本土、桦太与千岛地区、中国辽东半岛、北朝鲜）的残留日本人尽早归国；第二，从苏联获得死亡人员、在押战犯、日本人刑事拘留者及病患疗养者的名单；第三，争取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向苏联派遣调查团，查明相关情况，催促苏联早日遣返剩余人员[31]。

　　虽然塔斯社发布的战俘遣返完毕消息使得日本国内舆论高涨，谴责苏联的声音不绝于耳，但由于苏联坚持日本战俘遣返完毕的立场不放，日方对此也无能为力。客观上由于苏联本土地区的绝大部分日本战俘的确已被遣返归国，仅有少数被判刑战犯及病患疗养者存在，因此前期集中遣返宣告终结，剩余战俘人员的归国问题通过苏日红十字会协商与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进行解决。

　　三 后期集中遣返 

　　1952年4月28日，随着联合国《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日本恢复完全主权，自此总司令部对日本的管辖权失效，日本政府开始自主与各国进行滞留人员遣返交涉。在此之前，日本内阁已经开始着手此事，通过了《关于海外日本人接收问题的决议》，确立行动纲领与执行细则[31]。由此，苏日之间开始进行直接交涉，苏联本土地区日本战俘的后期集中遣返序幕随之拉开。但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棘手之处在于，一方面此时与苏联并未正式建交，之前代为出面的总司令部已不复存在，如何就遣返问题与苏联进行官方交涉是一大难题；另一方面，苏日之间北方四岛之争及其他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增加了解决剩余人员归国问题的难度。对此，苏联与日本通过红十字会协商与建交谈判的方式，解决了此问题。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宣布实行大赦，有不少服刑中的日本战俘与刑事犯被提前释放并等待归国。日本方面，对苏联地区残留日本人动向也一直在关注。1953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次联合国俘虏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日本代表就苏联等地残留日本人早日归国问题进行了陈述。8月26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社评认为，尽管日方一再降低姿态，恳请苏联早日解决战俘归国问题，但其归国历程极不顺利，遣返人数也远远小于日方掌握数据，因此应通过全世界的舆论力量来推动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彻底解决[32]。

　　1953年9月，因获斯大林和平奖而访问莫斯科的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大山郁夫在与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会谈时，被告知在苏联地区尚有一些日本人，日方可就此事与苏联红十字会等有关机构进行交涉[33]。大山郁夫当即给日本红十字会发电报，称苏方有意就残留日本人归国问题进行接触。日本红十字会立即紧急派出以会长岛津忠承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磋商，经过五轮谈判，两国红十字会于11月19日签署了《苏日共同声明》[34]。声明确立了苏联地区日本人被遣返者为服刑期满者、被刑事赦免者、由苏联最高法院裁定提前释放战犯，共420人，另有普通滞留人员854人，合计1 274人，至于剩余的1 047名服刑战犯，待其服刑期满苏方即安排遣返。根据苏日红十字会达成的协议，苏联地区日本残留人员的后期集中遣返工作开启。1953年12月1日，遣返船“兴安号”登陆舞鹤港，共载回811人。1954年3月21日，又有420人归国。从1955年4月18日到1956年12月4日，服刑期满者共有433人分8次返回日本[35]。

