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8~10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共同主办、新疆社会科学院承办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会上，部分专家学者对中国与中亚关系史颇有兴趣。笔者对与会专家、学者有关中国与中亚关系史方面的学术观点作一简述，以飨读者。

一 中亚探险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研究员在《从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的活动看中国在中亚的地位》一文中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探险家在新疆从事了大量的探险、旅游和科学考察活动。他们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文中根据荣赫鹏、斯坦因、珀西瓦尔·斯克林、斯文赫定、弗赖明、普尔热瓦尔斯基、卡布尔和弗兰斯、勒柯克、苏勒·邦瓦洛、安娜和马戛尔尼等人的游记，论述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阐明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卫疆研究员在《新疆馆藏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档案及其文献价值评述》一文中指出，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刊布了一批近代外国探险家在新疆活动的档案资料。其中，有115件关于匈牙利裔的英国探险家奥立尔·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探险活动的档案资料为首次公布，弥足珍贵。本文将主要依据新疆档案馆新近刊布的相关资料，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对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探险的经历事实进行考证辨别，以及从中国历届政府对于斯坦因来新疆考古探险活动的态度变化中，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演变进行一些初步评价。

 

二 中国与中亚政治关系史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许序雅教授在《唐代昭武九姓朝贡的性质》一文中认为，公元7~8世纪中亚诸国不断以朝贡、上表的形式，向唐朝效忠，想借助唐朝的力量，与不断东扩的大食相抗衡；唐朝则通过册封、赏赐、设置羁縻州府等形式，在中亚地区建立起羁縻统治。自沙畹以来，西域诸胡入华朝贡的性质，被学者们视作商业性的。文中通过分析中亚诸胡贡献物品及唐朝封赐的频率、内容和时机，并结合中亚政治形势的变迁和唐朝对贡使的管理制度，认为这种朝贡的性质是政治性。这篇论文勾勒出唐朝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以及中亚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并进一步揭示影响唐朝与中亚政治关系的历史原因。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王继光教授在《洪永之际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明朝洪永之际，帖木儿帝国与明王朝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帖木儿帝国与明王朝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满剌哈非斯的朝贡。其后，帖木儿帝国屡遣使来朝。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帖木儿对明王朝的称臣纳贡和屡遣使团，不过是迷惑明朝政府，窥探形势，并从贡赐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绝无友好诚意。因此，在永乐三年（1405年）兴起征明之师，只不过帖木儿病殁于东征途中，两国的战争才没有爆发。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正常化的真正建立，始于沙哈鲁·巴都尔。继帖木儿为苏丹的沙哈鲁·巴都尔一反帖木儿的征伐战略，与明王朝的关系进入了和平友好的时代。因元末战乱和割据一度阻塞的丝绸之路上，又出现了商旅相望于途、使节络绎不绝的盛况。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齐清顺研究员在《论近代苏联出兵新疆及进一步开展新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多年中，苏联出于本身国家利益的考虑，曾多次派兵进入新疆作战驻防。这不仅对近代新疆政局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和中苏之间关系的发展。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者对此却长期缺乏应有的研究。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后，我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限于资料收集不易等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开展得不够。本文在对近代苏联多次出兵新疆作战驻防进行叙述的基础上，从苏联成立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发展的需要、新疆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中国新疆与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等方面对其原因进行了较为中肯翔实的分析，对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新疆与苏联关系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有较高的参考借鉴作用。

