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东欧国家处于大国之间，在选择发展道路的关键时刻，往往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因而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并且大多移植外来模式。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道路也是对西方模式的移植，但与一战结束后模仿西方式民主制的尝试和冷战爆发后照搬苏联模式的实践不同的是，这次移植得益于中东欧国家的主观意愿、中东欧各国国情对西方模式的适应性以及有利的内外条件，似乎摆脱了失败的命运，“欧洲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

　　【关键词】　中东欧国家　人民民主道路　苏联模式　“欧洲化”道路

　　【作者简介】　高歌，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剧变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轨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欧洲化”道路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共同选择。在政治上，中东欧国家通过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更改了国名，取消了原名中的“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字样；放弃了共产党单独执政的一党制或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行多党制；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权组织原则，实行议会制。在经济上，它们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和制度化，力争实现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转换。在外交上，它们几乎都提出了“回归欧洲”的口号，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欧国家先后四次确定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20年代初，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相继覆亡后，匈牙利开始了霍尔蒂·米克洛什的独裁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采用议会民主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阿尔巴尼亚则纠缠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封建专制的斗争之中。而到20年代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仍坚持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外，其余六国都走上了以独裁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走上人民民主道路。不过，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阶段十分短暂，共产党很快便掌握全部政权，带领国家建立了类似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阿尔巴尼亚没有经历人民民主阶段，而是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完成后，直接追随南斯拉夫，建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第三次是在冷战爆发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接受和照搬苏联模式，南斯拉夫则走上了社会主义自 治道路，只有阿尔巴尼亚坚持最初的选择，继续实行苏联模式。第四次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立的“欧洲化”道路。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可谓曲折而多变，但在曲折多变的发展背后，却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特征。

一　中东欧国家大都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矛盾之一。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主导下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基本划定了中东欧国家的疆界，确认了它们的独立地位。新独立的中东欧国家 “置身于新建立的共和德国与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1]，只不过德国因战败而大受打击，无力向中东欧扩张，苏俄/苏联奉行民族自决权原则，也不再对它构成威胁。而作为战胜国的英美虽扩大了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但由于地缘关系尚不想直接介入，只有法国和意大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法国拉拢愿意维护凡尔赛体系的中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意欲抵制苏俄/苏联影响，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保住霸权地位。意大利则把中东欧作为其冲破凡尔赛体系、向外扩张的对象，起初它致力于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发展关系，后在意识到无力超越法国在这三国的影响[2]后，将目光转向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正好合乎法意的需要。对于新近获得独立或统一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来说，其目标是维护凡尔赛体系，以保持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与法国不谋而合，自然要寻求法国的保护。对于在一战中失去土地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来说，其目标是修改构筑凡尔赛体系的一系列和约，收复失地，这与意大利的图谋 颇为接近，自然会得到意大利的支持。对于立足未稳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其目标是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政治保证来巩固独立地位，意大利恰恰满足了它的这一要求，成为其最为依赖的国家。同时，半是受到法意等西方国家的驱使，半是因为领土纠纷、意识形态等问题，中东欧国家都采取了反苏立场，只有波兰在20年代中后期，由于德国威胁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和战后初期，中东欧成为苏联与美国争夺的对象。出于解决难民、赔偿等问题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需要，苏美仍维 持着战时结成的联盟关系，但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这种联盟关系岌岌可危。

　　如《50年战争》一书所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和‘和平’的第一年这样的关键时刻，存在着破坏和维持联盟作为世界新秩序基础的两种力量间的脆弱平衡。”[3]在这种脆弱的平衡中，苏联凭依在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反法西斯斗争和争取解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与美英商讨中东欧的战后安排时，逐渐占据上风，最终把中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或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太过弱小而不值一提，或是因为苏联并未帮助过阿尔巴尼亚的解放斗争，苏、美、英没有对阿尔巴尼亚的未来作出规划，只有南斯拉夫于1945年4月率先承认了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

　　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自然成为中东欧国家外交的重中之重。但鉴于苏联与美英尚未彻底闹翻，中东欧国家也没有完全切断与西方的联系，而是“试图在东西方之间寻求某种平衡”[4]，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甚至打算参与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阿尔巴尼亚则只与南斯拉夫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及一系列经济协定，建立了全面的合作关系。

　　然而，苏联和美国很快便由盟友变成了敌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矛盾以阵营对抗的形式出现，冷战开始了。

