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月革命后初掌政权的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并不稳固，它在执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合法性危机，并对其政权和统治构成了挑战。可以说，俄共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决定解散立宪会议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就是诸多危机中的一个。而俄共在解决这一合法性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则对后来的苏俄政党政治的发展走向、国内的政治局势等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 政党政治 立宪会议 俄共 合法性危机
　　【作者简介】 郝宇青，197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上海 200062）

　　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系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它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其基础是"对统治的同意"[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来说，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这个政权进行统治和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的政治心理基础。而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侵蚀，出现合法性危机时，也就意味着政府危机的来临。要解决政府危机，这个政府只有培育新的合法性资源--或求助于意识形态的更张和创新，或求助于制度的重建和政策的调整，或求助于统治绩效的提高（主要是经济增长），或求助于新的权威人物的出现，甚或求助于外部危机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等--以资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否则，这个政府只能面临垮台的命运，即使是通过正当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也不能例外，更不用说通过政变产生的政权了。
　　对于新生的俄共政权而言，上述原理同样适用。美国学者塞维林·比亚勒曾明确指出："如果说合法性问题，它的形成、维持或可能的瓦解，对于任何政权的长远命运极为重要的话，那么，它对苏联政权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苏联政权，毕竟是从一场由少数人领导的革命中产生的"[3]。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初掌政权的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并不稳固，它在执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合法性危机，并对其政权和统治构成了挑战。可以说，俄共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决定解散立宪会议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就是诸多危机中的一个。
　　解散立宪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一度构成威胁，而俄共在解决这一合法性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则对后来的苏俄政党政治的发展走向、国内的政治局势等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审视俄共解散立宪会议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 立宪会议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政治形势来看，立宪会议显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以取代君权神授合法性原则的、能够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普遍接受的、现成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这就是说，立宪会议是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我认为，主要根据有二：
　　第一，沙皇君主专制政权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同时这一政权失去了修复自身合法性的功能。这为人们希望通过议会道路对国家进行彻底的变革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并日益显现出破产的迹象。而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在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对比中，沙皇政权愈益引起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等广大民众的不满。这种不满发生质的转变，可以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流血星期日"为标志。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在那个重大的星期日，由数千人组成的一大群人平静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宫行进，这是一次独特的示威，实际上是一支宗教队伍，以教士乔治·加邦神甫为首，后面跟随带着圣像、唱着俄国赞美诗、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请愿包括恭敬地请求实现诸如代议制议会、免费教育、八小时工作日、涨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之类的改革。如果当时沙皇或其代表接受请愿、答应予以仔细的考虑，那么人群本来很可能会平静地散去。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皇家禁卫军向聚集的群众开枪。""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猛烈的反应"。他接着评论道："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这么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亲'的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4]
　　虽然1905年革命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已经极大地表明沙皇专制制度合法性的衰落。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是《十月宣言》的颁布。这个宣言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国家杜马。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由此而终止，俄国的立宪政体也由此而确立，尽管杜马是柔弱的。沙皇批准建立国家杜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专制制度，他也并没有真正用心来建立和完善立宪君主制。例如，在四届国家杜马中，惟有第三届国家杜马圆满完成了法定的五年任期，其余三届国家杜马都遭到了被解散的命运。列宁对第一届、第二届国家杜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第一届国家杜马是一个世界上（20世纪初期）最革命同时又是最无力的议会"，第二届国家杜马"表明最落后的国家人民代表机关的成分在欧洲是最革命?quot;，认为此时存在着"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5]正是由于第一届、第二届国家杜马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对政府的桀骜不驯而遭致解散的命运。