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俄苏史学界盛行使用“帝国”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和考察沙俄帝国和原苏联的历史，帝国与比较帝国理论已然构成日本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理论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望月哲男提出通过意象地理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归纳俄罗斯文化的表达渊源、历史结构与逻辑思维，丰富了日本学界的帝国理论诠释图景，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俄罗斯社会在近代体制变迁的过程中，至今仍处于世界观的过渡期与摸索期。

　　【关键词】帝国理论;欧亚区域研究;俄罗斯;空间意象;认同危机;

　　【作者简介】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历史学博士后；邓青，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1级博士生。（上海200062）

　　从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史等学科背景出发，来研究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和空间意象，会推导出以下几个关于空间与时间等地方主义的问题：（1）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国家？（2）从思想史、文学、艺术或者新闻报道以及游记等表现题材上，俄罗斯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别人又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3）俄罗斯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4）哪些地区更像俄罗斯？（5）哪个时代更能代表原来的俄罗斯？这些问题不算是新问题，完全可以用心理学的认同理论来进行分析和阐述，但是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望月哲男教授却尝试着通过意象地理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归纳俄罗斯文化所表达的渊源、历史结构与逻辑。

　　望月的核心观点由四个要素构成：第一，俄罗斯的国土区划和地区形象的总貌；第二，俄罗斯综合而有代表性的空间意象结构；第三，俄罗斯意象中的方位要素；第四，俄式风景的构建历史。也就是说，望月注意到俄罗斯景观意象的分析性层面和综合性层面，以及俄罗斯与欧洲和亚洲的关系等空间想象力的存在，然后再进一步发现俄罗斯人通过文学艺术的表现对风景进行自我认同，从而获得固定表达方式的过程。当然，望月并没有忽略今天在俄罗斯本土这类研究的盛行，以及东方学、后殖民主义思想和全球主义等要素。

一 俄罗斯的地域区划及其意象 

　　一般来说，将广大辽阔的俄罗斯国土进行分类，有两种方法，一是把国土分为若干部分，再把各部分总和起来，形成俄罗斯的形象；二是使用象征性的意象来代表俄罗斯国土的表情。国土地域区划可以按照地形、气候、土壤和植被等自然地理的方法进行划分，也可根据综合的自然条件和国家形成发展历史的人文地理方法进行区分。例如日本学者原晖之在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研究基础上，把对俄罗斯形成过程起重要作用的河川流域和俄罗斯历史的时代划分综合起来，进行地区划分。

　　根据原晖之的研究，可将俄罗斯划分为16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版图的“莫斯科维亚广域圈”、在其周围形成第二层次的“伏尔加-乌拉尔-高加索广域圈”以及“西伯利亚-远东广域圈”等三类地区。这三类地区又可继续往下划分，例如莫斯科维亚广域圈又可细分为西北部、北部、中央部、中央黑土地带等部分；伏尔加-乌拉尔-高加索广域圈可细分为伏尔加沿岸地区、乌拉尔、高加索等地的城市和共和国；西伯利亚-远东广域圈可细分为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州、共和国、自治区和城市[1]。地区分类既能适当地区分国土的意象，同时又能凸显各地区的特征。例如莫斯科维亚广域圈的北部、中央部和中央黑土地带，作为东斯拉夫人的居住地和俄罗斯平原的本质部分，被认为是最“俄罗斯化的地方”，其中又存在各自不同的景观。该区域的北部地区是以针叶林、湖沼以及北方的大海为地貌特征，自然空间辽阔，人烟稀少，偶尔可以看到修道院和教会的木结构建筑。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的中央部自然景观，则从针叶林过渡到混合林，其中遍布着莫斯科等大城市以及周边的古城、商业城市和工业城市。而中央黑土地带，森林草原开阔，使人联想起富饶的田园风光。“森林深处”、“莫斯科的农家”、“弗拉基米尔街道”等油画作品所展现的不同地带各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在这里一目了然。

