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至今俄罗斯社会转轨已走过12个年头。在叶利钦执政8年期间，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转轨付出惨重代价[1]。在普京执政4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但国内生产总值仍未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普京第二任期的改革与发展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关于俄罗斯的转轨道路及其问题，我们曾在《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一文[2]和《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一书[3]中做过初步分析总结，本文结合最新资料和研究心得，并针对一些疑惑，再谈谈这一问题。
一 叶利钦转轨道路的界定和问题
叶利钦所选择的，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以激进变革为方式、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模式的发展道路。这一界定概括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社会转轨道路的基本特点和目标模式。
"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体现在3个方面：（1）俄罗斯社会政治变革先于社会经济变革，属于"政治优先"型社会变革；（2）政治斗争及其核心问题--政权问题始终是叶利钦时期的中心问题[4]；（3）对以叶利钦为首的执政集团而言，新的社会政治法统建设目标始终高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后者服从于前者，为了前者不惜牺牲后者[5]。
"以激进变革为方式"指的是，不论社会政治转轨，或是社会经济转型，俄罗斯采取的都是激进方式。（1）在很短时间内便彻底推翻了苏维埃政体，建立了西方式民主制度；（2）在完成"民主革命"后，立即推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向市场经济快速过渡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
叶利钦转轨道路的问题不在于选择了"市场和民主"的制度目标。这一制度现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是在向经济上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迈进?quot;市场和民主"制度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而民主制度则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对应：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是多种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明晰化，所形成的是利益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进而要求决策的民主化和建立民主制约机制，最终形成与市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上层建筑。普京上台后对叶利钦道路做了大量否定，但没有否定"市场和民主"的制度目标。他认为："通向市场和民主的道路，对于90年代走上这条道路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失误，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6]普京目前所走的道路没有脱离这条他所说的"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7]。如果说叶利钦尚有其历史功绩，那就是开创了俄罗斯历史上建立"市场和民主"制度之先河。
但是，除目标模式外，叶利钦的社会转轨实践却是乏善可陈，在从苏联模式向"市场和民主"制度的过渡中付出了极大代价。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承认叶利钦所选择的制度目标的同时，否定他的转轨政策与实践，认为从实践的角度说他所选择的转轨道路是不成功的。
具体说，这条转轨道路的问题在于：
（一）否定和割裂历史，照搬西方模式。俄罗斯的社会转轨以对苏维埃时期历史的全盘否定为出发点，由于新制度的经济因素并没有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成熟，这种全盘否定不能不与所继承的国情发生巨大冲突。俄罗斯所走的"政治优先"型社会变革道路，是一条非自然的、超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所暴露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割断历史、违反国情这一点上找到根源。
俄罗斯是在社会经济基础变化之先和刚刚变化之时，仿照西方模式率先确立了立宪民主制。这种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相同，但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的依托[8]。由于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尚未建立，多元化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可能得到确立，一切均处于动荡状态。新的社会结构将是怎样的，以及它需要怎样的法制规范，也都是不定的、混沌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照搬西方模式不具有适用性，俄罗斯所建立的民主制只能是徒具形式，而不可能体现民主之精髓。
（二）转轨方式自相矛盾。叶利钦的社会转轨采用的是"民主式革命"方式[9]，其内容是激进的，幻想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的革命性改造，但在形式上遵循的是民主程序，如这一时期的任何重大社会改革措施都是经过议会同意的，个别时候还经过了全民公决。但是?quot;民主"与"革命"却是相互冲突、难以兼容的。民主的内涵是在遵守多数人意志的基础上寻求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因此民主应与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渐进式变革相对应，而不可能与激进变革相对应。叶利钦的混乱在于，一方面他遵守民主原则，另一方面又竭力推进激进变革。由于激进变革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违背了民主的本义。对于俄罗斯的社会转轨，如果说革命--激进式变革是行不通的，那么"民主式革命"则更将处处碰壁。
（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俄罗斯在建立了民主制度后，立即推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其主要措施是向市场经济快速过渡?quot;休克疗法"。正如许新先生在其研究中所总结的："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主要政策措施与当时的经济条件完全是对立的，它是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在生产下降的条件下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在缺乏原始资本的条件下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在外汇枯竭的条件下把汇率放开。这必然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10]时至今日，俄罗斯经济仍未完全摆脱"休克疗法"的消极影响。
（四）引致社会分裂。俄罗斯的激进变革以彻底打碎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内容，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剧烈社会动荡。大批人口沦为赤贫，真正受益的只是极少数私有者，这导致贫富间的尖锐对立，导致社会的分裂。叶利钦时期不正常的政治斗争很难说是民主的表现，而应说是社会分裂的反映。不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或是社会转轨，均很难在分裂的社会中正常运行。