以"建立社会信任内阁"为目标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也因和政府之间的龃龉，于1917年2月26日由沙皇颁布法令而被中止。但由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第四届国家杜马从被中止那一天起再也没有召集过。而第三届杜马则被立宪民主党人P．N ．米留科夫戏称为"老爷式的杜马"、"走狗式的杜马"[6]。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这样的事实：杜马为人们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合法政治斗争的舞台，为人们提供了俄国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国家杜马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同和重视；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俄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推动了俄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从此，俄国再也不能退回到君主专制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原则的功能已经彻底失效了。因此，我们说，在反对沙皇君权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立宪会议"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面反沙皇、反封建专制的鲜明旗帜。
　　所以，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时任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的十月党人米·弗·罗江科，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发出了这样的哀叹："由于当局不能领导国家走出困境，因此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7]在二月革命浪潮的冲击之下，沙皇于1917年3月2日被迫宣布退位，这标志着延续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君主专制政体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也标志着俄国政治体系将面临着一次不可逆转的根本性的制度转型。乔·弗兰克尔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沙皇政体一旦倒台就无法最终阻挡全面的社会革命"[8]。从当时俄国的政治发展态势看，似乎议会制道路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未来新社会的合法性的担当者。列宁曾经指出：沙皇政权推翻后，俄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9]很明显，列宁这里所讲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是需要一定的载体的，而这个载体当不外于类似"立宪会议"这样的机构。
　　第二，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诸如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等各种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组织和派别都赞同立宪会议思想。到了十月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政治组织都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这种要求本身即显示了立宪会议的合法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指出："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宪会议手里，立宪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它是单一的议院"。党纲还具体规定了如何选举立宪会议问题："无论选举立宪会议或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时，凡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选举时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代议机关；议会任期两年；人民代表的薪金照发。"党纲还特别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现上述这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10]这一纲领充分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承认立宪会议的合法地位的。
　　二月革命后，虽然形成了两个政权--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存的局面，但是临时政府却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11]政府。由于立宪会议是一个涉及俄国未来政治体制建构的重大问题，所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强烈要求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他们说，立宪会议应当召开，而且要尽快召开，应当规定日期。这一点他们已经说过200次了，但他们准备说201次[12]。列宁曾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自愿把国家政权（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交给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成立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则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13]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但不管怎么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愿望是强烈的。从合法性的角度考量，它们对立宪会议赋予了忠诚和支持。此时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对待立宪会议的阶级立场问题上存有分歧，但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和其他党派一样对临时政府在召开立宪会议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拖延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列宁指出："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14]当然，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是有条件的，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要成为立宪会议的主导力量。这恰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15]。即便如此，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立宪会议的合法性的。
　　即使是把持临时政府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政党，我们也不能因它们一再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就简单地认为它们否认立宪会议的合法性。虽然列宁也曾对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政党千方百计地反对和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作出了尖锐的抨击，但是我们并不能为列宁的观点而影响对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政党在立宪会议上的态度的认识，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反对和拖延召开立宪会议是一回事，承不承认立宪会议的合法性是另一回事，不能把两者浑然等同。事实上，对于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而言，召开立宪会议的愿望可能比布尔什维克等党派更加强烈。只是由于在国内外局势动荡异常、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使它们无暇顾及立宪会议的召开了。况且，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它们又何尝不想早点在立宪会议的框架下建构起稳定的政治体制，早点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呢？
