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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的经济效果——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20年回顾
曲文轶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2期 2011年05月18日

  【内容提要】 原苏东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近20年。这场规模宏大的制度变迁到底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果?本文从体制变革进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三个方面比较研究了原苏东国家的转轨实践,得出结论:体制变革速度与经济发展实效之间,一方面存在后发赶超优势,即转轨速度慢的国家尽管摆脱转轨衰退的时间晚,但中期增长速度加快,甚至普遍超越转轨速度快的国家;另一方面,体制转换速度与收入分配状况并无实质关联。

  【关键词】 原苏联 东欧 经济转轨 制度变迁 经济效果

  【作者简介】 曲文轶,1971年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沈阳 110136)

  原苏东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有20年。这期间,传统计划体制已遭破坏甚至彻底瓦解,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并已开始正常运行。那么,这场规模宏大的制度变迁到底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果?哪些国家的转轨结果较为理想?哪些国家的转轨结果差强人意?对转轨效果的评价应主要依据转轨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进行。简言之,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实现制度变迁(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与经济发展[1]。关于体制目标的实现程度,通常人们使用市场化水平这一指标来反映。市场化水平越高,体制变革目标完成得越好,反之,市场化水平越低,则转轨绩效越差。

  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核心价值应该是追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能确保纯物质性满足,而且是卫生保健、养老、教育、文化和精神充实,进而“生活幸福”的基础与保障。增长还是结构调整与优化、安全与自由以及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2]。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的变动来衡量财富增长状况。

  如果说增长是将蛋糕做大,那么分配则是如何切蛋糕的问题,并且蛋糕的切法直接决定了新增蛋糕是否合宜以及多大程度上受人欢迎。分配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增长是惠及多数人的财富增长还是集中于少数人,甚至是以牺牲多数人福利为代价?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公平或较为均等的收入分配是社会稳定进而可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因此,为校正单纯使用增长指标考察经济效果的偏颇,我们将结合收入分配状况综合考察体制转轨的经济后果,以揭示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真实经济影响。

一 制度变迁结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从1994年起开始编制反映欧亚28国[3]转轨进程的指标,考察四大领域(企业、市场与贸易、金融机构和基础设施)9项制度改革(大私有化、小私有化、公司治理改革;价格自由化、外贸外汇制度、反垄断政策;银行改革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基础设施改革)与市场化进展情况。这些资料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原苏东国家的体制变革状况。

  (一)中东欧与波罗的海集团、东南欧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的转轨速度与市场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具有时间一致性。以2008年为例,三个区域的市场化总体指数呈现显著差异,第一集团转轨总体水平在3.5~4之间,东南欧集团在2.8~3.6之间,独联体国家则在1.5~3.2之间[4]。

  (二)如果把欧洲东部地区的转轨国家进一步细分为中欧国家(以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为代表)与东南欧国家(以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代表)两个组别,则显而易见,中欧国家的转轨进展更快。但是,随着第二阶段改革(大体在1995年以后至今)的持续推进,二者的市场化差距却在逐步缩小,比如1995年东南欧市场化进度落后于中欧国家1.17,1997年则缩小至1.01,2003年进一步缩小至0.80,而到了2008年分差降至0.58。这充分说明,在第二阶段改革进程中东南欧国家变革速度加快,事实上出现了“转轨追赶”现象。

  (三)独联体国家的市场演进之路较为曲折,并且内部差异大,多元化趋势明显。与东南欧在第二轮改革中的“追赶”不同,独联体国家在新一轮转轨竞赛中甚至扩大了同领先 者的差距。1995年独联体比中欧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1.58,到2008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扩大至1.64。此外,与前两个板块不同,独联体的市场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比如2008年这一区域的市场化整体水平较比2003年少了0.17。

  独联体内部转轨进度差距更大。2008年第一板块(中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内部市场化分差(匈牙利的最高值与斯洛文尼亚的最低值之差)为0.5,东南欧国家之间为0.8(保加利亚与波斯尼亚),而独联体则为1.7(格鲁吉亚与土库曼斯坦)。事实上,独联体国家按照转轨程度形成了三个梯次:市场化进展最快的为格鲁吉亚、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目前市场化指数均在3以上,与东南欧的中等速度相当;土库曼斯坦(1.5)、白俄罗斯(2)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二者均不足2.5)转轨速度异常缓慢,也是全部28个转轨国家中市场化速度最慢的梯队;其余国家速度居中[5]。