　　在望月看来，地域的差异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的差异。例如北部地区在中世纪处于蒙古和突厥族统治之外，因此这一地区被认为是保留着纯粹的斯拉夫-俄罗斯文化的地区，没有受到“亚洲之风”的文化影响，因此成为俄罗斯英雄叙事诗的一大宝藏，也是19世纪以来俄罗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地域[2]。我们知道，在17世纪以前，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从沃洛格达经由大乌斯秋格抵达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这一条北方河流的交通要道，构成了俄罗斯与欧洲进行交易的主轴，该地区也因此成为开发对象。但是，到了18世纪，在芬兰湾沿岸建设的新都圣彼得堡垄断了对欧贸易通道，北部俄罗斯除了只是加强了修道院与朝圣通道、分裂派教徒的隐居地等意象之外，从开发和文明开化的进程中剥离出去，结果反而为文化古层的保护做出了贡献。从北部到中央部，地质上是以沙石为主，农业收益要比南部地区恶劣得多，所以当地国有土地上的农民，想方设法经营农业以外的生产业。因此，如何应对北方严酷的自然条件成为当地文化形成的一个要素。当地的木结构建筑、刺绣的花纹和色调，也都反映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北方风格。例如，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普里希文就以朝拜圣地的生活和隐城基特日的传说为题材，对北方的风土、景观、文化历史记忆以及创造出各种人物的时空，进行过特写。

　　中央黑土地带在俄罗斯打破“鞑靼桎梏”获得独立之后，从17世纪到18世纪，它一方面要与南方的游牧民族抗争，而另一方面则以要塞为单位来构筑立足点。北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独立性较强，而南部“农奴”的土地则归属于逐渐进驻的大大小小的地主们，从而成为以地主领地和农民集体农庄为生活单位的地域。奥廖尔、沃罗涅日、坦波夫等地区是典型的肥沃黑土地带，成为当地农民信仰与习惯的生活区域，在其周围还居住着以逃亡农民为主体的哥萨克人。在望月看来，南部地域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优越于北方的自然居住环境，给人的印象是“母亲般润泽的大地”，培育了人们神话和诗歌般的世界观[3]。然而，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叶，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和农业政策的不完善，南部地域的农村被文明所抛弃。像顿河河畔的沃罗涅日，曾在彼得大帝时代作为造船厂建造挺进黑海的俄罗斯舰队而繁华一时，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却因为识字率和居民流动性较低而成为落后的象征。俄罗斯的许多作家都描写过中央黑土地带农民们的世界，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却存在着讽刺肥沃土地上的贫穷等意味，这在沃罗涅日出身的作家伊万·布宁的作品《乡村》（1910年）中表现得活灵活现。同时，这里也成为近代俄式修辞学的摇篮地，因为陷入贫困的农民身上，孕育着基督教式的谦恭、利他精神以及拯救世界的原动力。

　　在望月看来，如果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南北部显示出“俄式空间”原生意象的变异，那么其周边俄罗斯，像西北部的圣彼得堡地区、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高加索以及乌拉尔以东的地区，它们在与欧洲和亚洲等外部世界接触的过程中，其俄式意象被不断地提及，并且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再次验证。特别是圣彼得堡、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等地区，在文学方面对拓展俄罗斯意象所起到的作用，值得大书一笔。也就是说，圣彼得堡在向欧洲学习和靠拢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作为新的北部欧洲（北方的威尼斯）而产生出俄罗斯意象，通过不同于莫斯科的自我差异性，创造出俄罗斯内部欧洲对亚洲的一种对抗图景。而高加索地区通过与山地民族的战斗历程，则成为俄罗斯版的东方学的现场，对于“想象帝国”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从帝国主义的构想到被称为俄罗斯版的“秘鲁”、“墨西哥”以及“东印度”的西伯利亚，不仅因为拥有壮阔而且未被开发的自然而发挥着俄罗斯“内部东方”的功能，还对创造与欧洲-俄罗斯对抗的“欧亚帝国的俄罗斯”意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4]。

　　总之，周边地区在国家身份认同的构筑中，其独特的景观要素成为各自本质性的构成要素，对国家意象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例如，由于极地寒流与大西洋暖流的汇合，造就了引发暴风雨和洪水的北方海洋性气候，而圣彼得堡这座人工都市，给人的意象恰如浮在水上的石造舞台；高加索的意象则是高山与激流，这在俄罗斯平原上是看不到的；西伯利亚的意象是超越了人力所及的大河湖泊、冻土地带等自然景观。望月认为，北部和中央部赋予了“俄罗斯性”的本原风景，而周边地区则在本原风景之外，提供了别有意味的“他者视角”，提供了异国情绪的诗情画意，以及内省式的自我定义的动机[5]。当然，与他者视角邂逅的场合，并不专属于特定的周边地区。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内省式的自我定义，其巨大的动机往往是欧洲社会的体验。因此，对于个人体验来说，无法替代的“俄罗斯式场景”，并不一定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单位，可能是首都或者地方、修道院或者学校，也可能是森林、河流、道路，或者是在农家的壁炉边。