　　1955年6月7日，日本与苏联在伦敦开启了关系正常化谈判。对于两国而言，北方四岛之争与苏联地区残留日本人归国问题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日方首席代表松本俊一认为在苏日本人归国问题是日方必须尽快解决的头等大事，并向苏方表达了该立场[36]。9月5日，在谈判过程中苏联转交日方一份1 365人残留日本人名单[37]。但由于双方在北方四岛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造成伦敦谈判破产，因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956年1月4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就苏日谈判吐露了矛盾心迹：“虽然想早日解决苏联地区日本人归国问题，但能否以牺牲领土为条件来促成此事，并无获得民众承认与拥护的把握。”[38]重光葵的这番话实际上表明了日本政府所处的尴尬境地：不仅有争议的北方四岛处在苏联的牢牢掌控之下，而且日本人归国问题亦被苏联占据着绝对主导权，应该如何运筹帷幄，才能在领土问题与人员问题上达成折衷。但是，此时距日本宣布投降已逾十年，苏日两国都认识到战后恢复正常关系经年不决的状况已严重不符合国家利益，因此经过不断外交磨合与政治妥协终于达成建交协议。1956年10月19日，日方代表松本俊一与苏联代表А.А.葛罗米柯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共同宣言》，两国外交关系恢复正常。根据宣言第5项内容，苏联地区所有被判刑战犯在宣言生效后将被立即释放并遣返回国，另外苏联还有义务根据日方请求对下落不明者进行协查。12月26日，作为苏联地区最后一次日本人集中遣返，有1 025人返回日本[39]。至此，历经十年，除了极少数因政治信仰或通婚而自愿留居苏联者以外，苏联本土地区日本人宣告遣返完毕[40]。

　　四 结语 

　　从1946年到1956年，围绕日本战俘归国问题，苏日美三方进行了不断交涉，在前期集中遣返阶段以苏美直接交涉为主，后期遣返阶段则以苏日直接交涉为主。战后劳动力奇缺的窘境与日本战俘的集中性和易用性，是苏联征用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经济动机，但随着大部分日本战俘在1950年左右被遣返归国，利用残留日本战俘在苏日谈判中获取政治与外交利益成为苏联政府的现实考虑，这也是日本战俘集中遣返历经两个阶段，前后跨越10年的原因所在。而战后人道主义的兴起，1949年日内瓦关于战俘地位与待遇的国际公约的通过，使得战俘问题不再是双边或三边外交交涉对象，而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与推动解决的共同目标：不仅联合国大会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战俘问题表示关注，国际红十字会亦积极促使各国解决战俘问题，这使得强制扣留大量外国战俘（包括日本战俘）的苏联背负了一定的道德压力[41]。笔者认为，在探讨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归国过程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战俘问题是苏美双方政治博弈的工具。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并将其改造为地区盟友，使得苏联对美日两国极为不满，因此在解决战俘归国问题上态度消极。《苏美协定》规定从苏联管辖地区每月遣返5万日本人，目的就是为了尽快解决人员归国问题，但这一目标从未实现过。在1955年苏日伦敦谈判中，苏联清楚地意识到支配日方行为的不是其民族利益诉求，而是美方的政治压力[42]。这种苏日美三角关系，直接影响了苏联与日方交涉的方式与目标：“苏联想借战俘遣返问题在领土问题上占据原有优势，并且要在遣返日本战俘之前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而扩大对日本的影响力。美国则是担心日本与苏联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会危害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希望苏日之间维持现状，甚至是通过恶意宣传来挑拨苏日关系，加深彼此矛盾。”[43]对于苏联而言，在苏日俘的命运成了在缔结对日和约时手中紧握的有利“王牌”，苏联也确实充分利用这张“王牌”获取了最大政治利益[44]。从最终实际效果来看，日本与苏联围绕战俘问题与领土争端长期难以实现邦交正常化，确实有利于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第二，日本战俘问题掺杂了苏日双方的历史积怨。对于苏联而言，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苏联内战期间日本出兵远东地区进行武装干涉，1931年以后苏日间的直接武装冲突，以及日本731秘密部队用包括苏联人在内的多国人员进行生化试验，都是损害两国关系、激起苏联憎恨日本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庆祝战争胜利的讲话中以饱含着复仇的口吻谈道：“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清洗，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45]斯大林乃至整个苏联民众的这种对日报复心态，可以说是促成其扣押日本战俘的心理动机，也是造成战后苏日长期纠葛于战俘问题与北方四岛问题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三，庞大的日本人群体出国与归国行为，从文化学上来讲是一种跨国、跨文化现象，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变迁与思想变迁，以及国家形象建构都有一定影响。以苏联地区归国日本战俘为例，西伯利亚地区的酷寒与漫长的回家（ダモイ，домой）之路，基本上成了战后苏联地区归日群体乃至整个日本对那个时代苏联历史记忆的代名词[46]。对于日本战俘而言，这种历史记忆被长期保存、发酵与传播。在1994年日方对战俘亲历者所进行的调查中提出“对于战俘生涯而言感到痛苦的事情有哪些？”，在3 085名受访者中复选的回答结果为：感受到劳动作业痛苦者为1 208人，占总人数的39.1％；感受到饮食供给不足者为2 095人，占67.9％；感受到生活环境恶劣者为864人，占28％；感受到回国希望渺茫者为1 536人，占49.7％；因战友死亡而痛苦者为721人，占23.3％；难以忍受酷寒者为1 424人，占46.1％[47]。此外，战后苏联对日本战俘信息鲜有公开报道，死亡者、去向不明者说明信息寥寥，使得日本社会从上至下均弥漫着一股无着落的焦虑感[48]。这种深刻的焦虑感加深了日本社会对苏联的不良印象，也是战后苏日关系长期冷淡的原因之一。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美苏对战败国日本条约安排与执行的影响（1945～1956）”（项目编号：14CSS01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戦後強制抑留史編纂委員会編集：《戦後強制抑留史》第7巻，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2005年，第31ページ。

