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的苏东国家"天鹅绒"革命并没有印证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苏东国家巨变也是一场社会变革，却没有已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激烈社会对抗。与以往许多社会变革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似乎没有多少人激动、抗争，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 [1] 1989年夏秋之交，波兰政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转折，战后执政45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随后在组阁中遭到失败，而处于地下状态7年半之久的反对派--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获胜，组成了以它为主导的政府。随后，由波兰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中东欧地区引发了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10多个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抛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纷纷加入曾经相互敌对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阵营。虽然采用的是不流血的和平手段，但是"革命"造成的后果是极具震撼的，它直接促使曾经居于世界权力之颠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崩溃，颠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并且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的国际权力大整合。
关于这场"革命"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传统 理论从各自的范式出发，提出了诸如"权力变革"说，"经济崩溃"说等等观点。但是，这些解释似乎应对的是现实多棱镜一个角度的折射。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相对来说较有说服力。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的身份特征是由体系层次的共有观念即体系文化所建构 [2]。根据他的理论模式，中欧"天鹅绒"革命对国家身份的改变也应该是体系文化对单位文化进行限制和规范的产物。20世纪冷战的落幕以及在全球化作用下国际政治的新思维的进程，为温特的理论提供了可供验证的论据。作为一种高度化约的结构理论，温特的建构主义着重考察的是自上而下的作用。但是，如果不考虑单位文化在建构国家身份时自身的能动作用，似乎排除了文化自身具备的自我实现的能力。本文认为，中欧之变的深层根源，在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体系层次上的文化变迁，与中欧国家单位层次上的文化特征之间产生互动，最终导致了中欧国家身份的改变。为了便于考察，本文将着重探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这三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建构。
全球化、体系文化、单位文化
全球化是以经济交往的全球联系为肇始的，它首先是国家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互动:以跨国公司为首的经济实体推动了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不同的全球性效应。但是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蕴涵着极大的文化意义:受资本全球化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全球化和一体化。换言之，全球化将一种新的规范、制度、信仰包括心理活动方式以不可抗拒的态势推广到全球各个角落。正如法国比较政治学家贝特朗·巴蒂（Bertrand Badie）分析的那样，全球化使得每个国家原有文化及"逍遥的未开发状态"都变得岌岌可危了 [3]。任何偏于一隅的文化体系都难以继续维持其孤立与封闭，因为现代交通、通讯事业、经贸往来、国际投资、环球旅游、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移民浪潮等人类活动使人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模空前加大。尤其是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量不断扩大，人们可以对人类的各种文化进行取舍和选择，不同文化单位之间相互吸收、借鉴的频率不断扩大。
根据格尔兹对文化的定义来看，全球化以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意义模式建构了新的体系文化 [4]。新体系文化具有与冷战时期的体系文化截然不同的特征，它强调了有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各自差异的各国各民族在全球化时期超越了具体地域的文化的限制，不同文化之间传通的进程，强调了作为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的文化，其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客观普遍的规律。而充斥旧体系文化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文化的敌对与分隔。中欧3国在"天鹅绒"革命前的身份特征是与冷战体系相适配的，而作为一种新的体系文化的具象，全球化是对原有冷战文化的弃绝，它要想维持与深化自身，就必须对上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单位文化进行限制与规范。因此，中欧3国的"革命"具备了来自体系层次上的动力。
文化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的预言。内在稳定的单位文化（尤其是在体系文化中不占有主导地位的单位文化）与趋向自我加强的体系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冲突。建构国家身份，不仅要受到体系文化的规范和制约，同样要与本单位的文化特征相适配。因此，本文除了接受温特关于国家身份是体系文化建构的观点之外，还认为需要考察单位文化对体系文化的反应。
身份建构与"天鹅绒"革命
一般说来，单位文化与体系文化的互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单位文化与体系文化的融合。单位文化维护体系文化的稳定，主动接受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的重新建构。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单位文化与体系文化之间不存在异质（如北美与欧洲国家），这种融合力度是最强的;另一种是原有的单位文化虽然不同质，但经过外力改造并最终稳固下来，从而融入新的文化结构中（如二战后的日本与韩国）。这种互动是正向的;二是单位文化对体系文化的抵抗（力图最大可能保有自身文化特征），体系文化同时也制约单位文化的自我实现。这种抵抗有可能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是较强大的单位文化在抵抗中最终取得领导权并以自己的特征重建新的体系文化，另外一种是在抵抗的过程中失败并被迫融入体系文化或者被"放逐"在体系文化之外。这种互动是反向的。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3国的国家身份改变，既有来自体系层面上的建构作用，同时也是单位文化与体系文化互动的结果。从表面来看，中欧三国的"革命"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中四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它们在冷战文化体系中属于两个阵营中社会主义一方的成员国，与主导全球化的西方国家在相互认知上是互为敌视关系的，那么中欧四国对全球化似乎应该采取抵抗的态度。但是，它们的"天鹅绒"革命虽然温和却迅速而彻底，丝毫找不到抵抗以及抵抗失败被迫融入体系文化的意味。15年前政治巨变发生时，人们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去投票站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应当说，当年的社会变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欢迎与支持。没有多少人留恋，没有多少人抗争，人们对告别过去报以欢呼，对未来充满希望。实际上，如果考察历史，中欧3国的"革命"更类似于上述第一种情况第一种可能性的假设，而"革命"的动力则似乎符合芬尼莫尔所说的"对成功者的向往。"
