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当代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近年来用保守主义作为代替20世纪三大主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第四政治理论”，其实质依然是他以往宣传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以传统主义、“保守主义革命”和欧亚主义等思想为基础，具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特征。杜金的保守主义与“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纲领既有相类似的原则，也存在重大差别，本质上并不相同。

　　【关键词】杜金;“第四政治理论”;新欧亚主义;保守主义

　　【作者简介】荆宗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当代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想流派的创立者亚历山大·杜金多年来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思想。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正是杜金的激进意识形态“成为今天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对克里姆林宫产生了影响，在普京对外政策的急剧转变中起了促进作用。法国《新观察家报》把杜金称为“普京时代的拉斯普京”，土耳其媒体则称其为“俄罗斯的基辛格”[1]，美国“国际事务”网站称杜金为“普京的智囊”[2]。

　　杜金创立“新欧亚主义”以来，根据俄罗斯社会的现实情况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于2008年发展出他自称最能体现其思想体系完整性和深度的“第四政治理论”。本文尝试对该理论进行分析，并将其与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进行比较。

一 杜金“新欧亚主义”的缘起 

　　保守主义通常是对社会激进发展的反应。如果说革命前俄罗斯保守主义首先是对法国革命的反应，俄国海外侨民的保守主义（包括欧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和随后的社会变革的反应，那么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保守主义是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自由主义激进改革的反应。在苏共意识形态被抛弃、自由主义激进改革受挫后，俄罗斯社会需要一种能摆脱危机的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该尊重传统价值，保持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和连续性，把现实与过去的空隙逐渐缩小，以使广大民众适应时代的变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主张正符合这些要求，逐渐被俄罗斯的统治精英所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政党和政治人物纷纷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加入保守主义色彩的主张。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杜金作为“第三道路”方案的“新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了。

　　在1991年发表的《保守主义革命》一文中，俄国古典欧亚主义被杜金作为“保守主义革命”思想的一个流派加以介绍[3]。随后几年里，杜金在俄罗斯的一些刊物上大力宣扬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杜金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既不赞同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主张走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保守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杜金看来，“保守主义革命”与左派和右派既有相似的成分，同时也有相对立的成分；既不是一味追求恢复一切传统的“保守主义”，也不是左派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在认识现代社会危机根源的基础上，反对激进、恢复传统的一种革命。

　　杜金认为，俄罗斯“第三条道路”起源于斯拉夫主义者。几乎所有俄国斯拉夫主义者都能被列入“第三道路”的框架内，因为他们几乎都与左翼或右翼西方派相对立。杜金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第三道路”主要代表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在俄罗斯集中体现在欧亚主义思想上。杜金把欧亚主义称为“斯拉夫主义的未来派”，因为“他们把传统主义甚至复古主义与满足人民渴望社会公平、非资本主义甚至可能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努力结合在一起”[4]。古典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阐述，被杜金理解为是“保守主义革命”的“第三道路”在地缘政治主题上的体现。因此，正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和它的历史命运使“保守主义革命”具有亲俄罗斯的性质。所以说，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起初是以“保守主义革命”思想为基础的，旨在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寻找“第三道路”，并用其填补俄罗斯意识形态真空。

　　俄罗斯学者曼金科夫把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分为“自发保守主义”和“官方保守主义”。“自发保守主义”也被称为“本土保守主义”，延续了俄罗斯19世纪传统本土保守主义的思想。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以苏联时期“右翼持不同政见者”为主的“右翼保守主义”，这一部分大多属于东正教民族主义者，他们强烈批判苏联的“极权制度”和无神论思想；另一部分是以民族—共产主义者为主的左翼保守主义，他们主张国家至上主义和帝国思想，认为苏俄的对外政策部分地维护了俄罗斯民族利益，同时他们也批判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对俄罗斯传统生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5]。根据杜金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他最初接触的是反共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想。杜金早在1983年就通过杰马里与俄罗斯传统主义流派的奠基者叶甫盖尼·戈洛文认识，而戈洛文受欧洲右翼神秘主义的影响，痴迷于神秘主义，并鄙视西方的民主文明[6]。自认为是右翼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杜金在1988～1989年间加入了具有右翼保守主义色彩的民族—爱国主义阵线“纪念”组织，并很快进入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成为领导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杜金在“保守主义革命”的“第三道路”立场上对自由主义激进改革持坚决反对态度。苏联的解体给俄罗斯人民造成巨大冲击，令杜金重新反思其“反共”立场。他开始与“左翼”阵营接近，从“右翼欧亚主义”转向“左翼欧亚主义”，并与俄共等左翼组织联合组成“红—白”反对派联盟。杜金曾声称“与左翼阵营实现思想结合的公分母就是欧亚主义范式”[7]。1993年他与作家爱德华·李蒙诺夫一起建立民族—布尔什维克党（НБП）。由于右翼和左翼保守主义思想都对杜金产生过影响，所以他的“新欧亚主义”虽然吸收了来自德国“保守主义革命”和西欧“新右翼”思想，但从思想性质和发展历程来看属于俄罗斯“本土保守主义”。

