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俄其他地区相比，历来具有远离中央、人口稀少的特点。因此，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在苏联时期，俄执政当局都把从国内其他地区向远东迁移人口作为开发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手段。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不断有人在俄（苏）当局的经济鼓励和行政征召下从俄其他地区来到远东，该地区的人口总量因而得以不断增加。到1991年，远东人口的基本情况如下:人口总数达810万，约占全俄人口的5.3%;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1.3人（全俄相应指标为8.7人）;65%的居民生活在远东南部（占该地区总面积的21.8%）;3/4的人口居住在各个城镇;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分别占总人口的80%和8% [1]。进入转型期，远东人口状况出现恶化趋势，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人口总量的不断下降。2004年4月，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普利科夫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最近10年，远东所有联邦主体的人口都在不断下降，而且下降程度与俄其他地区相比要严重得多。15年来，远东居民总数已减少100多万。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的初步资料显示，远东人口已降至670万 [2]。居民大量外迁是导致该地区人口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在远东居民大量外迁的同时，也有人流涌入这一地区。他们当中既包括来自后苏联空间各独立国家的被迫移民和难民，也包括来自亚洲邻国的劳务人员和商人。远东转型以来的情况表明，这些外来人口在为当地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以下我们将对之加以详细分析。
一 来自后苏联空间各国的移民及其带来的问题
苏联解体前，其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成立主权国家。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各主权国家，大多推行优先发展其境内主体民族的政策，以俄罗斯族为主的非主体民族居民的生存空间则遭受挤压。那些对新的生存环境无法适应的非主体民族居民开始迁往俄罗斯境内。这些人可称为社会-经济移民。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原苏联空间，发生在一国之内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据俄学者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原苏联境内共发生16次有正规部队参加并使用了重型武器的地区性战争（包括车臣战争），20次左右殃及平民的短期武装冲突，100多次发生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或部族之间的非武装冲突。直到1997年，独联体国家境内的大多数武装冲突才首次得以停止。为躲避冲突和战乱，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许多居民纷纷迁往俄联邦境内，而俄罗斯境内民族关系紧张及发生战争的地区则有居民迁往国内其他地区 [3]。这些人可称为被迫移民和难民 [4]。
20世纪90年代，也有大量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到俄罗斯联邦境内谋生，他们可被称为劳务移民。
据俄学者论述，远东由于远离中亚及外高加索等地，且自转型以来社会经济状况严峻，因此对上述各类移民从整体上看吸引力不大，但在以下5点因素的作用下，仍有少量上述地区的移民前来此地。
其一，在20世纪60～70年代，远东不仅是移民的接纳者，也是输出者，其境内说俄语的居民（尤其是农业地区的居民）曾一度积极迁居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各个城市，对当地城市居民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这些居民中的部分人仍对先前在远东的定居地存有历史记忆，并与远东居民保有亲属和同乡关系，因此，在他们迫于形势迁居俄境后，便把远东作为首选的定居地点 [5]。
其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远东与中亚和外高加索等地一直存在移民联系。在此期间，响应社会政治号召到远东参加生产建设的高加索人和中亚人不断增多。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适应不了当地环境，合同期满后便离开远东，少部分人留下来定居。到80年代中期，来到远东的人数超过了离开的人数。例如，1986年，从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来到远东的是24250人，从远东回到中亚的是16331人;从外高加索来的人为7191人，回去的人为3660人。到1989年，在远东居住的阿塞拜疆人有1.25万;苏联解体前夕，远东有3350名乌兹别克人，3000名亚美尼亚人。这种移民联系保持着某种惯性，成为苏联解体后，迁居俄境的部分外高加索人和中亚人把远东作为新的定居地的原因之一 [6]。
