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上半叶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马萨里克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较早提出了小国家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观点，成为中东欧斯拉夫民族独立运动的思想和实践先驱之一。一战之后，他在致力于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机制建设的同时，又提出了通过建立民主国家联合体的方式来保障欧洲和平的“新欧洲”观。马萨里克的民主观和人文观具有浓厚的柏拉图和卢梭思想的色彩，过于强调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马萨里克;斯拉夫主义;民族国家;新欧洲;

　　【作者简介】高晓川，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62）

　　19世纪末期，中东欧地区民族运动的发展如火如荼，马萨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也是在这一时期投笔从政，受到西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并基于对中东欧斯拉夫民族历史发展的认识，在小斯拉夫民族运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与帝国中主流政治家不同的见解，他的“斯拉夫方案”，即奥匈帝国境内斯拉夫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设想在“一战”后得到协约国的支持并最终得以实现。作为中东欧地区突出的开明政治思想家，他强调民主和人文主义的政治思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他致力于促进国家和地区民主机制建设的不懈努力为他赢得了较高声望。

一 胡斯运动精神是马萨里克政治思想的基石 

　　马萨里克1850年出生于南摩拉维亚地区，是一个庄园主车夫的儿子。1876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柏拉图论灵魂的特性》。1878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助教，1882年受聘于捷克大学，1891年起先后成为奥匈帝国议会中“青年捷克党”、“捷克进步党”和“捷克现实党”等政党议员。

　　在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初，奥匈帝国治下的捷克地区发生了百年民族复兴运动，这是为复兴捷克语言和文化而展开的一场民族觉醒运动。在1848年以后，它逐步演变成以争取民族自治为目标的政治运动。马萨里克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一民族运动精神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其出发点是把捷克民族传统的根源追溯到15世纪初的胡斯宗教改革运动[1]。当时作为查理大学校长和神学家的胡斯因提出反对教会特权、倡导教民平等而被教廷烧死。在他死后，在捷克南部地区爆发了提倡新教的胡斯运动，掀起了欧洲中世纪第一次有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

　　胡斯运动对马萨里克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他把追求真理视为胡斯精神的本质，并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恪守崇尚正义和真理的道德原则。1415年6月18日，胡斯在被处死前写于狱中的一封信中曾说： “一位神学家对我说，只要我归顺教廷，一切都好说。如果宗教裁判所断言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不是两只，我应该表示赞同。我回答他：即使是全世界都这样对我断言，有理智的我也无法接受。”[2]在捷克史学家看来，这是15世纪捷克知识分子与教廷权威对抗，捍卫自己良知和理智的不屈精神的表现。马萨里克把19世纪捷克民族运动与胡斯运动联系在一起。在1910年发表的《扬·胡斯与捷克宗教改革运动》一文中，马萨里克提出，胡斯运动为18～19世纪捷克民族复兴奠定了思想和民主基础，胡斯运动的精神就是反对宗教权威和追求真理,胡斯被敬仰是因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道德热情，这比他反对宗教权威和教会滥用权力本身更重要[3]。胡斯曾把当时教廷出售赎罪券视为一种道德堕落，提出“如果盐失去了味道，何以为盐？”的口号。马萨里克认为,胡斯把经文置于裁判所和教廷之上，宣称基督是教堂真正的领袖，这是其追求真理的体现。在他看来，胡斯运动是所有捷克人反对教廷的斗争，是属于捷克人的伟大历史记忆。

　　其次，马萨里克把追求社会正义以及更高的道德水准视为胡斯运动的重要精神。在他看来，经过运动的熏陶，当时捷克地区的民众甚至开始比罗马教士更了解圣经。所以，追求更强烈的宗教虔诚和更高的道德水准同样是改革运动的亮点。尽管宗教改革运动由于内部分裂和教廷的镇压而失败，但它对教廷权威进行挑战、捍卫宗教经文真理性的精神为后来德国和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铺垫。一个世纪以后，欧洲其他地区的人跟随胡斯步伐，掀起了欧洲更大范围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曾提出胡斯学说中“有许多确实出自基督和福音讲授的真理”，并宣称自己是胡斯派教徒，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胡斯教徒[4]。1907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在其谕书中曾称，捷克宗教改革者都是把肚子视为上帝、物质利益至上的俗子，因为诱惑了整个世界，所以他们是破坏者，不是改革者。对此，马萨里克认为，捷克人不是为了物质目的跟随胡斯，而是为了一种精神，宗教改革运动成为了铸就捷克民族意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5]。

　　第三，他把胡斯运动视为反对神权专制的民主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不证明其原则是错误的，它奠定了捷克历史发展的民主根基，运动倡导的反对国家或教会使用任何暴力的道德理念超越了欧洲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6]。