  以上利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设计的改革进展指标概括考察了中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化转轨进展情况,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不同地理区域和集团在转型速度方面的差异。这里我们再根据私有经济成分的发育状况来补充上述研究。转轨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打破国有制的垄断并促进私有经 济发育以提高经济效率,因此,私有经济比重是衡量市场发育情况的基本指标,并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观赋值的评价指标的不足。

  根据2008年私有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高低可将全部转轨国家分成3类:快速转轨国家(私有制比重为70%~80%),中速转轨国家(私有制比重为60%~70%),渐进转轨国家(私有制比重为25%~55%)。显然,中东欧的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优势明显,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市场建设速度最为缓慢,而俄罗斯以及东南欧国家则处于中间状态。

  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到,不同组别国家私有制发育程度的差异早在1995年就显示出来,当年中欧的匈、波、捷三国私有制比重在60%~70%之间,白、土、塔、乌四国仅为15%~30%,是所有转轨国家中最低的。俄罗斯私营经济在1995年则占据了55%的市场份额[6]。

  综上,通过转轨进展指数以及私有制占比情况的比较,我们可以对转轨国家市场制度演进与转轨策略有个概括了解。从制度变迁速度或市场化进展上看,事实上形成了三种模式或策略,即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快速过渡国家;以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典型的渐进转轨国家以及中速转轨的东南欧(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各国)和俄罗斯。如果抛开俄罗斯因素,则高中低速三种转轨策略与中欧—东南欧—独联体地理范围高度吻合。

  为便于分析,以下我们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作为快速过渡战略的代表,用白、土、塔、乌四国作为渐进过渡的典型,而俄罗斯以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代表上述两种极端战略之间的“中间道路”。

二 经济增长状况比较

  (一)三大区域GDP增速比较

  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在转轨开始后无一例外陷入生产衰退,但2~3年后以波匈捷为首的中欧国家率先走出危机实现增长。截至2006年中欧和波罗的海集团实际GDP比1989年增长了42%,东南欧集团仅增长了4%,而独联体国家则下降了6%[7]。

  尽管从整个转轨进程看,转轨第一集团的经济增长绩效最佳,但如果分阶段考察,则2000年以后后两个集团经济赶超步伐逐步加快(见表1)。

表1 按固定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年均增长速度(比上年增长%)

 
1995
1995~2000
2000~2005
俄罗斯
-4.1
-0.3
6.8
东南欧
5.7
-1.0
5.2
保加利亚
4.3
-2.2
5.0
罗马尼亚
7.1*
0.13*
5.4
中欧
5.2
3.84
3.78
捷克
5.9*
1.0
3.7
匈牙利
1.5
3.8
4.5
波兰
7*
5.7
3.2
斯洛文尼亚
4.1
4.5
3.6
斯洛伐克
7.9
4.2
3.9
波罗的海三国
3.2
5.0
7.9
爱沙尼亚
4.5
5.0
8.7
拉脱维亚
0.3
5.1
7.9
立陶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欧盟与俄罗斯:统计比较》(俄文版),2007)资料整理计算。带*号数字来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独联体国家和蒙古的过渡进程与指标——2003年过渡进程报告》(俄文版),第12页。

  表1显示,中欧国家在1995年时仍处于领先地位,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2%,俄罗斯却仍深处危机之中,当年GDP增长率仅为-4.1%。

  1995以后中欧国家的产出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从 1995年的5.2%降至3.8%左右,而俄罗斯则从1995年的-4%和1995~2000年间的-0.3%跃升至2000~2005年间的6.8%,这意味着21世纪的前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比中欧国家高了3个百分点[8]。

  东南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转轨第二阶段产出增速同样加快,但经济波动较大,1995年已经实现了近6%的增长,但1995~2000年间年均增长率却跌至-1%,2000~2005年间两国年均GDP增速达到了5.2%,超越了转轨领头羊—中欧国家3.8%的水平。

