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02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再次提出把东正教文化课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的要求。这显然是具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东正教文化能否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文化并填补后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的空间?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否定的观点。
　　【关键词】 教会 俄罗斯东正教 信徒 主流文化
　　【作者简介】 汪 宁，1954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章自力，1965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副教授。（上海 200083）

　　近年来，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活动十分活跃，不但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而且还不断提出在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的要求。2002年8月份，俄罗斯教育部终于做出妥协，同意首先在教会所属3个辖区内的普通小学实施《东正教文化基础》必修课制。
教会的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者和赞成者各持己见，展开了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信教者与非信教者，俄罗斯社会几乎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参加进来，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信教者还是非信教者，对于在公立学校增加宗教文化必修课程的做法持反对态度的占多数。
　　2002年9月新学期的第一天，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主教阿列克西二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其他政要一样，也视察了位于莫斯科亚谢涅沃小区内的东正教学校。他再一次呼吁把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程列入中等教育大纲 [1]。
        显而易见，东正教会在俄罗斯掀起这场轩然大波是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背景的。

一 有总统做后盾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基督教信徒。据报道，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自尼古拉二世之后，普京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并面对着摄像机镜头画十字，亲吻十字架，做祈祷，吃圣餐的国家元首。在"访谈录"中，普京是这样讲述他受洗的情况的:"邻居阿尼娅大婶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经常去教堂。我出生的时候，她和我妈妈背着我父亲偷偷地给我做了洗礼。父亲是苏共党员，当时是车间党支部书记。"
　　1993年，当普京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工作时，曾经接受以色列外交部长的邀请作为官方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访过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在这次访问期间，他说:"妈妈把我受洗礼时的十字架交给我，让我到上帝的坟墓那儿去朝圣。我按着妈妈的要求做了，随后把这个十字架戴到脖子上，至今也没有摘下来"[2]。后来，普京又以旅游者的身份带着全家再次访问了耶路撒冷。那次从圣城回来之后，普京就成为教堂的常客。他经常做礼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一次电话热线问答中，一个女职员问道:"你常去教堂是不是因为心中有什么痛苦和烦恼?"普京坦陈，上教堂做礼拜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他还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养成这个习惯 [3]。据一位颇有影响、曾经接受过总统忏悔的神甫透露，普京信教不是为了赶时髦，也不是为政治服务，而是出于内心的需要，是为了认识人生，确切地说，是一种理解生活的手段。
　　当上总统之后，普京仍然牢记自己作为一个教徒的神圣责任，所到之处从未忘记宣传宗教信仰的好处，无论日程安排得多么紧张，"圣事"却从不疏忽。8月15日是圣母升天节。2002年8月正在远东视察的普京总统没有忘记这个日子，百忙之中也抽空参加了赤塔市的祈祷仪式并向俄国将军乌沙科夫的圣骨行了圣礼。Ф.乌沙科夫（1744～1817）是沙皇时期的海军统帅，在1767～1791年沙俄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他率领俄国海军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土耳其舰队，为俄国赢得了整个黑海地区。从一个海军准尉开始，他一直晋升到海军司令的地位。乌沙科夫终生未娶，退休后隐居乡村过着清教徒的生活，死后与一个当修士的叔叔一起被葬在一所教堂内。2001年8月，乌沙科夫被册封为圣徒。由于这位被新册封的圣徒是海军统帅，因此整个俄罗斯海军，乃至俄罗斯全军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保护神。
　　就在这次有总统亲自参加的活动中，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滨海边疆地区的大主教明确表示:"今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圣母升天节日里，我们聚集在此不仅仅是为了举行一次爱国主义的活动。伟大强盛的俄罗斯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支不可战胜的海军舰队。这支海军舰队不仅要以精神建设为支柱，而且还有要有崇高的道德观。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参加这样的精神建设"[4]。
　　在总统的身体力行影响之下，俄罗斯的宗教活动更加活跃，其规模明显超过了叶利钦时期。叶利钦在位时，政府凡是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都少不了大主教出席，不少官员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也都趋之若鹜地手持蜡烛紧随其后。到了普京时期，这种场面更是时常可见。 显而易见，东正教会将一反其不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则，对普京总统不仅要像对待一个信徒那样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要以实际行动来给予支持。而这正与普京本人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他明确表示要回归俄罗斯的传统文化，提出"俄罗斯社会团结的另一个支撑点是那些被称作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呢?普京把它归结为"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这4个方面。翻开俄罗斯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些内容大部分与东正教密切相关。

