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从18世纪算起，已逾300年。期间，俄国涌现出一批成果丰硕的汉学家。帝俄时期比丘林、巴拉第和王西里等曾享誉国际汉学界。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后汉学研究的队伍更为庞大，齐赫文、李福清、费德林、季塔连科等学者的名字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并不陌生。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汉学家的努力，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始有根基，人民彼此之间的认识方能不囿于人种之别、肤色之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与深化。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也激起了更多异域之士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发展离不开蕴涵于其内部的精神文化积淀。因此，全面梳理各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唯其如此，方能深入地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本质特征。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往大多聚焦于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外交等某个层面，缺乏全面系统阐释中国精神文化之作。这种局面与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明显不相适应，也与俄国人民希望了解中国思想的愿望不相适应。因此，编撰一套与时俱进，全面、客观、翔实地介绍中国精神文化的工具书的任务摆在了俄国汉学家们面前。

　　俄罗斯辞书编撰具有优良的传统，《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词典》，《俄罗斯百科全书》等均标志着当时俄罗斯百科全书编撰的最高水平，其中不乏对我国文化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的工具书。各类专业百科词典更是林林总总，分门别类，蔚为大观。

　　1989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曾编译出版过一本《新中国百科全书》，系根据中国外文出版社所出英文本迻译而来。这部书对俄国人民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毕竟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而且限于篇幅，不可能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对支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洞幽探微，一寻究竟。

　　为了适应各种主客观需求，当代俄罗斯汉学家经过多年的酝酿与努力，在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之下，终于在2010年将一部系统全面，经纬交织的六卷本大型工具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奉献在中俄读者面前，标志着俄国的汉学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下称《大典》)(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Духовная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担任主编，编委会成员皆为当今俄罗斯权威的汉学家。《大典》代表了当代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甚至可以说是迄今西方汉学界中第一部如此规模、如此系统地展示中国精神文化财富的大型工具书。它不仅在俄国汉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即使在世界汉学研究史上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在前言中编者道出了撰写这部百科全书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社会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化经验兴趣高涨，编撰百科全书满足了当代的这种科学和教育需求。本百科全书的作者和编者不仅考虑到中国精神对许多邻国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还考虑到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过程中，飞速发展的中国正成为在诸多方面决定着人类与世界文明未来的世界强国之一。”《大典》的推出充分表现了以季塔连科、李福清、卢基扬诺夫等为首的俄国汉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他们的学术远见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钟情。

　　这套书装帧精美，厚重典雅，体大虑周。全书共分为六卷：哲学，神话与宗教，文学、语言与文字，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科学与技术，艺术。每卷均在千页左右。其编排体例与传统的百科全书类工具书略有差异，每卷分为总论(Общийраздел)，正文(Словарныйраздел)，附录(Справочныйраздел)三个部分。总论包括一些 探讨中国精神文化领域主题和重要问题的理论文章和概述，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和主要特征。正文的词条按字母排序，主要是针对中国精神文化范畴之内的人名、书名、术语、流派的释义。附录部分根据每卷内容的不同，编排也不尽相同，具体包括索引、缩略语表、各历史时期的中国地图、年表及该卷的作者名单等。