上述问题产生了两个必然后果：
第一，俄罗斯成为政治角逐的大舞台，经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彻底改变传统经济结构没有也不可能迅速形成市场经济因素和要素，后者的发育与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正因为旧结构的打碎不等于新结构的建立，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只能是国民经济的崩溃和长期衰退。与经济退步成正比，俄罗斯社会同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和权力纷争。
叶利钦实际上也清楚地认识到搞好经济的重要性。在执掌大权后他立即推行"休克疗法"改革，幻想着快速振兴经济。1996年大选获胜再次赢得执政时间后，他立即启用丘拜斯、涅姆佐夫"两个年轻人"任政府副总理，1998年3月又用更年轻的基里延科取代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试图借"年轻改革家"的冲劲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但是，当着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一再威胁到他的政治地位时，他不得不为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而竭力拼杀，以致在政治角逐中欲罢而不能。俄罗斯陷入了政治影响经济、经济恶化反过来加剧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政权问题成为中心问题，以致叶利钦把确立他所开创的政治法统作为最优先的任务。
第二，叶利钦时期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寡头政治"。叶利钦改革的受益者是私有者阶层，特别是迅速暴富的金融工业寡头。私有者阶层和寡头势力成为叶利钦的政治支持者，而社会贫困阶层则成为他的反对者。当着1996年总统大选叶利钦面临极大危机时，他与寡头势力结成了同生共死关系。后者"投之以桃"，前者"报之以李"。大选结束后，大寡头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先后进入政权高层任职，寡头们盗窃国有资财的非法行为被既往不咎。叶利钦"家族"与寡头势力结下了不解之缘，俄罗斯成为他们共同巧取豪夺、吞食国有资产而自肥的场所。政治与金钱的密切结合，使叶利钦成为寡头势力的庇护者和政治代表。
二 关于叶利钦转轨道路的必然性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论叶利钦的社会转轨道路有什么样的问题，但作为社会存在肯定有其必然性，从"存在即是合理"的角度说，这种必然性也就有其合理性。以此为依据，这些人反对否定或基本否定叶利钦的转轨道路。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史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
这里要分清的是，历史存在所体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历史存在的正确性是不能相互混淆的两回事。例如，希特勒现象作为社会选择有其必然性，但不能说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何以要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前进的。所谓曲折就是说社会发展往往会出现错误甚至倒退，如果说曲折前进是必然的和合理的，那么错误和倒退也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人类历史正是在不断试错和教训中前进的。不论历史存在正确与否，其合理性实际指的是它合乎逻辑的性质，即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合乎思维逻辑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所做的选择。当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出现较大问题时，人们往往做出错误选择。历史上正确的选择必定是符合实际的，即主观与客观相近，而历史上错误的选择则必定是远离了实际，即主观与客观出现较大差距。按照认识论观点，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永无穷尽的过程，人类不可能做?quot;天人合一"[11]，至多能达到"天人相近"的少犯错误、不犯大错的境界。
俄罗斯社会转轨之初曾存在激进和渐进两种不同转轨道路之争，所以最终选择激进的转轨道路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其一，苏联的失败对俄罗斯的道路选择有重大影响。苏联模式的弊端和苏共对这一模式多次改革的失败，社会经济危机的深化，导致了社会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70年理论与实践的否定。这种否定对俄罗斯社会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有三：1．苏联计划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经过长期历史比较，前者的最终失败使社会转而选择后者；2．苏联政治集权制与西方民主制相比较，前者积聚的政治不满随着社会危机的深化引发了以后者为范示的"民主革命"；3．苏共领导的失败以及苏共内部改革的艰难，使之对社会危机难逃其咎，社会多数人转而选择了新的政治领导--崇尚西方发展道路的"民主派"。苏联失败这一社会存在使社会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俄罗斯人很自然地从西方寻找答案，以致于照搬西方模式。
其二，俄罗斯已不具备渐进改革的政治条件。俄罗斯学者皮斯科京指出："到1991年年底，总统和这个班子对经济政策方针的各种实际方案所能进行的选择已经是相当有限的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不能选择，比如说不能选择中国的改革方案，不能采用施行渐进措施的那种办法了。正如盖达尔有一次指出的，要这样做，就需要有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政权和调整好的国家领导经济的体制。而这样的政权和体制实际上在同联盟中央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quot;[12]阿巴尔金等主张渐进改革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只要愿意，完全能够建立和形成一个权威机构。但在实际上，"民主派"要建立这种权威机构是很困难的：首先，"民主派"固然控制了联邦中央和主要城市，但多数地方和基层单位仍掌握在旧的领导人手中，消除这种政治分裂状况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反危机却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其次，"民主派"实际上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群众组织，其自发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自上而下、有一定纪律约束的政党，很难起到团结全国的中坚作用；再次，从"民主派"的价值取向来说，他们不可能重复建立类似苏共的政治集权制，当时的社会情绪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其三，经济改革被赋予过多的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民主派"执政基础的薄弱，左翼势力的依然强大，经济危机的持续化，使政治斗争并没有因政权易帜而平息。"民主派"希望通过经济上的激进改革达到多重目的：一是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同时完成反危机的任务；二是用猛烈手段打碎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防止"共产主义卷土重来"；三是尽快培育自己的作为政权社会基础的私有者阶层。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这种激进性质充分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当着经济改革被政治动因所决定时，那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脱离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而服从于政治的规律。