二 "第三罗马"使命感的驱使

　　公元988年是基辅罗斯正式受洗，罗斯国家开始信奉基督教。当时的基辅大公弗拉米尔命令基辅城的全体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到第聂伯河进行受洗，无论你是否愿意。从那时起，东正教正式传入俄罗斯并被宣布为国教。从更深的历史背景看，它还意味着俄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向西方敞开大门，从而进入了与文明世界的交流过程 [5]。公元12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在尤里·多尔戈鲁基 [6]的统治下日渐强大。他沿袭了基辅罗斯的传统，继续把东正教奉为国教。从那时起，古罗斯的历代王公，无论是进行扩张战争还是抵御异族的侵略，都把东正教当作为号召和组织信徒的旗帜。而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的确发挥出巨大的号召力，使古罗斯日益强盛。莫斯科公国成为古罗斯的中心，也成为罗斯的宗教中心。以宗教为纽带，教会与大公们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国家政权借助于教会得到巩固，教会在国家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公元1453年，东罗马在土耳其的攻击之下寿终正寝，作为东正教世界中心的君士坦丁堡教区也丧失了权威性。俄国教会的思想家们立即抓住机会展开舆论攻势，力图把俄国教会变成世界东正教新的中心。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在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不会再有?quot; [7]
　　从此，俄罗斯人便以"莫斯科--第三罗马"自诩。"第三罗马"的含义是神圣的使命感:"俄罗斯是上帝特选的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坚信"只有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的上帝和耶稣"才能使整个人类获得新生 [8]。这种感觉在许多俄罗斯人的思想中难以泯灭。
　　罗马帝国分裂后，东派教会各主教为争夺牧首地位展开了激烈斗争。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密不可分的主要原因，是当基督教为古代罗斯接受之后，很快成为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础。早期罗斯口头文化文字，大多数出自于宗教日历礼仪诗歌，即咒语、符文以及民间歌谣和编年史。在民众阶层中，基督教的形象是与日常的劳动生活、与人们现实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例如，10世纪时出现的英雄壮士歌谣，就是以人民与异邦侵略者的斗争，爱国主义精神和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的内容为基础的。
　　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的确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一个整体。因此，塔什干和中亚地区总主教弗拉基米尔坚信:"没有东正教，就没有文化，没有俄罗斯。"他认为:"东正教是俄罗斯国家及其文化的基础。了解它的历史、文化和伦理并非完全意味和预示着东正教将作为国家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而在学校中进行这一课程的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quot; [9]

三 俄罗斯迫切需要"新思想"

　　普京迫切需要用新的世界观来填补俄罗斯的社会空间，更需要通过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巩固自己的政权，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近10年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否定之后留了巨大的思想真空。俄罗斯已经经历过一个从否定到再否定的历史过程。仅以俄罗斯军队为例。自从1991年起在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以来，俄军的状况日愈恶化，战斗力严重下降，违法乱纪现象屡屡发生。据报道，2000年俄军官兵 自杀的人数多达270个，2001年增加到近300人，有53000名俄官兵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 [10]。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从联邦政府一直到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机构的威信在俄罗斯老百姓的心目中早已是一落千丈。与之相反的是，教会的威望却日愈提高，教徒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使社会中不安定的因素大大增加，直接影响到普京政权的稳定。普京知道，俄罗斯人最迫切的希望是迅速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国际生活中恢复从前有过的那种大国地位。自然，人们希望的并不是苏联式的那种"强大"。苏联解体的事实早已为俄罗斯人所接受。一方面，他们为解脱了桎梏而感到庆幸，尽管为获得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时常还能听到俄罗斯人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但其中却丝毫没有对过去政治生活的怀念。这一点从俄罗斯人对苏共的继承者俄罗斯共产党的支持率不断下降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俄罗斯人渴望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找到一种新的生活。
　　如果对于信教者来说，能够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对上帝的信仰之中的话，那么，对于不信教者来说，他们的希望则是世俗化的，即国家的强大、社会的繁荣昌盛、家庭的幸福、子女的健康发展以及对自己前途充满信心。近10年来，俄罗斯社会的动荡无情地毁灭了老百姓的这种梦想。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感觉自己是被国家抛弃在一边，被所谓?quot;新社会"所排斥而成为"多余的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后苏联社会在改变了社会价值和衡量社会成就的标准后，并没有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俄罗斯人新的形象。与曾经有过的历史地位形成极大反差。在苏联时代，每一个时期都拥有自己的当代英雄，使苏联人生活有榜样，工作有目标。解体后出现的所谓"新俄罗斯人"，不仅没有成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而是相反，这个新生的社会阶层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人讥笑和嘲讽的对象，表达出人民对"俄罗斯式"资本主义的强烈否定。
　　教会认为，俄罗斯人正在从沉重的社会病态心理中重新站立起来。只有教堂才能医治酗酒、犯罪、物质崇拜以及非道德化等等这些腐蚀灵魂和社会环境的恶习。在经过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代国家领导人的扶持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又迎来了第3个发展的良好机遇。俄罗斯国家在摈弃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直在寻找新的支撑点。更主要的是普京总统不仅本人是个信徒，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宣传信教的好处，使东正教会看到了再次振兴希望。但东正教能否回到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的轴心位置，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四 教会也不甘寂寞