  事实上,转轨第二阶段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经济赶超”现象。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的东南欧与独联体国家2000年以后加快了经济追赶步伐,并超越了转轨先发国家—中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以2001~2008年欧洲转轨国家的累计产出变动状况为例,截至2008年,俄罗斯GDP比2000年增长了近66%,这是除波罗的海三国(在66%~76%之间)以外最好的经济增长指标。中欧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除外,为62%)增长幅度最小,在30%~40%左右,东南欧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居中,分别为56%和62%[9]。

  作为经济赶超的结果,落后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不断缩小。1999年,匈波捷三国人均实际GDP为欧盟27国水平的54.7%,分别比东南欧和俄罗斯水平高29.2和26.7个百分点,但到2002年时差距分别缩小至28.7和25.7个百分点,到2005年时则进一步缩小至28.2和18.7个百分点[10]。

  (二)独联体各国GDP增速比较

  作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独联体国家转轨以来的产出增长态势高度一致。大体上可以将迄今为止的整个转轨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0年代初到1998年,这期间除了个别年份(1997年)出现了微弱增长,独联体国家整体处于转轨衰退状态,危机最为严重的年份(1992和1994年)产出下降幅度接近15%。1999年以后独联体经济持续增长,并且2003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年均增长率在5%以上,个别年份达到了9%[11]。

  尽管独联体国家危机—增长的总体态势高度一致,但各国之间产出增长速度却存在巨大差异。以累计产量为例,截至2006年,独联体(包括蒙古)整体比1989年的实际产出水平下降了6%,其中,俄罗斯接近于平均水平(-7%),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在25%~77%之间)。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几年时间里,俄罗斯GDP增长速度在独联体范围内也是中等偏下的水平,2000~2007年俄罗斯年均GDP增长率为7.3%,独联体范围内只有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低于这一数值,其他国家均高于这一数字,其中,阿塞拜疆为18.4%,亚美尼亚为12.1%,哈萨克斯坦为9.8%,塔吉克斯坦为8. 8%,白俄罗斯为8. 1%,格鲁吉亚为8%[12]。

  (三)不同转轨策略下的GDP增速比较

  前已述及,进入2000年以后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产出增速总体上高于转轨第一梯队(即中欧与波罗的海)国家,并因此缩小了二者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为明确不同转轨策略的增长实效,并剔除偶发因素(比如后发优势或石油)的影响,这里在独联体范围内选择较为典型的国家(比如体制变革速度较快的俄罗斯以及渐进转轨的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比较。

  首先,让我们观察整个转轨期间累积产出增长状况[13]。1989~2006年俄罗斯实际产出下降了7%,与独联体整体水平相当(-6%),而白俄罗斯(35%)和乌兹别克斯坦(37%)两国的产出状况不仅远远好于俄罗斯,而且远高于全部转轨28国的平均水平(5%),也高于转轨“优等生”捷克(30%)、匈牙利(34%)与斯洛伐克(37%)的水平。土库曼斯坦则更是表现优异,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是所有转型国家中最好的指标:1989~2006年, 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7%。作为对比,土库曼斯坦在转轨进展指标上是所有28个转轨国家中最低的。渐进转轨国家中,只有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幅度低于俄罗斯,但塔国情况比较特殊[14],较难具有典型意义。

  再看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动态。塔吉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多数年份经济增速都超过俄罗斯,只有乌兹别克斯坦多数年份低于俄罗斯。2001~ 2007年乌兹别克斯坦年均增长率为6.3%,稍低于俄罗斯的6.6%,但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年均GDP增长率为8%和9%,都高于俄罗斯的水平[15]。另外,作为渐进转轨代表之一的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同为富油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俄罗斯[16]。

  综上,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长情况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好转,尤其进入2000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并逐步超越其他转轨地区。东南欧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强,1995~2000年出现了下降,但2000年以后增长恢复并加速。中欧国家在保持增长的同时,GDP增长率随时间推移逐步下降,波罗的海国家则逐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总之,除了最早开始增长的中欧国家,其他国家在第二阶段转轨中相继摆脱危机恢复了增长,并且普遍在2000年以后加快了速度,除波罗的海国家以外,独联体和东南欧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越了中欧国家,事实上形成了经济赶超的局面。

