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论坛论文选登

　　〔编者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亚论坛”于2010年11月4日~5日在北京举行。我们特选编几篇中国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世俗、民主、威权、无政府

潘志平

　　中亚国家很快就要迎来其独立建国的20年。近20年来，在未有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白手起家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其探索之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建设怎样的国家，或者说确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治体制，这是中亚各国人民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就政体而言，目前，几乎没有什么人，至少在口头上不赞同民主政体，但在实际操作上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众说纷纭。苏联解体之初，西方为民主的胜利欢呼，弗朗西斯·福山(Fran-cicis Fukiyama)的“历史终结论”是最具代表性的断言。三年后，他又写了一部专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Man)，更深入地阐发他的“终结”理论。福山的崇拜者由此更加坚信“美式民主必胜”。然而，历史并未终结，“民主”既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在中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民主”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中心议题：有人乐观，也有人悲观。美国人玛莎·布瑞克·奥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前些年写了一本书《中亚的第二次机会》(Central Asia’s Second Chance )，书中指出，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已经失去了二次“民主化”的机会，——这应属于悲观论。被认为中亚“最民主”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和2010年相继发生了一场非正常政权的更换，那里是广泛的无政府状态与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的高调推行，这种示范效应，于中亚各国来说，是福还是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如何，还得对中亚各国政治体制近20年的选择，进行认真的疏理和评估。

世俗，还是伊斯兰化?

　　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中亚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宣布退出苏共，更名为社会党，而各国总统们都不再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的还与原共产党划清界限。可以说，中亚国家的独立，无论是各当事国还是外界都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中亚国家在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告别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后，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泛滥，选择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

　　须看到，中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其居民大多数是穆斯林。与中亚毗邻的西亚、南亚的一些伊斯兰国家政体不一：土耳其应是最世俗化的共和国，沙特是君主制的；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由君主制变成政教合一(什叶派)的神权政权；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共和国；阿富汗也是伊斯兰共和国，后来一度为政教合一(逊尼派)的塔利班政权。也就是说，这些相邻的地区大国，除土耳其外，不是伊斯兰共和国，就是神权国家。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政体的第一选择是世俗，还是伊斯兰化?历史表明：它们都不例外地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即“世俗”的民主政体。

　　哈萨克斯坦宪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是民主的世俗的法制社会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宪法规定：乌兹别克斯坦是主权的民主共和国，以发展人道、民主和法制为宗旨。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吉尔吉斯斯坦是按照法制和世俗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塔吉克斯坦是主权的、民主的、法制的单一制国家。土库曼斯坦宪法规定：土库曼斯坦是民主的、法制的世俗国家[1]。

　　中亚地区是一个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但是伊斯兰教在中亚各民族的影响是不平衡的。绿洲平原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农民的宗教情结本来就比草原和山地的哈萨克、吉尔吉斯牧民要浓重得多。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首先面对的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挑战。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坚定的拒绝宗教极端主义。卡里莫夫总统承认：“宗教是人类的可靠伴侣，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通过伊斯兰教——我们祖辈的宗教例子，我们有理由确信这一点。”同时他还坚定的主张：“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允许，让宗教口号成为夺权的旗帜”[2]。而世俗与极端宗教的斗争在塔 吉克斯坦更是非常的激烈：国家陷入长达五年的内战，反对派伊斯兰复兴党武装一度占领首都杜尚别，接管政权，后又在阿富汗成立流亡政府。1997年塔吉克斯坦政府与反对派达成和解，伊斯兰复兴党参加联合政府并取得合法地位，但派别斗争仍很尖锐，“三股势力”问题继续存在，贩毒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经过五年的内战，塔吉克斯坦最终没有走政教合一道路，维持着民主世俗政体，但还是中亚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

　　总之，独立后，中亚五国的国家政体采用“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单一制、总统制、多党政治，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苏维埃联邦制，强调国家发展的民主和立法原则。

