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原苏联的一个行政区迅速转换角色,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苏联模式在俄罗斯完全被摒弃,俄罗斯社会跌宕起伏,经济领域中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国家管理的功能大为削弱,社会经济领域出现巨大的制度真空。在此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聚合,利益集团便应运而生。国家为维护统一,减缓苏联解体冲击波的副作用,采取了与各利益集团划分利益的办法稳定局势。理论上,俄罗斯实施的是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政策,国家对社会经济转轨进程放任程度较高。国家的调 控能力定位到最低限度,国家从经济领域全面撤退。利益集团迅速地填补了国家撤退后留下的利益真空,并贪婪地继续与国家争夺利益。由此可见,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崛起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必然现象。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利益集团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具体表现为宏观探讨俄罗斯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利益集团的论文较多,而对于利益集团的专门深入研究较少。包括利益集团的基本概念、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形成背景、与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相比较而显示的特征、基本分类,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及模式、行为与个案研究成果较少。在这 种学术研究背景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锦冬博士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推出了她的新作《俄罗斯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以下简称《利益集团》)。本书以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为主线,综合运用利益集团理论中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等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将苏联和俄罗斯的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作用途径及其结果置于不同时期的特定政治与经济背景中进行总体的分析和考察,旨在深化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认识。

　　本书是作者多年劳动心血的结晶,不仅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而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严密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

　　(1)该书阐明了利益集团和制度变迁的概念和内涵,它们在转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2)该书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作为一本学术性专著,该书反映了作者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分析能力。其中对于利益集团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很有见地的整理和归纳,对于国内外经济理论界的各种思潮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论,读后令人充满清新感,开阔了视野,受到了启迪。(3)脉络清晰,资料翔实。作者进行了艰巨的垦荒性工作,从浩如烟海的资料和纷繁芜杂的体系中广搜博采,寻踪蹑迹。本书对国内外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诸如麦迪逊、杜鲁门、曼库尔·奥尔森、罗伯特·索 尔兹伯里、诺斯、林毅夫、许新、陆南泉的利益集团理论都进行了研究和评述。虽说学术无禁区,但对某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要突破陈言而创新见,不仅需要进行认真扎实的研究,还要有开拓精神。在这一方面,作者不囿成说,勇于创新,既博观约取于前人,又不落俗套,常另辟蹊径,至人之所罕至,发人之所未发。

　　该书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在于探索俄罗斯利益集团的理论渊源。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对俄罗斯的利益集团和制度变迁进行现象描述,而缺少理论分析。《利益集团》避免了这种研究上的缺憾,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 法对俄罗斯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的和动态的分析,将俄罗斯制度变迁看作是一个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通过对各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作用和角色的分析,对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总体把握。

　　作者首先剖析了利益集团的内涵。她将利益集团界定为:“任何一群在利益上有同盟性质的、以利益一致为基础、受到某种现有制度安排中不存在的预期收入的诱致,通过对政府、议会和总统等的游说,试图借助它们的力量强行推动制度向有利于本集团的方向发生变迁,从而获得预期收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或目标的人所形成的有形组织或潜在的无形组织。从组织上看,他们可能是松散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本书所研究的利益集团是一个向政府机构部门提出要求,以实现本集团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利益集团。由于所拥有的资本不同,利益集团可以划分为非主导的、广泛的、增长型利益集团和主导的、狭隘的、反增长型利益集团两个基本类型。

　　所谓非主导的、广泛的、增长型利益集团不仅关心其政策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时还关心如何与其他主要集团协商共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它倾向于采取有利于社会的集团行动,而且倾向于通过竞争、创新等手段在促进全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前提下,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主导的、狭隘的、反增长型利益集团,则对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总产出的增减毫不关心,只关心其成员收入的增加,通过垄断、寻租、搭便车等各种手段,以损害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为代价,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在全社会经济得以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而是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实现的。

　　作者指出,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分析目的给出了制度的不同定义,本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苏联经济改革和俄罗斯经济转轨,因此引入了适合于分析这些问题的制度定义。本书将诺斯的制度定义的内涵狭义化,仅考察正式制度,即诺斯所说的正式约束,而不包括诺斯所说的非正式约束。但是,本书作者将正式制度扩展为不仅包括一般性的规则、法律和宪法,即诺斯和戴维斯所谓的制度装置和制度安排,还包括基本的规则、法律和宪法,即诺斯和戴维斯所说的制度环境。根据本书的制度定义,作者在论述中将苏联时期的各项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理解为既定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将俄罗斯独立后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新的制度环境,将俄罗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制度规则的确立理解为制度装置。

　　为了更好地阐述本书的观点,作者对经济改革、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这三个相关概念的内涵予以了厘清。

　　经济改革是从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安排向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制度安排的过渡。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基本经济制度并未发生变化,经济改革是在既定经济制度下的新的制度安排对旧的制度安排的替代。经济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在于通过一些改进而非根本性的变化来对现存制度进行完善。与此相反,转轨则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 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而不再是仅仅通过改进运行方式来完善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

　　经济转轨是包括一系列组织形式、经济运行方式、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在内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变。作者紧接着对制度变迁作出了定义。所谓制度变迁,是在利益目标明确的主导型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在旧的制度环境中一项新制度安排对旧制度安排的替代、旧的制度环境向新的制度环境的转换以及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新的制度装置的确立这一整个过程。通过对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内涵的阐述,根据本书的制度变迁定义,它们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变迁,只是经济改革指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装置的变迁,而经济转轨则指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的变迁。这样,在本书中,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都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分析角度上。既然如此,本书完全可以用现存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过程。

　　该书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利益集团和西方的利益集团进行了对比研究。作者指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是造成利益集团地位以及其活动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它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具体表现在其“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上。由于政治文化的不同,在对待利益集团的态度上,苏联从官方到民众也与西方民主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一直以来,苏联官方认为全体苏联人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根本不存在利益上的差别,因此,也就不存在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实际上,利益差别和利益集团无处不在,苏联也不例外,只不过苏联的利益集团往往以潜在的形式存在,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也通过隐蔽的方式进行。

　　处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虽然采纳了西方式的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政治制度是苏联政治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结合后的一种变体,与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利益集团对俄罗斯官方和民众来说也是 一个新生事物,他们对利益集团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俄罗斯利益集团虽然也有宪法授予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权利并未得到保障。这说明目前利益集团在俄罗斯还没有合法地参加政治活动的途径,他们只能通过寻租、垄断等非法活动对政策施加影响。

　　《利益集团》注重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苏联和俄罗斯制度变迁进行综合分析,从研究视角上看属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作者将苏联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分成四个时期进行考察。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本书分析的起点,因为这一时期是造成苏联经济陷入停滞的关键时期,是把握俄罗斯经济转轨原因的关键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各利益集团之间关于选择转轨道路的博弈时期;叶利钦时期是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是相关规则正在形成的时期,各利益集团为了制定有利于本集团的规则而展开博弈;普京时期是市场规则已基本确立,政府权力逐渐加强,利益集团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的时期。通过对毎一时期各利益集团在具体制度变迁实例中的博弈及其作用的分析,解释说明每一时期利益集团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也就是每一时期的经济绩效。

　　本书的结论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主导型狭隘利益集团进行抑制,而且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成为主导型的广泛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能符合社会成员的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