　　[2]桦太岛为日语单词樺太島直译而来，为日本对萨哈林岛（Сахалин）的称呼，中国称之为库页岛。

　　[3]关于8月16日贝利亚电文，可参见戦後強制抑留史編纂委員会編集：《戦後強制抑留史》第8巻，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2005年，第49ページ。

　　[4]О приеме，размещении и трудов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обороны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 гко-9898сс，от 23 августа 1945 г.

　　[6]关于被强征的非军事人员，可参见戦後強制抑留史編纂委員会編：《戦後強制抑留史》第１巻，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発行2005年，第194ページ。

　　[7]具体可参见Бюллетень 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5 июля 1990 г.，Н123，C.8-9.

　　[8]张广翔、王学礼：《苏联在二战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三重考量》，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关于苏联对日本战俘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内容，可参见Кузнецов С.И.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Иркутск：Т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журнала "Сибирь"，1997，C.223.

　　[9]战俘与被拘留者管理总局缩写为ГУПВИ，全称为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是1939年苏波战争期间设立的的专门关押外国战俘与被拘留者机关，1956年因外国战俘与被拘留者遣返殆尽而被撤销。

　　[10]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東京：ぎょうせい1997年，第157ページ。

　　[11]同上，第133ページ。

　　[12]V.A.アルハンゲリスキー[著] 、滝沢一郎訳：《プリンス近衛殺人事件》，東京：新潮社2000年，第179ページ。

　　[13]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第145、479、482ページ。

　　[14]日本厚生省属于中央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医疗卫生及国民福祉事业。二战结束后在厚生省下设援护局，负责处理战后海外日本移民的接收与安置事宜，后接手中苏等国残留日本战俘归国任务。

　　[15]ТАСС，04.22.1950.

　　[16]Кузнецов С.И.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C.147.

　　[17]关于对日理事会的详细介绍可见：秦郁彦編：《世界諸国の制度·組織·人事：1840-2000》，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649ページ。

　　[18]Кузнецов С.И.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Иркутск：Т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журнала "Сибирь"，1997.，C.147.

　　[19]纳霍德卡港（Находка）为苏联在远东地区面对日本的一个不冻港。霍尔姆斯克（Холмск）位于桦太岛地区，日文名为真冈港（真岡港），苏联接收该港后改称为霍尔姆斯克。厚生省編：《引揚援護の記録》），東京：クレス出版，2000年復刻版，第32ページ。

　　[20]据苏方统计，1946年的日本战俘遣返人数为18 616人，具体可参见Загорулько М.М.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1939-1956.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Логос"，2000г：№ 8.16，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с.н.круглова и.в.сталину，в.м.молотову，л.п.берии о ходе репатриации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1947.1.14.

