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俄罗斯媒体上不时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言论。这种舆论倾向在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则要从历史文化层面去剖析。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中俄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两国交往中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是俄罗斯人对中国和中国人认知的障碍，也是俄罗斯对华某些不友好舆论滋长的土壤。
　　【关键词】 俄罗斯 对华舆论 　历史文化
　　【作者简介】 李传勋，1944年生，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哈尔滨150080）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发展顺利。2001年7月，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两国的经贸合作近年来发展势头更加强劲。今年，双边贸易额将逼近甚至突破200亿美元大关。
　　然而，在俄罗斯对华政治、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主旋律中，不时传出几声对华不友好、不和谐的音调，这是我们从俄罗斯对华舆论的一些消极方面觉察出来的。
　　近年来，俄电视台及报刊等媒体对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我国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等均及时作了客观报道和简要评论，也发表过一些俄国记者、学者、官员从正面介绍、评价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的文字。但总的来看，俄罗斯的对华舆论以负面报道居多。据俄远东历史学家拉林的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3年内，在俄中央、远东和部分西伯利亚的报刊上就出现谈论所谓"中国在俄罗斯远东扩张"的文章达150篇之多，还不包括短评在内[1]。
　　1997年11月，中俄东段边界划界结束。随着这一刺激民族感情的敏感问题基本解决，俄罗斯某些对华不友好舆论有所减弱，媒体对中俄边界问题的议论明显降温。但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俄罗斯的一些学者和政界军界某些人士，或者出于对中俄国力对比不利于俄的忧虑，或者出于某些政治上的考虑，在俄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崛起对俄罗斯构成潜在威胁的言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威胁论"成为近几年对华舆论中的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尽管这类言论大多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方式。
　　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对华舆论，其消极方面有以下表现。
　　（一）热衷于暴露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和中国人在俄的"劣迹"，对中国"报忧不报喜"。一些俄罗斯媒体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所赢得的崇高国际威望视而不见，对中国发生的天灾人祸和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却津津乐道。远东地区一些媒体，如在滨海边区很有影响、销路甚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报》，对中国几乎不做正面的报道，但在给中国人"曝光"方面却不遗余力。涉及中国的新闻要么没有，有则多半是中国商品质量低劣，中国人在俄境内非法居留甚至违法犯罪等内容。毋庸讳言，上述报道有些也确有其事，但这些媒体对华报道中"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片面作法，姑且不论其作者的用心何在，单只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对中俄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已是不言自明的了。
　　（二）认为中俄贸易是不等价交换，对华合作吃亏。在这方面一位俄罗斯记者的文章是很有代表性的。该文称："我们以大大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中国大量出售战略原料、化肥和优质机械，运回的却是危及健康的酒精、色素超标的糖果、蟑螂笔和劣质衣服、鞋?quot;[2]。但在俄媒体上却很少有人对中国价廉、实用、质量不断提高的商品满足了俄中低收入居民的要求，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务人员在俄建筑业、农业、林业中从事俄国人不愿干的又脏又累、收入菲薄（连这点收入俄方用人单位还往往不能兑现）的工作，中俄跨国旅游为俄罗斯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创造大量利润和工作机会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作出明确的肯定和公正的评价。
　　（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疑虑重重，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是在俄媒体上出现次数最多、传播较广的言论，而且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花样翻新，"版本"繁多。下面择其要者作些分析。
　　1．经济扩张论
　　俄罗斯学界、政界和新闻界都有一些人对中俄经贸合作疑虑重重，担心俄罗斯特别是其东部地区成为中国商品倾销的市场和向中国提供廉价自然资源的"附庸"。连中国发展对外经贸的"走出去"战略，也被一些神经过敏的俄国学者解释为"积极的、具有侵略性的、在对外经济方面的进攻策略"[3]。
　　2．人口扩张论
　　俄前代总理盖达尔说过："在我们两国的接壤地区，中国领土上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我国领土上的人口密度的100倍，中国人口总数是俄罗斯的8倍"，"我们的衰弱以及我国远东地区的广阔而又没有开发的领土正是危险的诱因"[4]。为证明问题的严重性，"人口扩张论"者捕风捉影，肆意夸大中国在俄移民数量，说什么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中国人有100万~500万，中国政府制定了计划，鼓励向这些地区移民。针对这一问题，不久前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C．普里霍季科撰文指出："据相当可靠的资料，常住俄罗斯的中国公民，总数不会超过15万~20万。俄罗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更低，仅为3．5万。没有根据说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公民到俄罗斯，更不用说非法进入了。"[5]