二 俄罗斯的国家意象 

　　在望月看来，国家的空间意象并非定型为国家各个地区意象信息的总和，而是由意象的客体空间与主体人类之间的互动而构成的富于变化的组合。据此来思考俄罗斯国土的整体意象，就会发现采取诗歌式的修辞学态度更有说服力。换言之，对俄罗斯国土的整体意象与其采用分割与合计的散文式手法，莫如以某种象征性的意象来代表整体意象，并且网罗与其相关的其他意象，同时也要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6]。例如，通过列举地理上的名称来夸张地表现俄罗斯的巨大，从18世纪的颂诗到19世纪之后的爱国诗歌，都继承了这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取向。像罗蒙诺索夫在1748年为女沙皇伊丽莎白即位所写的颂诗、丘特切夫于1848年写的《俄罗斯地理》、尼古拉斯·古米廖夫在1917年写的《冈察洛夫与拉里奥诺夫》等诗歌，都在一种夸大幻想式的表现中，展现俄罗斯的国家意象以及构成其背景的世界意象，使得意象式的俄罗斯地图与世界地图交错起来。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有十余位俄罗斯近代诗人都把个体的俄罗斯地图等同于世界地图来加以推介。

　　按照国民文明历史的共同体验来对俄罗斯地图进行分类，或许可以得出俄罗斯国家意象的基本模式（意象地图的类型）。望月采用了地理学家拉迪斯·克里斯托夫对国民及国家的理想意象映射于地区的类型，也就是所谓“俄罗斯基本意象”的四种类型，包括：（1）基辅罗斯，是“俄罗斯的都市之母”，是以中世纪“欧洲之子”基辅（现乌克兰首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基辅罗斯沿着第聂伯河、南布格河、北顿涅茨河展开，西部与欧洲文化圈相连，北部与黑土地带南部接壤，地处气候温暖的农业文化圈。因此，克里斯托夫将其形容为“被有机地整合于基督教的欧洲内部，是民主的联邦的罗斯”。（2）莫斯科公国，是莫斯科维亚广域圈除却西北部的其他地域，以伏尔加河以及北德维纳河流域为中心，从白海向里海扩展的地域。作为母亲河的伏尔加河，把欧洲和亚洲分开，同时把泰加森林的民众和草原上的民众联结起来，为民众在严峻环境下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这一地域不属于欧洲，而属于同欧洲对抗的另一个世界，成为拥有该类意象人群的认同之地。（3）圣彼得堡，作为18世纪建构的面向西欧的窗口都市，成为认同欧洲并同莫斯科抗衡的象征。（4）欧亚国家俄罗斯，其认同是建立在把从喀尔巴阡山到太平洋的广大区域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学上（超民族性）的意象，即，俄罗斯是继游牧民族蒙古帝国之后，又一个联接欧洲和亚洲的欧亚国家[7]。望月认为，上述的本原意象群体，使得现实与理想、事实与神话混淆在一起。最初的前两种意象是在地理和历史上与俄罗斯的国家及其文化源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后两者却从更广大的远景，来理解在时间和空间上比俄罗斯本身更为深广的俄罗斯。无论是哪一种意象，都与具体的人、土地、精神遗产以及国家志向存在着联想关系，并结合某种景观意象，形成了“祖国的肖像”，并且发挥着作用。更为有趣的是，无论是地理或历史上的根据，不管是浓厚的意象也好，还是稀薄的意象也罢，在俄罗斯的时空认同主张中，总能反映出跟欧洲的位置关系意识[8]。