　　必须提及的是，此时的俄国广大民众充满了对立宪会议的向往。早在1914年由极右派分子杜尔诺沃起草的关于与德国的战争的含意的一份备忘录中，就指出：立宪会议唤起了"民众的潮流"[16]。七月事变后，列宁也承认，俄国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就在于此。因此，从争取民众支持这一角度着眼，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作出反对立宪会议的些许表示。否则，就有失去政党存在的群众基础的危险。

　　
二 解散立宪会议导致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如前所述，立宪会议是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的。它不仅是俄国民众的愿望，而且也是俄国几乎所有政党的追求。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仅没有弱化立宪会议的合法性，反而强化了它。对于这两个政权而言，似乎谁掌控了立宪会议，谁就自然获得了执掌政权的合法性。
　　俄共之所以能够在十月革命中夺得政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它的政治策略，即它作出的"苏维埃胜利后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的允诺。这一策略性的政治允诺表现出了俄共"对来自下面的压力作出反应的能力"和"对群众意见的敏感"，并在这一问题上使俄共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认同，"确立了自己作为实现民众目标的最好工具的地位。"[17]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中，对呼吁召开立宪会议和十月革命这种相依相伴的关系作了准确的描述。他说：十月革命简直是"对立宪会议的挽救"，正像立宪会议挽救了整个革命一样[18]。因此，俄共在以武力"轻易地"赶走了临时政府之后，它必须表现出比临时政府更多的热情和忠诚去拥抱立宪会议，尽管立宪会议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
　　既然俄共政权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立宪会议，那么，在它未来的执政实践中也必须依赖于立宪会议，这样才能保证俄共政权的合法性，或者说，这是俄共执政合法化的需要。所以，俄共在取得政权后，就马上宣布立宪会议将如期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说?quot;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19]。在《土地法令》中说：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室、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20]在《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中规定："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21]为召开立宪会议，全俄中央执委会还特别组建了立宪会议筹备部[22]。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强化了立宪会议在俄共执政中的合法性的分量，强化了俄共对立宪会议的路径依赖。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俄共只是"实现民众目标的工具"。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道路时作出的"多数人民是拥护我们的"[23]判断，实际上是指民众对俄共在政治策略上的拥护，而并不等同于民众对其社会主义政治取向的支持。乔治·霍兰·萨拜因就指出：布尔什维克"可能曾经希望它在11月7日轻易获胜一事将会赢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如果他们确曾这样想过，那么他们在选举立宪会议时所得到的为数甚微的选票就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quot;[24]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断言："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25]最终于1917年11月25日产生的立宪会议的组织成分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占370席，布尔什维克占175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的结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各党派大致拥有多少追随者，也反映出俄共在其他党派及其追随者心目中推翻临时政府的工具性价值的完成。这样看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按时召开立宪会议有可能对苏维埃政权造成威胁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俄共不可能满足于自己仅仅作为"工具性价值"的地位，更何况它也并不想仅仅充当其他党派的工具，也不想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事实上，立宪会议在俄共的社会主义政治目标中，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工具而已。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在二月革命后，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即工农专政的共和国）时起，立宪会议在未来国家的地位，就大成疑问了。"[26]为了夺取政权，俄共打出了立宪会议的旗帜，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而当俄共取得了政权，它也就意欲放弃立宪会议这面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旗帜，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列宁起初想到了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但由于党内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曾无情揭露临时政府推迟召开立宪会议，如果自己采取同样做法，会削弱对民众的影响，列宁才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但是，到了立宪会议中其他党派的政治利益和俄共的政治利益难以协调的时候，到了立宪会议可能危及俄共政权存在的时候，俄共便不惜借助于武力的强制，在1918年1月19日正式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个横亘在俄共顺利掌权的、不符合无产阶级需要的?quot;旧"的政治机构。