　　东正教会不会介入俄罗斯的政治生活?这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俄罗斯教会在俄罗斯社会中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引起了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忧。他们认为这种状况极端危险，东正教完全有可能成为基督教潜在的竞争对手。例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就把俄罗斯东正教视之为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主要敌人。
　　这种担心不无理由。就教会的角度而言，东正教会最为担心的，是自由主义将成为"新的世界秩序"中俄罗斯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样一来俄罗斯就将被分裂，自由主义的法规就会被强加给俄罗斯。东正教的地位将会被取而代之。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教会认为，自由主义的这种分化作用有巨大破坏力，正在阻碍着两亿多俄罗斯人重新回归新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因为自从原苏联分裂成为15个新的独立国家之后，引发了新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与前南斯拉夫的情况相似，在俄罗斯境外，许多俄罗斯族人成为"少数民族"，在不少地区受到歧视和迫害。大批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族人散布在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的土地上。东正教会在为这些俄罗斯族人的命运担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武力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对俄罗斯人的震动极大。他们联想到，不知哪一天美国的炸弹也有可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爆炸。虽然在原苏联的领土范围内要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种危险并不是不存在的。?quot;上帝的旨 意"是东正教克敌制胜的法宝，曾经激励俄罗斯人于1812年9月7日在莫斯科郊区乡村波罗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卫国战争时期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当希特勒突然袭击包围了城市之际，虽然最高统帅部已经做出了弃城的决议，但该市的人民经过5昼夜的顽强抵抗，终于打退法西斯侵略者，保卫了自己的城市。这是一段被遗忘了的历史。东正教也是利用这种精神力量在信念受到摧残的年代顽强地保存了自己并发展下来 [11]。在对待世俗权力斗争问题上，东正教会一直是保持不干预政治的立场，坚持精神上的复苏。正如俄罗斯圣徒约安·克罗什塔斯基所表述的那样:"神圣俄罗斯的使命不在于保留它的领地，而是在于延续自己的所担负的上帝的使命。"
　　尽管有少数颇有影响的信徒认为，也许会有一天俄罗斯的教会将不得不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尤其是当国家陷入困境之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如今这种情况似乎又在重演。尽管教会在口头上表示只坚持精神上的复苏，但在实际生活中教会早已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参政议政，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早在1989年就公开表示:"没有基督教成员的参与，我们社会的复兴是不可能?quot; [12]。随着1993年以及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阿列克西当选为议员，许多神职人员也相继进入议会，直接参加国家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为了确保在政治上拥有代言人，教会于是公开表示完全支持现政权，在大政方针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在1991年和1996年两届总统选举中，教会也积极参与，鼎力相助叶利钦获胜及连任，因为叶利钦也受过洗 [13]。普京执政后，教会的主动配合更加积极。2000年5月份，普京下令全国设立联邦区，改组各职能机构，以强化中央的垂直领导。东正教会立即发表声明附和，表示赞同总统的做法。在对外政策方面，教会更是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协助政府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99年4月，阿列克西大牧首还亲自率领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执行所谓"和平使命" [14]。
　　普京就任俄罗斯的第二任总统后，必将为东正教的发展再次提供机遇。从东正教要把宗教作为必修课的强烈要求以及其他一系列表现来看，教会对政治生活从保持低调已经转向走到前台。在社会上由于有政府和政治家的支持，东正教会的影响日愈增加，教会的大量宣传品和书籍随处可见，给人以俄罗斯的精神生活已经复苏的印象。
　　当然，普京绝不会出于对东正教的偏爱而牺牲其他任何宗教的利益。因为按照教会的教诲，国家元首首先是一个民族之父，善良的父亲应该热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与此同时，普京总统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也不可能脱离与教堂的关系。俄罗斯的穆斯林对于由一个基督教徒来担任国家元首也持赞成的态度。他们认为，穆斯林的敌人不是基督教徒，而是无神论者，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一些伊斯兰教的重要人物在报刊上公开表示了这样的观点。他们还认为，对于基督教徒普京来说，回归传统的俄罗斯并不是他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普京最大的障碍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俄罗斯思想界，有人公开批评普京作为一国元首不应该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如俄罗斯苹果党认为:总统不应该是公开的基督教徒，因为那样的话，俄罗斯就将会成为一个反民主的国家 [15]。对于由教徒当政最为担忧的原因是，随着俄罗斯教会在社会上的威望日益提高，即使是教会不号召回到君主专制制度，它也不会拒绝与政府"和平共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无法摆脱"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归宿。东正教会不仅将给予普京总统以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还会在意识形态上提供帮助，就像对待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

