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人们都以为译介俄罗斯文化和引进俄罗斯社会发展经验,就是盗窃蕴藏在俄罗斯的火种来照亮中国人脚下的路,可是,岁月飞逝,光阴流转,人们在蓦然回首之际,却发现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想象犹如镜花水月,黄粱一梦,醒来后将要直面的似乎是十分荒芜的现实。伴随着那个“理想”与“想象”的俄罗斯渐行渐远,自然而然,我们会怀疑文学史或政治理论单方面所塑造的俄罗斯,而渴望知道何以有那么多动荡却能坦然前行的本真俄罗斯。

　　问题是,现代学科制度对人和社会问题进行非常专业化的研究,已经让一般读者的这个愿望难以实现。而要想重塑一个俄罗斯形象,单靠某一门学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林精华教授却在这种“宏大叙事”的“诱惑”下,决定冒一次险,经3年之酝酿,推出了《想象俄罗斯》[1],试图还原“理想”与“现实”并存的俄罗斯。可以说,面对宏大命题,这种诗意的书名,我首先想知道他是怎样设定这个论题的。

　　作者把所要建构的整体俄罗斯形象落实到俄罗斯民族性问题上,我以为把到了它的“脉象”。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性、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等问题,在西欧和南欧、北欧地区整体上趋于解决的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战在欧洲战场上不是一场混战,而是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冷战结束后,中东、独联体地区的民族性和民族国家重建等问题几乎没有消停过,而欧盟却迅速发展为具有统一货币并朝向建立统一宪法的实体。在这种对比中,俄罗斯民族性、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等问题则更为严重——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后苏联时代它变得更为复杂。因而,俄罗斯民族性研究近10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点。《想象俄罗斯》把俄罗斯学者和国际斯拉夫学众说纷纭、百思不得其解的“不可衡量而只能信仰”的“俄罗斯之谜”,化解成自己所理解的“只可想象不可分析”论题,并归结在“民族性问题”之下,既不违背公共知识背景,又能唤起人们切近俄罗斯的愿望。更有意味的是,作者使用“想象”来限定所要讨论的俄罗斯问题,立论看似突兀却很有渊源:它直接源于当代著名的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本尼迪科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起源和扩展之沉思》(1983),能在公共理论与专门问题之间找到如此对接口,这是需要理论思辨力和历史理解力的。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清理出俄罗斯复杂性的基本构成,自然而然地走出自己的俄罗斯文学专业,试图打破人文学科界限,从不同层面来重建俄国人是如何想象和建构俄罗斯文明的,并且从人类多元文明的历史发生学和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切入,对俄罗斯文化的起源和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这就是,从地域文化和种族起源看,斯拉夫民族性是确定俄罗斯文明的初始形态和身份标志,它所培育的一套观念便构成了俄罗斯文明的一大基础——强调个人对共同体依附的集体主义、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在社会结构上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在观念表述上非理性化等;对拜占庭文化和东正教的接受则是俄罗斯文明的第一次重构,这是“拓宽俄罗斯文明疆域的最重要的精神性事件”,既沟通了俄罗斯与西方文明,使其能直接进入欧洲基督教文明世界,传承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因,又因为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差别,使得俄罗斯与西欧未能在精神上相融合,特别是“莫斯科——第三罗马”理念促使俄罗斯负载拯救全球意识,培养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弥赛亚理想,从而影响了整个现代化进程;鞑靼蒙古征服古罗斯,使俄罗斯文明疆域又一次被改写,蒙古征服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改变和影响了俄国社会的内部结构、秩序,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和观念,塑造出了农奴庄园制度,但同时也使俄罗斯大大扩展了国土疆域,成为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化国家,这是俄罗斯形成东西方文明错综交叉的文化类型的关键性历史转折;彼得大帝改革使俄罗斯文明得到最大的内涵性扩展,它开启了俄罗斯面向欧洲、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而这是一种有别于欧美的内源性现代化的“外源性现代化”,即历次改革都是在中央集权主义结构之中,通过国家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推行的,虽然使社会经济和国力得到了进步和提高,但居民却付出了沉重代价,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使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发生了隔膜,由此引发了俄国知识界持续三个世纪以来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明与俄国传统文化,如何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相互不理解的鸿沟,如何看待俄罗斯的进步等问题的激烈争论。

　　在清晰的梳理和论证之后,一个印象中支离破碎的俄罗斯逐渐明朗起来。这让人领悟到俄罗斯何以那么动荡,就是上述因素在那里“作祟”,除了斯拉夫民族性之外,基本上是在不同时段强制加进去的,以至于俄罗斯社会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而使其文明在结构上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千余年来一直没有化合成有机整体,迄今为止还处在对这些因素的不断重组之中。或者说,这些因素的融合和冲突,构成了俄罗斯基本的民族性,成为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型的动因和张力,以至于“造成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发展一直缺乏稳定性、可持续性和有序性,而且动荡幅度之大令人惊诧”。

