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苏共先进文化代表资格的演变对其兴衰命运的影响,必须首先弄清文化的社会作用,从文化与政党的关系、文化对政党的重要性以及衡量先进文化的尺度等问题谈起。
(一)从文化的社会作用看文化与政党的关系 关于文化的作用,常讲的那句话就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该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说明的,主要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即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反作用,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文化是从精神方面,即人文精神和科技精神方面塑造人的,这使人不仅增进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还培养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养成人们求实、理性的科学精神,对社会生产力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文化对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同时,文化也培养人、塑造人,它以特定的文化精神为人提供价值支持、行为规范和力量整合。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推动人的自身发展的。人本身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人本身发展了,社会自然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所以,文化不仅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还以本身的精神力量推动人本身的发展,从而也推动社会的发展。
但是,在今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日新月异,人的全面发展对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时代,仅仅一般地来谈论文化的反作用,似乎就有些不够了。在当今时代,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确更加凸显了出来,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显得更加突出了。在这里,我认为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对概念--快变量和慢变量,可以更好地说明当前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化对政治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对来说,发展变化得要快一些,比如一种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吧,产生、确立得就比较快,衰落、消亡得也比较快,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快变量。而一定社会的文化,相对来说,形成、确立得就较慢,发生变化也慢,一旦形成并稳定、巩固下来,消失得则更慢。所以,可以说它是一种慢变量。在自然界,慢变量往往决定快变量,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我认为,这个原理在一定意义上,一定范围内,可以应用于文化同政治、经济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对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不仅仅是一?quot;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也不仅仅是一般地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一种文化一旦牢固地确立巩固下来,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国儒家文化形成确立以后,影响中国政治和经济几千年,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为文化较之经济和政治,对社会是一种更加稳定的因素;它较之经济和政治也是一种更深层面的东西。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对人和社会将产生长期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潜移默化的,
能渗入人的灵与肉、融入血液当中,能作用于人和 社会的潜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从文化的这种巨大作用,可以推及它对政党的影响。政党也是由人组成的,文化能够对人发生影响的地方,一般来说,也同样能对政党发生作用。看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它们的宣言和纲领上,即对其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表述上,更重要的是要看它们在实际行动中能不能确保达到这种先进性,能不能真正实现这种先进性。而在每个政党、政权的政治实践中,能确保这种先进性的,是要看它们本身有没有高度的文化素质,有没有自觉的理性的文化意识,有没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而最终的决定因素是要看它们有没有把握文化发展的能力,能不能不是依靠行政强制或专制手段,而是借助自己的文化魅力,即思想魅力和人格形象魅力,真正掌握对文化知识界的领导权,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也就是说,要看它们有没有相当的文化素质而制定出一套正确的思想文化模式来领导国家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如上所述,文化的层面是相对稳定的层面,也是最深层次的层面,无论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它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因素,是影响潜意识的因素。一个政党或政权,只有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由政治的层面深入、升华到文化的层面,才能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对人们发生影响力,才能真正地发挥其领导作用,这样,政权才能真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真正牢靠。否则,执政党及其政权不可能是巩固的。
从历史上看,执政地位牢靠的政党,权力巩固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能靠自己的文化魅力,取得文化知识界主流的心悦诚服,而不是靠行政强制和暴力镇压,用强力压服知识界。只有悦服而不是压服知识界的政党和政权,才能真正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在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主要表现在人才竞争的当今时代,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苏共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它压服知识界,禁锢人们的头脑,甚至制造监狱研究所这种怪物,这样在鞭子下发展科技与文化,潜力是极其有限的。它在新科技革命中败下阵来,与此有很大关系。
西方学术界在界定知识分子时,十分强调其创造性活动的意义。可见,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个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智力劳动群体。而创造性活动,创新性活动,主要是靠调动并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来实现的。知识分子又是文化知识的载体,而先进的知识文化则是以先进知识分子为载体的。因此,每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及其发展方向,都是由这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所体现的。所以,一个政党、一个政权,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以其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并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反之,它就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这样的执政党必然要败下阵来,苏共就是这样。
(二)衡量先进文化的尺度是什么?或者说何谓先进文化,怎样才能代表先进文化?
既然文化对政党来说有这样大的作用,那么,对一个政党来说,何谓先进的文化,怎样才能代表先进文化?
