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化因素是影响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制定的深层次因素。俄罗斯文化的基础是东正教和东方专制制度。俄罗斯的集权专制制度催生出农奴制、兵役制和村社制等制度，导致社会的分裂和集体主义、尚武精神的发展，进而为制定具有扩张性的东北亚政策提供精神准备。俄罗斯的文化起源于西方的东正教，形成于金帐汗国结束对俄罗斯的统治之后。面对西方文化，俄罗斯文化一直在自卑和自负的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这也是构成其东北亚政策中后方性和次重要性的主要原因。今天，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也必然不断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文化因素依旧会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 东正教 东方专制制度 东北亚 文化因素
　　【作者简介】 王晓泉，1973年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室主任助理。（北京 100089）

　　本文所述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指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和新俄罗斯时期的东北亚政策。文化因素不是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制定中的惟一因素和直接因素。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等其他因素在政策制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文化因素不容忽视，其构成政策制定的深层次原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答同样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下的不同国家所制定的对外政策不尽相同的问题。
　　

一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主要特点

　　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东北亚政策带有明显的扩张性，后方性和次要性则贯穿了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始末。
　　（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的扩张性
　　俄罗斯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后，便迅速向东北亚扩张。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俄签订《北京续增条约》，在东北亚丢掉了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富饶领土和约1/3的海岸线，俄罗斯则基本上完成了在东北亚的大规模领土扩张。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受到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和明治维新后新崛起的日本的牵制，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转而开始势力范围的扩张，目标是将中国的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俄罗斯在东北修建铁路，成立华俄道胜银行发行卢布。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俄罗斯联合德国和法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同年12月5日成立了由法国资本支持的受俄国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 [1]。该银行除加强俄在华影响外，"将证明是掌握在俄国政府手中的，为执行同建成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密切关系的措施的有用工具"[2]。1898年，俄罗斯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控制了战略要地旅顺口和大连湾。1900年，俄罗斯借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机制造惨绝人寰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出兵占领东北全境。俄罗斯在东北的势力扩张极大地损坏了日本的利益，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
　　苏联的东北亚政策中仍留存有扩张痕迹。苏联打着先进意识形态的幌子，极力扩展红色地区。斯大林默认金日成出兵统一朝鲜，认为如果美国不进行武装干涉，红色地区将扩展至整个朝鲜半岛;如果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将被迫卷入对美战争，从而可能更加依靠苏联。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东北亚政策中的扩张性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长期而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危机之中，"国民经济遭到重大破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二流国家的危险。" [3] 俄罗斯无力推行具有扩张性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的扩张性在历史上首次开始消失。