　　然而，西方学者却认为：“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无需战斗而获得了独立。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优点，以最小的物质和生命损失获得了独立。但是，中亚国家的总统也因此普遍缺乏从领导国家独立斗争中获得政治合法性”，“中亚没有一个国家发展民主制度”[3]。

　　1993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年刊中根据各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采取七分制为各国民主程度打分，一分表示权利和自由程度最高，七分为最低。以权利低于2分，自由低于3分为民主的临界之上的“高”；以权利达到或超过4分，自由达到或超过5分为民主临界之下的“低”；而在这两者之间为“齐平”。如下表所示[4]，对中亚五国的民主评价是非常之低的。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民主临界分数“高”、“低”、“齐平
吉尔吉斯斯坦	5	3	8 低
哈萨克斯坦	6	4	10 低
乌兹别克斯坦	6	6	12 低
塔吉克斯坦	7	7	14 低
土库曼斯坦	7	7	14 低

　　特别是同东中欧、前南和前苏其他国家相比较(如下表所示)，更是如此：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民主临界分数“高”、“低”、“齐平
匈牙利	1	2	2 高
捷克	1	2	3 高
斯洛文尼亚	1	2	3 高
立陶宛	1	3	4 高
波兰	2	2	4 高
保加尼亚	2	2	4 高
爱沙尼亚	3	2	5 齐平
拉脱维亚	3	3	6 齐平
马其顿	3	3	6 齐平
斯洛伐克	3	4	7 齐平
俄罗斯	3	4	7 齐平
亚美尼亚	3	4	7 齐平
乌克兰	4	4	8 低
罗马尼亚	4	4	8 低
克罗地亚	4	4	8 低
白俄罗斯	5	4	8 低
格鲁吉亚	5	5	10 低
摩尔多瓦	5	5	10 低
阿塞拜疆	6	6	12 低
波黑	6	6	12 低
塞尔维亚和黑山	6	6	12 低

　　总的看来，在西方眼里，民主程度的顺序为：中东欧诸国、波罗的海诸国、俄罗斯和高加索诸国，前南各国、中亚国家。中亚国家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完全垫底。

　　对此，中亚国家很不以为然。例如，土库曼斯 坦总统尼亚佐夫1993年8月16日答美国和比利时记者问时说：“还是请你们看一下自己国家的历史。你们的过渡时期长达30多年。为什么你们要求我们在独立的第二年就建成民主社会?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建成民主社会。不管西方说我们什么，我们走自己的路，通向民主，通向文明社会”[5]。

总统“集权制”(Авторитарный режим)：威权主义?

　　中亚国家虽然从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但长达70年的苏联统治所决定，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俄罗斯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中亚各国的政局也与俄罗斯非常相似，因而政治转型也大体与俄罗斯同步并行。在这个转型最初的时期，在试图仿效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却面对着总统与议会激烈争斗，并引发大面积政治动荡。1993年，俄罗斯总统下令攻打与之叫板的白宫(议会大厦)。结果是，俄罗斯确立了总统“集权制”(Авторитарныйрежим)。其实，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总统一直处于集权地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一直兼共和国内阁主席，“总统权利的垂直系统，它集中了作为国家元首和行政权力首脑的总统权力，系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制度的大厦的承重结构”[6]。土库曼斯坦总统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并有效控制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通过修宪也实现总统“集权制”。其特点是：总统“集权”，即“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政治格局。实际上，中亚国家实行的总统“集权制”，在具体内容上还是有一定差别。吉尔吉斯斯坦在民主道路上走得最快，号称“中亚的瑞士”；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了一些多党政治的雏形；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不存在真正的多党政治和反对派。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转轨，是从苏联传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变过程，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而总统“集权制”实质上是一种具有俄罗斯—中亚特色的仿西方的政治模式[7]。