二 斯拉夫主义观 

　　中东欧是欧洲众多小民族汇集的地区。19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的工业化、土地改革以及文化普及等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些都为民族运动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因素。在较长的时间里，多数民族运动的目标是通过帝国政治结构的联邦化改造实现民族自治。其共同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弱势民族争取平等的民族生存和发展权利；二是运动自下而上发展，把反对集权主义作为目标；三是运动的目标从捍卫民族语言和文化权利转向民族自治和自决的政治目标。18世纪晚期以来的多数思想家倡导大民族观，认为作为“历史残余”的小民族难以单独生存，哈布斯堡王朝在中东欧地区的长期存在便是小民族需联合在帝国治下的证明。在马萨里克生活的年代，法国革命传播的自由、民主等新思想已经开始成为包括斯拉夫人在内的欧洲民族运动的有力武器，特别是日耳曼思想家赫尔德提出的民族平等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小斯拉夫民族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投身于摆脱帝国压迫的民族运动中。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民族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民族运动代表，他们根据各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特点提出了关于民族发展的不同设想，出现了早期的斯拉夫主义。

　　马萨里克认为，斯拉夫主义最早出现在捷克的知识分子中间，以科拉尔(Jan Kollar)[7]和帕拉斯基（Fantisek Palacky）[8]等为代表的捷克历史学家在民族复兴运动中就提出了最初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前者强调斯拉夫民族间的友爱与平等关系，后者在1848年6月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届斯拉夫大会的主席宣言中提出享有和日耳曼民族一样的平等权利是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天赋权利[9]。这被学界认为是斯拉夫主义滥觞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这一思想的主旨是主张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分别摆脱被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同化的命运，争取帝国治下的自治地位。斯拉夫主义较早出现在捷克地区与该地区在中东欧所有斯拉夫民族中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较早接受西欧民主和自由思想等因素是分不开的。波兰人倡导的斯拉夫主义凸显以军事胜利方式实现复国的目标，强调在抵御俄国人和日耳曼人的过程中，建立斯拉夫民族间联盟关系的重要性。南部斯拉夫民族中的克罗地亚人提出建立以其为首的、南部斯拉夫人联盟的伊里利亚主义。不同民族的斯拉夫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谋求民族自治的同时，也强调斯拉夫民族间结盟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当斯拉夫主义自西向东传播到当时斯拉夫世界中最大的独立国家——俄国后，出现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它与其他小民族斯拉夫主义的显著不同就是包含有俄国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民族和文化敌对的态度，强调发展俄罗斯的民族性，并希望所有的斯拉夫人结成一个以俄国为首的联盟。实际上，俄国把斯拉夫主义视为树立对其他小民族霸权的有利的思想工具，利用这一主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马萨里克提出，每个斯拉夫民族实际上都以自我主义的方式看待斯拉夫主义，大民族从中看到了权威与扩张的合法性，小民族则从中看到了追求平等和反对压迫的合理性[10]。不可否认的是，斯拉夫民族间的亲近感决定了泛斯拉夫思想对包括捷克在内的其他斯拉夫民族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如青年捷克党具有强烈的亲俄倾向。1914年8月和9月，该党主席、战后曾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理的克拉马尔(Karel Kramar)率团访俄并受到了沙皇接见，会谈议题主要是“自由、独立的圣瓦茨拉夫（历史上捷克国王）王冠在罗曼诺夫王冠的照耀下闪闪发光”[11]。

　　结合19世纪后期中东欧地区民族运动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在世纪之交，马萨里克提出了对斯拉夫主义的新诠释。他认为，斯拉夫民族的觉醒是在法国大革命把人权观念和民族意识，以及德国和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传播到中东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斯拉夫人实际上是把其他更先进民族的思想用于自身的启蒙运动，特别是用日耳曼的哲学思想来反对日耳曼人的统治。他倡导民主与平等的斯拉夫主义观，提醒帝国中小斯拉夫民族在摆脱日耳曼人统治的过程中，也要避免陷入崛起中的斯拉夫大国——俄国的囚禁。基于对俄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他提出小斯拉夫民族应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小斯拉夫民族虽然可以向俄国寻求支持，但俄国的斯拉夫主义本质上是服从于沙俄的大国抱负，它不能理解小斯拉夫民族运动的本质和意义。因为俄国有着不同于捷克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历史，所以捷克人和俄国人之间没有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性。俄国虽是欧洲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但是小斯拉夫民族不能接近和顺从它[12]。