　　（二）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的后方性和次要性 俄罗斯在东北亚进行领土扩张的先锋是哥萨克武装，进行东侵的部队人数较少，与欧洲战场投入的武装力量相差悬殊。1581年，叶尔马克率一支由540名哥萨克组成的军队在沙俄政府的鼓励下入侵西西伯利亚汗国。1598年，沙俄征服西西伯利亚。1639年，哥萨克莫斯克维金率领54人东侵至鄂霍茨克海边，建立鄂霍茨克堡，标志着沙俄势力到达太平洋。1643年，波雅尔科夫率123名哥萨克组成的远征队侵入黑龙江流域。1856年，卡尔萨科夫率110艘船只组成的远征队侵入黑龙江，构成沙俄在领土扩张时期对东北亚最大规模的入侵，该远征队的兵力也不过1600余人。欧洲才是沙皇对外政策的重点。1558年，伊凡四世为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进行了长达25年之久的立窝尼亚战争。为夺取黑海的出海口，沙俄政府派戈利琴率11万人于1687年和1689年两次远征克里木，彼得一世两次派重兵远征亚速?quot;1699年，俄国、萨克森、丹麦三国反瑞典的'北方同盟'正式形成" [4]，彼得一世挑起与瑞典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沙俄于1768～1774年发动俄土战争，于1768～1795年三次参与瓜分波兰。19世纪初，沙俄在反对法国的卫国战争结束后，成为欧洲宪兵。
　　俄罗斯在东北亚除1904年与日本爆发过日俄战争外，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未遭受过重大挫折。欧洲集中了俄罗斯的强敌，近代史上俄罗 斯遭受的两次大规模入侵都来自欧洲。俄罗斯在东北亚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欧洲战场提供物质资源和战略后方。

二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的文化因素

　　（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扩张性的文化根源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形成于金帐汗国结束对俄罗斯的统治之后。金帐汗国对俄罗斯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给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构成了俄罗斯集权专制制度的文化根源。马克思说:"莫斯科是在蒙古式奴隶制的恶毒和悲惨的学校中成长和受教育的。它只能通过成为精通奴役艺术的能手而获得力量。" [5]俄罗斯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具有东方风格，具有集权和土地归沙皇所有这两个东方封建专制制度的典型特征。俄罗斯贵族的地位曾和欧洲贵族相似。彼得大帝进行的行政制度西化改革却导致贵族地位的东方化。彼得大帝通过一系列行政改革，剥夺了贵族干预决策的权力，使国家权力全部集中在沙皇手中。他以参政院代替贵族杜马作为国家最高政府机关;在选用官员时坚持打破门第出身限制，惟才是用。贵族和官宦阶层都成为沙皇的奴仆。在他们眼里，沙皇就是国家，沙皇的旨意就是法律。俄罗斯的土地归沙皇所有，贵族可以终身使用沙皇赐予的土地，但没有所有权，沙皇有权随时剥夺地主的土地。
　　俄罗斯东方风格的集权专制制度直接构成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扩张性的根源。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东方封建专制国家都具有扩张性。中国和印度是典型的东方封建专制国家，它们的对外政策始终比较温和。印度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俄罗斯的封建专制制度则产生于对抗草原游牧民族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双重需要。正是这种双重需要使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内部出现明显的矛盾。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它本应像中国和印度那样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对国家进行封建专制管理，增加管理环节以适应解决农业生产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从而达到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的目的。但是，蒙古人和欧洲人对俄罗斯的威胁迫使俄罗斯的封建专制制度适应战争的需要，因而要求减少决策环节、提高决策效率。调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对外战争两种需要的矛盾成为俄罗斯封建专制制度的首要任务，但这两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调和。于是，俄罗斯统治者很好地借鉴了蒙古人的专制统治经验，以牺牲农民和贵族的利益为代价进行奴役性统治?quot;广大农民身处农奴的地位，一无所有;封建沙皇高高在上，君临一切;获得自由的贵族组成了庞大的官僚机器，为沙皇所豢养，充当沙皇的爪牙、工具。"[6]俄罗斯封建专制制度成为细腻与粗犷并存的怪胎。制度上分裂的两重性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民族性格的两重性。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封建专制的典型标志物农奴制和兵役制诞生。
　　俄罗斯的农奴制形成于16世纪。此前，农民是自由人，可以自由迁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所属关系。也就是说，地主将土地交给农民耕种，以此换取农民交纳贡税和服徭役。16世纪伊凡四世统治时期，农民完全失去自由，被登记在地主名下，并且地主拥有无限期追回逃亡农民的权力，因而激起农民的反抗，而反抗给农民带来的是统治者对农奴制的强化。1649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颁布法典，为农奴制奠定法律基础。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地主对农奴的控制已经实现机制化，国家成立专门的机构帮助地主追捕逃亡的农奴，地主有权把农奴当作商品交易，有权随意惩处农奴。1772年10月7日，叶卡特琳娜女皇颁令宣布?quot;有领主的农奴和农民要包括、而且务必包括在财产额中;把他们从一人出售给另一个人时，必须在农奴事务局签订买契，向国家纳税，就像其他不动产一样。""这位女皇还把农奴制积极地推行到乌克兰等地，使之在整个俄国扎下根来。据统计，全国有近50%的人口是农奴。" [7]
