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全球化的兴起同步发展。因此，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形成无不打上全球化的烙印。由于对全球化的认知不同因而使对外政策的形成也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
　　【关键词】 俄罗斯 全球化 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 刘军，197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上海 200062）
　　
　　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全球化浪潮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从而也影响着各国内政外交的发展。苏联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以来外交政策的形成也无不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对全球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一种幻想型的全球主义，叶利钦时期是从一种幼稚型的亲美主义转向反全球化，那么，普京则是一种务实型的全球主义。　　

　　一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外交政策

　　
　　戈尔巴乔夫幻想型的全球主义是指不切实际地将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外关系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联系起来，幻想通过全球化作为媒介来实现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外政策的根本变革。幻想型的全球主义忽视了本国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的实际与全球化内在要求之间的距离，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甚至单方面牺牲国家利益来试图求得通向全球化的渠道，因而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中不切实际地提出了超越客观环境的目标，其结果是国家本身被吞没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与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产生说到底是全球化影响的产物。从经济方面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主要包括相互依存论与世界市场论。他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封闭隔绝是不利于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苏联经济必须参与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与国际经济组织如西方七国集团建立制度性的联系。他说："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1]在推进苏联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大力呼吁要走出自给自足，参与国际分工。他还提出世界市场是苏联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并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苏联经济融
入世界市场[2]。
　　融入全球经济需要与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发展制度性的联系。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与整个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实践就是与国际经济组织之间开始建立制度性的联系。1991年6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奥斯陆诺贝尔获奖演讲上提出，为了解决苏联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有关问题，有必要在七国集团会议上进行对话，为实现这一目标，戈尔巴乔夫开展了积极的活动。结果是，伦敦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意给予苏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中的特别联系国资格，并帮助苏联的经济改革，这是苏联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第一步。在戈尔巴乔夫看来?quot;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提出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想来处理对外关系。戈尔巴乔夫首先对苏联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作为贯彻新思维的开端。戈尔巴乔夫还提出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发展国家间关系。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被誉为是一?quot;反富尔敦"的讲话。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罗伯特·凯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说"……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曾经发表过的最出色的讲话之一……敦促冲破冷战的樊篱，向国际合作的新时代迈进……"[3]
　　从历史演进及时代发展的要求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与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推行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而且，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看，新思维"显然包含着有利于国际缓和的积极成分"，但是如果脱离了两极对抗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发展状况，忽视了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大潮冲击下的抗风险的能力，仅仅只是关注新思维所代表的全人类意识的表面上的共同性，将认识不到发展水平和传统背景等方面的深刻差异，这样的时空超前的改革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利益的行为将适得其反。因此，在这样一种幻想型的全球主义的影响下，苏联对外政策也具有一种幻想型的色彩，其结果是难以起到保障国家利益的作用。　　