　　冷战时期，中东欧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自然是苏联控制的对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出于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变冷战为热战的考虑，不再直接染指中东欧，但作为蚕食苏联势力范围、遏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手段，仍利用一切机会，向中东欧渗透。面对苏美的尖锐对立和苏联控制的加强，中东欧国家“在东西方之间不再有机动的余地”[5]，只能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仰仗苏联的保护。唯有南斯拉夫与苏联发生激烈冲突，孤悬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倡导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团结 发展中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阿尔巴尼亚则先在苏南冲突中站到苏联一边，与南斯拉夫决裂，其后与苏联断交，与中国交好，之后又与中国闹翻，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

　　东欧剧变之初，伴随着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苏联解体，苏美两极对峙格局被彻底打破。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在“亲西方”外交方针指导下，对中东欧这块昔日“领地”的失去表现得无动于衷。实际上，即便俄罗斯有意恢复在中东欧的影响，国力的衰退和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使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则一面惊喜于中东欧的变化，一面又忧心于中东欧的不稳局势和不明前景，认为：“东欧的政治和经济转轨包含着高度的风险因素。最终的结果很难预料。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令人震惊的事情。”[6]西方没有必要对中东欧做出任何承诺，把自己与不可预知的形势绑在一起，让中东欧分享其已取得经济成就，削弱欧洲一体化水平，乃至造成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波动。这样一来，中东欧国家不但不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西方争夺的对象，而且因俄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处于“真空”状态，“危险地飘浮在东西 方之间”[7]。这一危险处境促使中东欧国家急需把自己拴到西方的大船上，寻求“回归欧洲”。

　　随着中东欧国家“欧洲化”道路的推进，东西欧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别日渐缩小。在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强烈要求下，西方国家和组织逐步走出了最初的犹豫和观望，欧共体/欧盟[8]和北约向中东欧敞开了大门。在北约和欧盟影响扩大以及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和国力有所恢复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越来越明显地处于美欧俄之间，争取加入北约和欧盟并在加入后更加深入地参与这两个组织的活动，同时在安全上倚重美国的保护。

　　可见，中东欧国家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始终处于大国之间，大都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一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身处德俄之间，以法国或意大利为靠山；二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身处苏美之间，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身处美欧俄之间，寻求“回归欧洲”。只不过中东欧有时是大国眼中的香饽饽，一战结束后初期意大利曾与法国争相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扩大影响，二战结束前夕苏联和美英为了中东欧的战后安排讨价还价，冷战时期中东欧是苏联严密控制的对象。中东欧有时又成了大国的弃儿，剧变之初的短暂时期便是这样。有时是心甘情愿地归入大国或大国集团的麾下，一战结束后主动与法国或意大利接近，寻求它们的保护。剧变后大力倡导“回归欧洲”，寻求北约和欧盟、特别是美国的保护，有时又是被动无奈地接受大国的安排，在二战结束前夕苏美英安排中东欧直至中东欧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基本上没有发言权。

二　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易受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凡尔赛体系的确立在三个方面影响着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方向。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中东 欧国家树立了榜样，鼓舞了这些国家无产者的革命热情，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还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其次，法国等协约国为遏制苏俄，把中东欧建成“西方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间隔地带”[9]，联合与匈牙利存在领土纠纷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武装干涉匈牙利革命，颠覆了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促使它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再次，中东欧国家的反苏倾向使得它们不可能步苏俄后尘，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资本主义制度在中东欧的确立又有助于它们反苏路线的巩固。中东欧国家之所以大都走上以独裁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道路，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阶级力量对比、民族关系状况等内部因素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确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而来，德国法西斯上台，“处在经济萧条和希特勒崛起的难以抗拒的影响之下”，“民主政体”“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民主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中也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10]，更何况已经走上独裁道路的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独裁体制的加强可想而知。就是在一直坚持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扶植的苏台德德意志党、带有某些法西斯倾向的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进入1938年后，德意的扩张势头更为猛烈，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越来越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东欧国家连续20年的发展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苏美由合作走向对抗的微妙年份里，苏联和美英既欲维持战时的合作关系，又欲加强自己的力量，为即将来临的对峙做准备，因而对中东欧国家的未来走向采取了一种异常复杂的立场。苏联既要维护中东欧这一势力范围，又要尽量避免与西方公开决裂，因而既不 容许中东欧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政府，亦不主张它们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美英既要削弱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抑制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展，又不想激怒苏联，因而既希望中东欧国家能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又不愿公开支持中东欧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是要求建立由各主要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呼吁各国尽快举行自由选举。而中东欧国家既要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又想保持与西方的联系，因而需要寻找一条苏联和美英都能认可的发展道路。人民民主道路恰恰是这样“一种介于社会改良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特殊道路或‘中间道路’”[11]。可见，苏联和美英的立场为中东欧国家选择人民民主制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换句话说，即便人民民主道路是立足中东欧国家国情的选择，如果不符合当时的国际关系状况，也无法成为现实。