一个政党所代表、体现的文化要具有先进性,起码应具备两个条件:1.这种文化应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首先是满足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2.政党,即代表并体现这种文化的主体,应能满足文化所固有的属性,即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创造性。换句话说,这个政党应能满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文化具有包容的属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包容人类在过去时代积累下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因为只有在过去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文化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有宽容的属性。这就是说,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允许社会上各种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只有许可它们的存在并展开自由竞争,才能相比较而发展,优胜劣汰,推出优秀文化来。文化也有多样化的属性。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不仅门类多样、品种多样,而且流派、风格和形式无不多样。只有实现多样化,才能满足文化的这一品性。
只有满足文化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才能使文化实现创造性。因为文化包含的创造性是从它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中生发出来的,否定和抛弃人类过去时代的文化成果,不容许各个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和自由竞争,大搞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不容许人们自由思想和自由争论,搞万马齐喑,制造文化沙漠,是万万谈不 到文化上的创造性的。
总而言之,一个政党要使自己代表的文化具有先进性,必须要有"两个满足":一是这种文化要能满足社会对它的需要;二是这种文化要能满足文化所固有的四个属性,即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实现?quot;四性"、"两满足",可以说是衡量一个政党所代表的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重要尺度。
二
现在,就让我们用这两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苏联共产党所代表的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以及它是怎样随着先进文化代表资格的一步步丧失而走向衰亡的。
(一)十月革命后头11年(1917~1928年):布尔什维克党曾代表文化的先进性,因而它本身也是一支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先进部队我们说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曾代表文化的先进性,首先是因为,党的思想理论符合并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以真正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列宁很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随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并予以实施。因此,列宁及其稍后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能极为敏锐地认识世界并有效地改造世界,富有很强的战斗力。
列宁理论的活力,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给党制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给人民以"土地、自由和面包"。在这一正确的理论和纲领基础上,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一举夺取政权。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3万人,经过半年多一点,到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23万~24万人。1917年4~5月间,在其他政党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政权,简直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个党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列宁理论的这种活力,在取得政权后的一个时期也表现出来了。国内战争刚一结束,列宁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并迅速地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这时还提出,在苏维埃国家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是逐渐趋向缓和的。这些思想理论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满足了社会需要。
此外,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时期代表文化的先进性,还在于它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能满足文化的特有属性。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旧社会不可能享有文化。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状况。因此,布哈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绝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 [1]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通过自己的斗争,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但这是指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艺术、科学领域,却不能说无产阶级已成熟到了可以掌握领导权的地步 [2] 。
所以,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化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接着是在20年代中后期反对"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思潮。因为这些派别不遗余力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抛弃过去时代的文化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迫不及待地夺取领导权。
列宁在批判"左"倾文化派别时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 [3] 又说,如果不提高和改善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4] 所以,列宁主张团结、争取和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允许各种文化派别自由竞赛。因此可以说,列宁的文化方针政策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宽容性。
这一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在由列宁奠基、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 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联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世纪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这个决议明确指出文学阶级性的极端复杂程度,避免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常有的简单化倾向;决议主张继承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尊重"同路人文学";提倡各种艺术流派自由竞赛,允许各种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存在;主张容忍中间的思想形态,团结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作家;主张内行领导,反对粗暴的行政干涉;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盛气凌人,也反对共产党员在文化上的"骄傲自大"。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化上不仅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宽容性,也主张文化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为20世纪20年代科学文化上的创造性提供了条件。所以,党在当时是代表先进文化及其发展方向的。这造成了20年代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党在当时也是富有朝气的,不愧为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但是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在上世纪20年代在文化上所体现的先进性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人对"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过分张扬,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党在文化上的包容性和宽容性;二是党内下层干部和党员文化水平过分低下。这使贯彻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打了折扣(有数字显示,20年代初,受过高等教育的苏共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只受过初等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
(二)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意识形态"大转变"以后,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联共(布)的思想理论开始僵化,逐渐降低以至失去文化的先进性,因而出现了走下坡路的趋势(特别是战后初期)
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一场"大转变"。在这场转变中,联共(布)领导人抛弃了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放弃了20世纪20年代正在形成中的、体现在这个决议中的已具雏形的思想文化模式。
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大转变"而发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型,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体制转变到了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的轨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体制模式是在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是由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进行酝酿,由斯大林于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以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批判作动员,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鲁宾的批判,哲学领域对德波林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等等,相继完成的。在这一"大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理论支柱,以大批判、大斗争和大清洗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使思想理论一步一步趋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另一方面,也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和压服了思想文化界。斯大林的或者说联共(布)的思想文化模式,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上世纪30年代形成、确立以后,表现出了以下最明显的特征:
1.确立了斯大林理论的独尊地位,树立了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联共(布)奉行的准则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惟一标准。
2.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农业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整个经济发展则以集中计划、产品交换为特征。这也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
3.确立了随着社会主义愈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的理论,而党内斗争则是这一阶级斗争特点的反映。
4.提出了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理论,认为完成
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 会主义的建成。
5.形成了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消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
6.以文化艺术的单一性取代其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各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以前的所有文化艺术派别和90%以上的学术团体)。
7.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包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以大批判、大斗争和整肃的手段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就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简单化和教条化,也导致了教条主义的长期统治。
由于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经过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历次大批判、大斗争建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一整套威慑机制确立、巩固了下来,加上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灌输,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这样,就使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很深,具有相当的牢固性。
联共(布)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模式中铸造的文化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文化被限定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反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反对并抛弃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甚至弄到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也要抛弃的地步。在苏联战后对亚历山德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判中,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
这时,还用庸俗社会学的"阶级性"解释一切:上世纪30~40年代,马尔的语言学大行其道,宣扬语言有阶级性。不仅如此,在30年代中期,当李森科在一次大会上大批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叫喊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科学"时,斯大林带头为他鼓掌。所以,发展到战后初期,非但不能容许摩尔根生物遗传学的存在,还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甚至当时发展起来的有机化学,统统称为"资产阶级科学"而加以围剿。
用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出来的文化,更谈不上有什么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创造性。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学术界只有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作解释的份儿,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只能有一个人的脑袋在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创造性!