二 杜金“新欧亚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及性质 

　　杜金认为欧亚主义首先是种哲学，它有四个基本哲学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情欲的爱国主义”。杜金认为民族就是爱，它源于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正是这种爱产生的所有生物体的综合，形成了民族。“没有爱就没有民族，民族是爱的产物”[8]，所以民族给人提供了一切：外表、生命、语言、文化。人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祖先的爱所产生的，也就是民族产生的。因此，杜金认为在欧亚主义哲学中“民族是绝对的范畴”，“我们不能单独地爱自己，而应该通过对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爱来爱自己”[9]。这种从情欲之中推导出的“爱国主义”让杜金得出观点：“俄罗斯人是绝对的民族，以致不能理解其他民族存在的意义”[10]。可见杜金的欧亚主义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第二条原则是“土地精神”。这是关于“生存空间”的概念。杜金认为在欧亚主义中空间被理解为绝对的有生命的现实。空间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存世界的划分。“对待空间就像对待生命一样，这是欧亚主义的实质”[11]。这一原则既是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对古典欧亚主义者彼得·萨维茨基的“发展地”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拉采尔的“国家是生命有机体”观点的延续。古典欧亚主义者和拉采尔都认为人类政治空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形式，这种“有机体论”是两者的共同特征。既然空间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那么自然得出结论：国家和民族的边界也是有生命的。所谓边界，杜金认为是“一个生命体与另一个生命体分隔开的地方”，也就是说边界不是随意划分的，而是根据民族或国家的内部文化和历史属性，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而划分的，决不能破坏民族生命体的完整性。

　　第三个哲学原则是永恒原则。杜金认为“时间是虚幻的，只有永恒性才是现实存在”。永恒性的经验才是欧亚主义意识的主要内容，永恒的东西应该是欧亚主义者的经验对象。杜金随之归纳为“我们是绝对事物的支持者，反对相对的事物”[12]。因此，“俄罗斯—欧亚洲”发展历史中那些永恒的、绝对的东西，就成了欧亚主义思想的实质内容。

　　在前三个原则的综合基础上产生第四个哲学原则：俄罗斯是绝对的祖国。杜金认为俄罗斯不仅是欧亚主义的灵魂和灵感的来源，而且俄罗斯本身就是民族、俄罗斯人概念的来源。根据“对民族的爱”的原则，应该对俄罗斯充满爱国主义感情；根据土地精神的原则，俄罗斯就是有生命的空间，它是有自己独特的空间领土范围的；根据永恒性原则，俄罗斯是超出时间范畴的永恒的祖国。因此，对欧亚主义者来说祖国是对民族生存的土地的永恒的爱，是绝对的。

　　需要指出的是，杜金这里所说的欧亚主义哲学并不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海外侨民中产生的古典欧亚主义哲学，而是他自己创立的“新欧亚主义”哲学。杜金“新欧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是传统主义、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和古典欧亚主义思想。杜金的传统主义思想主要受法国传统主义者雷内·格农（1886～1951）及其学生尤利乌斯·埃沃拉（1898～1974），以及欧洲“新右派”代表阿兰·德·伯努瓦等人的思想影响。格农认为现代社会——西方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用传统，特别是东方的传统才能拯救危机中的西方。杜金吸收了这种“东方—西方”对立的、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并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认为“现代化”与“西方化”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在“传统”和“现代性”关系上，杜金认为，“格农的传统主义坚持现代社会及其语言具有不可逆的病态特征的观点，并且只有激进地与现代性决裂，比如像‘反现代世界的起义’，以及‘保守主义革命’那样的方式才能改变局势”[13]。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是“绝对否定的概念，它是灵魂的毒药”[14]。