其三，在苏联时期被当局强迫迁至中亚的朝鲜族居民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大量返乡。20世纪30年代，远东的十多万朝鲜族居民被苏联当局强行 驱逐到中亚地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社会政治环境开始"解冻"，先前遭受迫害的朝鲜族居民方得到一些公正待遇，如考学、参军等;50年代下半期，开始陆续有人获准迁回远东，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8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亚朝鲜族居民返回远东有了法律依据，回迁活动开始进入新阶段。198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出于道义和公正发布宣言，声称对整个民族进行强迫迁移的做法是与国际法准则相对立的最严重的犯罪。1991年4月29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出台《为遭受迫害的民族平反》这一法案，对遭受迫迁的民族返回原籍予以支持。1993年4月1日，俄最高苏维埃通过《为俄罗斯朝鲜人平反》法案，远东滨海边区行政长官随后向居住在中亚的朝鲜人发出"回乡"号召;1994年，俄政府依据俄联邦《为遭受政治迫害者平反》法案，做出对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损失财产的公民进行物质补偿的决议，并决定对迁回远东的朝族居民适用该决议。上述国家政策对迫于形势从中亚迁入俄境的朝族居民把远东选作新的定居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0年代，远东滨海边区的朝鲜族居民增加了2～2.5倍，到90年代末，该边区朝族居民人数达2.5万～3万人 [7]。
其四，进入转型期，远东社会经济状况虽然问题严重，但在民族关系方面尚处平静状态，与俄其他地区相比，远东居民对外来移民的宽容程度相对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远东居民的形成历史密切相关） [8]。
其五，进入转型期，远东地区个别引资机制，如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的建立，也一度成为吸引外来移民，尤其善于经商的外高加索人和中亚人来此谋生的因素之一 [9]。
尽管在以上5种因素的作用下，有一些来自后苏联各国的移民在转型期来到远东，但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相比，远东接纳的人数是最少的。1994～1999年，滨海边区共接纳了34.5万社会-经济移民。他们主要是说俄语的居民，来自外高加索、乌克兰、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境内民族关系紧张的地区 [10]。1992～1998年，有13362名被迫移民来到远东，占来到俄境的此类移民总数的1%。1999年1月1日，远东移民管理部门有8783名这类移民在册，其中的45%在滨海边区。远东平均每1万个居民中含12个被迫移民，在滨海地区达19个。到滨海边疆区来的被迫移民在1994年达到高峰，为1346人，随后开始持续下降，其人数下降的原因有以下3点:一是新来的人不断减少;二是先前注册的被迫移民在5年期限结束后身份被取消;三是俄罗斯在1997年《难民法》出台后，难民证的发放条件与之前相比要苛刻一些。从1992年到2000年1月1日，共有4524名被迫移民和难民在该边疆区登记 [11]。从民族构成来看，在被迫移民和难民当中，俄罗斯人占60%～70%，朝鲜人占10%～16%，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占1%，乌克兰人占5%～5.3%，鞑靼人占3.9%，车臣人占2%～2.2%，亚美尼亚人占2.1%，阿塞拜疆人占1.5%，德意志人占0.5%。迁往远东的被迫移民和难民主要来自中亚:28.3%来自哈萨克斯坦，19.7%来自塔吉克斯坦，16.7%来自乌兹别克斯坦，10.7%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12]。1998年以来，在迁居远东的移民流中，来自独联体成员国（以乌克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为代表）的劳务移民开始增多且趋于稳定。劳务移民主要在远东南部谋生。
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到远东来的后苏联各独立国家的移民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从1998年至今人流趋于稳定。90年代末，迁居远东的各族移民，如朝鲜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等已在当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团体。有资料显示，到2000年1月1日，在滨海疆边区生活的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朝鲜人和车臣人分别为2.1万人、2.5万人、2.6万～2.7万人和304人（拥有被迫移民身份的） [13]。这些民族团体的成员多在远东从事商贸活动。大多数移民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据俄学者2000年所做的调查，有 62%受访移民不想离开当时的居住地点。