　　农奴制是战争的产物，也是战争的需要。战争使立功的将臣获得土地封赏，加剧了富地主和穷地主的实力差距。农民耕种穷地主的土地比耕种富地主的土地所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另一方面， 战争给俄罗斯带来大面积肥沃却无人控制的土地。于是，在不堪贡税和徭役重负的农民面前出现两种选择:投奔其他地主或去耕种无人控制的土地。农民的迁移严重地干扰了农业生产秩序，给国家税收造成重大损失。很多为人苛刻的地主的土地上耕种人员不足，收成下降，影响了国家税收。俄罗斯的国家税收是通过地主阶层实现的。国家暂时还没有能力在新开辟的疆土内建立税收网络，这些土地上的自耕农实际上逃避了国家税收。农奴制将农民牢牢捆绑到被国家的土地代言人地主所控制的土地上，从而保证战争的物质需要。
　　逃奴充当了俄罗斯开辟西伯利亚和远东疆土的先锋。逃往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的农奴被称为哥萨克。"哥萨克"突厥语的意思为"自由人"和"冒险者"。16～17世纪，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数已相当多。他们骁勇善战，不受政府控制，对俄罗斯边区的稳定构成威胁。沙皇政府便引导他们侵略西伯利亚，希望达到稳定边区和开疆辟土的双重目的。"1581年左右，顿河哥萨克统领叶尔马克指挥一支以540名哥萨克为骨干的队伍，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扩张，从西伯利亚居民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 [8]揭开了俄罗斯向东北亚进行领土扩张的序幕。哥萨克武装的侵略活动得到沙皇的鼓励，伊凡四世沙皇赦免了叶尔马克等人的罪过，并赐予盔甲等物。此事在哥萨克中产生巨大影响，哥萨克纷纷效仿。东征成为哥萨克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很多哥萨克因此大发横财，成为贵族。农奴为巩固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领土做出了贡献。来到西伯利亚的农奴，一部分以侵略者的身份出现，一部分以流放者的身份出现。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开始向西伯利亚进行强制性移民，为此出台了很多措施，给了地主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农奴流放西伯利亚的权力和每流放一名农奴充抵一名兵役名额的鼓励。为提高流放西伯利亚农奴的人数和质量，沙皇政府规定?quot;被流放的农奴要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45岁，可携带家属在西伯利亚安家落户，政府给予农奴主一定的补偿。流放3年后，流刑农奴转为国有农民?quot;[9]于是，大量的农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成为早期俄罗斯东北亚领土的主干定居者。"据1662年调查，当时全西伯利亚居民共7万，其中流人约8千。以后几个世纪，流放始终是西伯利亚人口增长的源泉之一。"[10] "19～20世纪之交，西伯利亚有流人30万。" [11]由于东北亚领土扩张过快，俄罗斯政府还一度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实施残忍的军垦制度，以巩固新开辟的疆土。按照军垦制度，农奴要世代当兵，并负担沉重的劳役。
　　农奴制与村社制度的结合强化了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而集体主义为造就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推行东北亚扩张政策提供了精神内涵。实行农奴制之前，村社作为农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担当着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其所辖农民是自由民。农民对村社的依附程度相对较低。农奴制形成之后，村社成为沙皇和贵族控制农奴的工具，村社严格地控制农民的迁移，农民在一种极端封闭的环境中被地主残酷剥削。村社定期重分土地和摊派贡赋徭役的数量，通过实行连环保使弱势的农户不至破产，使强势的农户不至富裕到有实力提出改变地位的要求。村社成为一个大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没有个体户式的自耕农，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大集体。要想在这个大集体中生存，就要相互协作，服从管理，强势帮助弱势。这样，村社培养了农民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和相互协作意识强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应召入伍后本能地适应部队的纪律，成为高素质的兵源。俄罗斯人往往视国家为集体的代表?quot;所有的血都是为巩固和捍卫国家而流。"[12]俄罗斯在东北亚推行扩张政策初期，其侵略军虽然多由农奴拼凑而成，但却屡屡得手。而这种屡屡得手又进一步助长了沙皇推行扩张政策的野心。
　　农奴制的实行加剧了社会分裂，成为重理想、轻现实和好走极端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为其推行东北亚扩张政策起到催化作用。农奴制使村社成为社会分化的分水岭。生活在村社之中的农奴没有基本的人权保证，终生被奴役。经济条件恶劣使他们的孩子无法受教育，村社的土地定期分配制度使他们失去了依靠个人奋斗实现富裕的可能。在现有体制中他们找不到摆脱终身为奴命运的出路。他们只能生活在幻想之中，在幻想中暂时忘掉苦难的现实，寻求片刻的解脱。生活在村社之外的贵族和地主依靠剥削农奴，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接受教育和进行科学文化探索。他们一次次地掀起西化的浪潮，而他们西化的物质保证是通过东方式的奴役农奴获得。俄罗斯社会分裂为相互完全隔绝的两个部分--富裕的、不断西方化的贵族和贫穷的、不断东方化的农奴。富裕的贵族社会中觉醒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这种巨大的社会反差为耻。他们曾尝试改变这种状况，但大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开始回避现实生活，虚构出各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形态，或是有意忘记现实，沉沦在上层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假象之中。于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奈的农奴和觉醒的贵族走到了一起，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理想。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中间等级，很难找到体现中庸之道的典范，俄罗斯人的性格发生分裂，走向两个极端，时而像贵族一样的懒惰、霸道和暴躁，时而像农奴一样的勤奋、恭顺和耐心。性格的分裂使俄罗斯人在东北亚进行扩张时显示出极度的贪得无厌。他们不知道适可而止，不给自己留出消化既得利益的时间，只知道向着那个心目中的理想目标义无反顾地靠近，并为此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可以说，俄罗斯人性格中追求理想、好走极端的特点为其以很小的代价、在很短的时间内开辟出令人瞠目的广大的东北亚领土提供了精神动力。