五 东正教难以成为主流文化

　　东正教在俄罗斯当代社会中究竟起到什么样作用?
　　不可否认，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与东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俄罗斯，无论你走到哪里，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堂的洋葱头尖顶，各地旅游的主要项目也首先是教堂。每个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克里姆林宫" [16]。但宗教并不等同于文化，只能与文化相互影响、渗透，或被文化所吸收。
　　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为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民族的文化心理、行为习惯和语言词汇中。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阻挡住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外来文化经过传统文化的洗涤、吸纳和融合等本土化的过程，已经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正如陈寅格先生所言:"佛法之入中国，其教义中实有与此土社会组织以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他把佛教进入中国并为中国文化所消化吸收喻之为橘的转变:"橘迁地而变为枳，吾民族同化之力可为大矣" [17]。佛教文化便是如此，经过民族同化之后，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心心相印"、"芸芸众生"、"大千世界"、"因果报应"和"脱胎换骨"等佛教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被广泛使用的成语。
　　除了佛教以外，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基督教更是深深地渗入西方文化的骨髓之中。
　　相比之下，东正教在俄罗斯却没有这样的经历，缺少更加深刻的文化底蕴作为基础。俄罗斯要使东正教成为主流文化，并用它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空间显然还需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一个因素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基督教在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是被强迫接受的。沙皇时代它更是被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之一，因此在历史上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对教会根本没有多少好感。在沙皇俄国，教会已经成为专制制度的"御用衙门"，是统治者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特殊工具 [18]。
　　不过尽管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在俄罗斯也是主要宗教，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它作为一种文化，似乎从来就没有成为俄罗斯的主流。因此有不少俄罗斯人?quot;东正教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提出质疑，认为"东正教文化及其伦理根本就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19]俄罗斯本民族自己的文化根源到底在哪里?所有诸如"我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之类的疑问也都之由此而起。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延续了也有一二百年，俄罗斯的思想家、哲学家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但却始终没有能找到答案。如果说1000年以前的俄罗斯还处在文化发展的初期，本民族的文化也还没有成形，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性的手段逼迫老百姓接受洗礼是可以做到的话，那么，经过彼得大帝改革引入欧洲先进文化，俄罗斯已经经历过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俄罗斯民族也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之一，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有了自己的鉴别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强迫老百姓接受东正教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因素是，俄罗斯人当中真正的东正教信徒也在减少，相反，新教和天主教会的兴起大有与之争夺发展空间的势头，随着西方文化在俄罗斯的泛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在俄罗斯新教和天主教的兴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刚刚解体后不久，以美国"通俗化新教组织"和韩国"基督教福音派"为首的传教士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力图以西方的世界观来占领社会主义被否定之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的空间。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对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形成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仅次于东正教的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也随着车臣以及中东局势的日益复杂化迅速膨胀。伊斯兰教在俄罗斯有着同样的悠久历史和众多信徒。据统计，目前，伊斯兰教信徒在俄罗斯多达1500万～2500万人，在全俄人口中的比重占1/7。除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以及西西伯利亚等几个穆斯林的主要聚集地以外，其他地方也还有不少伊斯兰教徒 [20]。