　　3．军事威胁论
　　俄"中国威胁论"者虽大多认为中国目前对俄罗斯尚不构成现实的军事威胁，但有少数人却认为中国将来有可能对俄发动军事入侵。例如，俄《共青团真理报》一个记者就曾预言大约到2010年，"俄试图加强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会引发同在当地落户的中国移民的冲突。作为回应，中国将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和阿穆尔湾，战争将扩大到中西伯利亚"[6]。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B．日里诺夫斯基的预测更为"悲观"。1999年8月，他在远东的雅库茨克曾对记者说，中国人对俄东部地区进行的"穿梭贸易"扩张在2008年会转变为武装
入侵，"你们现在就需要做好战争准备，在阿穆尔河沿岸挖好战壕"。
　　我们知道，权威人士（政治家、学者）的言论对公众的思想意识有很大影响，而传媒的导向在社会舆论的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俄罗斯一些政界人物、学者和记者对中国所发表的不负责任的、不友好的言论和某些传播媒介错误的舆论导向，才使俄罗斯特别是其远东地区的部分居民形成对中国和中国人谬误不实的看法和不信任、不友善的态度。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近年所作的社会调查，远东地区只有5％的居民无条件赞成中国人进入他们的领土，最近几年坚决反对中国人入境的人数增加一倍，近50％的被询问者认为，中国人的"爬式"扩张，将会导致俄罗斯失去远东[7]。
　　俄罗斯对华不友好舆论特别是俄国版的"中国威胁论"有着复杂的国内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全球之冠，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在大幅度提升，引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疑虑。早在1990年日本《诸君》月刊就发表了日本学者村井友秀的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最先提出"中国威胁"这一概念。此后，这一论调经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的论证和煽动传播开来。
　　中国的崛起和俄国的衰弱使中俄国力对比的天平失衡，这种情况引起俄地缘战略家的忧虑。俄军总参谋部军事大学教授杜金在其专著《基本地缘政治》中称，中国永远是俄罗斯最大的威胁和潜在敌人。类似他这样的专家的言论对民众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俄罗斯政界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议会，?quot;政权党"到在野党，都有一些亲西方人物。他们出于政治目的或某种利益，为使俄罗斯疏远中国，亲近西方，不惜拾西方的牙慧，利用媒体散布"中国威胁论"。还有一些政客，特别是毗邻中国地区的政界人物或为了拉选票，或为转移民众对本地区尖锐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往往祭出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旗号，而毗邻的中国就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张牌。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那样?quot;所有的人都玩中国牌：政治家要在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保住或取得政权；军人要莫斯科更注意他们的需要；哥萨克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在民众中的声望；各联邦机构则为了本部门的利益。"[8]
　　然而，国内外的政治背景还不是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少数别有用心者散布的对华诬蔑之词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深信不疑，为什么危言耸听者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在俄上至精英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都得到一部分人认同，就是因为在俄罗斯有这些流言和舆论滋长的土壤及温床。为了认清这个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应当对俄罗斯对华舆论消极方面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作深入的分析。
　　

一 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排外主义

　　俄罗斯民族主义萌发于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当所有的东正教民族都受到民族和宗教压迫时，俄罗斯民族是自拜占庭陷落以来第一个推翻不信上帝的异族（指蒙古人）统治，以自己的力量争得民族独立的东正教民族。因此俄罗斯民族自形成起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把自己视为承担弥赛亚使命即救世使命的其他民族的解放者。
　　16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会推出"三个罗马"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在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罗马相继没落后，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俄罗?quot;白银时代"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作了如下诠释："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俄罗斯是惟一的东正教王国，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全天下的王国，正如同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一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正教王国的强烈的民族性。"[9]这一学说所宣扬的俄罗斯是"世界中心"的思想连同东正教的其他教义深深渗透于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使他们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感。而历代沙皇又利用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去推行自己的侵略扩张政策。