　　同样是地理学家的马克·巴辛则提出要在欧洲和亚洲结合部的研究等具体相位中，来把握俄罗斯的自我认同与欧洲的关系。俄罗斯与欧洲结合部的观念，随着近代俄罗斯自我意象的变化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有关西伯利亚和亚洲的意象也随之发生巨大变迁[9]。也就是说，在莫斯科等于第三罗马这种自我意象之下，俄罗斯也把欧洲跟鞑靼和匈奴的世界等同看待，这种轻慢态度持续到17世纪。对于莫斯科公国来说，两个世界（两个大陆）的结合部问题本身不是它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于欧洲自古以来把亚速海和顿河作为欧亚大陆地峡的划分，俄罗斯不加任何思考就照搬过来。可是这种状况由于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的欧化政策而完全改变。从俄罗斯把欧洲文化和社会生活作为典范，并努力统一国家意志这方面来看，俄罗斯的国家规模从东欧平原拓展到太平洋沿岸，具有某种象征性的优势。同当时的西班牙和英国一样，俄罗斯既存在属于欧洲文明的主体或首都部分，又有欧洲之外的领土，具备了培养一个大殖民帝国意象的基础。对于同处欧亚大陆的国家意象来说，两者结合部的定义愈发显得重要。最终的结果是，从北极海岸向南伸展到乌拉尔山脉，接着延伸到南部的伏尔加河、顿河，再经亚速海到黑海一线，成为欧亚大陆的分界线，把俄罗斯划分为两大部分。

　　以俄罗斯是欧洲大国这一主张为前提的乌拉尔界线学说，在19世纪以后受到斯拉夫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反驳。对于泛斯拉夫主义者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来说，欧洲和亚洲是连续的大陆，欧洲只是亚洲的附属物或者是个半岛而已；俄罗斯不属于欧洲，是不同于欧洲和亚洲而独立自足的地理世界；俄罗斯的国土形成方式也是特殊的，向西伯利亚发展是有机且自然的殖民开拓的结果[10]。同样，另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拉曼斯基也主张乌拉尔东西两侧的政治与文化有统一性，存在着同一种信仰、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国民性[11]。而跨越欧洲和亚洲，过着单一而自足的文化生活的国家意象，则被20世纪的欧洲主义者继承，形成了更为积极的“欧亚国家的俄罗斯”意象。他们强调俄罗斯不仅是地理上，而且是人种、历史、社会经济等经过多个世纪混同的国家，所以才孕育出混同了俄罗斯-斯拉夫、芬兰-乌戈尔、鞑靼-突厥、蒙古等多种要素的混合国家的意象[12]。

　　因此，以俄罗斯为舞台的文明，至少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方位上是东西方文明而不是南北方文明；其二，根据意象地理的变动，受到意象影响的地域，与其说是乌拉尔以西所谓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不如说是西伯利亚。在望月看来，西伯利亚既是冰雪覆盖的原野，又是资源丰富、充满着前途的地区，既是流放犯人的地区，又是自由的冒险场；西伯利亚给欧洲-俄罗斯的自我意象附加了条件，并且从正面反映出这种意象，成为改变自我形象的内在他者[13]。

三 俄罗斯国家意象风景的反论性格 

　　一般来说，某一地域南北纵轴的方向，往往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气候要素等绝对条件的影响；而东西横轴的方向，相对来说无法避免先进文明的影响。俄罗斯文明进程基本上也是沿着东西横向方位轴展开的，无论是以西欧为基点的地缘政治学出发，还是从东正教的宗教立场来看，历史上都是如此。但俄罗斯的自我方位认同并不一定总在东方，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俄罗斯无法将自己认同为具体的东方和亚洲国家的这种意识，才造成了有关东西方横轴的无休止的辩论，并且创生出俄罗斯的逻辑和修辞学。其实，这种意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中世纪之前的俄罗斯来说，作为东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比较容易理解。基督教文化圈通常把日出之地跟伊甸园联想起来，而且在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的观念也促进了东方俄罗斯的这种自我认同。在文化上的两极参照系较为彻底的俄罗斯世界观中，东方世界是避免世俗西欧世界染污的神圣之地[14]。望月认为，俄罗斯的这种文明观念逻辑，恐怕一直影响到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时代[15]。

　　然而，彼得大帝的现代化和欧化改革却动摇了俄罗斯的上述自我认同，作为以往非欧洲俄罗斯的民族象征的“东方”，失去了绝对价值。以彼得大帝时代为分界，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发生了自东向北的变迁。关于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俄罗斯自我认同发生变迁的动因，奥特·贝尔采用俄罗斯符号学来进行研究，并撰写出《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北方》一书，对俄罗斯自我认同变迁的原因归纳为五点内容：