关于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要从两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冷战体系的中欧三国与西方国家在认知上的相互敌视是一种外力作用下文化"强制嫁接"的产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被称为 "欧洲的心脏"，几个世纪来始终被视为德、俄之间破碎地带或缓冲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无一例外地成为历史上各个帝国扩张势力和不同文化侵袭的牺牲品。不论是北部瑞典王国要南下，西部奥匈帝国要东进，东部俄罗斯要西进还是南部奥斯曼土耳其要北进，这颗"欧洲的心脏"总逃脱不了流血的悲惨命运:波兰被三次瓜分，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18年，波兰人民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7世纪捷克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867年又被奥匈帝国统治;十世纪斯洛伐克逐步成为匈牙利的一部分。1562年，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组成奥匈帝国，斯洛伐克置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使中欧三国作为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特定历史含义的东欧地区存在了将近50年:在二战前夕，为了应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威胁，苏联强行改变外部边界，力求将防御阵地大幅度外移，相继占领了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的一部分领土，并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纳入苏联版图。二战结束前后，苏联又同美英等国一起安排战后世界秩序，划分囊括了整个中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构建"雅尔塔体制"。随后，世界形成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很明显，上述外力作用是带有强迫性质的，这在中欧3国走怎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1846～1847年）波兰曾经有走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当时的波兰社会党拟定过实行混合经济的计划，把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定为3个长期存在的、平等的经济成分。同时政治上实行与波兰历史和文化比较相符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但是，1948年莫斯科坚决要求波兰采用'苏联模式'。" [5] 波兰剧变的始作蛹者--团结工会曾是一个民主的、反对极权的、以领薪者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他们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结束被歪曲的社会主义，实行类似战后初期的混合经济体制 [6]。
那么，处于冷战时期文化体系里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单位自身文化与苏联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并不是说单位文化具有永恒的特性，也不是说文化"嫁接"必然不稳定（如果这样就难以解释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了）。但是，这种嫁接必须是建立在尊重文化特征上的改造，必须能够消除排斥作用的改造。而当时的情形恰恰相反。众所周知，处于各种原因苏联对自己华沙集团的小兄弟们的控制是事无巨细的，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民族风俗各个方面。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老大哥及其他们在中欧三国的傀儡执政党（"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勃列日涅夫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党中央最高领导都叫到克里姆林宫训话，一国首脑对他来说可能还不如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只会一味地利用控制手段封杀不同意见，忽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民族特性。而中欧3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十分之高，从古至今崇尚舆论自由。如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大约排在世界前五位，而医生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这种社会结构使人民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控制力量"国家机器"对社会影响则大大的降低了。长此以往，由于执政党的主流话语日益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反而导致了主流话语的自我边缘化。执政党不仅不能掌握社会思想的领导权，反将思想领导权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 [7]。
由于中欧3国在冷战时期的单位文化变异是受强迫性的外力胁迫（不能说全部也是很大部分），而且不是在尊重本国文化特性上的改造，改造时间又短，再加上改造文化原型的失败（这里指的是苏联式文化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在全球化中担任主导--本文前面部分已提及），那么冷战后，这些国家提出要"回归欧洲"的口号就不难明白了。
第二，中欧四国与主导全球化的西方国家在单位文化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同质性。罗马历史是西方历史的真正开端。由凯撒、西塞罗和奥古斯都带到西方的文化，成为西欧其后许多成就的起点 [8]。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基督教思想开始逐渐成为欧洲文化的主要载体。8～10世纪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等民族接受了基督教。 从11世纪起，在捷克地方的斯拉夫文化让位给占优势的罗马拉丁文化。因此这些民族成为西欧文化圈的一部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了新教，所以新教也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前捷克国（当时是中欧大国）就爆发了著名的胡斯革命运动，使城市的市民在经济上得以豁免了所有教会的各种苛捐杂税，政治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收获，他们取得了选派代表参加议会的权利，从而获得了特权地位，这是当时在东欧和中欧唯一的例子 [9]。
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文化属性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10]。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严格意义上区分中欧和东欧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冷战时期曾变得模糊不清。中欧包括"那些曾经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国家;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德国的东部边界地区。"东欧应当指"在东正教庇护下的那些地区: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结束时才出现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黑海地区，以及苏联的欧洲部分 [11]。"因此，西欧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12] "
