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萨维茨基认为蒙古—鞑靼时期是俄国历史的必然阶段,蒙古时代对俄国的思想文化、国家制度和地缘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萨维茨基　欧亚主义　蒙古时代

　　【作者简介】　粟瑞雪,197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102)

　　蒙古—鞑靼人自1238年征服罗斯,直至1480年,在东欧平原上维持了243年的统治,从而为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发展留下了极其浓重的印迹。欧亚主义作为20世纪初产生于俄国侨民中的政治思潮,试图为世纪之交面临重大转折的俄罗斯寻找一条发展道路。这一历史性的探寻必须追流溯源,从俄罗斯早期历史中寻找答案,蒙古—鞑靼时期是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

　　萨维茨基(П.Н.Савицкий,1895~1968年)是欧亚主义流派的主要思想家和领袖。与其他学者观点不同,萨维茨基并不认为蒙古—鞑靼200余年的统治完全是历史悲剧,他认为俄罗斯人正是从蒙古—鞑靼人那里接受了国家思想和将大陆联合成国家整体的思想。

一　蒙古—鞑靼时期在俄国历史中的定位

　　古代俄罗斯国家的首都基辅位于森林和草原地区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萨维茨基把这个边界称为欧亚大陆地理和历史的脊梁。在他看来,正是以基辅为中心的地区成为欧亚俄罗斯历史生活的轴心。在这条边界上汇聚了很多土壤、植物的自然历史特征以及结构复杂丰富的森林和草原资源;位于这个中心的基辅能够同时使用毗邻地区全部的森林和草原资源。基辅附近还汇集了大型的水陆交通干线。“理解基辅的边界地位(介于森林与草原之间)对于解释它整个千年的历史十分重要”[1]。

　　基辅罗斯控制了联系北欧和拜占庭及东方的重要商路,但在11~12世纪时,这种优势由于各种不良的对外政策消失了。波洛伏齐人占据第聂伯河下游使罗斯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变得困难,而十字军东征为西方开辟了到达东方的新路线。

　　古代俄罗斯国家,因矛盾重重而分裂为独立的公国,基辅罗斯由于内部的分裂和衰落不能对蒙古鞑靼人予以有力的抵抗。“罗斯听命于鞑靼人的那种无助,被不合逻辑地看做是‘命中注定的偶然’;罗斯在鞑靼统治之前,就具有不稳定的成分,有衰退的倾向。类似的历史进程,不仅对于东斯拉夫人,而且对其他一些民族来说都是典型的。

　　首先是繁荣,然后取代国家巩固的是分裂和衰落。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的历史都是这样;在鞑靼人统治之前,罗斯的命运也是这样。”[2]

　　14世纪,莫斯科公国合并俄罗斯土地时,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对手——立陶宛大公国。1362年,立陶宛大公奥尔格尔德(Ольгерд)获胜之后,部分波多利斯克鞑靼人臣服于他,立陶宛出现了军职鞑靼人。他们服兵役,得到了黑海沿岸的土地。14世纪下半叶,适宜的地缘政治局势未能被立陶宛和暗中支持它的波兰所利用;1399年沃尔斯克拉河(Ворскла)战役之后,这种局势实际上就消失了。在萨维茨基看来,14~15世纪立陶宛大公国的条件,对发展俄罗斯文化更加有利:外国的压迫、与欧洲交往的机会以及继承并发展国家权利规范。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尤其鲜明地表现在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Витовт)给波洛茨克(Полоцк)、斯摩棱斯克(Смоленск)和维捷布斯克(Витебск)的法定文书中。这些文书传达并确认了前几个世纪在该土地上形成的井然有序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形式;当地还以会议的形式保留了维切(Вече),作为地方管理局事物中的最高机构;同时保障“个体不可侵犯”、自由迁徙等。而在当时政治条件严峻的莫斯科罗斯,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情况。

　　萨维茨基也看到,当时俄罗斯文化的逐渐衰弱取代了繁荣。“俄罗斯性与天主教不相容,天主教同样与实现欧亚大陆世界范围内的联合角色不能并存。”[3]对于萨维茨基来说,莫斯科能够联合欧亚大陆,而立陶宛和波兰却不能联合欧亚大陆,这种情况确定了两个历史世界的边界——欧洲和欧亚大陆。