三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

　　对西域的治理研究 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王子今教授在《两汉西域经营的外交史意义》一文中认为，两汉经营西域的政策有历史性变化，总的趋势是强化。汉王朝的这一举措不仅形成了对匈奴的侧翼压力，使汉匈对抗的军事形势改观，有效地保证了黄河流域农耕社会的和平发展，同时因丝绸之路的畅通，活跃了中国同西方的交往，扩大了汉朝的影响。从外交史角度说，两汉西域经营的意义特别重大。对中国古代外交史进行总体考察，两汉通过西域与中亚、西亚和南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的文化往来，闪烁着极其少见的历史光辉。分析相关文化现象，可以深化对中国西北边疆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中的作用与地位认识。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贾丛江副研究员在《西汉王朝异族朝觐制度研究》一文中认为，自汉武帝以来，西汉王朝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前期的新型的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国家发展模式。在以经济招诱为先导、以军事统一为后盾的拓土开疆的国家政策背景下，西汉的对外交往、政治势力所及和辖治疆域的范围，都较以前的朝代有了很大扩展。异族（系指非汉人）朝觐制度，成为西汉王朝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它源自先秦古制，却带有更多新的时代特质。它和内地诸侯王的朝觐制度一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西汉朝觐体系。这一固定化的制度，对后世历代中央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疆社会科学院杂志社刘国防副研究员在《西汉昭、宣之际汉匈西域争夺的形势》一文中认为，西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后，从属匈奴的西域诸绿洲城郭，慑于汉军威力?quot;多遣使来贡献，然楼兰、姑师（即车师）当道，攻劫汉使，逐成汉匈西域争夺的焦点。"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赵破奴击败楼兰后，楼兰两属。公元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立新王以后，改国名为鄯善的楼兰归附于汉。车师为丝路北道起点，为汉匈必争之地。直到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王朝占据车师、完全控制南北二道的目的终未实现。神爵二年（公元前59年）秋，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便是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汉王朝因此获得了重新控制车师的良机，"于是徙屯田，田于北（比）胥，披莎车之地?quot;北胥究竟位于何地，我们从汉匈车师争夺的形势看，它应该位于天山南部的吐鲁番盆地，并且当在盆地东部高昌至柳中一带。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朱亚非教授在《论清朝处理外国势力插手西北民族矛盾的经验、教训》一文中认为，清朝建立后，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西北边疆地区民族矛盾始终没有间断，西方殖民主义利用少数民族上层分裂势力，企图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清朝政府则采用羁縻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全力维护大一统国家。本文通过对清朝康、雍、乾三世平息西北地区等几次少数民族上层叛乱所采取的措施，分析少数民族与清政府矛盾激化之原因，外来势力对少数民族地区插手的后果，以及清朝政府在处理西北少数民族矛盾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正确处理好边疆和民族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四 中亚、西域经济文化史研究

　　
　　关于中亚、西域经济、文化史的研究，大会收到的5篇论文在这一领域提出了独到见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博士在《楼兰的简纸并用时代与造纸技术之传播》一文中论述道：楼兰作为魏晋西域长史的驻地，出土的文书既有木简文，也有纸文书，其中还有卢文的纸质文书，而同时代的尼雅遗址出土的文书，却均为木简文书。本文通过对两地文书年代学上的比较，认为魏晋时期西域地区的纸张主要是当地汉人们使用的，造纸的技术由汉人专有。所以，楼兰地区出现了一个"简纸并用"时代，而由此往西，纸张是极其罕见的。纸张的向西输出，以及造纸术西传时间，不会早于楼兰、尼雅文书的下限--公元4世纪中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尉亚春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吐鲁番墓葬出土天象图新考》。该文作者对吐鲁番高昌故城附近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几幅典型的天象图作了新的研究，认为图一反映的是太乙（北斗星）崇拜，图二伏羲女娲像反映的是生殖崇拜与交感巫术，图三反映的是二十八宿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本文还试图用中国阴阳五行思想与二十八宿的关系，区别阿拉伯二十八宿、印度二十八宿与中国二十八宿，并佐以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辅证。
　　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夏雷鸣副馆长在《西域阴牙角、速霍角考》一文中认为，唐代是周边各族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与各国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西域诸国向唐朝进贡的物品中，地产品和舶来品兼而有之。该作者考释《新唐书》和《通典》中所载伊州、北庭大都护府所贡阴牙角和速霍角为何物。作者认为"速霍"和"阴牙"是突厥语羚羊和大象的汉译。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佟克力副研究员在《论俄苏对新疆锡伯族文化、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从17世纪下半叶直到西迁新疆以后延至20世纪30年代，锡伯族与俄苏的交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综观锡伯族与俄苏的交往史及其对锡伯族产生影响的过程，锡伯族社会经历了被动接受、认同、吸收、移植加工等阶段。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吐娜副研究员在《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一文中阐述了沙俄从1900年起，先后在伊犁、塔城、喀什及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设立道胜银行分行的史实。这些银行不仅为俄商提供资本，加速贸易的周转，扩大经营范围，而且控制了新疆金融市场和财政。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20年9月4日，经伊犁道伊许国桢与俄方代表商议，签定了关于新疆与苏联突厥斯坦临时通商条件10条，才结束了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的历史。