　　然而，在西方看来，这种总统“集权制”是民主进程的严重倒退。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 Samuel P.)的说法：不民主的政体中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分野。前者的特征是：单一的政党，通常由一人来领导，一支无所不在的和权利庞大的秘密警察，一套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以提出一个理想社会，如绝对的君主专制、法西斯主义政权、共产主义政权等；后者则是：一个领袖或 一个领袖小集团，没有政党或只有一个领袖小集团，没有政党或只有一个脆弱的政党，没有群众动员，可能有一种思想意识，但没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且不试图去重造社会和人性。亨廷顿强调：“明确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之间这一分野，对理解20世纪的政治至关重要。”问题是，他还是将“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来指称所有的不民主体制，即：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其他类似的政权[8]。

　　按照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这一观念，实行总统“集权制”的中亚国家，都是属于不民主或半民主的威权政权。这当然引起中亚国家的普遍不满[9]。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7年著书写道：“目前，我们不能按照西方标准把哈萨克斯坦评定为民主的抑或权威主义的国家。这种或那种评定，都没有充分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和其他的根据。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改革的民主方向提出异议。”[10]

民主化，还是无政府?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美国由此拉开“反恐”的阿富汗战争。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副产品，那就是美军空降中亚，这是西方军队史无前例地部署在中亚国家。撇开其军事意义， 此次美军的空降对于中亚国家社会的冲击，意味深长。玛莎·布瑞克2007年写道：“像中亚国家第一次努力一样，它们至今还不太可能弄明白建国的真正含义。苏联时代的领导人仍在这些国家执掌政权，他们并没有比以前表现出更多(有时更少)地推动民主政治过渡的倾向”，“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确存在一个重新调整中亚发展方向的机会。但是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都没有充分利用好这‘第二次机会’”[11]。这里，玛莎·布瑞克显然是为2005年“颜色革命”在中亚的受阻而沮丧。

　　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都启动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克林顿政府当年实行的“新外交”，就是将鼓励全球民主革命与谋求经济增长、强化防务并列为指导外交政策的三个支柱。1993年1月克里斯托弗作为克林顿提名的国务卿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特别阐述了“帮助他人从专制独裁的废墟中建立民主”[12]。2005年1月20日，布什发表了第二任期就职演说，要旨是“彻底消灭独裁国家”，“将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更有西方学者提出：“这种民主显然已不够了。人们会更广泛地尝试更直接的、更全面的民主：全民公决。”[13]在这种背景下，“颜色革命”来到了中亚。

　　2005年，“颜色革命”袭击中亚，在三个国家出现三个结果：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政权的“非正常”更迭；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果断地平定了安集延发生的赤裸裸的暴力事件；哈萨克斯坦则平稳地通过新一届大选，纳扎尔巴耶夫以高票连任总统，“颜色革命”被阻遏。这里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亚被认为“最民主”的吉尔吉斯斯坦倒在“颜色革命”之下。阿卡耶夫面对来势汹涌的“颜色革命”曾情绪激动地的发问：为什么会是吉尔吉斯斯坦呢?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排在西方民主改造的候选名单?其实，这里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环境为所谓的“革命”提供了最 便利的条件。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有着该地区最多数量的反对党、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据美国报刊披露：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实施的双边推动民主计划的规模是最大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里有肥沃的土壤，而西方社会在这里撒下了一些种子。我希望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14]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要旨是：“西化”，“再西化”。这位被废黜的总统经过几个月的反思总算明白一点：

　　——在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发展超越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因而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这最终引发社会爆炸。我现在理解邓小平有多么英明，他一直在呼吁的恰恰是稳定，以便能够长期发展。其他国家的总统多次对我说：“阿斯卡尔，你可跑到火车头前边去了!”大概，他们说得对。

　　——“颜色革命”的手段只会在具有“松软的”民主土壤、有言论自由和相当强大的公民社会的那些国家才会起作用。在吉尔吉斯斯坦每千人中就有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位荷兰人对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国家被称为郁金香国，你的国家应当称作非政府组织国。”[15]