　　杜金“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该流派的思想家们深受德国政治浪漫主义，尼采对理性的批判，特别是穆勒·范登布鲁克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的深刻批判的影响。范登布鲁克声称“自由主义导致民族死亡”，“必须拒绝自由主义”、“拒绝理性主义的指导，因为理性主义已沦为‘纯粹的计算’，在它的影响下，人类已经失去了道德”，“必须依靠真正的保守主义”[15]。另一位保守主义革命的代表埃德加·尤利乌斯·容在其专著《劣等统治》一书中“持续地攻击以自由、平等、博爱为革命口号而塑造了欧洲历史的1789年政治传统”，并认为保守主义革命的“革命”不是单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的革命，它触及人类精神的最深源泉。可见，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思想的主旨之一就是反对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民主制度。

　　杜金“新欧亚主义”的另一思想来源是古典欧亚主义。尽管其流派的论述存在差异[16]，但它的主要观点是：俄罗斯文明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而是独特的欧亚主义文明；俄罗斯—欧亚洲是俄罗斯多民族人民的发展地，必须实现欧亚洲的统一；西方文明不是普世的，而只是区域性的文明，俄罗斯应放弃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借鉴彼得大帝改革前的古罗斯与蒙古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思想，如“思想统治”（идеокраия)和“人民参与”（демотия)，来进行国家治理。这些都是与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国家管理理念，正如杜金所说，“自由主义是‘思想统治’理念的反命题。”[17]

　　杜金“新欧亚主义”思想来源的最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坚决的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延续了这些思想的反自由主义特性，同时还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点。

三 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 

　　随着俄罗斯社会日益趋向保守主义，杜金也脱离了右翼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党，从叶利钦政府的反对派向中间立场转变。1998年杜金成为时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顾问，不久开始用“新欧亚主义”代替“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新名称。特别是普京上台后，杜金实现了“新欧亚主义”从“哲学到政治”的转变。普京执政之初，杜金及其政治组织就宣称是“激进的中派立场”，全力支持普京，并称普京为“欧亚主义的总统”[18]，力求推动“新欧亚主义”成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思想”。普京执政后的一系列具有明显保守主义色彩的措施——打击分裂势力，加强中央权力的改革，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强调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传统价值，包括恢复苏联时期的某些爱国主义传统——都被杜金视作普京政府向欧亚主义道路前进的证明。杜金也积极组建各种政治组织，从“‘欧亚’全俄社会政治运动”（2001）到“欧亚党”（2002），再到至今仍然存在的“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组织（2003）以及“欧亚主义青年联盟”（2005），这些组织都是普京政府的积极支持者。杜金及其政治组织还与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有着各种密切的联系。随着保守主义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声望不断提高，特别是统俄党2009年把“俄罗斯保守主义”列入党纲，一贯追求为当代俄罗斯社会填补政治意识形态真空的杜金，开始强调“新欧亚主义”的保守主义色彩。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第四政治理论”的说法是杜金从法国“新右翼”哲学家阿兰·德·伯努瓦那里借用来的。伯努瓦在其著作《反对自由主义》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存在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三种源于西方现代社会思想的主要意识形态。二战结束，法西斯主义失败了；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意味着自由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伯努瓦认为自由主义也正在消失，因为“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是源于现代性，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时，它们的消失也是必然的”[19]，人类应寻求第四种意识形态。杜金以俄罗斯社会现实为基础，吸收伯努瓦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他的“第四政治理论”。