二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

　　如果把戈尔巴乔夫式的全球主义定义为幻想型的全球主义，那么，叶利钦执政初期的全球主义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全球主义的某种延续，也即正值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幻想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来改造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思想是迅速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共同管理世界事务。为此，叶利钦大刀阔斧地推?quot;休克疗法"政策，以大幅度开放物价，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现、迅速地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加入七国集团、巴黎俱乐部等作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4]。叶利钦还把参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其中，俄罗斯的地位不是原材
料的供应者，而是一个拥有高技术、能适应21世纪挑战的高度发达的、进步的国家[5]。但是，叶利钦执政初期的全球主义与戈尔巴乔夫也有一定的区别，那就是以一种幼稚的亲美主义为主要特点，?quot;美国模式"来进行政治经济的根本改造，以全面倒向美国作为外交政策的方向。但这种幼稚的亲美主义很快被俄罗斯式的权威主义所代替，并在实践上走向反全球化。
西方学者以及俄罗斯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外交实践都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例如，有学者认为，90年代以来俄罗斯形成了三种外交思维的基本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科济列夫在职初期确定的。它认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应该建立在区别于苏联政策的意识理论基础和利益之上。在科济列夫看来，苏联在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使俄罗斯与西方的靠近，苏联秩序的崩溃将使俄罗斯重新宣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成?quot;文明国家共同体"的一个可靠的伙伴[6]。这一时期，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国家开始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有正面影响活动的承担者，并且期待它们执行支持俄罗斯民主和市场改革的政策，允许俄罗斯参与到决定世界各民族命运的世界领先强国俱乐部中来。第二种倾向是大国民族主义路线。这种路线强调俄罗斯是一个强国，有自己特有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基本上是与对外扩张相联系的。同时，大国民族主义路线又带有欧亚主义的若干特征，它强调注意19世纪的地缘思维和上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移民的"欧亚理念"。第三种路线部分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quot;新思维"，并且强调通过国际法律手段来解决国际范围内的问题，基于在平等基础上的互相合作。俄罗斯的作用是要能够扮演一个"力量中心"，在世界舞台上能够维护自己作为大国的利益，能够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性[7]。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关于上世纪90年代俄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脉络，以1993年前后为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1991到1993年，叶利钦所制订并实行的是一种亲西方的"自由国际主义"或"大西洋主义"的对外政策路线。从1993年起，俄国开始转变完全以西方为重心的对外政策布局，实行一种更强调全方位的多元外交，其重心则被放置到俄国所处的欧亚大陆本身[8]。对于这种"大西洋主义"，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巴巴拉（Bobo La）的评价是，如果说早期叶利钦-科济列夫的大西洋主义是一种"浪漫的受虐狂"（romantic masochism），那么，叶利钦、普里马科夫时代则是一种"受虐狂的完全终止"（masochism full stop）[9]。这表明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意味着科济列夫外交政策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俄国人这种亲西方的态度并没有得到他们所设想的相应回报。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按照莫斯科所开出的清单向俄国提供巨量经济及技术援助；在西?quot;七国集团"问题上，俄罗斯并没有被赋予真正的成员地位；其他如北约东扩问题等都令俄罗斯感到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大西洋主义"式的关于俄国与美国及欧洲基本关系的设想被证明只是莫斯科一相情愿的空想[10]。迈科伊特·布莱克认为在科济列夫时期，俄罗斯融入全球化基本上没有什么措施，只是强调自己埋葬了共产主义制度而理应受到奖赏，因此要求进入西方主导的体制中[11]。诺·亚·西蒙尼亚认为，科济列夫时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片面追求与西方的关系，忽视邻国以及在亚洲的利益[12]。此外，格·萨塔罗夫也批评了科济列夫外交政策中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上模糊不清[13]。甚至是叶利钦自己也意识到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问题，他批评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存在着很多即兴之作与不确定性[14]。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在反思俄罗斯过去10年外交时也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与西方的"结盟"关系进行了批评[15]。这样，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后，开始了外交政策新的转向[16]，开始更多地强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而不是与国际共同体的一体化[17]。这样，叶利钦后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与全球化之间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对抗性，表现出一种反全球化的趋势。
　　但也有学者认为，叶利钦后期的外交政策只是走向一种务实的方向并为普京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历史延续性的眼光来看，这种体现出务实精神的战略思考在90年代俄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中保持了下来，并为普京就任后推行"外交革命"、将俄罗斯外交引入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基础[18]。　　