三 民族国家观 

　　奥匈帝国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欧洲典型的大陆型多民族帝国，它是11个民族和最少7种宗教文化的共同体。与其他欧洲大国相比，奥匈帝国的多元民族构成具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帝国中没有一个民族的人口超过帝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即没有一个主体民族；二是近60%的人口属于跨境或跨国人口，他们与其在帝国之外的民族国家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民族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帝国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帝国中民族关系具有矛盾多重和复杂的特点，体现在日耳曼、马扎尔两个强势民族之间，及其与其他弱势民族之间都有盘根错节的冲突关系。直到一战爆发前的较长时间里，帝国中多数地区民族运动的目标是实现联邦结构下的民族自治。

　　作为帝国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至20世纪初，捷克地区的民族运动一直在帝国充当着领头羊的作用，其现实目标是争取自治地位，认为这是捷克王国的“历史权利”，具体而言，就是恢复1620年之前的捷克王国自治地位。1871年，奥皇曾授意政府起草赋予捷克自治地位、史称“根本条款”(Fundamental Articles)的宪法改革草案。这是帝国进行政体多元共有的尝试。但主要迫于日耳曼政党的压力，改革草案流产。这对捷克民族运动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使得捷克一些政治家产生了对帝国的怀疑态度。他们开始认识到，以争取自治地位为目标的民族运动纲领建立在不现实的基础上，他们要为其政治抱负寻找新的目标。

　　在19世纪末担任帝国议员后，马萨里克对民族运动的认识受到了早期捷克民族运动理念的影响。他说自己曾经苦恼于小民族的前途问题，曾徘徊于对哈布斯堡的忠诚与仇视的矛盾中[13]。直到19～20世纪之交，他认识到捷克理念和哈布斯堡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前者追求民主与自由，后者维持专制与压迫。他从历史发展观提出了关于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新认识。他认为，从19世纪开始，历史已经进入政治自决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任务是争取政治独立和建设民族民主国家，民主作为政治的标准原则具有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和普适性，即法国革命后出现的被统治民族从异族群体的国家分离、构建独立民族国家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他提出，没有一个民族拥有支配其他民族的自然权利，也不存在阻止任何一个民族发展其所有内在潜力的自然权利[14]。他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强调民族成员有权打破旧条约的约束、脱离异族统治或与其选择的其他民族组成新国家[15]。在他看来，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大国的概念正在变化，旧的大国在衰落，新的民族国家在出现。历史发展证明，不管是19世纪初的拿破仑帝国，还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法兰克、罗马、拜占庭帝国都消失了，从中出现了小国家。过去属于大的多民族专制帝国的时代，物质力量是帝国的决定性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除了民族统一形成的大国外（如德国和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塞尔维亚、希腊等小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是奥斯曼、俄国、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帝国处于衰落阶段的证明，小国的出现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事实上，他的观点与当时包括捷克地区在内的帝国中多数政治家并不一致。19世纪末，针对帝国中越来越尖锐的民族矛盾，奥地利社民党提出了文化自治原则，强调通过将中央政府的部分职能（主要是文化和教育）转移给地方民族自治机构的方式来缓和民族间矛盾，维持帝国的统一。匈牙利政治家雅西（Oscar Jaszi）提出按照瑞士模式把帝国改组为由民族自治区域组成的联邦国家，帝国东西部之间天然的经济互补和民族多元构成是建立联邦的有利基石[16]。1912年时，他曾在《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强调，弱势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所有民族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将导致民族国家的产生，但其最终结果不是民族国家本身，而是要创造一个大的国家联盟[17]。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民族党宣传建立多瑙河联邦的设想，号召罗马尼亚人争取帝国治下的自治地位，而不是与罗马尼亚王国统一。1917年5月，帝国议会中南部斯拉夫民族议员曾发表声明，呼吁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帝国中的一个自治实体。

　　1914年之前，大多数捷克政治家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捷克国家是不可能的。1908年，贝奈斯（Edward Benes）曾提出：奥地利境内各民族间的历史和经济联系如此密切，帝国解体根本不可能。奥地利，特别是捷克地区实行普选和进行民主化改革将会为民族和解提供土壤[18]。1911年在帝国议会下院的515个席位中，捷克政党拥有108个席位，其中农民党有37个席位，社会民主党有26个席位，青年捷克党有14个席位，马萨里克所代表的捷克现实党只有一个席位，是议会中最小的捷克政党[19]。当时，社民党认为只有在帝国的大经济体中捷克地区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个独立的捷克民族国家会因为太小而不能够获得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充足的产业基础。农民党认为，捷克人没有能力解放自己[20]。