据俄罗斯学者论述，上述移民团体在远东的存在给当地带来如下问题。其一，朝鲜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等在远东从事的经贸活动经常处于合法性边缘。其二，随着这些移民的到来，形形色色的有组织犯罪帮派开始在远东形成。各个帮派所从事的犯罪类别各不相同。车臣帮的成员达120人以上，其领导者控制着两家商业银行和一系列大的商业企业。主要犯罪形式是在银行系统进行勒索和诈骗。阿塞拜疆帮1994～1995年在远东由21个犯罪团伙组成，骨干分子有200人以上，有一半身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犯罪活动主要是非法倒卖酒类，走私有色金属、工业黄金和贩毒。朝鲜帮犯罪团伙少，但成员多，共有14个团伙。其中，在滨海边疆区和萨哈林州各1个，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4个，勘察加州8个 [14]。
二 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及其带来的问题
苏联解体后，涌入远东的亚洲国家的人流主要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越南人。
越南人的情况 据俄学者所述，苏越之间的劳务合作始于80年代初，到1991年，身处苏境的越南人已达15万。苏联解体后，俄未对其境内越南人的去留进行妥善安置，使得许多越南人只能以非法身份居留俄境，并以在市场上卖货为生 [15]。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越南劳务人员在俄远东地区的存在，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一点在滨海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1987年9月，滨海边区接纳了第一批越南劳务人员。他们被安排在最缺人手的生产部门，与俄罗斯工人同工同酬，其活动处于苏联各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与俄罗斯工人相比，越南劳务人员劳动效率高，适应能力强，给企业带来很大效益。80年代末，越南劳务人员开始从事倒卖商品的活动，到1991年，倒卖商品已成越南劳务人员的主业。外来劳务人员的这种从工人到商贩的转变被称为"越南模式"。除倒卖商品外，越南劳务人员也开始"转行"从事其他未经正式许可的劳务活动，如修理民宅等。越南劳务人员的这些转变虽有失控之嫌，但却满足了一定的市场需求。苏联解体以来，仍有越南人在远东从事商贸等活动，但其人数与朝鲜人和中国人相比居少数。越南人在远东的经营活动同样处于合法性边缘。
朝鲜人的情况 苏朝之间早在上世纪40年代便开始进行劳务合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度成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阿穆尔州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朝鲜劳务人员主要被用于建筑业和农业。苏联解体以来，在远东的外来人口当中，朝鲜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主要从事建筑、维修和农业种植等。1995年，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访朝，与朝方签订劳务合同。根据合同，有1万名朝鲜劳务人员被派往滨海边疆区。远东境内的朝鲜劳务人员处于俄朝当局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每月须向其国内的救济基金缴纳一定数额的收入。在朝鲜人当中存在非法移民现象，有些朝鲜公民先非法潜入中国境内朝鲜人聚居的区域，再非法进入俄罗斯境内 [16]。
中国人的情况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学者曾将20世纪末期华人赴俄的情况分为4个阶段。受其启发，笔者将20世纪80年代至今华人赴俄的情况同样分成4个阶段加以分析。这4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从80年代下半期到1991年）、高潮阶段（1992～1993年）、受控阶段（1994～1998年）和稳定阶段（1998年下半年至今）。
1.初始阶段 据俄学者所述，早在1986年，中苏之间便已开始进行劳务合作。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企业获权直接与中国伙伴建立联系并从中国进口劳务，于是到苏联远东地区务工的中国劳务人员开始增加，每年多达两万人，这些劳务人员主要来自东北三省的边境市县 [17]。到1991年年底，在远东的滨海边疆区，中国劳务人员在人数上已超过越南人。在这一阶段，中国劳务人员主要被雇用于建筑施工和农业种植，其活动处于苏联各有关机构的严密监管之下。中国劳务人员的表现则是遵规守矩，吃苦耐劳且劳动成果显著。在这一 阶段，身处远东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合同工，而且不存在"非法移民"现象。