　　俄罗斯地广人稀，兵源有限。17世纪后，西方的崛起使俄罗斯统治者倍感压力。要生存、要使落后的俄罗斯得到西方的尊重就必须加强军力。为此，沙皇实行兵役制，将贵族纳入兵源。俄国的贵族几乎终身为国家服兵役。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首要的义务是竭尽全力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东正教信仰，为此不惜生命。彼得大帝制定了《长子继承法》，长子以外的贵族子弟只能通过服役获得土地、农奴和爵位。从1714年起，贵族因军功受赏而得到的封地可以作为世袭领地，统称不动产。1727年，规定贵族可以免服兵役3年;1730年，废除《长子继承法》，贵族子女得以平分不动产，不必再靠工薪过活;1736年，取消贵族终身服役的规定，服役25年即获自由;1762年，发表《赐给全俄罗斯贵族优惠和自由的宣言》，所有贵族均可以摆脱义务供职，自愿在政府和军队中工作。
　　兵役制实行的时间不长。其产生于战争的需要，受到了俄罗斯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的尚武精神?quot;俄罗斯的历史整个是一部战争史。" [13]只要有战功，平民也可以改变身份而成为贵族。如果没有战功，即使贵族也会被人看不起。俄罗斯人从不娇惯儿童，注意培养他们吃苦耐劳，顽强勇敢的军人品质。俄罗斯人崇敬战争英雄，为他们树碑立传，世世代代传诵他们的丰功伟绩。俄罗斯文学起源于对战争和英雄人物的讴歌，比如《史事歌》和《伊戈尔远征记》等。俄罗斯早期口头文学谈的大多都是英雄的传奇经历。
　　尚武精神为俄罗斯在东北亚实行扩张政策提供了灵魂。俄罗斯人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不择手段，疯狂地侵吞东北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敢孤军深入，敢吃死人，敢屡败屡战。像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这样的早期侵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居民的刽子手，直到现在还被俄罗斯当作民族英雄纪念。
　　东正教和救世主义为俄罗斯在东北亚推行扩张政策提供了道义支撑和崇高的使命感。公元988年，基辅大公使俄罗斯民族皈依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分裂导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461年，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所灭，东正教的中心转到莫斯科，俄罗斯出现了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的说法。俄罗斯人于是有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捍卫和发扬基督教的历史使命?quot;俄国就是不信教的人，也永远可能有一种救世主义的感觉。" [14]不幸的是，这种救世主义成为俄罗斯人灵魂深处大俄罗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为沙皇的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俄罗斯人相信，俄罗斯就应该是一个大国，应当在世界上起到特殊的作用，他们的每一次扩张都具有宗教合理性，都是东正教的胜利。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论思想，无论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经过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理论出现，或者是作为群众的大国心理出现，过去是，现在仍是俄罗斯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俄罗斯向往在世界上起特殊作用的思想根源。
　　俄罗斯文化因素对其东北亚政策中的扩张性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二）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后方性和次要性的历史文化根源
　　从文化角度讲，俄罗斯文化的不断西化影响了俄罗斯东北亚政策中后方性和次要性的形成。
　　俄罗斯文化的本源是西方的。俄罗斯的文化起源于东正教。"古代罗斯的教育最先在宗教界发展起来。修道院是抄书、传播知识的中心。" [15]东正教给俄罗斯带来了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要素和文字、音乐、建筑艺术等。东正教起源于西方，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早期的俄罗斯从文化上讲是西方国家，那个时期也是惟一一段可以将俄罗斯称为西方国家的时期。
真正的俄罗斯文化的形成是在金帐汗国结束对俄罗斯的统治之后。这时的俄罗斯文化已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体。蒙古人对俄罗斯的长期统治给俄罗斯文化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蒙古在俄罗斯西方文化的骨架上添加了东方的血肉，使俄罗斯文化更加符合地缘政治的需要，对俄罗斯形成独特的自有文化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蒙古文化是一种相对落后的东方文化。蒙古将俄罗斯与先进的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和印度隔绝。这样，俄罗斯所吸收的东方文化只是一种较为原始和不成体系的游牧民族的落后文化。俄罗斯对先进的东方文化知之甚少。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强大，蒙古文化已经无法满足俄罗斯治理国家和强国的需要。这时俄罗斯发现西方文化在发展科技、促进文明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东方大国正在走向衰落。俄罗斯因此产生了文化的自卑，认定东方文化是落后的，俄罗斯要强大，要与西方抗衡，就必须摆脱自身文化中东方落后文化的束缚，学习西方。于是中国礼节成为繁文缛节的代名词，而同样复杂的法国礼仪却成为俄罗斯宫廷的时尚。