　　“颜色革命”说到底，就是通过所谓的自由公正的选举更迭“不民主”的政体和制度。这里就涉及民主的本质含义，多少年来西方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最简单的说法是：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而西方政治学大家熊比特(Schumpeter， Joseph )的说法最为经典：“民主的方法是作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利。”[16]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认为：“民主政治涉及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这也意味着，那些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结社的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存在对于政治辩论必不可少，而且对于竞选也是如此。”[17]

　　但民主过了头就是无政府主义。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在他的另一本书中也承认：一些地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这[18]。因此有评论说：“第三世界多数国家之所以染上了政治不稳定的顽症，就在政府在民主的呼声(这种呼声实际上只存在于社会总人口的少数分子之中)和西方的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了”[19]。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100多年前恩格斯的著名论文《论权威》。恩格斯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伐，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恩格斯据理以证的是“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20]可以说，现在有些民主主义者也是那样，他们只宣布这种或那种的东西是威权的[21]，就足以给它定罪了。在我看来，这些民主主义 者说到底，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有意无意地滑向无政府主义。

　　因为不民主才有“民主化”的“颜色革命”，而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最民主”才被“民主化”的“颜色革命”击倒，这仿佛是个悖论。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痴迷西方鼓动的民主化运动，就是患了严重的“民主病”。

　　2005年秋，乌鲁木齐召开的一次中亚国际会议上，一位吉尔吉斯斯坦的同行说：“我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更加民主自由了，我们什么都不怕，而是政府怕老百姓”[22]。看来“颜色革命”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国家失去了法制和基 本秩序，就是无政府状况泛滥。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再次发生非正常政权更迭，6月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地区甚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冲突，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恶性发展。2010年6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以“全民公决”确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将走完全彻底民主的西方议会制道路，以为这可以既讨好西方，又可使自己“合法化”，但以此种方式求得“合法化”，让人匪夷所思，因为“公决”设题只是“宪法改制”，无助于“临时政府”“合法身份”的确认。问题是这在本已病入膏肓的“民主病”体，再下更“民主”的“议会制”这一方剂，是下毒药。

　　吉尔吉斯斯坦4月政变和6月民族冲突，对中亚政局的影响应予充分评估。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在这10年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诞生的国家，暴露出它们不过是‘虚式国家’的本质。它们不是缺乏稳定的政府机构，就是缺少内在的凝聚力或民族意识。在这10年里，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体制)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23]哈萨克斯坦资深专家瑟罗耶日金(КонстантинСыроежкин)也指出：“吉尔吉斯斯坦的局势，让人觉得，任何政权都是可以更替 的，任何权力更替都是自发的。我认为其他四个中亚国家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相当重要。”[24]2010年9月10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民主在俄罗斯名声不好”，“例如议会制民主，我们的吉尔吉斯斯坦朋友已经走了这条路，但我可以告诉你，对俄罗斯而言，与对吉尔吉斯斯坦一样，这恐怕会是一场灾难。”的确，如有不测，中亚其他国家也有可能陷入同吉尔吉斯斯坦那样的无政府状态，那时的中亚地区就可能一片大乱。总之，吉尔吉斯斯坦目前的局面，对中亚各国有着不祥的示范效应。本人不看好吉尔吉斯斯坦西方议会式体制的实施，个人认为，其结果可能是地区分裂的无政府。

谁要民主?

　　美式民主的推行，并未给世界带来安定和福祉，却是日益陷入混乱。1997年，美国助理国务卿承认：“在整个后共产主义世界(尤其是原苏联)，因废除了无效率的高压计划制度而产生的宽慰和摆脱感，已让位于对市场反复无常和不平等的普遍怨恨，同时对安全保障也不满。”[25]美国外交官霍尔布鲁克(Ft.Holbrooke)在波斯尼亚1996年9月大选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定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而当选者却是“公然反对和平和重新统一的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这倒是个悖论。”美国学者扎卡里亚(F.Zakaria)就上述悖论指出：一种“粗卑的民主制”——“非自由民主政体”正在崛起”。他认为问题在于：“民主不再是令人尊敬的选择，它只是现代时髦的一个部分……缺乏宪政自由的民主不只是不完善，而且很危险，它侵蚀自由、滥用权力、导致种族分裂，甚至战争。80年前为把美国带人20世纪的威尔逊面对的挑战是，为了民主而让世界安定下来。在临近下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为了世界而让民主安定下来。”[26]