　　[21]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第39ページ。

　　[22]数据来源于Загорулько М.М.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1939-1956.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Логос"，2000г： № 8.34，приказ мвд СССР № 001004 о репатриации в 1947 г.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офицеров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не занятых на работах，и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чиновников，1947.9.30.

　　[23]数据来源于Загорулько М.М.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1939-1956.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Логос"，2000г： № 8.39，приказ мвд СССР № 00374 о репатриаци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японцев в 1948 г.，1948.4.12.

　　[24]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第40ページ。

　　[25]ТАСС，05.20.1949.

　　[26]Бондаренко Е.Ю.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Владивосток：Изд-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7，C.42.

　　[27]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第40ページ。

　　[28]数据来源于Загорулько М.М.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1939-1956.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Логос"，2000г：№ 8.50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Я.Вышинского，С.Н.Круглова И.В.Сталину о порядке репатриа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групп немецких и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1950.3.5.

　　[29]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第40ページ。

　　[30]见《毎日新聞》：《三十一万人のなぞ》，1950年4月23日；《読売新聞》：《卅一万はどうしたか》，1950年4月24日。

　　戦後強制抑留史編纂委員会編集：《戦後強制抑留史》第4巻，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2005年，第166-168ページ。

　　[31]同上,第621-623ページ。

　　[32]読売新聞《全世界の良心に訴う》，1953年8月26日。

　　[33]日本赤十字社編：《日本赤十字社社史稿》第6巻，東京：日本赤十字社，1972年，第286ページ。

　　[34]日本红十字会赴苏进行谈判事宜，事先获得日本政府授权，并在《苏日共同声明》签订之后获得日本政府正式认可。详情可参见舞鶴地方引揚援護局編：《舞鶴地方引揚援護局史》東京：紀伊國屋書店，2001年，第292ページ。

　　[35]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第43ページ。

　　[36]松本俊一著：《モスクワにかける虹：日ソ国交回復秘録》，東京：朝日新聞社，1966年，第32-33ページ。

　　[37]厚生省社会·援護局援護50年史編集委員会監修：《援護五十年史》），第43ページ。

　　[38]厚生省引揚援護廳長官官房總務課記録係編：《引揚援護の記録》続々，東京厚生省引揚援護庁，1950-1963年，第32ページ。

　　[39]关于最后一批日本人遣返的详细状况，可参见Загорулько М.М.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1939-1956.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Логос"，2000г： № 7.46，"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Н.П.Дудорова Н.С.Хрущеву，Н.А.Булганину и зам.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Н.Т.Федоренко о количестве япон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содержащихся в местах заключения МВД СССР，и 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их репатриации"，1956.11.23.

　　[40]如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就有40名因与当地妇女结婚而自愿留居的日本战俘，具体可参见Кузнецов С.И.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C.150.

　　[41]Бондаренко Е.Ю.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C.42.

　　[42]Катасонова Е.Л.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2003，C.355.

　　[43]王学礼：《在苏战俘问题研究（1941～1956）》，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5页。

　　[44]ロイ·メドヴェージェフ著；佐々木洋対談·評注；海野幸男訳：《スターリンと日本》，東京：現代思潮新社，2007年，第110ページ。

　　[45]《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9～470页。

　　[46]ダモイ是俄文单词домой的日语发音方法，以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編：《シベリア強制抑留者が語り継ぐ労苦》XIII为例，其所收录的数十篇苏联地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归国后所著回忆录与相关调查，基本上每个战俘经历者都提到了ダモイ这个词，具体可参见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編：《シベリア強制抑留者が語り継ぐ労苦》XIII，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2003年。

　　[47]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編：《シベリア強制抑留者が語り継ぐ労苦》第4巻，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1994年，第70ページ。

　　[48]重光晶：《北方領土とソ連外交》，東京：時事通信社1983年，第68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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