　　除了外在因素，更主要的原因是教会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已经改变了性质，成为商业性机构，而且得到政府支持。东正教会内部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在东正教会最高领导层也分成了现代派和保守派，投机钻营者和虔诚信教者。他们互相争斗，各不相让。老一代主教、神甫以及神职人员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神甫正在接班。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更解放，没有历史的凌辱感。虽然他们也知道那些大批"俄罗斯兄弟被驱逐，被强迫离开俄罗斯母亲"的苦难历史，但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不少神职人员更是不遵守教会的清规戒律，充分享受现代化生活，成为与老一代的神职人员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在思想观念上差距更大，新一代神职人员更加热衷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使教会世俗化。两代东正教徒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自然，教会也乘机利用了不少领导人、政治家和商人的"良苦用心"来为教会建造钟楼和教堂，发展和宣传宗教事业。此外，由于缺乏人才，东正教会根本就无法担负起国家主流文化的历史重任。教会没有称职的教师，也没有新的教材。目前，教会属下共有5个神学院和30个讲习班，只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两所学院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教学单位。但也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毕业生思想差别十分大。而财政不足是最大的问题。莫斯科的大教堂金碧辉煌，但那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筹的钱，也仅限于莫斯科而已。大多数教堂还得靠自?quot;化缘"生活。地铁站里募捐的神甫们站上一天也化不到几个铜板。因为俄罗斯的信徒不算少，但多数都是穷人，即使是慷慨解囊也施舍不出多少钱，除非普京从国库中划拨银两。期望国家资助，也许这才是教会积极要把东正教文化课推上学校讲台的真正目的之一。教会积极向政府靠拢，以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起码可以肯定的是，东正教会的努力能够得到总统的善意回报。
　　万事开头难，文化的再创更是如此。普京开始的是一项艰难浩大的工程，没有文化根基的国家很难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普京的抉择无疑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 〔俄〕《消息报》2002年9月3日。
[2] 《远东经贸导报》2001年4月23日。
[3] 申明:《俄罗斯新主--普京》，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4] 〔俄〕《消息报》2002年8月29日。
[5]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6] 尤里·多尔戈鲁基（ЮрийДолгорукий，1090～1157），莫斯科城的奠基人，其雕像耸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离开红场不远的特维尔大街广场上。
[7] 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宗教和社会》，华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59页。
[8] 〔俄〕В.索罗维约夫:《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60、236页。
[9] 〔俄〕《消息报》2002年8月31日。
[10] 《环球时报》2002年10月17日。
[11] 据说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充分利用了俄罗斯人宗教信仰，在希特勒兵困莫斯科之际，他在红场发兵时使用的就是宗教语言:"俄罗斯的兄弟们、姐妹们……"
[12] 王小路:《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载《东欧中亚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
[13] 据叶利钦自己说:"我自幼受过宗教洗礼。我的名字及出生年月日都记录在教堂的领洗簿上。我的祖父母是教徒，父母也是教徒。我本人从小学到大学不断接受过分的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即无神论的教育。我总是经常听到、读到对东正教及其教会的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这种教育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和不公正。我对东正教会及其历史、道德、仁慈的传统以及它对俄罗斯精神生活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这些领域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增。我们有责任使教会恢复其权力。我在教堂内，总是手执一根蜡烛，长达4个小时的宗教仪式并不使我感到乏味，我的妻子也有同感。当我离开教堂时，好像有一种光明的新思想进入我的心灵。"参阅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14] 蒋 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杂志2002年第9期。
[15] В.Лупан:《РусскийВызов》，Москва，2001г.с.186.
[16] "克里姆林宫"一词还有"内城"的意思，是包括防御性建筑物、宫廷和宗教建筑物的总体，通常都是政府等重要机构的所在地。在其他俄罗斯城市如普斯科夫、图拉、罗斯托夫、喀山、斯摩棱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地也都有规模颇大的"克里姆林宫"。
[17] 陈寅格:《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转引自董中锋《释词与佛教文化》，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4日。
[18] В.波里先科:《俄罗斯文化国情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63页。
[19] 〔俄〕《独立报》1996年11月21日。
[20]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