　　一是源于俄罗斯自身的定位。彼得大帝的改革不仅重新审视了东西横轴，而且积极向北方拓展，尤其是迁都圣彼得堡和通过北方战争战胜瑞典，更是向国内外宣告了北方俄罗斯的存在。二是源于西欧对于北方俄罗斯的评价。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西欧知识分子把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罗斯，赞誉为北方一支具有未知可能性的年轻力量；伏尔泰等反天主教主义者则对未受罗马天主教影响的北方俄罗斯抱有“良知”上的期待。三是源于北方的人性学说和北方的诗话世界。受到孟德斯鸠关于风土与人性关系学说的影响，俄罗斯萌生出勇猛、具有男性特征并且感情真挚的“北方人”的意象类型。而凯尔特-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方神话和爱尔兰诗人奥西恩诗歌的流行，也促使俄罗斯“北方式的诗情”和世界观的形成，并且具有一种自由与独立的志向，以及夹杂着些许忧郁与悲伤的气质。四是源于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1812年发生的卫国战争，北方俄罗斯巧妙利用了气候风土条件，击退了拿破仑军队，成为北方俄罗斯勾画爱国主义自画像的绝好事件。五是源于浪漫主义和文化上自我肯定的欲求。随着浪漫主义的流行，俄罗斯民众对历史和大众文化的关注度高涨起来，并且排斥当时贵族阶层普遍存在的艳羡法国的思想，由此促发了重新评价俄罗斯北方风俗和诗情画意的觉悟[16]。

　　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推动，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北方俄罗斯的自我意识及其表现得到了启蒙。这种身份认同不管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趋势如何，都作为某种普遍的结构而得以保留。例如，创造了19世纪东西文化对抗学说版本的彼得·恰达耶夫在《疯子的辩护》中这样定义：俄罗斯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是纯粹的北方国民[17]。而且，俄罗斯会根据不同的场合使用若干种“北方”意象：一种用在横亘于欧亚大陆、当前俄联邦的北部地区，还有一种是把俄罗斯欧洲部分（莫斯科维亚广域圈）的北部地域限定为北方；甚至有时候，圣彼得堡代表着北方，而在其他场合，整个俄罗斯的全境都被称为北方[18]。

　　在望月看来，北方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并非一目了然，而是文化上的建构。有时它被用做外部标签，有时又被内化为极其隐微的表现。在18世纪的圣彼得堡，巴洛克文化得到了应用，于是，与北方城市结合的各种美称，例如北方的帕尔米拉[19]、北方的罗马、北方的品达[20]（指罗蒙诺索夫）、北方的塞米勒米斯塞米勒米斯，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指叶卡捷琳娜二世）等等，与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和自然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浅薄的、仿佛“北方伊甸园”招牌一样的意象[21]。而在19世纪浪漫主义以后的文学中，北方俄罗斯的意象又被内化为表达者的精神，作为一种自我投影，反映出一种审美意识和世界感觉。可是，这些差异并没有动摇“北方俄罗斯”的自我认同。甚至可以说，这些差异性反倒被理解为北方俄罗斯自然条件丰富多彩的一个指标。

　　望月指出，俄罗斯北国意象的成熟，绝不是单纯的个人经验的反映，而是与国家集体的意象变迁与深化，发生着连锁反应。因此，望月试图通过文学艺术的体裁，来尝试把握北方意象到底是通过何种过程内化于俄式的自然表现之中的。

　　他首先考察了俄罗斯人对北方美景的发现。在近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眼中，祖国的自然环境非但不是严酷贫瘠，反倒成为一种奇妙异质的景色，与欧洲风格的自然美景不甚相符。在欧洲人的眼中，俄罗斯北方的广大空间，形状与颜色单调如一，生物和静态物体既不宏大又缺乏力度，完全欠缺构图要素，在外国人眼中无法感知。但正是这种平坦而空寂的广大空间意象，才成为望月提出的“空虚的俄罗斯”的意象原型。有趣的是，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画家们也对这种“非美术的”自然景观给予了集中而排他性的关注。例如，以俄罗斯北部针叶林为绘画题材的伊凡·希施金曾对学生说：“将来出现创造奇迹的画家，一定是俄罗斯画家。因为俄罗斯是一个风景国家。”[22]而擅长以梦幻般的色彩来描画伏尔加河流域风光的列维坦更有一番感怀：“没有谁能战胜俄罗斯！只有在俄罗斯，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风景画家。”[23]