  因此,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三大区域在转轨第二阶段的趋势逆转,原来转轨危机最为深刻、持续时间最长的独联体国家逐渐加速并超越了领头羊,东南欧国家也整体上快于第一集团。这与制度变革方面中欧与波罗的海集团持续领先的态势截然不同。

  独联体整体经济增速加快,但作为核心国家的俄罗斯经济表现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即使是同其他富油国(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相比也没有速度优势。而如果比较独联体内部不同转轨策略国家在增长上的表现,则显而易见,渐进策略国家增长绩效整体上好于快速过渡国家。总体结论是,与早期相互促进不同,进入转轨第二阶段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总体上呈现反向关系。

三 收入分配状况比较

  经济增长代表着财富的增多,通常情况下总是合宜的。但有些增长却不那么受欢迎,比如新增财富过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却没有得到改善。更有甚者,有些增长是靠剥夺广大民众利益换取的,以至在经济蛋糕做大的同时,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福利水平却绝对恶化了。因此,评价经济发展效果时,我们不单要考察经济增长的情况,还要综合考虑收入分配的状况,只有 这样才能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二者的关系上,通常人们认为,在增长水平给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好。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则反是。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17]。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比如1995~2005年欧盟15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29~0.31之间。美国的基尼系数相对偏高,为0.4左右。

  表2给出了转轨国家基尼系数不同年份的数值,从中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在转轨进程中的收入分配状况。

  (一)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转轨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呈上升趋势。俄罗斯从1995年的38.7%上升至2005年的40.5%,波兰从2000年的30%升至2005年的36%,罗马尼亚从2000年的29%上升到2005年的31%。

  (二)区域比较显示,整体上东南欧与中东欧波罗的海国家收入分配比独联体国家更为平均。2004~2005年,作为一个区域的中东欧和波罗的海集团基尼系数在30%左右,东南欧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不足29%。中东欧内部,波兰和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收入不均等情况相对较为严重,但仍不超过36%,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内。而斯洛文尼亚、捷 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情况较好,基尼系数平均不超过28%,表明这些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

  独联体内部差距十分显著。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以及吉尔吉斯都超过了40%的警戒线。格鲁吉亚也相对较高,2004年为38.7%,超过了黄金分割线(38.2%)的水平,而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则是收入分配状况较好的国家,两国的基尼系数均不超过30%。

表2 转型国家的基尼系数(%)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俄罗斯 38.7 38.7 39.0 39.4 40.0 39.5 39.7 39.7 40.3 40.9 40.5
吉尔吉斯斯坦             44.1     33.5 43.3
土库曼斯坦       40.8*              
亚美尼亚                   43.8  
摩尔多瓦             37.9     40.3  
白俄罗斯             27.8     25.4 25.6
乌克兰             34     32 27
格鲁吉亚             44.7   38.7    
哈萨克斯坦             34.8     29.1 29
ЕС-15 31 30 29 29 29 29 29   30 30  
保加利亚           25 26 26 24 26  
罗马尼亚           29 30 30 30 31 31
捷克   25.4*         25   25   26
匈牙利           26 25 24 27   28
波兰           30 30 31 31    
斯洛文尼亚           22 22 22 22    
斯洛伐克   25.8*             31 33 26
爱沙尼亚           36 35 35 34 37 24
拉脱维亚           34   34 36   36
立陶宛           31 31 30 29   36

  资料来源: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数据来自俄罗斯统计委员会:《欧盟与俄罗斯:统计比较》(俄文版)2007年版,第81页;独联体国家数据来自《俄罗斯与世界各国》(俄文版)2008年版,第101~102页,以及《独联体国家居民与生活条件》(俄文版)2005年版。带*号的数据来自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俄罗斯与世界各国》(俄文版)2008年版,第101~102页。