　　从当时的大环境看，马萨里克实际上是在反对维也纳和布拉格的两条阵线上战斗。他把捷克民族运动的目标定位为实现捷克地区的非奥地利化。他提出，帝国联邦化改造是一种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保守方案，在新的历史阶段，基于民主基础上的民族自决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途径选择具有了优先地位[21]。他反对帝国中多数政治家及民族运动代表提出的民族自治形式的联邦方案，而是把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作为新目标。在他看来，自治或联邦化改造方案的实质只是帝国对其治下民族施与的小恩惠，以期获得后者对帝国的继续忠诚[22]。在“一战”后期，他就开始在西欧和美国宣传其“斯拉夫方案”，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联合建国、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波兰复国、匈牙利建立单独国家等。帕尔默说，马萨里克在“一战”后期积极促成协约国赞同他提出的解体奥匈帝国的方案和建设新欧洲的蓝图，他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代言人[23]。

四 民主与人文主义的新欧洲观 

　　马萨里克深受柏拉图民主思想和卢梭人文思想的影响，在战后新民族国家建设以及新欧洲关系构建中，他将其民主、人文思想付诸实践。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奠基人，一方面他致力于把捷克斯洛伐克建成“一战”后中东欧地区民主机制最完善的国家，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建设民主国家联合体的方式来保障欧洲和平的“新欧洲”观。

　　在他看来，民主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和理想政府的模式。民主的基础是科学, 不是神学，民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容忍。民主意味着必须废除统治与被统治的隶属关系，公民应享有议会民主、自由与和平。民主国家应由具有道德水准和哲学思想的人来治理，民主的基础在于人民或民众的权威，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民主国家的基础不是神授权利和教会，而是建立在人民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它不是统治者的政府，而是所有人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理想的民主形式是人民直接治理。民主制度的运转需要法律和法治的维护。由于民族和国家的规模不一样，在限定的历史条件下，民主还只是通过代议制来体现的间接民主。他举例说，在奥匈帝国，即使是国家铁路公司中最低级的官员也会对民众摆架子，但在真正的民主体制下，即使最高的官员也是为人民工作的民众之一[24]。他承认民主也有缺陷，人们要不断地通过头脑和心灵的革命来完善民主。

　　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人文主义道德价值的政治内涵。他认为，从历史演进一开始国家就依靠教会的道德合法性，这是神权政治合法性的根源所在。战后神权政治开始向民主政治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建立政治体系中的人文主义道德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他把公民教育、道德、思想水平的提高也视为广义范畴的民主内容—他称之为“非政治的政治”，这是实施民主政治的重要道德基础。道德价值观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培育每个公民的正直和仁爱，如果公民缺乏这种道德价值观，即使有宪法、议会、行政机构、警察和军队的存在也难以保障民主政治的实施。既不能忽视国家政权的外在合法性，也不能将其神化或崇拜国家权力。把民主与人文主义道德价值结合起来具有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是民主的基础，民主是人文主义的政治形式，基于人文主义之上的人的民主意识是政治制度的最佳守护者。民主和人文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与国家和宗教的专制主义相对立的。反对专制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宗教、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现代民主进程的主要特点。共和体制也只是一种形式，民主才是本质，共和的形式并不能保障民主的实质，就好像制定一部好宪法容易，但执行好宪法并不易一样[25]。

　　他把民主和人文主义观引入到战后欧洲关系建设中，提出要建设由民主国家联合体组成的“新欧洲”观。在他看来，历史从来都是信仰和非信仰之间的斗争，人类历史是不断朝着更加进步的民主和人文主义方向发展的过程。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及日耳曼帝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道德的合法性，已经化身为民主体制的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和人文主义的斗争必须要继续下去。据此他提出，欧洲战后初期阶段是“在神权（欧洲天主教和东正教）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神权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差别在于他所称之为“权威问题”的解决上，神权政体的权威来自于宗教，上帝和神学启示，民主政体的权威来自于大众，建立民主机制就是去神权政治[26]。

　　民主价值观及其实施不仅符合国内利益，也符合国际利益。他的“新欧洲”观也包括民主和人文主义两条主线，两者都是战后新欧洲建设的基石。在他看来，新欧洲是民主化的欧洲，其与旧欧洲的区别在于民主替代专制与神权。从历史上看，欧洲国家都建立在皇权和教权结合的基础上，新欧洲的构建是民主的，不是中世纪贵族式的，神权和帝国政治将被新的思想、宗教、政治和社会革命所推翻。他在写于1917的《新欧洲——斯拉夫人的立场》一书中提出了构建战后欧洲民主价值观的理念。在书中他提出，战后欧洲建设的中心是民主化建设，其重要前提是根据人文主义精神重新构建各民族国家的社会道德体系。在欧洲国家关系上，建立国家间的民主合作机制对于欧洲的稳定与和平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即只有欧洲国家普遍的民主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合作机制才能保障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新欧洲观曾得到了当时不少欧洲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高度赞同。针对战后新独立的中东欧国家，他提出构建作为民主国家联合体的中欧合作机制，但是由于多数中东欧其他国家后来出现了极权政体，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五 结语 