　　对同一自然的态度与评价的差异，反映出俄罗斯艺术家的视觉、审美意识、表现手法、精神状态等综合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在18～19世纪较短时期内产生的，完全改变了俄罗斯风景在文学与美术作品中的描绘。俄罗斯艺术家在18世纪以后，在描绘俄罗斯时，具备了充足的兴趣和目的意识。可是，面对本国的自然环境，为描绘“俄罗斯式的景观”而产生的动机和手法，却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以后出现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的自然景观是在18世纪被本国诗人们发现的，他们运用欧洲的文学观和自然观来审视并发现了“未曾见过的景观”，并使用欧洲“伊甸园式的语言”记述下来。因为在18世纪的欧洲，理想之乡的意象和描写自然美的牧歌文体风靡一时。尽管俄罗斯的景观与意大利、英国以及瑞士的景观各异，但牧歌体也适用于俄罗斯。新古典主义认为，大自然被理想化才能够被理解，俄罗斯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参照欧洲的理想景观，对本国的自然进行调适规范。 在向19世纪变迁的节点上，俄国人开始直接关注本国的景观。在若干动因中，有奥特·贝尔阐述的对“北方俄罗斯”自我认同的深化和叠加的因素。以北方风格的“奥西恩诗歌”流行为契机，在绘画的规范中加入了非牧歌体的“崇高”概念。以文艺形式来说，就是从新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向浪漫主义变迁的过程中，例如加比里拉·德尔加宾描绘卡累利阿的地方景观“瀑布”（1794年），其中融入了广大、荒凉、空虚、神圣和敬畏等概念，将北方的恶劣天气和空寂的森林景象通过视觉等手法，作为一种崇高美表现出来。此外，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的国民意识高昂，也促使他们通过本国的国民性来观察非欧洲的大自然。可以说，国民性和自然观的连锁反应，造成了国家自我认同在风景中的投射，结果为俄罗斯的风景之美开启了一种有别于西欧的规范追求[24]。

　　在确立俄式景观描写的过程中，强调南北部多样性的周边地区，曾起到巨大作用。可是，对于国民自我认同具有更大意义的是中央俄罗斯的自然景观。在这里，俄式之美被内化为不言自明之爱和艺术表达的对象，一系列的“让步”和“反论”等修辞技巧得到了展现，并与爱国主义情感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25]。长期以来，俄罗斯人将本国的自然与南欧世界的自然进行着比较。平坦的景观、低云笼罩的天空、寒冷的气候等令人郁闷的自然条件，使得北方俄罗斯在南北参照系之下毫无疑义地处于劣势。俄国诗人站在这种立场，承认他们向往南方，但仍要表达对北方的热爱。或者更进一步，他们在坦言北方自然的冷寂和严酷之后，马上来一个反说式的定义，“正因为这样，所以”俄罗斯是美丽的。这种让步和反说等修辞技巧，在俄罗斯作家维阿泽姆斯基的《初雪》、瓦西里·托曼斯基的《怀念北方》、果戈理的《涅瓦大街》《死魂灵》、丘特切夫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表现。

　　为了表现出更为率真的情感，有两大要素在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要素是积极关注民众及其文化，另一个要素就是向往童年的乡愁。一般来说，普遍主义的教养阶层对于国民文化的承担者——民众的关心，当然有一半动机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但在艺术上却促进了对民众的生活场所——农村的研究。从1830年代的抒情诗到1840年代自然派作家以农村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向现实主义变迁的过程中，农民与他们的文化以及农村的自然环境，都成为作家的关注焦点。而所谓的乡愁因素，则是地主和贵族对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领地自然风土的回忆。在此浪漫主义的视角之下，相对于人工的都市生活，牧歌式的田园精神就与以家族为单位的血缘共同体的理念结合起来。伊凡·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的梦》（1849年）、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1852年）、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家庭记事》（1856年）等作品，都把农村地主领地的自然风光作为一种和平、安逸、美丽的空间来描写，反映了童年时期的意象。随着对民众的关注和对自然景观的情感移植，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与社会批判的感情浑为一体，19世纪中叶的叙景精神既不需要18世纪国外的审美规范，也不需要果戈理风格的夸张表现。俄罗斯作家能够直率地面对俄罗斯农村的自然风光，并感受其中的美。