　　14世纪末,帖木儿(Тимур)的蒙古土耳其国家在中东出现,金帐汗国的国家传统开始复兴。

　　一位受他庇护的人——脱脱迷失(Тохтамыш)重新征服了莫斯科,而另一位帖木儿—库特路易(Темир-Кутлуй)和叶基盖依(Едигей)一起在沃尔斯克拉河消灭了维托夫特,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莫斯科对抗立陶宛。罗斯被吸收到帖木儿国家的周边具有很大的意义。“这种吸收,结合另外的历史事实,证明罗斯(东斯拉夫人)属于那个叫做欧亚大陆的历史世界”[4]。

二　蒙古—鞑靼统治对俄国思想文化和国家制度的影响

　　罗斯皈依基督教的意义不是独立的,该意义的多重性在与其他时代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被揭示出来。萨维茨基指出,虽然在金帐汗国的拔都入侵前,罗斯早已是东正教国家,但正是在蒙古统治的艰难时期,罗斯的精神生活才繁荣起来,东正教才深入到罗斯人民的全部生活中。此外,通过东正教,罗斯从蒙古人那里接受了国家强盛和联合整个欧亚大陆的思想。因此,蒙古时代对俄国的思想文化和国家制度建设有保护和促进作用。

　　东斯拉夫人对东方文化的认识比13世纪的蒙古人统治时期要早得多。还在古俄罗斯国家时代,东斯拉夫人就与草原民族广泛地交往,了解了后者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战争、贸易和其他联系对东斯拉夫人与草原民族来说都是典型的交往方式。但只是到蒙古—鞑靼时期,罗斯与东方的交往才得到巨大发展。在萨维茨基看来,“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5]。

　　萨维茨基进一步指出,俄国史学忽视蒙古“鞑靼枷锁”时代的意义,仿佛不存在鞑靼枷锁。“这种解释历史的方法是明显错误的。在整个俄国历史之外描述梁赞省的历史不是很荒谬吗?同样十分荒谬的是,描述鞑靼枷锁时期的俄国历史时,忘记了它同时是大国的一部分。”萨维茨基认为,基辅罗斯注定遭受军事失败,被套上异国的枷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幸运的”。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在宗教问题上坚持信仰自由的原则。

　　东正教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统一的基石,其居民大多都已皈依东正教,说明了人民宗教感情的增长。

　　“鞑靼枷锁”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组织的形成,是对俄罗斯精神特点的考验。俄罗斯精神的中心是俄罗斯的虔诚(笃信宗教),这种虔诚正是在鞑靼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鞑靼统治时期的罗斯——神秘主义深入人心,俄罗斯宗教绘画的全部繁荣都发生在“鞑靼枷锁”时期。“鞑靼人拥有中性的文化环境,接受‘一切上帝’和‘任何崇拜’,他们没有破坏俄罗斯民族创作的纯净。如果罗斯碰上感染了伊朗式狂热的土耳其人,它遭受的考验将更严峻,命运会更悲惨。如果是西方占领了它,将掏空它的灵魂,折磨至死。”[6]萨维茨基同意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的观点,罗斯因蒙古的占领而被卷入欧亚主义事件总的进程。尽管蒙古人造成了破坏,但蒙古帝国存在的初期仍然带来了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繁荣。蒙古人广泛发展商贸,与西亚和东亚的文化交往空前紧密。

　　在金帐汗国时期,罗斯进入蒙古国家的体系。“术赤兀鲁思的主要领土构成了现代俄罗斯国家领土的大部分。金帐汗国的政权同时包括顿河、伏尔加河流域,基辅、斯摩棱斯克、诺夫戈罗德、乌斯丘克,咸海沿岸和托博尔斯克及托木斯克省的草原。”[7]在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空间延伸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萨维茨基认为,依照军事行动地点共同的分布和军队行进的方向,两国在一些战役和征伐的地缘政治方向上有相似之处。