　　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开始向周边扩张领土，并力求夺取出海口。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俄国将整个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其东部边界直抵太平洋西岸。彼得一世执政36年，俄国发动开疆扩土的战争35次，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强占里海沿岸大片土地。随着多民族帝国的形成，俄罗斯民族主义"升华"为大俄罗斯主义，其目标是征服欧洲，进而称霸世界。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34年，一半时间用于战争，先后进行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对瑞典的战争，参与三次瓜分波兰，兼并了西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大片土地和克里木汗国。到19世纪中期，大俄罗斯主义已在理论上趋于完备，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向俄罗斯民众灌输。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沙俄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几个不平等条约，割占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到19世纪末，经过长达300多年的兼并和扩张，俄国版图扩展到2280万平方公里（其中殖民地面积1740万平方公里），由偏安东北欧一隅的蕞尔小邦变成横跨欧亚的多民族大帝国。
　　综观沙皇俄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以武力征服为手段，不断对外扩张和殖民的历史。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内幕》中，曾剖析沙皇俄国的"发家史"和民族性，指出它把主子的野心与奴才的狡诈撮合在一起，使其对外行为表现为惯于欺诈和扩张的特征[10]。
　　苏联自斯大林时代开始，大俄罗斯主义思潮即重新得势，当局不遗余力地宣扬俄罗斯民族对苏联和世界的伟大贡献，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二战初期，苏联巧取豪夺，使其领土向南向西推进二三百公里。战后，又从日本、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新的领土。在对华关系方面，则力图恢复原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总之，从沙俄到苏联，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虽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表现出抵御外侮，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进步性，但更多地则表现出为本民族的利益或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利益的狭隘性、贪婪性和反动性。
　　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积淀而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广大的俄罗斯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形成深层的遗存，然后再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在俄罗斯民族中世代传承，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11]在俄罗斯，上至社会精英，下到黎民百姓，都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既含有理性认识成分，也含有非理性情感成分；既有认同和肯定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一面，又有排斥或否定异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一面。当一个民族遭到外敌侵犯，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时，民族主义可以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促使全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当一个民族强盛和壮大起来时，民族主义也能够驱使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对弱小民族实行领土扩张、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当一个民族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和困难境地时，民族主义可以激发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凝聚力，团结全民族奋发图强，共渡难关；当一个民族长期闭关锁国，与外部世界缺乏沟通时，民族主义可能引发民众对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怀疑、猜忌甚至仇视，滋生排外心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深陷长期的经济危机、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之中，国力日渐衰退，从昔日惟一有能力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沦为二三流水平的国家。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俄罗斯民族感到痛苦迷茫，而西方在经济援助上的口惠而实不至，北约的东扩和美国对俄战略空间的挤压，则使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使其固有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化并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思潮。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说，"当一个曾经拥有强权的民族衰落时，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再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左右世界的时候，会感到被忽视，同样会产生民族主?quot;[12]。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对外关系中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排外主义，而与俄罗斯为邻且经济交流越来越密切的中国人则成为俄罗斯民族排外的主要对象之一。　