　　杜金认为，由于俄罗斯自由主义激进改革的失败，俄罗斯民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彻底抛弃自由主义，俄罗斯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因此需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意识形态来填补这个真空，这种意识形态被杜金称为“第四政治理论”。杜金声称该理论“不是教条，不是完成的体系，也不是现成的方案”，“每一个在这方面进行思考的人都可以提供某些自己的观点”，“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和欧亚主义与第四种意识形态完全接近”[20]。在阐述该理论的性质时，杜金声称第四政治理论是“后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方案”：它应是“反对后现代”、反对“后工业社会”、反对“实现自由主义意图”、反对“全球化及其逻辑和技术基础”的理论[21]。杜金还强调神学和传统在“第四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声称“神学正在回归，并成为第四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2]。杜金还强调神话和古代文明对第四政治理论的意义，主张恢复“新时代”，也就是现代社会之前的古老的神学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以及非理性主义的崇拜仪式和传说，抛弃现代性的进步思想属性。杜金甚至提出“古老的意味着是更好的，越古老越好”的口号[23]。最后，为了对“后现代的自由主义”说“不”，为了否定产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逻辑，杜金认为应该首先从保守主义开始，也就是说他用“保守主义”作为“第四政治理论”。

　　杜金把当代保守主义进行了分类。首先是基础保守主义（原教旨保守主义），又被杜金称作“传统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传统主义者雷内·格农及其学生意大利人尤利乌斯·艾沃拉等人。传统主义者主要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进步性。他们推崇传统社会价值观，认为传统社会是超越时间限制的理想状态，而现代社会（现代性）及其基本原则是衰败和退化的产物，它的等级解体，价值核心从精神转移到了物质上。用传统反对进步思想、反对笛卡尔的主客观哲学、反对当代实证科学及建立在其上的教育体系。杜金很重视传统主义在保守主义中的地位，认为虽然基础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但“如果想追溯保守主义的根源和建立保守主义的最终话语知识，应该优先研究它”。同时，杜金也指出传统主义者们的“某些评价和预测是不对的，需要修正”[24]。

　　其次是自由—保守主义，杜金又称之为“现状保守主义”，它的主要特点是“赞同现代性的普遍趋势，还赞同现代性最前卫的表现形式”[25]。也就是说自由—保守主义不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实质性趋势，它阻止或延缓任何改变现代性的变化，反对基础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左翼保守主义。

　　第三种是保守主义革命，这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德国魏玛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卡尔·施密特、阿尔图尔·穆勒·范登布鲁克等。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能够辩证地看待保守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不仅希望像自由—保守主义那样阻止现状变化或者像传统主义者那样想回到美好的过去，甚至还要从世界的结构中清除恶的根源。用阿尔图尔·穆勒的话说就是“以前保守主义者试图阻止革命，而我们应该领导它”[26]。还有左翼保守主义，主要是指以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索列尔为代表的社会—保守主义，该流派从君主制和马克思主义两个立场出发向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进攻，而对于德国和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杜金则认为既可以归为左翼保守主义，也可以列为保守主义革命之列。

　　杜金在论述欧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时，认为“欧亚主义属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范畴，既有基础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的特点，也有保守主义革命（包括左翼欧亚主义的社会—保守主义）的特点。唯一例外的是，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在保守主义中只有自由—保守主义是不能被接受的。”[27]由此可见，杜金所说的作为替代自由主义的“第四政治理论”的保守主义，是属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这实质上就是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只是杜金把“新欧亚主义”冠以“第四政治理论”的称谓，放入他所称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加以阐释，虽然叫法不同，但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本质始终未变。

四 杜金保守主义与统俄党“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比较 

　　在自由主义思潮因激进改革受挫而日渐式微、俄罗斯社会逐渐趋向保守主义的情况下，俄罗斯各政治势力开始用保守主义色彩的口号来包装自己，特别是各时期的“政权党”都提出了各自的保守主义主张，形成了所谓的“官方保守主义”。最典型的“官方保守主义”当属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纲领。该党早在“统一”党时期，就在党纲中提出了保守主义主张，当时被称为“中派保守主义”。2001年“统一”党、“祖国”党和“全俄罗斯”党合并成“统一俄罗斯”党（下称统俄党）。作为支持普京的“政权党”，统俄党此后不断根据普京的发言提出相应的政治理念和主张。2003年统俄党主席格雷兹洛夫在党的三大上指出，“中派主义就是实用主义”。2005年，统俄党根据普京的年度《国情咨文》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统俄党”领导人之一的苏尔科夫认为，人们追求在基于公正原则的社会中自由生活，而这个社会组织通常是国家。自由人的尊严需要其所归属的国家也在公正建构的世界中自由地生存。因此对俄罗斯来说，“主权民主可以设定为一种社会政治生活形式，在这个社会里，为了构成它的全部公民、社会集团和人民获得物质福利、自由和平等，应只由俄罗斯国家人民选举、产生和委派他们的机构进行活动”[28]。“主权民主”思想赞成国家继续与国际社会一体化，但必须是在有利于俄罗斯的条件下，绝不能在外部压力下融入国际社会。“主权民主”概念正体现了统俄党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理念。2009年统俄党正式把“俄罗斯保守主义”写进党纲，时值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俄罗斯“全面现代化”战略之际，“俄罗斯保守主义”于是又有了“保守主义现代化”的含义。