　　罗斯成为金帐汗国的组成部分,强烈地影响了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发展,这在军事组织方面表现尤其明显。萨维茨基指出,有一种制度,其中所有社会阶级都“与军职有关”,都承担着赋税,没有真正的私人土地所有制,每个社会团体的意义取决于它对国家的态度,——这种制度深深地植根于游牧国家的历史生活方式中。它被莫斯科罗斯所接受并赋予后者强大的政治力量。军职鞑靼人对于组织军队起过很大的作用,“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部分时期,莫斯科公国的扩张是俄国与鞑靼独特的军事合作成果;在这个意义上,鞑靼人毫无疑问是俄罗斯国家的共同缔造者。”[8]

　　13世纪中期以前,罗斯的历史都是欧亚大陆西部边疆的历史。因蒙古的占领,罗斯被列入包括亚洲和欧洲广大空间的国家体系,加入到全欧亚主义事件的进程中。萨维茨基认为,在俄国的新土地发现者中和后几个世纪开发及占领的空间中,都表现了“蒙古人的大陆感”。蒙古人把分散的草原组织起来,最终决定了俄国向东方的扩张,这一运动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因此蒙古人对莫斯科罗斯国家政权的演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萨维茨基认为,蒙古人不仅帮助削弱了分散的俄罗斯公国和贵族的主要力量——大贵族,从而促进了莫斯科大公政权的加强,而且教会了俄罗斯人建设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萨维茨基看来,不是瓦良格人,也不是基辅罗斯,而是蒙古人把罗斯的等级和纪律因素列入统治与臣服的关系中,蒙古人才是俄罗斯国家真正的先驱。

三　蒙古—鞑靼统治对俄国地缘政治的影响

　　蒙古人的政权衰落之后,罗斯处于金帐汗国的国家继承者体系中。16世纪中期,俄国开始追求欧亚大陆土地合并者的角色。16~17世纪,俄国兼并了东方的大片领土,接近了太平洋。18~19世纪,波罗的海、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高加索、中亚和远东的一些土地归属俄国。但萨维茨基指出,俄国来到大洋空间,并在此设防固守的尝试未获成功。由于各种经济、政治原因,俄国被迫撤离大洋。这也证明俄国的习惯环境是大陆世界。由于蒙古统治的历史影响,俄罗斯开始以欧亚大陆空间为中心发展地缘政治。

　　“发展空间(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因素对萨维茨基从地理观点来研究俄国历史起了决定性作用。萨维茨基将自然、社会、精神和政治现象综合为统一的整体,为了说明社会主体和自然地理环境的统一,他提出了“发展空间”的概念。“活的人或动物日常生活的、与周围环境和自身之间相互适应的广大空间即发展空间”[9]。在萨维茨基看来,很多自然现象相互都有合理的联系,社会历史环境与之融合成一个“地理个体”或“地理景观”。社会历史环境与占据它的空间联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发展空间”。萨维茨基认为,“斯拉夫人属于两个地理和文化历史世界:欧洲和欧亚大陆”[10]。这是因为东斯拉夫人从自己最初的居住地优先向东北和东方迁徙。这一共同的运动方向具有两个主要的后果:(1)东斯拉夫人占据了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完全不同的发展空间;(2)他们与祖先是芬兰—乌戈尔、土耳其、蒙古和满洲人的民族以及古亚细亚各族交往,而其他斯拉夫人和这些民族交往较少或者完全不接触。这不能不在东斯拉夫人共同的文化面貌上、东斯拉夫的民族学以及人类学上留下痕迹。

　　东斯拉夫人的政治联合是在9~10世纪由诺曼人组织的,“基辅罗斯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西边是在整个欧亚大陆联合趋势暂时薄弱的时代”[11]。

　　古代罗斯占据了某个地缘政治的小环境——控制了东欧相当大的空间。瓦良格—俄罗斯国家在商路上逐渐形成。因为正是在这个时代开辟了“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12],还有连接波罗的海与中东(波斯和阿拉伯)的伏尔加之路,这些道路当时都按照指定的干线,从北欧到拜占庭和穆斯林的东方。“16~20世纪的俄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徐亚、匈奴和蒙古国的继承”[13]。对于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起过作用的民族,共同的事物正是“发展空间”。因此,可以把金帐汗国与其继承者——俄国进行地缘政治的类比:如领土的一致性、领土周边的军事活动带以及蒙古人在13世纪和俄国在18~19世纪的某些重大的军事行动等。“13~14世纪一些金帐汗国的汗王和万人指挥官,作为欧亚大陆的命运指挥者,应当可以与18~19世纪的俄国沙皇、女皇和统帅作对比。”[14]