　　

二 中俄文化的巨大差异对相互认知与亲和的障碍作用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早在几千年前就独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俄罗斯的文明史则短得多，俄罗斯文化是一种欧洲文化。
　　（一）俄罗斯文化的源头是欧洲基督教文化
　　有关俄罗斯文化属性的争论在俄罗斯从19世纪持续至今，主要分为西欧（大西洋主义）派、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派。据2001年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所作调查，71％的被询问者认为，俄罗斯属于特殊欧亚文明或斯拉夫文明，只有13％的人认为，俄罗斯属于西方文明[13]。
　　笔者认为，尽管俄罗斯领土横跨欧亚两大洲，尽管俄罗斯的文化也受到过东方文化的影响，但这种文化就其主流而言仍是欧洲文化的一个部分或者可以称为欧洲文化的东支。
　　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而古代罗斯自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位时皈依东正教后，直到12世纪中期，与拜占庭的文化关系最为密切。俄罗斯从宗教文化开始接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东正教对俄罗斯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巨大影响，而拜占庭的文化则完全产生在欧洲的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点在学术界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把拜占庭视为东方，只能理解为欧洲的东方，而欧洲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又是一个整体相互连结的两个部分，并非截然相反的对立物，其统一性是由内在的精神文化遗产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同源的。正如我国一位俄罗斯文化学者所说："俄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总体而言属于欧洲基督教文化，是欧洲古典文化的继承者。在古罗斯的艺术、文学和宗教文物中，亚洲影响之微弱几乎与彼得大帝改革以后毫无差别"[14]。
　　不可否认，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在时间上有一个断层，这就是1240年到1480年蒙古统治罗斯时期。即使在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化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因为当时蒙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落后于俄罗斯，何况，在蒙古人统治罗斯各公国期间，作为占领者文化受到罗斯人民的抵制。从这一时期罗斯的民间口头创作、文字、绘画和建筑作品来看，其文化的主导思想是俄罗斯国家统一的思想和与异族统治斗争的思想。蒙古－鞑靼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仅限于俄罗斯对一些东方词汇、实用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封建上层的服饰特征等的借用。无论在社会思想和文学中，还是在绘画和建筑中，均没有发现任何对蒙古-鞑靼文化的吸收。正如俄国文化史学者所说："在蒙古入侵之前即已形成的强大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复兴的罗斯文化，保持了其民族面貌，就其类型和发展倾向而言仍然是一种欧洲文化。蒙古-鞑靼人没能以任何东西丰富这一文化"[15]。
　　（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不同于东方文化
　　在俄罗斯和中国，都有一些学者把俄罗斯文化看成是东西文化的集合体，认为村社制、宗法制和"八思哈"制构成俄罗斯文化的原始基质，甚至认为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传统也源自东方即蒙古人的统治。笔者认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不仅与蒙古差异很大，与中国更是迥然不同。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已经解体，各家族之间不是由血缘关系而是由共同地域联系起来，组成土地村社即"维尔弗"，在维尔弗的基础上形成公国。以维尔弗为劳动组织和基本行政单位的村社制是俄罗斯封建社会特有的制度。而蒙古则在13世纪初由成吉思汗创立并实行千户制，即打破原有的部落组织，在蒙古全境划分95个千户，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单位。可见作为社会的基层经济和行政单位，俄罗斯的村社制与蒙古的千户制既无共同之处，彼此也无历史渊源。而中国封建社会才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宗法制社会。
　　至于宗法制则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其职位均由嫡长子继承，由世袭的嫡长子即宗子掌握本族财产，管理本族事务。后来地主阶级长期利用这种制度，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而在俄罗斯则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严格的宗法制。例如，彼得一世1722年颁布法律，由皇帝选择继位人，也可以取消以前的决定而另选继位人。这个继位人不一定是沙皇的嫡长子，甚至可以是其妻子及其他近亲属。