　　有学者甚至认为，中东欧国家采用人民民主制度不仅得到苏联的首肯，而且更是斯大林的授意[12]。暂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至少在南斯拉夫，苏美英的干预对它走上人民民主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多数中东欧国家不同，到二战结束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因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建立的卓越功绩而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已然成为国 内政治的主导力量。实际上，早在1942年11月南共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就已准备成立临时政府，但苏联为维护其与美英的良好关系，制止了这一举动，并指示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不要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对立。1943年11月，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宣布成立南共领导人铁托任主席的临时政府，苏美英三国都不愿予以承认。斯大林火冒三丈，认为“这是对苏联和德黑兰决定背后捅了一刀”[13]。此后，苏联和英国努力促使南共与流亡政府妥协，终至双方达成协议，成立民主联邦 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共产党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可也正是由于共产党力量强大，很快便取得了全部政权，开启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新的历史阶段。至于阿尔巴尼亚，苏美英没有像对其他中东欧国家那样安排阿尔巴尼亚的未来，阿尔巴尼亚则对南斯拉夫亦步亦趋，跟随南斯拉夫建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14]。

　　正因为人民民主道路的确立与苏联和美英的安排以及它们之间的妥协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它符合中东欧的实际，极有可能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但是，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苏美走向对立，中东欧国家便不得不放弃对它的探索。事实正是这 样。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苏美英联盟的瓦解和冷战的爆发，苏联加紧了对中东欧的控制，开始在中东欧推行苏联模式。在1947年9月的情报局成立大会上，苏联代表团的发言强调：不管中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迄今走的是什么道路，它们的社会都应该“类似或者尽最大可能接近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15]。此后，情报局在苏联的指挥下，一面大力宣扬苏联至高无上的思想和苏联经验的普遍适用性，一面组织中东欧国家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立场，从而强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接受苏联模式。南斯拉夫为摆脱孤立困境，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阿尔巴尼亚则与南斯拉夫决裂，与苏联接近，更为坚持苏联模式。在此，国际关系的变动直接决定了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转折。

　　冷战时期，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对抗中，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不仅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它们的内部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还服从苏联的意志”[16]，其发展受苏联内外政策的严重影响，乃至受制于苏联的控制和干预，只能遵循苏联划定的道路。阿尔巴尼亚脱离了苏联阵营，却把苏联模式奉为经典，使之获得了极端的发展。只有南斯拉夫倡导不结盟运动，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在社会主义自治道路上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中东欧渗透，鼓励中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苏联模式，乃至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挑战。长期的渗透，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产生的吸引力和始于1974年葡萄牙政变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猛烈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

　　剧变之初，苏联已从中东欧抽身，之后俄罗斯更是无心亦无力重新控制中东欧，这给中东欧选择“欧洲化”道路提供了契机。西方国家和组织虽 然不想把它们看来走势尚不明朗的中东欧纳入自己的轨道，但也欢迎中东欧的变化，在欧共体/欧盟和北约东扩进程开启后，中东欧“回归欧洲”的渴望与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更是汇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化”道路上前行。

　　可见，身处大国之间、依附于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中东欧国家，其发展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一战结束后，由于“俄国与德国同时声威黯淡”[17]，中东欧国家在被奴役几百年后第一次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美苏由合作走向对抗的短短几年间，多数中东欧国家走上了人民民主道路。但这一道路的夭折速度比上次还快。如果说一战结束后和二战结束之初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尚可算是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状况的自主选择的话，那么，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确立则是国际关系变动的直接结果，是在苏联重压下的别无选择。与前两条道路分别终止于二战和冷战的爆发不同，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自治道路并非结束于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动，相反，东欧剧变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均势，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但在“欧洲化”道路的推进中，国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欧盟和北约的东扩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　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多移植外来模式

　　一战结束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学习苏俄，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多数中东欧国家则进行了西方式民主制的试验，“向西方特别是向法国寻求议会制度的蓝本”[18]。冷战爆发后，在苏联压力下，除南斯拉夫外的中东欧国家都接受和照搬了苏联模式。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上采用西方模式，而且在对外关系上也力图融入西方社会。唯有二战后初期，中东欧国家立足国情和国际关系状况，“首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道路”[19]。