其四，对"休克疗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俄罗斯"民主派"在崇拜西方模式的同时，深受上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里根经济学"、英国私有化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休克疗法"创始人杰佛里·萨克斯经济思想的影响，推崇货币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迷信"休克疗法"。早在1990年"民主派"就曾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后来的"休克疗法"方案不过是"500天计划"的翻版。在"民主派"看来，激进改革虽然会带来经济下降，但下降将是暂时的，长痛不如短痛。这也就是叶利钦在"休克疗法"实施之初所说的：两年实现稳定，三年有所改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当时选择激进改革方案的重要原因。
其五，寄希望于西方援助。"民主派"以为，在推翻共产党之后，俄罗斯将跻身"文明民主国家大家庭"，西方的援助会源源而至。时任外长的科济列夫说："俄罗斯需要类似'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文明世界与我们合作的计划，需要一项促使俄罗斯进入国际市场关系和进入文明民主国家大家庭的计划。"[13]面对"休克疗法"造成的危机，叶利钦把宝押在了西方援助上。他说：我们的心情充满忧虑，"惟一的指望就押在做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14]。但是，西方援助承诺多、兑现少，口惠而实不至。1992~1995年俄罗斯共得到200多亿美元的援助，不足西方承诺的一半。对于严重恶化的俄罗斯经济，这些援助无异于杯水车薪。
概括地说，俄罗斯走上激进的社会发展道路是由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主流意识（社会多数人，特别是知识界的认识水平）决定的，这些条件的综合效应使这种道路选择具有必然性。
这种道路选择也是由一系列事件促成的。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导致社会政治生活的沸腾，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且日益临近崩溃边缘，1991年八一九事件使苏共名声扫地和彻底垮台，以及苏联解体，这些带有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和事态，破坏了俄罗斯走渐进改革之路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再加上以上所说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最终使俄罗斯人失去了其他选择。从哲学上讲，这也就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反映必然性的道理。
因此，叶利钦转轨道路的选择不是叶利钦一个人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不论是叶利钦或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给定的条件，他们的表演不可能超出历史设定的舞台。以叶利钦名字代表的这条转轨道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身处探索期的俄罗斯民族在探索前进中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从必然性角度说，叶利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情使然。它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和政治斗争的要求，而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说叶利钦道路违反了国情，就是指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就是指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利益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利益。
三 普京的转轨道路
俄罗斯发展到普京时期，内外形势和执政者的任务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叶利钦时期还可以用战略收缩的办法来节约资源、实现资源与生产和消费向下平衡的话，那么到了普京时期，这种可能性已消耗殆尽。由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北约已扩张至俄罗斯边界和车臣问题"国际化"趋势，俄罗斯民族本体已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和主权危机。普京的首要任务已变为扭转内外颓势，解决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叶利钦时期呈现的复杂而迷茫的问题[16]，到普京时期变得简单和清晰了。他多次强调，"21世纪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经济落后"。为应对这一威胁，普京于2000年年底提出强国战略，2003年又提出争取在10年内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战略目标。
普京执政之初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反映出他的政治思维：（1）以强国为根本出发点，以振兴经济作为强国的途径和一切工作的中心；（2）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把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不脱?quot;市场和民主"发展的"主干道"，又不照搬西方模式；（3）在发展和改革方式上，采用渐进、稳定的政策，遵从不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则；（4）树立"俄罗斯新思想"，以实现社会思想统一和团结；（5）建立统一而强大的联邦制国家政权机关，使国家成为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6）明确外交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从属和服务地位。这套政治思维的提出标志着对俄罗斯内外战略的重大修正。
在后来的实践中，普京对上述思维的第4、5两点做出调整：他用政治高压手段而非思想统一办法，削弱挑战政权的力量，结束政治纷争，藉以实现政治统一；他突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执行权力，藉以建?quot;有行为能力的国家"[17]，从而弱化民主制，走向"可控民主"[18]。普京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因为他有着一种强烈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所有决定，所有行动都只服从于这一点。"[19]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不能学究式地指望思想一致进而达到社会团结，而必须快刀斩乱麻地结束各利益集团间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他不能幻想在俄罗斯建成类似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相对健全的民主制，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他说?quot;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把改革拖延几十年，并等待社会上和人们的思想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礼物过去没有人送给过我们，将来也不会有人给。我们根本就没有别的人、别的经济和别的国家职员。但我们有明显的资源可以使国家变得更有效、更有工作能力。"[20]