　　再说"八思哈"制。蒙古钦察汗国对罗斯各公国的统治，采取了"以夷制夷"的作法，即利用当地的封建王公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特别是通过册?quot;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为其代收全俄罗斯的税赋。为监督各地完纳贡赋及社会政治生活，还派出蒙古军官充任镇守官，名曰"八思哈"，此制度于14世纪即已废除。总的来看，当时罗斯各公国仍由各自大公 按以前章法统治，并不采用蒙古的政治体制。
　　俄罗斯学界包括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来自东方即蒙古统治，笔者认为此论根据不足。君主制是封建制国家的基本管理形式，由于各个国家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先后产生过封建割据君主制、等级代表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这三种不同形式，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政治状况、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等原因，东方国家的封建专制君主制较为典型。俄罗斯的封建专制君主制持续时间较长，专制主义的历史积淀较深。然而这并非东方文化"传染"给它，更不是240年的蒙古统治所造成，主要原因是封建农奴制在俄国持续时间很久，而农奴制是专制君主制的经济基础。同时应当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较早萌发，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较早确立的西欧，其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等迫切要求加强封建王权，以统一国内货币和市场，进行对外贸易和扩张，促使封建专制君主制逐步代替了等级君主制。如在15世纪末英国都铎王朝前期，16世纪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都在政治上从中央集权走上君主专制政治。
　　俄罗斯进入封建社会后也不是马上实行君主专制，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1132年到1480年，是罗斯的封建割据君主制时期；从16世纪起进入专制君主制时期，但16~17世纪表现为沙皇与贵族杜马共同执政；18~20世纪初才是纯粹的专制君主制。尤其应指出的是，10~14世纪，罗斯存在着名为谓彻的人民会议。它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推举和罢免公，批准法律，同他国缔约。封建主利用谓彻限制公的权力，人民群众用来发表意见。在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维亚特卡等领地，谓彻保持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种谓彻制在某些方面类似古希腊的民主共和制。
　　（三）中俄文化差异分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如果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的话，那也主要是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西方即欧洲文化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约在公元前4~3世纪，中国与古希腊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但当时两地是相互隔绝的，其文明都是自生自长的。因此，中国文化与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是迥然相异的两种文化，当然同属于欧洲文化的俄罗斯文化也有巨大的差异。下面仅就对两国关系有影响的主要差异作些分析。
　　1．对民族关系态度上的差异--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协和万邦的大一统思想，对外来文化有较大的包容性。《周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大地包容万物，什么东西都能在大地上生长，君子也应该心胸宽大，兼容并蓄。这种"有容乃大"的胸怀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不是排斥，而是吸纳，中国文明如海纳百川，历数千年而不枯，盖缘于此。自孔子之后，中国人对待异族、外国的态度，占支配地位的观念?quot;文野之辨"。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因此，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侮他们，把他们吞灭或消灭，只想同化他们，让他们学得和自己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16]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看不到一例汉民族对外族的血腥掠夺和镇压，对外政策的主流是"怀柔"。即使偶有对异族、周边国家用兵之举，不过是迫其称臣纳贡，从无将其灭族灭种的残暴行为。
　　而基督教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使得基督徒把异教徒视为异端和另类，因此对异教民族持仇视和排斥的态度。早在公元前5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就从自己的罪恶观出发，主张采用残酷手段同反对正统教义的教派作斗争，从而为基督教民族对异教民族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根据。11世纪~13世纪末，西欧基督教国家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为号召，先后对穆斯林国家发动了8次侵略扩张性质的军事远征。
　　"基督救赎"是基督教各教派包括东正教的核心思想。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俄罗斯民族具有"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的使命感。"救世"的使命感和"第三罗马"的思想是俄罗斯历代统治者对外扩张的理由和动员民众的口号，久而久之也使征服欲和扩张性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成分。
　　时至今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说："应当永远记住，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17]他认为，"俄罗斯应当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这不是妄想，这是俄罗斯的命运。这是地缘政治，我们的发展需要这么办。"[18]