2.高潮阶段 1992～1993年，赴俄华人数量激增。由于没有准确的统计，对这一时期远东华人的数量，俄方只能给出大概的估计。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米纳基尔的估计，在此阶段远东华人的数量在5万～8万之间。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人口中心主任雷巴科夫斯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工作人员明多古洛夫的共同估计，1993年远东华人的数量约为10万人 [18]。
赴俄华人激增的情况主要是由中俄两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决定的。从俄方看，一方面，当时其东部地区对中国的日用产品和廉价劳动力有很大需求;另一方面，俄政府推行市场化改革措施，企业和个人获得了经营商贸的自由。从中方看，一方面，拥有大量富余劳力和日用商品的生产潜力;另一方面，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鼓励边境市县开展对外经贸活动。于是，中国的日用商品开始发往俄罗斯销售，边贸和"倒包"贸易迅速兴起，有中资参与的合资企业纷纷建立，赴俄华人也自然得以激增。
在这一阶段，身处远东的华人从身份看主要包括以下3类:合同工、留学生和从事商贸活动的国际"倒爷"。
合同工主要是由黑龙江省出国到俄远东地区的劳动力。1992年夏，中俄之间签署了雇工协议。该协议成为确定中国劳务人员在俄地位的法律基础。根据该协议，俄地方当局获权确定从中国引进劳务人员的配额，并向当地企业发放进口劳务的许可证。从中国雇佣劳务人员的俄方企业应向地方财政缴纳额度较高的税金。中国劳务人员有权获得高于俄最低工资水平的报酬和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中国劳务人员的报酬主要以易货和部分易货的方式支付。用来支付报酬的货物包括汽车、钢筋、食糖、粮食和海产品等 [19]。在此雇工协议签订之前，1992年3月10日，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发布第75号命令，规定为引进外来劳务人员发放配额。这一年，该边区有100多个企业从中国引进了6000名左右的劳动力。其中，48%被用于建筑行业，42%被用于农业 [20]。
1994年之前，俄对其境内企业雇佣的中国劳务人员的数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对于1992～1993年俄方雇佣的中国劳务人员的人数，俄媒体上刊登的数字在1.7万～1.8万之间。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В.Л.拉林估计，1993年，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引进的中国劳务人员共有8000人，赤塔州有1万人左右。
与前一阶段相比，在此阶段，俄方认为中国劳务人员的表现不能使他们满意。首先，尽管中国劳务人员依然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据俄罗斯学者所述，到1992年年底，俄方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便已认识到，中国劳务人员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廉价、高效。据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俄方雇主起初对雇佣对象未加严格挑选，因为中国劳务人员主要被用来完成条件差、报酬低的工作 [21]。从1993年起，俄方开始对雇工进行仔细挑选，并将中国劳务人员主要用于建筑施工和蔬菜种植。其次，中国劳务人员当中也开始出现"越南模式"的情形，有人开始完全放弃或部分放弃合同中规定的工作，或者到市场上倒卖商品，或者去寻找别的收入来源。
中俄之间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懂得俄语及熟悉俄罗斯国情的翻译，于是赴远东及俄其他地区学习俄语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猛增，在此阶段达到了高峰。1993年，在俄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共有1.2万人 [22]。这一阶段，俄罗斯校方对中国留学人员的管理并不严格，有人学有所成，有人则在学习期间从事了一些与学业无关的事情，如经商等。
在俄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国"倒爷"在此阶段人数众多。他们大多凭因公普通护照和旅游护照（1992年12月18日，中俄两国政府签署团体旅游互免签证协定）入境。据称，在这些人当中，通过非法手段进入俄境及非法居留俄境的情况比较多见，其主要表现为凭借假邀请函入境，在俄从事的 活动与入境目的不符，非法在俄滞留，不在内务机关登记，未经许可在俄境内擅自迁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在俄长期居留的证件等 [23]。
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华人赴俄的情况具有人多、失序的特点。