　　遗憾的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很快就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覆亡，人民民主道路也没有来得及在中东欧开花结果便因苏联的干预而夭折，以致很难判断是外来模式还是本土模式更有利于中东欧的发展。但是一战结束后模仿西方式民主制的尝试和冷战爆发后照搬苏联模式的实践就充分展示了移植外来模式的后果。对西方式民主制的模仿“把外国事物生硬地嫁接到土生土长的政治机体上，自然会产生混乱，促使腐败作风蔓延……在这十年(指20世纪20年代——作者注)之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各地的民主理想看来都已被弄得污点斑斑，无法挽 回。”[20]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外部环境都与苏联模式形成之时的苏联有很大不同的中东欧，照搬苏联模式更使中东欧饱尝苦果，最终把中东欧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制度毁于一旦。

　　“欧洲化”道路也是对西方模式的移植，但这次移植似乎摆脱了前两次失败的命运，出现了生根发芽的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苏联模式的确立不是出于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意愿，而是在冷战爆发的特定条件下，由苏联强制推行的结果。“欧洲化”道路则不然，它并非外力所致，而是中东欧国家在苏联模式失去信誉、苏东集团四分五裂、内外安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为生存和发展作出的选择。西方的渗透、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产生的吸引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等只是起到了助推作用。被动接受的苏联模式很难适合于中东欧的实际，更何况被动接受苏联模式本身严重伤害了中东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加重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反感。主动选择的“欧洲化”道路则反映了中东欧国家的共同愿望，较为符合它们的实际需要。弗朗西斯·福山说过：“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实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社会产生对制度强烈的国内需求的时期，于是制度便通过全面设计、照搬外国或 因地制宜地借鉴外国模式这三种方式创造出来了。”[21]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化”道路不仅照搬了西方模式，也是对它因地制宜地借鉴。因为，其一，中东欧国家本就属于欧洲，其西部的中欧国家更与西欧国家同属天主教文化圈，推崇多元主义和法治社会，捷克斯洛伐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连续不断地实行议会民主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对于它们来说，西方模式更像是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其二，西方模式除了某些共通的因素外，还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的政体，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 政党制度以及各式各样的市场经济模式等，这就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使它们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体制模式。

　　再次，与一战结束后模仿西方式民主制的尝试不同，“欧洲化”道路的推进拥有更为有利的内外条件。

　　一战结束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民族关系复杂，以致西方式民主制无法生存，很快便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独裁。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后，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为维护统治，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当权者采取独裁 措施，集中全国力量克服经济困难、压制国内矛盾、镇压工农运动和民族分裂活动。德意法西斯力量增强，德意、英法和苏联三方较量的天平逐渐向德意倾斜，战争危险不断扩大之时，中东欧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德意法西斯的影响，独裁倾向更为加强，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采取独裁行动、集举国之力抵御外来威胁也常常被认为是必要的权宜之计。终至二战爆发，中东欧国家的发展中断。

　　与之相比，中东欧国家走上“欧洲化”道路之际，经过4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封建势力几乎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欧洲化”本身就包含内部体制上与西欧 国家趋同、外部关系上与西欧融为一体的双重含义，外部融合的追求使得欧盟和北约提出的加入标准、它们的成员资格的确定前景以及成员资格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引导和带动了内部趋同的进程，保证了中东欧国家“欧洲化”道路的不断推进。

　　欧盟和北约提出的加入标准对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具有导向和规范作用。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出台了入盟的三个标准，即政治上“保证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制度的稳定”，经济上“存在可行的市场经济，具有应对欧盟内的竞争压力和市场波动的能力”，并“能够履行成员国义务，包括具备承担实现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的能力”[22]。自1997年起，欧盟委员会通过一年一度的评估指出中东欧申请国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与入盟标准间的差距和今后的努力方向。北约也在1994年12月的成员国外长会议上提出加入北约的三个标准，即承诺继续和保持民主化进程、由文官控制军队、对集体防务做出贡献，并于1996年12月对候选国的国防资产和参加北约的能力进行了详细评估[23]。对急于加盟入约的中东欧国家来说，这些评估报告无异于一份行动指南，指导着它们按西方标准规范自己的体制模式。可以说，“制度变化的主要解释性变量是欧盟或北约的候选国地位。”[24]