当然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的工业化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适应了人们急切改变国家贫困面貌的要求和愿望,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也适应了建设的需要,培养了大量人才;战时文化政策也有所松动,有利于发挥文化知识界的积极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要。所以,这个时期的党还没有完全失去文化的先进性,但前述的种种举措,却大大限制了联共(布)党本身的先进性。
(三)赫鲁晓夫时期批判个人崇拜和进行的改革,使苏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化上的先进性,党和社会都又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这个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思想文化领域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文化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在思想理论方面批判个人崇拜,破除了斯大林的不少理论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
3.冲击了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4.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修改并拓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解放了科学文化和艺术的生产力。
这些措施使苏共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并提升了文化的先进性,能较多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较而言,这个时期的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创造性。
但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思想的熏陶下,以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他虽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动者之一,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是很不彻底的。我赞成这一说法,赫鲁晓夫反对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其表现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因此,赫鲁晓夫虽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在他活动的后期又制造了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很多地方冲不出斯大林的思维模式。众所周知,他像斯大林一样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quot;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样奉行"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斯大林30~40年代在各个学术领域对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下指示、做结论,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是这样,甚至对草田轮作制、生物遗传学等问题也是这样,这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引起了严重后果。赫鲁晓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从赫鲁晓夫的文化素质和成长背景看,他只可能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并发现斯大林的问题,从客观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作某些冲击,他不可能彻底改变这种体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状况。
(四)勃列日涅夫时期阻止和扼杀改革,向斯大林时期复归,苏共在文化上失去先进性,党本身也最终失去先进性
这主要表现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推行停滞倒退的思想文化政策,继续维护斯大林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僵化理论,在斗争方式上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但对"离经叛道"者除采取传统的批判、撤职等手段外,还使用了诸如驱逐出首都、吊销国籍和强制精神治疗等等更加严酷的手段。同时,用强力控制思想文化,千方百计垄断意识形态的局面同从前一样,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种情况,几乎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勃列日涅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倒行逆施,在许多方面复归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中断业已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在思想文化方面拨乱反正的过程,又重新在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新的冤案。
2.恢复斯大林的理论:重新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理论公式,并在一定范围内给日丹诺夫和日丹诺夫主义恢复名誉。
3.大力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用它解释一切,说明一切和覆盖一切。这一理论成了掩盖社会矛盾的理论,成了歌功颂德、为勃列日涅夫涂脂抹粉的理论,它完全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僵化和变形。苏共的理论基本丧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4.拖延并扼杀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苏联学术界认识科技革命重要性的时机并不晚,但被苏共领导延误了,扼杀了。
5.批判并扼杀了一切创新的、改革的理论。例如,对新商品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的批判等。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复旧,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几十年间,几乎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这使苏共失去文化上的先进性,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苏共自身的建设,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苏联长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方向性错误,使苏共最后抛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失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无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所以,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概括地说,苏共思想文化模式对苏联社会、苏联剧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积累的问题越来越 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第二,苏共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竭,变成了粉饰现实和歌功颂德的工具。结果,使积弊陈陈相因,把苏共和苏联社会引向危机。
第三,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第四,苏联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保守主义阻挠、贻误改革,造成积弊成堆,极端民主主义破坏改革,冲决改革的堤防。结果,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面夹攻,把苏共引向垮台。
从上述苏共文化代表资格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领导的党曾是一支代表先进文化的力量,而到后来却逐渐丧失先进文化代表的资格,这就使它由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演变到主要由官僚特权阶层构成的一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改革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势力。苏共演变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一个政党只有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成为带领人民前进的先进部队;而一旦丧失其文化的先进性,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蜕化为一种保守势力并从反面促成一股体制外改革势力,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党引向灭亡。而要代表先进文化,就必须与时俱进,拥有能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论,制定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足科学文化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先进文化,永保先进政党的地位。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2]同上。
[3]《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56页。
[4]同上,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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