3.受控阶段 1993年年底，俄当局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华人的入境管理。12月26日，俄总统签发命令，一方面，首次规定由联邦移民局在过境口岸对入境人员实施监察;另一方面，要求对引进的外来劳务人员进行严格登记。1994年年初，俄政府单方面取消了"边界开放"政策，并于1月28日对华人入境实行签证制度，之前持因公普通护照可以免签的优待被取消。1994年2月11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伊沙耶夫签发命令，责成该边疆区各市、各区、各企业、机构以及内务局领导人对外国公民进出国境、获取经商许可、选取贸易地点及其人身安全的情况进行严格监察，并责成为遣送外国人回国建立专门的基金。1994年4月29日，俄发布《关于整顿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吸引、利用外来人力的补充措施》的总统令。同月，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签发要求对在该边区境内逗留的中国公民进行严格监管的命令。该命令规定，对违规接纳中国旅游者入境的旅游公司施以吊销执照处分;严格控制入境许可的发放;将违犯规则的中国人遣送出境等。1994年9月，俄政府出台旨在对外来人口加强管控的政府令，责成负责移民事务的机构监察进入俄境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员，采取措施防止其失控，遣送外国人及审议要求提供避难的请求。根据这一命令，滨海边疆区在一些边境口岸设立了入境人员监察岗。
在这一阶段，俄移民政策的制定出现了地区化趋势。在地方层面，对于签证制度和登记制度（居留证的发放）的制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移民局。换言之，俄远东地方当局在边境制度的制定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例如，对于持旅游护照进入远东的外国公民，其逗留期限由远东联邦区各联邦主体自行决定，因此长短各不相同。1996年年底，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旅游护照的有效期限是1个月，阿穆尔州为两周，滨海边疆区则只有3天 [24]。在对人员入境加强管控的同时，俄于1994年3月开始对入境商品征收新的海关关税和销售税。据俄学者所述，这项措施给边贸带来不良影响，并导致"倒包"贸易增加。
在整顿措施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此阶段，赴俄华人的数量开始大幅下降。身处远东的中国劳务人员、留学生和"国际倒爷"的人数都有明显减少。
据俄罗斯学者估计，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在远东地区南部，通过正式渠道从中国引进的合同工每年在7500～10000人之间，而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合同工中的大多数（6000～8000人）集中在滨海边疆区。在阿穆尔州，中国人在外国劳务人员总数中所占份额为23%～30%，在滨海地区则为60%～63% [25]。合同工人数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远东的经济状况。在此阶段，该地区经济危机加重，企业停产，建设规模缩小，本地居民大量失业。
据俄学者评论，在此阶段，中国劳务人员虽处于远东地方当局和移民事务管理机构比较严格的监管之下，但由于俄方雇主组织安排不当等原因，仍有不少合同工得以从事合同规定之外的活动。例如，做买卖、采集林产品、捕捞海产品等。此外，远东企业，乃至市政机构的领导人，因资金有限而不惜违法雇佣通过旅游渠道入俄谋生的中国人。可见，中俄之间的劳务合作在此阶段仍未步入文明有序的轨道。
赴俄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开始下降。据认为，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前一阶段留学人数过多，中国境内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已经饱和。其二，对俄语人才的要求提高，留学生毕业回国后，须再经考核，其学识被认可方可任用。
这一阶段在远东做买卖的中国"倒爷"数量下降，主要是由于俄当局加大了对非法滞留俄境的中国商贩的惩治力度。俄警方与"非法移民"作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在中国商人聚集的场所（市场、饭 店和宿舍）对护照过期者进行搜捕，然后或罚款，或遣送回国。凡被办理过遣送手续的人，名字和照片皆在海关备案，不许再次进入俄境。据俄学者所述，1995年成为远东地区打击境内"非法移民"的转折年。这一年，大量非法滞留俄罗斯境内的外国人受到惩处，仅滨海边疆区就有12389名中国人受罚，6640人被遣送回国。此后，远东逾期不归的中国人大幅下降，从1997年到1999年每年不足1000人 [26]。
对于1994年后远东华人的数量，俄罗斯有学者做出如下估计:1996年年底，在俄边境地区，从伊尔库茨克州到滨海边疆区，华人的总数（包括"倒爷"）估计为20万～30万人。其中，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阿穆尔州的华人数量在3万～7万之间。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身处滨海边疆区的中国人，估计在3万～3.6万之间，其中包括5000～6000名非法居留者。这一时段，在阿穆尔州，根据警方提供的数据，只有2700名中国公民。