普京的政治实践是要建立"可控民主"，尽管他本人从未明确承认过这一点。他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建立议会多数、压制反对派、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这些自上台以来在社会政治领域采取的主要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加强中央权力，结束政治纷争，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普京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得到广泛支持，?quot;可控民主"从可能向现实转化。
"可控民主"的实质是建立新形式的相对集权政治体制。这也是对叶利钦转轨道路的否定。叶利钦以新制度的政治法统建设为目标，其工作重心是摧毁苏维埃制度，确立西方式的民主制。普京则是以强国、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改善居民生活为目标，因此力求社会的政治稳定，从而不可避免地向集权回归。这种否定再次说明一条规律：民族国家的生存利益高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利益；为了实现这种生存利益，需要建立强大的经济，而发展经济则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
建立"可控民主"的前提是要重新认识民主，抑制民主的负面作用。普京正是如此，早在2000年他就认为俄罗斯的自由和民主超越了社会现实："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21]2004年普京又指出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一些不能不遵从的民主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保障这些民主原则是不可能的。"[22]普京的看法代表了俄罗斯人对民主认识的质的进步。从经济基础看，民主制需要有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结构看，民主制需要以相对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依托，这些都是俄罗斯所不具备的。因此，建立"可控民主"是为避免重蹈民主制引发政治混乱的覆辙所采取的措施，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选择。
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的衰退仅是暂时的，在越过了政治改革这道坎儿之后将迎来经济大发展。普京时期的经济发展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但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从理论上讲，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可能牢固确立民主制。"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23]。高歌博士在总结原东欧国家社会政治转轨的经验教训时也说明："在整体趋势上，经济转轨进程和政治转轨进程间往往存在着一致性，也就是说，经济转轨进行得较早、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一般也是政治转轨步伐较大、新的政治体制较为巩固的国家。"[24]她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前可以先期越过政治改革这道坎的观点不仅背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而且恰恰是政治上照搬西方模式的思想认识基础。
从实践中看，尽管早在转轨初期俄罗斯便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但在其后的长时间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经济的大发展而是持续衰退。这证明，民主制的率先建立不会自动地推动经济发展，相反，由于民主制与社会经济基础相脱节，它所带来的政治混乱成了发展经济的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普京上台后首先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其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普京将近5年的执政时间里，俄罗斯经济确已出现稳定、快速发展势头，但与民主制并无多大关系。这一经济增长首先得益于外部条件，即石油价格的高涨；其次是得益于普京对所谓民主制的"背弃"，或者说得益于他运用强硬手段弱化民主制，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稳定。
时至今日还不能说俄罗斯经济已摆脱叶利钦时期所犯错误的影响。俄罗斯经济还未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仍旧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其经济技术水平已大大落后，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整个经济呈现原料化发展趋势，过分依赖能源出口。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
四 与原东欧国家的比较思考
"政治优先"型社会转轨道路不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独家选择，除南斯拉夫之外，原东欧国家所走的是同一道路。它们同样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用了12年时间才恢复到转轨前（1989年）的总体经济水平。其中，波兰用了7年；斯洛文尼亚用了9年；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则用了11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与俄罗斯一样，至今未达到转轨前的经济水平。
但是，尽管成本如此之高，现在也只有俄罗斯一家对这种转轨道路做出否定。何以如此？这是需加思考的问题。初步的答案应当是，原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国情上有质的不同，前者的社会转轨受到西欧决定性影响。
西欧早在原东欧国家剧变之初就制定了对它们进行援助的标准：受援国必须（1）建立法治，（2）尊重基本人权，（3）建立多党体制，（4）组织自由和秘密选举，（5）执行建立市场经济的政策[25]。原东欧国家作为资源稀缺的小国，在经互会范围内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结束后，只有从对西欧经济的依附中寻求资源，以建立新的国际分工和重新确立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这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定性要求，而经济的规定性又产生了政治发展的规定性，原东欧国家不得不服从西欧强加的政治条件。这是其弱势地位决定的，是寻求生存条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决定原东欧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上，西欧的援助和债权杠杆发挥了重要作用。米洛舍维奇执政时期的南斯拉夫曾拒绝西欧的政治要求，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但遭到欧美国家长期经济制裁，后来在科索沃战争中又遭到北约侵略性军事打击。米洛舍维奇最终在选举中下台表明了两点：一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小国，一旦陷入与世隔绝的境地，仅靠自身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民族的意志是与民族的前景相联系的，失去了前景，意志就会瓦解；二是在西欧和北约这样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势力的吸引和包围下，原东欧国家几乎不可能存在发展的特例。