　　如上所述,可以把罗斯—俄国与蒙古鞑靼国历史的关系简化为下面几点:(1)两个世纪里大部分俄罗斯部族受金帐汗国的统治;(2)俄国本身就是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之一,优先属于金帐汗国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体系;(3)临近19世纪,俄国模仿并恢复(在地缘政治方面)了13~14世纪的金帐汗国(那时伟大的蒙古强国的一部分)。属于金帐汗国的地缘政治体系并与之相关联的特点鲜明地贯穿在俄国历史的最近几百年。俄国表现为欧亚大陆空间里一种新的、有组织的联合力量。“在这方面,金帐汗国在俄国历史上的意义不逊于查理曼帝国在欧洲历史上的意义”[15]。

　　萨维茨基认为,金帐汗国统治时期,在对每个俄罗斯人而言都很神圣的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开始形成历史环境的发展空间,结合了拜占庭的精神文化影响和蒙古的军事国家影响。

　　“这是13~15世纪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历史环境,以大公们和大主教们的名字标记,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从都主教基里尔(Кирилл)到都主教约纳(Иона)。”[16]在这里,来自拜占庭的文化因素虽依然强大,但已开始被迫地、然后自愿地、继而有益地接受了鞑靼人的文化。“由此展开了结合拜占庭遗产和蒙古遗产的纽带。这里最鲜明地表现出‘俄罗斯性’。”[17]萨维茨基曾经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莫斯科罗斯时期有几乎100年的时间(1452~1533)仿佛被‘取消’了波浪式的历史运动。莫斯科罗斯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高涨——在80、9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绕弯’。这样的秩序创造了莫斯科公国出现的前提,稍后即诞生了公国本身——俄国和世界历史上这一最重大的现象。”[18]这时候罗斯的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并开始深入西伯利亚。

　　附属莫斯科的卡西莫夫王国的出现和军职鞑靼人的大量增加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俄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卡西莫夫王国在很多方面促进了欧亚大陆的内部联合者从蒙古鞑靼统治者到莫斯科沙皇转变的趋势。”[19]15世纪中期和下半叶,金帐汗国衰亡的过程已具不可逆性。萨维茨基认为,俄国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最珍贵的地缘政治遗产:巩固森林和草原地区政治联合的思想和组织这种联合的技能。但是,这份遗产未能马上实现。莫 斯科只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之一,在后者的构成中还分出了几个国家,如在合并俄国土地事务中的立陶宛大公国等,它们能成为莫斯科合并欧亚大陆土地的对手。

　　距离罗斯最近的喀山汗国是依靠久远的国家传统而产生的;在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周围地区曾经存在过、现在仍存在一种特殊的文化,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地被染上伊斯兰的色彩。这种文化被称为“伏尔加河中游文化”。和东正教俄罗斯文化一样,伏尔加河中游文化也是金帐汗国地缘政治圈中的重要现象。萨维茨基认为,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出现了西伯利亚汗国,它的统治 者们曾试图争夺莫斯科在喀山的影响,这证明“乌拉尔山脉这时也不是重要的地缘政治界限,正如它不再是重要的地理边界一样”[20]。

　　在所有穆斯林汗国的继承者中,金帐汗国最鲜明的国家传统在克里木得到复兴,波兰—立陶宛公国被克里木鞑靼人从黑海岸边抛开了,南方几乎所有长满针茅和艾蒿的草原都受克里木鞑靼人的控制。在萨维茨基看来,克里木汗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金帐汗国领土的西南边界;它存在的时间相当长,直到18世纪下半叶,波兰—立陶宛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的边境及中央地区仍因受其经常侵袭而顺从于它。但萨维茨基也指出,不能按照莫斯科和克里木的关系来判断罗斯和金帐汗 国的关系。在他看来,金帐汗国的汗王们的政权是正规的权力,遵循十分广泛的宗教和政治原则,不能把它等同于并确定为后来鞑靼人侵袭的野蛮掠夺。不过,金帐汗国的传统在克里木汗国也显示出来:因为“克里木汗国”以从金帐汗国迁来的人口为基础构成,人们仍保留着这方面的记忆,保持着游牧国家的民族传统(包括氏族制度)。萨维茨基强调,克里木汗国是莫斯科公国在合并前金帐汗国土地时最强大的对手。