五 中国与中亚移民史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树辉副研究员在《唐代粟特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一文中认为，公元7~8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兴移民聚落。这一时期，除了中亚地区的九姓胡人成群结队地向东迁徙外，另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祆教的兴盛和摩尼教的东传；二是唐开元年间九姓胡人入贡最为频繁。其实，这均与阿拉伯帝国的东扩密切相关。从公元661年开始，直到8世纪上半叶，其势力已扩展至怛逻斯河、楚河流域，逐步确立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这一时期，各国胡王在致唐的贡表中坦言了入贡目的，都急切希望唐朝能出兵抗击阿拉伯军队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当地的居民以及摩尼教、佛教、祆教、景教的信徒为避害而纷纷东逃。这场席卷粟特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的原因。
　　新疆社会科学院纪大椿研究员在《中亚的中国移民》一文中认为，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驱逐入侵之敌阿古柏，依附于阿古柏的陕西白彦虎[1]余部分批赴俄：（一）经别迭里山口赴普尔热瓦尔斯克。（二）经吐尔尕特山口到纳伦，是白彦虎本部。其中一部分人后移居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地区。（三）越伊尔克什坦山口抵达奥什。这三批回民共有6663（一说6209）人。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因割地而划归俄国的维吾尔人有3787人；因条约许可而迁俄的有：第一批维吾尔族、回族百余户迁阿拉木图，第二批486户迁扎尔肯特，此后又有续迁者。总之，移居俄国的中国居民计有维吾尔族45373人、回族9136人，还有哈萨克牧民约1．5万余人，约计7万人。此后，伊犁移民重返故土的约有万人，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居多；苏联集体化和肃反扩大化期间众多移民返回中国。陆续从新疆迁往苏联中亚的更多。其中，主要有20世纪前期赴中亚务工不归者和60年代受苏联策动伊犁、塔城地区居民中的外迁者。如今，中亚维吾尔族居民人口已达30万之众；中亚的回族移民被称为"东干人"；伊犁哈萨克移民完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组织移民后裔来华探亲、购物和旅游，展示新疆建设新貌，有利于破除中亚分裂主义势力长期的反华宣传。

 

六 中亚国别（族别）史研究

　　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在《馨孽考-重写哒史上的一章》一文中论述道：在哒史研究中，对于是否应该把有些文献记载中的头罗曼、摩醯逻矩罗与印度笈多时期碑铭、钱币上所见的头罗曼、摩醯逻矩罗分开，尚有不同意见。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承认头罗曼、摩醯逻矩罗是哒历史上两个重要的统治者。在头罗曼以前，则尚无可以在碑铭、钱币和文献资料中得到印证的重要统治者。本文在前人哈尔马塔和戈布尔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钱币、喀布尔碑铭和《唐书》宾传等文献资料，对与头罗曼、摩醯逻矩罗齐名的哒重要人物馨孽进行了考证，论证了他在哒历史转折关头的作用。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阿斯卡尔·居努斯在《吉尔吉斯斯坦边界问题现状》一文中认为，吉尔吉斯斯坦位于中亚东北部。由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国边界问题处理的妥善与否关系到与邻国的关系。吉哈、吉中边界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而吉乌、吉塔边界问题比较棘手。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乌兹别克人是人口最多的跨界民族，自1924年实施民族划界以来，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之间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近年来，奥什和贾拉勒阿巴德州的乌兹别克人凭借着背靠母国的地缘条件，要求将这两州合并到乌兹别克斯坦。吉塔两国因伊斯法拉地区的归属问题争吵不休，吉塔两族人常为此发生械斗。这些边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原苏联时期专制主义不慎重的划界，留下了不合理的飞地，这种人为造成的情况，其必将为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留下隐患。对此吉政府一方面加强边界兵力，宣布奥什为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首都，另一方面积极加强与有关邻国的谈判。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白彦虎系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国内学者对他褒贬不一。这里只是其中一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