卢梭曾经明确指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27]由此而观之，俄共政权虽然运用武力的强制解散了立宪会议，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垄断了全部政权，并试图借此奠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这样的政权在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甚至曾和它有过短暂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眼中是不具合法性的。可见，解散立宪会议并没有确立起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反而导致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究其原因，综上所述，主要有：其一，从整体而言，立宪会议仍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们知道，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民众中间仍然有队伍庞大的信从者，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甚至于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继续向立宪会议输入忠诚，希望由立宪会议解决国家政权问题。俄共解散立宪会议，必然造成这些政治组织及其追随者对俄共的不满，甚至敌视。这自然引发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其二，在客观上需要俄共政权比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问题上输入更多的忠诚，民众之所以拥护俄共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作出?quot;以苏维埃的胜利来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而且，俄共在十月革命前对临时政府推延立宪会议召开的做法的揭露和抨击，以及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对召开立宪会议的承诺，和它最终解散立宪会议，这种前后截然相反的行为，不能不引起民众对它的怀疑情绪。所以，自俄共解散立宪会议的那一时刻起，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及其所代表的民众的反对，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三，解散立宪会议使得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政治集团边缘化了，它们失去了进行政治参与的平台，难以接近合法的政治机构，从而它们也就不会向它们本来就反感的俄共政权输入政治忠诚了[28]。

三 俄共解散立宪会议的影响 　　

　　俄共为避免因立宪会议的存在而生的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便解散了立宪会议。然而，这非但没有解决合法性危机，还加剧了这种危机。不可否认，俄共如此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对苏俄（苏联）后来的政党政治的发展走向、国内的政治局势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来看，就是：
　　（一）从政党政治的发展走向来看，解散立宪会议使苏俄多党政治的发展失去了可能。
　　我们知道，政党政治通常是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的民族内聚力开始足以容忍政治分裂，并容忍为权力而进行有组织的竞争制度化之时"出现的[29]。在一定意义上，立宪会议是政党政治的产物。因此，它作为政党政治下的议会制的组织结构形式，也就具备了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包容性和妥协性等政党政治的特征。所以，就其潜具的结构和功能而言，立宪会议本可以成为当时苏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参与，以表达政治见解、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进行政治斗争、达成政治妥协的民主形式。因此看来，这种议会制组织结构形式的存在可能为未来俄国政治的发展提供多党政治的基本框架。
　　但是，由于立宪会议并不认同苏维埃政权及其根本大法，俄共对立宪会议可能会对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的担心愈加浓烈和出于纯粹的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也就不能容忍立宪会议的存在，于是就对它采取了敌视性的行动：解散可能使俄?quot;输给反对派"的民主形式--立宪会议。这一行动，恰如托洛茨基后来所评价的那样："给形式上的民主以善意的打击，使其永无恢复的可能"[30]。这便使得其他政治力量失去了表达政治见解、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进行政治斗争、达成政治妥协的合法政治空间，并使多党政治的发展失去了可能。中国有句俗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用在这里，倒是非常贴切。既然立宪会议这一民主的结构形式已不存在，那么，以立宪会议为活动舞台的其他党派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结构依托。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17年12月11日，列宁即签署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非法的政党，从而取缔了它[31]。由于俄共不愿意出现所谓政治上的"自杀"结局[32]，所以，在解散立宪会议后，主张社会主义选择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先是被迫缄口[33]，尔后（1921年3月）被迫转入地下，最后（1922年8月俄共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则被取缔[34]。即使是惟一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过认真合作和联合执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因和俄共不具妥协意象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取向相冲突，而在1918年7月受到重创，并失去了存在的政治空间（到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就完全消失了）。自此，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体制初步形成了。
　　（二）从苏俄国内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解散立宪会议不仅没有消除合法性危机，反而加剧了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加剧了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解散立宪会议是导致国内战争和国内战争后期的农民暴动的重要诱因。
        很显然，在对待苏俄当时各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问题上，或者说，在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上，俄共新政权所依赖的主要阶级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主要是贫农），它也积极动员和吸纳它们参与政治，从而赢得了它们对新政权的政治忠诚。这一点当是无疑的。英国学者莫舍·卢因曾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35]。但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政治组织及其所代表的民众在俄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棱镜的透视之下，它们显然是被看作是新政权的"敌人"的，在俄共新政权的制度安排中，把它们拒斥在合法的政治机构和政治过程之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合法性的角度视之，把它们拒斥在合法的政治机构和政治过程之外，它们也就不会对俄共新政权持有积极的认同，更不会向俄共新政权输入政治忠诚，这种状况并不利于构建俄共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拒斥对俄共和其他党派都会产生反作用力，并倾向于促使双方都走向极端。立宪会议被解散，即可以看作是上述极端倾向的反映。立宪会议被解散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度处于非法状态。例如，1918年6月16日，俄国政府宣布两个星期后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前进行地方苏维埃选举，但是不允许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参加。尽管后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与俄共的关系曾出现过改善的一些迹象，但并未取得合法的地位，基本上始终处于一种被管制的状态。这样，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政治组织失去了进行政治参与的正当渠道，它们的政治能量被新政权压制了起来，在它们要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争得自己政治利益的时候，既然已无达成政治妥协的可能和政治空间，那么，它们就只有采取极端的、体制外的、暴力的方式了。这种情况，非常鲜明地证明了G．A．阿尔蒙德和G．B．鲍威尔的观点的正确性，他们说："那些真正厌恶和不信任反对者的精英人物很可能越过通常进行讨论和友好磋商的渠道。他们很可能反对妥协……持敌对情绪和怀疑态度的精英人物可能采取比较富有侵略性的活动，并把他人的行动视为威胁。"[36]
