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是新华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的一本译著。本书作者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是当今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
　　2001年1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米格拉尼扬的第一本中文版著作《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那本著作论述的主要是俄罗斯的现代化问题。而《俄罗斯的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重点则是探讨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治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作者的根本观点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化必须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和巩固，在政治层面上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的过程，而公民社会能否得到发展和成熟，又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处理个人、社会和国家这三者的关系。
　　本书由3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中辑集的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时期写的3篇论文。第一篇曾于1989年在苏联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当时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苏联政治学著作中第一部探讨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研究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发展公民社会问题的论著。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当时曾引起不少国家学术界的注意，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很快就被翻译成本国文字出版。第二篇则是论述苏联1988年和1989年开始进行的政治改革的。第三篇是论述革命激进主义问题的。作者在为本书写的《致中国读者》的序言中说，他在本书中涉及的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也许就是对古代、近代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关于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社会政治制度的任何有成效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正确地确定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尤其是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作者在这几篇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世界政治思想和理论中在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从古代，到近代，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历史，也考察和分析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体制中这三者关系的状况，指出由于哪些主客观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定型的政治制度中国家吞没了社会和个人，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压制，苏联的政治制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作者也提出了改革苏联这种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的途径和方法。在这几篇论文中，作者提出的许多材料和观点是颇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
　　第一，对分权制衡制的来历的考察。不熟悉西方政治史的人往往以为分权制衡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产物。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作者根据史料说明，分权制衡制是罗马人在古罗马时代创造的，远在世界上诞生资产阶级之前。他说，罗马人建立了在几个世纪的长时期中使罗马保持了世界大国地位的政治机构，其政治发展的基础就是他们在某个时候发现的制衡机制。这种机制结束了希腊城邦把全部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中心、某个机构、某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做法。在罗马，权力是分散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阶级之间的，他们这样构建权力，防止使权力集中在一个中心，从而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后来资产阶级采用并发展了罗马人发现的这种制衡机制。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史告诉我们，凡是权力制衡机制贯彻得较好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比较稳定，发展就比较快，权力制衡机制具有这一机制所固有的一系列带有普遍意义的内在特征，它不是哪个阶级或哪种社会制度的专利品，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物，在任何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采用这种机制，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都可保持政治进程的活力。作者根据苏联的实际情况指出，苏联政治体制中极大的弊病就是没有权力的划分，没有制衡机制，而是把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中心，这导致最高领导人，利用集中于他手中的权力和在他之上没有任何来自社会监督的状况，实际上变成了惟一的权力支配者，其结果是苏联不仅出现了来自斯大林的全面专权，而且出现了对他的个人迷信。
　　第二，对巴黎公社的经验的看法。苏联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过去都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米格拉尼扬对此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巴黎公社的运作原则接近于城邦民主原则。在危机形势下，在被围困的城市中有限人数参加下，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巴黎公社得以实现个人、社会和政权机构相结合的政权组织原则。在已形成的这个有机的城邦中，个人、社会与国家仿佛重又结合在一起，在代表制政权组织形式中会产生的这三者的矛盾在巴黎公社中好像都解决了。这就使后来的革命者容易崇尚这种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经验，而把人类数千年来为改进有效的政权，防止把权力集中在一些人手中，保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改进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积累的全部经验都当作无用的垃圾而加以抛弃。苏联在国家政治组织中走的就是巴黎公社的道路，把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经验当成了普遍经验，并把它推广到了世界各国。
　　第三，苏联建立的苏维埃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作者认为，苏联在采用苏维埃这样的政治组织时既有按照巴黎公社经验实行直接民主的用意，但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中又不得不采用代表制民主的形式，结果形成的政治制度既不是直接民主，又不是正常的代表制民主，在体制本身上就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其结果就是使以表达全民公意为己任的各级苏维埃变成了只通过执行权力机构起草的法案和各种决议的"橡皮图章"，使民主制成了徒有其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第四，权力的异化问题。作者在他的这些论文中多处讲到了权力的异化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官员"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的问题。他指出苏联由于公民社会的不发达，国家吞没了个人和社会，不受个人和社会的监督，国家权力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严重地异化于人民。他警告说，苏联的"政权机关，虽然也具有响亮的名称，具有它的外部标志，实际上不为人民所关注。全面的异化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比如说，有一天，假如这些苏维埃被解散的话，那时恐怕谁也不会对此去关心和注意?quot;这句话是作者在写书时的1988年前后说的，3年后（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联广大人民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漠然态度恰恰证实了他的预言。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历史事实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会不会异化的问题已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争论问题，而是怎样从苏联的失败中认真吸取教训的实际问题。
　　第五，社会是个有机体，社会变革必须有步骤地、渐进地进行。在社会变革问题上，作者接受托克维尔、伯克、洪堡和波普尔等法国、英国和德国政治学家的有机保守主义的观点，反对革命激进主义。在《托克维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作者对比了这两个人物以政治理论和文艺的不同形式对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中出现的革命激进主义的反思，他们共同的思想是认为走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之路，即走彻底砸烂和完全否定现存的社会制度，根据抽象推断出来的公式建立一种全新制度之路，势必会导致与革命者的初衷相反的结果。作者在这一部分的第二篇论文中则提出了他对苏联应该如何从极权主义向民主制过渡的看法。他认为从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权威主义阶段，权威主义政权应该在这一阶段中一方面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致力于建立民主政治机制，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改革的领导者如果采取错误的战略步骤，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失去对社会变革局势的控制，使改革遭受失败。
　　第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诠释问题。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主旨是要消除自主的个人同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这三者的对立现象。《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所强调的，是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这里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人们会把这个公式理解和解释成要个人无条件地服从于社会与国家。可是遗憾的是，以后在苏联形成了一种悖理的局面：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号召根据各个具体的人的需要与愿望来建设新社会，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理论本身却已不再去关心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人的问题，把人变成了抽象的人。同时在实践中，在缺乏机构化的公民社会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都被国家吞没了。
　　本书中论述的问题和提出的观点当然不止这些，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作者的观点是否都正确，我们可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论文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分析和论述对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当年苏联的政治体制问题和政治改革中的失误，无疑是会有所帮助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情况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严肃任务，加深对苏联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方面的情况和教训的研究，对我们具有更现实的参考、借鉴意义。
　　本书第二部分中辑集了作者在普京总统执政后这几年中写的10篇论文、时评、访谈录和研讨会上的发言，涉及当前俄罗斯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许多的情况和问题。作者对普京现象也做出了分析。作者对叶利钦执政时期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对普京执政后采取的政策和做法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对普京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作者在论述今天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改革时仍把公民社会问题作为一个主要问题，认为没有公民社会的发展，俄罗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
　　本书第三部分中收集的是米格拉尼扬担任副主席的俄罗斯"改革"基金会政治研究部的课题组在他领导下撰写的有关俄罗斯当前政治制度方面的5个研究报告，其内容涉及俄罗斯政治中的国家主体性问题、俄罗斯族人因素问题、反对派问题、国家意识形态问题和大众媒体问题等5个方面。
　　最后还应说一下的是，作者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对俄罗斯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刘庚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