  (三)不同转轨策略与收入分配状况比较。考虑到资料获得问题,这里我们选择如下样本国家作为两种转轨策略的代表:渐进转轨国家(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与快速转轨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俄罗斯)。比较结果显示,在转轨策略与不平等关系上不存在显性规律,因为土库曼斯坦 收入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接近44%,但另一个渐进转轨的样板国家——白俄罗斯的收入分配状况(2005年基尼系数为25.6%)不仅大大好于俄罗斯(40.5%),也好于快速过渡的中欧与波罗的海国家(2005年基尼系数在26%~36%之间)。

  让我们再根据贫困水平对不同转轨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比较。资料显示,中欧与波罗的海国家贫困人口比例总体上小于东南欧国家,但东南欧的保加利亚贫困人口较少,2001年时不足13%,这一水平低于匈牙利和波兰。

  独联体国家内部差距巨大。俄罗斯与匈牙利和波兰相当,贫困人口比重大体在15%左右,但一些国家则远远超出这一数字,比如乌克兰、亚美 尼亚和摩尔多瓦,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重较高(25~28%左右),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相当,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则有1/3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差不多是贫困人口最多的转轨国家。

  白俄罗斯(7.7%)和哈萨克斯坦(13%)在治理贫困方面表现出色,贫困率较低,其中白俄罗斯属于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拉脱维亚的5.9%)。另一方面,同为渐进转轨的国家,土库曼斯坦贫困人口数量却十分庞大,40%左右的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是全部转轨国家中的最差指标之一,与相对富裕的转轨国家不足2%的水平形成巨大反差[18]。

四 小 结

  以上我们纵览了原苏东国家转轨20年来体制变革、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从中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中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在制度演进策略上显示出迥然不同的特点,事实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转轨模式。

  中欧国家(比如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市场化程度较高,转轨起步较早,并在第一轮改革中遥遥领先,后续改革也稳步推进,成为转轨竞赛的“先锋队”。截至目前,快速过渡的中欧(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市场化总体水平普遍在3.5以上,与发达国家4.33的一般水平较为接近,表明整个经济体制已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

  白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与中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不仅继承的计划体制遗产异常“丰厚”,市场改革起步晚,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就拉开了与中欧国家的制度差距,而且后续改革仍然进展缓慢,还时常出现反复和倒退,截至2008年,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仍不足2.5,意味着这些国家多数经济领域仍保留着传统的计划体制特征,市场因素十分有限。白、塔、土、乌四国显然是缓慢过渡(渐进转轨)的典型。

  其他国家(比如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俄罗斯)在改革速度与市场化进展方面处于中间状态,它们落后于快速过渡的中欧国家,但快于渐进转轨的独联体国家。我们据此称这类国家选择了转轨的“中间道路”。

  第二,转轨进程呈现丰富的多样性,调整与逆转、深化与追赶,一路领先与“改革疲劳”成为三种转轨策略的典型特征。

  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并非线性演进的,而是普遍出现了调整与逆转,199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的几年里,多从市场道路上后退,重又加强政府对特定领域的干预。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几年里又普遍推进了市场改革(尽管幅度不大),显示了波浪式前进的趋势特征。

  与独联体国家不同,东南欧国家尽管起点条件同样较差,并且1990年代中期时仍较中欧国家落后很多,但进入新阶段后却一如既往坚持改革,结果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并逐渐缩小了与中欧国家的制度差距。因此,东南欧国家在第二轮改革进程中展现了制度深化与追赶先进的转轨状态。

  中欧国家在持续领跑转轨进程的同时,第二阶段改革速度逐步放慢,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制度变革趋于停滞(比如基础设施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多数领域的改革已近结束,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改革疲劳”,即入盟后改革动力下 降的缘故。

  第三,尽管中欧国家体制变革速度快,并且市场化进程方面持续领先,但在经济发展实效上却不尽然。进入转轨第二阶段后,其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并且被东南欧国家和独联体超越,尤其是2000年以后后发国家赶超优势明显,并逐步缩小了与先发国家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中东欧快速转轨国家显然拥有更为平均的财富分配状况,其中最高分化程度的波罗的海国家基尼系数仍低于警戒线水平,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独联体国家则差异显著。以俄罗斯为首的一些国家(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40%的水平,并且迄今为止并无改善迹象。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对很好,尤其是白俄罗斯,整个转轨期间基尼系数一直低于28%,贫困人口比重不足8%,差不多是所有转轨国家中最好的分配指标。