　　而从“让步的修辞技巧”和“奇妙的爱”等歪曲的表现方式中解放出来，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1852年）成为俄罗斯自然描写的典范。因为在望月看来，屠格涅夫从步行者的视角描绘了人间的动态近景，而丘特切夫则描绘了圣像的静态远景，使得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意象呈现出两极化现象。可是，俄罗斯风景画家们走上类似的风景构筑和内化进程，要比俄罗斯作家们晚几十年。而成为后现代作家和思想家重新评价和解构对象的，也正是这种俄式意象风景背后的俄式视觉[26]。通过望月哲男的研究，可以看出文学和文化研究对于地区研究乃至帝国研究的价值。望月一再强调，应该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分别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希望通过文学、思想、舞台与电影艺术、造型艺术等时空意象的综合研究，对下述问题进行阐释。例如，在近代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思想研究领域，主要采取以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及评论为题材，对近代俄罗斯文艺的模式特征、思想意义、社会文化的作用与功能等进行比较与综合研究，探寻近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的特征及其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和重新诠释的可能性。对于当代俄罗斯文艺的研究，则通过体制变迁后的俄罗斯文艺的研究，考察当代俄罗斯的文化状况、思想状况、文化与社会体制的相关性、作为表现历史意识与文化认同的文学的功能、文艺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20世纪俄罗斯经验的世界史意义等[27]。综合研究俄罗斯文艺的时空意识之后，我们会发现，俄罗斯社会在20世纪末的体制变迁过程中，彻彻底底地体会着认同危机，至今仍处于世界观的过渡期与摸索期。

　　注释： 

　　[1]〔日〕原暉之：「ロシア連邦の地理的外観」加賀美雅弘、木村汎編『東ヨ―ロッパ?ロシア（朝倉世界地理講座10）』朝倉書店、2007年、241～251頁。

　　[2]〔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松里公孝編：『講座　スラブ?ユ―ラシア学　第3巻　ユ―ラシア――帝国の大陸』講談社、2008年、148頁。

　　[3]同上、151頁。

　　[4]〔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151～152頁。

　　[5]同上、152頁。

　　[6]同上、153頁。

　　[7]Ladis K.D.Kristof,“The Russian Image of Russia:An Applied Study in Geopolitical Methodology,”in Essays in Political Geography,ed.C.A.Fischer (London:Mathuen,1968),pp.345-387.

　　[8]〔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156頁。

　　[9]Mark Bassin,“Russia between Europe and Asia: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Slavic Review 50:1(1991),PP.1-17.

　　[10]N.Ia.Danilevskii,Rossiia i Europa:Vzgliad na kul'turnye i politicheskie otnosheniia Slavianskogo mira k Germano—Romanskomu(5—e izd.)(St,Petersburg,1895),pp,21-22,58-59.

　　[11]V.I.Lamanskii,Tri mira Aziiskogo—Evropeiskogo materika（2—e izd.）(Petrograd,1916),pp.9-20.

　　[12]I.P.(N.S.Trubetskoi),Nasledie Chingiz—Khana(Berlin,1925);Georgii Vernadskii,Opyt istorii Evrazii (Berlin,1934).

　　[13]〔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158頁。

　　[14]Viacheslav Ivanov,Vladimir Topolov,Slavianskie iazykovge modeliruiushchie semioticheskie sistemy (Moscow,1965),pp.110-111;Jurii Lotman,Universe of the Mind.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Lond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

　　[15]〔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松、159頁。

　　[16]Otto Boele,The North in Russian Romantic Literature，Amsterdam—Atlanta:Rodopi,1996,pp.17-43.

　　[17]ピョ―トル?チャアダ―エフ「狂人の弁明」（外川継男訳?解説）『スラブ研究』第25号、1980年、160頁。

　　[18]〔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北/北のロシア」望月哲男編：『現代文芸研究のフロンティア（Ⅳ）（スラブ研究センタ―研究報告シリ―ズ93）』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2003年、89～100頁。

　　[19]今天叙利亚境内的帕尔米拉古城。

　　[20]品达（公元前522—公元前442），古希腊的合唱抒情诗人。

　　[21]〔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161頁。

　　[22]I.N.Shvalova,ed.,Ivan Ivanovich Shishkin:perepiska,dnevnik,sovremenniki o khudozhnike(Leningrad:Iskusstvo, 1984),p.318.

　　[23]A.A.Fedorov—Davydov,Isaak Il'ich Levitan,Zhizn'i tvorchestvo 1860—1900(Moscow,1976),p.45.

　　[24]〔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164頁。

　　[25]〔日〕望月哲男：『ロシアの空間イメ―ジによせて」、164～165頁。

　　[26]同上、171～172頁。

　　[27]〔日〕望月哲男：《2001年度检查评价报告》，载于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斯拉夫中心”，参见http://src-h.slav. hokudai.ac.jp/center/index4.html

　　（责任编辑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