　　因此,莫斯科公国存在于金帐汗国继承者的体系中。萨维茨基指出了莫斯科公国地缘政治布局的特征:它位于以基辅—涅瓦河口一线及下诺夫戈罗德和喀山上游为基础的混交林三角地带的中心。这个从莫斯科公国向西扩展的区域,接近于欧洲的地理条件。在莫斯科公国的地理位置上明显表现出河间地带的特征,它位于乌拉尔西部俄国典型植物分布的地理枢纽中。莫斯科公国的危险主要来自西方和东南,它遭受危险时的依靠是东北。萨维茨基尤其指出,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俄国历史中:伊凡三世对喀山汗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与克里木汗国的结盟关系。这表明,金帐汗国的遗产在莫斯科大公的政权下将毫不费力地转移过来。

　　从1470~1570年的100年间,莫斯科公国的领土增加了不下8倍。1478年,莫斯科公国兼并了大诺夫戈罗德的领地,获得了波罗的海和北冰洋的出海口。15世纪末,它开始向西方挺进,立陶宛的领土逐渐转入莫斯科公国的控制之下。16世纪初,俄国与克里木的关系破裂,俄国政府被迫巩固南部边界,沿边界线建造设防的城市。萨维茨基指出,对于16~17世纪的俄国而言,典型的特征是在森林草原的范围内建造防线。往南一些,主要在大的水路交通干线上——伏尔加河、顿河、沃斯卡拉河上——设置据点城市。

　　莫斯科公国在16世纪中期占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后,获得了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因为它获得了通往里海的出口。在萨维茨基看来,占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意味着莫斯科公国不再是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之一(如克里木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而是成为金帐汗国分裂的兀鲁斯的集中者;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兼并西伯利亚。15世纪末,伊凡三世在位时,强大的新编军队开始深入乌拉尔以东。从1580年开始,每隔10年,莫斯科公国在外乌拉尔就会开发不少于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6世纪末,莫斯科公国终于彻底征服了古楚汗(Кучум)统治下的西伯利亚汗国。甚至在混乱时期,莫斯科公国仍继续向西伯利亚扩张。1580~1660年间,莫斯科公国在外乌拉尔获得的总面积超过了1 000万平方公里。1660年年初,由于一系列军事失败,俄罗斯停止了向东方的行进,而在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甚至让出了部分领土。

　　莫斯科公国在西方的扩张成绩变化不定,边界时而向前推进,时而重新退向东方。在立窝尼亚战争的前期,俄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取得了巨大成绩,但16世纪70年代末的军事行动又使之一笔勾销。由于混乱时期发生的事件,俄国丧失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获得的一些西部区域。17世纪初,乌克兰爆发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655年,莫斯科沙皇开始被叫做“整个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沙皇,这是“俄罗斯”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时刻(以区别于更早的名称“罗斯”)。根据1667年与波兰的停战协定,莫斯科公国获得了具有很大意义的领土。

　　17世纪60、70年代,莫斯科公国在东、西方持续扩张(交替着也有撤退)的过程暂时停止了。“从1570~1679年的100年间,莫斯科公国将自己的疆域从约350万平方公里拓宽到1 400多万。在这一时期莫斯科公国从大俄罗斯国家变成了俄罗斯国家,体现了这个名称更广泛的意义”[21]。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几乎有两个世纪的时间,俄国的边界一直向西推进,俄罗斯帝国继续在西部扩张。由于同瑞典的战争和瓜分波兰,总面积不少于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

　　1815~1915年,俄国在西部的扩张最大。18世纪,北美的部分土地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但那里的俄国居民不多,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1812年,俄国加固了加利福尼亚沿岸。1815~1817年,俄国想在夏威夷群岛建立殖民地,未能成功。萨维茨基指出,俄国唯一到达大洋沿岸的地方是堪察加。1841年,俄国把加利福尼亚的防御公事卖给了私人。1855年,因克里木战争,俄国的海军基地从彼得堡的要塞迁到了阿穆尔河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也就是内陆水域。1867年,俄国在北美的领地卖给了美国。1875年,俄国把千岛群岛割让给日本,作为南萨哈林的交换,后者由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归属日本。这些事件标志着俄国离开了大洋空间。