　　由于俄罗斯宪法规定不允许任何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因此普京长期回避直接赞成某种意识形态思想。但普京执政以来的施政纲领和措施都明显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特别是2012年普京第三次出任总统以来，他在公开讲话中多次谈及保守主义理念。普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保护传统价值观的立场”，他引用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的话：“保守主义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它阻碍前进和向上，而在于阻碍后退和向下，阻碍向混乱的黑暗发展，阻碍重回原始状态。”[29]普京同时又强调：“试图向其他国家强加似乎更先进的发展模式的实际结果都是倒退、野蛮和流血”[30]，要建立强大的国家，保卫俄罗斯主权，维护俄罗斯人民的安全与尊严，这种强国思想依然是“主权民主”思想的延续。在强调维护主权的同时，普京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中还具有包容性很强的“中间路线”的特点，比如普京在第10届瓦尔代国际俱乐部讲话上说：“必须在持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们之间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所有人，包括所谓的新斯拉夫主义者、新西方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需要共同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目标。”[31]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左和右的分歧，实现社会和谐的实用主义理念也是统俄党的“俄罗斯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

　　统俄党的“俄罗斯保守主义”主张尊重传统价值、强国思想、社会取向的改革、中间政治路线，这与杜金的“保守主义”也就是“新欧亚主义”思想十分接近。但统俄党的保守主义并未真正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内部分为几个政治派别。在2005年前后，统俄党内部形成了以安德烈·伊萨耶夫为首的“社会保守主义”和以弗·普利金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党内辩论俱乐部。“社会保守主义”派别强调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以及强国战略，但也不排斥自由主义思想，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中派色彩；而“自由保守主义”则更倾向自由主义价值，强调公民个人权利、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物质福利的获取，但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主张通过与保守主义者的对话方式实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

　　此外，统俄党内还有“国家—爱国主义俱乐部”，更强调爱国主义传统，该俱乐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更浓。统俄党内的这三个辩论俱乐部，基本包含了俄罗斯社会中“左、中、右”三种意识形态思想。这三个俱乐部是为了推动实现“普京计划”和“2020战略”而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团结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力量，挖掘知识界的潜力，实现不同社会集团的和谐”，这三种意识形态立场不尽相同的俱乐部被统俄党“旨在确保俄罗斯的历史性成功和所有公民的成功未来的基本世界观价值、理想和纲领性目标联合在一起”[32]

　　可见，统俄党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是一个包含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的开放性的思想纲领，它最明显的特征是为实现俄罗斯发展战略而采取的“实用主义”。“政权党”的性质决定了统俄党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在对普京、梅德韦杰夫等人思想的解读基础上形成的，其作用主要是为了帮助普京政府获得竞选胜利以及确保议会多数顺利施政。普京本人曾多次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有时又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33]，这种看似矛盾实则实用主义的表态，决定了统俄党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注定也是实用主义的。该党的“团结俄罗斯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宗旨，导致不同政治立场的政客为了政治利益而加入统俄党，投机性也十分明显。就如俄罗斯学者巴诺夫（П.В.Панов）所说：“统俄党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独立的政治行为者，也不能高效地促进地方选举的团结作用：精英们只是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利用它的政治团结潜力”[34]。