　　扎卡里亚谈民主与自由孰先孰后，触及到民主与安全稳定的现实，从而引发了一场争论。

　　库普查恩(Ch.Kupchan)认为还是“民主第一”，尽管“在分裂社会中事实上煽起民族主义、种族冲突、甚至战争”，“可是，如果不通过民主的引进，市民社会怎样在国家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呢?”[27]

　　英国学者古尔德-戴维斯(N.Gould-Da-vies)还是以为“和平的民主”可取，“民主力量可以用不同方式组织起来，说一些民主安排天生比其他安排更缺少自由，这毫无意义。”[28]

　　美国学者汤普森(W.R.Thompson)则认为，如此民主与和平，存在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即“不是民主创造了和平的可能性，而是和平创造了民主的可能性”[29]。

　　美国民主和民主促进问题专家Th. Carof-hers对民主的反思是：“许多情况下，美国对个别地区或国家的政策充满矛盾，一些有利于民主，一些有悖于民主，但这正反映了美国式的、独特的、开放的、动态的外交决策过程，这也正是民主的体现。”[30]

　　美国选举制度国际基金亚欧项目主任派赖恩(J.G.Pilon)则为“选举政治”辩解道：“把当代问题归结为选举，而不是70年的共产主义，令人不可思议。”[31]

　　九一一事件后反恐，越反越恐；“颜色革命”后民主化，越搞越乱。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的争论更加激烈。

　　一种声音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更胜一筹?因为“民主国家的表现都要好于专制国家。同时，在预防灾难方面，民主国家也做得更好。破解“发展第一，民主第二”的论断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而且还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糟糕的政策——也就是那些使全球改善发展中世界上千万人口生活水平的努力遭到破坏的政策。”“有些人认为，低收入国家过早成熟的民主化将会使一些机会主义政治家煽动民主、地区争端，甚至是武装冲突。从这点来看，只有一个专制政治领袖的铁腕才能够保全一个难以驾驭的社会。但是这种观点也无法经受实际的考验。贫穷国家经常会陷 入冲突——从1980年起每五年一次。但是民主国家交战的频率要小于专制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冲突都是最近发生的，而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所经历的武装冲突只占一半。”[32]

　　另外一种声音也很强烈：“民主政治产生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经验，既不能移植，也不能强加于人”[3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2004年撰文将“传播民主”，列为世界最危险的八大观念之一。他尖锐地指出：“传播民主的努力在一个更间接的方面也是危险的：它使那些并不享有民主政府的人产生一种幻觉。”[34]一年后，他进一步指出：“在对共同价值观构成威胁的同时，传播民主的运动并不会获得成功……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一致同意，民主制度就会中止(就像北爱尔兰一样)，国家就会分裂(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就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内战(例如斯里兰卡)。在1918年和1989年以后，“传播民主”的活动都加剧了民族冲突，导致多民族和多种族地区的国家分裂。”[35]英《经济学家》周刊2004年的特别报导在质疑：谁需要民主?[36]可以说，美式的民主，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所需要的，而不是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需要!当然，现在也有美国人在重新审视美式民主。约翰·邓恩认为：当前全球各国对于民主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美国民主的经验。从某种角度来看，民主制度更像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任何政府都无法构建完美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明智之选是帮助那些能够包容民主理念的国家构建民主机制，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向全球输出美式民主。[37]