　　俄罗斯文化西化的过程始于16世纪俄罗斯摆脱金帐汗国统治之后，结束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十月革命前，西方文化对俄罗斯进行过4次冲击，最终导致沙皇俄国寿终正寝。"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18世纪末"[16]。彼得大帝出于应对西方的威胁和建设强大国家的需要，开启了西化的大门，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有机会接触西方，学习西方，反思自己。其中很多人将西方思想引入俄罗斯，对俄罗斯刚刚形成的沙皇专制制度造成冲击。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贵族出身的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他从西方学成归国后，著书立说，全面否定沙皇专制制度，幻想建立西方式的共和国。俄罗斯文化和制度方面虽有诸多缺陷，但基本符合当时的需要，第一次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俄罗斯的影响相对较弱。"西方文化对俄国的第二次冲击，是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7]1812年的卫国战争使俄罗斯军队踏入欧洲，充当了几十年的欧洲宪兵。大批年轻的俄罗斯军人在欧洲的腹地和法国大革命的发源地巴黎目睹了启蒙运动在西欧结出的丰硕果实，成为革命者。他们回国成立旨在推翻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秘密组织，于1825年12月发动起义，被沙皇镇压。"西方文化对俄国的第三次冲击是19世纪50～60年代革命运动的高涨和1861年改革。" [18] 此时，俄罗斯落后的文化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发展资本主义就意味着俄罗斯将无法应对资本主义西方的威胁。西方文化的第四次冲击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直接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和沙皇俄国的覆灭。列宁将西欧社会主义理论嫁接到俄罗斯。
　　前三次西方文化的冲击严重蛀蚀了俄罗斯以东西方文化结合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主要原因是三次西方文化的冲击载体主要是俄罗斯觉醒的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内容主要是将以西方文化为土壤的资本主义完全地嫁接到俄罗斯。这种自上而下，忽略俄罗斯自身东方性的改革或者革命便成为无根之木，难以在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
　　第四次文化冲击发生在20世纪初，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俄罗斯，最终导致沙皇政府的覆灭。第四次文化冲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列宁等革命家利用了俄罗斯的社会分裂，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社会主义理论符合东方性较为明显的俄罗斯人民的理想，符合他们互助协作、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习惯。
　　西方文化的冲击使西欧成为俄罗斯关注的重点。东方成为俄罗斯人眼中文化的退化地，东方文化无法为俄罗斯的强大提供良方。东方自然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次要方向。
　　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取得成功后，俄罗斯人便有了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最新成果。这时，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救世主义思想再次活跃。俄罗斯人以救世主的心态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鼓动无产阶级革命。救世主义思想坚定了俄罗斯输出革命，进行红色扩张的决心。欧洲是俄罗斯输出意识形态的重点地区，因为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源自欧洲，欧洲的无产阶级比较成熟，欧洲应当更有条件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相对落后，但比东方文化还是先进。所以，文化输出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地方是欧洲，如果不成功，对红色政权威胁最大的地区也是欧洲，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是红色政权面临的最有实力的敌人。另外，俄罗斯人的潜意识中也希望最早在欧洲取得文化认同。因为，东正教和西欧的天主教具有同脉性，都源自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为东正教的正统基督教地位一直与欧洲抗衡，认为"俄罗斯将被赋予在精神方面实现重大发现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移至俄国，"[19]俄罗斯在精神上是最先进的。宗教的抗衡是文化抗衡的一种形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失去了文化的优越感，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空想。他们重新审视西方文化，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对发展生产力的贡献，认为只有重新回归西方文化才能拯救俄罗斯。而这时东北亚的中国和朝鲜仍保留着被他们抛弃的所谓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日本和韩国由于移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得到快速发展。蒙古在文化上毫无吸引力。因此，在俄罗斯人眼中，东北亚国家不是文化落后，就是通过学习西方文化实现了富强。和东北亚国家相比，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上有更多相同之处，应直接接受西方的文化。这样，东北亚国家再次成为俄罗斯关注的次要方向。普京时期，俄罗斯人开始重视中国改革的经验，希望从中获取有用的帮助。但这还不能说明俄罗斯人充分、全面地肯定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为先进。俄罗斯人仍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西方经验，没有看到中国古老文化的底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轨迹如下图所示:

三 从文化角度看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未来走向

　　在未来20年内，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次要性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自俄罗斯文化形成以来，东北亚国家从未在文化上对俄罗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在俄罗斯人眼里，东方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是文化落后。日本明治维新后在亚洲崛起，甚至打败过俄罗斯。但俄罗斯认为这是日本学习西方的结果，不能归功于东方文化的帮助。俄罗斯一直幻想消除自身文化中东方性的烙印，回归西方文化，从而获得强大，认为没有必要绕着圈子向东北亚国家间接学习西方文化。但这种西化在俄罗斯没有社会基础，东方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之中。正是因为在西方文化的骨架上补充了东方文化的血肉，俄罗斯文化才具备完整的躯体。
　　20世纪的东北亚，中国、朝鲜和蒙古由于体制僵化等原因仍然是世界上处于相对落后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西方，并得益于西方大国--美国。20世纪末，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俄加强对华经贸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曾特别提到邀请中国参加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 [20]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01年，远东对外贸易额为56.86亿美元，所占比例为32.9%。" [21] "2002年，西伯利亚与中国贸易位居该地区与其他国家贸易之首。" [22] 俄驻华大使罗高寿断言，"如果（中国、俄罗斯）把力量联合起来，我们完全能够在一系列决定经济未来的关键部门缩小同西方的差距。" [23] 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改革正在顺利发展，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力量。那时，东北亚地区将首次出现可以以强大而吸引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将会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中的东方性，可能不再认为东方性是其进步的绊脚石，反而认为是俄罗斯的独特优势。如果21世纪上半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西方，不排除俄罗斯在好走极端的民族性的影响下，开始首次文化上的东方化，进而使东北亚政策成为其全球政策的重点。俄罗斯就像东西方文化天平上的指针，它会指向文化相对强大的一方，不会在中间做过长时间的摇摆。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王祖绳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2][苏]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第80页。
[3]李静杰、郑羽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4]王祖绳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5][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94页。
[6]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落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7]同上，第71页。
[8]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9]王晓菊：《沙皇时代的西伯利亚流放》，载《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2004年第3期。
[10]前此书：《俄国文史漫笔》，第180页。
[11]同上，第179页。
[12][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3]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4]同上，第18页。
[15]孙成木：《俄罗斯文化一千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16]前引书《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第90页。
[17]同上，第95页。
[18]同上，第100页。
[19]前引书：《俄罗斯的命运》，第9页。
[20]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21]殷剑平主编：《俄罗斯远东经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22]赵立枝主编：《俄罗斯西伯利亚经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23]罗高寿：《俄罗斯和中国：伙伴关系的原则和标准》，载[俄]《远东问题》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