　　因此，虽然当代俄罗斯社会日趋保守，但俄罗斯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变，俄罗斯总的趋势是从叶利钦时期的激进向普京的稳健风格转变。普京时而宣称要遵循人类普世的文明价值，时而提倡爱国主义和尊重民族传统，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这种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夹杂的实用主义更合乎俄罗斯当前社会现实的需要。杜金对此评论道：“当前俄罗斯当局的立场是“不确定的”，虽然放弃了直接的西方主义，但始终没有采取替代的（斯拉夫主义的、欧亚主义的）立场”[35]。杜金认为，俄罗斯当前的政治制度方案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政治制度依然是以前的，但逐渐改变了内容，向里面添加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文明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俄罗斯化”。普京执政的这段时期正是这种情况——“它可以确保制度的某种相对的稳定，但社会各进程都停滞了，被保存在半病半健康的状态。”[36]

　　总之，统俄党的“俄罗斯保守主义”具有明显的“中派主义”——实用主义特点，既含有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又含有保守主义，包括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成分，其实质是放弃了激进改革方式的、保持现状的“自由保守主义”。虽然“俄罗斯保守主义”与杜金的“保守主义”在部分政治理念上相似或相同，但总的来看两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结语 

　　杜金用保守主义充当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后的“第四政治理论”，实质依然是他以往的“新欧亚主义”思想，该思想包含传统主义、“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和古典欧亚主义等思想成分。杜金的思想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初“保守主义革命”思想中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思想发展到今天“第四政治理论”的保守主义，始终执著地希望这套思想体系能成为当代俄罗斯的“民族思想”，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方式的宣传。

　　随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变化，杜金从反对派走向了中间立场，特别是普京执政以后，杜金试图通过建立支持普京的欧亚主义性质的政治组织来影响普京的执政路线，并坚信普京能逐渐摆脱周围自由主义精英的影响，最终走上欧亚主义道路。但从杜金“新欧亚主义”思想的性质来看，他的“新欧亚主义”无论是在哲学思想上还是政治现实纲领中都具有明显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特征。

　　当前俄罗斯政府虽然已经抛弃自由主义激进改革，明确提出“保守主义”的发展理念，但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俄罗斯社会本质上依然是西方自由主义性质的，这与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为思想内核的“第四政治理论”，即杜金的“保守主义”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所以，杜金用他的“第四政治理论”作为当代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愿望显然还不现实。

　　注释： 

　　[1]Виктор Дяченко,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ый блок “Евразия”: от Гаусгофера до Дугина. http://from-ua.com

　　[2]Anton Barbashin and Hannah Thoburn，Putin's Brain: Alexander Dugin and the Philosophy Behind Putin’s Invasion of Crimea.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

　　[3]См.:Дугин А.Г.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Арктогея. 1994. С.9-38.

　　[4]Дугин А.Г.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19.

　　[5]См.: Мантиков Б.А.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между ностальгией и утопией // Полития, № 1,2012.

　　[6]См.: Михаил Диунов, Русский кочевник // 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ай ,2008. С.18.

　　[7]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М.:Арготеря-Центр, 2002. С.88.

　　[8]Дугин А.Г.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мфора, 2009. С.244.

　　[9]Там же. С.248.

　　[10]Там же.

　　[11]Там же. С.252.

　　[12]Там же. С.256-257.

　　[13]Дугин А.Г. Философия традиционализма. М.: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2002. С.31.

　　[14]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262.

　　[15]转引自曹卫东主编：《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

　　[16]〔俄〕M.A.马斯林：《欧亚主义者读俄罗斯思想》，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6期。

　　[17]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Евразийства. С.52.

　　[18]Там же.С.33.

　　[19]Ален де Бенуа, Против либерализма - к четверт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СП-Амфора,2009. С.11.

　　[20]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7.

　　[21]Там же. С.16.

　　[22]Там же. С.22.

　　[23]Там же. С.23.

　　[24]Там же. С.85.

　　[25]Там же. С.88.

　　[26]Там же. С.94.

　　[27]Там же. С.98.

　　[28]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будущего. http://expert.ru

　　[29]《普京文集》（2012～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1页。

　　[30]同上。

　　[31]同上，第422页。

　　[32]参见 http://www.cscp.ru/content/1/9527/?print。

　　[33]参见《冯绍雷谈普京和俄国政治》，http://www.guancha.cn

　　[34]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и не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ах // Под ред. Ю.Г.Коргунюка, Е.Ю.Мелешкиной и Г.М.Михалевой. М.: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и КМК, 2010,С.18.

　　[35]Дугин А.Г.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С.168.

　　[36]Там же.С.301.

　　（责任编辑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