中欧3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几个共同的特征:首先西方文化（欧洲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天主教和新教，及其以它们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基督教产生后的第一个1000年中，人们通常把认同西方文化的东西称之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天主教和新教与东正教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在西方文化中，先是惟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和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普遍是二元的。而东正教视世俗皇帝为人间上帝，教权隶属于皇权 [13]。现今人口为3865万的波兰，有93.2%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捷克有39.2%信奉天主教，39.6%不信教（社会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对天主教信徒进行了再教育，有大批教徒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斯洛伐克为60.3%，匈牙利为60%天主教，20.0%新教。由此可见，在中欧天主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二战后的几十年，波兰曾是一个由统一工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该党在群众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天主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因此，教会在波兰政治社会生活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执政者都力图同教会搞好关系，以便重大决策时能取得教会的支持。
197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的保罗二世，原是波兰Krakov教区的红衣主教。波兰人为自己国家出了个罗马教皇感到无比自豪，认为他是波兰当代最伟大的人。现在，波兰电视台每星期中午12点转播教皇在梵蒂冈主持宗教仪式的实况，很多波兰人会准时静坐家中聆听教皇的布道。20世纪80年代波兰著名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教会这根精神支柱，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波兰教会在保罗当选为教皇后也发展成与统一工人党分庭抗礼的强大政治实力，不停地向当局施压，为团结工会夺取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14]。
其次，西方文化崇尚法制。它继承了罗马法的精要。法制的传统为宪政、人权和私有财产保护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奠定了基础。而在其他文化中，法制在影响思维和行动方面不太受重视。中欧3国较早就学会利用法律治理国家。14世纪和15 世纪的波兰是卡吉米日·维耳基统治期间，当时就盛行编撰各种法典。"在1346年和347年，曾在维希利查和皮沃特勒库夫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对马沃波耳斯卡和维耳科波耳斯卡具有约束力的章程。章程包括一系列决定，从法律上反映出当时在波兰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确认了贵族阶层这样的要求，即不再扩大本阶层，并且不许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加入其行列……还制定了刑事条例，规定杀害和杀伤案件要根据被害者的社会地位来判刑…?quot; [15]
第三，西方文化推崇多元化社会。西方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自主集团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随后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扩大到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被积极的多元性所补充。大多数西欧国家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的农民和商贾阶级。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欧洲的这种多元性和同时存在于俄国、奥斯曼帝国等非西方文化中的市民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在现代化过程汇总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论形式。 1793年波兰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因通过的日子被称为"五月三日宪法"），是欧洲大陆第二部宪法，宪法"凭借革命的法国的思想对波兰的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们要求保证波兰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取消由俄国女皇在第一次瓜分时期所保障旧的"根本法"，从而消除了使政治生活紊乱的制度原则。" [16]
中欧3国有着悠久的议会民主的历史。1918年东欧国家重新获得民族独立之后，也建立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1945～1947年底），东欧国家一度存在多党议会制。
第四，中欧人民的思想里拥有在西方文化中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真真切切地反映出中欧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所以，中欧三国"天鹅绒"革命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突兀，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们对全球化的融入以及身份的改变很难定义为权力的裹胁，更大程度上是S作为体系文化调整的结果而产生的对原有单位层次文化的不自觉的"复归"行为。当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人们可能会问:如果不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或者说新的体系文化中更多保留的不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中欧国家的身份将会如何建构?毕竟，作为一种源于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产物，全球化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抗拒的 [17]。
（责任编辑 常 玢）
[1]房宁：《苏东巨变10年祭》，载《华声视点》2001年第12期。
[2]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章和第6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中文版。
[3][法]贝特朗?巴蒂关于全球化对单位文化的影响，可参见安娜?莱安德的评述《改变国际关系态势的文化多元性》，载于伊弗?B?诺伊曼和奥勒?韦弗尔主编的《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4]格尔茨(Cliford Geert) 认为，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全球化改变了冷战以来两个国家阵营相互敌视的态度和彼此关系的认知，形成了新的制约国家行为的主体间意义体系，因此可以认为全球化进程建构了冷战以后新的体系文化。
[5]辛夷、樊佳主编：《东欧剧变以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转载自让?吉乌尔斯基：《现实社会主义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在波兰的重演》。
[6]同上。
[7]房宁：《苏东巨变10年祭》，载《华声视点》2001年第12期。
[8]薛君度、朱晓中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转载自《世界文明史》。
[9]弗郎蒂舍克?卡夫卡：《捷克斯洛伐克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中文版。
[1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
[11] 薛君度、朱晓中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Michael Howard,"Lessons of the Cold war", Survival,36,Winter 1994, p. 102-103.
[13] 薛君度、朱晓中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 房宁：《苏东巨变10年祭》，载《华声视点》2001年第12期。
[15]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马里安?瑞霍夫斯基：《波兰简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中文版。
[16]同上。
[17]参见[美]斯坦利?霍夫曼对《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关于全球化基础的质疑。见《全球化的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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