　　欧盟和北约成员资格的确定前景、进而成员资格本身驱动了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并保证其不偏离“欧洲化”轨道。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邀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启动与中东欧国家的入盟谈判，决定在来年春天开始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谈判。上述举措使得中东欧国家成员资格的前景变得清晰起来，也“给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通过进行必需的变化，能够得到更多回报”[25]。斯洛伐克正是在这一信号驱使下，开展了一系列符合欧盟要求的改革，如举行自由公正的市政选举、解决总统选举危机、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法、起草保证司法独立的宪法修正案等，“显示了它追赶并保证不‘误船’的愿望”[26]。1998年3月，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谈判开始后，欧盟对参加谈判国家的制度约束更为具体。2005年4月，欧盟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入盟条约时，还设置了“特保条款”，规定两国如在指定期限内不能完成各自的改革承诺，将可能被推迟一年入盟，以此激励两国加大改革力度，满足欧盟要求。作为欧盟的新成员，中东欧国家的发展继续受到欧盟的约束。2008年7月，欧盟委员会以保加利亚在反对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以及妥善使用欧盟资金等方面与欧盟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为由，决定冻结原定提供给保加利亚总额8亿欧元的援助，11月，又注销了其中的2.2亿欧元。为妥善管理欧盟援助资金，保加利亚政府先是增设一名副总理，其后代之以欧盟资金管理委员会，再后又增设了一个部长职位。

　　在西巴尔干国家[27]的“欧洲化”进程中，欧盟和北约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鲁瓦约蒙进程”到“地区立场”、再到“稳定与联系进程”、《东南欧稳定公约》，欧盟一直致力于帮助和推动西巴尔干国家实现和平与稳定、建立市场经济、进行地区经济合作、保护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加强民主化进程。同时，欧盟多次强调“参与稳定与联系进程的国家的欧洲前景与它们作为欧盟潜在候选国的地位”[28]，以增强西巴尔干国家融入欧洲的信心。北约也在向西巴尔干国家扩大的过程中，注重传播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从西巴尔干的角度看，北约在该地区的行动显示了在整个欧洲保护人权和促进民主化的强大决心。该组织的成员资格强调了共同的西方价值观，并许诺在整个大陆保护这些价值观。”[29]

　　可见，一战结束后模仿西方式民主制的尝试和冷战爆发后照搬苏联模式的实践之所以遭遇失败，不仅是因为它们是外来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东欧国家的实际，不具备有利的外部条件。“欧洲化”道路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更不是因为它是外来模式，而是因为中东欧国家的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它的生长。其实说到底，问题不在于本土模式还是外来模式更有利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而在于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中东欧国家的国内外状况。今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欧洲化”是否将失去原有的外部 驱动力?随着“欧洲化”道路的前行，中东欧国家的内部体制将继续与西欧国家趋同，还是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时间将告诉我们答案。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9页。

　　[2]实际上，意大利对凡尔赛体系的否定态度也与这三国完全相反。

　　[3]〔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4]蒋锐：《东欧人民民主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5]〔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6]Marc Maresceau(ed.)， Enlarging the European Uni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p.372.

　　[7]Alan Mayhew， Recreating Europe The European Union’s Policy toward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iii.

　　[8]1993年11月，欧共体正式改称欧洲联盟。

　　[9]〔匈〕温盖尔·马加什、萨博尔奇·奥托：《匈牙利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8页。

　　[10]〔美〕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9~580页。

　　[11]蒋锐：《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第152页。

　　[12]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375页。

　　[13]〔南〕伊万·博日齐等：《南斯拉夫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8页。

　　[14]此时的南斯拉夫已经结束了短暂的人民民主阶段，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

　　[15]德·德拉甘诺夫：《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二战后的共产主义运动》，索菲亚“赫·鲍特夫”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转引自马细谱：《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演变》， 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16]〔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7]〔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17页。

　　[18]同上。

　　[19]蒋锐：《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第187页。

　　[20]〔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17~218页。

　　[21]〔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22]参见欧洲联盟网站，http：//www.europa.eu.int.

　　[23]参见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24]Klaus Armingeon & Romana Carej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990~2002，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ume 47， Issue 4 (June 2008).

　　[25]Tim Haughton， When Does the EU Make a Difference? Conditionality and the Accession Proces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May 2007，Vol.5，Issue 2.

　　[26]Tim Huaghton， Darina Malová， Emerging Patterns of EU Membership： Drawing Lessons from Slovakia’s First Two Years as a Member State， Politics， June 2007， Vol.27， Issue 2.

　　[27]指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和波黑。

　　[28]Mustafa Türkes and G ksu G kg z， The European Union’s Strategy towards the Western Balkans：Exclusion or Integration? East Europe Politics and Societies， November 1 2006，Volume 20， No.4.

　　[29]Jim Seroka，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in the Western Balkans： NATO’s Evilution and Expansion，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Spring 2007， Vol.41， Is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