与原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有四点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俄罗斯是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有能力实现自我发展。上世纪90年代西方也曾利用援助和债权杠杆为其发展规定条件，干涉其内政，但在普京执政4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很快便靠资源输出消除了债务危机，摆脱了外来束缚。凭借资源禀赋，俄罗斯有条件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出口的原料化和相对单一化以及大量出超之现实，也使它缺乏对外经济开放的紧迫感。
第二，俄罗斯同时是拥有1．4亿人口、社会构成极其复杂的大国，西方不论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均难以接受和消化。如欧盟主席普罗迪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太大了，不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对于西方援助来说，俄罗斯是个"无底洞"。俄罗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社会转轨。
第三，俄罗斯是个有帝国传统的大国，至今仍未放弃其帝国抱负，其表现是，它把独联体视为"重大战略利益区"，实际上是视为其势力范围。这种帝国抱负使得俄罗斯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成为美国或欧洲的经济和政治附属国。这点在普京的对外战略中得到充分显示[26]。
第四，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与原东欧一些国家不同，俄罗斯缺乏民主传统。在饱尝了上世纪90年代民主实验之苦和对西方的种种幻想破灭后，俄罗斯人很自然地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对集权的"可控民主"就是向传统文化复归的一种表现。
俄罗斯与原东欧国家走上"政治优先"型社会转轨道路的原因是大体相似的，都是否定社会主义、选择西方模式的结果。但是，正因为有上述本质的不同，它们在社会发展方面最终反映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俄罗斯从资源的角度说有条件、从大国抱负的角度说有需要，因而否定了这种转轨道路，但对原东欧国家来说则是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1999年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工业生产下降了50％，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见《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2002年第4期。
[3]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4]叶利钦执政期间经历了3次大的危机：一是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及其之前与议会的冲突；二是1996年总统大选，叶利钦以微弱多数获胜；三是1998~1999年连续的政府危机，总理一职四易其人。这些危机表明，围绕政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贯穿于叶利钦执政的全过程。
[5]关于叶利钦的政治选择，参见许志新《叶利钦：执政行为与政治思维》，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2003年第1期。
[6]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7]同上。
[8]从本质上讲，民主和法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民主社会必然是法制社会。法制是对多元化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契约"方式认定，即为避免多元化社会利益冲突所做出的具有普遍适用性和约束性的社会规范。在经济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社会不可能彻底摆脱"人治"并使法制得到牢固确立。没有了法制依托，民主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9]我们说"民主式革命"，而不说"民主革命"，是为了避免二者的混淆。通常所说的"民主革?quot;在广义上是指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革命，在狭义上是指对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民主化改造，即指制度性质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所说的"民主式革命"则是指用民主方式推动的社会激进变革，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实行的社会转轨方式。
[10]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11]这里借用"天人合一"一词，指的是主观与客观的完全统一。
[12]〔俄〕．皮斯科京：《向市场过渡与国家》，载《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3年第4期。
[13]俄通社-塔斯社1992年9月23日电。
[14]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3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03页。
[16]1992年10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俄罗斯痛苦的过渡状态暂时还不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它远期的新面貌。对我们要放弃什么、保护什么、恢复什么、重建什么这些问题，也难以得到明确的答案。"《俄罗斯报》1992年10月7日。
[17]关于普京政治思维及其变化的详细论述，参见许志新《普京的政治思维与实践》，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2003年第5期。
[18]关于普京弱化民主制、建立"可控民主"的观点，参见许志新《当前普京"新政"的特点与走势》，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2004年第2期。
[19]普京2003年5月16日在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
[20]普京：《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21]同上。
[22]2004年3月普京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
[23]〔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3页。
[24]高歌：《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25]转引自高歌《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一书，第166页。
[26]关于普京的对外战略，参见许志新《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解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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