三 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普京上台后，一方面重申坚持自由主义的方向，另一方面则是要建设强大的国家。面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普京否认俄罗斯社会的权威主义，强调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维护宪法的地位[19]，并在国内政策及对外政策方面作出了一些调整，也反映了他的全球化思想。对于全球化，普京认为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俄罗斯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不应封闭起来，不应害怕全球化的挑战。普京还倡导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全球化"，对于对外政策，普京在保证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开展了务实的、全方位的外交。这种全方位的外交在实践上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如有西方学者总结普京执政3年的经历，指出俄罗斯已经在融入欧洲，提升了与美国的关系，重申在独联体中的影响并跳进亚太经济的浪潮[20]。
　　除面对经济全球化所作出的应对措施外，普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调整也有着与前任所不同的特点。在这样一种务实型的全球主义的影响下，2000年6月，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对外政策构想》，新的安全构想明确表示反对单极世界，重申建立多极世界，强调俄罗斯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强调要对俄罗斯联邦外部的总体情况、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及其保障手段进行重新认识，提出俄罗斯外交方针至高无上的优先方向是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这一构想是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西方化政策受挫以及俄国力日益衰落的背景下提出的，普京试图采取灵活务实的全方位外交为俄国内经济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重振俄大国地位，维护国家利益。这一构想既是对叶利钦后期外交政策的延续，又反映了俄在国力衰落的背景下优先注重国内经济发展，强调外交为国内经济服务的目的。
　　对外关系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经济服务、推动俄罗斯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是普京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2000年6月，俄罗斯联邦通过的《对外政策构想》鲜明地体现了普京外交的基本特点。新的外交政策构想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提出了经济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全球化进程对俄罗斯国家产生的消极后果降到最低"[21]。普京认为，"今天我国正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以，我们应当在外交领域学会如何捍卫整个国家、俄罗斯企业和公民的经济利益。我们应当真正地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保障，也可以说为俄罗斯经济提供服务。"同时，普京还将其确定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
　　普京务实型的全球主义在处理俄与大国关系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普京务实型的全球主义一方面坚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坚持不与其他大国发生对抗，而是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利益。普京在总结俄罗斯外交经验时说："我们学会了坚决地但是决不发生对抗地维护自己的利益。"[22]普京务实的全球主义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就是使外交也呈现出全球化，同时也更进一步推进多极化。普京多次主张建立多极化的世界，他在《21世纪头10年》文章中强调：下个10年应当在积极形成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标志下度过，新的国际社会应当是这样一种体系，即以所有国家之间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基础。以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霸权为基础的所谓单极世界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国家不能接受的，它的灭亡是历史注定的[23]。2002年普京在外交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就其涉及的规模来说是全球性的。"……俄罗斯应该在全球范围--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寻找伙伴和盟友。但我们的盟友应该是尊重和承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盟友。"[24]从这一思想出发，普京还提出了外交政策中的"欧洲方向"与"亚洲方向"以及"亚洲共同家园"的思想。其中，"亚洲方向"出现了"新的东方前景"，而且，如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欧洲共同家园"一样，普京也提出了"亚洲共同家园"的概念[25]。
　　总之，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在不断提高对全球化认知程度并参与全球化过程基础上的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对于全球化，俄罗斯还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中，因此，对外政策的形成与制定也不会是一个终止的过程，而是要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对全球化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而相应发生变化。
　　
　　　　　　　　　　　　　　　　　　　　　　　　　　　　　　　　　　　（责任编辑 常 玢）

 

        [1]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720页。
　　[2]同上，第1046~1057页。
　　[3]参见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4]鲍里斯·叶利钦著，曹缦西、张俊翔译：《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50~154页。
　　[5]Boris Yeltsin，"Russia at the Turn of a New Era"，in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ume 45，Number 3，1999，pp．1~3．
　　[6]Michael Mandelbaum（ed．），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1998，p．170．
　　[7]№ 102002
　　[8]David Kerr，"The New Eurasianism：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Europe－Asia Studies，vol．47，no．6（1995），pp．977－988；Lynch，"The Realism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pp．23~24．
　　[9]Bobo Lo，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102．
　　[10]参见Sergei Rogov，Russia and NATO's Enlargement （Alexandria，VA：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1997）；Paul Kubicek，"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es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4，no．14（Winter 1999），pp．554~556．
　　[11]Michael Mandelbaum（ed．），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1998，p．173．
　　[12]诺·亚·西蒙尼亚：《俄罗斯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 （1992~1998），《自由思想--21世纪》杂志2000年第3、4期。
　　[13]格·萨塔罗夫著，高增讯等译，叶军等校：《叶利钦时代》，东方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577~580页。
　　[14]同上，第585页。
　　[15]参见伊·伊万诺夫著，陈凤翔等译：《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6]参见Michael Mandelbaum（ed．），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1998，p．168．
　　[17]Vladimir Baranovsky（ed．），Russia and Europe，The Emerging Security Agend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509．
　　[18]Dmitri Trenin，"FromPragmatismto Strategic Choice：Is Russia's Security Policy Finally Becoming Realistic？"in An-drewC．Kuchins ed．，Russiaafter the Fall，pp．187~204．
　　[19]参见《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20]Bobo Lo，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104．
　　[21]伊·伊万诺夫著，陈凤翔等译：《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页。
　　[22]参见《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251页。
　　[23]俄罗斯《独立报》1999年12月27日。转引自马风书《转型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1期。
　　[24]参见《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732~733页。
　　[25]同上，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