　　那么俄罗斯靠什么实现其历史使命呢？对此他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的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诱惑渗透于弥赛亚意识中?quot;[19]日里诺夫斯基则说："俄罗斯一向有军事实力，它是靠武装力量生存下来的……对于俄罗斯来说，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20]崇尚强力，推行强权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大特点。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者正是把这个"实力至上"的逻辑外推到中国人身上。在他们看来，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中国自然会利用自己的实力向周边扩张，迟早要利用自己的实力恢复失去的国土，这样的一个邻国当然是国力大大下降的俄罗斯的潜在"威胁"。这正是俄罗斯"中国威胁?quot;者的思维逻辑。
　　2．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中庸之道与好走极端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看作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老子的思想强调矛盾的统一和对立面的融合。他提出的相反相成、福祸相依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态度有重要影响。中国人处事力求适中，防止偏激，不偏不倚，保持均衡；遇到矛盾，总是尽量用缓和、适度的方法来解决；在人际关系中重和谐，即所谓"不伤和气"。从历史到现实这种人文精神在保持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睦邻友好传统和当今和平外交路线的历史文化渊源。我国改革的渐进方式，也适合中国中庸型大众心理这一国情。当然中庸之道也有其缺陷，在历史上曾起过消极作用。
　　而俄罗斯文化在思想方法的层面上，则表现出"好走极端"的特点。上文提到的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个以其挑衅性而激起西方其他民族不安的民族。"[21]这种俄罗斯文化的"极端性"主要指其缺少妥协、让步精神，使得社会纷争难以统一，社会变革往往通过激进手段来实现。俄罗斯文化的这一特点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处于东方和西方两大文化激烈碰撞之中，使这个民族的精神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造成其民族性格的极端性。无论彼得大帝的改革，还是斯大林时期农业全盘集体化，直至当代社会转型中俄罗斯对激进改革休克疗法的选择都与这种历史文化渊源有关。再者，俄罗斯社会具有两极性特征。由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没有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在专制君主和激进知识分子两极之间缺乏一?quot;缓冲带"来调节它们的冲突，因此社会矛盾往往用极端的办法来解决。在国际关系中?quot;极端性"的思维使俄罗斯人对异族文化缺乏包容的态度，对异族交往中的矛盾不能用和解的态度去处理，往往陷入文化孤立主义和排外主义泥淖之中。
　　总之，正如远东学者拉林所说："斯拉夫文明与儒家文明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诸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理想和趣向，凡此种种都不能不在国家间和地方间的相互关系中以及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反映出来"[22]。　　

三 中俄两国历史上的积怨、矛盾和冲突所造成的彼此隔膜和不信任

　　纵观中俄两国300多年的交往历史，虽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两大邻国之间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却难以避免。如果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保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平等睦邻的关系，那么从19世纪中叶起到原苏联时期这一个半世纪，除若干较为短暂的时期（如抗日战争初期和新中国前10年）双方之间有过友好甚至战略盟友关系，总的来看双方的关系走过的是一条曲折而不平坦的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23]。两国关系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也处于不正常、不连贯，甚至疏远和隔绝的状态，从而对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认知造成了不良影响。下面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一些回顾，着重分析俄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中存在的问题。
　　从档案史料来看，中俄之间正式的外交联系始于17世纪中叶，当时来华的俄国使臣所作的记述和见闻录，给俄国人提供了有关中国饮食、服饰、建筑、物产和宗教等方面的最初信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两国贸易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增多，文化交流也密切起来。应当指出，在俄国早期对华研究中，其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起了重要作用。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和比丘林等人开创和建立了俄国的中国学。他们的译作和著述涉及中国语言、文化、艺术、教育、经济、历史、地理、法律、伦理、哲学、行政制度、对外关系和民族问题等诸多领域，对于增进俄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当时能接触到这些知识的只是俄国的外交、商贸人员和对中国感兴趣的少数知识分子，广大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