绝大多数身处远东的华人属短期居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在远东取得俄罗斯国籍及居留证的华人属极少数。在滨海边疆区，1995年年初，取得居留证长住远东的华人只有26人，还有5人拥有"无国籍人员"的地位，到1999年底，这两者的人数增加到46人。在阿穆尔州，1991～1996年，有99人取得居留证，15人取得俄罗斯国籍，还有28人与俄罗斯公民通婚。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有170人取得居留证。1992～1997年，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缔结了27桩跨国婚姻，在此基础上，有25位中国公民提出居留申请。在犹太自治州，1998年只有4位中国公民与俄罗斯姑娘缔结婚姻，并获得居留证。
4.稳定阶段 1998年俄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据俄学者所述，远东华人的情况与前一阶段相比出现如下变化趋势:
其一，近年来，在远东逐渐形成面向当地市场的稳定的华人劳务群体。其中，既包括合同工、企业和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个体业主和商贩。他们大多通过旅游渠道入俄，每年赴俄次数在两次以上，对俄语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其二，在远东从事农业种植和建筑施工的人少了，多数华人的经济活动与商贸相关。
其三，华人在远东的商贸活动，出现整合、集中趋势。中国人开设的销售市场上的经营活动开始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
其四，华人主要集中在远东的各大城市，在其他城市、地区和农业地区华人数量明显减少。
其五，到远东南部城市，如海参崴等地旅游的华人开始增多，游客中包括中国南方省份的居民。
据俄学者称，一些中国人在远东的存在给当地带来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加剧了当地的违法犯罪局势。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违犯进入俄境及居留俄境的制度;二是在俄从事非法活动。
第一个方面的违法行为包括以下几种:伪造、买卖、盗窃得以进入或合法居留俄境的证件;谎称证件丢失，借以获得临时居留证;办理形式上合法的虚假婚姻等。
据说，围绕入境及居留俄境所需证件进行的犯罪活动已具有组织性，成为犯罪团伙的牟利活动。参与其中的既有长期居俄的一些中国公民、留学生，也有俄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员。
第二个方面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少数人从事各种走私活动。包括走私毒品、酒类、珍贵药材、海产品、有色金属和其他战略原料。参与这类活动的既有一些中国人，也有俄罗斯人。
其二，少数中国人在远东结成有组织犯罪团伙，主要对中国商人实施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甚至谋杀。
其三，非法从事劳务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些中国人通过旅游渠道进入俄境，然后，或受雇于企业充当劳务人员，或在市场上从事商贸活动。换言之，其行为与入境身份不符。据俄学者所述，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俄边境地区的企业领导乃至市政当局不惜违法雇佣这类中国劳动力;而为了满足当地居民对日用产品的需求及财政增收的需要，俄当局对中国"倒爷"凭旅游护照在远东经商持默许态度。但按有关法律，旅游者无 权在俄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这部分在俄谋生的中国人身份尴尬，时常遭受警方勒索，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促使中国人以旅游者身份赴俄谋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商务签证和劳务签证相比，办理赴俄旅游签证要简便、廉价得多。
其四，一些中国人在经营活动中，存在偷、漏税，作假账，以徒有虚名的公司做掩护从事影子经济活动等违法行为。
其五，在远东销售的中国商品存在"灰色清关"的问题。销往远东的中国商品一般通过两种形式"清关"。一种是通过俄国人从黑龙江南岸携带过关。俄海关对从黑龙江南岸过关的俄国人携带货物的数量限制不严，于是，中国商贩就将相当一部分货物托俄国人携带过海关。另一种是通过俄罗斯的民间通关公司代为办理。这些通关公司为中国商人代办业务，提供运输和办理海关手续捆绑在一起?quot;一站式"服务，这种服务也经常被称为"包机包税"、"包车包税"。在这两种"清关"形式下，华商由于拿不到商品的报关单等正式文件，为俄各类部门收取罚款提供了口实。