　　上述情况--用安德烈·纪德的话来说，就?quot;消灭反对党派，或简单不让其发言"--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激起了"恐怖主义"，加剧了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37]。虽然不能说解散立宪会议是国内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最起码地说它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例如，从1918年5月起，社会革命党的地方委员会积极参与了农民自发反对苏维埃政权"余粮收集制"政策的起义。社会革命党人还积极参与了策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武装叛乱。5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代表、协约国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车里雅宾斯克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社会革命党还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宣传说：苏俄政府将要解除士兵的武装，并将其关进集中营。因?quot;号召"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士兵杀开一条血路，奔向海参崴。5月25日和26日，叛乱从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社会革命党的白卫军也同叛军结合在一起。他们迅速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以及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他们所到之处，苏维埃政权即被解散，苏维埃干部和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工农群众就惨遭杀害。在消灭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后，他们就随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例如，在萨马拉建立了"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在叶卡捷琳堡建立了乌拉尔政府，在托木斯克建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等等[38]。1918年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雷宾斯克、穆罗姆、雅罗斯拉夫等地组织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地方武装暴动。8月，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刺杀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在莫斯科企图谋害列宁，结果使列宁身负重伤。1918年9月20日，萨马拉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与"西伯利亚临时政府"（1918年6月由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君主主义者组成）谈判后，在乌法召开"国务会议"，并在奥姆斯克组成全俄"执政内阁"。执政内阁声称将保证不迟于1919年2月1日前召开具有全权的、合乎法定人数的立宪会议。12月10日社会革命党通过决议，警告党员千万不要"同布尔什维克和解"[39]。在1919年，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组织了100多人的队伍，积极从事反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在基尔萨诺夫县就暗杀了近200位苏维埃干部[40]。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所有这些情况无不说明解散立宪会议、使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政治力量失去政治参与和达成政治妥协的政治机制所造成的影响。
　　解散立宪会议还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内战争后期农民暴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譬如，在坦波夫省的劳动农民联盟的一份告红军战士书--《在斗争中你将得到自己的权力》--中，就表达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并在最后打出了"打到卑鄙的苏维埃！"、"自由的俄国万岁！"、"立宪会议万岁！"等口号[41]。客观地说，打出这些口号本身即反映出农民对立宪会议的眷恋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或许，在参加暴动的农民看来，假如存在立宪会议这一政治机构的话，像诸如国内战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的许多极端政策将是可以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充满了对立宪会议的眷恋之情。这一点，我们当可以把它称作农民暴动的政治思想根源。

四 简短的总结

　　亨廷顿曾经指出："一切政治制度必须先获得权力，然后才使用权力。"[42]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取向的俄共而言，就是它必须赋予它所领导下的苏维埃以最高权力，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建设。于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俄共便毫不犹豫地以强力解散了立宪会议。无疑，这一事件是俄共政权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公开专政的标志，但它也使俄共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对此，列宁也坦言："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不能把他们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quot;，那么，十月革命的胜利只能是"极短暂的和极不巩固的胜利"[43]。