　　在地缘政治的规模上,18~19世纪俄国向南部的扩张比17世纪向东方的运动要慢得多,但获得了经济方面更珍贵的土地。1878~1918年,俄国向西南方向扩张达到极致;19世纪下半叶,它用不断的流血战争征服了高加索。在中亚,俄国开发新土地的速度较慢;19世纪40年代,它在沙漠范围内开始设置防线;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占领了突厥斯坦,为俄国国民经济获得了广阔的亚热带作物(棉花)区。于是,“19世纪末,欧亚俄罗斯完成了地缘政治的统一”[22]。

　　萨维茨基指出,19世纪欧亚大陆联合之后,其空间内的防线就消失了。这些防线的历史在很多方面与欧亚大陆领土上的国家形成过程是合拍的。10世纪时,筑造防线是为了保护罗斯的南部边境免遭草原居民的侵袭。被蒙古人摧毁的欧亚大陆空间的防线,在16世纪重新出现,而在19世纪再次消失。因此,欧亚大陆内部防线存在的时代和它们消失的时代交替,这和西部边界的状态形成对比,西部的防线几乎一直存在。在西部边界和长城之间的部位,设防与不设防相互交替:(1)在弗拉基米尔一世之前未设防线;(2)从10世纪末到13世纪有了抵抗草原侵袭的防线;(3)从13世纪到15世纪初这些防线消失了(蒙古统治时期);(4)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是继续设置防线的新时代;(5)19世纪末防线再次消失。萨维茨基认为,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防线,应当被确定为欧亚大陆内部的防线,因为分离与联合(防线消失)的过程在这里时常交替。

　　萨维茨基对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和早期俄罗斯的认识反映了他独特的欧亚主义的文化视野和地缘政治(政治地理)的政治视野。他认为蒙古—鞑靼时期是俄国历史的必然阶段,蒙古时代对俄国的思想文化、国家制度、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萨维茨基提出了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创立了俄国地缘政治学派。萨维茨基的基本观点是:欧亚俄罗斯是与“欧洲”和亚洲鼎立的特殊地理世界。盛行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的“新欧亚主义”,则继承了以萨维茨基为代表的古典欧亚主义传统,成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思潮。新欧亚主义关注的是全球地缘政治问题,在主要价值取向上与其相符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派为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创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П.Н.Савицкий,ОсновыгеополитикиРоссии//Русскийузелевразийства.изд.Беловодье.1997г.с.410.
[2]П.Н.Савицкий,Степьиоседлость//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М.:Аграф,1997.с.333.
[3]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309.
[4]Тамже.
[5]П.Н.Савицкий,Степьиоседлость//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332.
[6]П.Н.Савицкий,Степьиоседлость//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и,с.333~334.
[7]П.Н.Савицкий,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заметкипо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304~305.
[8]П.Н.Савицкий,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ийузелевразийства,с.398.
[9]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283.
[10]П.Н.Савицкий,РусскиесрединародовЕвразии//Русскийузелевразийства,с.405.
[11]П.Н.Савицкий,Евразийскаяконцепция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125.
[12]即从波罗的海,经过伊尔门湖水域,沿第聂伯河到黑海和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传统商路。
[13]П.Н.Савицкий,Евразийскяконцепция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125.
[14]П.Н.Савицкий,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заметкипо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306.
[15]Тамже,с.331.
[16]Тамже,с.307.
[17]П.Н.Савицкий,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заметкипо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308.
[18]ПисьмаП.Н.Савицкого,Л.Н.Гумилёву//Л.Н.Гумилёв,РитмыЕвразии:эпохиицивилизации,М., 1993.
с.220.
[19]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307.
[20]Тамже,с.311.
[21]转引自В.Ю.Быстрюков,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научная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ПетраНиколаевичаСавицкогов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1920-1938гг.),канд.дисс.Самара, 2003.с.163.
[22]П.Н.Савицкий,КонтинентЕвразия,с.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