　　18世纪的俄国，随着彼得一世全面西化改革的推进，西欧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对俄国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俄罗斯思想界认为走西欧发展道路是俄国的自然选择，而亚洲是落后的、不文明的。19世纪，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就俄国发展道路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著名的哲学家B．索洛维约夫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中国文化"尽管是稳固的和物质上充裕的，但精神是贫乏的，对于其他人类是无用的。"[24]索洛维约夫关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看法对俄国思想界认识东方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甚至认为"东方将动用大批凶残且不文明的军队在毁坏欧洲基督教文明中起着险恶的作用。"[25]
　　1840年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的清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沙俄则作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奴役和瓜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勾结英法联军，伪装调停，武力恫吓和外交讹诈两手并用，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俄罗斯学者对当时远东俄国殖民者的心态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其他种族和另一种文明的包围中，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只有让俄罗斯人住满这一地区，才能有指望将其保持在自己的手中。在这时不臣服俄国法律的外国人（中国人、朝鲜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对俄罗斯眼前和未来利益的威胁。"[26]从19世纪70年代起，关于俄罗斯远东面临"黄色"邻居威胁的思想开始见诸俄罗斯报刊?quot;黄祸论"得到一些人卖力的鼓吹。1886年，在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沿岸地区驻军司令科尔夫召开的会议公开声明："中国人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对边区是有害的。"[27]"黄祸论"从此在远东居民意识中扎下了根。这种论调至今在远东仍很有市场，被俄学者称为"黄祸综合症"。
　　十月革命后，总的来看苏维埃政权对中国实行了平等、友好的外交政策，然而由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民族利益差异、复杂的国际背景和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的存在），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华外交中一些民族利己主义的作法，使中苏关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些纠葛和矛盾。这期间虽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大力传播列宁主义和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苏联思想文化界对中国的关注、研究和介绍却相形见绌，因此苏联民众对中国国情和文化大多还比较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苏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苏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两国的文化交流也空前密切。这一时期，双方的传播媒介中都是清一色的对中苏"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颂扬，而对两党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重大历史与现实分歧的探讨则成为"禁区"。同时应当看到，即使在这个"蜜月"时期，中苏文化交流仍是不平衡的，其主要流向是中国对苏联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的全面引进和借鉴，而苏联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介绍，与中方的作法相比，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差很多。
　　遗憾的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是短暂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起，由于中苏两党在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深刻分歧，逐渐发展为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论战。两国关系也随之不断恶化，最终导致边境武装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双方的经贸、科技合作几乎停止，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大门基本上关闭，而且这一关就是20多年。
　　在中苏对抗时期，苏联的对华宣传除批判中国党和政府的"教条主义"、"沙文主义"、"大汉族霸权主义"外，还全面地攻击中国对内对外政策。苏联的媒体指责中国实行"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说什么"毛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这些诬蔑宣传在苏联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更有甚者，苏联政界和军界的一些领导人出于政治需要大肆宣传中国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甚至胡说中国可能派几千万军队和民兵占领人烟稀少的苏联远东地区。这种无中生有的臆造在苏联社会得到广泛传播。有关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题材在艺术领域也颇为流行。以至于连A．萨哈罗夫这样的大科学家都受到上述舆论的影响，曾一度为中苏可能开战而忧虑不安。正如俄学者A．卢金所说，"苏中冲突不仅给苏联上流社会，而且也给知识分子阶层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那些年代以及以后的年代，对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敌对的东方邻国的担惊受怕意识不仅进入了边境地区，而且进入了整个国家群众意识的最深处。"[28]