结　语

　　西方在民主与自由孰先孰后的争论的焦点是：民主和自由下有没有安全稳定。其实这是个古老的话题，200多年前，卢梭就写道：“一个民主政府或人民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更易于发生内乱和内战……在这种政体之下，公民必须以力量和坚定来武装自己，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自己的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应该在内心深处背诵着一位有德行的侯爵曾经在波兰议会上所讲的话：‘我宁愿有危险的自由，而不愿有受奴役的安宁’”。[38]但身陷内乱之水深火热中的一般百姓是这样想的吗?西方保守主义精英或政客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亨廷顿还曾发明了两个概念：“后极权消沉现象”(post-totalitarian depression)和“威权怀旧症”(authoritarian nostalgia)[39]，充分体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傲慢。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中国人代会和政协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首先引证了两位名家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名言： 自由意味着责任(萧伯纳)。

　　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斯特朗斯基)。

　　这可看做是针对西方这种傲慢的回应。

　　注释：

　　[1]赵常庆：《十年巨变·中亚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2]〔乌〕伊·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7、31页。

　　[3]〔美〕玛莎·布瑞克·奥卡特：《中亚的第二次机会》，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页。

　　[4]〔日〕猪口孝等编：《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41页。

　　[5]〔土库曼斯坦〕萨·尼亚佐夫：《永久中立　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6]〔乌〕伊·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第123页。

　　[7]杨恕：《转型中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8]〔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2页。

　　[9]本人2005年在乌鲁木齐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西方认为中亚国家的总统“集权制”是不民主和半民主的改造对象。一位哈萨克斯坦学者对此大为不满。他以为，我在说哈萨克斯坦的政体是Тоталитарныйрежим(极权主义)。实际上，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真应该严格区分。

　　[10]〔哈萨克斯坦〕努·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11]〔美〕玛莎·布瑞克：《中亚的第二次机会》，第2、17~18页。

　　[12]〔美〕克里斯托弗：《美国的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2页。

　　[13]《民主与未来》，载〔英〕《经济学家杂志》1995年6月17日。

　　[14]克雷格·史密斯：《西方铺就了吉尔吉斯斯坦“革命”道路》，载《纽约时报》2005年3月31日。

　　[15]《郁金香革命的牺牲者——阿卡耶夫》，载《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2005年7月4日。

　　[16]Joseph A. Schumpeter，Capitalism， Socali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p.269

　　[17]〔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6页。

　　[18]〔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19]〔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序。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威权(Authority)，在中文中亦可作权威。

　　[22]爱米拉·诺科伊巴娃在“中西亚非传统安全国际论坛”(乌鲁木齐，2005.10.17)上的发言。

　　[23]〔美〕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24]《瑟罗耶日金答记者问》，新华社莫斯科2010年6月13日俄文电。

　　[25]托尔波特：《民主与国家利益》，载〔美〕《外交杂志》1997年第1期。

　　[26]扎卡里亚：《非自由民主政体的崛起》，载〔美〕《外交杂志》1997年第6期。

　　[27]库普查恩：《民主第一》，载〔美〕《外交杂志》1998年第3期。

　　[28]古尔德一戴维斯：《和平的民主》，载〔美〕《外交杂志》1998年第3期。

　　[29]汤普森：《民主与和平：本末倒置》，载〔美〕《国际组织》1996年冬季号。

　　[30]卡罗瑟斯：《对民主的反思》，载〔美〕《外交政策》1997年夏季号。

　　[31]派赖恩：《选举的现实》，载《外交杂志》1998年第3期。

　　[32]西格尔、温斯坦、哈佩林：《为什么民主制度更胜一筹?》，载〔美〕《外交杂志》2004年9、10月号。

　　[33]史蒂文·厄兰格：《民主不能移植》，载《纽约时报》2004年2月16日。

　　[3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播民主》，载〔美〕《外交政策》2004第5期。

　　[3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输出民主的危险》,载〔英〕《卫报》2005年1月22日。

　　[36]《谁需要民主》,载〔英〕《经济学家》2004年5月22日。

　　[37]约翰·邓恩:《民主的正反面》,载〔美〕《国家利益》2010年第3、4期。

　　[38]卢梭:《社会契约论》。

　　[39]〔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