　　综览六卷本《大典》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词条选择精当，资料新，时效性强。选择词条是非常考验编写者智慧的一项工作。词条选择不当，容易出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问题。读者阅读时找不着主干，摸不着 头脑。《大典》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文学卷为例，其中所选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文学流派、术语、作品及作家都极具代表性。浏览这些词条，即可抓住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在作家词条的选择上，《大典》不仅收录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三曹、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李白、杜甫等人，而且对现当代作家，如张爱玲、钱钟书、阿城、北岛、贾平凹、铁凝、莫言，余华等，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历史小说作家唐浩明、二月河等也榜上有名。再如第四卷(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中，“三个代表”、“习近平”、“李克强”，“小康” 等词条尽皆收录，这些词条资料新，时效性强，几乎与时代同步。可以说，《大典》的每一卷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2.释义客观准确。词义的准确是衡量一部工具书质量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大典》的编写者以一种高度的责任心从事着这项雕肝琢肾的工作。第三卷(文学、语言与文字)对“文选”这个词条的释义即为一例。中国学界尝有“龙学”(《文心雕龙》)、“选学”(《文选》)的说法。由于各种原因，对《文选》的研究同对“龙学”的研究相比明显不足。俄国汉学家却注意到了《文选》的价值，《大典》中不仅专为 “文选”立条，而且对词条的解释客观准确，清晰透彻，理解到位。释义中除对《文选》定义之外，还专门提到萧统为《文选》所作之序及其与《文心雕龙》之间的关系，通过横向纵向比较揭示出《文选序》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词条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3.信息量大，涵盖面广。从各卷的题目不难看出《大典》的编写范围基本囊括了中国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为中俄读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有些信息恐怕中国学者也知之甚少。如李福清院士在第二卷(神话与宗教)总论中对汉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神话的共同主题所做的考 证就相当精彩。在考证汉族后羿射日这一神话时，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壮族、苗族、菲律宾罗宋岛上的三个民族，印度尼西亚的达雅克人中间也流传着类似的神话。随后，作者又在通古斯人、蒙古人、尼夫赫人神话中找到了类似的情节。在对不同民族类似神话进行对比分析之后，作者认为汉族后羿射日的神话同临近民族的传说相比，反映的是神话学发展的较晚期阶段。姑且不论作者观点正确与否，这一小段考证就已经给读者提供了关于神话学的大量信息，让人眼界大开。

　　4.参考资料丰富，研究视角独特。本书作者与编者编写时未囿于一家之言，广泛参考和借鉴了世界汉学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每一词条后所附大量参考文献即为佐证。如《大典》第一卷(哲学)中科布泽夫撰写的“阳明学派”词条之后所附参考文献就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科布泽夫的《王阳明学说与中国古典哲学》、《中国新儒学哲学》及欧美日学者的相关论著计14种之多。索罗金所撰“鲁迅”词条后附参考资料则超过20种。《大典》的作者在资料选用方面煞费苦心，研究视角也颇为独特，正如其序言中所言：“编撰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从俄国汉学家的视角介绍中国精神文化”。介绍西晋文学家陆机时，撰写者在简述了陆机生平之后，紧接着为读者推荐了研究陆机的两个权威版本《陆平原集》和《陆士衡集》。随后详细地分析了陆机诗歌的主题、艺术成就及理论著作《文赋》，词条结尾旁征博引，转述了钟嵘、沈约、刘勰、沈德潜等人对陆机的评价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行文例论结合，考据得当。俄国汉学家的研究视角之独特性从中可窥一斑。

　　5.插图精美，图文并茂。插图运用得当，会令条目释义显得直观易懂，为其增色不少。众所周知，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是中国的国粹，不仅具有信息交流、认知的功能，而且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对外国学习者而言，仅凭枯燥的阐 释会使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兴趣大打折扣。《大典》的编撰者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在《大典》中配了大量精美的插图。有些插图弥足珍贵，国内恐已难觅得，可见作者在资料收集方面煞费苦心。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时，作者不忘提到永字八法。永字八法是“永”这个字的八个笔画，代表中国书法中笔画的大体的运笔方法，分别是“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八划。如果对这个词条的解释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必定会令外国初学者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编写者在释义旁配了一幅插图，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此外，该 卷中还配置了王羲之、米芾、董其昌、文征明、唐寅、齐白石、李可染等许多中国古今书画家的作品，令读者大饱眼福，充分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

　　诚然，任何一部工具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大典》中同样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尽完美之处，主要表现在个别词条的释义还有待商榷，信息尚欠翔实，有些汉字的书写不太准确等。如第六卷在介绍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著名导演徐晓钟时，将其院长任期写为1983~2002年，事实上其任期应是1983~1998年。同卷插图中，编写者将张艺谋导演所拍摄电影《英雄》中演员陈道明误注为姜文。不过 瑕不掩瑜，这些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大典》整体编写水平上乘的质量。

　　总之，《大典》是一套信息丰富、众多特色、三言两语难以尽及的学术精品。其中妙处，只有留待读者悉心品味。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