  如果对比不同转轨策略国家的经济绩效,则显然,快速转轨的国家快速恢复增长,但渐进转轨国家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走上增长之路,并且时间越长,其增长潜力或速度优势愈发明显,显示了后发优势或转轨经济赶超现象的存在。

  在分配领域则不存在较为一致的结论。快速转轨的中欧国家收入分配相对较为平均,但渐进转轨的白俄罗斯同样很好;快速转轨的俄罗斯贫富分化持续扩大并超过了40%的警戒线,但渐进过渡的土库曼斯坦同样表现不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体制变革速度与经济发展实效之间,一方面存在后发赶超优势,即转轨速度慢的国家尽管摆脱转轨衰退的时间晚,但中期增长速度加快,甚至普遍超越转轨速度快的国家;另一方面,体制转换速度与收入分配状况并无实质关联。

  (责任编辑 张红侠)

  注释:

  [1]长期看,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促进的,但在特定时间里,二者也有可能出现背离。比如,大范围快速私有化会带来短期产量的大幅下降;单纯追求增长也可能使旧体制得以固化。

  [2]经济增长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比如自由、安全、公平、环境保护)之间有可能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应该是短期的,从长期看,这些人类价值之间应该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总之,增长是诸多价值的基础,舍此则无他。

  [3]原苏东地区按照地理范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区域,第一为中东欧与波罗的海集团(ЦВЕБ),共包括8个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第二板块为东南欧8国(ЮВЕ),包括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第三板块为独联体(СНГ)12国,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资料计算。每个区域的转轨进展指数为样本国家(中欧包括匈波捷三国,东南欧包括阿保罗三国,独联体国家包括所有12个成员国)转轨进展指数的简单平均值。

  [5]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过渡进程报告2008》(俄文版)第7页资料整理计算。

  [6]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数据整理得出。

  [7]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过渡进程报告2007—过渡时期的生活》(俄文版),第16页。其中,独联体数据包括了蒙古。欧洲转型国家中,波罗的海三国是1995年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次区域,1995年该地区年均增长率为3.2%,1995~2000年间提高至5%,2000~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至7.9%。2000~2005年波罗的海三国年均GDP增长率比俄罗斯高1个百分点,比东南欧国家高2.7个百分点,比中欧国家高了6个百分点以上。

  [8]欧洲转型国家中,波罗的海三国是1995年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次区域。1995年该地区年均增长率为3.2%,1995~2000年间提高至5%,2000至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至7.9%。2000~2005年波罗的海三国年均GDP增长率比俄罗斯高1个百分点,比东南欧国家高2.7个百分点,比中欧国家高了6个百分点以上。

  [9]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俄罗斯与欧盟国家》(俄文版),2009年版,第81页。

  [10]作者根据俄罗斯统计局(《俄罗斯与世界——欧盟成员国》(俄文版),2009年版,第81页)数据整理计算。

  [11]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独联体国家和蒙古的过渡进程与指标——2003年过渡进程报告》(俄文版),第12页。2006~2007年数字来自《独联体国家和蒙古的过渡进程与指标——2008年过渡进程报告》(俄文版),第12页。

  [12]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俄罗斯与世界各国》(俄文版),2008年版,第78~79页。

  [13]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过渡进程报告2007—过渡时期的生活》(俄文版),第16页。

  [14]曾经发生战乱,并且启动转轨的时间较晚,大体在1995年以后才开始改革。

  [15]独联体统计局:《独联体统计年报》(俄文版),2007年版。

  [16]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都是富油国,但1999~2008年间俄罗斯是其中产出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参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独联体与蒙古过渡进程与指标2009》(俄文版),第28页。

  [17]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工具。在劳伦兹曲线中,横轴代表居民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排列,纵轴代表特定人群收入的占比情况。一个社会实际的收入分配曲线与对角线形成的面积除以1/2的矩形面积所得到的商数即为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根据黄金分割律,基尼系数警戒线的准确值应为0.382。

  [18]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俄罗斯与世界各国》(俄文版),2008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