　　该作的意义远不限于此。要知道,对严肃的学者而言,进入任何领域的书写都会面临极大的焦虑:他的理论建构和历史言说是否有实在价值和意义?而进一步阅读《想象俄罗斯》令我有新的发现。在对俄罗斯民族性进行纵向的历史性梳理后,作者对俄罗斯问题的考虑更多的还是落实到人文学科层面上。他从人文学科的不同层面来剖析俄罗斯民族性中4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表现,而且看似是对不同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却与导言所重建的俄罗斯形象不同方面有着隐性的参差对应关系。在“俄国文学创造与文学接受中的民族共同体形象”中,我们发现经由作者的描述,“俄国文学创作和接受是理解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探讨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方式”,而且作者巧妙地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接受等通常分离的问题有机一体化起来,从而使原本很普通的论题“普希金如何成为俄国民族诗人”,成了超出文学范围的大命题:“普希金之所以能成为俄罗斯民族诗人,本质上就在于他的创作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作为东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理想追求、价值取向等”;同样,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的形象和意义在俄罗斯历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公众心目中所发生的演化,在民族性理论的框架下得到了重新梳理,无论在19世纪、白银时代,还是苏联解体前后,普希金的形象和意义始终处于争论的中心,得到不同角度的阐释,并愈来愈成为俄罗斯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共同民族诉求的一致载体,即在每一次俄罗斯文化面临转型困境之际,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的魅力就成了俄罗斯重建民族国家、凝聚和振兴民族精神、抵御西化的精神支柱之一。这样的论断让人耳目一新,想来却是合情合理,相当深刻。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分析俄罗斯人如何想象自我,不只是要描述经典文学在俄罗斯的特殊意义。随着作者叙述的深入,我发现:伴随这种持续提升文学艺术意义之过程的是,俄罗斯人文学科研究并不图谋与世界主流学术发展接轨,而是试图确立俄罗斯理念及其表达范式的合法性和普适性,希冀以此改变国际主流学界关于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格局并修正其规范;同样,对西方文化,并未随着现代化过程而完全认同,因俄罗斯社会主体基本上是把现代化命名为西化,对西方的复杂情感存有官方和民间的对立,如官方先后接纳法国启蒙主义建国理念和英国经济模式、北欧军事制度等,而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则极力接受德国文化以抵抗国家的西化趋势,在知识界看来,无论是歌德之类德国古典文化,还是尼采之类的现代理论,对俄罗斯的意义是“同等”的,即共同坚定了俄国人反对西方及其主流文化的信心、为俄罗斯反对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在许多民族中,书信、回忆录、传记或者散文、随笔等大多是一种普通文体,而在俄罗斯它们却变成了本真表达民族性问题之思考的话语策略,或者是扩展知识界关于民族性问题理解的公众性行为,因为俄罗斯问题多得无所不在、复杂玄妙得仅仅靠学理性讨论是不够的,从而使得私人性话语也演变为讨论公共话题的一种形式。就是这样没有学科限制,围绕民族性问题展开学理性描述,在不经意间,一个异常丰富的、充满美感和质感的、多元的俄罗斯渐渐浮出水面,向我们呈现出非同寻常的魅力。

　　在阅读作者重建俄国人想象自我的过程中,我揣度作者如何能以如此诗意的方式来谈论如此棘手的问题。原来作者曾花过很多精力来研究白银时代小说诗学,这可能潜在地赋予他一种比较诗性的东西,让他对构建貌似真实的体系产生排斥和叛逆——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本书显然不是那种追求体系化之作,没有预制纲领或没有事先设计提纲”,而是“想方设法在不同类型和主题文章之间建立联系,使之成为看似体系化之作”。认真阅读会发现,这部专著事实上是有其潜在体系的,导论中对于俄罗斯民族性的理解有如纲举目张,后面的论述是从具体方面来表达这种理解的,散文化地表达俄国人对俄罗斯的想象,进而,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所谓的“想象”,是一种建立在小心求证基础上的“想象”,而非理想的一相情愿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想象俄罗斯》原来是要重建俄国人如何想象自我,而不是自己去想象俄罗斯,因而,整个论述是“反想象”的,是对“想象俄罗斯”问题的再认识,有其相当严密的逻辑推理性。当然,作者通过俄语、英语和汉语3种文献去识别俄罗斯民族性问题,会有某些误读之处,也是白璧微瑕。

　　读完这部跨学科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著,我先前对于“想象”所产生的紧张和疑惑都消失了,而感到十分放松。

　　当然,他的这种“想象”还不够丰满,我希望看到一个更丰富、更有韵味的俄罗斯。比如,中国人如何阅读俄罗斯、西方人怎样建构俄罗斯形象等。我以为,以他如此开阔的视野来讨论这些问题,肯定会给读者以丰厚的知识和新奇的思想。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