　　对于一个不想自取灭亡的政权而言，在它出现执政合法性危机之后，必然会去积极寻求解决危机的良策，构筑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国内战争的洗礼，俄共击败了国内所有的反对党派；经过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调整和新经济政策的初步实施，俄共也把大部分民众吸引到了自己这一边，从而使得俄共度过了这次合法性危机，在国内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政治秩序。从俄共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一个政权出现合法性的危机并不可怕，关键就在于执政者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和适时地对采取的政策加以调整，这样，才能在具体的执政实践中培育出雄厚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俄共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多党政治在苏俄（苏联）失去了可能。或许，如果俄共向其他党派多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如果立宪会议能够承认俄共政权及其根本大法，那么，立宪会议完全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虽然它不可能成为最高的政权机构，但它却可以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政党参与政治的、类似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实行统一战线的政治协调机构[44]。但是，在日益激进的革命行进中，历史并没有给立宪会议提供更多的机会，多党政治这个犹如多彩的肥皂泡一样的希望便迅即破灭了。或许，在当时政治情势错综复杂的俄国，议会民主的道路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俄国的社会革命问题，它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出现。社会革命党人斯捷潘在1929年说的一段话，既可以看作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反思，也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反复玩味的："布尔什维克走过的道路无疑令人恐惧，但谁知道历史是否指出过另一条推翻旧俄国的革命道路呢？"[45]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2]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与变迁》，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398页。我们还必须澄清的一个事实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认为，加邦神甫是"警察局的奸细"，是他"挑起枪杀工人的惨剧，把工人运动淹没于血泊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2页。）这一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假如这一指认是真的，那么，加邦神甫是否会在流血星期日的傍晚发表对沙皇政权言辞激烈的批评呢？我们看一看他演讲的内容，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说："亲爱的亲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报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国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报仇。去吧，去劫掠帝国的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的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98页。）
[5]《列宁全集》，第19卷，第242~243页。
[6]米留科夫：《回忆录》第2卷，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4页。
[7]转引自马克·斯坦伯格、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1页。
[8]乔·弗兰克尔：《1917年有没有其他选择？》，载于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9]《列宁全集》，第32卷，第53页。
[1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41页。
[11]《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3页。
[12]转引自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一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13]《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3页。
[14]《列宁全集》，第32卷，第54页。
[15]《列宁全集》，第24卷，第3页。
[16]转引自T．H．冯劳《列宁为什么这样做？斯大林为什么这样做？--对俄国革命的重新评价（1900~1930）》，费城1964年英文版，第79页。
[17]爱德华·阿克顿：《重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载于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第123页。
[18]转引自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9]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编写组：《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7页。
[20]同上，第833页。
[21]《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页。
[22]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23]《列宁全集》，第26卷，第1页。
[24]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8页。
[2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600页。
[26]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38页。
[27]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14页；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28]参见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7页。
[29]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561页。
[30]转引自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928页。
[31]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一分册，第81页。
[32]《列宁全集》，第42卷，第86页。
[33]例如，1918年10月17~21日，孟什维克中央通过决议，承认"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历史的必然"。1918年12月5日，社会革命党某些中央委员会在乌法开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发动所有民主力量反对高尔察克叛乱"。（参见李永全《俄国政党史》，第284~285页。）
[34]参见李永全《俄国政党史》，第307、331页。
[35]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71页。
[3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7页。
[37]参见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38]参见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379页；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一分册，第155~156页。
[39]参见曹维安《俄国史新论》，第379页；又见李永全《俄国政党史》，第284~285页。
[40]《关于坦波夫省的盗匪情况给俄共中央的报告》（1921年7月20日），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41]《劳动农民联盟区委会告红军战士书》（1920年10月），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349~350页。
[42]S．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4页。
[43]《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页。
[44]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39页。
[45]阿·伊·福明：《对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反思》，载于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