俄方一旦认真追究起来，轻者罚没收货物，重者课以罚款，甚至会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在论述华人在远东的犯罪问题时，俄有学者中肯地指出，尽管有些华人的不法行为给远东社会经济带来明显的不良影响，但从整体上看不能把罪责统统推到中国人头上，其违法活动得以进行的深层根源在于远东现阶段所处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局势--权力部门腐败成风，居民中的贫困阶层对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和服务有很大需求，犯罪团伙从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中牟取暴利;对外来人口监察薄弱，法规混乱，从中央到地方都缺少对外国劳务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明确纲要 [27]。此外，从人均次数看，当地居民违法犯罪行为的数量要比华人多出数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现阶段，外来人口的涌入虽为俄罗斯远东补充了人力，活跃了经济，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今后，该地区在设法增加本地区人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在文明有序的基础上吸引和利用外来人力。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 〔俄〕Ф.波尔佳科夫:《俄罗斯远东的移民情况》，载〔俄〕《远东的移民状况与俄罗斯的政策》，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科研报告，莫斯科1996年版，第7辑。
[2] 详见网页，http://www.logistics.ru/9/10/i20_1102.htm
[3] 〔俄〕А.C.瓦休克、E.H.切尔诺卢茨卡娅、B.A.科罗廖娃、Г.Б.杜琴科、Л.А.格拉西莫娃:《20世纪滨海地区的民族迁移过程》，符拉迪沃斯托克2002年版，第145页。
[4] 根据俄立法机构1995年和1997年所下的定义，"被迫移民"是针对俄联邦公民而言的，而"难民"则是针对俄联邦以外的他国公民而言的。俄学者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一般不加以严格区分。
[5] 〔俄〕А.C.瓦休克:《20世纪末期俄罗斯远东与后苏联各国的移民联系》，载〔俄〕《俄罗斯与亚太》杂志2003年第2期。
[6] 同上。
[7] 前引书:《20世纪滨海地区的民族迁移过程》，第181～182页。
[8]同[5]。
[9] 前引书:《20世纪滨海地区的民族迁移过程》，第146页。
[10] 前引书:《20世纪滨海地区的民族迁移过程》，第146页。
[11] 同上。
[12] 〔俄〕А.C.瓦休克:《20世纪末期俄罗斯远东与后苏联各国的移民联系》，载〔俄〕《俄罗斯与亚太》杂志2003年第2期。
[13] 同[10]，第176、155页。
[14] 同[10]，第189～190页。
[15] 〔俄〕C.拉普捷夫:《人口威胁抑或失去的机会?》，载〔俄〕《不动储备》杂志2002年第5期。
[16] 前引书:《20世纪滨海地区的民族迁移过程》，第198～199页。
[17] 〔俄〕В.Л.拉林:《远东的天朝使者:对危言耸听者的回复》，载〔俄〕《移民团体》杂志2001年第2～3期。
[18] 〔俄〕Л.Л.雷巴科夫斯基、О.Д.扎哈罗娃、В.В.明多古洛夫:《远东边境地区的非法移民:历史、现实与后果》，莫斯科1994年版，第19页。
[19] 〔俄〕M.诺索夫:《俄罗斯远东和中国:当前问题与合作前景》，载〔俄〕《远东的移民状况与俄罗斯的政策》，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科研报告，莫斯科1996年版，第7辑。
[20] 〔俄〕В.Л.拉林:《远东的天朝使者-合法的与非法的》见网页http://www.demoscope.ru/weekly/2002/069/analit04.php.
[21] 〔俄〕В.Л.拉林:《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在90年代上半期的地区协作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98年版，第109页。
[22] 前引书:《20世纪滨海地区的民族迁移过程》，第201页。
[23] 〔俄〕弗拉基米尔·波尔佳科夫:《俄罗斯远东的移民情况》，载〔俄〕《远东的移民状况与俄罗斯的政策》，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科研报告，莫斯科1996年版，第7辑。
[24] 《中国侵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神话与现实》见网页，http://www.polit.ru//research/2003/01/31/579578.html
[25] В.Л.拉林:《远东的天朝使者-合法的与非法的》，见网页，http://www.demoscope.ru/weekly/2002/069/analit04.php
[26] 〔俄〕В.Л.拉林:《远东的天朝使者:对危言耸听者的回复》，载〔俄〕《移民团体》杂志2001年第2～3期。
[27] 〔俄〕A.H.博加耶夫斯卡娅:《俄罗斯远东的中国移民》，见网页，http://crime.vl.ru/docs/books/book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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