　　作为中东欧近现代史上以思想而成就的政治家，马萨里克在推进中东欧地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他崇尚民主与人文主义的精神遗产对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生态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918～1935年担任总统期间，他着力民主机制建设，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东欧地区倡导社会和宗教平等、重视公民教育的民主孤岛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于奥匈帝国的思想家卡尔·波普称他是所有开放社会的战士中最伟大的一位[27]。有学者把1968年“布拉格之春”视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把马萨里克思想灌输到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尝试”[28]。1991年成立的维谢格拉德集团（1994年改为中欧四国集团）可视为对马萨里克当年设想的中欧民主国家联合体的实践。

　　马萨里克的政治思想也有突出的唯心史观特征，如过分强调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推动作用，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在。此外，在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他否认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性,认为斯洛伐克人是捷克民族的一部分。从1918年10月建国后，政府着力宣传捷克斯洛伐克主义，通过强化联邦政府权限、削弱两个共和国政府权限的方式来压制斯洛伐克的自治要求，这一政策逐步演变成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进行同化的实践，最终导致了两个民族间的关系趋向分裂。

　　注释： 

　　[1]15 世纪初，捷克布拉格大学教授兼校长胡斯号召反对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压迫，进行宗教改革。1415 年胡斯在康斯坦茨会议上以异端罪被处火刑。其追随者统称胡斯派。该派在宗教上主张以《圣经》为唯一的信仰标准，否定天主教会的权威，主张废除等级特权，建立信徒财物公有制度，提倡人人平等。胡斯派的学说对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的神学思想都有直接的影响。

　　[2]Tomas G.Masaryk, “Jan Hus and the Czech Reformation”, The Meaning of Czech History, Edited by Rene Wellek,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4, p.9.

　　[3]Ibid, p.9.

　　[4]《马丁·路德自传》，载《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5]Tomas G. Masaryk, “Jan Hus and the Czech Reformation”,p.12.

　　[6]Ibid, p.438.

　　[7]Jan Kollar(1793～1852), 出生于斯洛伐克的诗人、政治思想家，在其最主要著作《斯拉夫女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斯拉夫人相互平等的观点。

　　[8]Fantisek Palacky(1798～1876), 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被称为“捷克民族之父”。

　　[9]全文见 Frantisek Palacky, “Manifesto of the First Slavonic Congress to the Nations of Europ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26, No.67, 1948, Apr., pp. 309-313.

　　[10]Tomas G. Masaryk, 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ries and Observations 1914-1918,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27, p. 123.

　　[11]〔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5页。

　　[12]Tomas G. Masaryk, 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ries and Observations 1914-1918,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27, p.126.

　　[13]Tomas G. Masaryk, 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ries and Observations 1914-1918,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1927, p. 46.

　　[14]Ibid, p. 124.

　　[15]Tomas G. Masaryk, Nova Evropa, Praha: Nakladem Gusatava Dubskeho, 1920, s. 82.

　　[16]Oscar Jaszi,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268.

　　[17]Nandor Dreisziger, “Oscar Jaszi: Prophet and Danubian Federalist”, Hungarian Quarterly, spring 2006, Vol.47, Issue 181, pp.159-162.

　　[18]Hertz Frederick, “The Destruction of Austria-Hungary”, Contemporary Review, 202, Dec 1962. p.320.

　　[19]Victor Mamatey, “The Union of Czech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ichsrat 1916-1918”, The Habsburg Empire in World War I, edited by Robert A. Kan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

　　[20]Ibid, pp. 5-8.

　　[21]Tomas G. Masaryk, Nova Evropa, Praha: Nakladem Gusatava Dubskeho , 1920, s.146.

　　[22]Ibid, s.160.

　　[23]〔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165页。

　　[24]Tomas G. Masaryk, 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ries and Observations 1914-1918,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27, pp. 391-393.

　　[25]Ibid,pp. 418-419.

　　[26]Josette Baer,“The Conception of Europe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G. Masaryk and Vaclav Havel”,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Vol.52, No.3 (Sep.2000), p.220.

　　[27]〔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28]Elizabech Wiskemann , “Czechoslovakia 1918-1968:Thomas Masaryk’s Legacy”, Spectator, Oct.25,1968, p.573.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