　　当然，同一时期，中国的对苏宣传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说了一些过头话，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存在无限"上纲"的倾向。不过，这些问题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此处不再赘言。
　　如前所述，苏联解体后，中俄经贸热衷一些无序现象的出现及中国人在俄边境地区的存在，被一些媒体作出于追求轰动效应而大加炒作，加上少数学者和官员推波助澜，遂在俄罗斯特别是其东部地区形成了?quot;中国威胁论"为基调的不友好舆论。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当地居民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被扭曲甚至丑化。在一次民意调查中，远东南部地区竟有64％的居民对中国人口扩张的威胁感到忧虑[29]。
　　从以上对中俄交往史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尽管两国未曾处于相互战争的状态，但几百年交往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及民族感情所受的伤害（近100多年来主要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还是使两国长期处于如果说不是隔绝起码也是疏远的状态。
　　同时必须看到，从300多年的中俄交往史来看，历代的俄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不论其对俄国文化属性的界定和国家发展道路的主张如何不同，是欧洲--大西洋主义还是斯拉夫主义，抑或是所谓欧亚主义，他们对中国文化既是陌生的，又是不重视的（也许只有少数汉学家是例外）。更不用说他们中还总有一些人对中国抱着敌视的态度，有意贬低甚至诋毁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中俄两国政治上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贸往来也日益密切，但双方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还是相对薄弱的。时至今日，中俄两国媒体的受众相互之间仍存在某种信?quot;不对称"。中国对俄罗斯的新闻报道是大量的，以正面报道为主；而俄罗斯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则要少得多，而且负面报道居多。俄罗斯媒体受众对中国信息的相对缺乏及其失实，必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的客观性和正确性。总之，缺乏沟通和交流就不能增进了解，缺乏了解就难以建立互信，缺乏互信就容易产生疑虑和隔阂。政治上的疑虑、文化上的隔阂和感情上的疏远，既是俄罗斯对华舆论消极倾向产生的重要原因，又是这种倾向造成的不良结果。这种情况，应当引起中俄有识之士和所有乐见中俄友好的人士的关注。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俄〕В．Л．拉林：《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问题》，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2] B．沙洛夫：《中国综合症》，载〔俄〕《旅伴》杂志1994年第3期。
　　[3]В．Г．格尔布拉斯：《中国将以极其实用和冷酷的态度对待俄罗斯》，2002年12月俄罗斯政治专家网http：//www．kreml．org．
　　[4]E．T．盖达尔：《21世纪的俄罗斯：不是世界宪兵，而是欧亚地区的民主先锋》，载〔俄〕《消息报》1995年5月18日。
　　[5] C．普里霍季科：《我们不应当怕中国》，载〔俄〕《消息报》2004年3月22日。
　　[6] A．卡巴尼柯夫：《中国人将占领我们远东》，载〔俄〕《共青团真理报》2001年4月17日。
　　[7]〔俄〕O．佐多夫：《中国人在远东：是正常现象还是威胁》，载〔俄〕《太平洋之星报》2001年5月4日。
　　[8]В．Л．拉林：《远东的天朝使者：对危言耸听者的回答》，载〔俄〕《流亡者》杂志2001年第2~3期合刊。
　　[9]〔俄〕Н．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中文版，第8页。
　　[10]张骥、刘中民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1页。
　　[11]张建华等：《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12]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13] http：//www．polit．ru/documents，转引自董晓阳《俄罗斯三种社会思想 谁主沉浮》，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4期。
　　[14]金亚娜：《俄国文化研究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5]〔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39页。
　　[16]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7页。
　　 [17]〔俄〕B．B．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新华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11页。
　　[18] 前引书《俄罗斯的命运》，第206页。
　　[19] 前引书《俄罗斯思想》，第9页。
　　[20] 前引书《俄罗斯的命运》，第213页。
　　[21] 前引书《俄罗斯思想》，第1~2页。
　　[22] 前引书《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问题》，第152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
　　[24] B．索罗维约夫：《索罗维约夫文集》，第6卷，圣彼得堡1901~1908年版，第126。[25] A．卢金：《中国在俄国的形象演变及俄中关系》，载《俄中关系·世纪之交时的求索》，民族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27页。
　　[26] 前引书《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问题》，第118页。
　　[27] 同上，第119页。
　　[28] 李学君、A．季卡廖夫：《中俄关系·世纪之交时的求索》，民族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0~41页。
　　[29] В．Л．拉林：《在第三个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谁将捍卫我们的民族利益--来自远东的观点》，载〔俄〕《远东问题》杂志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